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州花儿
孟国芳 柯扬
“花儿”是流行于甘、青、宁、新的一种山歌，深受这四省区人民的喜爱。
“花儿”从整体上可分为洮岷花儿和河州花儿两大系统。洮岷花儿是汉族人民所创造和演唱的，而河州花儿则是以回族为主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所创造的。这里，我们着重介绍河州花儿所反映的回族人民的生活史和习俗史。
出门人的歌
甘肃河州(今临夏)一带及毗邻的青海西宁东南的一块地方，历史上统称为“河湟地区”。这里居住着汉、回、东乡、保安、撒拉和藏等民族，其中回、东乡、保安、撒拉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相对集中。各民族长期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出绚丽多彩的乡土文化——河州花儿。
我们说河州花儿主要是以回族为主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所创造的，这得从“出门人的歌”谈起。
河州传统花儿中大量反映“出门人”离情别绪的歌，乃是这一地区回族人民在旧社会里经挤生活特点的集中反映。这里由于回族人在临夏地区的“出门人”中所占比例极大，而且在外谋生方面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缘故。
首先，回族人民有经营商业的历史传统。元代回族作家马祖常有《记关外经商》一诗，曰：“波斯老贾渡流沙，夜听驼铃识途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这里说的“波斯老贾”，正是往返于古丝绸之路上的波斯商人。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定居中国，成为我国回回民族的祖先。明朝的统治者大多鼓励回民经商。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明太祖朱元璋曾谕旨：凡回族商贩往来买卖应予照顾，“如过关津渡口，不许阻滞。”临夏地区回族人民的商业活动，在清人所写的《河州采访事迹》一书中也有记载，其中说：“(河州)北乡多木工，西乡多瓦匠，沿关喜射猎。商则汉民贸易不出乡关，回民负贩远及新疆、川、陕。”解放后，回族改变经商的重点和方式，像脍炙人口的兰州小吃“清汤牛肉面”、酿皮子之类十有九家是临夏回民所经营的，回民经营的商店生意兴隆。他们不仅“负贩远及新疆、川、陕”，而且东赴京津，西到西藏，南下港澳，甚至出国到阿拉伯、南亚等国家经商。如今有的河州回商家中的电器产品是清一色的港货，由此可见回回民族经商能力之强。
从历史上看，沉重的阶级压迫和剥削是回民外出谋生的另一个原因。据《回族简史》记载，1936年前后，河州共有17134户人，土地271.6万亩，而其中仅占人口1.3％的234户地主却占有 72％的土地。土地高度集中，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高利贷剥削，使广大回族人民落入赤贫的地步。清光绪年间有一首流传于河州的“花儿”这样唱道：“一对尕牛的庄稼汉，二百串大钱的帐哩，尕牛(哈)卖过了还帐哩，西口外大路上上哩。”歌词中的“西口外”指的就是今天的新疆。反映了河州的回族农民受不了高利贷的盘剥而出外另谋生路的情境。
回民外出谋生的原因之三是复杂的民族斗争和频繁的战乱，使这一地区的各族同胞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的环境中，生活极不安定。
歌随人走 落户新疆
在残酷的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下，回族中个别人铤而走险，大部分人则只好外出谋生。除了经商外，多成为走乡串户的工匠、摊贩、水手和脚户，成年累月地奔波于他乡异地。每次回变被镇压后，都有一批批与战乱有关的回民逃亡新疆、云南、黑龙江等边疆地区，久而久之，他们在那里繁衍生息，形成相对集中的回民聚居地，如新疆的昌吉回族自治州等。新疆《阜康县乡土志》中说：“回本西域种，而县之回民自陇右西宁、狄、河迁徒而来者，盖十之七八。”西宁在1928年以前属甘肃省管辖，“狄、河”即今甘肃临洮、临夏。《昌吉县呼图壁乡土志》中也说：“本境除土著汉民及川陕流寓外，多新旧汉回，皆自关内西安、河、湟来者。”歌随人走，河州“花儿”随着它的主人从甘肃临夏的太子山麓、大夏河畔迁徙到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落户”。从新疆回族传统“花儿”中可以看出河湟地区回族迁徙的原因。如“攻打河州的马仲英，逼得我上了个新疆；阿哥是八坊的苦命人，尕妹子看中了领上”、“圆不过月亮方不过斗，十三省好不过兰州；跟上阿哥西口外走，新疆的生活(哈)过走。”然而，在旧社会，新疆并非穷苦回民移民的王道乐土，正如一首“花儿”所唱：“新疆省有个妖魔山，妖魔山顶不住青天；新疆省我过了40年，心宽者没过上两天。”最能表达长工、佃户们辛酸生活的还要数那首《苦一年》，其中有这样几句歌词：“腰杆子苦成了弓一样，指头子像根针壮”、“苦死苦活没人问，慢一步还得挨上几棍”、“人家阖家都团圆，我想娘泪湿了衣衫”、“一天的日子熬不到晚，长工的眼(哈)哭干”。这字字血，声声泪的歌儿是对万恶的旧社会的强烈控诉，也反映了迁徙者无比艰难困苦的生活现实。
河州花儿是回族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回族群众除务农、经商、做摊贩和工匠外，做脚户、筏客(即水手)的亦相当多。临夏回族自治州地处甘肃、青海两省交界处，闭塞偏僻。这里层峦叠嶂，沟壑纵横，地形复杂，过去陆路交通极为不便，唯黄河蜿蜒流过，大夏河、洮河、湟水等流经并交汇于此，虽多急流险滩，也总算条水路。过去，这一带的运输，陆路靠脚户，水路靠皮筏。由于生活所迫，许多回族青壮年往往受雇于富商大贾，或拉骆驼，或赶马队，成年累月奔波在他乡异土，饱尝离乡背井之苦。有不少“花儿”是反映脚户哥生活的，请听：
“甘肃(哈)凉州的十八站，嘉峪关续上者两站；日头它落在了戈壁滩，穷脚户啥时候到站?”“头一帮骡子者走远了，二一帮骡子们撵；一步(吧)比一步远了，一阵(吧)比一阵想了。”
有的脚户哥远在千里之外，忽然想起了自己的情人或年轻的妻子，不由得悲伤地唱道：
“棉花(哈)放在了箱子里，啥时候捻成个线哩?远路上我把你牵挂哩，啥时候才见上面哩。”
“哈密的甜瓜(者)实在甜，戈壁上开下的牡丹；想想了尕妹心里酸，独个儿活下可怜!”
“走罢凉州(者)走甘州，嘉峪关靠的是肃州；挣上些钱回家走，心上的尕妹(拉)着走。”
这种主要表达旅途之苦，同时也包含有一定爱情内容的“花儿”，在家乡的村子里是禁唱的，但在那“长空旷漠天如水，永夜银河月似舟”的古丝绸之路上，却可以直抒胸怀，大唱特唱，谁也管不着。
皮筏是西北别具特色的运输工具，据有关史料记载，清咸丰辛酉(1861年)以前，黄河上就有用皮筏作为运输、交通工具的。后来，由小筏到大筏，由短途到长途，逐渐发展起来。无论长途还是短途水手几乎全是回民。河州地区的许多回族同胞的青壮年华，是在惊涛骇浪和长途跋涉中度过的，每年深冬腊月才能返回故乡与家人团聚一次。有时筏子手们过峡谷急流，越过漩涡险滩，在平稳的水面上悠然自得，漫起“花儿”来，倒也别具诗情画意。我国著名的新闻记者范长江曾在1936年生动地描写过临夏回族水手们在劳动过程中唱“花儿”的情景，他写道：“他们于浆声‘哗啦哗啦’之际，常引颈高唱他们本地山歌，歌声高朗，震彻山谷，内容则多述男女爱情之思，如‘阿哥的肉呀!阿哥来时你没有，手里提的肥羊肉。”这是说一个男子提了肥羊肉去看他心爱的女人，而人又不在家，男子于失望之余唱出来的情调。” (范长江《中国之西北角》第273页)，而守候在家里的妻子整天提心吊胆，望眼欲穿，当看到丈夫驾筏归来时，则高兴地唱道：“羊皮的筏子下来了，山里的花儿们笑了；阿哥是甘露者下来了，尕妹子的热病(哈)好了。”
“花儿”是一种山歌，亦称之谓“少年”。“花儿”指所钟爱的女人，“少年”则是指男人。河州花儿与所有民歌一样，反映男女青年的爱情，追求婚姻自由，反对封建礼教和制度的比重相当大。在河州地区的家庭院落和村庄周围是禁唱“花儿”的。陈赓亚先生曾记载过“花儿”流行地区禁唱这种山歌的村规，上书：“无论居民或行人，若在近村唱歌曲者，执打柳鞭120下。” (陈赓亚：《西北视察记》1936年)，但这条清规戒律多少年来未锁住青年男女的心声。他们唱道：“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是由不得自家；刀刀拿来头割下，不死时还是这个唱法”、“尕妹的大门是万丈崖，啥时节踏出个路来?”“尕妹的庄子是刀枪林，你有心，闯一条大路子走哩!”花儿中也有不少反映不幸婚姻内容的，比如：“女婿娃尕了贪瞌睡，娘老子寻下的累赘。”有男女情投意合时火辣辣、甜滋滋的内心表白；有羞涩、拘谨的流露；有对负心情人的怨恨和指责；也有对直朴、热烈、忠贞不渝爱情的颂扬。请听：“石头根里的药水泉，担子挑，桦木的勺勺儿留干；若要我俩的姻缘散，三九天，青坚冰上开一朵牡丹。”又如：“青水儿打着磨盘子转，磨口里淌的是细面；宁叫他皇上江山乱，决不叫我俩的路断!”这种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凌驾于皇权之上，将帝王踩在脚下的气概，深刻地揭露了严酷的阶级斗争现实，谁能说这类情歌软绵绵呢?
河州花儿深刻地、广泛地暴露了旧社会的黑暗统治，倾吐心中反压迫、反剥削的怒吼。你听：“紫油刮干了刮骨头，骨头上还得烤油；死了不如一条狗，少不了官家的税收。”
解放前，河州人民除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黑暗统治外，还要受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等甘、宁、青几个马家军事集团的残酷统治，由于西北诸马的家乡均在河州，他们独霸一方，大肆抓兵。河州人民用“花儿”控诉马家军的罪恶：“马步芳坐了兰州城，河州城拔了个新兵，娘老子心痛(者)地面上滚，四乡里动了个哭声。”
但是，回族人民对抗击日寇则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如脍炙人口的《抗日少年》，开头的歌词曰：“老牛恶虎兔儿年，日本鬼子他侵犯中原；阿哥是英雄上前线，尕妹妹，听阿哥唱个抗日的少年。”并以“阿哥们抗日上前线，尕妹们家里生产”，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
河州花儿多方位、多层次地展现了回族人民的生活和高原的情调，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民族特点。
河州的花儿多以“牡丹”为喻
河州花儿曲调丰富，以抒情见长，文词优美、朴实、生动、形象，结构严整。行段为四句、六句两种。一般单数句四顿，单字尾；双数句三顿，双字尾。演唱比较自由，以独唱为主。其曲调悠扬、辽阔、高亢、奔放，曲子极为丰富，音乐工作者从民间记录整理出来的曲谱就有100多种，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也有40多种，如《白牡丹令》、《河州令》、《尕马儿令》、《脚户令》、《大眼睛令》、《尕阿姐令》、《水红花令》、《憨肉肉令》、《撒拉令》、《保安令》等。这些曲调在河湟地区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会唱，在国内外也享有一定声誉。
花儿唱词大多采用比兴方式。每首开头两句与下文内容无关联，以地理典故(天、地、山、川、河)、历史典故(姜子牙、杨家将、三国人物、孙悟空、梁山泊人物)、眼前事物作比兴，抒发情怀。河州花儿多以牡丹为喻，反映回族人民的生活和情趣。你听：“白牡丹白者赛雪哩，红牡丹红者破哩”，“尕妹出来者门前站，活像是才开的牡丹”，这是多么绚丽的画卷!回族花儿中大量用牡丹作比喻，是因为河州地区的回族人民酷爱牡丹，几乎家家户户种植牡丹的缘故。明版《河州志》在记述当地花卉时将牡丹列为第一。清乾嘉时期，狄道(今临洮)诗人吴镇(1721—1792)写过这样的诗句：“牡丹随处有，胜绝是河州。”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所刊行的《兰州府志》中记载：“花则牡丹、芍药，河州最盛，有数十种”。黄陶庵编撰之《导河县志》中写道：“牡丹载旧志，有数十种，近来培养得法，冠绝全省。”导河就是今天的临夏。临夏人过去种花精心培植，不做买卖，纯为观赏，相互比赛。一年一度花开时，有好品种的人家门尽大开，任人参观，当地人谓之“浪牡丹”。这些历史资料说明，河湟地区人民有栽种牡丹的传统习俗，以回族为盛。河湟一带的回民在迁往新疆时，连同他们所喜爱的牡丹一并移栽了过去。清代陇上回族画家马虎臣尤其擅长于画墨牡丹，故人们均以“马牡丹”呼之。临夏地区杰出的砖雕艺人绽成元等亦以砖雕牡丹驰名远近。时至今日，当地回族同胞在日常生活中，仍将健美的姑娘喻为牡丹，将喜爱的不同调的“花儿”称作“白牡丹令”、“二牡丹令”，甚至冲茶用的刚沸的水也叫做“牡丹花水”，其喜爱牡丹的程度可见一斑。总之，牡丹同河湟地区的回族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种牡丹、赏牡丹、画牡丹、唱牡丹，牡丹成了回族文化和艺术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西北回族与伊斯兰教》 (第六章 风格独特的文化艺术和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