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道堂教派
陆进贤 陆聚贤
创教的艰辛与发展
西道堂教派是我国伊斯兰教众多教派门宦中出现最晚的一个教派。它的创建，一没有任何政治势力作为背景，二没有其他教派门宦的支持，三没有依靠任何名人的社会声望和经济实力。相反，还不时受到外来的诽谤打击和某些政治势力的迫害摧残，真正是在“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情况下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因此就不能不先谈谈他们的道祖马启西先生。离开他，就无从谈起西道堂教派。
马启西先生在青少年时期，求学于甘肃洮州店子村的名儒范绳武先生门下，聪颖好学，绳武先生颇为器重，常语人曰：“此子在孔门即为颜回；在回教即为传道之穆罕默德。”1876年和1878年(清朝光绪二年和四年)，马启西先后在甘肃临潭县试和巩昌府试中，都是名列前茅的童生和秀才。先生时年20岁，正英年有为，功名利禄举步可得，但先生以他对伊斯兰教教义的坚定信仰，立志继承和发扬穆圣之真传。于是负笈返里，一面循循善诱为师；一面孜孜不倦地学习，用汉学知识，精研伊斯兰教义哲理，既讲授汉文，又传播穆圣经义，深受群众欢迎。远近投门入学者日众，不仅有回民，而且有汉、藏、撒拉、保安、东乡等民族的人。
启西先生在授徒和自学的几年间，既攻读儒学，又钻研和宣讲金陵刘介廉等人的《天方性理》、《至圣实录》、《正教真诠》、《归真总义》、《清真大学》、《清真指南》等书，并以汉文解释《古兰经》或伊斯兰教的著作，从而进一步领会了伊斯兰教义的真谛。此后，他进入临潭西凤山洞坐静悟道10年，这又是常人所不能及的。
马启西先生从1890年在本乡设金星堂私塾，开馆授徒。由于他学识渊博，阐理明确透彻，深受门生欢迎，不断有人投门求教。1897年坐静悟道完功，复开讲席，大讲伊斯兰教经义，临潭县归顺西道堂的回民日渐增多，并有汉、藏民也来皈依，道堂一时大为发展。
反对派以“树党结盟，倡奇立异，惑乱人心”为词，一面密告地方政府，一面寻衅闹事，企图搞垮西道堂。当时清政府洮州厅官吏受贿徇私，于1903年竟出示严禁，将西道堂主事人及马启西先生予以监禁，对远道而来的教民一律解回原籍。但教民们以坚定的信仰，不畏权势，不避艰险，多方奔走，联名上诉，几经艰苦曲折的斗争，才将原判撤销，马启西先生始得开释，恢复自由。
新生的西道堂于1904年又集资修建起一座自己的礼拜堂，继续开堂，扩充讲席。但是，反对派又以所谓“违叛古教，创奇立异”为词，不断诬罪上告，进而煽动受蒙蔽的群众寻衅闹事，几次打伤教民救人，打死一人，还企图拆毁教堂，纵火焚烧了道堂在卓洛村的麦垛。为此，迫使道堂教民不得不控告。后经过皋兰县17坊回族头目臧积德等人从中调解，暂时平息。1906年，马启西为避免是非锋芒，率同教民4人，前往麦加朝觐。仇视者暗在莲花山要道设伏，企图暗害，幸亏及时觉察返回，始免遭毒手。同年十二月又西行朝圣，经青海民和，至河西张掖涉戈壁，过沙漠，经北疆而至撒马尔罕，因遇战乱受阻，遂留住白帽城北道堂宣教讲学。1908年，教民丁全德等迎接马启西先生返回，路经迪化时，又遭仇视者暗结官府，网络罪名，密告到迪化厅，企图阻止回来。但因调查无据，又巧遇一云南籍穆斯林出面作证，始得放行返回。先生回临潭后，即开始将金星堂正名为“西道堂”。
马启西先生从设金星堂授徒传教开始，在不断遭受迫害，屡经挫折的情况下，教徒仍日渐增加，有远至青海民和、化隆等地的人，有的竟携带全部家产来参加道堂，并有汉、藏、保安、撒拉、东乡等各族人民来归顺。这时西道堂在伊斯兰教中已成为一个自成一体的独立教派，在社会上也很有影响。仇视者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当时大权在手的西军头目马安良也自称要“顺从西道堂”，妄图使西道堂为他的政治野心服务。他邀请马启西先生到他的官邸以上宾款待，虚伪地说：“你老人家从天方归来，与凡人不一样。”启西先生回答说：“受主命者取主之喜，决不取人之喜。在圣人的途径上，许多人就不能成桩。”马安良恬不知耻地回答说：“我能成桩。”启西先生只笑而置之。
1914年，马安良派其弟马宗武和其子马廷章到临潭，向启西先生表面上行了跪拜礼后，马宗武挑衅地说：“我听说，‘勿利’(接近真主的)能显‘克俩买提’(即显圣迹)，今日能显一下吗?”启西先生正色回答：“真正的‘勿利’没有‘克俩买提’，‘克俩买提’是从主上来的，它在‘引沙尼’(有道德的)上，不在‘哈瓦尼’(下流人或畜类)上。我的‘克俩买提’在我的后靠身上。”这几句话，既符合古兰经教义的真谛，又警告了仇视者。
同年5月19日，马安良派部下张顺元率兵突袭西道堂，将道祖马启西先生捕杀，同时遇难的弟兄、子侄和教生共27人。西道堂财产被抄没，80多人被捕押，40多名少妇被强行解往导河，欲为马安良部下发配为妻，因坚贞不从末果。西道堂教民上京控告，马安良派人将第一批上京的人拦路截捕，拟将第二批上京的丁全功、敏学成、马明仁等暗害，因防范机警而未成。马安良自以为这样做就可以把西道堂镇压下去，孰不知具有真正伊斯兰教信仰的教民，有的毁家输难，有的输家产之半，全力支持上告伸冤。经过两年多的斗争，直到1916年，当时北京总统府才给甘肃督军电令：“将田产土地归还西道堂，允许信教自由。”但在当时官官相护的情况下，凶手马安良却消遥法外，继续作恶。1917年，又在马安良指使下，发生了台子街惨案，致使第二任教主丁全功等6人突围时殉难，马明仁、敏学成等人被捕下狱。直到1919年马安良暴死后，马明仁、敏学成等始得获释。马明仁出任第三任教主，在敏学成协助下，开始重建教堂，使西道堂进入复兴发展阶段。
发展地方教育事业
西道堂教派的创建，就是从马启西先生创办金星私塾而开始的，这就说明从最初就重视地方教育事业。
第三任教主马明仁先生于1919年成立了临潭普慈小学，为临潭县当时唯一的一所私立小学，聘请汉族周望连任教，教材取民国初年教育部编修的课本，除动员本道堂适龄儿童全部入学外，还招收各民族儿童一律免费上学，共有学生100多名，这是当时绝无仅有的。1921年，马明仁倡导集资白银万两，在临潭西凤山麓办起了临潭旧城私立第四高小，为当时临潭全县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的一所小学。当时有临潭、卓尼、岷县三县各民族子弟150—200名，班级编制一至六年级，共6个班。课程有国语、算术、历史、地理、自然，五、六两年级增设英语。1929年，在兵匪抢劫、时局十分混乱之际，临潭全县学校都处于停顿和散伙状态，马明仁教主率领千余人避乱迁居到甘肃禄曲拉仁关陪室和卓尼车巴沟，当时在口粮都向藏族各寺院告贷的困难情况下，仍在拉仁关成立了临时小学，有学生20名，由丁启元讲授汉文课；在车巴沟公巴寺设立了临时经学堂，由丁四哥任教，讲授阿文课。1931年，学校从拉仁关迁回旧城，立即重修了第四高小，1932年改为公立学校，更名为临潭县旧城第二小学。1933年，马明仁教主借赴兰州索取修建大寺看样之机，将数名学生送入省立第一实验小学就读。1943年成立了临潭西女子小学，招收当地回、汉女生150名，这在甘南附近各县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所女子学校。同时，还在卓洛农庄建立了“卓洛初级小学”，招收各民族学生50多名。1948年，又开工修建启西中学，于1949年6月竣工，准备秋季开学，因当时政治风云急剧变化，地方混乱，未得开学，旋即全国解放。
西道堂在重视本地区教育事业的同时，还关心外地的教育，马明仁教主曾给兰州西北中学捐赠了一大批扩建校舍的木料，该校曾修建“明仁堂”一座，以资纪念。
发展西道堂集体经济
西道堂对经济建设事业的重视和发展是十分显著的。这里既有历史根源，又有宗教的根源。人所共知的是我国回族人民在历史上就有善于经商的传统，但对宗教上的根源是鲜为人知，也少为人所称道。那么，宗教上的根源是什么呢，西道堂教民就是在“信主独一”的思想指导下，无私地为教内经济建设事业慷慨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例如，马启西道祖、丁全功教主、马明仁教主、敏志道教士等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捐献给道堂集体所有，各乡庄的教徒如敏海峰、敏五九、敏五乙儿等50多户将全部家产捐献给道堂公有，这就奠定了西道堂农业集体经济的基础。早在1904年，教徒丁重明向道堂捐献白银1万两，开设了天兴隆商号；翌年又捐献白银1000两，开设了天兴亨商号，奠定商业集体经济的基础。他们在集体商业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抽出资金发展林业和牧业，1906年购置洮河岸仓科林地一处。1912年向青海玉树派出行商收购畜产品，同年开设天兴泰商号。到1913年，道堂商业由白银10万两发展到100万两。
1914年，道祖马启西殉难后，财产被马安良几乎没收殆尽，受了一次很大的挫折。1919年，第三任教主马明仁在敏学成协助下，又恢复了天兴隆总号和天兴亨、天兴泰分号，同年又建立了卓尼什路牧场。1920年，道堂先后在当地及岷县、兰州，四川甘孜、阿坝、松潘，青海果洛、同德等地开设商号10座，在总号设皮货加工厂一处。1922年，道堂又购置立杆林场一处，次年在果洛建立驮牛商队三帮，有驮牛200多头，并建立砖瓦窑二处，后又在禄曲建立牧场一处。1927年，道堂与北京永盛和商号各投资白银1万两，成立“公记”坐商一处。同时建立了骆驼商队，拥有骆驼60多峰，往返于包头、绥远、内蒙、张家口一带经商，购置帕乔林场一处。1928年至1929年因地方上发生变乱，西道堂的西大寺和道堂本部的建筑、商号、学校及旧城民房等在变乱中全部被兵匪抢劫后，付之一炬。所幸的是商号的大部分物资早以转移至藏区，行商均外出未归，虽受很大损失，但元气未伤。
1930年，西道堂已建立坐商13处，有流动资金20多万两白银，驼牛1000多头，马100多匹。1931年，坐商又开设了拉仁关、张家口、天津等地天兴隆号，建立了拉仁关牧场、麦务牧场，购置了贡却乎林场。1933和1934年两年间又先后开设了西门窝窝店，修水磨5盘、油房一座，购置罗儿沟林场一处，同时组织贩马队，先后两次赴陕西售马120多匹。
为了扩大牧区贸易，行商队由原来的13帮扩充到20帮，拥有流动资金17万多两，共有驮牛1700多头，经常往返于康定、青海玉树(结古)、果洛，四川甘孜、阿坝、松潘等地，马明仁教主还亲赴四川阿坝与藏族麦仓头人洽谈了商务交往事宜。除此之外，还成立了骆驼队。1937年，重修天兴隆总号，与青海马步芳合办起西北木厂，在临洮开设木材分销店。1939年至1942年间，先后购置建立了久尼、力加、吉拉等三处林场。西道堂在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共有独资经营的坐商字号20处，合资经营的“公记”一处，分布在天津、北京、张家口，四川甘孜、阿坝、康定，兰州、岷县，青海同德等处，并与德商普伦洋行建立了商务关系。流动资金虽无可靠资料可考，估计拥有白银约200万两左右，行商驼牛、商队20帮(情况如前述)，骆驼商队60峰(约3帮)。还拥有林场13处，约数万公顷。解放后全部献给国家，现为洮河林场主要采伐区。还有牧场3处，即夏河麦务、禄曲拉仁关、卓尼什路，其中以麦务牧场最大，有牛1000多头、羊2000多只、马100多匹。副业方面有：水磨12盘、油坊6座、砖瓦厂2处、粉坊和醋坊各1处。
农业方面。在教徒自愿将全部家产献给道堂公有的基础上，早在1946年前，先后由道堂把他们组织起来，建立起集体经营的乡庄有：旧城、卓洛、长川、他那、坡岔、白土、新城、汪家嘴、太平、尕录提、下藏、什路、敏家嘴等13处，当时共有农业人口700多人，耕地71.82石(每石为10亩左右)。每个乡庄选1名负责人统一经营管理，发展本教门一切公益事业。
西道堂重视民族团结
西道堂教派主要聚居在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多民族杂居地区。这里有藏、回、汉、撒拉、保安、东乡等民族，回族中还有不同教派、门宦。因此，如何搞好民族团结和教派门宦之间的团结，西道堂教派从金星堂设馆授徒始就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宣统二年(1910年)，道堂一商贩的乘马在天兴隆商号门前惊弛，撞倒了一个别教门的孩子，另一教派便借故发动起多人来闹事，并以石头砖块砸毁西道堂天兴隆商号，损失很大。教徒告知马启西先生，先生不仅未发怒，反笑曰：“他们出气，我们必须忍气，还要给人家登门道歉才对。”于是便派人持礼登门道歉。对方不理，回告先生，先生复令再往赔罪，对方仍不理，先生即时念了一段经文，劝解大家息怒。又如，马启西先生从撒马尔罕返回之后，得知有些曾经仇视过他的人相继去世，他抛弃前嫌，前往他们的墓地去诵经祈祷，表示悼念。有人问：“你为啥给这些人去上坟念经呢?”先生答曰：“遵圣行。因穆圣曾过墓为亡人祈祷而息争端，我亦步之，以求得主的好。”先生曾与旧城上寺有过不和，为了抛弃前嫌，争取团结，他主动率西道堂教民前往上寺做了一次聚礼。在这些事上，充分表现出一位宗教家的宽宏气度。
西道堂的行商、坐商(特别是行商)本着“友爱和平，忠诚老实”的精神，以薄利多销的原则，逐渐与藏族地区的头人和群众建立了互相信任的友好关系。藏民称西道堂人为“求索玛”(即回民中的新教)，买卖公道。西道堂建立的牛马商队远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就在甘、川、青三省边界辽阔的藏族地区往返经商，在甘南禄曲拉仁关所属四个部落建立了“主人家”关系，并与该地区头人唐弄郭哇“拴下了头”(即订立了合同之意)，成了他们的生意人，取得了永久保护权，并扎庄成立了商号。他们还与前往阿坝、玉树、康定、甘孜等地区必经的藏南十二头地区的喇嘛、头人建立了“主人家”关系，然后开设商号，取得了藏民的信赖。
全国解放后的西道堂
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和1958年反封建斗争，西道堂的原有经济组织形式已并入公社组织而不复存在。西道堂的少数人曾从事过反革命活动，但绝大多数人还是拥护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粉碎“四人帮”后，省、州、县党委和人民政府经过认真调查核对，于1985年对西道堂问题彻底平了反，过去强加的不实之词一律推翻，作了公正的结论。这几年，西道堂的全体信教群众本着过去的信仰传统，重建了三处清真寺，恢复了七处宗教活动点，在从简节省的原则下，举行了马启西、马明仁、丁全功先教主的归真纪念活动。
本文主要资料由马真阿訇(70岁)、马明轩阿訇(73岁)及马文德(66岁)、强自强(64岁)、马润德(81岁)、马厚庵、马忠良等回族老人提供，仅在此表示谢意。
注 解
①摘自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
②“海乙”制是中心寺的意思。在临夏、青海马占鳌及马步芳父子统治的地方设此种制度，以宗教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其他地区如兰州、宁夏、新疆等地，均无设此。
③摘自高万选《临夏清真寺“海乙”制的建立及其变迁》，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西北回族与伊斯兰教》 (第七章 教派门宦与清真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