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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玉祥部驱逐吴新田及其在陕南的活动
　　一、西北军驱走吴新田后进入陕南
　　冯玉祥所部西北军自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五原誓师后，很快就囊括了陕、甘、青、宁四省地盘。但其主力大军东出潼，忙于参加北伐战争，当时顾不着分兵进占陕南，因而吴新田的土皇帝寿命得以延长了两年。北伐战争告一段落，西北军对陕甘后方的所谓“戡乱战争”亦已基本结束，这时冯玉祥才派遣其六方面军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张维玺统率所部，于一九二八年九月中旬从关中凤翔出发，向陕南进军。笔者张宣武时任第十三军手枪营营长，王恒心(原名王志远)时任十三军二十师六十旅旅长，我们都曾参加了这一行动。
　　在汉中的吴新田得知西北军南来的消息后，惊慌失措，手忙脚乱，自知力不能敌，却不甘心自动的退出陕南，又以北有秦岭之险可守，栈道交通易于堵塞，或可以寡敌众，以弱敌强，冀侥幸于万一。于是，他就决心“背城借一”，抗拒西北军的南下，指派他的第十四旅旅长(姓名忘记)指挥两个团的兵力，在由宝鸡通往汉中必经之路的凤县以南留凤关(俗称南天门)、柴官岭一带，前后布置了两道防线，并构筑了必要的阵地工事。
　　留凤关和柴官岭是秦岭山脉的最高峰。留凤关矗立在凤县城南门外一座耸入霄汉的山顶上，一条不及两米宽的陡峻石磴路，望之如上天梯一般，道路两旁尽是悬崖峭壁，无法攀登。从留凤关至柴官岭之间的一段道路，只有一两米宽，弯弯曲曲好象一条长蛇架又似一根在高空的独木桥，因为它的两侧都是万丈深涧，而柴官岭则横陈在这条道路的南端，直是一道天然城墙。这两条防线，的确是易守难攻的天险，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人莫入的所在。
　　西北军的前锋第十七师赵凤林部到达凤县后，侦察了敌情、地形，认为从正面仰攻、硬攻，会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且没有得手的把握。乃决定以主力从正面佯攻，以麻痹敌人，另以一个团的兵力，轻装从凤县以西绕越三十里开外，循着当年韩信暗渡陈仓的那条山僻樵路，向柴官岭以南，敌人后路的古陈仓道口——南星镇迂回前进。
　　吴新田的部队，在陕南过了七年之久的“太平日子”，既缺乏严格训练，又无实践经验，特别是绝大部分官兵有鸦片烟瘾。可以说是一群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而且军官佐们都做有生意，荷包里有了钱，又有着一大堆妻子儿女，他们心里都在挂念着家眷，因而军心涣散，士无斗志。当得知西北军从陈仓道口抄袭到后路时，人人惊悸亡魂，不战自溃地把留凤关、柴官岭两道防线轻轻地给放弃了，人马杂沓，犹如潮水一般地向汉中方向狂奔逃窜。
　　当西北军那一团人迂回到南星镇的时候，弃守留凤关、柴官岭的吴新田部大队人马已经通过南星镇继续向南逃去，只剩下一些辎重和二、三百名老弱残兵被截获缴械。
　　吴新田部第十四旅溃退到南郑之后，汉中情况一片混乱。吴新田连夜召集幕僚和一些部队长举行会议，研究对策，他们自顾逃命要紧，所以没有一个主张继续抵抗的。吴新田没有料到他的部队士气这样低落，更没有料到他的第十四旅溃败得这样迅速。事先，吴新田虽然也曾设想不得已时，向东撤退的腹案计划，但没有着手积极准备。今见部队既不能战，又不能守，他虽极不愿意舍弃这项“汉中王”的冠冕，已是不可能的了。只得采纳众议：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于是，他们急如星火地连夜拉伕、拉骡马，抓轿子和滑竿，为他们搬家眷，运财物，被抓的骡马、轿子成百上千，被拉的人伕脚力成千上万，这条浩浩荡荡的运输行列，远远超过吴新田的第七师整个一师人马的数量。
　　吴新田放弃了南郑，领着他的师直属部队和已经溃不成军的第十四旅残部，沿着汉水北侧大道，昼夜兼程向安康方向逃走。
　　西北军的前锋部队，自从迂回到南星镇以后，一路上未遇任何抵抗，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地进占了汉中首府南郑城。西北军的第十七师，得知吴新田率队向东逃跑，也就未在南郑停留，紧接着继续追赶。
　　吴新田部第七师的另一个旅——第十三旅，旅长牛堉椿(字植先)，年岁较轻，个性较强，在吴部的第七师中是一个比较横暴的人。当时他刚把散驻在各地的部队集结在西乡县，吴新田东逃路过西乡时，曾嘱牛堉椿在西乡布防掩护一阵：同时，牛堉椿也有点不服气，很想和西北军较量一下。因此，他就在西乡县城以西的十里铺及其南北两侧高地布下了一道防线，准备抗拒东进的西北军。
　　西北军第十七师的前卫团进至十里铺附近，发现敌情，未待师主力部队到达，断然即行独立进攻。一举突破牛部防线，毙伤七十余人，俘虏一百余人，占领了十里铺及其两侧高地，牛部则败退到西乡县城。
　　牛堉椿估计到西北军可能于当夜向西乡以东迂回，截击他们向东的逃路，遂出南门，入深山，沿着堰口、上司的山僻小路向镇巴县方向逃窜。他们在当天夜半开始行动。由于西乡县城很小，拉不到很多的人伕和骡马，也抓不到很多的轿子和滑竿，而时间又迫不及待，因而许多眷属和笨重行李都遗弃在西乡而未能带走。
　　西北军十七师次日拂晓攻击，扑了一座空城。该师遂即分兵一部向南尾追牛堉椿，主力仍沿大道经石泉、汉阴、安康方向继续追赶吴新田。结果，向南进击的部队一直进到陕南的镇巴县，只追下一些带不走的行李和走不动的老弱病号。牛堉椿两千多队伍，除了途中跑散的和窜入深山老林去当土匪的外，仍然有一千多人，跑到川北万源县，投靠四川军阀刘存厚去了。吴新田那一帮残兵败将和大队的挑夫、驮马、轿子、滑竿，由于西北军的急进猛追，沿途丢盔撂甲，许多官兵抛弃炮弹，换上了便衣，本地人回到他们的家乡，外省人又做他们的生意去了，也有一部分官兵既不愿放下武器，又不愿跟着吴新田无止境地逃跑，他们就百二、八十人一伙，三、两百人一簇地窜入南山或北山当土匪去了。当吴新田跑到安康乘船东下的时候，除了一些幕僚、高级军官、亲信随从和眷属以外，剩下的部队总共不满千人②。西北军的追击部队，一直追到陕南最东边境的白河县为止。当时，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吴佩孚等早已垮台，吴新田已无靠山，他见大势已去，到了宜昌，就把随从人员和残余部队给资遣散，把武器弹药交给当地驻军，吴本人先跑到上海后又到天津作寓公去了。
　　割据陕南达七年之久的直系军阀部队的第七师，自最初和西北军接触，到牛堉椿残部窜入川境和最后吴新田从安康乘船东下，前后为时一共不到二十天，一个整师的北洋陆军，就这样土崩瓦解了。但北洋陆军的部队番号，要算吴新田的第七师保持得最长久，它是最后被消灭的一支北洋军阀部队。西北军从一九二八年九月底据有整个陕南地区，张维玺继吴新田之后作了“汉中王”。
　　二、张维玺在陕南的一年半
　　张维玺到了陕南之后，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对陕南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一概让他权宜处理，张维玺也抱“雄心”，想把吴新田蹂躏得残破不堪的陕南整顿一番，作出一点“成绩”来。他在到达汉中的当天，就接见汉中各界代表，询问疾苦，了解情况。第二天，汉中各界二、三万人在北校场举行欢迎大会，他在演说中当众宣布治理陕南的施政方针，其最主要的有以下四项：剿匪、禁烟、修路、兴学。
　　当时最为迫切的问题是剿匪问题。陕南最著名的一个土匪头子名叫王三春，他的喽罗达四、五千人之众，在吴新田统治陕南时期，由于吴的部队无力剿办，竟和他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他的老巢扎在汉中城南四十里，号称“小汉中”的牟家坝，而他的“边棚”(前哨)竟然放到与汉中城仅一汉水之隔的油坊街。
　　西北军进入汉中的第二天，张维玺即命营长张宣武，率领军部手枪营的两个连进剿该匪。张维玺并非不知匪众有四、五千人，而他之所以只派两个连的兵力前往，是因为：如果派出队伍过多则土匪望而生畏，闻风远飏，打不着它，只是徒劳往返；手枪营(又名大刀队)是西北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每一个连配备有冲锋机关枪三十挺，驳壳手枪和步骑枪各一百二十支，大刀一百五十把，战斗力特别强，若与乌合之众之土匪作战，可以说是以一当十，以这样的两个连，足有把握战胜四、五千之众的土匪。
　　汉中城乡内外，到处都有土匪耳目，队伍刚出城，土匪即已警觉，仓皇拔营，向南钻山逃跑，油坊街、牟家坝全未抵抗。当队伍追至川陕交界的青石关附近时，匪徒已经摸清了进剿部队只有三、四百人，他们果真以为孤军深入，人少可欺，想把这支队伍吃掉。于是，他们就在青石关附近选择了有利地形，布下了一个口袋阵，让队伍往里边钻。手枪营以一个连钻进土匪的口袋阵，而以另一个连在其口袋阵的外边二里远的丛林中隐藏起来。匪首王三春以为队伍都已进入圈套，一声号炮，约有五百来名彪形大汉，赤膊上阵，大部分手执刀、矛、钢叉，一部分端着陈旧的步枪，口中不停地发出“哼哼、哈哈”的声音，向着部队扑来。据说，他们具有“义和团”、“白莲教”那一套所谓刀枪不入的法术。当他们从千米以外朝着部队前进的时候，部队全都俯伏地上，并紧迫作业地构筑简易的卧姿掩体工事，隐蔽不动。土匪看着部队没有动静，首鼠两端，趑趄不前地进进停停，停停进进。当这一帮五百多名“硬肚”逼近部队的时候，四面山头上的几千土匪一面大喊大叫：“要捉活的！”、不让跑脱一个！”一面纷纷下山，偎拢合围。直到那帮“硬肚”距离部队只有五、六十米的时候，突然一个“快放”的口令，三十挺冲锋机关枪和二百多支手枪、步骑枪好象火龙一般地扫射起来。一刹那间，那帮光膀子的“硬肚”倒下了二、三百名，前边被打倒了，后边的回头就跑。所谓刀枪不入的说法，全是欺人的鬼话，这是笔者亲眼看见的事实。同时，隐藏在土匪口袋阵外边的另一个连，从土匪的外围背后猛攻上来，前后夹击，又被打倒了二、三百名，并活捉营长以下二百余人，缴获步枪百余支和刀、矛、钢叉、梭标等几百件。其余匪众见势不好，化整为零，四散奔逃，窜入深山。我营也伤亡了二十多名士兵。
　　王三春股匪化整为零之后，很快又啸聚起来，有三、四千之众。不过，自从挨打吃亏之后，不敢再蹲到牟家坝、油坊街以及其他靠近南郑的地方，只在陕南边境的镇巴、紫阳、岚皋等县流动窜扰。以后，张维玺曾经三番五次地调动成团成旅的部队进剿，但王三春接受了上次的教训，见大军一来就跑到四川地境，等到部队返回，却又随之而返回陕南地境。张维玺在陕南的一年半中，大军几次东下忙于参加反蒋斗争，无暇顾及彻底剿匪，以致始终未能把王三春这股土匪消灭掉。其他如陈定庵、韩世昌、李刚五、沈玺亭、唐德楹、郑子美等股土匪的情况，亦复如此。
　　在一九二九年春“编遣会议”时期，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属第二编遣区，辖第二十一至第三十二师，张维玺所部的第十三军，被整编为陆军第二十七师。一九二九年三月下旬，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曾请冯玉祥出兵援助，进攻武汉。冯派当时的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为总指挥，统率六个师共约十三万兵力，主力由京汉线南下，张维玺师也在出动的六个师之内，沿汉水东趋武汉。其实，冯的出兵既非援蒋，也非援桂，而是准备在蒋桂两败俱伤之际，坐收渔翁之利。因此，大军迟迟不前，每天只走二、三十里，等待时机。不料，桂系将领李明瑞、杨胜辉等被蒋介石收买，倒戈相向，不到两个星期，桂系一败涂地，而韩复榘率领的大军只到了信阳，张维玺部才进至湖北郧阳。张部空跑一趟，只好返回原防。可是，一支二、三万人的部队调动，从动员到复员，就把整个陕南弄得动荡不安，闹了三、四个月才算安定下来。
　　一九二九年十月间，冯玉祥的西北军联合李宗仁的桂军和阎锡山的晋军，组织所谓的护党救国军，共同发动了反蒋战争。西北军的主力由宋哲元指挥，东出潼关向洛阳、郑州方面进攻。在陕南的张维玺部仍沿汉水东下，进至湖北南漳、襄阳一带，和刘峙所指挥的蒋军赵观涛的第六师、蒋鼎文的第九师、陈诚的第十一师及罗霖的独立第十四旅打了几仗。眼看襄阳就要拿下，不料阎锡山背约而未出兵，以致宋哲元所指挥的西北军主力遭到蒋军的大力压迫，退回潼关以西，张维玺部也不得不退回陕南。这样一来，陕南的局面又是闹了三、四个月不得安生。特别是在大军东下时，凡是能作战的部队统统调走，只把新兵、病号和眷属留守陕南，于是流窜在川陕交界的那些股匪，乘着后方空虚，一齐围拢上来。王三春股进占了镇巴，并向西乡、城固骚扰；陈定庵股联合了沈玺亭、韩世昌、唐德楹等股，竟然围攻安康。眼看安康不保，恰好大军从湖北退回，安康和其他一些城池才得未遭糜烂，但许多集镇和乡村已经受害不浅。
　　一九三○年三月下旬，冯阎又联合倒蒋，掀起了中原大战。张维玺被任为第二方面军第一路总指挥(旋又被任为南路军总司令)，所部第二十七师又恢复了原来西北军第十三军的番号，由陕南出荆紫关，经河南内乡、鲁山进到许昌、郾城一带，与蒋军作战。从此张维玺及其所部主力大军离开陕南。当张部此次东调时，鉴于上次后方空虚，陕南名城要地几为土匪窃踞，乃留兵一旅镇守。这一个旅，在陕南继续挣扎了两三年。
　　张维玺部在陕南的一年半中，由于迭次东征反蒋，不仅剿匪没有得到成效，连禁烟、兴学和修路也都没有搞出什么名堂。
　　关于禁烟问题。陕南各地只是在一九二九和一九三○两年做到了禁种，却没有做到禁运、禁售和禁吸。及至张维玺大军东调以后，连禁种也做不到了。
　　关于兴学问题。只是增拨了一些教育经费，增添了一些小学，中学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充了一些班次。
　　至于修路问题，说来更觉可笑。当西北军进入汉中时，曾经得到吴新田未能带走的价值三十万元的现银和鸦片烟。张维玺向当时的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请求，以这笔款项留作修筑汉中至宝鸡公路的费用。而宋哲元却命以二十五万上缴省府，只允留下五万作为修路之需。要想修通穿凿秦岭山脉七、八百里的一条公路，三十万元也无济于事，区区五万能够做什么呢？更荒唐的是，修筑这样一条工程浩大的公路，张维玺竟一位工程师也没有聘请，连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也没有罗致，而只委派了一个对筑路工程一窍不通的军部副官长梁云升，指挥一营工兵部队来进行。搞了半年，五万块钱花光了。其结果，连鸡头关下的隘口也未凿通，褒城河上的一座桥梁也未搭起，仅只修成了从汉中到褒城一段四十里的平原土方公路。至于西由汉中，东至安康的公路，则根本没有着手动工。因此，陕南在西北军统治下的一年半中，仍和吴新田统治时期一样，始终没有修成一条公路。
　　三、王志远旅留守陕南时之种种
　　一九三○年春，张维玺部东调时，留下了一个由新兵和病号七拼八凑，而且编制尚未就绪的西北军独立第三旅（旅长王志远)，来镇守土匪如麻的偌大陕南地区。当时这个旅的兵力计有：两个步兵团，两个独立步兵营，一个山炮连，一个手枪连和一支有二百多人枪的游击队。每个步兵团辖三个步兵营，一个重机枪连和一个迫击炮连，而每个步兵营都只有三个步枪连，全旅连一挺轻机枪都没有。所有武器，都是堆存仓库多年不用的陈旧东西，其中半数是土造，一部分是旧式汉阳造，还有一部分竟是十九世纪的“单打一”、“大十响”、“黎明墩”、“七子后续”等等之类的“老铅弹”。
　　留守陕南的这个旅，当时的兵力位置是：旅司令部、手枪连(连长何玉铭)、山炮连（连长李景先）、第一团(团长李德润）和独立第一营(营长周新胜)，驻南郑及其附近；第二团（团长王玉文）团部和两个营、独立第二营(营长刘金铭)、有三、四百人枪的安康武装警察(局长蔺九州)驻安康及其附近；第二团的第三营(营长陈际春)和旅属游击队(队长郭秀生)驻汉阴县。
　　张维玺临离开陕南时，曾委派旅长王志远为汉中区警备司令，团长王玉文为安康区后方留守司令，而由王志远统一指挥。
　　适在张维玺离开陕南的前夕，忽由川北万源一带窜来一支两、三千人的部队，进据了陕南边境的镇巴县。这支部队的首领叫王光宗（别号海樵），贵州人，系桂州军阀王天培的侄儿，曾在王天培部充任团长，王天培被蒋介石枪决后，他拖了一部分队伍跑到四川绥定投靠了刘存厚，被刘收编为旅长。因与刘部发生矛盾，又叛离了刘存厚，率部窜到镇巴。王光宗正在走投无路，适值张部大军东调，张维玺正愁着后方空虚，无力控制陕南全境，遂派其秘书主任姜檀生前往镇巴与王光宗接洽收编。张委王为西北军第十三军独立旅旅长，即令其以一部留驻镇巴，主力进驻西乡县，而受汉中区警备司令部的节制指挥。
　　张维玺部大军东调之后，陕南土匪蜂起，大小不下二十几股，合计人数约在五万以上。其中力量比较大，头领比较著名的，在汉中地区者有王三春、陈得三、王佑邦、李刚五、郑子美等股；在安康地区者有陈定庵(绰号陈疯子)、沈玺亭(绰号狗大王)、韩世昌(绰号韩剥皮)、唐德楹等股。他们有的自称什么司令，有的自称什么师长、旅长、团长。
　　大军东调后不到一月时间，安康附近就遭到股匪窜扰，路断人稀，商旅裹足。安康区后方留守司令王玉文派独立第二营出城进剿。该营在剿匪过程中，曾经招抚了一股近千人的土匪，驻在安康以西九十里的恒口镇，当独立第二营经恒口西进剿办其他股匪时，被招抚的股匪突然叛变，在独立第二营必经的山峡隘路设下埋伏，左右夹击之下，独立第二营全部被歼，营长刘金铭亦被打死。从此，驻守安康的部队，只有困守孤城，再也无力出城进剿，而土匪就越发猖狂起来，不仅安康至汉中之间的交通为之断绝，甚至安康城竟被土匪包围，城外房屋多被焚毁。两个月后，城内粮食、燃料均成问题，安康岌岌可危。
　　张维玺部的军官眷属全都留在安康，同时还积存有大批的军用物资。因此，土匪对于安康更为眼红，志在必得。王玉文感到事态严重，一再向汉中警备司令王志远告急求援。王志远仍派驻南郑的第一团全部，并由驻西乡的王光宗旅出兵一营，连同驻汉阴的郭秀生部游击队，统归团长李德润指挥，向安康进发应援。安康至汉阴之间的恒口镇为匪所踞，部队由汉阴东进时，分兵三路向恒口进攻。左翼王光宗部之一营首先与匪接触，营长阵亡，该营溃退后向中路靠拢。中路和左翼部队尚未与匪激战，而胆小如鼠的团长李德润，竟然糊里糊涂地令退回汉阴城。并电告王志远说：匪多兵少，无力前进，请增派部队等语。其时，汉中几乎已成空城，无兵可派。在这种情况下，王志远只好商请王光宗率其全部增援安康，而将李德润团调回汉中，西乡防务则由郭秀生的游击队接替。王志远为使王光宗得到“甜头”而乐于接受任务，特许如进安康后，即以该地区归其管辖，而将王玉文部及第十三军的眷属全部撤至汉中。意想不到，求之不得的王光宗欣然接受了这一使命，沿途土匪摸不清王光宗部的底细，不敢阻截，因而王光宗一路通行无阻，非常顺利的到达了安康。
　　安康有新旧两城，老城在西，紧靠汉水码头，机关、学校和商店都在老城；新城在老城之东，相距约有二里，里边尽是居民住宅。王光宗部到达安康后，王玉文本应遵照王志远的指示尽快地西移汉中，而王本人和部属及大部分军眷却在幻想着中原大战胜利后从安康东下归队要快一些，认为西迁汉中不仅麻烦，而且是徒劳往返，因此犹豫不决，迟迟其行。但王玉文为了避免两支部队混住乱杂，并向王光宗表示好感，将自己的部队、军眷和军用物资统统集中到僻静的新城，把繁华闹市的老城让给王光宗部驻扎。
　　王光宗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他之所以接受张维玺的收编和听从王志远的指挥，不过是借水养鱼的权宜之计。他到安康之后，原想独霸一方，为所欲为，而王玉文部迟迟不走，他认为碍手碍脚，视作眼中钉；同时，他已摸清了王玉文部的底细，安康城内统共只有两个营，加上武装警察，也是力量有限，吃掉他并非难事，正好借以扩充自己的势力，而汉中方面的王志远正自顾不暇。对救援王玉文更是无能为力。王光宗的计谋已定，便借联欢为名，设下了“鸿门宴”，邀请王玉文部和安康武装警察的全体军官赴宴。王光宗事先在宴会场所埋伏下了刀斧手，等到王玉文、蔺九州偕同应邀赴宴的全体军官到齐之后，迅速调动队伍包围新城。在宴会中正当互相敬酒，划拳行令之际，王光宗借故离席，蔺九州的卫士在外边看到密布警戒和队伍匆忙的调动情形，急至席前向蔺伏耳报告，蔺知有变，托词离去，王玉文觉察有异，亦随蔺之后离职。蔺九州刚走到王光宗的司令部大门口，即被卫士开枪击毙。王光宗有计划地把宴会场所的门上挂了一幅拖到地上很长的门帘，当王玉文掀开门帘向外逃跑时，竟因脚下踩着门帘而绊倒，当被王光宗的刀斧手砍伤了左臂。王玉文用右手取出手枪把近身的刀斧手打倒后，且战且走，王光宗的卫士随后追赶，王玉文身中三枪，仍鼓气一直跑到新城的西城墙根。城上守兵缒下一条大便绳，王玉文以嘴咬绳，用右手拔绳，咬一口，拔一把，咬一口，拔一把，终于爬到城上。但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口渴过甚，刚喝下几口凉水，肠子即从腹部伤口流出，随即死去。当蔺、王二人离席和枪响的同时，王光宗一面将蔺、王两部全体赴宴军官扣留监视，一面指挥队伍攻打新城。驻在新城的王玉文团闻变之后，关闭城门，登城防守，相持半日，终因无人指挥，群情慌慌，不知所措，乃由地方士绅出面调停，双方派人谈判停火，并达成以下协议：
　　(一)王、蔺两部一律缴械改编，保障官兵和眷属的生命安全。
　　(二)军用物资全部移交给王光宗部接收。
　　(三)张维玺部眷属由王光宗部负责护送，乘船东下遣送河南。
　　王光宗吃掉蔺、王两部。得到大批军用物资，并踞有安康区十三县地盘，遂即招兵买马，大肆扩充实力。但好景不长。一九三○年十月中原大战结束后，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派张鸿远(飞生)为安康区绥靖司令，张虽无基本正规部队，但因系安康人，以本土乡谊关系，招安了陈定庵、沈玺亭、韩世昌等股土匪，收编为陕西警备第二旅，整顿补充之后，很快的就把王光宗赶跑了。以后，王光宗率残部窜到鄂西，卒被驻宜昌一带的范石生部截击缴械，全部解决。
　　一九三○年七、八月间，汉中地区的土匪也和安康地区同样猖獗。王志远旅的第一团由汉阴返回汉中后，团长李德润因贪生怕死，作战不力而被撤职，由营长李嵩山升任团长。同时，以独立第一营为基础扩编为第二团，由副团长李清涵任团长；另以原驻汉阴的王玉文团第三营为基础扩编为第三团，由营长陈际春升任团长。此外，旅部手枪连亦扩编为特务(警卫)营，由连长何玉铭升任营长。旅部及一、二两团均驻南郑，第三团驻城固，旅属游击队驻西乡。游击队长郭秀生还收抚了吴新田第七师入山为匪的杨某一股二百多人，随同郭部驻在西乡城。
　　投靠刘存厚的吴新田部旅长牛堉椿，侦知汉中空虚，认为有机可乘。此时，寄居刘存厚篱下的吴佩孚，委牛为“汉中支队司令”，牛遂于一九三○年八月初率领所部两千余众，由四川万源卷土重来，窜踞西乡南境的母猪峡，准备进占西乡县城。王志远派其汉中区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邦彦，指挥驻城固的第三团向母猪峡进攻，牛部被击溃，毙伤百余人，俘虏百余人，缴枪百余支，并夺获牛堉椿本人的乘马、座轿以及图囊、雨衣等等。牛率残部遁入巴山。半月后，牛堉椿又纠合残部，于某日拂晓突向西乡县城袭击，竟被突进东关。驻守城内的郭秀生部开城门出击，牛部不支，退出东关。但牛堉椿事先已与驻守城内的吴新田旧部杨某有所勾结，到了夜半，杨某作内应，开放了东城门，等郭秀生发觉时，牛部已经进入城内，郭秀生只身跳城，跑回南郑。从此，西乡即为牛堉椿部所踞。
　　一九三○年九月某天，牛堉椿亲率所部，黑夜潜行，袭击城固。拂晓前抵城下，正要树梯扒城，被在城上练号的司号兵发现，立即吹奏“紧急集合”的号令，守城部队急忙登城抵御，以瞬间之差，牛部未能得手。随后，团长陈际春亲率全团开城出击，牛部溃败，退回西乡。
　　一九三○年九月间，中原大战胜负之分已见端倪，阎、冯行将失败，因而陕南土匪益形嚣张。在牛堉椿袭击城固的同时，安康地区的股匪韩世昌部二、三千人西窜围攻洋县县城。城内守兵为王志远旅一支不满五百人枪的王士发部游击队，双方力量悬殊，洋县危在旦夕。王志远乃亲率步兵两营和一个迫击炮连，从南郑出发，前往洋县解围。接战约一小时，守兵出城夹击，韩股土匪不支，向东溃逃而去。
　　王志远解了洋县之围不久，就得到中原大战结束，阎、冯失败的消息。此时，冯部陕西省政府主席刘郁芬还在发号施令，任命王志远为陕西陆军第一师师长，而以前次派到汉中招募新兵的旅长李增禄所募新兵编为该师的一个旅，即以这个旅担任汉中区警备任务，而令王志远亲率其原有的一旅，火速取捷径开往潼关，防堵西进的蒋军。刘郁芬指望拿这一旅老弱残兵，从千里之外，济燃眉之急，以保陕西地盘，真是白昼作梦！果然，不到一星期，消息传来，杨虎城的部队已经入潼关，进西安，刘郁芬东渡黄河，逃入山西。王志远未听刘郁芬的乱命，着意筹划如何保卫汉中地区，不让土匪侵占和骚扰。
　　正当王志远解救洋县之围的时候，汉中西路各县又在纷纷告急。王三春股进扰宁强，王佑邦股进扰略阳，李刚五、陈得三等股进扰勉县。与此同时，四川军阀杨森所部的叛军何自聪、高树臣、侯世炯、张大经和钟某、郑某等首领，多者一个团，少者一个营，也都趁火打劫地从川北窜入汉中地区，打家劫舍，到处骚扰。其中高树臣股并在城固县城的古路坝天主教堂架走了两名外国传教士。在这种情况下，王志远实感顾此失彼，应接不暇，无力分头对付。而汉中西路各县人士不堪匪扰，遂联合要求王志远推派代表入川，商请川北田颂尧部派兵入陕，协助剿匪。川军田颂尧、邓锡侯、刘文辉三将领，在前曾经联名通电，响应阎、冯倒蒋，他们愿对西北军后方的陕南予以支援。遂由田颂尧的第二十九军派出他的第四师师长王铭章为入陕剿匪的纵队司令，设指挥所于川北边境广元县，下辖两个支队：第一支队为曾起戎，进驻勉县，担任剿办宁强、略阳、免县一带的股匪；第二支队为曾亚伟旅，进驻南郑以南七十里的黄官岭，担任剿办城固、褒城一带的股匪和杨森部下的叛军。自从田部川军入陕南协剿以后，汉中西路的匪焰得以稍煞。
　　老牌军阀吴佩孚自一九二七年垮台后，带着一些幕僚和几百名卫队流落到四川达县，依靠刘存厚蛰居在达县河市坝的一座庙内，由刘存厚、杨森等供给钱粮，维持生活。据吴佩孚的代表说，正当中原大战激烈时，何成浚曾经备了一份厚礼派专人到河市坝给吴佩孚祝寿，声言系蒋介石的授意，请吴出来到西北网罗旧部，以扰乱西北军的后方。因此，吴佩孚就联合刘存厚、杨森等大肆活动起来。吴佩孚派出他的幕僚周近仁、倪九襄，携带大批盖有“孚威上将军”大印的调质委任状，到处收编土匪，招摇撞骗，陕南各股土匪头子差不多都被委为什么纵队、支队司令或什么师、旅、团长。一九三○年十二月间，吴佩孚的代表周近仁、倪九襄竟然到了南郑，给王志远送上了一张“兴国军第十三师师长”的任命状，并请王志远迅速就职，改挂“五色国旗”。那两个代表还说，吴佩孚随后就要经过汉中前往甘肃，俟吴到达汉中时，还要进一步发表王志远为陕南护军使。王志远严词拒绝吴佩孚的一套鬼把戏，并立即驱逐那两位代表出境。
　　同时，吴佩孚怂恿刘存厚派遣他的师长魏声华率领两个支队（即两个旅）进兵陕南。魏声华的师部和第二支队进驻镇巴县，其第一支队（司令廖震，字雨辰）进驻南郑以东仅四十里的沙河营，并一面分兵包围城固，一面派出小部队进据南郑以东的十八里铺，意在示威夺取汉中。廖震在电话上向王志远说：“对不起！我奉上命所差，请原谅，欢迎你和我们合作。”言词傲慢，盛气凌人，直把汉中视作他垂手可得的囊中物，王志远为了避免地方糜烂，不愿与川军发生冲突，乃请地方士绅汉中商会会长杨子林，南郑中学校长彭俊卿和前西乡县长房少玄等为代表，前往沙河营同廖震协商和平解决办法。不料，廖震不容分辩，竟然咄咄逼人地提出以下三个条件：
　　(一) 王旅应按照吴大帅的委任改编，改易“五色国旗”，并欢迎廖部川军进驻南郑。
　　(二) 王旅部队应撤出南郑、城固、洋县等三座城池，撤出后愿驻何处听便。
　　(三)否则将队伍带出，择地应战。
　　廖震这样蛮横无理地逼人，王志远断难俯首听命。于是决心西联田部，东打刘军。一九三一年元旦之夜，南郑城内除留极小一部分兵力守备城防，王志远亲率旅直属和一、二团全部兵力，绕道北山麓向东进发。二日拂晓，分为左右两路向沙河营猛攻，廖部猝不及防，仓皇应战，激战不到一小时，廖部不支，纷纷向汉水南岸溃败逃窜，一直跑到镇巴才敢住脚。这一仗，廖部伤亡约三百余人，其中有廖震的外甥某营长被打死，并丢下意大利造的比斯尼式步枪百余支。
　　当魏声华进占镇巴，廖震进占沙河营的时候，吴佩孚已从河市坝起身向汉中进发，刚走到宣汉县，得到廖震战败的消息，立即中途折返，仍旧回到河市坝。随后，魏声华也卷旗收兵，率着他那两个老队由镇巴返回川北老巢。此后，汉中地区大体上得到了暂时的安定。
　　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于一九三一年一月间电令王志远部改编为陕西警备第一旅，以王为旅长，仍驻汉中。同时，四川的田颂尧特派他的参议张乃庚、李蕴滋二人为代表到南郑，给王志远送来一张“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独立师师长”的任命状。王志远召集他的副司令刘邦彦，参谋长庄际平，参谋处长张宣武和三个团长，共同研究分析，一致认为汉中地区既属陕西的一部分，就应听命于陕西省政府。接受陕西当局的节制和指挥，而不应接受川军的委任。因此，就谢绝了田颂尧的任命，而接受了陕西省政府的改编命令，并电请杨虎城将军指派其所部第十七师的第五十一旅赵寿山旅长率部前来汉中绥靖地方，王旅愿受其节制指挥。这是因为赵寿山与王志远曾经有过师生的关系：赵寿山一九二一年在西安参加冯玉祥的第十一师，任学兵大队教官，当时王志远在学兵大队第二连当副班长；一九二三年冯玉祥部在北京南苑开办军官、军士教导团(即干部训练班)，赵寿山又在该团任测量、数学教官，而王志远也在该团受训，在毕业考试中，王曾名列第一，因而赵对王印象颇深，王对赵具有深厚感情。
　　杨虎城采纳了王志远的意见，即派赵寿山为汉中区绥靖司令，率其第五十一旅进兵汉中。从此，汉中地区又换了一种局面。
　　一九六四年七月
　　注释：
　　①所谓有面子的人，是指在第七师部队、道署、县署供职以及中等以上学校的校长、教师人等，他们种了烟，可以开列名单报县署请求核免，不缴纳罚款。吴新田如此网开一面，为的是笼络地方士绅，便于推行他扩大种烟为害人民的政策。
　　②另据王勤政所写资料：吴新田部退出陕南时的兵力，名义上还有十六个团，在湖北接受李宗仁第四集团军改编，实编为一个师，李委亲信张义顿任师长，而把吴新田调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议。两说不同，并存待证——编者。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