户县文史资料（17）-杨明轩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
杨 琦
杨明轩是现代陕西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者、卓越的教育家和民主活动家，西北教育界和爱国民主运动中最有威信、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不仅是“五四”运动的闯将，也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不仅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也为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毛泽东同志曾赞誉他是“西北地区共产主义新思潮启蒙运动最先进、最英勇的战士和旗手”，是“陕西青年的伟大导师”。
1967年8月22日，杨明轩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
杨明轩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同教育结下不解之缘的一生，也是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和教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一生。
走教育救国之路
杨明轩(1891—1967)，原名杨荃骏，出生于户县草堂镇黄堆村一个农民家庭。
1897年，杨明轩入私塾，九年以后辍学，后又到户县高等小学就读两年。这时的中国，政府腐败，维新变法呼声日高，外国列强相继侵入。面对这种现实，杨明轩对清廷的软弱无能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接受了刘古愚的维新变法思想，“遂生振污世起衰弱之志”。1909年，他考入西安府中学堂，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并对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积极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即剪去辫子，臂缠白布，以示响应，并参加持枪的学生队，在西安街头巡逻放哨，维持秩序。
辛亥革命失败后，杨明轩深感彷徨，日本的明治维新吸引了他，为了寻求救国之道，1913年，他到日本留学，然而，他在日本看到的却是日本军阀对中国的歧视和企图侵华的狼子野心。杨明轩无比愤怒，觉得在这样的地方留学，是奇耻大辱。时值欧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乘机侵占我国青岛。为了表示对这一侵略行径的抗议，1914年夏，他联络同学数人愤然回国，投入反对日本侵华的爱国运动。
1915年，杨明轩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在此4年问，他深受《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的影响，接受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并付诸行动，同匡互生等，组织成立了“同言社”、“工学会”，出版《工学》期刊。主张改造社会，打破劳心与劳力的界限，提倡学生学会做工。创办了平民学校，吸收校内工友和附近居民学习，宣传教育和科学救国的思想。
1919年，北京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杨明轩奋不顾身地投入到这场斗争之中，成为英勇的闯将。他书写遗书，表示愿以鲜血和生命“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亲自参加了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斗争。在第一次被捕获释之后，他并没有被北洋军阀的暴力所吓倒，继续投入斗争，带领演讲团，向群众宣传。他声泪俱下，慷慨陈词：“亡国迫近，灭种眉睫，国难当前，我亿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贪官污吏当道，卖国贼丧权求荣。我们的国，将不成国；我们的家，将不成家。同胞们，起来!用我们的行动收复青岛。”由于这样，他又一次被捕。再次获释后，他一如继往，又参加了斗争。
1919年7月，杨明轩从北京高师毕业回到陕西，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先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兼附小主任。他讲课，深入浅出，十分风趣，学生们都喜欢听他的课。此间，在校长的支持下，他联合一批青年教师，推行白话文，传播新思想。结果被守旧派、省教育厅厅长郭希仁视为异端，加之他以前公开反对过陕西督军陈树藩，数事并发，被迫离职。此后，他到渭北中学，任教务主任，继续传播新思想，力聘进步教师，推行学以致用的学习方法。他工作很认真，不仅要求教师常互相听课，而且自己坚持听教师的课，对授课方法和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他认为，教师教好书，必须懂得三理，即伦理——进化论；论理——逻辑学；心理——教育心理学。主张学习理化，要多作实验，以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学习文史，要多写文章，多开演讲会，以提高学生表达能力。
1921年，陈树藩垮台，杨明轩回到西安，先在省立二中任教育主任，后到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校长。他继续坚持聘请进步人士作教员的做法，积极改革教学内容，亲自主讲“社会进化论”、“三民主义”等课程，传播进步思想，培养革命青年，学校面貌为之一新，呈现出勃勃生机。在这段时间内，陕西督军兼省长刘镇华，为扩充自己的势力，多次克扣挪用教育经费。杨明轩极为愤慨，他挺身而出，以一师为据点，联合教育界人士，罢课罢教，进行斗争，迫使当局答应不再扣留教育经费。为此，他被反动势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在一师期间，为防止考试作弊，检验学生真实的学习水平，杨明轩规定学生考试一律一生一桌。一些学生对此不理解，有不满情绪。这时，被反动势力操纵的省教育厅，一反常态，乘机煽动学生罢课闹事，并借口杨明轩不能解决“学潮”问题，声言要派军队进驻一师，维持秩序。面对这种情况，杨明轩坚决予以回击，明确表示：“我宁愿不当校长，也不能让军队进学校!”遂于1923年夏毅然辞职离校。
离开陕西教育界后，杨明轩前往上海，任上海大学讲师兼附中部主任。当时的上海大学，作为我党最早创办的干部学校之一，主要为革命培养文艺战线和理论战线上的干部。在这里，杨明轩受到当时在该校负主要职责和任教的共产党员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蔡和森等人的影响，并通过他们阅读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思想上发生了重大转折，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站在民主革命最前列
1924年7月，应李子洲之邀，杨明轩从上海返陕，在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时李子洲任校长。由于教学内容新，教学方法新，学校面貌也焕然一新。后来李子洲社会活动逐渐增多，教学工作主要由杨明轩负责。一开始，教师力量较弱，除日常管理工作外，他还兼任数学、理化、心理学、教育学等课程。随着教师的增加，他虽不再兼课，但不论哪个教师因事缺课，他都代为讲授。每日早操也必到场，如教师缺席，他即登上平台，领着做操，学生称他是教育全才，杨明轩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非常爱护。平时对学业要求很严，每天晚自习，他都要检查低年级的学习情况，考试时逐级巡视考场。对家境贫寒的学生，他和李子洲等人，用省下来的钱予以接济和资助。每晚熄灯后，他都要检查学生的宿舍。
在绥德四师的两年多时间里，杨明轩深受李子洲、王懋廷等共产党员的影响，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他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后来，他在自传中写道：“1926年我已三十五岁，在绥德四师由绥德地方党的负责人王懋廷、李子洲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一生中最光荣、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从此，杨明轩在党的领导下，在各项社会活动中，尤其是在教育改革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27年1月，杨明轩在西安出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国民党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和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教育厅厅长。在主政陕西教育这段时间里，他以革命的政治家、教育家的胆略和勇气，对陕西的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训令全省执行教育厅拟定的《整顿陕西教育大纲》和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教育决议案》，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贯彻新的教育宗旨。如实行教育革命化、收回教育权、整顿中小学教育、办私立学校、提倡群众捐资兴学、推行平民义务教育等。这些措施，是杨明轩多年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涉及到教育的各个方面。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全面贯彻实行，但却对现实和历史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不仅在西北教育史上是一个创举，而且在现代中国教育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此时杨明轩共产党员的政治面貌虽未暴露，但已在被怀疑之中。1928年1月18日，他在户县家中被捕。在狱中，他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以各种形式进行了机智勇敢斗争，后经人保释出狱。
1929年冬，杨明轩摆脱陕西当局的监视，到上海立达学园任教。1931年回陕，在西安女师和中山中学任教。1933年，又到上海，复在立达学园任教。自出狱后，杨明轩多次寻找中共地下组织，因种种原因，未能找到，但他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以各种形式为党工作。如掩护营救革命同志、做国民党军队中一些进步人士的工作、关心教育青年走革命道路等。他坚持革命立场，不以政治原则作交易。1930年，有人介绍他到上海一所大学讲授教育学，但校方问他是否是国民党员时，便决然辞聘不就。安徽大学训育长曾以加入国民党为条件，约荐他出任安徽大学教育长，他婉辞拒绝。在上海这段时间里，他还与人合编了《初中代数》、《高中三角学》等课本，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
1936年秋，杨明轩回陕，担任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交际部长和农民运动训练班主任。西安事变后，为组成教育界的统一战线，反对奴化教育，杨明轩主持成立了“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被选为主席。“教盟”的成立对提高教育界的抗日救国意识，宣传教育群众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7年初，杨明轩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春天，他返回西安，不久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陕西省政府派他为“考察欧洲教育专员”，出国考察。先后考察了法国、德国、英国、奥地利、瑞士、西班牙、捷克、匈牙利等国，还访问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考察期间，他代表中国学生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学生联合大会并发表讲话，表达了中国学生争取祖国独立、自由和民主的愿望，获得了国际进步青年学生对中国人民的同情。
抗战爆发后，杨明轩回国。1938年春，中共中央批准他恢复党组织生活，并指示他继续在国统区从事抗日民主活动。同年7月，杨明轩主持召开了“教盟”二大，再次当选为主席。根据形势的需要，他把“教盟”的工作由教育界逐步引向其它各界，推进社会抗日民主运动。与此同时，他还积极支持李敷仁等主办的以“宣传抗战，反对投降，反帝反封建，宣传民主，反映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为宗旨的《老百姓报》，对于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宣传团结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另外，他还为推动西北军进步将领靠拢革命，警惕蒋介石，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
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杨明轩即与民主革命活动家杜斌丞取得联系，商讨成立西北民主运动的组织问题。1946年民盟西北总支部在西安正式成立，杨明轩担任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
对于杨明轩在西安的革命活动，蒋介石、胡宗南早就恨之入骨，曾企图以高官厚禄收买他，遭到杨明轩的严辞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多次进行恐吓。在暗杀李敷仁之后，又写信威胁杨明轩“必须改变政治态度，否则将给予李敷仁同样的‘待遇’”。为了保护他的人身安全，中共中央指示西北局，把杨明轩接入陕甘宁边区。在边区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徐特立、李维汉、谢觉哉、刘景范等分别会见了他。西北局还邀请他多次向机关干部作报告，讲西北的革命斗争史和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他的报告深刻、生动，很受欢迎。1948年，杨明轩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热情关注新中国的教育建设
1949年解放后，杨明轩先后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主席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重要职务。
在主持西北地区文教工作将近五年的时间里，杨明轩在旧中国受到压抑而渴望献身教育的热情和愿望一下子释放出来。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给予了中华民族“以教育兴邦”的历史机遇，必须把人民的教育工作作为一项国家的根本大事来抓，真正抓紧，切实做好。五年期间，他勤奋工作，殚精竭虑，把中央的方针政策同西北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在广泛听取意见和充分发挥丰富的教育工作经验与渊博知识的基础上，对一系列重要的指导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及时有力地指导了工作。
后来，虽然由于工作的关系，杨明轩不再主管教育工作，但他一直热情关注着教育事业，时时予以关心和指导。1955年，他在四川视察，看到一些乡村学校缺乏教材，有的甚至沿用过时的旧教材。回京后，即建议教育部统筹教材的编辑和印制工作，尽可能地帮助地方解决这方面的困难。1964年，他到云南视察，发现一个乡村小学在语文课中增设了普通话课，因陋就简开展学校体育活动，学校办得生气勃勃。在视察的道路上，他反复宣传这个学校经验，回京后又建议教育部在全国宣传。就在他73岁高龄的时候，还参加了《光明日报》的“为了减轻学生的负担，在汉字整理方面应该做些什么”的讨论，撰写了《汉字的简化和其它》的文章，大声疾呼简化汉字，整理汉字，以减轻学生的负担。如原鄠县的鄠字，在他建议下改成了现在的户字。
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
教育在推动社会改造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杨明轩最基本的教育思想之一。早年，他甚至认为教育可以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后来，虽然摒弃了这种观点，转而“政治救国”，但他始终坚持教育对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观点。终其一生，他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是改造社会的工具。
杨明轩认为“教育是改造礼会的工具，那个社会好和坏，全看他们的教育怎么样，若是他们的教育发达，社会自然是进步的”。在他看来，教育发达，社会就必然进步，教育是评价社会好与坏的唯一标准。换句话说，社会要改良，要进步，最重要的方法，便是教育。1921年，他在陕西师范学校成立纪念会上发表讲话，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他提出了三种改良社会的方法。一是生物淘汰法，即淘汰社会中能遗传的元素，“灭绝不适宜的，保存适宜的”。二是政治的约束。就是借助和通过国家力量去改良社会环境。三是教育改良法。用教育去改良人的智力和品性。在这三种方法中，第一种不具备实施的条件，即使能推行，也是“最拙笨、最不完全的方法”。第二种虽然有一定作用，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治标的方法”。因此要改良社会，就“不能不专赖着第三种方法”“因为教育不但能改变个人的先天的本能，且能约束个人后天的习惯及性质”“所以社会的进步必须依赖教育，教育是造成个人的性质习惯的人工方法，根本方法”，不仅如此，“就是政治、法律等其他有关社会进步的事情，都完全要以教育为后盾，否则不能成功”。
可见，早年的杨明轩，把教育放在一个相当高的地位。
2、教育是人类文明的先河，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在坚持教育是改良社会唯一方法，是“造成完美社会的利器”“改良社会若舍去教育绝不能成功”观点的基础上，杨明轩进一步论述道，已往的人类历史出现的光辉灿烂的文明，都依赖于教育而存在。“古来的文明，不但因为有教育才能存在，并且因为有教育才能发达”，正是有了教育，人类才能把自己创造的道德意识、行为规范、思想方法等文明，一代一代传递下去。教育这种能够“造成个人习惯和性质，教青年以思想方针”的特性，决定了“来世人民的行为思想，就是今世教育的结果”，由此，杨明轩不仅看到了教育“在已往的社会演进中占优势”，而且断定，在将来的社会中，“教育仍然是有力的原动力”。
3、教育的宗旨在于造就公民。
杨明轩主张教育的宗旨不是造就律师、政客及其他治人的人，而是造就公民。教育可以从个人和公众两方面去看，就前者来说，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造就良好的国民，引导个人进入社会，并能使他为社会服务。从后者来看，教育是改良社会的唯一方法，而社会的改良和改造，“在根本上必要依赖个人的教育，无论在那个社会，他的构造的繁简，高下，全靠着社会中个人的智力和品性是怎么样，无论在那个时代，社会中个人的智力及品性，全能限制社会的构造。所以，必须抬高个人的智力及品性。然后社会才能进步”实质上，就是说，人的素质，限制着社会的发展，社会要进步，必须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从这一基本上改变旧的教育方法。“就是打破从前文艺主义的教育，提倡社会化的教育”。绝不能使教育成为培植私人势力的工具，而要把受教育者培养成“社会上的好分子”，并且教给他们实用的知识，使他们成为社会的生产者和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
4、教育为革命斗争和建设服务。
在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下，早年的杨明轩把主要的精力都投入到教育事业之中。但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他逐渐认识到，“教育固然十分重要，但在政权问题没有解决以前，反动派还处于支配一切的地位，尤其是在军阀当权，一片黑暗统治的状况下，期望通过教育来实现救国是不切实际的”。伴随着他由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他的教育思想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开始走上“政治救国的”道路，利用教育为革命斗争和建设服务。
1927年，杨明轩出任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教育厅厅长，在他发布的关于教育宗旨的训令中指出，如果企图采用贵族化、资本化的教育模式，使中国达到自由平等的目的，无异于南辕北辙。“倘因之而不变革教育，适足以养成不革命和反革命的人才，其影响于国民革命的前途至深且钜。”“因中国之不能自由平等，缘于国际帝国主义之侵略和国内军阀的压迫，而国民革命之目的则在于推翻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国内军阀。”“故全国民众欲谋中华民族解放，舍完成国民革命外，其道无由，唯完成革命工作，首在唤起民众。虽唤起民众的方式不尽属于教育，然教育实为基础”。这标志着杨明轩已明确地认识到，中国黑暗落后，受列强歧视压迫的根本原因并不于教育。同时，把教育视为革命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和达到革命目的的重要手段。之后，他公布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充分体现了这一观点。其实，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他一直是这样做的。
5、科学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
杨明轩教育为革命服务的观点，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岁月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54年7月，在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筹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提出了“科学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观点，从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深刻的论述了科学与政治和生产的关系以及科学发展的方向。
关于科学与政治的关系，他指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对于政治和阶级的关系是有显著区别的。社会科学是以人类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它直接联系人们的社会生活，直接反映阶级斗争，直接影响人们的社会关系，所以它本身就是阶级的科学。自然科学以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它反映的是自然界所固有的，不依赖于人们相互关系而存在的客观规律。这些观点，如果是正确的，就能为一切阶级服务，所以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否认科学具有继承性，把自然科学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轻视和否定科学遗产和老科学家，都是不对的，应予批判和纠正。但是，并不是说自然科学不受政治和阶级的影响，首先，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统治阶级总是想方设法把科学导向有利于自己统治的方向，对于不利于自己统治的科学理论和发现，却加以残酷的破坏，如中世纪的欧洲封建统治者，把继承和发展“日心说”，认为宇宙无限，否认上帝存在的布鲁诺用火烧死。帝国主义国家的一些科学部门和科学工作者被用来为战争服务等。其次，不同阶级通过哲学也给科学以重大影响。科学家个人的世界观同科学研究有着密切关系，对科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社会主义的科学者，应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使科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关于科学与生产力的关系，杨明轩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科学和生产是直接联系着的，它依附于生产，生产又为它提供需要决定的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物质条件，并且以生产上的发明创造不断的丰富着科学理论。与此同时，科学也积极影响着生产，每一种科学发明，必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的发展，又为新的科学发明创造了前提。总之，科学与生产经常处于相互作用之中，我们必须批判和清除科学工作中脱离实际的观点和作风，使科学工作与我国生产实际结合起来，为经济建设的需要服务。
6、教育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杨明轩一方面认为教育对社会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认为教育还必须适应社会的需要。按照他早年的论述。这种适应可分为适应思潮与适应职业两种。
所谓有适应思潮，就是教育要适应人类社会思想发展的趋势。由于时代与地域的不同，人类历史的一切社会现象势必发生变化，作为培养人才的教育，与这种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即教育可以改造思潮，思潮亦可左右教育，二者互为因果。因此，就社会来说，要改变自身的缺点，就必须造就一种新思想，新思潮之制造厂，即今日过渡时代之学校……学校教育若不适应乎思潮，社会之良否，无由改革之，则社会将永无进步之希望，在杨明轩看来，我国自秦以来的二千多年，之所以停滞不前，原因就是在这里。另外，就教育方面来说，欲图教育之有效，必须现代思潮而施以相当之训练与教授，否则所造就之人才，非与社会潮流相背，即无辅翼社会进化之能力。
所谓适应职业，杨明轩认为，离开教育而言职业，则职业必趋于腐败，舍职业而谈教育，则教育亦失之空虚，他认为，当时我国的教育并不能适应职业，究其原因，“谓非各种学校均取千篇一律盲目的训练致之耶。”
杨明轩不仅这样认识，而且把这一思想落实到以后的教育实践当中。“五四”运动后，他回到陕西，在省立一师任教并兼附小主任时，联合青年教师，在校长的支持下，推行白话文，传播新思潮，后来任省立二中主任、一师校长期间，又亲自主讲“社会进化论”、“三民主义”等课程。
如果说这一时期杨明轩教育要适应社会的思想，其基点还植根于“教育救国”论的话，那么从1924年在绥德师范任教起，他则从一个新的角度和更高的层次来认识这一问题，并自觉地付诸实践。
当时的绥德师范校长，是中国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陕西组织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子洲。他提出该校的教育宗旨是：“培养新的师资，改变落后面貌，要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唤醒工农劳苦大众，一起改造中国”，还提出了“求学勿忘革命，革命勿忘求学”的办学原则，同李子洲和训育主任常汉三一起，同心协力，办好学校。他们一是改革教育内容，以《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马克思主义浅说》等作为政治课本，引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辛亥革命以来的教训；二是重视学校教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及社会教育的结合，直接参与对人民群众的革命思想教育工作。如组织学生在城乡开展爱国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开办平民学校，帮助农民办冬学，夜校，成立手工业会、妇女会、脚户会等，为老百姓谋利益。
这一段实践，使杨明轩从根本上摆正了教育救国与政治救国的关系，认识到舍政治革命而企图以教育改革社会的性质是不可能的。教育不能脱离政治，必须适应革命潮流的需要。后来，他曾在自传中写道：“在第四师范期间，深受李子洲、王懋廷同志(他们都是陕北党的创始者)的影响和启发，逐渐地认识到自己脱离政治的自由主义思想的错误，并向他们表示一定用实际行动纠正错误，积极参加政治活动”。
1927年，杨明轩主政陕西教育，为了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在教育厅整顿陕西教育大纲中提出，“按世界潮流与中国目前需要，改定教育宗旨为：教育以发扬民族精神，培植民权基础，增进民生程度，完成国民革命及世界革命为宗旨。”并训令全省执行。与此同时，他还为落实这一宗旨，制定了一整套措施。另外，他也十分关心妇女运动，指导妇女协进会创办刊物、组织宣传队，动员妇女放足、上识字班等。下令取消了女师原有的“修身”、“家政”等课程，号召广大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活动。并发表讲话，批判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争取妇女的翻身解放。
西安事变爆发后，为使陕西省教育工作适应新的形势需要，杨明轩提出在教育界成立一个团体，将进步的教育工作者组织起来，作为实施国难教育的中坚力量。这个意见得到当时的教育厅厅长李寿亭及杨虎城、车向忱、杜斌丞等人的支持。经过一番筹备，1937年1月，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宣告成立，杨明轩被选为主席，教盟的宗旨是“团结西北抗日救国教育工作人员，实施国难教育，完成中国民族之自由”。要求盟员“联合前进的教育工作者推行国难教育”，“团结革命的教育工作者参加民族抗日阵线”，“使教育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武器”，“使教育机关成为传授大众救亡智能的场所”。在杨明轩的主持下，教盟先后编拟了《国难期间青年学生之任务》《国难教育方案及实施办法》等，并分发各地，对陕西各地实施国难教育和提高教育工作人员的思想认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诸如这些，都是杨明轩教育适应社会需要思想的具体探索和实践，不仅在当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今天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7、应重视师范教育和教师队伍的建设。
杨明轩认为，师资是办好教育的先决条件之一，在《催进户县教育意见》中，他提出，办教育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扩充教育经费，如果没有经费“任谁是个大教育家，多么样热心都是办不成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师资，他要求家乡能够办单级师传习班。关于这一点，他是这样论述的：“办教育有了师资就和那盖房屋有了匠人一样。但这匠人是学成的，不是自然生成的；有新旧的分别，不是鲁班的弟子。”这些话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师范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是教育的司机，必须保证充足的教育经费；二是教师有新和旧的区别。必须适应社会和时代的需要，不断培养具有新思想、新知识、新方法的教师。
教育者应当终身从事教育事业，这是杨明轩关于教师问题的又一基本观点。一方面，他从教育是改造社会的最高方法的认识出发，指出师范生“人人负有改造社会、指导社会的责任”。要向学生传授知识，陶冶他们的人格，培养他们的品德。“这改造的责任非常重大”，因此，每个师范生“须要誓以教育为终生的职业，才能不负这神圣的教育，才能稍尽这改造社会的责任”。另一方面，他从教育这一神圣事业自身出发，认为教师只有树立终身从事教育的思想，才能不断潜心钻研业务，提高教育质量。他说：“凡业专则精，精则共事日有进步。五日京兆之令尹，绝无可观之政绩。”对当时许多人把教师职业作为跳板，一心想谋取高官厚禄的做法，杨明轩给予强烈的批评。指出这些人“身虽任教育之责，心实存禄位之念。一有时机，则百计夤缘舍教育而入政界。而未得政治之位置者，怨慕之思，萦回于衷”面对这种状况，他发出“呜呼!教育者，呜呼!教育前途”的慨叹，痛切地指出：“常此以往，吾知我神圣之教育，惊为此二三其德之徒诼丧以尽，不至吾人类近于禽兽不止也。”呼吁教育当权者尽快采取措施，纠正这种流弊。纠正的方法，一是优待教育者；二是禁止师范生投身政界；三是师范学校训练的改良。
杨明轩终身热爱教育事业，与他的这种基本认识是分不开的。
在杨明轩的教育生涯中，他一直注重教师队伍的建设，聘用培养进步教师，为革命培育人才。
1927年，他主政陕西教育所采取的改革措施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整顿提高教师队伍。当时，除任教育厅长外，他还兼任全陕教育人员讲习委员会委员长，统筹安排教育人员的培训工作。在他的主持和领导下，教育厅先后制定了《陕西教育人员考绩条件》和《教育人员保障条例》，依据前者，教育厅对各地的县长、教育局长、教育视察员、教育委员、各级学校校长、教员、职员的工作情况和业务实绩进行考核。按照后者的规定，不得无故免除教育人员职务，凡在一学校或学区办学两年以上且成绩优良者，须视情况按年增加薪金，服务到一年以上在职病故者，应依照具体情况给予抚恤金。另外，教育厅还发出训令，“凡有吸食鸦片及沉溺赌博者，立予免职，不许聘用”。杨明轩还利用合法途径，选派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一些地方任县教育局局长、学校校长、教务主任，或到省教育厅及其直属单位任职，以掌握教育的行政领导权。
1937年，“教盟”成立后，杨明轩主持讨论的一些重大问题中，许多都是有关教师队伍的问题。如通过教育厅长、“教盟”副主席李寿亭，委任进步人士出任一些重要学校校长；接办国民党CC分子、原教育厅厅长周学昌任所长的陕西省小学教师训练所，由杨明轩任所长，并新设立三原初等教育人员训练所，培养小学教师，以提高抗日救国的意识等。杨明轩任训练所长期间，还兼西救会的工作，一个学生看到他在两个单位之间奔忙，十分辛苦，就劝他辞去训练所的工作。杨明轩回答，这是一个有战略意义的工作，在这里受训的上千名学员，都是正在或将去一省各地中小学任教师的人，他们都会传播抗日救国的种子。事实上，这里的学员后来大都成为参加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
新中国建立后，劳动人民取得了国家的政权，亲身经历和参加了这场伟大变革的杨明轩，以辩证唯物主义者的眼光，敏锐地认识到，知识分子必须自觉地改造思想，以适应新时期的需要。他从理论的高度，精辟地论述了改造思想的必然性。他说，人们的主观思想意识随着客观存在的发展而推移变化。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上站立起来建立了人民自己的国家，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根本变化。这种根本的变化，不能不使反映这个物质基础的中国人民的思想意识也发生普遍的改变，不仅如此，我们的新中国还在继续前进，还要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各个阶级人的思想，也一定要随着国家社会的前进、发展而继续变化。我们的思想要改造，不想改造客观上也还是要改造，另外，意识对于存在又有相对独立性，人的意识虽然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但一经形成，本身就会有相当的坚持性，以至于有些人在物质生活条件已经向前发展了的时候，思想意识可能仍然照旧不变，这样，人的思想意识就会落后于现实的发展，从而产生了意识与存在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在行动上，就会成为客观存在发生的障碍。事实上，确实存在许多这样的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阻碍着新中国建设的步伐，如不及时地予以肃清，必然对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危害。因此，领导各阶层人民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进行自我改造和自我教育工作，从思想上消除旧社会所受反动统治者的毒害，使人民的思想意识得到彻底的解放，就成为国家解放初的重大任务之一。
正是从这一客观实际出发，杨明轩在主持西北地区的文化教育工作期间，高度重视教师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1950年7月，他在西北地区第一次教育会议开幕典礼会上的讲演词中，就强调，必须“充分认识旧教育的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艰巨复杂的工程，必须照顾各地区、各学校不同的情况和条件，照顾教师觉悟程度”，有步骤、谨慎地进行我们的工作。指出，团结和改造新区学校教师，是改革旧教育的关健。要求各地区在继续办好中小学教师学习会、研究班的同时，加强在职教员经常的政治学习，逐渐改变某些地区存在的教师思想政治水平赶不上学生要求的现象，同时要防止对新区教师采取排斥态度，或对他们的思想改造要求过急的偏向。
关于改造思想的方法和途径，杨明轩强调，一要用正确的理论作武器来解决实际的思想问题。二要采取自觉和民主批评相结合的方法，人民内部的自我改造，不同于对反劝派所施行的强迫改造。各阶层人民的思想改造必须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三是要防止急性病。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复杂细致工作。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要抓住要害，解决思想上存在的主要问题，不要漫无中心的要求解决一切问题。同时要反对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进行思想改造，要抱着“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态度，相互开展批评，以克服不正确的思想。
杨明轩的这些论述，对解放初西北地区的文教事业迅速走上了正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8、教育的基本方法要热爱学生，以身作则。
杨明轩认为，教师和学生除了知识关系之外，还有一种无形的情感上的联系。这种联系非常重要，其程度如何，直接影响着教育效果。因为，这种情感上的沟通是双向的，不断往复和加深的，教师越爱护学生，学生越敬仰教师，长期的熏陶渐染，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弥补教师在知识和教学能力上的某些欠缺。他以自己在乡塾的体会来说明这一观点：“余知乡塾之弟子，景仰其塾，十百倍于今日学校之生徒景仰其教育，非乡塾教师之学问品格，优于学校教习，乃熏陶渐染，爱情日笃，非若循例上课，按时下堂，只有知识关系(教授)，毫无感情陶冶(管理)也”。
因此，杨明轩认为，热情忍耐等品性，是教育者应具备的最重要的素质。这些素质的根本，都在于“爱情”，“绝无不关痛痒之教师而有教授之热诚；绝无有诲人不倦之教师，而学生不长进者也。”“欲教育收完满之效果，非学生有笃诚之信仰心，教师有真挚之热诚、忍耐性不可”。
教师对学生的热爱的最基本内容之一，就是要具有高度的责任心，严格要求和管理，杨明轩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教师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用高尚的人格感化学生，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就好象表与影、源与流、蓬与麻、沙与泥的关系，“表正则影必端，源浊则流不清，理势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自进者，麻逼之也。白沙入泥，遂与之俱黑者，泥化之也”。教师的言语风度、举止行为，对学生有着直接的影响，“教师之品性端方，则学生之行为必正。教师之行为不检，则学生之习惯必劣。”他批评一些教师自暴自弃，“暗示学生以不正之法规”；倡导为人师者，要洁身修行，作学生的模范和表率。
凡是同杨明轩接触过的人，无不被他那高尚的人格所感动，所教育。他这种高尚人格的默化和引导，是许多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之一。
1933年，进步学生田一明为躲避搜捕逃出北京，后来想到上海继续上学，但当时他身无分文，到上海依靠谁呢?最后打听到杨明轩在上海教书，就试着给他写了封信，没想到杨明轩很快给这个1927年在小学读书时仅在群众大会上听过他讲话的学生回了信，请他到上海去，并在自己租的约十平方公尺的房间，加了一张床，同时供给生活费，那时杨明轩的薪俸并不多，解决两个人的生活费用比较紧张，但他一直拖着在西安因误会受的枪伤，同这位学生一起过着十分简单的的生活。每日三餐，早点吃面包，午晚餐买碗担担面，天天如此，直到两三个月后学费寄到。
1946年，胡景翼将军的孙子胡畯到延安，由于在国民党统治区时，他的父亲生活不安定，他学业有些荒废。为了使他尽快赶上边区小学的水平，杨明轩让胡畯同自己住在一起，给他补了三个多月的课。他补课非常认真，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并据此画了课程表。规定国语、算术每天各学一课，最后一周考试。为完成学业，每天必须保证半天时间学习。
此间，杨明轩曾带胡畯参加朱总司令六十大寿祝寿大会。会后吃饭，他们和毛主席、朱总司令同桌。毛主席问：“这个小孩是谁?”胡畯立即站起来，杨明轩也站起来，向毛主席作了介绍。过后胡畯问杨明轩：“我是小学生，毛主席问话，我应当站起来，你为什么也站起来呢?”杨明轩回答：“毛主席是人民的领袖，是全国人民的老师，我也是毛主席的学生。”补课结束后，胡畯上了保小，杨明轩经常给他写信，鼓励他不怕吃苦，努力学习。由于当时生活比较艰苦，学校发的东西不够用。一次，胡畯写信给杨明轩，希望能给他送些东西来。接信后，杨明轩让警卫员刘满五去看胡畯，并写了一张纸条：“德孙：刘满五给你送去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计：小洋瓷碗一个，毛线袜一双，肥皂一条，白麻纸二十张，小字本三本，毛笔两支(大小各一)，铅笔两支，墨盒一个，橡皮一块。”
看了纸条，胡畯有些不解。心想这些东西并不贵重，老头还亲自写条子，不嫌麻烦。他向刘满五说了自己的想法，刘满五说：“这还不算，还要让你写收条呢。”
这件事给胡畯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如此小的事情，明轩爷爷都要亲自关照，亲手写清单，绝不是他闲暇无事，他此时已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工作忙得很。他是把小事当大事看待，所谓‘小中有大，寓教育于生活之中’。这一点东西，太简单了，他给总务科打个招呼就行了，但人民的钱财，一点一滴，当思来之不易，绝不允许有特权思想。要收条那至少也是一种锻炼，你在写收条时，总得想点什么吧?”
杨明轩热爱学生，以身作则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杨明轩不仅对待学生如此，对子孙要求也非常严格。1923年，杨明轩在西安任教，在华县咸林中学读书的儿子来信，说咸林中学要求过严，不愿再在那里上学。杨明轩给儿子写了回信，他说：“中国旧式教育，尽养成了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放心人、懒惰的流民。”指出咸林中学劳动化的教育“适足矫此弊”，“一个完全的人，不只是发达的智力，同时还要强健的身体。”批评儿子住了三不管的学校，懒惰惯了，以至咸林中学事事规律化，就不合脾胃，语重心长地开导说：“人们学好，本来是困难的，逆的，若不努力战胜旧的陈习惯，绝无长进的希望。”针对儿子提出的宁愿自修，也不愿在咸林待下去的想法，主张对学生不能太放纵，他说：“初中以下的学生，自治的能力未养成，若任其自由，绝无好结果。你们说自修，你们还能自修?旧的教育主张绝对的干涉，固然有些毛病，放任主义教育的试验，施行在中等学校，已完全失败。人们本来是物质的一种，是有惰性的，若不加以外力推动，绝无前进的可能。”希望儿子严格遵守学校中的一切规则，多读书，多工作，少说话，参加各种研究会。
儿子信中说：“每天除上课就是劳动”。杨明轩回答：“这就正好，上课是用脑的工作，劳动是锻炼身体的学习，两者互相调剂，脑筋与肌肉(脑筋以外的肌肉)更迭的休息，有百利而无一弊。”最后他说：“我已给你们校长有信，把你们完全托给他管教，你们听校长的管教，就是听我的管教，若有给你们记过或斥退你们的事情，你们就不是我的子侄。希望你们努力适应环境，鞭策自己。”从中不难看出，杨明轩对子侄们的殷切期望以及严格的要求，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对旧教育、放任主义教育的态度和劳动同学习的关系等教育问题的基本看法。
事实上，杨明轩对子孙们的要求确很严格。他后来虽然位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他的子孙没有一个在北京工作。他一生没有积蓄，病危时对儿子杨士伟说：“我留给你们的，就是这几架书，主要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书，还有一些历史书。”
杨明轩热爱学生、关心爱护青年和高尚的人格品质，使他终生周围都团结着一批青年。他不愧是青年的带头人。他用自己的言行，向我们证明了，一个教师不仅要教书，而且要育人；不仅要有丰富的知识，更要有高尚出人格品质。
9、要重视学生思想品德教育。
早在求学读书时，杨明轩就很重视学生的思想品德修养。1918年，针对报载军阀陈树藩收买学生一事，他撰写文章，一方面痛斥万恶官吏卑劣的伎俩，一方面敬告陕西学生，要加强品德修养。
他指出：“学生时代修养高尚之品格为第一要事。”品格是立身之母，今天的学生，就是将来社会的中坚。现在多一个品格优良端方的学生，就等于为将来的社会储备了一个有用的人。品格是行为的标准，作为一个学生，想将来在社会上大有作用，从学生时代起，就一定要不断地加强品德上的修养，强调学生时代“宜培养纯正之良心”，“宣锻炼坚强不挠之意志”，“宜顾忌名誉”。
新中国建立后，杨明轩主持西北的文教工作，面对在落后愚昧的旧中国，长期遭受精神奴役的人民，他感到唤醒人民觉悟，是一项非常紧迫和艰巨的工作。这一工作，首先应从教育青年学生的觉悟做起，从而他更加重视对青年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当时，正处于新旧制度更替时期，他强调对旧教育教学内容的改革，重点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合理精减课程，正确调整文化学习与政治学习之间关系。指出学校教育应把提高和转变学生思想作为第一要义，使德育和智育有机结合起来，以造就为改造社会、服务社会、建设社会的合格人才。
1950年，杨明轩在西安市中学教师会上专门作了题为《关于学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讲话，深刻地论述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教育内容、存在问题以及解决方法。
他首先从理论的高度阐明，一定的文化教育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教育是被政治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是为一定的阶级和一定的政治经济制度服务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是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服务的。它具有高度的思想性的和政治性，“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第41条)。教育与人民结合，教育与政治结合，这是新教育和旧教育的基本区别。
他把新民主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想教育和理论教育。二是新民主主义的政策教育。三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和爱护公共财产的道德教育。并指出，理论思想教育，主要培养学生用科学的马列主义观点正确认识世界，养成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同时学习马列主义普通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使学生从理论上认识中国的革命和其发展前途。在政策教育中，主要应使学生了解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所执行的各项政策制度，结合批判旧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加强学生对新中国的认识，同时也加强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认识。在道德教育中应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结合进行劳动教育和科学教育。
他认为，要把这些政治内容贯彻到学校中去，应从三方面着手。
一是加强政治课。所谓加强，不是量上的加强，而是质上的提高。具体应从充实政治课内容，提高政治教员的政治理论水平，改进教学方法几方面着手进行。
二是在一切课程中贯彻思想政治教育，使一切课程，同时是文化课也是政治课。不要认为政治教育仅是政治教员和班主任的事。应将“讲授”和“教养”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无论什么课程，如果在传授知识与技术的同时，不能提高学生的政治认识和道德修养，那就是教得不好的一课。他列举了文学、自然科学等课程中的例子，具体而生动地论述了如何将包含在本课程中的思想政治内容同本科知识有机结合起来，并根据学生实际，采用学生易于接受、乐于接受的方法，进行有步骤的启发教育。
三是把自然科学同实际中的应用联系起来，激发学生参加祖国建设的热情。
1952年11月，杨明轩在西北区高中毕业生学习会上作了《和青年朋友谈革命人生观》的讲话，他从青年人最关心的理想、兴趣、个性、自由等问题讲起，循循善诱，情真意切，教育青年树立革命的人生观。这篇文章，在总体上反映了杨明轩在人生观教育上的基本观点。
首先，他谈了理想和志向的问题。他客观地说青年时期是各种理想和幻想最发达的时期。喜欢这样或那样的想象和安排自己未来的生活，是一种青年人特有的非常可贵的品质。如果一个人长到十几二十岁时，还浑浑噩噩，就不能说他是一个意志强烈、思想健全的青年，对于新中国的青年来说，问题已经不是应该有理想和能不能有理想，而是如何引导青年的理想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使之成为推动青年前进向上的动力。这一方向就是毛主席所指示的，为人民服务，为人类解放事业奋斗的方向。沿着这个方向发展，青年人就能取得正确的人生观。
其次，他谈了青年是否应该有个性和为人民服务是否会影响个性发展的问题。他首先肯定，革命者不但可以有个性而且一定要有个性。人们有“个性”，也有共性。革命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反对和抹煞个性。因为，个性是在和共性保持联系中而存在的；共性则只是在个性中透过个性而存在的。每一个个性中都有(某种)共性，每一种共性中都有个性的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的本质。应当把“个性”和“个人主义”区别开来，因为个性是可以存在而且可以培养它向健康方向发展的，但个人主义却是有害的，与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相容的。
关于兴趣的问题，他说，一个人不但可以而且非常必要对某种事物发生兴趣。我们要求每个革命者对他所从事的事业都发生强烈的兴趣和爱好。但革命者的兴趣是和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理想密切结合的，是必须与革命的人生观相符合的。一个革命者首先要对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崇高的事业发生最大的兴趣，个人对某一件工作，某一种事物的兴趣，是从属的，是应该服从于为人民服务的总目标的。当前者与后者发生了矛盾的时候，应该毫无顾惜地牺牲个人的兴趣，服从革命利益。
另外，他还论述了“自由”的问题。认为“自由”不是什么坏名词，千千万万革命青年和人民的奋斗牺牲，就是为了争取人民的自由和解放，今后我们还要继续为之而奋斗，而且要逐渐战胜自然力的束缚，使人民自由不断地扩大。但我们所要求争取的是全体人民的自由，集体的自由。只有全体人民的自由增加了，个人的自由才能随之增加，没有集体的自由，就谈不到个人的自由。因此，个人自由必须服从争取集体自由这一个总目的，个人自由必须约束在不妨碍大多数人自由的范围之中，革命青年不应追求漫无边际的任所欲为的自由，不应该只管个人的自由，不管大多数人的自由。
最后，他强调，革命的人生观必须贯彻到革命的实践活动中去，只有在革命实践中，反复地考验和锻炼自己的革命立场、革命意志，革命人生观才能不断地发展和巩固。
杨明轩有关思想品德教育的论述，反映了他“德智并重，思想领先”的教育思想。
教育影响和教育贡献
在现代陕西乃至西北教育史上，杨明轩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教育活动，特别是一些教育改革，具有独创性，对后来的教育，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1、杨明轩的一些教育改革在陕西教育史上具有开拓的性质。
作为革命的教育家，杨明轩在教育实践，尤其是主持教育行政工作的时候，对传统的旧教育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如1927年任教育厅长期间，训令各级学校一律加授三民主义，规定中学以上学校一律设政治训练科，增设社会科学，以《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等为规定教材。同时明令，凡教会或外籍人借不平等条约，专为宣传束缚人民思想行为的教义，而在陕西设立的学校，一律按照私立学校的向例，办理立案手续。禁止教会或外籍人士在陕西境内新设任何学校，并不准外籍人在陕西境内的学校充任校长。在当时的中国，能如此大刀阔斧地改革，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
推行平民教育，是1927年杨明轩在陕西进行教育改革的又一项重要内容，陕西平民教育的兴办，主要开始于1924年，但是由于当时军阀统治，他们不容许有真正的平民教育发展，同时，那时所倡导的平民教育的目的，只是为统治阶级培养驯服的工具，并非人民群众所真正要求的教育，这样的教育是不可能收到实际效果的。到了1927年，随着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大革命的发展，陕西的平民教育发生了根本性和革命性的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之中，杨明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首先，成立了强迫平民教育筹备会，以杨明轩等五人为委员，宣布平民教育“以培养国民革命实际斗争的人才，实现民族、民权、民生主义，达到世界革命为宗旨。”后来杨明轩又主持召开了各机关、学校、团体平民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开展平民教育的计划。27年4月18日，在西安莲花池举行了革命强迫教育运动大会。五万多人参加了会议。会上杨明轩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从前的学校是专门为有钱人设立的，现在没钱的人，也有读书的机会”，读书有两个意义：“一是减少目前不识字的痛苦；一是推动革命工作，因为站在革命前线的人，不读书识字，不了解革命的意义是不行的。为此、各学校要实行刷新改革，务使变为革命化的学校。”会后，明确提出了教育社会化、教育革命化和“打倒旧教育、铲除教育界不良分子，农工兵都有受教育机会”的口号，这表明，二十七年的平民教育同二十四年的平民教育相比，已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有了原则上的区别，从本质上看，已经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的新教育。
如上这类改革措施，不仅促使当时的陕西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整个西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为后来的陕西教育奠定了基础。当然，这与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共产党作为政治力量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是紧密联系的，但无疑与杨明轩的个人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西北，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如何在教育上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杨明轩作为建国后西北区第一个主持教育工作的行政领导，在这方面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者施行民族压迫政策，造成民族间的隔阂和少数民族文化落后的现象，因此，对于少数民族原有的学校采取保护维持积极辅助的方针。对这些地区旧教育，不能急于改革，一切工作必须十分谨慎，稳步进行，要特别注意正确对待宗教问题，要根据各民族的特点各族人民的要求和觉悟程度开展各项工作，注意争取少数民族原有的教育工作者和培养少数民族的新师资，“凡是少数民族一时不能接受或难以行得通的事情都暂时不要做。”凡是能够接受和行得通的“也必须通过少数民族的教师、学生自己起来搞，反对单从主观愿望出发，急于求成和强制命令包办代替的偏向。”总之，教育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以消除民族隔阂，加强民族团结，逐步提高各族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为主要任务”。
杨明轩的这些论述和具体做法，对稳定和发展西北的民族教育起到极为重要作用，为后来的民族新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开创了新的途径。
2、为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杨明轩为人民的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引导和教育大批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其中许多人都成为优秀的人才。他的学生博古、刘澜涛、安子文、马明芳、马文瑞、白如冰、张达志、张德生、常黎夫等，都为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59年，毛泽东主席会见孔从洲时，对杨明轩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杨明轩在上海、陕西办教育多年，培养了不少人才，这个人刚直不阿，善于联系群众，善于宣传党的政策，给我党培养了不少干部。”
杨明轩不愧为西北文化教育界的先驱，“陕西青年的伟大导师。”
作者注：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中国陕西党史人物丛书：杨明轩》常黎夫郭琦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2、《西北文化教育界的先驱杨明轩》张军孝、李敬谦，《陕西师大学报》1982年第4期。
户县文史资料（17）/陕西省户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20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