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近现代回族历史人物的几点原则性意见
李松茂
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前进是通过人的活动实现的。一部纪传体的二十四史写的基本都是人。研究了各方面的人也就研究了历史的各方面。因此，研究近现代回族历史人物是研究回族近现代史的关键。本文仅就评价近现代回族历史人物提供一些原则性意见。
一、评价近现代回族历史人物如同评价任何时期
的历史人物一样，要从历史实际出发，不能提出现代要求，亦不应将其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评价历史人物方面有两段经典言论经常为人们所引用，一、“判斯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二、“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评价近现代回族历史人物亦应遵循这两条指示，一般来说人们也是这样作的。但在遇到某些问题时，则不能坚持这个原则。例如，评价杜文秀时，有人说，大理政权没有提出土地问题，“基本上是商人地主阶级的政权”。“它基本上既然是商人地主阶级的政权，也就不可能像太平天国那样，提出像‘天朝田亩制度’的土地改革方案，从而发动广大的劳动人民参加推翻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大理政权所以终归失败的根本原因就非常清楚了”。②这是过高的要求：一、没提出土地问题不等于是商人地主阶级政权，二、提出土地问题不等于不失败，三、太平天国提出了土地问题仍然最后失败。一般来说，农民暴动(或起义)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提出了也不能解决，胜利了也只是改朝换代，这是农民暴动的局限性；它不能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严格来说不能称为“革命”。如果说太平天国是封建时代中国旧式农民运动所能达到的顶峰，杜文秀起义则是旧式回民暴动所达到的顶峰。既然是旧式农民暴动或属于旧式农民起义的范畴，就不能要求其解决土地问题。土地问题的解决一般是资产阶级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要求杜文秀领导的大理政权提出、解决土地问题、是没有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是现代化要求。其实，评价杜文秀及其领导的大理政权，提出其发展生产、兴修水利、减免赋税、保护商业、协调民族关系，坚决抗清也就够了，这是旧式农民起义所能达到的极限，杜文秀确实“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再有一种倾向与此相反，把历史人物现代化。一篇评论马占鳌投降的文章说：“清代同治年间甘肃回民起义采取了武装反抗和积极妥协相结合的斗争策略”，“积极妥协是武装反抗斗争策略的辅助策略”，“马占鳌在太子寺大捷之后，权衡了利弊，决定向清政府积极妥协，”他的妥协“是胜利后进行积极妥协的典型”，是“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奋斗目标的要求，而采取的一种灵活性的斗争形式”③。这颇有点共产党解决西安事变的味道。请问，马占鳌的“积极妥协”表现在何处?太子寺大捷后他力排众议，决心投降，反对投降的人被他送到河州砍头。投降后死心踏地为清廷效命。镇压坚持抗清的回众，他的“奋斗目标”是什么呢?他的“灵活性的斗争形式”又表现在什么地方!?这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将前人现代化的评论。
这是另一种倾向。前一种倾向是对古人、前人提出现代要求，后一种是将前人现代化，都违背了历史实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
还有一种情况，不理解前人、古人为当时思想道德观念支配所采取的行动，而以现代思想道德观念去认识，从而不能作出正确解释，例如马福禄，他镇压回民起义，又在反击八国联军战斗中英勇牺牲，前一种是屠杀人民，是反动的，后一种是爱国，是正义的，二者互相矛盾，发生在他一个人身上，如何解释呢?在我们今天，爱国爱民是一致的，但在马福禄的当时，爱国爱民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又不一致，爱国往往表现为忠君，“朕即国家”。君主是国家的代表，忠君和爱国可以统一起来。镇压人民反抗是“忠君”，保护朝廷。马福禄的两种相反的行动是在“忠君”这一点上统一起来的。是在这一思想支配下采取的，而忠君是封建时代的最高道德。认识马福禄的行动要放到当时的“历史范围之内”。当然不是说马福禄镇压人民是对的，镇压人民何时何地都是错的。都是应该批判的。我们可以以这种认识去认识左宝贵先参与镇压太平军后在平壤战役中为国牺牲的业绩，以及白族杨玉科镇压杜文秀起义后又在中法战争中为国牺牲的壮举，这也是“把问题提到了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研究、评价近现代回族历史人物时不可不注意的。
二、评价近现代回族历史人物如同研究古代回族历史人物一样，
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他们和伊斯兰教的关系，应正确认识和理解这种关系
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回族历史人物一般不同程度地保持有和伊斯兰教的关系。拿军政界的马福祥来说吧，他刊印了许多伊斯主教书籍，如《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四典要会》、《清真指南要言》、《天方至圣实录》、《正教真全》、《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归真总义》、《真功发微》等，并题签作序；他在北京续办的成达师范是典型的伊斯兰师范，培养了许多伊斯兰教人才；他发起创办的《月华》是带有浓厚伊斯兰教色彩的刊物；他为许多清真寺题写匾额；他为子侄写的家训中有“遵教典”一句；他逝世后群众送他的挽联中有“马公云亭是吾教先进”等挽词。表现了对他崇尚伊斯兰教事业的尊敬与追念。另一军政界人物马麟。在家乡修建的癿藏大寺，去麦加朝圣。大名鼎鼎的白崇禧，在其回忆录中说“我信仰回教”。抗日战争期间发表著名演说《中国回教与世界回教》，担任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理事长，为众多伊斯兰教刊物题写刊名。咸同年间与太平军作战的江长贵，先后署理湖北提督、直隶提督，调补福建陆路提督后，重修三贤四贤墓，有《江长贵重修圣墓碑》记其事，成为珍贵伊斯兰教文物。民族英雄左宝贵信仰伊斯兰教，每星期五去清真寺作礼拜，礼拜寺的阿訇是他推荐的。清末回族外交家杨枢出使欧洲途中去麦加朝圣，是哈吉。云南工商业者马启祥出资刻印《宝命真经》。报人张子歧在沈阳办《醒时报》时印发《月刊》，“系宣传回教认主拜主之刊物，并非卖品，分赠各省各县清真寺、阿衡、乡老、穆民，大家传阅，向不收费”④。另一著名报人丁竹园笔名中有“穆思林”、“穆民”、“清真教人”等。显示了他对伊斯兰教的感情。当代名医赵炳南很有教门。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队歌中有“伊斯兰的教胞们，挥起战斗的臂膀”等词句。至于阿訇、经师在回民中所受之尊重，为一方回民之领袖，更不用赘述了。
怎样认识这种现象呢?
(1)1940年延安制定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中说：“伊斯兰教对回回民族，不只是简单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成了回回民族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⑤。既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就融汇到回族生活的各个方面，经济的、政治的、文化教育的、习俗意识等等。简言之，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不只是礼拜场所，还是社会活动中心，在多民族杂居地区又成为回族的标志。伊斯兰教的一些戒律演变为回族习俗。伊斯兰教文化成为回族传统文化一部分。对伊斯兰教的感情，一定程度上成为民族感情或民族感情的流露。宗教意识有时和民族意识融为一体。因此，回族各方面代表人物和伊斯兰教有不同程度关系，从事一些宗教活动，就是自然、正常的了。
(2)对伊斯兰教的感情既然带有普遍性，甚至民族性，回族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要联络回众感情，树立自己在群众中的威望，动员群众从事某项工作，完成某种活动。就要举起伊斯兰教这面旗帜，如果本人有这种感情上的需要，那就主、客观需要合二为一，更是正常、自然的了。
(3)《关于回回族问题的提纲》中还说，伊斯兰教还是回回民族“团结奋斗的神圣旗帜”。由于几乎是全民性的信仰，所以伊斯兰教在回民中有巨大的号召力量和组织力量。清代回民起义多数是打着伊斯兰教旗帜或由经师、阿訇领导的，旧社会的多次回民反侮教斗争实质也是保护民族的斗争，“护教”和“护族”是一致的，1932年《南华文艺》事件那次最为典型。因此，领导回民进行政治斗争以求解放的回族领袖人物，举起伊斯兰教这面旗帜，不仅是正常的，还是必要的。
当然，我们这样说不是说每个回族人物都必须和伊斯兰教有关系，都应进行伊斯兰教活动。事实上也不如此。古代有海瑞和李贽，近代的军火科技家丁拱辰和国画大师马骀似乎也是这样的人物。
三、评价近现代回族历史人物既要看其对本民族的态度，
也要观其对其他民族的态度，更要观其对祖国的态度；这三者一般来说是一致的
回族是我国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回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关系是我国最广泛的族际关系。回族先进人士一贯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著名经师王宽说：“回汉相处，千载有余，……汉、满、蒙、藏，譬犹兄弟，操戈同室，贻笑外人、总宜相亲相近，且勿疑忌疑猜。余各处演说，皆以此语反复言之”。⑥哲赫林耶派中兴人物马元章被汉人称为“马大善人”。常对教民讲，“没有回汉的团结，就不可能复兴教门”。新疆回族总教长马良骏亦注意回汉团结，他在伊犁规定，汉人可以进寺，“寺和庙互相邀请，也互相施舍和布施”；他遭到官府迫害，汉人把他保护起来。民族英雄左宝贵，平日“济贫行善，不分民族同异；除恶霸，不拘满蒙回汉”。云南回民起义领袖杜文秀注意协调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合作是大家所熟知的。“五四”运动时期的马骏和周恩来的情谊。郭隆真和邓颖超的友谊是回汉革命友谊的楷模。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和政委郭陆顺(汉民)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等等，这样的例子很多。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注意民族关系，重视民族团结，云南回民起义另一领导人物马如龙即是。他初期带领回民复仇、申冤，得到群众拥护；队伍壮大后进攻省坦昆明时，焚烧汉民铺户，孤立自己，力量削弱，三攻昆明不下，最后降清。西北回民起义领导人马占鳌、马海晏、马文禄处理回汉关系亦不好，马化龙、马桂源处理得则较好。回汉杂居、回族和其他民族杂居这个事实，要求回族领袖人物妥善处理民族关系，特别在重大政治斗争关头。在回族历史上，凡欲成大事且做了番一事业，产生广泛影响的人，都注意协调民族关系。当然，民族关系好坏不是单方面造成的，有多种因素，要注意分析。
评价近现代回族历史人物，还要注意其对祖国的态度。对本民族、对兄弟民族、对祖国的态度一般来说是一致的，但事情的复杂性往往超过一般性认识(或理论上的概括)。有这样一位阿訇，日本人统治东北时，任齐齐哈尔清真寺教长，开斋节时讲了如下一些话：“今天是我们穆民教胞，在这一月的斋拜功课完了之后，举行开斋式的日子。教长本应利用今天这个机会，尽量的发挥教义，以便奉行。不过，因为有几项关于协合会方面和我们董事会方面的应发表的事要借这个机会来发表一下，所以就不能充分顾及到教义了。这一点希望大家谅解。”然后报告他视察日本的经过，说日本的“政治、教育、民俗，无一不重道德、尚友爱、乐和平，山青水秀，使我乐以忘返”；其次又说“华北事变”，说：“日支失和，纯由于中国容共、破坏东亚和平。友邦日本绝不忍坐视亚洲同文同种之兄弟诸国受此迷毒而陷于灭亡，仗仁义之师而加以名正言顺之打伐”；然后又说“治外法权”，说“撤废治外法权是为我们满洲国家政治完整的一个表现，友邦不惜一切伟大的牺牲而赞成此举，使我们满洲国在世界得到这种荣誉，我们应当怎样的感谢、怎样的庆幸呀!”⑦演说者这些话是亲笔写下来的，不管是在什么政治环境下这样作的，甚至可能是违心的，但这样作了就是政治错误，在评价其人时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还有西北的白彦虎，大家谈论的已经够多了。其在陕甘抗清无疑是正义的，是百折不回的回民英雄；但到新疆后到后期，投附阿古柏，走上了错误道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这样作的，也不管其当时的主观目的如何，和祖国的敌人合流总是错误的，对造成其错误的原因可以作些具体分析，为其错误辩解、开脱则是不必要的。研究任何民族的历史，评价任何历史人物，都要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把祖国利益放在第一位。回族历史研究，回族历史人物评价，正以更宽广的思路思考，从更广阔的视角观察，在祖国史学园地中的地位和影响日益扩大。
四、评价近现代回族历史人物如同评价其他历史
人物一样，要抓住全部材料的总和，不要只看一时一事，以点代面
人的一生，像其所处的环境一样，复杂多变。只抓一点材料，只看一时一事，可以否定一个人亦可肯定一个人，得出相反的结论。要掌握全部材料的总和，并从发展变化上去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结论。拿清末民初的著名报人张子歧来说吧，他是河北通州常营人，幼习武读私塾，热爱教门，年轻在北京营商时，以“天下回回是一家，不分任何国籍的人，只要是回回，就互相亲爱”的观点，和八国联军中的英国穆斯林士兵相识，为其“购军需，贩仓米”⑧，这当然是不好的。以后他到关外营生，在营口办《醒时汇报》，转载北京报纸新闻，宣扬新政，提倡白话文，走上正确道路。以后又去沈阳(时称奉天)创办《醒时白话报》，以“改良社会，开通民智，提倡教育，振兴实业”为办报宗旨，影响波及关内外，和丁宝臣在北京办的《正宗爱国报》，丁竹园在天津办的《竹园白话报》，可称清末民初回回办的三大白话报，起政治上、文化上的进步作用。以后《醒时白话报》改称《醒时报》，张子歧仍坚持办报方针，笔伐英帝，揭露英轮迫害我船民罪行；抵制日货，参加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组织的大游行，以记者身份走在前头；热心公益，1911年沈阳发生鼠疫，他带头组织“奉天清真防疫所”，加强隔离、护理，减少回民痛苦和死亡；1917年直鲁豫遭旱灾，张子歧负责募捐，得10万元之巨款，购买玉米，直运灾区；他还注重回民教育，和人合力倡办奉天清真学校，以《醒时报》为基地向社会呼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政治环境恶化，《醒时报》为维持生计，刊登一些格调不高的市井趣闻，翻印言情、武侠小说，但到1934年庆其70大寿时，基调仍然没有忘记祖国。70大寿后《醒时报》交子、媳经理，渐成日人工具；子歧从事宗教活动，想去麦加朝圣未成，受人串弄去东京朝拜天皇，归国后积郁成疾，1938年去世。纵观其一生，早年和晚年都有污点，但其一生大部分时间和大部分活动仍是肯定，所以我们说张子歧仍然是一个基本肯定的人物。
纵观其一生，抓住全部材料的总和，不等于记流水帐，平列其所作所为；仍应有重点、主次。以马福禄来说吧，他早年镇压过回民起义，以后在反击八国联军的战斗中牺牲，对他的评价仍是肯定的。这是因为：(1)他镇压回民起义只是“参与”，当时负主要责任的是河州总兵汤彦和、陕甘总督昌浚、提督董福祥等，而后者是实施“以回制回”的关键人物；(2)反击八国联军中马福禄负一定领导责任，先在廊坊打响“庚子之役第一恶战”，痛击敌军，奉调入卫京师后在正阳门与敌喋血相搏，英勇捐躯，同时战死者有福禄从弟福恒、福宣，侄子耀图、兆图等百余人，表现了回族人民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所以对马福禄的评价应是肯定的。一个人把一生只有一次的生命献给祖国，其他一切都成为次要的。中日甲午战争的左宝贵、中法战争中的白族杨玉科，亦应如是看。但历史人物多数不像马福禄等人这样好评价，而历史人物评价又不能上秤称，使用数学加减法，需要历史工作者深入研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时全部、客观摆出事实，让读者去作结论，也不失为一个办法。
评价历史人物还应从发展变化上看，坏人可变好(或不好可变好)，好人可变坏(或好可变不好)。对于由坏变好的可肯定的多一些或肯定下来，如上举例的马福禄、左宝贵；对于由好变不好的应肯定的少一些或不肯定，如云南回民起义中的马如龙和西北回民起义中的马占鳌，前者降清后不止为清廷效力、生活也是腐朽的，后者降清后成为清廷鹰犬、子孙都骑在人民头上。老师在给学生打分时，对于先高后低先低后高而总分一样的两个学生，期末评分是不一样的。先低后高的给的高一些，这是从发展上看，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时亦应参考这种作法。但历史前进不都是拐死角，往往走曲折甚至盘旋的路，历史人物变化亦不能都用“好”、“坏”两个字来形容、来概括、来定论；历史的形形色色正由人物的形形色色体现出来，历史的复杂变化正由人物变化的复杂表露出来，所以观察历史人物发展变化时仍然要用复杂的眼光。
五、评价近现代回族历史人物如同评价古代回族
历史人物一样，要注意正反两个方面，正面的肯定，反面的亦不回避
对立统一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正和反、真和假、善和恶、美和丑是并存的，只一方面构不成历史。但任何民族中总是真的、善的、美的、正面的东西占多数，人物亦如此。回族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或基本肯定的人物，如繁星满天，数不胜数。反抗外来侵略、保卫祖国的英雄，有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郑国鸿、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沙春元、火烧沙俄贸易圈的徐天尧、安玉贤、中法战争中的马维骥、白金柱、马秀廷、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左宝贵、反击八国联军中英勇捐躯的马福禄以及“习夷人长技以制夷”的军火科技家丁拱辰等；与此同时，反封建的英雄，有大家所熟知的云南杜文秀、李国纶，贵州的张翎翔、马河图，西北的白彦虎、马化龙、闵殿臣、马归源、马本源、马文禄、妥明等；辛亥革命中的志士有马骥云、沙金海、丹鹏晏、马玉贵等；早期教育家有马邻翼、童琮、王宽、马六舟、蔡大愚等，后者还是革命斗士；早期报人有北京的丁宝臣所创《正宗爱国报》、天津丁竹园所创《竹园白话报》以及张子歧在沈阳所创的《醒时白话报》，他们不仅爱国、追求民主，还是白话文的早期倡导者。至于五四运动中的马骏、郭隆真、刘清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马登云、马和福、抗日战争中的马本斋等更为大家所熟知。近现代回族历史上随着近现代工商业的兴起，还出现了云南的马启祥、河南的魏子青、南京的陈经畲、河北的铁百万、金陵蒋氏，以及天津正兴德的穆家、北京东来顺的丁家等。文学大师马宗融、国画大师马骀享誉文坛。经学大师王静斋、虎嵩山爱国爱教。武术家王子平、王子斌蜚声海内外等等。他(她)们的卓越活动构成中国回族近代史的主体，回回民族的优秀开拓精神、革命传统，从她(他)们身上体现出来。
但历史不是清一色，“回族史上的反面人物，也是各色各样的。一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当权人物，如元代的阿合马，一朝大权在手，就什么坏事情都作得出来。又一种如清代的哈攀龙等，是充当封建统治阶级的鹰犬，为他们镇压农民起义，镇压少数民族。还有以出卖本族人民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的第三种人，和维护宗教的封建特权，阻碍回族社会向前发展的第四种人”⑨。这是对回族史整体而言的，也包括近现代回族史，适于对近现代回族历史人物的分析。我们不在这里谈哪些是回族近现代史上的反面人物，但每次大的政治运动中都有人站在反面，如云南回民起义中的马如龙，他降清后瓦解回民起义，诱降杜文秀，死保封建统治阶级利益。贵州回民起义中有打“花花旗”的马忠，张翎翔、马河图在惩办他的叛卖行为时战死。西北河州地区的马占鳌，打胜了投降后反过来镇压同教兄弟，诱捕马归源、马本源，捕杀闵殿臣，为清廷效犬马之劳。西宁地区回民起义中的马永福一直主张投降。肃州的马文禄战斗到最后时，“抚回”崔伟、法镜泉在城下喊“投降免死”，马文禄等出城投降，未能免死。新疆乌鲁木齐地区妥明与阿古柏战斗，亦有人站附阿古柏一边。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有坚决斗争的马骏、郭隆真、刘清扬等，亦有站在革命对立面的天津的杨以德和北京的常朗斋，而山东的马良则坚决镇压人民，且“先从自己人下手”，杀害了马云亭、朱春祥、朱春焘。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中，马本斋、刘震寰等领导回民浴血奋战，而刘锦标、唐仰杜、蒋辉若、王殿忠、刘佩忱等则为敌效劳。这些人和正面人物相比，是极少数，是不成比例的，但毕竟是他们充面人物的伟大，看不出正面人物是如何在艰苦条件下斗争的，如何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可以说，直到今天，我们并没有仔细、深入、全面研究反面人物的历史，或某些人物的反面行为。这不是一个民族的耻辱，而是一个民族的渣滓，汪精卫不能代表汉族，马良亦不能代表回族，真正能代表回族的是上面提到的那些正面人物，以及那些光明正大的行为。我们认为，在认真研究正面人物历史的同时，也研究那些为数极少的反面人物的历史，正面的肯定，反面的不回避，这是历史的、客观的、全面负责的态度。当然，研究反面人物以及某些反面行为，也必须具体分析，全面估价，避免简单化。
注 释：
①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论民族自决权》。
②吴乾就：《云南回族的历史和现状》。
③张露光、马志荣：《试论清代同治年间甘肃回民起义的策略问题》。
④子歧自述《六十年大事记》。
⑤《李维汉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⑥《中国回教俱进会本部通告》序。
⑦档案材料(伪康德4年)，存齐齐哈尔市。
⑧子歧自述《六十年大事记》。
⑨白寿彝，《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
《近现代回族人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