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三十七)-西安事变后我在杨虎城部工作的几件事
汪 锋
(一)贯彻执行周恩来指示情况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7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等到达西安。19日，周副主席约我谈话，着重询问了十七路军以及其他一些党外朋友对西安事变的反映。我汇报了十七路军官兵和广大市民群众对捉蒋的兴奋情绪，也反映了许多人对苏联报纸指责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受日本帝国主义指使的说法表示不满。过了几天，周副主席又找我谈话，给我布置了新的任务。他说，为了防止何应钦向西安进攻，现派你去渭南联系杨虎城部特务二团，协助阎揆要(中共党员，特二团团长)工作。如果何应钦西进，特二团要坚守一个星期，好让西安有个准备时间。我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工商日报》记者，穿长袍、戴礼帽，感到做军队工作不相称。我向周副主席说，你看我这个样子怎么好指挥部队呢?周副主席说，我和阎揆要及其他党员都是熟人，去后要多做政治工作，要加强部队团结。接着，周副主席给阎揆要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要阎坚决拥护张、杨的八项主张，坚决抵抗南京政府军进攻西安。随后，我便带着周副主席的信，乘坐周副主席的轿车去了渭南。
到渭南后，我向阎揆要转交了周副主席的信，并向团党委传达了周副主席的指示。大家听后，都非常兴奋，表示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我到渭南后不几天，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这时，部队的许多军官，包括一些党员，感到同蒋介石没有文字协议，南京政府军没有撤出潼关，张学良又被扣留，十七路军前途难测，不少人埋怨不该放蒋，思想很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我又到西安向周副主席汇报。周副主席针对这个问题，阐述了我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他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事变后的形势，说西安事变是我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结果。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在全国实现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呢?有人主张杀掉蒋介石，那就会导致全国更大规模的内战，推迟全国抗日的实现。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还有一种主张，是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意见，释放蒋介石，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实现全国抗战。这是全国人民所欢迎的。我党从国家民族的前途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至于放蒋后出现的新情况，只要我党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紧密团结，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必为广大军民所理解，经过斗争，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目的是能够达到的。在这次谈话中，周副主席还告诉我，杨虎城决定在蓝田成立独立旅，旅长由许权中(中共党员)担任。说我对十七路军比较熟悉，要我以许旅为据点,做十七路军的工作。还说，目前许多人对释放蒋介石想不通，你们要多做这方面的工作。
独立旅是杨虎城根据周副主席的建议组建的，辖两个团和一个独立营。一团由西安绥靖公署特务第二团改编，团长阎揆要；二团由安康保安团改编，团长韩子芳；独立营由西安绥靖公署特务营第四连扩编，营长李锦峰(中共党员)。这个旅的任务是在蓝田的普化、许庙一线阻击由南线向西安进攻的南京政府军。
我在许权中旅是以少校参谋的公开身份开展党的工作的。从这时起到抗日战争爆发，我们着重抓了以下工作：
宣传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通过向党员传达周副主席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精神，基本稳定了部队的情绪。通过许权中邀请西安剧团到蓝田演出和召开群众大会等形式，宣传党的政策。1937年1月5日，在蓝田召开了6万多人的群众大会。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由王炳南陪同也专程到蓝田参加大会。许权中和史沫特莱在会上讲了话，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义。大会发表了宣言和《告蓝田各界人民书》，对群众了解我党的方针政策起了很好的作用。不久，杨虎城根据与顾祝同达成的协议，令十七路军从西安及其附近地区移防渭北。对此，部队军官特别是党员军官的思想又波动起来。在部队移防行至灞桥时，一些对放蒋还想不通的党员，便酝酿在灞桥同南京政府军一拼。恰在这时，我从商洛到西安，杨信(中共党员)向我反映了部队的思想情绪。我和杨信当晚到灞桥，向党员骨干再次传达了周副主席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话。当那些对放蒋还想不通的党员了解到杀蒋与放蒋的利害关系后，情绪又稳定下来。
举办知识分子训练班，培训抗日宣传骨干。在蓝田，许权中、方仲如(旅政治处处长)和我，举办了两期抗日民众训练班。参训对象有小学教员、回乡中学生、政府职员、爱国青年等。任教的除我和方仲如外，还有赵伯平、胡达明、王炳南等同志。课程有日本侵华史与抗日形势、农民运动和游击战术。训练班结束时，在蓝田各地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建立了蓝田县抗日救国自卫军(后改为抗日义勇军)。之后，自卫军的五六十人随红十五军团转移到礼泉，经整训多数参加了红军。
给红军送棉衣。1937年初，天气异常寒冷。但是，由陕北调到商洛地区担任南线阻击任务的红军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政委郑位三)还身着单衣。周副主席令我给他们送棉衣。2月3日，我押着满载棉衣的汽车从西安出发，到蓝田后同方仲如一起将棉衣送到陈先瑞部。
疏通延安至西安的交通线。给红军送棉衣从洛南回到西安后，我曾向周副主席反映一个情况：从延安到西安，中间有两个卡子，一是耀县民团雷天一的防地，一是油坊街民团秦颂臣的防地。雷和秦都是反共积极分子，对我党来往人员十分不利。为了疏通这条交通线，我提议把雷天一搞掉。周副主席说，他们都是杨虎城管辖的部队，搞掉好不好?我说，如果现在不把他搞掉，以后就更不好办了。周副主席说，要以不影响大局为原则。后来，我回到部队向许权中讲了这个情况。许对搞掉雷天一很坚决。部队到耀县不久，许权中就叫阎揆要派人把雷天一“请”到旅部，雷一到就被处决了。此后，我党来往于延安和西安的人员就方便多了。
在组织建设方面，我们在发展士兵入党的同时，注意发展军官入党。过去，在“左”倾路线指导下，认为军官都是反革命的，只有士兵才是革命的动力，因此，总是发动士兵反对军官。这时，我们根据周副主席关于转变军运方针的指示精神，结合张汉民警三旅和阎揆要特二团军官党员所起的作用，教育党员逐步认识到军官的思想是可以转变的，而争取一个排长、连长、营长，他们就可以在一个排、一个连、一个营中贯彻执行我党的方针政策。我们争取的军官越多，就越能在更大范围内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于是，吸收一批军官入党。这样，仅一〇五七团①的军官党员，连同原有的就达40多人。该团的多数连队和部门为党员军官所掌握。另外，我们还注意在党的力量比较薄弱的单位发展党员。那时一〇五八团的党员很少，我叫王英去那里负责党的工作，发展党员。他去后，发展了十几个党员，增加了党的力量。
在思想建设方面，首先教育党员安心工作，要将该部转变成为坚强的抗日部队。那时，许多党员和进步青年认为，陕北是最进步最有希望的地方，当红军是最光荣的。因此，他们要求去陕北学习，想当红军。我们针对这种思想，教育党员不仅自己要成为积极要求抗日的分子，而且要教育自己联系的群众也成为积极要求抗日的分子，进而把整个部队转变成为真正抗日的部队。因此，不能放弃自己的岗位，要安心工作。通过教育，党员的思想基本上稳定下来了。其次，抓紧爱国主义教育。这方面的教育是结合部队普遍开设文化课进行的，把政治教育寓于文化教育之中。在文化课程中，加入反帝反封建的内容。讲近代史时，着重讲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史。士兵们通过文化教育，不仅能识字、读书、看报，有的还能写信，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观念，增强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因此，许多人要求上前线打日本，部队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二)向中央请示应付“调训”的对策
1938年2月，在山西洪洞赵城，任弼时通知我离开一七七师五二九旅，回陕西省委工作。
1940年10月下旬，陕西省委接到中央一份电报，通报了一个情况：“孙蔚如接何应钦电称，三十八军皆赤化，该军上层都被赤色分子包围，并称该军之中共分子20余人中有主任秘书姚警尘、十七师之参谋处长胡振家及该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崔仲远，希严加防范。”中央的通报提醒我们注意国民党可能要在第四集团军制造反共事件。
1940年底，第四集团军由中条山调到黄河南岸不久，蒋介石电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转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指名三十八军30余名军官(包括3名工委成员)系共产党嫌疑分子，令送洛阳劳动营接受审查。三十八军工委获悉后，一面研究对策，采取应付措施；一面向陕西省委反映情况，请示办法。与此同时，我党在三十八军做上层统战工作的同志也向省委反映了这一情况。省委认为这是国民党反共和分化瓦解杂牌部队的一个严重步骤，遂派联络员杨信去前方了解情况。1941年3月，三十八军工委和军长赵寿山派张西鼎向陕西省委汇报了这一事件的经过及工委和赵寿山的处置情况以及要求拖出部队到黄河以北的想法。3月29日，陕西省委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同意赵寿山拖部队到黄河以北的决心，并反映了赵寿山希望张西鼎直接向毛主席汇报的意见。3月31日，省委再电中央，证明了张西鼎的身份。4月2日，中央复电陕西省委，指名省委书记杨清(欧阳钦)和张西鼎同去延安汇报。省委考虑我是军事部长，负责第四集团军党的工作和统战工作，情况比较熟悉，决定由我和张西鼎同去延安。
我和张西鼎到延安后，连续几个晚上向毛主席汇报，当时听汇报的只有毛主席一人，他亲自作记录。汇报中，毛主席详细询问了部队的情况，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他有时用幽默风趣的语言反问，有时用恳切的语言给以明确指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我们提出国民党指名送审的干部不能去，以免发生问题时、毛主席说，这个部队是国民党的部队，蒋介石调干部受训，不去行吗?我们又不是蒋介石的参谋长，也不能向他提出免训的建议，不去怕不行吧!军官调去受训，我们党不便和他们联系了，那就依靠他们自己根据党的政策去工作。以后他们回到部队，我们还可以同他们联系。他们能独立地进行工作，对他们也是个锻炼。退一步说，万一有人告密了，暴露一些同志，他们能经得起考验，证明是我们党可靠的干部。若有人经不起考验，脱了党，证明他即便留在党内也起不了多大作用，离开党对我们也没有多大损失。当我们提出有人要拉部队到黄河以北怎么办时，毛主席说，从整体上来说。我国的现状是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我们应以抗日为大局，维护抗日民旅统一战线，不主张把部队拉到黄河以北去。但是，我们还应该有另一种准备，就是当这支部队的生存受到威胁时，有人主张把部队拉到黄河以北，我们也应该帮助他们找个出路，现在就应该有个应变的方案。这个问题你们可以同叶剑英研究一下。
接着，我和张西鼎又同叶剑英谈了几个晚上，剑英也是亲自作记录，他详细询问了部队情况、渡河器材情况。计算了渡河时间。了解了各项保障情况。
*本文根据《丹心素裹》2、3所载汪锋《周恩来关于党的秘密工作的谈话在十七路军贯彻执行的情况》、《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和《向中央请示应付“调训”的对策》的文章合编而成。现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注：①1937年3月，成立一七七师，辖五二九、五三〇旅。独立旅改编为五二九旅，辖一〇五 七、一〇五八团。
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三十七)/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