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后东北大学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
魏向前 王国钧 丁晓春
电影《西安事变》中有一幕是演一队青年学生手擎小旗，冒着刺骨寒风，高呼口号向临潼进发，找蒋介石请愿。这队青年学生即是以东北大学学生为主体的西安学生队伍。前边的一面旗帜是东北大学校旗。时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将军面对请愿的东大学生，发出了肺腑之言。应当说，这次请愿，对促成西安事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翻开东北大学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西安事变前后，东北大学爱国学生一直活跃在抗日救亡斗争的第一线。西安事变前的这次请愿活动正是其中的一幕。
今年，是原东北大学校长，现任东北大学名誉校长、校董会名誉主席、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和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发动西安事变60周年。这里，我们对东北大学的那段历史进行回顾，对于纪念张将军学良校长和杨虎城将军发动西安事变60周年，继承和发扬东北大学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大有裨益。
东北大学学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背景
东北大学始建于1923年4月26日。1998年8月，时任东北军政最高长官的张学良将军亲自兼任东北大学校长。他深知“教育为民族存亡所系”，确定“培养实用人才，建设新东北，以促成国家现代化，而消弥邻邦之野心”为东北大学的办学宗旨，一开始就把学生的前途和国家命运联在一起。张学良校长主持修改的校歌突出强调“爱乡、爱校、爱国家、爱人类”的爱国主义思想。1928年底，张学良将军顶着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强大压力，毅然宣布东北“改旗易帜”。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把东北分裂出中国版图的阴谋。实现了祖国的统一。接着，张学良将军又断然处决了亲日派代表人物杨宇霆、常荫槐。
张学良校长反帝爱国的所作所为，在东北大学学生的思想深处打上了爱国主义的深深烙印。
张学良校长主校后，为给国家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他把其父留下的数百万银元捐献给东北大学，用于学校的发展建设。包括扩建校舍，先后建成文、法学院教学大楼(称汉卿南、北楼)，图书馆、实验室、大礼堂、设万余人看台的罗马式体育场、教授住宅东、西新村等等；以高于关内各校3至7倍的薪金礼聘国内外著名学者来东大任教，章士钊、罗文干、梁漱溟、黄侃、梁思成、刘仙洲、冯祖荀、庄长恭、宋君复等一大批著名学者云集东大；奖励优秀学生，凡当年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免交全部或半数下年学费，凡各系毕业生考第一者均免费送国外著名大学深造；聘请著名教育家指导办学，在国内高校中较早地成立了“大学委员会”(校董会)，张伯苓、罗文干等应聘指导东大办学。到1931年9月，东北大学已迅速发展成为设有理、工、文、法、农、教育等6个学院共24个系和8个专修科，在校学生近3000人，教授百余人的综合性大学。是当时国内占地面积最大、办学环境最好、教授阵容最强、教学经费最充足 (每年150万银元)、教学设备最先进(教学、实验设备均从德国购入)、校办工厂最大(占地200亩，承接全国内燃机车修理和学生实习)的大学之一，堪称国内一流。
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一夜之间占领了沈阳，正在蓬勃发展的东北大学惨遭摧残，损失殆尽。东北大学从此流亡关内。据不完全统计，图书、仪器设备和校具损失合267．66万银元；校办工厂毁坏损失合4987.4万银元；建筑破坏维修需经费50.4万银元；学校被迫搬迁各种费用47.8万银元，总计 5353.3万银元，折合2.3937亿美元。此外，著名教授流失，一些学生被迫辍学以及给师生造成的精神上的创伤等无形损失更无法计算。
可爱的家乡尽落敌手，美丽的校园被日寇侵占，背井离乡，漂泊四方，流亡之苦折磨着东北大学的广大师生。然而，东大的学生们并没有被吓倒，不当亡国奴，打回老家去，团结抗日，一致对敌，成为东北大学学生后来参加抗日活动的思想主线。
爱国、爱乡，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前，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的侵略行径，东北大学学生就曾参加了很多抗日活动。其中，较为有影响的是声援五卅运动。当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沈阳后，东北大学学生于6月5日召开大会，声讨日、英帝国主义残杀我同胞的罪行，并向北京政府提出严惩祸首，收回一切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项请愿要求。会后不久，东大学生向上海捐赠银元1500元，表示对五卅运动的支持。1927年4月，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其侵华特权，不经中国政府同意，单方面决定在鸭绿江畔的临江设立领事分馆。对日本这种无视中国主权的行为，临江人民以“拼十万头颅，洒一腔热血”的精神，开展了“拒日临江设馆”斗争。东大爱国学生为声援临江人民的正义斗争，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拒日临江设馆”、“打倒帝国主义”、“唤醒同胞，共同救国”等口号，充分显示了东北大学学生的反帝爱国激情。
1928年，东大学生成立了爱国团体“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在其指导下，东大爱国学生广泛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我东北资源，残害我东北同胞”等内容的宣传、控拆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被迫迁到北平。饱受流亡之苦的东北大学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逐渐走向高潮。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北平成立。“救国会”为敦促南京政府出兵、恢复东北失地，组成了“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赴南京请愿，东北大学的许多学生参加了这个请愿团，并且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冲破了国民党军警的阻拦，南下请愿，扩大了抗日救亡的宣传。后来，由于请愿未达到目的，东北大学有许多学生投笔从戎，回到家乡东北，走上武装抗日的战场。
东北大学学生苗可秀从北平回东北后，参加了邓铁梅为总司令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初任教育长，不久改任参谋长。这支军队在凤城、岫岩、海城三县交界处开展游击战争，高潮时队伍达3万人，多次与日军拼杀，曾生俘敌少将成泽克亮。后来，邓铁梅以身殉国，苗可秀率部队继续战斗。1935年 6月，苗可秀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被捕。7月，敌人对他施焚刑时，他高呼着“中华民族千秋正气”的口号英勇就义，时年仅29岁，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东北大学学生的反帝爱国热情十分高涨。东大作为组织者之一，也是参加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大游行人数最多的队伍，而且，每次都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他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不断齐声高呼：“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展示了东北大学学生们不畏强暴，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两次示威游行都遭到了手持大刀、棍棒、水龙头的反动军警的镇压，许多学生把鲜血洒在了北平市的街头，一些学生被捕入狱。然而，东北大学的爱国学生始终英勇不屈。
张学良校长支持学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爱国将领张学良，作为东北大学的校长，一直十分关注和支持东北大学学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1月，张学良校长在西安以诚恳的态度，连续三次打电话邀请北平“东北大学学生救国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会”)，派参加运动的“主动分子”到西安谈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的情况。同时，张学良还指派军法处长、原东大法律系教授赵翰九先生携款l000元，到北平慰问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东北大学学生。当“工委会”的代表宋黎等人到西安后，受到校长的热情款待，并与其进行了三个半天和两个晚间的长谈。张校长详细听取了宋黎等同学关于东北大学学生在一二·九、一二·一六示威游行过程中的英勇斗争事迹之后，激动地说：“东北沦陷我有责任，先父的坟还在东北，国难家仇集于一身，抗日救国义不容辞，东北青年、东北军、东北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准备打回老家去！”
1936年2月的一天夜里，国民党北平宪兵司令部出动数百名武装宪兵冲进北平东北大学校园，将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王振乾等40余名东大学生逮捕入狱，校长张学良闻讯后，十分着急，又听说有包括东大学生在内的8名学生将被枪杀，张校长立即决定，让来西安向校长报告一二·九运动情况的宋黎同学以其秘书身份持张校长的亲笔信立刻回北平找北平宪兵司令邵文凯，要求其放人。邵慑于张校长的势力，加之全国舆论压力，只好从命。
1936年初，日寇逼近北平，偌大个北平已安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学校将工学院迁到张校长的身边，成立了东北大学西安分校。在新校舍礼堂的奠基石上，张学良校长题词：
沈阳设校 经始维艰
至九一八 惨遭摧残
流离燕市 转徙长安
勖而多士 复我河山
碑文不仅昭示了自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的颠沛流离的历程，而且，号召全体同学要为光复失去的大好河山努力斗争。校长张学良将军对学生讲：“我们东北大学学生，有他特殊使命——回故乡。所以我们造就学生出来，非但要有专门学识，还要训练他们比专门学识更深的基本工作。将来复兴民族使命，要使举国都企望在东北大学学生的身上。”
对西安事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36年9月，东北大学西安分校成立了学生救国会。11月，东大学生救国会与西安各校紧密合作，成立了西安学联。在西安学联的指导下，东大西安分校学生广泛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成为西安学生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随着日本侵略者的疯狂入侵，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张学良将军为实现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目标，多次向来西北布置“剿共”的蒋介石进谏，规劝他改变“剿共”及对日妥协退让的立场，实行联共抗日政策。但蒋介石却一意孤行。1936年12月7日，张将军学良校长再次到临潼华清池蒋介石行辕，想以自己的至诚感动蒋介石。他声泪俱下，向蒋介石“苦谏”。蒋介石不但不听劝告，反而调动数十万兵力，准备大规模“剿共”，内战形势越来越严峻。
西安学联针对蒋介石来西安督战，调兵遣将造成的极为紧张的内战形势，立即开展了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在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前夕，西安学联与“西北救国会”、“东北民众救国会”等团体联合召开西安各界各单位代表会，讨论并通过了向蒋介石提出的以“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为主要内容的万言请愿书，并决定在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时，举行有各校学生和市民群众参加的请愿游行。
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当天，西安市1.5万名青年学生走上街头举行请愿游行，东大西安分校学生胡焜是这次游行队伍的总指挥。
东北大学西安分校的学生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他们不断高呼：“枪口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打回老家去!”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先后奔向“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西安绥靖公署”等机关请愿，不仅未得到满意的答复，还遭到特务军警的镇压。同学们更加愤怒了，冲开了紧闭的城门，赶到火车站，要到临潼去找蒋介石。这时已是下午3点多钟了，而且天空阴云密布，寒风怒号。火车站里的机车已全部被开走了。然而，同学们斗志不减，手擎写着抗日救亡口号的小旗，组成长长的队伍，决心徒步走到临潼去。
当蒋介石得知学生们来临潼请愿的消息之后，惊恐万分，连声说：“格杀勿论!格杀勿论！”并授权钱大钧率国民党宪兵，架上机枪，堵截、镇压来请愿的学生。一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随时可能发生。
校长张学良将军十分清楚，学生去临潼找蒋介石请愿，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因为蒋介石是置民心于不顾的。为了保护学生，他要亲自去制止这次流血事件。在十里铺，校长张学良将军的汽车追上了学生请愿队伍，他挺身站在路旁的小土坡上，挥动着双手，对行进中的学生们高声喊道，“请大家停下!我有话对大家讲。”
“各位同学，你们的爱国热忱我是佩服的。但是，今天时已不早，到临潼去路途尚远，请大家回去吧!你们的请愿书交给我，由我向委员长陈述。”
“为什么不让我们去找蒋介石?”“难道要求抗日救国有罪吗?”“我们不怕死，我们要蒋介石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愿为救国而死!”站在最前列的东北大学西安分校的同学们，痛哭流涕地呼喊着。
面对这群心灵纯真的学生们的抗日救国激情，校长张学良将军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与你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还急迫。”接着，他以极恳切的语气告诫同学们：“临潼，你们不要去，因为灞桥那边就有中央宪兵，你们去那里很危险!”
“我们的要求还没有得到答复，张将军，难道您就这样让我们回去吗?”校长张学良更为激动了，向站在面前的同学们挥泪发誓：“我张学良也不愿当亡国奴，也要抗日！”“你们的要求，在一个星期之内，我一定用事实来回答你们，请相信我张学良!”学生们听后深受感动，整队返校。
三天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校长张学良将军用兵谏的办法，规劝蒋介石放弃“剿共”内战立场，实行联共抗日的政策，用实际行动兑现了他对学生许下的诺言，回答了学生们的请愿要求。东大西安分校的同学们，得知这一重大消息后，奔走相告，兴奋万分，有的甚至喜极而泣。同学们为能有一位以民族大义为重又能与学生心连心的好校长而骄傲和自豪。
西安事变后，1937年2月，东北大学全部从北平迁到西安， 1938年东北大学再迁到四川三台，直到抗战胜利，东北大学学生一直高举爱国主义大旗。广大爱国学生在校内组织歌咏团、话剧团，唱救亡歌曲、演抗战话剧；在校外，他们派人参加“西北妇女慰劳会”进行抗日救亡工作。在北平，卢沟桥事变后，东大的同学们积极参加北平学联、“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等团体组织的服务团，到芦沟桥抗日战场去慰问，使参加抗战的二十九军将士受到鼓舞。北平沦陷后，许多学生到西安东大复学。有些学生去了革命圣地延安。有些学生到了山东，直接参加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一批学生去了山西，在那里，他们组织了华北国民军。后来，这些同学先后转入晋察冀、太行、太岳、晋绥、晋西南、冀中、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走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杀敌战场。
西安事变及其前后东北大学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了，它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尤其东北大学学生在张学良校长爱国思想的影响和鼓舞下，通过长期抗日救亡斗争的实践铸就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数十年来，一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东大人。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已经过去整整60个春秋，值得庆幸的是张学良校长依然关心家乡东北，关心东北大学的发展与建设。 1993年，东北大学复名时，张学良先生为东北大学题写了校牌，并慨然应允担任东北大学名誉校长和东北大学校董会名誉主席。1996年6月，张学良校长再次为东北大学校董会成立题辞。如今的东北大学已跻身全国33所设有研究生院的第一层次大学之列，是国家首批批准进入“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东北大学2万余名在校师生及海内外10万东大校友，将永远高举爱国主义大旗，同心同德，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东北大学，邮编：110006)
《西安事变研究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