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基督教浸礼会在耀县
宋多三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传教特权，深入中国内地，英基督教浸礼会便是于一八九六年前后，由山东侵入陕西的。浸礼会在关中传教有三个重点地区：一个是由邵涤源所主持的西安东关，一个是由敦崇礼所主持的三原大程镇福音村，一个便是由莫安仁所主持的耀县。一八九八年冬，原籍山东、现住富平白马村的浸礼会教徒杨毓同买定了耀州城内西街邻德巷居民杨志法大房一院，随后莫安仁即来耀州，设立了英浸礼会的正式教堂，并经常住此，主持该教堂一切传教事宜。莫安仁就是后来参加过订立辛丑和约的李提摩太，这个人的侵华野心很大，他当时在耀州的传教计划，要把邻德巷(南北巷子)东边至西仓一带民房完金买通，准备建筑大礼拜堂、道学院、中小学校、大医院等，以为将来侵入陕北山区创造有利条件。不料正在他计划发展之际，直隶、山西等省的义和团运动爆发了，莫安仁怕运动蔓延到陕西，祸将及己，乃怆惶逃往上海租界去了。
一九○○年以后，莫安仁虽未再来陕西，但负陕西浸礼会总责的邵涤源仍本着过去向北推进的计划，继续经营北山锁钥的耀州。他除在该教堂成立小学一所外，并派了英国人钟约翰、武德逊、司伯谦等经常轮流替换驻在该地，为进入陕北做好准备。到了一九○八年，北进条件成熟，他便派了杨毓同去陕北买房置产，接着由武德逊、司伯谦在绥德、延安建立了两个教区，从此耀州就成为英国传教士来往陕北的交通要站了。
英帝侵入陕西的传教活动，在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更是变本加厉，而清朝地方官吏认贼作父，言听计从，因而吃教的恶棍，便打通官府，包揽词讼。教徒杨毓同、王渺等勾结官府，偏听偏断，篡夺了天慎德钱号，改名为世兴德。该号成为耀州教堂的买办和通风报信的机构。阿姑社教徒杨建常与乡民左北辰因田产起讼一案，左北辰不但败诉，并被官府革去了武生功名。因此有些刁头地主、狡猾奸商纷纷入教，披上基督教徒的外衣，倚仗洋教会的势力欺人。当时的世兴德钱号，成为他们包揽词讼的大本营。
由于基督教是外来的宗教，再加上外国传教士放纵教徒在群众中横行霸道，借端滋事，故群众都把基督教叫“洋教”，把外国教士叫做“洋鬼子”，把投洋人的教徒叫“二鬼子”。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时，耀州哥老会大爷焦彦芳便集合了近百人号召烧教堂、杀二鬼子，抢世兴德。当时由于同盟会胡定伯的阻止，未克实现，但声势浩大，所有城内的二鬼子都逃避净尽(当时耀州教堂没住洋人)世兴德也把重要物资搬移隐藏起来。
由于辛亥革命时陕西的英浸礼会及其教徒，受到了一次人民群众起义的教育，行动上便稍为敛迹。尔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帝人力、财力无暇东顾，对传教事业只能维持现状，无力大肆发展。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耀县又有杨在泉等领导的农民、学生、向英帝浸礼会发动了非基大同盟运动。当运动正在进行之际，英浸礼会的张怀恩竟集合教徒，举行大规模仪式，表示对抗。群众在气忿之余，捣毁了英浸礼会的牌匾，冲散了张怀恩的反抗聚会，并且进行了示威游行，高呼口号，张贴着“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传教”、“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等标语，号召耀县的信基督教同胞，自动退出基督教。在这一期间，旧教徒日益减少，新加入者更谈不到，经常守礼拜的男女不过十余人，没有布道员，也没有能领礼拜的人，执事张子纲于礼拜日强以若干钱币雇买看门人张明恩，敷衍代理，领导礼拜，即此一端，亦可以看出英浸礼会的冷落情况与反帝高潮的巨大影响了。
随着中国人民的政治觉醒，反帝运动的日益高涨，帝国主义为了继续长期奴役中国人民，所有差会的基督教，表面上以扶持中国教会为名，仍然继续其侵略之实。同时，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出现了毒素更大、麻痹性更强的教义，它分化部分教徒，退出原来的教会，另行建立什么灵恩派教会。山东的耶稣家庭，就是在这样的影响下产生出来的。耶稣家庭自命为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和帝国主义没有关系，实则它的财力、物力，大都是来源于美帝的。在抗日初期，山东耶稣家庭的皮秉林、郎尊栋来陕传道，郎尊栋在耀县很受英浸礼会布道员李玉泉、教徒袁生金、左国荣、李伯隆、姚富德等的欢迎，他不但在教堂之内传道，并且深入到农村，一传就是数月之久。搞什么圣灵充满、说方言、跳灵舞、祷告病、赶鬼等名堂，疯疯颠颠，闹的乌烟瘴气。这样继续了好几年，英浸礼会的三原区会恐自己的教权为耶稣家庭所篡夺，乃以李效膺接替了李玉泉的布道员职务，并禁止郎尊栋来耀县传道。但被耶稣家庭迷糊住的一些英浸礼会教徒左国荣、李勉之等便脱离了英浸礼会，另在城隍庙巷设了礼拜堂，进行礼拜，准备建立耶稣家庭，但终于为李效膺的力量所压倒，不但停止了他们的宗教活动，还得仍回英浸礼会教堂参加礼拜。这样貌合神离的在一处敷衍，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解放以后，耀县浸礼会教徒在党的领导下。揭发了英帝分子过去的罪行，和帝国主义割断了关系，建立起自己的三自爱国会，实行自治、自养、自传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
耀县三自爱国会成立后，浸礼会道学院毕业的王冠充当了该教会的布道员。王冠基表面上标榜自己拥护三自爱国的宗教政策，但他思想深处反对党的宗教政策，一九五二年春他邀请三原灵恩派王子元系统的孟邵才来耀县教会传道，搞圣灵充满，打人骂人，调戏妇女，闹的一塌胡涂，一九五五年秋又勾结周传，并受其指使，邀请王子元系统的徐广远，长期住耀，跳灵舞，唱灵歌，搞天父讲话，闹被提，奇形怪状，不胜枚举。接着，王子元、李明洁又相继前来该堂主持教会的一切事宜，并乱跑农村，破坏生产，反对三自爱国的宗教政策，压制善良纯正信徒。他们这种倒行逆施活动，曾受长老张子纲、执事曹文等人的劝告和抵制，一九六○年秋，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宗教改革运动。揭发了王冠基的罪行，并驱逐他离开耀县教会。本诸党的宗教政策，重新建立了纯正的三自爱国教会，选出曹文、张考正为会长。
(政协耀县委员会供稿 一九六二年)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