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功过 千秋之鉴——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
丛一平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西北剿匪总部”代行总司令职权的副总司令张学良和国民党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两将军，在西安率部发动“兵谏”，扣留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实际领袖——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剿匪”总司令蒋介石，逼迫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实行停止内战，开放民主、团结抗日的八项要求，是为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西安事变”。
(一)
西安事变是以国民党内部的“兵谏”形式表现出来的，所以当时引起所谓“举世震惊”。其实，只要真正认识到当时的社会、政治历史背景，它的发生，可以说完全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甚至连它发生在西安地区，也是容易理解的。众所周知，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采取了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从而使国内阶级关系和国际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伟大的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现实危险。这不仅使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日益觉醒而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救亡，而且“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问题，使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毛泽东语)。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政策，也加剧了它和在中国有着巨大利益的英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由于法西斯侵略在全世界造成的战争危险日益逼近，一九三五年七月，共产国际提出了建立全世界和平阵线的任务。因此，无论是英美，还是苏联，它们都开始调整了对华政策，转向希望抑制日本的侵略，赞助中国的统一与和平。中国共产党正是适应着国内外这种变化着的新形势和新情况，逐步纠正了自己队伍中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向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路线、新政策发展和演变，并且以红军的北上抗日，组织东北抗日联军和连续派出抗日先遣部队的实际行动，作出了全国抗日的先锋和表率。从而有力地领导和推动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鼓舞和支援了国民党内部历次的局部抗战，这就与国民党蒋介石所执行的对内用兵、对外妥协、对民镇压的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也就成为对其继续坚持错误政策的巨大压力和无法逾越的障碍。
然而，国民党蒋介石在这一变化着的形势面前，仍然顽固地拒绝国内外及其党内外的一切团结抗战的强烈要求，继续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在解决了其内部又一次分裂的“两广事件”之后，置绥远傅作义将军的抗战于不顾，集中了几十万大军和数百架飞机，部署着向已经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红军主力“进剿”，并亲自奔波于洛阳与西安之间，直接督责已与红军先后建立了停战救亡、友好合作关系的张学良、杨虎城所部去打前阵。可以说，一九三六年的西安，正是风云紧急，各种矛盾相互纠结激化，达于白热的程度，而集中到一点，即国民党蒋介石能否正视现实，改变政策，终止内战，团结抗日。张、杨两将军以其高度的爱国热忱和大智大勇，被迫实行“兵谏”，正是对这一历史要求作出的及时、正确的回声，正是对这一历史转折，作了有决定意义的一个推动。
(二)
事变发生以后，无论国际或国内，无论在国民党内或共产党内，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反响。这些反响尽管由于各自的不同政治角度和不同理解而有某些不同，但国外除日本及其盟友，国内除了少数亲日分子和汉奸卖国贼之外，包括蒋介石集团内的有影响的爱国人士，都是希望、主张或支持和平解决的。事实上也正是由于事变的发难者张、杨两将军始终不忘团结救亡的初衷，主动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谋求事变的和平解决；而我党正是本着民族大义，捐弃前嫌，正确地执行统一战线的政策，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调停和谈判；也由于以宋美龄、宋子文为代表的国民党内的主和派的积极活动，并直接向蒋介石做工作；也包括国民党一些地方实力派的拥护团结，终于使蒋介石本人不能不看到这种民心所向的历史大趋势，在事变的最后关键时刻，做出了尊重现实的毅然决断，接受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基本方针，使事变获得了和平解决。尽管蒋介石获释后未能立即认真实行其全部诺言，但过去十年来的内战和对日不抵抗的错误政策终于被迫放弃了，一个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开始逐步形成。中华民族正是依靠着民族团结这一根本条件，发动和坚持了八年中华民族史上空前规模和作出巨大牺牲的民族解放战争。这一战争在不断揭露和克服民族内部一些人的动摇、妥协和亲日派、汉奸的分裂破坏活动，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配合下，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一雪百年来被压迫、被欺凌、被侵略的屈辱之耻，而跻身于世界四强行列。有人说，由于西安事变，实行了国共再次合作的统一战线，导致了国民党最终在大陆的失败，是国民党输了，共产党赢了。这一论调，作为国民党逃离大陆的失败的藉口，原不足为怪。但时至今日，仍有某些所谓历史学者，竟然坚持这种完全违背历史，也包括完全违背国民党参加抗日战争所共享胜利的真实历史，实属自外于中华民族。而历史事实是，正是由于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击破了日本企图分裂中国灭亡我民族的阴谋，促成了抗日战争的发动。结果中国人民胜利了，中华民族胜利了，中国的主要政党——共产党和国民党也都胜利了，唯一失败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当不会忘记，蒋介石氏终抗日之世，作为伟大的中国抗战的最高统帅，由此也曾获得无上的荣誉和举世的尊敬。然而，历史是无情的，蒋介石氏终竟未能接受这一正反历史的经验教训，于抗战胜利伊终，无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在胜利之后渴望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普遍要求，一概不顾任何国内外友人的调停和忠告，凭借美援，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再度破坏了国共合作，发动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极其残酷的大内战，把刚刚扬眉吐气的中国人民重新推入腥风血雨之中，以此激怒了人民，又一次把自己置于历史发展的对立面。既然嘲弄了历史，就必定受到历史的嘲弄。不到三年时间，就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所打败，从而使自己从荣誉和权力的顶峰跌落下来，仓惶逃亡于台湾孤岛，老死于彼。反顾蒋氏此种遭遇，与以往两度顺应历史潮流，合乎民族愿望，与共产党合作，共同完成北伐和抗日大业，与人民分享我们民族的进步和光荣的情景相对照，竟是何等鲜明，何等强烈！
这里，我们并不是算旧帐，但历史功过，千秋之鉴，默察这一成败利钝之由，兴亡得失之迹，对于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后的今天，仍然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三)
现在，五十年后今天的中华民族再也不是那种寇深祸亟的危亡状态，而已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中举足轻重，备受尊敬的泱泱大国，屹立于亚洲和世界。但使我们不能忘情的是，仍然有着一个民族的完全统一和大团结的问题。其中，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所遗留下来的香港和澳门问题，可以说已基本上得到顺利解决，而唯独由于国内历史遗留下来的台湾问题尚待解决。台湾、大陆同胞，同为炎黄子孙，唇齿相依，骨肉情深，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至今被人为隔绝形成不正常的状态，这是每一个炎黄子孙所不能容忍的。台湾同胞具有爱国的光荣传统。反对“两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争取祖国统一，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共同意愿，也是中国民族团结振兴实现现代化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要求。完成这一历史任务，首先是作为大陆与台湾地区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不可推卸的共同责任。至今，台湾当局虽未完全忘怀于历史的某些恩怨，但反对台湾独立，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却和我们是共同的，这就构成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基础。近几年来，中国共产党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并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充分照顾到台湾的实际情况和利益，明确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为国共两党对等谈判解决中国统一问题奠定了基础。现实的情况是，台湾国民党当局再一次面对着民族和历史的要求，我们希望以民族大义为重，权衡得失，终将正视现实，迟早能够作出勇敢的决断来。台湾的出路在于祖国统一，国民党的前途系于国共合作。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对国家民族有利，也会给国民党带来新的生机。尽管一些人会有所反对，会有所怀疑，但尽快结束台湾同祖国大陆分离的要求，已成为日益高涨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任何党派和个人，只有顺应这个潮流才有前途，否则终将被人民所唾弃，为历史所淘汰。这不仅是千百年历史所证明了的，尤其是前两次国共合作和分裂所证明了的真理，应该说西安事变五十年来的历史更是这种正反经验的最为直接的证明。
我们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愈加怀念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当时，张学良为了表明自己的大公与至诚，维护蒋介石的面子，决意亲自送蒋回南京，竟被软禁至今；杨虎城将军被迫出洋，当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效命时被拘禁，并于大陆解放前夕死于特务刀下。张、杨两将军从个人来讲，为团结抗日而发动事变，但终未到达抗日疆场，诚属终生遗憾。但他们在五十年前，顺应人心之所向，以爱国的赤诚和非凡的智勇发动了西安事变，推动了历史的转折，为发动千百万人进入神圣抗日战争开辟了道路，他们是成功了，他们将永远以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启示后人。
(原载《陕西社联通讯》)
《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