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安事变的历史必然性
杨拯民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整整五十个春秋了。当年发动事变的两位主角，一位惨遭杀害，一位失去自由，许多主要当事人也已谢世而去，岁月的流逝使这一事件与当代政治的联系越来越远。然而，正是由于这五十年的历史发展，才使得人们对这场事变的社会成因、基本线索和重大意义的认识日益清晰，才使得历史学家们能够更为冷静、更为客观、更为全面地研究和评价这一事件，以及卷入这一事件的各种历史人物的千秋功过。
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西安事变是以突遽的兵谏形式爆发的，因此给这段历史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人们也就往往着力去探寻一些不为外界熟谙的隐秘或细节，或者纠缠于某些个人的品格和动机，而忽略从宏观的高度去考察其历史全貌。下面，我想就西安事变的历史原因及其意义，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西安事变的爆发决不仅仅是张、杨两位将军一时冲动下的偶然之举，而是中国三十年代社会各种矛盾发展、激化的一个必然环节。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强占中国东北三省的侵略战争，使中国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尽管一八四○年之后，中国的领土、主权屡遭侵犯，以至沦为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然而数十万平方公里领土的沦丧和三千万人民成为亡国奴的惨痛现实，则是绝无仅有的。这对一个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伟大民族是无法忍受的耻辱，对正在觉醒中的中国人民不能不是一次极其强烈的震撼。
这时的南京政府，在结束了旷日持久的中原大战后，正全力投入企图剿灭红军的内战。它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认真对待东北急剧恶化的局势，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国际联盟的制裁和英美的干涉调停上。事实上，此时欧美各国穷于应付世界性的严重经济危机，根本无暇东顾，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愿也不可能为一个“穷朋友”主持“公理”而甘冒与日本开战的风险。还有的外交家甚至希望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而看一幕日苏对抗的好戏。结果是，国民党东北军在不抵抗的政策下，一枪不放地退出了东北；而国联调查团却只是虚应场面、敷衍塞责。即使如此，也为日方所拒绝。如果说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的初期对欧美列强尚有顾虑的话，而后者这种软弱的态度则无异于鼓励日本肆无忌惮地开足战争的机器。
南京政府并没有从对日本侵略者妥协退让所引起的严重后果中汲取教训，反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口号。①蒋介石虽然也讲“自立”、“自强”和“抵御外侮”，深感日寇入侵造成的严重威胁，但他更相信中国还“没有立国的资格”，“当然抵抗不了日本，当然要给敌人来压迫、欺侮”。②日本人“要我们哪一天死，我们就不得不在哪一天死”。③对抗日抱着毫无信心的消极态度。其结果，一九三二年一月日军进犯上海；一九三三年一月日军攻陷山海关；一九三三年三月，日军占领热河省，继而进犯长城各口；一九三五年年底日军策划建立了伪冀东自治政府和伪内蒙自治政府，并图谋整个华北……。四年中，中国丧失了东北的全部和华北的一部。这期间，南京政府先后与日本当局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等城下之盟，一次又一次地承认了丧权辱国的现实。
使中国人民更难以接受的是，南京政府在对外继续退让的同时，对内却加紧推行着内战和镇压政策。“九·一八”后，国土不断沦丧，而内战的炮火却连绵不停，南京政府不惜血本发动对红军的多次围剿，把所谓“剿匪”作为国民党军队“唯一重大的使命”，④同时对反抗其统治政策的部分国民党军队也采取武力镇压手段。非但如此，南京政府甚至颁布各种治安条令和专门的“敦睦邻邦令”等，来压制人民群众自发的抗日活动，明确规定“凡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反日宣传者，均处以妨害邦交罪”。许多救国组织、刊物在日本的要求下被取缔，大批抗日志士遭逮捕，更有杜重远先生等因《闲话皇帝》一文被指责为讽刺了日本天皇而立遭判刑的奇闻，如此等等。这一切，不禁使人联想起晚清政府“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行径，其在中国人民感情和心理上造成的巨大刺激是不难想象的。因而，各界人民对南京政府的不满和不信任感与日俱增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的民族，这种文化的重要支柱之一便是爱国主义的传统。它一方面表现于人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重视，以及当这一文化遭受外来暴力破坏时英勇不屈的反抗精神；另一方面，它表现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民族凝聚力和一致性，而残民卖国的行为，即使是封建统治者也为之不齿。因此，在亡国灭种迫在眉睫的时刻，全国各界人民不仅强烈要求抗日，也理所当然地要求南京政府及其它武装力量停止内战，“改弦更张”。
当时，中国拥有武装力量的另一大党——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一直积极主张抗日。随着时间推移，当中日民族矛盾在社会中占据压倒之势的状态日益清晰，当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日益强烈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遂于一九三五年发表《八一宣言》，明确提出停止内战、实行全民族抗战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共产党政策上的重大转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并使自己成为抗日爱国运动的中流砥柱。
走在爱国运动前列的是具有五四爱国传统的青年学生，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国各界爱国人士支持下，举行了罢课、游行，组织大规模请愿团、示威团到南京，抗议政府对日妥协退让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对日宣战，并组织大批演讲队走上街头，下乡下厂，向各界群众宣传救国。一九三五年这一运动达到高潮，北京暴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全国学生和各界群众冲破政府禁令，纷起响应，不顾武力镇压，不怕流血牺牲，参加人数几达百万，表现了人民激奋的爱国热忱和对南京政府内战政策的极端不满。
处于社会下层的工农群众，更直接地感受到亡国在即的痛苦。他们坚决反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活动，在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察北抗战、绥远抗战及各次爱国运动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工商界、舆论界，抗日的情绪也日益高涨。工商人士多次开展了罢市、禁止买卖日货、对日经济绝交运动，沉重打击了日本对华贸易。上海工商界的代表还向国民党中央党部等机构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收复失地。《国闻周报》发表《我们的希望》一文，指出：(一)希望以对外的镇静工夫对内；(二)希望以对内的“强硬”态度来对外……。胡适主办的《独立评论》刊登了“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为蒋介石献策：第一“要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第二“要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第三“要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申报》则连续发表时评，严厉谴责安内攘外的“国策”和国民党当权者的“勇于内战，怯于御外”。这些反映出中间阶级在全国抗日浪潮急流勇进的时刻所迸发的积极活跃的政治态度。
许多社会活动家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通电、宣言，呼吁南京政府立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一九三二年，马相伯、章炳麟、沈钧儒等通电要求政府实行全民总动员。一九三四年，宋庆龄等一千七百七十九位知名人士签名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提出“一切海陆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立刻停止一切内战，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各地群起响应，不及三月，签名者已达十万之众。一九三五年，各地的各界救国会有如雨后春笋般问世。在此基础上，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于一九三六年诞生，它的成立，标志着群众性的自发爱国运动开始进入了全国性的、有组织的新阶段。
如果说，在十九世纪残酷的皇权专制下，中国人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仍然无数次地奋起抗争，那么在二十世纪民主、革命思想薰陶下的中国人，就更不会在灭顶之灾面前俯首贴耳、任人宰割了。南京政府对人民抗日爱国运动的压制，只能适得其反，更加激发人民的爱国情绪和民族自救的责任感。到一九三六年下半年，随着民族危机的急剧加深，各界人民自发的和有组织的斗争已逐渐形成无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了。
抗日爱国风潮也极大地震荡了国民党阵营内部，促使相当一部分官员、将领起来同当权者的不抵抗政策抗争。一九三一年秋，马占山、李杜等为首的部分东北军，在没有将令的情况下，打响了抗日的第一枪；一九三二年，十九路军在上海进行了英勇的淞沪抗战；一九三三年，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领导建立了察绥抗日同盟军，与日伪军浴血奋战；同年冬，十九路军成立福建人民政府，树起民主抗日的旗号；一九三六年“两广事变”爆发，陈济棠、李宗仁等要求停止内战，全面抗日；同年冬，傅作义抵抗日军入侵，掀起绥远抗战的高潮。在某种意义上，张、杨两将军举义西安，正是这一系列事件在新的高度上的继续。
张学良将军素具民族意识，“九·一八”事变时因执行不抵抗的命令成为“流浪将军”，国仇家恨集于一身。但他对东三省及热河不能不负有失土之责，因此受到国内外舆论的严厉谴责；三千万父老乡亲成为亡国奴的惨剧更使他的良心长期受到煎熬。他也曾认为自力不足、国力不强而无法抗日，寄希望于国联和英、美。但国土一失再失的事实使他清醒地看到，这仅仅是“迷梦”而已。“我们唯一的道路，就是靠自己死中求活，政府应当发动整个民众，与日寇拼命。”⑤同时彻底认识到日本非要征服中国不止，无调协余地，非作殊死斗争不可，决不是靠忍让而能息事宁人的。而蒋介石却一次又一次让他去执行他所不愿执行的剿共任务，他感到“剿匪”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更有价值。⑥尽管有这样的思想认识，但他此时尚未超脱“忠君报国”的传统观念，还是努力执行了进军西北围剿红军的任务。
促使张学良放弃剿共、最终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是以下这样几件事实：一是军事上的惨败，不足三个月就被红军歼灭近三师之众，使他深感因内战损将折兵的可惜，开始考虑以和平方法来解决国共间的矛盾。二是南京政府的冷遇，不仅没有对他在剿共中的损失予以补给，反而取消两个师的番号，削减了军费。这增添了他与南京政府的矛盾，并使东北军上下感到寒心。三是共产党和红军主动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释放了被俘的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希望两支真心抗日的部队不再手足自残，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四是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强烈呼声，使张学良及其统率下的东北军广大官兵日渐深刻地意识到人心所向，开始痛感昨日内战之非。五是东北军将士厌恶内战的情绪与日俱增，他们背井离乡，不能为收复故土尽力反而要作他乡冤鬼，这是他们无论怎样也不会情愿的。劳山一役，东北军伤亡不过数百，放下武器的却有几千，士气之低落已使剿共战争难以继续。在这些严峻的事实面前，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将领们开始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携手抗日的主张。
杨虎城将军领导的十七路军，是一支具有革命传统的部队。他们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讨袁战争、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等，在民主革命中具有光辉的历史。杨虎城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与共产党人建立了亲密的合作关系，后来也一贯对中国共产党抱以同情态度。但是在南京政府的压力下，他也不得不参与一些剿共战争，并因而受过重大挫折。他素有民主思想，不满于南京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排斥、吞并异己的种种作法；他更有强烈的爱国精神，一九三三年曾亲自向蒋介石请缨抗战，结果反遭斥责。因此，随着他与蒋介石在这几方面矛盾的日趋尖锐，当一九三五年底中国共产党派人向他转达联合抗日的主张时，他便很痛快地同意了。
张、杨两部分别与红军建立合作关系后，在对抗日认识一致的基础上，张、杨之间也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于是从一九三六年下半年起，西北这三方面密切合作的局面就逐渐形成了。
当岁月推移到一九三六年末，中国社会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日本在华迅速扩张，俨然以东方霸主自居，对欧美各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形成威胁，导致英、美等国对日态度的强硬化。继币制改革之后，英、美又于一九三六年贷以巨款，从经济等方面积极支持南京政府。随着英、美态度的日趋强硬，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也开始出现某种转变，在对日交涉中逐渐改变着过去那种一味妥协退让的作法。同时，南京政府也在“测探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并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了重大进展，苏联亦确定了支持以蒋介石为领导的中国抗日事业。特别是由于“两广事变”得到了意料之外的顺利解决，使蒋介石志得意满，重兵北调，把注意力马上集中于西北。虽然从一九三五年底开始，蒋介石曾派人主动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秘密接触，此时他却认为红军的军事实力已不足构成大患，企图把红军斩尽杀绝，彻底解决共产党问题。
蒋介石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没有估计到以联合抗日为共同目标的三位一体在西北已紧密结合；他没有估计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影响，已使国民党许多派别和地方势力产生共鸣，而以各种形式或明或暗地表示了赞同，共产党并与其中相当一部分力量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取得谅解；他更没有估计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已深入人心，全国各阶层强烈要求国共之间化干戈为玉帛、共同抗日的热浪，已经汇成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而日军进犯绥远更加剧了这一局势，剿共战争已经此路不通。
这些因素不仅使蒋介石的优势大大地打了折扣，同时也在他的周围潜伏下严重的危机。蒋介石却依然故我，置绥远战事于不顾而调集三十万大军开往剿共战场；置民情舆论若罔闻而采用高压手段逮捕了全国救国会领导人沈钓儒等“七君子”。十二月初，蒋介石率领国民党一批大员、将领亲自坐镇西安，布置剿共军事。他对张、杨等人的苦谏丝毫不睬，反而威胁他们，要么上剿共第一线，要么两军调出西北。这样，社会的各种矛盾在中国的西北角陡然激化，并交织形成无可回避的焦点。这里，毗邻绥远抗日前线，又紧靠红军的根据地。这里，面临着抗战与内战的抉择。这里，集中着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对立，国共两党的矛盾，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国民党内部主张先安内后攘外与主张联合一切爱国力量一致对外的矛盾，人民要求抗日与蒋介石妥协退让的矛盾，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与蒋介石坚持内战的矛盾……，一句话，中国向何处去的矛盾集中于西北。
正是这种严峻的形势把张、杨推上了历史转折的关口，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焦点也就首先摆在了两位将军的面前。违心剿共，只能是骨肉相残，亲者痛而仇者快，悖天理而逆人情，两军官兵也绝无再打内战的斗志。妥协听调，则东北军调闽，十七路军调皖，三位一体就会瓦解，联合抗日的夙愿势必毁于一旦。况且蒋介石也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轻易放过他们。更重要的是，这丝毫不能缓解自相残杀的内战局势。既不可能消灭红军，又鼓动了日军灭亡中国的奢望。那么，要制止内战，要发动全民族的抗战来挽救中华古国的危难，只有第三条路——破釜沉舟，对蒋介石实行兵谏，逼迫以他为首的南京政府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两位将军以民族大义为重，置个人毁誉和集团安危于脑后，而采取了他们无可选择的选择，毅然发动了西安事变。
如上所述，西安事变的发生既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发展、激化的必然产物，那么它的和平解决，也就是这些矛盾相互作用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张、杨两位将军举义的初衷是制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发动全民族的抗战。因此，他们主观上决不愿意这一事变反而成为导致全国规模内战的起点，而力图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三位一体中的另一方——共产党，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从民族利益出发，而不去计较国共两党历史上的旧仇宿怨，坚定不移地推动事变进程向着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
西安事变在国内外掀起的轩然大波，决非用一两句话能够形容。国际上，尽管英、美、法等国家坚决反对张、杨的兵谏，然而他们此时已开始朦胧地把中国看作是遏制东方法西斯的盟友，决不愿中国酿成一场全面内战使日本乘虚而入，故希望通过和平途径进行交涉。社会主义的苏联更是力主和平解决事变。只有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挑动内战从中渔利。在国内，由于电讯的封锁、消息的闭塞，使事变的许多真情，以致包括张、杨两将军的八项政治主张在内也未能为外界周知，因而各界的反响莫衷一是。而无论是各地方实力集团，还是工商界巨子；无论是知名人士、学者，抑或千百万工农大众，虽然他们对扣留蒋介石这一作法本身的认识不同甚至完全对立，但其绝大多数坚决反对讨伐和内战的基本立场则是一致的，这深刻反映着中华民族在这一历史关头的根本利益所在。不容置疑，国内外这种强烈的舆论呼声，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即使是国民党中央权力集团，由于利益基础和认识角度不同，也并非都同意武力讨伐的方针，南京的舞台上则是“戏中有戏”。一方面，一批军政大员和元老主张“维护纲纪，讨伐叛逆”，并作出了讨伐的军事部署。另一方面，在南京政府中颇具影响的蒋、宋、孔、陈家族等，在与中国共产党有着长达一年的秘密接触等背景下，积极探求沟通宁陕，争取和平释蒋。这样，事态的发展呈现出复杂激化和微妙多变的趋势。同时也使事变的和平解决出现了曙光。
事变次日，即十二月十三日，张、杨两将军复电欢迎端纳莅陕。十四日端纳到达西安，面晤张、杨及蒋介石，在南京和西安间架起了通向和平的桥梁。十七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抵西安，参与三位一体对西安事变的决策。同日蒋介石手令中央军停止轰炸三天，暂时停止了南京方面的所谓讨伐。十八日、十九日中共中央先后通电国民党中央，在重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原则基础上，提出“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亦不成问题”。⑦二十日宋子文飞抵西安，返宁后又于二十二日陪同宋美龄一行来到周秦汉晋唐的故都。二十三日张、杨、周代表三位一体在与宋子文的谈判中提出了六项要求：“子、停战，撤兵至潼关外。丑、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寅、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辰、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巳、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以上六项如蒋介石接受并保证实行，共产党和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日。宋子文“个人同意，承认转达蒋”。⑧二十四日晚，周恩来在宋子文陪同下会晤蒋介石，蒋亲口允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⑨次日午，蒋介石在张学良将军陪同下离陕返宁，杨虎城将军前往送行，在西安机场，蒋介石重申“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个人负责”。⑩此后，虽然西安事变的狂澜已住，而余波未平。经过一系列反复、曲折的过程，西安事变最终实现了和平解决。
可以说，随着西安事变事态的演进，参与事变的几方都为民族做出了重大的让步。发动事变的主角张、杨两位将军，为了民族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的地位、利益、自由乃至生命；中国共产党则“改变苏维埃和红军的名义，取消同国民党的对立，停止没收地主土地”；⑾而中国国民党也最终放弃了剿共的政策，愿意通过正式的谈判来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蒋介石在这一历史转折最后关头所表现出来的正视现实的勇气，无疑是应当肯定的，遗憾的是他自己并没有能够把这种态度坚持到底。从西安事变发起到它的和平解决，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各个不同阶级、阶层和政党在民族危机日益紧迫情况下的转变过程。毫无疑义，正是由于他们在西安事变中做出的重大让步，才奠定了民族团结以致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坚实基础。
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正在于此。西安事变的突发及和平解决制止了一场难于避免的大规模剿共内战，使已经山穷水尽的国共两党关系，出现柳暗花明的前景。这种转机，意味着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中，中国社会一切要求抗日的阶级、阶层和政治力量最终都能以民族为重，同仇敌忾，挽救危亡，这是国共合作深刻的社会背景及意义所在。从而才可能使全国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开始全面转向抗日，才可能出现蒋介石先生在抗战初期宣告的那种“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的全民抗战局面。动员和团结全民族的力量，这是一个极端落后的弱国能够坚持长期抗战，并取得近代中国人民长期反侵略斗争的第一次重大胜利的根本条件之一。西安事变，停止了国共两党十年的内战，化干戈为玉帛，出现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奠定了全民族抗日御侮的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伟大转折。
在实现历史转折的过程中，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出于爱国的赤诚，善良的愿望，以惊险的手段，自我牺牲的精神，顺应历史潮流，力挽狂澜。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未能效命于抗日疆场，一位牺牲在特务的屠刀之下，一位被幽禁半个世纪至于今，这种纯粹由个人恩怨造成的历史悲剧，却只能增添他们作为千古功臣的光辉。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他们为民族作出的重大牺牲是值得的。同时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推动这一转折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中共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是团结各阶层人民和三位一体得以建立的基础。特别是事变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所作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及其所进行的不懈努力，对于张、杨两将军的决策和事变最终的和平解决，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功臣，这些民族的功臣，将永远名垂青史。
西安事变虽然已由政治家谈论的题目成为历史学者研究的范围，但它毕竟给当代的社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并给我们以教益和启迪。它再一次表明，历史发展的根本方向决不是个别人的主观愿望所能控驭和逆转的，而人心向背所形成潮流，却始终主导着社会前进的总趋势。正如孙中山先生的一句名言所说的那样：“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者则昌，逆者则亡。”天下之事，概莫能外。它还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不甘屈辱的伟大民族，在深重的灾难面前，强烈的爱国主义可以冲破任何阶级间的隔阂或对立，而使全民族团结为一体，同舟共济，共御外敌。绝大多数中国人所具有的爱国主义情操正是中华民族之魂，任何侵略者在这个自强不息的民族面前，终将陷入失败的泥潭。爱国主义永远是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也永远是我们所有炎黄子孙赖以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基石。
①蒋介石：《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在顾维钧任外长宣誓就职会上的讲演》(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革命文献》第72辑，台北)。
②蒋介石：《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一九三四年七月)，《蒋总统集》第1册第793页，台北，中华学术院印行。
③蒋介石：《剿匪成败与国家存亡》(一九三三年十月二日)，同上第1册第205页。
④蒋介石：《现代军人须知》(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三日)，《蒋总统集》第1册第651页。
⑤⑥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北平，一九三七年版。
⑦《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⑧⑨《周恩来选集》(上)，第70——71页，第73页。
⑩《杨虎城告各县长书》，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原件保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又见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西安日报》。
⑾毛泽东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与史沫特莱的谈话，《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诸问题》，一九三七年版。
(原载《人民政协报》)
《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