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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帮张学良写回忆录//环球时报,2002.06.17


  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张学良先生生前挚友唐德刚先生披露鲜为人知的故事
   今年6月3日,在张学良先生101岁诞辰之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按照他生前的遗嘱,将他捐赠给该校的私人信件、日记、收藏品,以及他口述的回忆记录等文物公诸于世,供学者和公众阅读、研究之用。这件事引起了海内外中国人的很大关注。张学良先生究竟是一个怎幺样的人?他的这些文物有何价值?回答这些问题的人,必须既对有关历史问题有深入的研究,又与张学良先生有私人交往。这样的人现在已经不多了。
   唐德刚先生是民国史专家,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进行口述史工作。他曾为李宗仁先生整理、编写过口述的《李宗仁回忆录》,也为顾维钧、胡适等著名人士整理、编写过历史回忆录,在这一领域称得上是一位史学大家。张学良先生最早的口述回忆录就是请他执笔的。
   张学良秘密发出邀请
   日前,记者有幸专访了唐德刚先生。在新泽西唐教授静谧的家里,他与记者侃侃而谈,讲述了他与张学良交往的那段往事。
   那是1990年,唐德刚教授因私事从美国去了台湾,并应台南佛光山佛教星云大师之邀,在佛光山讲佛学。突然有人打来电话,说张学良先生要在第二天中午请唐教授吃饭,但电话并未说明事由。当时,张学良先生刚有些自由,这样的举动显得很不寻常,所以,此事在唐教授看来既突然又神秘。接到电话后不久,唐教授就买了去台北的机票,赶往约定地点。临行前,他都没有把这事告诉星云大师,只是说有要务须立即去台北。
   在台北来来大饭店十一楼的一个房间里,唐教授见到了张学良先生。出现在唐教授面前的是一位头戴黑色小帽、戴一副墨镜、衣着随意、和蔼可亲的老者。席间,张学良先生直截了当地说明他请唐教授到台北见面的目的。他说:"我看过你写的《李宗仁回忆录》,很欣赏你的文章。有关我的文章有成千上万篇,你写的那些最合我的心意。所以,想请你也帮我写一本回忆录。”在交谈中,张学良先生还很赞同唐教授对他与父亲张作霖之间关系的分析。唐教授认为,少帅虽然继承了父亲的大业,但实际上和父亲并不一样,他是有新思想、有作为的人,因为时代在进步,两代人之间的差别很大。两人相见谈得十分投机。唐教授对能为张学良先生写回忆录感到很高兴,便爽快地答应立即动笔。
   写回忆录的计划夭折
   从第二个星期开始,唐教授即到张学良先生家,由张学良先生讲述其家庭、父辈和祖先的历史,以及他个人的成长经历。唐教授将张学良的话用录音机录下来,然后整理并改写为正式的回忆录。他每星期写一章草稿,每次都是经张学良先生亲自核对内容、修改润色,最后定稿。唐教授介绍,为张学良先生写回忆录与他以前为李宗仁先生写的回忆录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不用第一人称。这是因为张学良先生与宋美龄夫人私交甚笃,他不希望因回忆录的某些内容而得罪于她。
   这件事原先是相当秘密的,因为张学良先生当时虽已行动自由,但台湾当局对他的监视仍十分严格。在他外出时,周围一般都会有四五个便衣“陪伴”;他的住宅后面就是一排台湾情报治安机构的房屋。尽管那天张学良先生与唐教授会面时身边只有一名贴身随从,但后来此事还是泄露出去了,并很快在台北引起轩然大波。原来,当时唐德刚教授在台湾当局眼里是个“亲共人士”,他的《李宗仁回忆录》在台湾还被列为禁书。台湾当局认为,张学良先生不应请像唐教授这样的“亲共人士”来“偷偷地写回忆录”。台湾当局的态度给张学良先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此,回忆录刚写两个多月就被迫停止了。张学良先生本想与唐德刚教授联名发表声明,表示他们没有写回忆录,特别是没有写关于“西安事变”的事情,只是朋友之间的闲聊。但最后还是两人分别发表声明予以澄清。事实上,当时他们也确实没有写关于“西安事变”的情况。这场风波使张学良先生想写回忆录的最早计划夭折,这也说明,当时台湾岛内的政治环境依然十分险恶。唐教授认为,这可能是张学良先生以后离开台湾移居美国的原因之一。
   唐德刚眼中的张学良
   张学良先生的回忆录虽然以后改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师张之丙女士完成,但张学良先生来美后,与唐德刚教授仍保持着朋友之间的交往,因此,唐教授对张学良先生的思想、个性有着较深的感受。他觉得,张学良先生的一大特点是秉性率直,敢作敢为;为人聪明,但不功于心计;待人真诚,绝少城府。
   在未与张学良先生认识之前,唐教授一直认为张学良"是一名老谋深算的政客,人一定很厉害"。但交往多了之后才知道,其实他是个率性直肠的汉子,遇事大而化之,不拘小节,甚至年近百岁还童心未泯。唐教授认为,张学良的这种性格与他在"西安事变”中的作为十分相符。“西安事变”中捉蒋放蒋,张学良并不是在精心策划之后才动手的,也未过多考虑事情的后果。但在当时抗日形势下,按张学良的思想和秉性,发动兵变也不反常。唐教授还讲了一个与“西安事变”有关的细节:当时,蒋介石以为张学良不会抓他。因为张的个人财产是委托宋家代为管理的。蒋介石以为张学良的财产控制在自己手里,张不敢对他怎幺样。谁知张学良对财产视如粪土,根本不考虑这些个人得失,力劝蒋介石抗日无效,才一怒之下对蒋采取了行动。张学良先生的这一性格也可以从另一件事上反映出来:日本占领东北不久,为了拉拢张学良先生,特别将张家的私人财产装了13个火车皮,说是要还给张学良先生,被他断然拒绝。这是张学良先生爱国抗日、立场坚定的充分表现。
   谈到这次公开的张学良先生的文物,唐教授认为,"西安事变”不仅改写了中国的历史,还影响了世界历史。因为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中国全面抗战就不会那幺早爆发,日本的几百万军队就不会那幺早陷入中国的战场。这样的话,德日就有可能联手从东西两线夹击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将如何发展和结束就很难说了。他说,关于“西安事变”的大致脉络现在是清楚的,但是,这个事件涉及方方面面,不仅中国当时的各个政治派别、各地的军阀都与此事有关,在国际上,德国、苏联和日本、美国事后也都曾参与进来。但作为主要当事人,张学良先生的文物最为权威。虽然“西安事变”的一些细节由于其它主要当事人没有写回忆录,有些可能将永远不为人知,但现在公开的这些文物也可以使人们对当时的历史看得更加清楚。其价值是难以简单评估的。▲
   ●本报驻联合国特派记者何洪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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