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支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创建——忆延安市公安局警察队
张智理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长壮大一样，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也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今天，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不仅有优良的装备，而且有明确的分工。既有内卫武警、边防武警、消防武警和特种武警，还有交通警、户籍警等等。可是，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刚诞生时，不仅人员少装备差，而且是“内卫”“交通”“户籍”一肩挑。也许有的同志会问，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究竟于何时创建？当初的情形怎样？本文所记述的，就是第一支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延安市公安局警察队的创建、发展及其斗争生活的回忆。
脱下军装换上警服
一九三八年春，党中央和毛主席进驻延安已经一年多时间了。自从党中央和毛主席来到这里，延安这座历史的古城，就成了欣欣向荣的革命圣地。当时，这里是我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所在地；但也驻有国民党的高级联络机构和国民党地方政府。我党我军的许多优秀干部、战士都来抗大学习深造，也有很多前线高级指挥员和其它根据地领导同志到这里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请示工作；国民党的各种考察团也来到这里进行考察；许多中、外记者来这里参观、采访；无数的青年学生和爱国志士投奔到这里，踏上革命征途。同时也有不少敌特混到这里刺探我党我军情报，进行破坏捣乱。为了把革命圣地的秩序维护好，更好地保护党中央、边区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一九三八年五月，党中央决定，从党中央保卫处特务队、检查站等单位抽调部分干部、战士，正式成立了延安市警察队，建制领导归延安市公安局。
在这以前，也就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适应对敌人斗争和巩固人民革命政权的需要，各苏区和革命根据地，就开始建立了不同名称的执行公安保卫任务的警卫营、警备团、保卫队等。但是，明确使用警察队的名义，这还是第一次。
警察队刚组建时，只有三十五名干部、战士，编为三个班。其中，队下部三名(队长、副队长、指导员各一名)。第一任队干部是：队长邹理智，他原是保安处特务队机枪班班长；指导员是毛主席原来的警卫员陈昌奉；我本人担任副队长，原在保安处特务队二排五班当班长。在警察队成立前的一九三八年二月，我们班就被调到延安市公安局配合治安科执行查户口、查旅店的任务。因而，成立警察队时，我们全班十二名同志都转为警察队员。
警察队成立大会上，延安市公安局第一任局长刘福平到会宣读组建命令和我们三个队干部的任职命令。接着，他还给我们进行了动员讲话。他从警察工作的重要意义讲到我们队的具体任务；从国民党欺压百姓的暴行讲到人民警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最后，他再三勉励我们：“你们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任警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支警察部队，要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开好头，打好‘第一炮’！”
从此，我们便脱下了灰军装，换上了警察服。那时，警察服从帽子到衣、裤的颜色都是黑色的。帽子的式样与八路军军帽相同，没有帽徽，领章是用铝合金特制的，正面有“边警”二字，其全称是“陕甘宁边区人民警察”。
因为我们是刚刚成立的第一支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群众对我们还不了解，而昔日国民党警察的胡作非为早已使他们深恶痛绝。所以，当我们穿上黑警服，初到街上值勤时，部分群众尤其是那些过去深受旧警察之害的人，看到我们穿的服装与国民党警服差不多，以为我们也是欺压百姓的“地头蛇”，便在背后骂我们是“黑狗子”。一些同志听到后，一时想不通，闹思想情绪。警察队党支部因势利导，引导大家开展“人民群众为什么痛恨旧警察？”的讨论，借以进行建队宗旨教育，使大家进一步提高了为人民服务的认识和自觉性。有的同志风趣地说：“鲁迅先生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愿做人民看家‘狗’。”
同年八月，警察队扩编，原来的三个班扩建为三个区队，人员由过去的三十五人增加到一百四十多人。队干部除我们原来的三人外，还增加了三名区队长。
这年的十一月下旬，日寇轰炸延安后，党中央和毛主席由延安市内的西山脚下搬到了枣园。其它一些机关单位也移驻南门外，居民群众大多搬到南、北、东门外一带的山沟里分散隐蔽。党、政、军机关和居民群众居住高度分散，我们值勤任务更重了。过去两个班负责一条街道，横竖不过几百米，这时却要管好几个点，方园几华里的一大片。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完成执勤任务，一九三九年春，边区政府特地为我们购买了一百多匹战马，除炊事班的同志外，其余每人配给一匹。执勤的方式由过去的定点设哨变为游动巡逻
三 大 任 务
警察队的任务，总的来讲是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治安，具体说有三大项：
在市区各街道特别是什字街口设置警察哨，维持秩序，调解纠纷，保证交通畅通，这是三大任务中的第一项。当时，在全市各街道共设有六个警察哨，其中，从南门到北门这条一里多长的主要街道设有三个。执勤中，执勤人员可在分管的区域内来回巡视，以便及时发现、处理纠纷和交通堵塞等问题。一九三八年底日寇轰炸延安，党中央、边区政府和居民群众分散到市郊各地后，执勤方式除重点设立固定警察哨外，多以游动巡逻为主。
其次，配合公安局治安科查户口、查旅店。那时，延安市有居民近千家，大小商店一百多家，还有十几家客店和骡马店。骡马店比客店大得多，不仅接待客人，还负责接收饲养客人驮货物用的牲口。为便于查户口，我们和治安科的同志搭配分成五个小组，每组二至四人。再将全市划分为五个区，其中城内分四个区，南门外的小街为一个区。每个组负责一个区。对居民查户口是不定期进行的，有时月余查一次，有时隔一星期查一次，有时全面查，有时重点查。而对客店和骡马店每天晚上都查一次。
第三项任务是担任中央机关、边区政府举行的各种报告会、群众大会、文艺晚会等会场的安全警戒。凡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给抗大学员、机关干部、群众团体作报告，都是由我们担任警卫工作。中央首长对我们很关心，每次会中休息时，首长都关切地询问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我清楚地记得，一九三九年春的一天，毛主席在中央党校礼堂作报告。中间休息时，毛主席满面春风地来到我负责警卫的休息室门口，热情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虽然以前多次见到过毛主席，但同主席说话，这还是头一回。我带着激动而又紧张的心情，有些不大自然地回答道：“我叫张智理。”
“听口音，你是四川人吧？”主席微笑着继续问我：“什么时候入伍？”
“报告主席，我是四川人，一九三三年入伍。”
“现在担任什么职务？”
“副队长。”
听说我是干部，主席又问我工作好不好开展，同志们对当警察有什么意见，与群众的关系如何，等等。按照主席的提问，我一一作了回答。主席听得很认真，还不时地点头称赞。最后，主席勉励我们说：“你们是人民的警察，要多为人民做好事。”
除了完成上述三大任务外，我们还进行军事训练、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当时的政治学习内容主要是中国近代史，以加深对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了解，从而激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和抗战热情。业务学习主要是批判性地学习旧警法，以及怎样盘问行人，怎样查户口等业务知识。
当人民遭受危难之时
那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这天是星期日，延安市赶街的人很多。尤其是市中心的什字路口一带，摆摊做买卖的，逛街看热闹的，来来往往，把整个街道挤得水泄不通。上午十点钟左右，日寇六架飞机，分批突然闯入延安市上空，投弹扫射，狂轰滥炸。顿时，欢声笑语的闹市完全被枪弹声和哭喊声所淹没了。当时，我们警察队除正常派往各街道执勤的同志外，其余人员都在家里休息，有的读书看报，有的缝补刷洗衣服，有的在下棋娱乐。当听到日寇轰炸的警报声后，同志们都象在战场上听到冲锋号一样，按照原来的分工，迅速奔赴各自分管的区域，指挥群众转移，救护人民财产，维护市区治安。
这是侵华日寇首次轰炸延安，来势非常凶猛。六架飞机轮番扫射轰炸，墙倒房塌，弹石横飞，环境十分危险。但是，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同志们都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冒着敌机狂轰滥炸的危险，机智灵活、英勇顽强地坚守在岗位上。有两个本地籍战士，耳朵被敌机炸弹震聋了，我们要他俩撤到防空洞休息，可他俩硬是不肯，一直坚持到掩护群众转移完毕。在市中心的什字路口，一位从乡下进城赶街的老大爷被敌机吓懵了，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在这里执勤的二区队战士小王发现后，高声呼喊：“老大爷，那里危险！快往这边走！”可是，老大爷好象没听见一样，仍然若无其事地站在那里。敌机俯冲过来了，小王不顾敌机扫射的危险，猛跑过去，一把将老人按倒，紧紧用自己的身体遮护着，直到敌机走后，才把老人转移到安全地带。
敌机经过三个来回的轰炸扫射，扔下四十多枚炸弹后，溜走了。居民群众因到郊外防空，暂不能回家，城里只留下我们警察队，看护着群众财产。因敌机是突然袭击，群众家里的大部分财产甚至一些珍贵财产都没能带走。一些被敌机炸毁的房屋中，特别是商店和食品店里，钟表、衣服、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随处可见。但同志们在巡逻执勤中，谁也没有拿一件，而是把它拣到就近被炸坏的房屋中和商店里，放置好。一区队两个战士到北门里西山脚下巡逻时，在一名被炸死的国民党军官身边发现一只小皮箱。他俩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大叠法币(那时的法币很值钱，记得我当时做了一套便服，一元法币还没有花完)，还有金条、金戒指等贵重物品，但他俩自觉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即把死者的全部钱物全部交给组织寄给了其亲属。在市中心，有个当地闻名的三仙园饭馆。敌机轰炸时，饭馆的老板和店员都跑了，店里留下了好几盆卤好的鸡鸭和牛、羊肉，锅里还炖着一大锅杂烩汤。在这里值勤的战士已经十多个小时没吃饭了，肚子饿得咕咕叫，而从店里溢出的阵阵香味，更使人馋得直流口水，但他们想到自己是人民警察，对人民群众的利益只能保护，绝不能损害。因此，他们坚持忍受着饥饿，始终没吃饭馆的一块肉、一勺汤。
以前，有少数群众包括一些商人、资本家，见我们穿着与国民党警察相似的黑警服，对我们总是躲躲闪闪，处处存有戒心。但在这次日寇轰炸延安的罪行中，看到我们不惜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他们的安全，当他们到郊外防空后，又帮他们把家产看护得好好的，以至没发生一起趁火打劫的现象，都非党感动。三仙园饭馆的老板得知我们执勤战士严守纪律的事迹后，逢人便夸：“延安警察是和红军、八路一样的仁义之师！”延安市商会还特地到我们警察队进行慰问，给全队每个同志都送了一个皮包、一条毛巾和一个口盅做慰问品。
为人民，靠人民
人民警察是人民群众在社会治安方面的勤务员。但是，要完成好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必须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所以，群众工作是我们当时任务中的任务。那时，我们除了执勤、训练和政治学习外，一有空就三两人一个小组地深入各自分管区域的群众家里，一面为群众做好事，一面了解、熟悉群众家庭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情况，对分管区域群众家庭的人口、年龄、经历、职业和政治面貌等都达到了如指掌、对答如流的程度。
除了普遍性的群众工作外，我们着重注意抓好联络员(就是群众骨干)的培养教育工作。当时，我们在每条街道和一些较大的商店、栈店、骡马店和饮食店，都挑选了一些家庭出身好、政治觉悟高、活动能力强的店员、车夫、清洁工等作为我们的联络员，有了这些面宽线长的“耳”“目”，谁家来了生人，哪个店进了形迹可疑的客商，国民党政府官员去了谁家里，呆了多长时间，什么地方的治安出了问题等等，都能及时掌握，出现的问题一般也能很快地加以解决。比如，有一次，从西安到延安来的一个商人，下车后，他把携带的皮箱放在一旁，就去联系住处。当他办好住店手续后，回头一看皮箱不见了。他想到带出来的全部费用都放在皮箱里，现都丢掉了，急得满头大汗。后来，在车站服务人员的指引下，他抱着失望的心情来到我们警察队报案。我当即带着两个战士到车站一带找联络员们了解、分析案情，马上把丢失的皮箱找到了。当那位商人接过原封未动的皮箱时，又惊又喜，非常感动地说：“丢了的东西还能找回来，只有你们延安警察才办得到！”
一九四七年春，国民党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变为向陕北、山东两翼的重点进攻。三月中旬，党中央和毛主席撤出延安，警察队也随之撤消了，保留原建制，编入了战斗部队，担任掩护中央机关的重任。全队同志都脱下了黑警服重新换上灰军装。至此，第一支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延安市警察队，园满完成了自己的光荣使命，胜利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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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文史资料》（第十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