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匪袁刚罪行始末
李庆东
解放前夕的陕南，是一个兵匪横行的地方。仅西乡一县，即常有驻军一个团和土匪十余股，土匪、军阀和土劣三位一体的反动统治，使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据史书记载：“惟西乡自民国十余年来，或为匪贼骚扰，或为军队驻扎，地方多故，秩序不宁。”(见姚懿子《西乡胜迹》一书)。其时，兵匪之祸，尤以匪为甚。占据西乡西南大河坝高洞子的袁刚匪部，就是当地一股著名的土匪。袁刚在川陕交界的西乡西南横行十余年，与地方土劣、白军和红军都有过交往。因此，弄清其生平活动情况，对研究陕南近代史是十分必要的。
笔者在大河坝工作多年，对袁刚的生平活动做过多次调查，掌握了许多资料。现将调查访问材料摘要整理如下，以供史学界研究陕南近代史时参考。错谬之处，希识者不吝指教。
(一)
袁刚，又名育成，四川省宣汉县鲲池苏家沟人。1888年11月18日，生于当地一户贫苦农民家中。
袁刚幼年丧父，靠母亲一手抚养成人。及长，事母至孝，被当地人称为“袁孝子”。从16岁起，为了养家糊口，袁刚开始在宣汉一带为有钱人帮工、赶脚。因他性格刚强，好抱打不平，在同伴中有一定威信。
1924年，宣汉大旱，秋无收。第二年春，地主派人挨门逼债，吊打袁刚老母。袁刚一怒之下杀死差人，藏匿深山老林。他被当地政府通辑捕拿甚急，无处容身，遂南下万县，入国民革命军20军杨森部当兵。他先为号兵，后升班长，逐渐在旧军队中站稳了脚跟。他虽不识字，但长期在社会上厮混，故谙熟人事世故，善于谋断。当时，军阀队伍中政出多门，尔虞我诈。袁刚见此腐败现象，知不是久居之地，于是暗中组织小团体，以图日后自卫。从这年起，他先后联络了丁勣轩(又名继轩，四川巫山县人)、万炳成（四川大足县人）等八人组织“红帮”因他年长，被举为大哥。
1928年冬，在一场争权夺利的军阀混战中，杨森的20军被刘湘的21军打败，向川北的广安、渠县、营口一带溃逃。杨森溃部途经宣汉县南场坝时，袁刚认为有机可乘，遂秘与丁、万等八人携带短枪三只离队，潜回家乡暂避。杨部离开宣汉县境后，袁刚决意独树一帜，占山为王，他考虑到宣汉一带为杨森部防区，又有仇人从中作梗，遂决定入陕西境内活动。不久，袁刚等人经川北的通江县北上到陕川交界的大巴山区，进入陕南西乡县县境，从此开始了打家劫舍的土匪生涯。
(二)
袁刚等人进入西乡县境后，开始在县城西南的左溪和渔渡坝的神仙洞居住。渔渡坝历来为川陕交通要道之一，往来商旅不绝；神仙洞首当其要冲，是商旅必经之地。袁刚看到有利可图，遂在此私设关卡，以保护商旅为名，巧立名目，征收护商、印花、查验等税款。与此同时，他还暗劫富商大户，聚敛财富。未几，即积蓄了相当数量的钱粮物品。他经济宽裕后，就四处购买武器弹药，并广召匪众，企图称霸一方。其时，由于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破产地富游手好闲之徒和一些贫苦农民纷纷应召而来。袁刚为了迅速扩充势力，对于来者一律不拒，未及一年，就网罗匪众100多人，在当地有了一定势力。这样一来，袁刚匪部的基础，就初步形成了。
当时，西乡县西南的土匪，力量最强的莫过盘据大河坝曲江洞一带的罗玉成匪部。1929年秋，罗匪为了扩充势力，抗拒川陕驻军围剿，派人前来神仙洞联系。罗封袁刚为先锋大队大队长，丁*（左责，右力）轩，万炳成为副队长，让其部移驻大河坝高洞子，以为犄角之势；否则，刀兵相见。袁自知羽毛未丰，难以与罗分庭抗礼，又探知高洞子在深山老林，易于自保和发展，遂决定暂时降罗。不久，袁刚率部西上大河坝，占据了天险高洞子。高洞子系大河坝南坪对面半崖上一天然方形石洞，其内宽约十米，长约百余米，可容百余人。洞内有一条阴河，长年流水不断，若广蓄粮草，则可长期固守。袁刚及丁、万等匪首，即长住此坐镇指挥，高洞子下有一簸箕形土洞(俗称土洞子，又名黑风洞)，亦可容百余人。袁刚让警卫队驻此，扼上山之路，屏障高洞子。上下洞之间，原有一小洞可通，但为了安全，袁刚下令将其堵塞。两洞的交通，仅以一浮梯相连。浮梯从高洞子收吊，每次只容一人上下。若有情况，收起浮梯，则插翅难上。两洞通往山下之路，不仅戒备森严，而且崎岖难行，真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袁刚占据这一天险后，在南坪以练“神团”为名，继续招兵买马，进一步扩充势力。数月之内，匪众即增加到200余人。大河、河西、尤池，骆家坝一带，均成为其势力范围；大巴山川陕交界之处，亦成为其经常活动场所。从此，袁刚遂成为称霸一方的大土匪。
(三）
1929年冬，川军田须尧部某团团长甘国柱领兵围曲江洞、高洞子，企图消灭罗、袁二部。罗、袁二匪首率众依据天险拼命抵抗，川军久攻未能奏效。翌年春，瘟疫流行，川军多病，遂将大部撤离陕境，只留一营军队继续围困。罗、袁匪部被川军久困，弹尽粮绝，处境危急，遂致书镇巴大土匪王三春，约他出动两面夹击川军。是年夏初，王三春致书围洞川军，劝其撤围，不然，则以武力解决。川军孤军深入，久战不利唯恐被歼，连忙撤回川北。5月，罗玉成为了答谢王三春救命之恩，亲自率卫队赴镇巴见王。谁知刚至镇巴，就被早有吞并之心的王三春强行收编，罗本人被杀。消息传到曲江洞，罗残部遂溃散。罗部被吞并后，袁部势单力弱，日夜恐慌不安。于是，袁刚一方面收缩兵力，据洞自守；一方面派人四处探试，另寻新主。
其时，川陕交界的南郑县碑坝一带，也有一股势力颇大的土匪，其匪首为徐耀明。徐耀明原系南郑碑坝一带的大恶霸，家有良田肥地数顷。他看到当时兵荒马乱，为了保护家产，遂以办民团保家护乡为名，干起明团暗匪的勾当。不久，匪众即发展到五、六百人。1932年冬，胡宗南委朱兆楚、李茂春为川陕边防剿匪军正副司令，徐耀明为所部团长。从此，徐遂以南郑碑坝广家店为老巢，勾结川陕军阀势力一直伸展到四川通口和两河口一带，成为川陕交界处的土霸王。袁刚探知此事，遂决定降徐以自固。1933年初，袁刚正式降徐被徐任命为二营营长。徐虽纳袁，但对袁并不放心。他让袁部仍在高洞子一带自谋发展，而不供给武器、弹药、粮草和资金，并时有吞袁之意。袁虽降徐，但称霸一方之志仍存。他自持有险可守，不甘久居人下，也时有图徐之心。因此，双方貌合神离，彼此勾心斗角，都想乘机吃掉对方。
1933年4月中旬，陕军38军参谋武志平(中共地下党员)受共产党委托，经大河坝入川和红四方面军联系，商讨订立互不侵犯协议。为了使袁部保持中立，武志平以陕军参谋的公开身份，为袁刚谋得西乡县民团团总之职，并送给其一些子弹。袁部中立后，中共汉中地下党组织开辟了一条秘密交通线。他们从汉中经南郑碑坝、西乡高洞子和楼房坪等地，多次给川北红军输送各种物资，有力地支援了红军在川北的反围剿斗争。但是，徐耀明却依仗有胡宗南、朱兆楚等人撑腰，执意与红军作对。他不仅经常派匪破坏秘密交通线，还经常带队骚扰苏区，袭击红军小股部队。徐耀明与袁刚素有矛盾，当他得知袁刚投靠陕军并对红军保持中立后，气得暴跳如雷，决意消灭袁部。为了消灭徐耀明这股反动顽匪，确保红军侧翼和秘密交通线的安全，在中共党的指示下，武志平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的这一矛盾，导演了一出袁刚火并徐耀明的武打剧。
这年6月下旬，徐耀明派副官晏某到镇巴代池坝联络杨均的民团，约期两面夹击袁刚。但是，当晏某从代池坝返回南郑广家店复命时，却被袁刚安排的游哨截获。袁刚从晏某身上搜出杨均给徐耀明的复信，认为“打人不如先下手”，遂决定立即进军广家店，消灭徐耀明部。7月初，袁刚以给徐耀明拜寿为名，带领十多名骨干先行，又安排两路人马随后接应。袁刚到广家店的当晚，徐耀明以洗尘为名，设宴招待袁刚等人。他设下伏兵，欲擒袁刚等人。正当酒席热闹之际，袁刚摔杯为号，首先开枪打死徐耀明，其骨干也纷纷动手，尾随接应的两路人马及时赶到现场，三路人马里应外合，消灭了徐的卫队和伏兵，缴获长短枪100多支。火并徐耀明后，袁刚率主力仍回驻高洞子，留一个连的兵力防守广家店。从此，袁刚的势力又伸展到南郑碑坝一带。袁刚火并徐耀明，虽然是一场狗咬狗的斗争，但是，他消灭了川陕交通要道上的一股反动势力，在客观上对红军是有利的。
(四）
1932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西征，12月底途经汉中入川，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在红四方面军的帮助下，中共汉南特委书记陈浅伦在西乡县骆家坝的马儿岩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成立了川陕边区游击队。翌年2月中旬，游击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9军，陈任军长兼政委(3月，政委由李艮接任)。马儿岩根据地建立后，打通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交通是当务之急。高洞子是从马儿岩入川的必由之路，因此，袁部的态度至为重要。为了打通川陕交通，1932年冬和1933年春，陈浅伦先后两次亲赴高洞子招降袁刚。袁刚慑于红军威力，同意改编为红29军游击队。从这年2月至6月，袁刚和红军保持了数月友好关系。在此期间，红四方面军曾派丁武选、余诚斌二人在高洞子举办了二期干训班，为红29军培训了一批领导骨干。党组织通过高洞子向川北红军运送物资时，也基本上可以畅通无阻。红军在大河坝一带活动时，袁刚还在物资方面给予了一定的援助。凡此种种，对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的斗争和红29军在陕南的发展壮大，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年4月2日，发生了震惊陕南的“马儿岩事变”，红29军暂时受挫，国民党军队一时得势。袁刚见此，不久即宣布脱离红军，继续打起土匪旗号。但是，由于红四方面军在高洞子不远的楼房坪驻有重兵，袁刚尚不敢公开与红军为敌。袁刚自火并徐耀明后，自以为羽毛丰满，渐生异心，数次率部骚扰红军，均被击退，于是仍退入高洞子固守。1934年初，由于川北战斗激烈，红军驻楼房坪兵力大部入川，余部收缩阵地至楼房坪曲江洞一线，对北采取守势。在此情况下，袁刚即率部出洞，公开与红军为敌。2月，他率匪捣毁楼房坪苏区第五村苏维埃政府，对苏区干部群众进行反攻倒算。4月，他又率匪袭击曲江洞红军，捕去前来检查工作的北路游击队指挥部参谋杨国道，并带至高洞子关押月余残酷杀害。7月，他一连派出数股匪众，在楼房坪苏区烧杀奸掠，对苏区造成很大威胁。为了保卫苏区，打击袁匪嚣张气焰，红军决定对敌进行反击。7月中旬，红军在大河坝尖阁洞设伏，一举打死袁刚匪部20余人，夺回一批粮食衣物。12月，又长途奔袭袁刚设在大河坝么岩坡的一个巢穴，歼敌数十人，夺回袁匪抢劫的大批粮食和衣物。从此以后，袁匪气焰大减，龟缩于高洞子之中，不敢轻易出动了。
(五)
1935年初，红军撤离楼房坪北上。袁刚认为出头之日到了，遂尽率匪徒出洞，四处抢地盘，独霸了大河坝一带。数年间，袁匪在大河坝横行霸道，闹得这一带鸡犬不宁，人人自危。其罪恶事实主要是：1、强迫农民种植大烟，武装走私，谋取暴利；2、私设关卡，明夺暗抢来往商旅；3、大搞绑票（用武力绑架人质，让其亲属用巨款赎回），敲榨勒索钱财；4、杀人放火，抢占民女，闹得白天路断人稀，晚上不敢在家居住；5、抓丁拉夫，带到高洞子长年累月服苦役。
大河坝乡民和往来商旅虽时有人赴县告状，要求派兵剿匪，但县政府和驻军知袁狡顽凶悍，料剿灭不易，遂决定招安。这年秋，由国民党西乡县杜县长出面交涉，封袁刚为常备第二大队大队长。于是，袁刚遂与国民党当局合作，由匪而变为正式民团。从此，袁刚以其合法身份开到钟家沟、贯子山、峡口、私度河和延水等地活动，其势力遍及西乡西南一带，成为西乡境内的最大股匪之一。为了美化自己，翌年春，袁刚在峡口办了育成中学。接着，他又借给儿子办婚事大摆宴席，遍邀西南区的头面官吏绅士以壮声势。当时，袁刚真是得意忘形，不可一世。他出门动辄坐八抬大桥，卫队前呼后拥，耍尽了威风。驻县国民党军队几次想乘机除掉袁刚，但由于袁出没无常，百余人的卫队又形影不离，故一直难于下手。
1938年夏，汉中警备司令祝绍周以抗日为名，封袁刚为团长，令其下山赴汉中接受改编，欲乘机擒之。袁刚虽与国民党合流，但其对国民党常有戒心。因此，他受封不服调，拒绝离开高洞子西赴汉中。对此，祝绍周虽无可奈何，暂时听之任之，但自此即有剿袁之心。翌年春，袁刚以团长身份衣锦还乡，看望老母和亲友。他大办酒席，遍请亲朋，并赠精英中学银元1万元。凡此种种，使袁刚一时成为鲲池风云人物。但是，好景不长。夏末，袁刚忽闻情况有变，遂率卫队立即返回高洞子。原来，这年夏初，祝绍周奉调川北，任川军某师师长，准备北上围剿袁部。袁刚返回高洞子后，下令匪众广蓄粮草，准备死守。这年9月下旬，祝绍周令亲信李俊华率川军737和734团围剿袁刚，驻西乡的陕军38军51师101团也奉令前来配合。但是，由于袁刚早有准备，又凭险拼命抵抗，因此，川陕两省数千国民党军队围攻一年之久，竟不能下。
1940年9月初，祝绍周派人将袁刚老母叫到师部，让袁母赴高洞子劝子出洞投降，许其不死，或在军政界任职，或退隐田间，由其自选。袁母表示愿意前往。9月下旬，祝绍周派人将袁母护送到高洞子附近李俊华团部，令李相机行事。高洞子被围年余，弹尽粮绝，固守不易，突围亦难，加之袁刚老母多次喊话，致使军无斗志。在此情况下，10月6日，袁刚只好与丁、万等匪首出洞投降。袁刚等投降后，余匪溃散，他与丁、万等人被101团解送汉中关押。袁刚被擒，川陕一些与之有旧的军阀、官吏和匪首纷纷为其求情，要求赦免。汉中国民党当局举棋不定，未能及时做出决策。但因袁刚在西乡县西南为非作歹十余年，积怨甚多，民愤极大，故绅民要求杀袁的呼声甚高。同时，袁刚在西乡西南区的所作所为，又直接危害国民党的财政收入和政治统治。于是，汉中国民党当局权衡利弊，决定将其处死。
1940年12月16日，袁刚与丁、万等匪首，被国民党汉中当局枪毙于汉中北校场，时年四十有二。事后，袁刚亲属将三人尸体运回家乡，葬在南坝场街后的一块旱田里。其坟因时过境迁，现在已荡然无存。
《陕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