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研究会组织的经过*
俞嗣如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共和告成。我遂与法政学堂的教习和同学研究就弭兵会结束的底子，组织一个研究政治文化的机构，以适应共和政体需要。大家认为君主政制已经推翻，共和制度已经建立，应该有一个政党组织，以便于参加政治活动，大家对我的提议，深表赞同。遂即召开了一个发起会。会议推出法政学堂教习张玉崑、郭汝霖及同学但顺之、陈丞轩、王化成、郑宗元和我草拟章程和宣言的初稿，以便筹备时研究讨论。并定于民国元年三月一日成立筹备会，即借弭兵会以前借用的江苏会馆为临时会址。推张玉崑为负责人，领导进行，征求各方人士参加，组织一个很好的政党。成立筹备会的那天，到会约有一百二十余人，公推张玉崑为主席，报告发起组织的意义，宣读草拟的章程和宣言。拟定名称为政治研究会，推张玉崑、黄桂森、胡舜琴、王维翰和我五个人审核草案初稿，并推举筹备员十五人，他们是张玉崑、郭汝霖、宋伯鲁、但顺之、胡舜琴、郑宗元、王化成、吴敬则、王维翰、王农孙、刘野庵、黄桂森、吉桓武、张怀慈和我。又由筹备员推宋伯鲁为筹备主任，张玉崑、郭汝霖为副主任。其余的人各就所长分任文书、交际、会计、庶务等职。
政治研究会的宗旨和主张是：促进人民参政，设立各级议会，制订宪法；注重实业教育和社会安定秩序，成为一个法治的国家，司法独立，立法权出自人民代表的议会，设参、众两院(或名为上议院、下议院)，行政首领由两院选任。对工农商业要发展，设立工厂，兴修水利，扩充商业。对教育文化，要普及教育事业，设立专门学校，造就各项人材；各县镇开设图书馆、阅报室、宣讲团，由本会自办日报，出刊杂志，成立印刷厂。对社会安宁，主张办好警察、民团，禁止赌博和贩卖人口，禁止娼妓，不准蓄婢，严防盗贼，保护人民生命财产，防止火灾，禁贩毒品。
经过半个月的积极筹备，于民国元年(一九一二)三月十五日，开成立大会，到会有二百三十五人。由宋伯鲁主席，报告开会意义，张玉崑宣读本会章程和宣言草案，经过逐条研究，修改通过。选举宋伯鲁为会长，张玉崑、郭汝霖为副会长，张玉崑兼评议长，我为干事长，王一生、刘野庵任文书，吴敬则、何厚训任会计，但顺之、王农孙、郭小余任庶务，王化成、王维翰、黄桂森、吉桓武、张怀慈、段泽生为交际员 (各科的第一人即科长)。胡舜琴、龚培之、姚春波、魏尚友、刘少云、董协五、但顺之、王化成、王维翰、刘明斋、董景舒、郑宗元、刘鸣锋和我十四人为评议员。即日开始工作，宣告成立。
评议部的任务，是对会内文件的核定，对会外文件的研究；另外管理会员登记和履历审查。干事部统理各科工作，制定预算，统计收支，管理人员进退，器物购置、保管，及不属于评议部所管的事务。
自本会成立以后，积极进行章程规定的各项活动，以经济薄弱，由会计科长吴敬则垫款向上海买回印刷机器、铅字、铜模以备开办印刷日报杂志刊物之需，但因缺乏办报人才及资金短绌，遂又拟将秦风日报归由本会来办。后又考虑秦风日报是宋会长的领导，而且所有人员十分之八均系参加政研会的，当然为本会尽力宣传，可以不必合归本会。这样可以腾出力量，专办杂志，筹设学堂。在实业方面，将我接办的小型织布厂 (地址在南大街降子巷口)改名为浚富工厂，添置缝纫机三架专做制服和西装，作为会中兴办工业的一个表现。宋伯鲁拟将在土地庙什字住址的一个私立小学扩充为中学，终因经费困难，未能实现。但大家在当时支持本会各想办法，情绪极为热烈。
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得不到当局的有力支持，而会中同人也都没有经济实力，主要原因还是当权者不愿让再另外成立政治组织，恐与自己有碍。同时西北地处偏僻，交通阻塞，风气朴实，人民对政治漠不关心，这样就遇到许多困难，只有维持现状，徐图发展。随后郭汝霖到北京司法部供职，张玉崑也相继去北京执行律师事务。这个组织就有名无实、虚度光阴。
其时汤化龙、梁善济诸人，在北京组织进步党，为发展党务，派一潼关人张某(忘其名字)，来陕活动，在大湘子庙街，租了一院房，挂起进步党陕西支部筹备处的牌子，向各方接洽活动，经过半年以上的时间，没有成绩表现，张君因与我们组织的政治研究会的同人中，有与他相熟的，表示进步党愿与政治研究会合作，共同进展，我们研究之后，以政治研究会，创立伊始，能与进步党联合共进，亦所欢迎，遂与张君商谈进行办法，张君又以政治研究会，仅在陕西活动，是地方性的组织，没有大的发展，不如与进步党合并起来，他们有汤化龙在教育部的力量，又有北京总部的中央所在，可以发展到全国，更能吸收知识分子，而且财力人力都很充足，比在陕西设一个研究组织，容易进展，尤其两个力量合在一起，更能加强前途的美景。我们对他的说法进行细致研究以后，认为张君在陕筹备进步党支部，因没有成绩愿与我们合作，是出于诚意，所说合并办法，也是团结起来，力量较大，但合并后用何名称，如何把两个名称联在一起，还有研究的必要，对此暂为搁置起来，张君又向政治研究会会长宋芝田(伯鲁)表示，得到他们总部来信，诚意愿与我们合并起来，共同前进为国家人民办些有益的事，名称问题总以有利于进行为宜，又进行了切实协商，双方决定可以实现合并组织。我们既然决定与进步党合并组织，应该把自己一方面的内部，整理一下，对会计吴敬则垫款，由上海买回的印刷器材，先交吴君筹办一个印字馆，实行合并后，如果需用此物，应该还清垫款，再行收接机件；对合并后的组织名称，以进步党已经在全国有了基础，即用进步党名称，比较省事，不必再更新名。后张君离陕，政治研究会亦无形停顿，组织合并并未实现，遂搁置起来。
一九一五年我去北京，进步党总部负责人梁善济、水楚琴诸人，与我商洽彻底解决合并问题，即以政治研究会，改为进步党陕西省党部。并由进步党总部致函陕西巡按使吕调元介绍我回陕成立进步党陕西省党部。我回到西安与吕接洽，吕说；“中央政府已有来令，进步党不能在陕西发展，以后再看情形，此时不能进行。”等语。我即电告梁、水诸人，谢绝了委托我的任务，政治研究会也暂告结束。汤化龙因与袁世凯意见日深，不久就出国游历，以避其锋，卒在国外遇刺而死，进步党也随之消灭。
吴敬则垫款所购的印刷机件，归他个人所有在南大街开办了艺林印书馆，浚富工厂归我经营，我以资金短绌，遂停止营业，清还外债，以轻负担。
这时，政治研究会的人都各奔前程，多在法律界服务。会长宋伯鲁由当时的国务总理熊希龄，推荐给袁世凯，聘为顾问，离开陕西第一师参谋长的职务。
我由北京回陕后，因教育部对我们陕西法政学堂别科甲班毕业者要在陕西新立的法政专门学校补习一年，这时我在该校担任学监，遂边学习边工作，而政治研究会也就从此告一段落。
一九六一年
注解：
*本文系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存稿。
《辛亥革命在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