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二十六)-在杨虎城部工作的几件事
汪 锋
(一)安康起义
我未到汉中之前，安康就有一个党的军特支，归中共陕南特委领导。
现在具体时间说不准了，记得安康军特支给中共陕南特委写来一个报告，说他们准备在安康绥靖军中搞兵变。并说搞兵变的条件已经成熟了。特委研究了安康军特支的报告，分析了陕南特别是安康的形势，认为在安康搞兵变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充分，时机还不成熟，决定由我去安康，通知军特支暂时不要行动，待条件成熟后再说。那时陕南的交通很不方便，待我赶到石泉县时，听到韩子芳团(石泉驻军)的同志说，王泰诚已起义了，向四川方向去了，情况不明。当我赶到安康时，王泰诚、袁作舟、王建英等同志已带领几个连的部分人从张飞生的安康绥靖军中起义。
这次起义时间不长就失败了，起义的领导人王泰诚同志光荣牺牲，王建英同志被俘后英勇就义，袁作舟同志下落不明。
安康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是中共陕西省委1933年7月遭到大破坏，陕西地区的革命斗争遇到严重困难的条件下，我们党发动的一次武装起义，是很有影响的。
(二)上海中央局派我与红二十五军联络
1933年秋，中共陕西省委杜衡叛变，陕西党遭到破坏。我在西安见到贾拓夫，他叫我快去找刘映胜、魏新发、李从霄3人。这时，我先找到李从霄，李说他很快就要离开西安，叫我去找刘映胜。我见到刘映胜，他叫我留省委工作。我不同意留下，因为许多叛徒都认识我，我也劝刘不要留下。他同意我先走。我要去汉中，找张汉民的警卫团，阎揆要在该团任三营营长。刘映胜等决定我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到汉中巡视党的工作，既管军队党，也管地方党。与我同往汉中的有张汉民团的党员李明轩等十几个军官。到汉中后，先在勉县诸葛庙找到张汉民(警卫团团长)，然后到三十八军找到梁布鲁、成子慎。这样，警卫团和三十八军的党都找着了。这时，也找到地方党的刘秀贞，知道杨珊在春天就去红四方面军联络，还没有回汉中。不久，傅剑寒告诉我，张德生要来，张从兰州经天水到汉中后，经傅剑寒介绍，我以陕西省委特派员身份给张恢复了组织关系。经过一段时间，我和张分工，我着重抓军队党。以后，我兼任陕南特委书记。1933年底，中共上海中央局派刘顺元来汉中，担任陕南特委书记，我负责军队党的工作，张德生负责地方党的工作。1934年六七月间，刘顺元派张德生去上海中央局联系，中央局又派张去红四方面军，张回汉中后，向特委作了传达，并说中央局决定我去上海，一是治伤，二是治愈后可能留在上海工作。我去上海前，把军队党的工作交给张明远，警卫团党的工作交给程天鹏，程归张明远领导。
1935年春节(2月4日)后，中央局和张汉民失去了联系。中央局决定派我去陕西，李宇超向我交代的任务：一是恢复张汉民部党组织和中央局的联系，二是恢复红二十五军(就是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部)和中央局的联系。因为红二十五军和中央局也失去了联系，同时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意见转告红二十五军，即：在肃清反革命时，对地主富农不要消灭肉体，对富农不要扫地出门，在生活上要给出路。此外，还想找一下红二十六军，因为中央局和他们也失去了联系，我没有和陕西党联系的任务，因为陕西省委已被破坏数次了。我从上海到西安是1935年3月，在西安见到了秋宏，他告诉我，从陕南派回来一个同志在西安工作，原来是在张汉民部工作的，问我见不见，这个人就是姜旭初。他原来是警卫团的一个党员，是从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回来的20多个党员之—，是我接收的。我在西安营房和姜旭初见的面，他向我谈了西安的情况，我简要地谈了回来的任务，言明他们的党的关系在我这里。接着，秋宏告诉我，张汉民的营长孙立功不是党员。我要秋宏照顾我，秋宏说，你常去部队，孙认识你，你说去找阎揆要团长的(警卫团扩编为警三旅，张汉民为旅长，阎揆要为团长)，他会同意你一起去的。于是，我就和他们一起去商县、柞水一带找张汉民。行前，我通过秋宏给张汉民发了一个电报，说我已从上海回来，即去见他。走了两三天，到了蔡玉窑。晚间，街上很乱，把我吵醒了，我找秋宏，没有找到，有个地下党的同志告诉我，前方失败，雷展如回来了。雷见到我说，张汉民可能被俘了，阎揆要的情况他不清楚，他回来时，部队大部分垮了。我说，不要紧，我回来的任务是找张汉民，也找红二十五军，明天就去。说罢，他们吃饭，我找到秋宏，对他说：上海中央局决定你们这个部队不起义，等以后能起更大作用时中央局再决定。这就是要告诉张汉民部队的党，在任何情况下，没有中央局的指示不能起义，要留待将来红军进攻大城市时再行动。那时，搞里应外合，能起更大的作用。说罢，我感到形势紧迫，当夜就起程去找红二十五军了。
从蔡玉窑到九间房，中间有个雪花街。我到雪花街碰到了阎揆要，他对我说，坏了，汉民被俘了，我说不要紧，我去后就解决了。我急于去九间房，揆要问我回来还有什么任务，我说都给秋宏说了，我去营救汉民，不说了。下午到了九间房，碰到红军一个营长，他盘问我，我叫他不要盘问，快派人把我送到军部。营长说，军部还有几十里哩。我说有急事。要找军队领导谈。他派人把我送到军部驻地葛牌镇。到军部后，下面的同志又盘问我，我说要见军部负责同志谈中央局的指示，于是红二十五军的副军长徐海东、参谋长戴季英先后来到。我说上海中央局派我给你们联系，叫你们派人去上海中央局联络；同时转告你们，据说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在肃清反革命时，要注意对地主富农不要在肉体上消灭，对富农不要扫地出门，要给生活出路。我来另一件事是营救张汉民同志。我讲了这两条以后，徐海东和戴季英先后出去了。过了一会，戴季英带了4个战士进来，把我绑了起来，说我是反革命。接着搜查我随身带的东西，把表、笔、金戒指都拿走了。绑我的原因可能是：他们认为中央局对地主富农不会有这个指示；我营救张汉民，张是反革命，显然我也是反革命。我被捕后，被送到红二十五军政训科，科长叫朱仰兴，安徽六安人。朱下面有个特务连，我被押在这个连，同时在押的还有张汉民、魏书林、张明远和其他被俘人员。在押的初期，我的心情还是轻松的，因为我不知道会杀人。我到葛牌镇的第二天晚上，魏书林被杀了。听说要杀人，才有点怕了。在葛牌镇住了两天，部队向商县西区出发，我和警三旅被俘人员每人戴了一顶蓝布做的筒帽，戴上后蒙住了脸，直露出两只眼睛，我一看，张汉民在我前面，张明远也在我前面。部队游击了近—个月。有一天走到丹凤县(那时叫龙驹寨)，晚上还有张汉民，第二天就不见了。我问押我们的战士，开始一个战士告诉我，放他走了，后来一个和我特别好的战士告诉我，活埋了。我之所以没有被杀，是因为我被押期间，有三件事取得了红二十五军领导的信任：1、我有机会跑而未跑。有一天过了丹江，部队打起仗来，晚上部队都走了，而押我的战士睡着了，我喊醒他，他问我，你怎么不跑?我说，红军是我的家，我回到咱们部队里啦，为什么要跑呢?他说，你是犯人呐!我说，我这犯人将来会弄清楚的，我不是反革命，是革命的。这个战士回去报告了。2、陕西党派来的人要求见我。一次，陕西党派秋宏把中央红军的一批文件送到红二十五军。秋宏化装成农民，在杨家斜找到红二十五军。秋向他们打听我，并要求见我，他们同意秋宏见我，秋和我见面谈了话。这时，红二十五军还搞不清楚我究竟是不是反革命。3、河南信阳道委的联络人员证明我是上海中央局派来的，这是关键。有一天，几个陌生人和政治部—起走，我问一个战士，这是什么人?战士说，是信阳道委来的。信阳道委是红二十五军离开河南时留下的一个党的领导组织。信阳道委和上海中央局有联系，他们去上海时，红二十五军可能给他们一个任务，就是了解上海中央局是否派过我去红二十五军进行联络。结果，中央局证明我是中央局派出来的。不久，他们对我就放宽了，我头上的筒帽取掉了，身上也不背几十斤大米了，这说明信阳道委的联络人员是起了作用的。张汉民被杀后，我找戴季英或者是朱仰兴谈了一次，我说，杀张汉民是不对的。我还说，张明远是警三旅党的负责人，我走时把党的关系交给他了。我有问题，他也有问题。我既然没有问题，他也不应该有问题。过了一段时间，红二十五军到了杨家斜，决定去陕北。有一天，吴焕先政委把我找去，问我去陕北如何走，我说了自己的意见。在杨家斜，他们通知我多打几双草鞋。这时，我可以和张明远说话了。我和张明远各打了一双草鞋，次日晨，一个战士把张明远打的草鞋给了我。我说，这不是那个“犯人”打的吗?他说，那个人放了，他走了，给你穿吧。我知道坏了，张明远在杨家斜被杀了。
1935年农历八月十五日(9月12日)，红二十五军进到陕北苏区，到下湾寺和刘志丹部队会合了。以后，把我送到瓦窑堡，聂洪钧又把我审讯了一下，说我是AB团，要我好好检查，把我第二次送进了监狱。不久，开始肃反，习仲勋、高岗都被关进来了，陕北的干部和我被押在一起。不到一个月，中央红军到了陕北，中央保卫局局长王首道把我放了。
在党的七大期间，关于张汉民，我曾经向党中央写过报告，中央追认他为烈士。
(三)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谈判经过
1935年10月初，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的中央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到达了陕甘苏区根据地。当时蒋介石为了进攻红军和陕甘苏区，在西安成立了所谓“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动东北军、十七路军和一部分蒋家嫡系部队对陕甘地区发动了第三次大“围剿”，以东北军为主力，由南向北疯狂进攻。中央红军一到陕甘苏区，就同红十五军团一起，参加了反“围剿”的斗争。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了这次反“围剿”斗争。有名的直罗镇战役，便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下，取得胜利的。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伟大胜利，给面临亡国惨祸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给全国人民争取抗日与民主的群众运动以巨大鼓舞和有力推动，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象烈火一样熊熊燃烧起来。我党的巨大影响，不仅在人民群众中深入人心，也影响了统治阶级的中上层；不但在统治阶级政界发生影响，对那些具有爱国思想的国民党军人也有很大的震动。特别是在西北地区，对于被蒋介石驱赶到陕甘前线进攻红军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对于两军的统帅张学良将军与杨虎城将军，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这时候，我党中央分析了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处境和现状，认为争取两军共同抗日是完全可能的。从此，党对张、杨以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广大官兵开始了耐心细致的争取工作。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前，我曾长期负责十七路军地下党的工作。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由于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把刘志丹等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抓了起来，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我们还被关押在瓦窑堡。直罗镇战役刚刚结束，党中央就派王首道同志把我释放出来。
11月间的一天，贾拓夫同志通知我，要我赶到前总驻地富县西边的套通塬东村谈工作。我由瓦窑堡星夜赶到前总，其时，直罗镇战役刚结束，全歼了东北军牛元峰的一〇九师，大量物资和俘虏需要处理，前方异常忙碌。前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同志招呼我住下，告知我来这里是毛主席调的，工作将由毛主席当面指示。
在我到达前总的第二天晚上，毛主席约我谈活，我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去见毛主席。毛主席住在一个群众住的土窑里。毛主席见到我，先问了陕北许多同志的情况，然后谈到了将要分配我去做的工作。毛主席要我前往西安，代表红军同十七路军谈判，争取他们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
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我所了解的杨虎城将军和十七路军的情况。我说，十七路军参加过北伐战争，受过大革命的洗礼。从大革命以来，有不少知名的共产党员如魏野畴同志等在这个部队中做过工作，还有不少党员至今在十七路军中做秘密工作，在杨虎城将军周围还有一些同情我党的进步朋友(如杜斌丞先生等)，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长期在陕西省委的军事委员会工作，对这个部队的历史和人物情况比较熟悉，我愿意尽力做好这项工作。
在那几次谈话中，毛主席反复分析了全国的政治形势，阐述了我党的政策。毛主席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妄想独霸中国，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当前，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矛盾下降了。在此民族危亡关头，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敌人阵营也会发生变化甚至分裂。在这种形势下，我党与民族资产阶级重新建立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我们不能实行那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政策，我们的国内政策要作适当的调整：要改变消灭富农的政策；要团结一切爱国的开明绅士；要争取中产阶级和地方势力；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对军阀，我们要向前看，对他们过去反人民的坏事，不要耿耿于怀，更不要只看他们生活怎么腐化，只要现在有一点民族气节就好，要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他们。我们要体谅他们的难处，打共产党是蒋介石胁迫让打的，不打，他们就完了。为了争取他们，在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暂时让出一些地方。
接着，毛主席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情况作了精辟的分析。毛主席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都是地方势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受蒋介石排斥打击的。蒋介石让他们打红军，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由于蒋介石排斥和削弱杂牌军，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东北军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很强烈。十七路军是典型的地方势力，他们要扩大实力，控制地盘，对抗“中央”，同“中央军”胡宗南部的矛盾必然日益突出。杨虎城和中下级军官都有反蒋抗日思想。我们的方针是保存东北军、十七路军，在抗日的旗帜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在他们不觉悟的时候，还是要打他们一下，直罗镇战役就是这样。但打不是目的，目的在于促使他们觉悟，使他们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毛主席说，目前政治形势对我们很有利，我们提出“西北大联合”，争取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搞好关系，然后才有全国的大联合。
最后，毛主席谈到派我去西安的任务。毛主席说：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大的，但也有一定的危险性。谈判一定不要决裂，要谈和。我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指示。这次出去，当力争谈判成功。如果谈不好，有危险，也不惧怕。主席说，你说得很对，现在的时机是好的，我们连续打胜仗，他们一定很动摇，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困难和危险是有的，我们把各方面都想到，有了精神准备，事情就好办了。主席还具体指示：对杨虎城部队要有个分析，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
听了毛主席对形势的分析和对我党政策的深刻阐述，我感到耳目一新，豁然开朗，思想大解放。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实行狭隘的关门主义策略，四处树敌，“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自己搞得很孤立，路子越走越窄，工作被动，损失很大。现在，毛主席来了，端正了党的政策和策略，革命道路开阔了，工作好开展了。我将信心百倍地去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艰巨任务。
毛主席同我谈话结束后，我在前总住了几天，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又给我不少指示和办法。等毛主席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3人的亲笔信交给我以后，我就从前总出发，经过张村驿赶到关中特委所在地九头塬蓝衣村。
关中特委许多同志是我很久不见了的老战友，为了保密，没有一一见面，我积极地进行准备，找化装衣物、证件，研究选择外出路线。关中特委特从边境调了一些地方干部提供情况，参加研究。有的同志主张经赤水(苏区新建县，在今旬邑县西部)出苏区，有的主张经正宁县由庆阳出苏区。这些主张都有缺点。后来，我同彬县北后区工作的地方干部赵洪同志谈话之后，决定从彬县与长武县之间出苏区。这个地区没有正规部队驻守，虽有民团，但晚上不敢出来骚扰。只是我路不熟，需要找个带路的同志。路线决定以后，便起身，当晚到达赵洪家中。由赵洪找到了一个在乡苏维埃政府工作的人为我带路。我们研究了边界情况，便和带路的同志向长武出发。天明前已出了苏区，到达泾河东岸。
离开关中苏区后，一气走了大约150华里，虽然有些疲倦，却是一帆风顺的。在距长武县25华里的地方，碰到了两个便衣特务，对我进行了仔细的盘问和搜查，缝在我的皮衣里边的毛主席写给杨虎城等先生的信，也被搜了出来。幸好这两人是“土特务”，当看到信是写给绥靖公署主任的，便有些瞳目结舌，不知如何发落。我就装出一副国民党大官的神气，大声问他们是谁派出来的，并吓唬他们说：你们这样乱搞，杨主任知道了，对你们和你们的上司都是不利的。这两个家伙更慌了，说他们是长武县政府派出来的。我知道长武县县长是党伯弧，乃十七路军中的老人，是忠于杨虎城的。这样，我比较放心了，对两个便衣说：我是十七路军的高级特情人员，是杨先生派到苏区边界做工作的，现在回西安去报告工作，同你们的党县长也是老朋友了。他们相信了，请我们到附近村子休息、吃饭，并把被他们搜出的信件还给我。
当时我考虑，把这些信秘密地从长武带到西安，是很不容易的。同时，这两个便衣也难免不走漏消息，但估计党伯弧还不至于破坏我们的事，因为这件事暴露出去，对十七路军是很不利的。于是，我决定设法和党伯弧见面，争取他的同情，以免泄漏秘密，顺利到达西安。长武县的城门是由“中央军”守卫的，这一关如何通过，就是一个问题。为了避开进城的检查，我给党伯弧写了封信，诈说奉杨先生之命，有要事商量，要他到城外相会。此信由一个便衣先送去。大约下午6时，我们到达长武县北门外，党伯弧果然在路边等我。党命令便衣离开以后，我对党从实说明了来意，简略地讲了红军主力到达西北后的形势，蒋介石不信任并削弱十七路军的事实和杨先生同我们已有多次来往，此事关系国家大局，也关系到十七路军的前途，要他加以协助。我谈完以后，党伯弧表现犹豫。我说，党先生如果能照顾国家利益和十七路军的利益，请即设法送我去见杨先生，否则就可以把我另作处理，请选择。党伯弧听我这样一说，当即表示他并非势利小人，只是如何才能平安地送我到达西安，甚是为难。党所顾虑的是两个便衣知道了。不好保密，长武到西安300多里，万一出了岔，不好办。我告诉党可以按我告诉便衣的说法，对付便衣。至于护送方法，可以选择可靠人员用押解的办法，可以保证安全，万一出了事，也可以避免连累他。他同意了，便同我一块进城。第二天清早，党伯弧选派他的亲信——保安队队长带了4个兵，用大卡车“押送”我往西安，汽车一直开到西安新城绥靖公署。杨虎城先生见到了毛主席的信以后，让十七路军军法处长张依中接待我。此人曾参加过革命，渭华暴动时，我们曾经认识。后来，他消极了，但还认识我，表现特别亲热。他们把我安置在西华门军法处看守所住。张依中向所长吴怀仁介绍，我系十七路军的特情人员，是被红军俘虏后逃回来的，需要审查以后才能复职。看守所长是一个年近60的老狱吏，习惯于奉迎，他看到我同他的长官平出平入，便尽量向我献殷勤，安置我住在一个较好的房间里，每天单独开饭，极表关怀。我名义上虽然是“犯人”，实际上却是比较自由的，可以到张依中、吴怀仁的办公室里去闲谈，了解情况。谈活中，张依中一再表明他所以脱离革命，只是同某些人有不同意见，没有做过坏事，如有需要他的地方，他一定尽量帮忙。一次，谈起渭华暴动，张说他对刘景桂(刘志丹)印象极深，详细问了刘的情况。
大约一周后的一天晚上，张依中说，杨先生约我谈话。并开来一辆小车，送我到新城。杨虎城先生在新城大楼门口等候，接我入西客厅谈话。没有别人参加。首先由我代表毛主席向杨先生问好，说明了来意，谈了形势和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没有等我说完，杨先生就提出了3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十七路军许多人认为红军不讲信用。他说：我部孙蔚如驻防汉中一度和红四方面军有过来往。但是红四方面军无故地攻击汉中地区，我部许多人至今还有不满情绪。
第二个问题：十七路军警三旅旅长张汉民是共产党员，中央(指国民党)一再指责我，陈立夫对我也亲自谈过。我认为张有魄力、能干，没有理他们的指责。但是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在九间房设伏袭击，并把张汉民杀害了，这是我们很不满的。
第三个问题：你们红军主力北上抗日，主张联合一切抗日部队，这个主张很好，但是如何帮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呢?
我对这些问题作了详细的回答。我说，贵部孙蔚如先生同我红四方面军有来往，我们是知道的。贵部派的张含辉，到过通、南、巴苏区，我红四方面军，保证了安全，取得了谅解，因而贵我两军在两年中，没有大的摩擦，孙部得以安驻汉中，兵员有了很大的发展，说明红四方面军是信守了协议的。后来中央军第一师胡宗南部，依靠天水地区，积极向南扩展，势力伸张到四川西部，不仅我军侧面受到威胁，同时孙部也受到威胁，而孙部对胡宗南部不加抗拒，任其发展。特别是当中央红军到达川西时，胡部已伸入到嘉陵江西岸一带，阻碍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为了顺利地同中央红军在川西会师，必须安全地渡过嘉陵江，要安全渡江，必须设法调离沿江驻守的胡宗南军队。所以才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明攻汉中，威胁天水(胡军后方)，调动胡军返回天水。胡部果然以为我军攻打汉中、天水，撤回了川西部队，集中天水，防我进攻，给了我红四方面军回师西进的良好机会，安全地暗渡嘉陵江，完成了和中央红军会师的任务。这种军事行动，说清楚了，先生是会谅解的。杨先生知道，汉中是个盆地，红四方面军如果决心消灭孙部，就可以依靠川北苏区，三路出击，东路依万源、城口进攻镇巴、西乡；中路依通、南、巴翻越巴山进攻南郑；西路依广元进攻宁强、勉县。东、南、西合围南郑，汉中地区腹背受攻，不是更容易得手吗?何必单从西线一路进攻呢?这点也正充分说明了我军攻击汉中地区，只是调动胡军之手段，并不是以歼灭孙部为目的的。
红二十五军，从鄂皖苏区突围后，长期行动，得不到补充和休整，有困难。该部到达陕豫边地区后，是准备休整的，可是贵部柳彦彪旅，天天尾追，逼得红二十五军不得不自卫。山阳一战，该旅溃败，而贵部警三旅张汉民部又接踵而至，并且张部尾随比柳旅更为接近。红二十五军误认该部要再寻机攻击，遂于之九间房接火战斗，在战斗中，张旅长被俘，由于红二十五军自从突围后，和上级失掉联络，不了解张汉民同志的情况，所以误杀了他。这首先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沉痛损失，对于十七路军说来，当然也是一个沉痛的损失，但可以用来作为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有力材料，以张汉民同志被杀来反击国民党的指责，说明十七路军并没有什么共产党，打掉蒋介石削弱十七路军的借口。
至于红军的态度，我党在《八一宣言》中，有明确说明，毛主席给杨先生也写了信，想必杨先生是清楚的。今后贵我双方如果不相互攻击，就会互不伤亡，这对十七路军之发展壮大和对抗日救国事业都是极为有利的。我们认为十七路军和东北军都是要求抗日的，这些军队的扩大，就是抗日救国力量之发展，也就是反动卖国势力的削弱。所以我们只有帮助成长，防止损失，这就是我们对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明确态度。
杨虎城先生在谈话中多次暗示十七路军上下官兵都是齐心的，能够听他的话，但对谈判的具体内容没有表示明确态度。从语气和神态看来，他对联合抗日、互不进攻是赞成的，对这次谈话也是满意的。杨先生最后对我说，他今后不能多和我谈，指定王菊人先生(时任杨的机要秘书)和张依中先生继续同我接谈。并说如果事情完了，有一位老朋友要我带往苏区。 同杨谈话以后的第三天，王菊人先生约我到他中柳巷家里谈话。王在大革命时期参加过革命组织，我们是相互知道的，但这次见面，王却表示很疏远。他一开口就说红军经过长期行动，到达陕北可能很疲倦了吧?分明是暗示红军联合他们是出于不得已。我说：红军主力已顺利到达目的地陕甘边区了，初进苏区便打了几个胜仗，吴旗一战歼灭了马步芳的野骡子旅大部分；直罗镇战役，东北军牛元峰一○九师全部歼灭，王先生大概听到了吧!因我这样回答，王就转换话题说：贵部到西北后，对马家军如何对待?马家军以强悍著称，搞不好，很麻烦。我说：马家部队也不是蒋的嫡系，如果他不积极骚扰，我军亦愿意互不攻击。同时，马家部队也和红军较量了一下，并未占到便宜，看起来也不象传说的那样勇猛。接着王菊人先生表示同意同红军建立关系，但极力宣称十七路军是有革命传统的。这次和红军建立关系，是为了革命，望双方都能抱定互相谅解、互相尊重的原则。我说：我们都是西北人，十七路军的情况，我还知道若干。为了国家的利益，两军的利益，为了西北人民的利益，我们都应当为两军的联合尽一分力量，促成两军的合作。
从王菊人家里出来，回到军法处，张依中早在他的办公室等我。他一见面，就对我说，王菊人不够朋友，爱弄小聪明，要我多加注意。张说这话的用意何在，我一时弄不清楚，只好随口应答几句。从张后来的谈话中我才了解到他是在极力表示要重新参加革命工作。由于张依中的帮助，我能够自由外出访朋探友了。于是我就设法会见杜斌丞先生，从朋友那里知道杜斌丞先生住在大湘子庙街。在一个晚上，张依中先生约我到他家中谈话，张住在正家巷。由张依中家出来，我就去杜先生家，杜先生亲自出门迎接。我告诉杜先生，毛主席有信给他，都在杨先生那里，不知收到否?杜说没有接到。他估计可能是被杨先生扣了。杜先生表现很热情，问了陕北许多熟人的情况，继而分析了杨先生的态度。他说杨敢干、直爽，对蒋介石统治不满，也有一些进步思想。但有些简单，易于动摇，抱有统治陕、甘的“雄心”。杨先生对红军有些害怕，宜多作解释，以打消他的顾虑。随后杜先生也提到张汉民的问题，并说朋友们都很关心这件事的真相。我便老老实实地告诉了张遇害的经过，说明这个误会是大家的不幸。对于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问题，杜先生说，他是不准备离开十七路军的，今后当极力促成两军合作抗日。我辞出时，请求杜先生代我约邓宝珊军长，他慨然答应了。从同杜先生谈完话回到住处，天已很晚了，张依中派人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张对我说，你近来活动得太多了，已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杨先生也知道了，不知什么人出的主意，杨先生已令我处庞志杰队长监视你的行动，怕你出岔子。如果在外边被中央发觉，立即设法把你抢回来，假如不可能，要先开枪伤害你，千万不能让国民党把你活捉了去。我很担心，所以才秘密告诉你。杨先生这样布置，是为了十七路军的利益。张这样告诉我，是真是假，不太清楚，但是说明了我的行动是被十七路军方面大为注意了，必须小心些。过了几天，王菊人又约我到他家里谈话，这次王的态度比较客气。他说你可以返回苏区了，杨先生认为红军和十七路军都是抗日部队，双方力量都不应削弱，要互相谅解，双方都应当避免冲突，行动尽量告诉对方；如果遭遇，双方都不要采取包围追击。你需要什么东西，可以买点，前次杨先生告诉的〇〇先生和你一块去，请多加照应。
在西安住了约一个月，到此告一段落。临行前到杜斌丞先生家里辞别，传达说杜先生去了三原，他代我约会的邓宝珊先生也没有可能见到了。
过了一天，张依中通知我行期和路线，他说，明天就走，同行人在北门外会齐，坐马车经三原去淳化，淳化驻军是特务二团，团长阎揆要。我听后内心确实高兴，因为我和揆要同志可以见面了，我们分别已有一年多了。张还说，杨有电话给阎团长，说你们是中央派去陕北谈判的大员，要阎亲自接待，要我不可露出马脚。送我们的又是庞志杰。真凑巧，送的和接的都是共产党和与共产党有关系的人，哪有不放心的呢。
早7时在北关集合了。杨先生要我带往苏区的那位先生在三原，我俩住在一间屋子内，才知道这位“代表”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他的名字叫王世英。
次日下午4点左右到达淳化县，阎揆要团长在城南门外等候。庞和阎是老同事，先由庞介绍了王世英同志是杨部高参；介绍我是“中央大员”赵仲远先生。阎团长摸不清头脑，只是点头。回到团部后，阎说，原来“中央大员”就是你。在阎揆要同志的团部住了一夜，由雷展如同志送我们到苏区。雷当时任连长，也是共产党员。
我们进入苏区走不到2里路，就被一支武装包围了。他们是当地的游击队，看我们穿着长袍，戴着礼帽，不由分说，硬要捆我们到队部去，我们怎样解释也不听，队员们叫我们“反对派”(陕北苏区群众把国民党叫反对派)。到了队部，见到队长，他笑着说：“我的政委，几乎把你当反对派了。”队长姓杜，是红二十六军的班长，他是认得我的。休息吃饭后，由杜队长派人送我们去关中特委所在地蓝衣村。
附记：这份材料是1942年在马栏镇写成的，1958年6月又在文字上略作了修改。
* 本文第(一)部分摘自《中共安康特委中共安康军特支及安康起义》一书所载《汪锋回忆》一文；第(二)部分系《丹心素裹》所载汪锋《上海中央局派我与红二十五军联络》一文；第(三)部分系《丹心素裹》所载汪锋《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谈判经过》一文。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二十六)/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