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于右任先生(节录)
张文生
于右任先生一代人豪，名满寰宇，民国之元老，人皆知之。其生平革命事迹的荦荦大端，自有国史记载，无庸我哓哓。兹仅就我追随先生三十年中我知道先生的事迹，列举多端，
作拾遗补缺之助，藉表我的哀思。
历史重在时间和地点，所有我知道关于先生的事迹，原存有先生寄我的亲笔信二十余封，电报粘存簿几册。先生左右如周伯敏、王陆一、李瑞峰、刘鲁堂、刘石僧等传达先生指示的信件，我数十年中寄呈先生的信件底稿，以及书报上记载先生的事迹，在“社教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两次抄家，损失净尽，无从查考。我本健忘，老来尤甚，所叙史实，不能确定时间，也可能前后倒置，是一最大的缺点。
由于手边缺乏资料，仅凭自己的记忆，追写几十年前的史实，错误自然难免，希望知道的先生们予以指正，至为感激。
一、于先生因反清被通缉潜赴上海
于先生原名伯循，右任其字也，清末举人。先生有《兴平咏古》诗三十余首，对董仲舒、郭解、班固、公孙述、窦融、马援、班超、梁鸿、杨贵妃等人都有题咏。而以贵妃墓一首为嫉忌者所陷害，几至杀身。其诗曰：
误国谁哀窈窕身，唐惩祸首岂无因。
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
先生以《兴平咏古》及其作品刻于三原，书名《半哭半笑楼诗草》。三原县令德锐见此书，认为大逆不道，向陕甘总督升允告密，升允再向西太后密奏，慈禧下旨升允缉捕于伯循就地处决。幸有三原盐店街恒盛药材店经理李雨田先生探知升允出奏之讯，派人驰赴开封，向参加会试的于先生报信，得以脱祸，逃命上海。
先生到上海后的活动，我知道的很少。据说，他先结交了几位名流，并进震旦大学肄业。那里的校长是马相伯先生(一八四○——一九三九)，江苏丹徒人，名良，天主教徒，早年曾任上海徐家汇公学校长、清政府驻日使馆参赞。一九○三年创办震旦大学。一九○五年创办复旦大学，辛亥革命后，一度任北京大学校长。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不断向国民党政府呼吁团结抗日。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委员。一九三九年在越南谅山逝世。他的学生很多，且多属海内名流。抗日战争期间，为了老人安全，把老人接到西南大后方。他活到百岁，世称“国瑞”。
五十年前，上海的日报(不是《申报》便是《新闻报》)上载，震旦大学校长马相伯先生对学生们说：“你们同学中有位刘学裕，沉默寡言，学习勤备，课余之暇，操哑铃锻炼身体……。”刘学裕就是于先生为避祸而用的化名。他离震旦大学后，就在中国公学教文学。我们大荔县陕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第一任校长王霆宣先生、图文教员党晴梵先生，都是他的学生，他在中国公学教书时，即以“不为汤武非人子，付与河山是泪痕”的悲愤心情与报仇决心①，创办《神州日报》，以打倒满清、建立民国为主旨。执笔者都是海内第一流人物，如宋教仁、章行严等。故“神州日报”有炸弹之称。先生的笔名是“骚心”。中经几番挫折，改报名为“民呼”、“民吁”、“民立”。报名曾经三易也。《民立日报》，有一支笔抵十万毛瑟(枪)之荣誉。报馆设立在租界，言论比较自由，可以大放厥辞，无所畏惧。但也因此即被清廷官吏所嫉忌，勾通租界当局封闭报馆，逮捕先生，坐巡捕房。但先生仍旧坚贞不屈。因此中华民国之成立，先生鼓吹革命，振奋人心之功，有足多者。“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友人自北京归来者，以油印小册子示我，内载毛主席与外国记者谈话中说：“我在长沙师范肄业时，日常注意的报纸是三原于右任主办的《民立日报》。”其被人所重视可想而知。以故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论功行赏，先生被任命为交通部次长。旋因南北议和，孙中山先生让总统大位与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即行解散。仅仅有三个月的时间，虽做不出多的成绩，但令人难忘的是中国火车夜间行驶，是于先生交通部次长任职期间，力争而来的。当时，我国火车仅仅白日开动，为了安全，夜间停止行驶。先生力排众议，主张夜间照常行驶，他说：外国火车夜间能开，我国为什么不能开。只要遵守规矩，就可以平安无事。因之日夜行驶至今，习以为常。岂知当初是由于先生力争而来的。这个史实的经过，是先生同客人谈话中提起这事，我才听到的。
于先生六十寿辰时，我在南京。亲友送的礼物中特别令我注意的是马相伯先生画的“秋收图”。含义很深，就是人若到晚年就要做出成绩，如同种田秋收，方不虚度一生。于先生对我说：马先生学画时年已七十，我才六十，我如果学画还来得及。又说：我每次见到我们马先生，我就感到我的年纪轻了。先生一生积极，故其言论如此。
二、陕西靖国军的兴起与解散
孙中山先生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称帝，排除异己，巩固帝位，调陕西都督张凤翽到北京将军府任职，月薪现洋一千元，以消磨其革命斗志。另派心腹陆建章任陕西督军。陆督陕后，作风不得人心，群思叛变，其子承武以中坚团驻渭北。党人胡景翼发难富平，擒承武，并进击长安，建章仓皇遁关外。陕军旅长陈树藩由大荔驰至三原称护国军总司令，旋入长安综省政。胡景翼原属树藩部将，因树藩排除党人几尽，且远附北洋军阀以自固。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一月，胡景翼所部张义安举兵三原，覆陈部曾继贤、严锡龙军。胡在三原成立陕西靖国军自任总司令(总司令部设在三原旧县府)。曹世英亦自陕北驱所部至，殊不相下。卢占魁率内蒙骑兵数千与三原兵会。长安以西则为郭坚所占领。高峻则占领白水、韩城及沿河各县。樊钟秀亦率河南民军战于省南，并袭击潼关。由是树藩乞援河南，刘镇华率镇嵩军万余人入陕。阎锡山兵亦渡河来扰，渭河南北相持不决。靖国军诸将领决推于右任先生为总司令，主持西北革命大计，与南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之师相呼应，先后遣使至上海迎先生。先生因偕王玉堂间关入陕，誓师讨逆，统一陕西革命军事，宣传三民主义，以树立西北革命之真实基础。其时军队有郭坚、樊钟秀、曹世英、胡景翼、高峻、卢占魁共六路及惠又光军约一旅，分屯渭北省西，张钫(河南铁门镇人)为副总司令，井勿幕(蒲城人)为总指挥，此陕西靖国军之由来也。
当张义安在三原举兵之第三日，胡景翼部秘书郝俊甫先生(三原马额镇人，大荔第二师范文牍)知我是胡景翼的私塾同学，约我到司令部的机要室帮忙，将胡的私印交我，机要室主任是花天一(回族)，我是助手。因此我深知胡景翼与曹世英的争长。不然举兵打炮已三、四日，而安定人心的布告竟贴不出来。我给郝先生说：西关小学来年教员的聘书我已接受，春节后开学时我就要去。郝先生同意。
陕西靖国军兴起后不满三年即解散。其原因据说是军饷无着。其实最大的原因是由于靖国军孤立渭北，与北洋军阀的恶势力苦斗数年，前途渺茫。各将领都有保存自己力量的心理。其中以第四路胡景翼投靠直系北洋军阀吴佩孚最为显著。因此，靖国军解散之前，广东护法军政府孙总理虽有任于先生为靖国军总司令的委状到陕西，于先生早成孤立。当时苦闷地每日到民治小学校园休息。以四十日的时间做成《民治学校园纪事诗》二十首。第一首的第一句是“祗余民治园中路”，说明自己处境之艰难，已经无路可走。最后一首的结语是：“难忘民治园中路，卷土重来未可知。”先生一生的处境，坎坷甚多，但从来未曾灰心，总在奋斗中求光明，此先生之所以为英雄为豪杰也。
三、靖国军期间和解散后
几件难忘的事情
1．举行学术讲演会
在靖国军时期，先生于治军之余，每年秋季在靖国军辖区以内召集各县中学生齐集三原举行运动会外，并于每星期日在三原城关各校轮流举行学术讲演会，由于先生亲自领导，参加者中小学校长和主任。有名的人物如于先生的老师朱佛光先生(举人)，正谊书院山长张衡山先生(举人)，驻军旅长田玉洁有时也来参加。
Z，于先生与人同乐
每年元宵节的那几天(正月十三——十六)，我县城乡民众所办的社火(龙灯、狮子、走马、火船、大头和尚戏柳翠等)，必要给总司令部表演。先生把它集中起来，在一夜或两夜表演完毕，表演的场所在司令部明伦堂前大院子。并邀请县中有代表性的人士和他的老同学、老朋友都来观看。这是先生与人同乐的表现。六十年以来每到元宵节日，我便想起这个盛会。
8、胡景翼召开群众大会
靖国军解散时，使我难以忘怀的第四路司令胡景翼在三原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我和我们民治小学几位职员同往参加。胡景翼全副武装是个高级将领的打扮，他登台后对群众说：景翼是个军人，并不怕打仗，只因军费无着，才受别人的改编，如果各位能想出办法筹措军费，景翼绝不走这一条路，请大家上台发言。上台发言的仅王亮甫一、二人，且都提不出筹饷的办法。那一天台下座无虚席，每人四个包子的招待。我们心中不快，未吃包子，即离开会场。
4．胡景翼夜扣于先生家门
胡景翼接受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改编，离开三原时，夜扣于先生家门请见，胡对于夫人曰：“一切实出于不得已，翼誓死不忘右公也。”
四、靖国军解散后于先生
到上海的活动
1.孙总理、于先生都因革命不利来到上海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冬，陕西靖国军解散后，先生到武功杨虎城部队驻防地后，由此入川，东到上海。孙中山先生亦于是年因陈炯明在广州叛变来到上海。先生见孙先生时，报
告西北革命经过，并谢奉命之不力。孙先生说：失败何伤，吾亦失败来此也。
2.于先生以卖字维持生活
先生到上海后，以卖字得来的润笔维持生活。他在写就的纸件上常盖“于思”二字的印章。“于思”是多须貌，《左传》上有“于思、于思弃甲复来”之句，先生多须，人呼于髯。又因靖国军解散而返沪，大有“于思于思弃甲复来”的象征。
3.于先生任上海大学校长
先生后来担任上海大学校长。聘请的教授多是国内的名流，经常帮助他推动校务的是邵力子先生，社会科学系主任是瞿秋白先生，英文系主任是贺世贞先生。据说沈雁冰、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诸先生也在上大任过教授，这不是为共产党培养人才吗?人常说于先生是国民党的左派。我想他的思想根源可能来自《礼记》上的《大同》篇。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于先生极力拥护，就是都有共同的思想。孙先生常喜书《大同篇》中的“天下为公”四字，可以反映孙先生的思想。
五、孙中山和于右任先后到达北京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国民军将领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在首都北京发动政变，禁锢贿选总统曹锟于团城。北京政府暂由政学系黄郛支持。一面请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来北京组织临时执政府，一面请孙中山先生、于右任先生来北京共商国事。我听说于先生要到北京，为了民治学校经费问题急欲晋谒于先生，遂藉护送于夫人之便也到了北京。初到时住在三
原会馆，这里是我县解元陈伯澜先生住家的地方。屈武先生正在北大肆业也和夫人于芝秀女士住在这里。后来于先生到了北京，我才移到府右街于公馆住宿。我在北京住了四个月，记忆犹新的是以下几件事情：
1.在中国饭店欢宴于先生
欢宴的日子我已记不清楚，只知道在那年的十一月间，很多人都到火车站欢迎于先生，我也前往。先生下车后，群众拥护先生到了中国饭店举行欢迎仪式，礼毕后入座，欢宴的酒席不知有几十桌。先生入座后，左右观望，仿佛是找人的样子，接着他离席到处巡视。走到我跟前，我即起立。先生笑着拍拍我的肩膀说：“好！坐下！我就是找你哩。”说后先生才去入座。先生平日对我处处关心，写到这里我不禁热泪纵横。
2.到火车站欢迎孙总理
于先生到北京后不多日，孙总理也到了。车站上人山人海，都想瞻仰这位伟大的革命领袖的风采，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同于先生的秘书王陆一先生对面站在一个最显著的人群巷道中，以为孙总理必定由这里经过。不料等了很久，忽然听见有人宣布：孙总理今天有病，下车后直接到了协和医院，不到这里来了。群众不欢而散，我当然也是十分失望的。
3.屈武先生代表孙总理到陕西宣传国民会议
当时，段祺瑞担任了北京临时政府的执政。他正在召开善后会议，与孙总理主张的国民会议的精神相违背。国民党人不愿参加，于先生虽然被段邀请，当然也不能参加。因此我们跟随于先生坐车到郊外游览时，一定绕道不走执政府的门前经过。先生每隔一两日必到协和医院探视孙总理的病情，孙总理为了宣传他的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向各省都派有代表，陕西的代表是屈武先生。
屈武回陕后，对中山先生当时倡导的以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事的主张，在西安、三原、耀县等地作了广泛的宣传。当时杨虎城驻军耀县，邀请屈武对全体官兵讲了话，并把极重要的机密函件托屈武带回北京交于右任先生。
4.随于先生游览故宫
清朝灭亡后，因订有优待条约，废帝溥仪，仍然住在故宫。国民军在北京发动政变后，北京卫戍司令鹿钟麟奉命进宫才把溥仪逼走。那年冬至日(即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于先生、冯玉祥首先进宫参观，跟着些人，我也在内。宫中各处所有宫殿和房屋除公开任人游览的太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三殿外，其他地方大都封锁，并贴有封条。因为尚未整理不便开放。每到一处都有引路人作简单的介绍。忽然看见没有胡须的老宦官，才使我知道割掉睾丸，就不能生长胡须。宫女们搬出后的房子，没有锁门。烂棉絮、破布片遍地都是，与普通老百姓没有分别。
5．随于先生游览颐和园
颐和园在北京西北万寿山麓昆明湖畔。是就清漪园旧址为清末慈禧太后养老场所扩建的。
据史书记载，光绪帝不满五岁入承大统，由东太后慈安、西太后慈禧垂帘听政。慈安逝世，由慈禧独揽大权。她预计在光绪帝亲政后，就要退休。在她退休的前几年，要把颐和园建成。但修建经费无法筹集。遂由户部(即后来的财政部)为海军筹集之经费中陆续提用了两、三千万两白银，才把颐和园建成。当时户部负责的尚书是陕西朝邑人阎敬铭②他因无法阻止提用，愤而辞职归里。西安易俗社排演的《颐和园》剧本，反映了这一史实。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冬，在一个晴明的日子里，我们跟随于先生游览了颐和园。到园后，眼前的景色美不胜收。
于先生游至排云殿时，想起挪用为了巩固国防给海军筹集之专款，修建个人享乐的颐和园一事，深有感慨。遂用怀中的自来水笔在殿内陈设的一件大型器物上，题了“排云殿外凭拦望，多事当年练海军”的诗句，讽刺慈禧太后。
6.于先生宴请几位学者
我在北京期间，有一天于先生在一家饭馆宴请胡适之、翁文灏、丁文江等几位学者，派我先去招呼，客到齐时于先生也到了。先生也让我入座陪客。吃酒中间胡适之以轻蔑的口气说：“陕西人在北京发动政变的李自成以后恐怕就是胡景翼。”当时一般人对李自成的认识仍是传统的看法，认为是流寇。胡适之对陕西主人竟敢说出无礼貌的话，我当时只有三十岁，尚有些火气，听到这些无礼貌的话非常生气，我看于先生是怎样的应付。先生冷笑了一下，大概感到“有理不打上门客”，遂把话题一转说：“这是陕西靖国军解散时，有一天晚上胡景翼来到我家扣门，我的女人出去接见，他对我女人说：‘我这回受人家改编，实出于不得已，请您对于先生说，我胡景翼誓死不忘于先生。’他同冯焕章这次约我到北京，大概是践他的誓言。因而我的诗中就有‘谁信李陵报故人’之句。”就这样的应付了胡适之。我从这次经过，对胡适之和他的著作完全失了信仰。
这一天是在一间小屋子里摆着一张圆桌子，胡适之是第二位，首位客人可能是蒋梦麟先生。
随于先生游中山公园时，遇见过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李大钊先生也曾访问过于先生。
7.游邱处机道院拾五角枫种籽
邱处机是元朝初年山东栖霞县人，是有名的道家。见元太祖时，以不嗜杀人及敬天爱民、清心寡欲为言。太祖敬重尊为神仙。他的道院在北京以西。有一天于先生领我们到这里游览。见院子里五角枫树的种子落了满地，形似银元宝，十分好看，我们拾了许多。先生叫我带回去种在学校，以便向外推广。从前三原很少见五角枫树，以后渐多。是不是由民治学校传播的，我不敢肯定。
8．李根源先生在寓所宴请于先生
李根源先生(云南腾冲县人，民国二年任陕西省长，是朱德元帅的老师)，有一天在寓所宴请于先生，先生命陆一和我同往，我们说：“李先生请先生吃饭，我们怎好前去。”先生
说：“不要紧，李先生今天请的有程砚秋，你们跟我去他很高兴。”于是我们就跟先生前去。入席后，我的座位和程的座位相接。我细看程的两道立眉，打扮个武生比较合适。我对于无论什么戏都是外行，但程的唱腔，余音绕梁，似比其老师梅兰芳更胜一筹。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者。吃酒中间，于先生对李先生说：“我最近有一首读史诗：风虎云龙亦偶然，欺人青史话连篇，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民生数十年。”说罢，两先生互相质问，但是都未答出结果。最后哈哈大笑。真的！历史上的战争多是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益，尤以封建社会为最著。只有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战，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
六、于先生吊唁胡景翼
当曹锟被禁锢之时，他的心腹大将吴佩乎正在山海关内外与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作战。猝闻北京政变，即行回师。行至京津之间的杨村，被胡景翼部将李纪才迎击。据屈武说，杨村战役是一次大战，吴佩孚损失了几个军，他是跟李乾三(即纪才)随军亲自参加了这次战役的，知之甚详。屈还说，杨村之战的胜利不能只归功于李纪才一个人，因是同冯玉祥军队夹击合围的战果。据报纸上登载，吴佩孚最后只带了残部两千多人乘船由海道逃回洛阳，以图再起。北京临时执政段祺瑞派胡景翼率师入豫，吴又被胡击败，损失很大，不得已而退出豫境。段即派胡为豫省督办。民国十四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不久，胡即因臂部疽疮而病故，归葬于华山之麓。我代表民治学校参加葬礼。见于先生怀着悲痛心情，亲笔写了一副挽联：“盖世勋名不为王翦，③弥天风雨又哭中山”。④先生生平待人宽厚，不念旧恶，认为胡既实现了他的“誓死不忘右公”的誓言，即不与之计较。仍以沉痛的心情写出这副挽联，予以褒扬，此先生所以伟大也。
七、民治学校创办的起源、扩充和结果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暑期，我由大荔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本科毕业回到三原，县教育局派我到西关第三国民学校任教员。于右任先生家住西关，据说先一年先生返里，西关父老
欢宴先生。当席请求先生为这个学校帮忙，先生慨然应允。临返沪时，面嘱教育局长姚仲玉对西关小学特别关照，经费由他负责。我就是因此而被派来任教的。
是年暑假后，我到西关小学，当时该校男生只有十八名，教员段星枢一人。我虽能力薄弱，但很认真。因而第二年春季开学时，学生增至四十二名，教员只我一人。学生的功课除教科书外，还有《四书》。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于先生返陕，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受广东护法军政府孙中山先生节制。司令部设在三原，先生公余之暇回家休息时，常来我校，我常与先生接触，颇多受
益。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增修了一座课堂，学生增至一百一十多名，男女兼收。教员增加了刘石僧、曹笃祜(都是第二师范同学)，我是主任教员。是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学发起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停授了《四书》，课本逐渐改为语体。
一九二○年(民国九年)为响应世界民主革命潮流，先生改本校为“民治小学”。性质已属私立，但先生不许用“私立”二字，意在不是他办的。
民治小学的学生年年增加，教职员也年年增聘，须得一位有资望的人来任校长，校务才能推进。我向先生建议请他的老同学王麟生先生来任校长。王先生是于先生青少年时在东关毛班香先生私塾的同学，前清的副贡(举人的备取)，在本县办学多年，辛亥革命前与邵力子先生在上海于先生创办的《民立日报》报馆共事，又在西安高等学堂同任教员。王学品兼优，素孚众望。先生采纳了我的建议，就请王先生来任校长，我们开大会欢迎。因此我们再修建了几座课堂，以容纳再增加的学生。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冬，靖国军解散，于先生返沪，次年(民国十一年)王麟生校长任陕西省政府出外办公的委员，后任陕南略阳县长，民治小学校长一职由我代理。后来他荐我任民治小学校长，得于先生批准。自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起，我正式担任了民治小学校长。于先生返沪后，民治小学因无基金，经费常常发生困难，我用于先生的名义(有时持于先生的介绍信，到处奔走募化，学校方得勉强维持。那时候陕西军政界的领导人因受于先生办学的影响，多起来在他们的家乡兴办小学或中学。如淳化县的于鹤九在方里镇办的小学，胡景翼在庄里镇办的立诚中学，冯子明在觅子镇办的小学……。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西安解围后，于先生又回到三原筹募捐款，慰劳解西安城围的冯、马两军，不久即得广东革命政府的同意，任国民军驻陕总司令。当时国民军所辖区域，
已经国共合作。我校增聘省立第三中学(即渭北中学的改名)校长郝梦九、教员赵葆华、倪云亭等人就近来我校兼课。我校又聘小学界思想进步的人士周芝轩、张卓如、邓伯禹任教员，故当时人才济济，是民治小学的全盛时期。
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我在西关小学前后服务了十八年之久，已经有些不感兴趣了。那年冬季，我到南京向于先生辞职，先生对我极为谅解。问我：“你准备叫谁接你的事?”我说：“前几年我准备推荐张卓儒，因为当时我没有决心辞职，人家已经到别的小学任校长了，现在我还想不出相当的人。”最后先生想起张守约，问我有无意见。我无意见，才决定请张守约任民治小学校长。我只担任民治小学、斗口农场两处常务董事，常住三原，并办理于先生在本县的其他公益事业。
张守约担任民治小学校长不到三年，即由杨兴荣接任。杨心好胜，要添办中学，托我向于先生建议，于先生允许先办一班，因此由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起，民治学校就有了
初中班。接着校长换为王时曾。校舍已不敷用，就在校外渠南购地扩建。
渠南靠斗口巷有一院空庄基中有一座四丈高的楼房，是全城最高的建筑物。原属回族产业，战乱后，不知因怎样的经过，成了泾阳财主柏小渔家的产业。于先生和柏小渔是朋友，
柏家愿意把这个庄基赠送于先生，先生不受，嘱我代表他同柏家的代表高又明商量，给了柏家些钱，把这个院买下。记得我送先生返沪时，走到泾河岸上，我问先生这个庄基讲定后，写契约时，就写在先生的堂名下?⑤他说：“不敢！不敢！谨防留下祸根，使我的子孙将来争夺家产。最好写在民治学校名下。”这就为扩建民治学校打下了基础。
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在民治学校渠南扩建校舍时，楼子院是个基础，但非向东扩充就不足用。东边尽是民房，除东南面以地亩换了张振海家一院庄基外，最大的一院就是宁姓的住宅。经西关父老同宁家商量，仍本我平日所持的原则，只要不妨碍于先生平日重视乡谊的大德，尽可商量。最后决定把民治学校的校产，城内董家巷市房一院给予宁家，再付了些钱，将这个院子买下。然后由于先生请上海建业公司经理周敬熙派指导员杨某和工人来三原修建两层大楼一座，上下共十六个课堂，门房东西各一座，汽车可以出入的大门一间。院子外围有新修的围墙，并将原有高楼子修理一新(此楼于一九七五年因走电，被焚毁)。民治学校北院大礼堂(原系三官神殿)隔砌为会议室和五个办公室。
民治学校扩建工程组织了个委员会，马文彦负的是工程责任，我负的是总务责任，李世卿负的是会计责任。约两年的时间(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才告成功，用款约计五万元(有些建筑材料由京沪运来，尚未计算在内)。
一九四九年(民国三十八年)，大陆尚未完全解放，于先生已赴台湾，民治学校经费完全无着，校长吴伯坚被管训，学校由教导主任辛介夫和全体教职员辛苦支持。马文彦、刘鲁堂
和我三人是常务董事，刘鲁堂卧病在床命在旦夕，马文彦在西安参加民盟工作，无暇顾及民治校事，只有我在三原，全校教职员派代表不断地找我索欠薪。我只得一面安慰教职员。一面找专员公署(当时尚在三原盐店街后移至咸阳)和三原县人民政府。想由斗口农场提些款支付教职员的欠薪。专员公署未予同意，遂使全校三十几位教职员三个月的欠薪落空，我不得已召开董事会议，解决这个大难题。会议结果，中学交专员公署接办，小学交县人民政府接办。由我代吴伯坚校长办移交，专员公署和县人民政府派员接收，约计一个月的时间，才把手续办清，我才脱离了民治学校的责任。总计我对于这个学校发生密切关系，前后约有三十二年之久，也是我半生精力所用之地。
八、于先生自来注重地方教育
先生注重地方教育，并不由创办民治学校开始，也不是专办民治小学和民治中学。据我知道的事实列举如次：
1．在辛亥革命前给本县小学竞赛考试寄奖品
清末时，我县教育局举办了一次小学生竞赛考试。我已十五岁，由私塾转入学堂，也参加了这次竞赛考试，也得了练习本、铅笔、橡皮。据说，这些奖品是于先生由上海寄来的。
2．给全县小学筹备基金兴办教育林
先生不愿把自己的力量完全用于民治小学。在办民治小学期间，托农业专家段兆麟(字瑞生，三原北塬上人，北京农大毕业，到美国考察过农业，任过几个大学的教授，在本县北塬
东西段村附近购买坡地约四百亩，广植泡桐，发育较快，木质又好。准备将来成材后，每年以泡桐售价所得，分配给全县小学作补助之用。由专人段警斋负责管理。每年我至少前去察看一次，解放后由公家接管。
3.为培养本县大学生成才设右任奖学金
此项工作由县教育局约聘地方人士组织委员会主持之。对本县在国内各大学的肄业生每学年的成绩优异者，根据学校发给的成绩表择优授奖，开会时我常参加。茹护法(现任陕西省
教育学院顾问)、张象贤(现任铁路工程师)经常得奖，教育局有案。
4.介绍陕籍青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
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时，陕籍学生杜聿明、关麟征等，约五十名由于先生介绍考入。后来于先生同来宾谈及此事，他说当他介绍这些学生时，用了两个革命口号，写了一副对联给蒋校长送去。上联是“登高望远海”(打倒帝国主义)，下联是“立马定中原”(打倒军阀)，恭维中含着慰勉。蒋校长看后非常高兴，对录取学生的负责人说：“于先生送来的学生全部录取”。
5．于先生准备为我县筹建一所图书馆
先生曾对我说，他在上海藏有数量可观的图书，将来在本县修建一所规模较大的图书馆，把它运回收藏起来，再搜集些书籍充实充实，以供我县知识分子阅览，地址以靖国军总司令部为宜。
这个地方在中山大街的新开街口南边，是前清的“儒学”。是数百年来指导三原全县教育的最高场所。三原县城由县东北旧县庙迁此，已经六百九十五年(即由元初至元二十四年，即公历一千二百八十七年到现在一九八二年)，按党的政策，是古文化的基地，应该重视的古建筑。恐其久而没灭，就我所知，详述如下，使后来者知道这个地方宝贵的历史，以贯彻党
的政策。
儒学前门在中山大街口，对面有一座木制的“桂林坊”。国民党执政的时代，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表弟邱铣(字于寄，福建人)任三原县长时，为了修建城南公园，把“桂林坊”拆修到城南公园大门内。抗日战争时期，元太祖成吉思汗的遗骸西迁过三原时，即停放在“桂林坊”下致祭，我曾参加。
儒学大门内东北角是前清学老师(有管理全县士子的权力)的衙门。辛亥革命时，同盟会设在这里。大门内是一条深的巷道，巷道的尽处北边有个院子，院内有房屋。门外有县令德锐(满族，即向陕甘总督升允密告于先生者)题的匾额，由巷道再进是一座门房，门房后边是个大院。靖国军时代，每年元宵节期间，就在这里耍社火。大院子北边是一排课堂，南边是一排房屋，作办公室和宿舍之用，东南角小门外又是一个长方形的空院子，可以用作操场。辛亥革命时，县立第一高小学校由山西街学古书院移到这里。
这个大院子后边是一座宏伟的“明伦堂”，可以容一二百人在这里开会，靖国军时代，于先生就在这里召开学术讲演会。明伦堂后是“敬一亭”。辛亥革命后，县教育局就在这里
办公。敬一亭后边是高大宏伟的“尊经阁”，在靖国军时期是总司令于右任先生办公的地方。
前几年在墙外东面管家巷、北面新开街，行路人都可以看见这个高阁，现在看不见了，可能不久以前被拆除，这个可以保存的古建筑物，竟被拆除，实在可惜。
准备修建的图书馆放在这个多年来领导全县教育的地方，择一片适当的空地修建一座藏书楼最为合适，其余的房屋都可以利用。
为了修建图书馆，组织了一个筹备委员会，附设在山西街县参议会内。开始拟定名为“右任图书馆”，于先生不许，改为“渭北图书馆”。于先生寄来一笔款，预购建筑材料，先订购青砖三十万块(内有耀县十万块)。在三原解放的先一年，我交涉好火车皮亲往耀县将十万青砖运回，储存在尊经阁外围。后因时局的变化，修建渭北图书馆之计划未能实现。
6.三原女子中学的设立也与于先生有关
清光绪末年，三原县东关财主胡德厚堂在胡家巷口创办了“正始女子师范学堂”。当时
我才十三岁，正在胡家巷内常家祠堂吴子杰先生的私塾读书。常见该堂的学生都是些大姑娘，并知道城内土地庙巷吴伯坚先生的母亲吴大婶是该堂的管理员，听说该堂请的教员都是有名的人物，辛亥革命后，胡氏家道衰落，因之这个学堂也停办。
其次是靖国军时期胡景翼支持的留日学生程鼎臣在东关善堂东院(即今之东关小学)办了一所女子中学。靖国军解散后，胡景翼带兵出关，该校经费无着，仅靠陕西教育厅每月津贴二百元维持。我因朋友的介绍，纯以义务性质在该校教了半年的历史课。最后由教员武止戈辛苦支持，直到省立第三中学成立女中班才停办。
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于先生旋里住在民治小学，我校女生毕业者十人，到西安上女中有种种困难。这些想上女中的学生请于先生解决她们的困难问题。凑巧那一、两日教育厅
长李范一来三原晋谒于先生，先生为这个问题同李谈了个大概，嘱我再同李细谈。李说：“今年的预算已经成立不能改动。”最后决定先在省立第三中学设立一班女子初中班，把民治小学毕业的十个学生，连东关女中的一年级学生并为一班。以一年增一班，三年后即可成立一所女子初级中学，这个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果然三年以后，就在城隍庙街当年的大公馆出现了陕西省立女子中学。⑥因此，说三原女子中学的设立也与于先生有关。
三原女中首任校长是张立德，后来在女校长王芸竹任内，抗日战争爆发，为避空袭把学校迁到北城前街。解放后同别的男校合并，撤销了单独设立的女中。
7.西北农学院的创建于先生是首倡者之一
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陕西大灾荒后的一年，于先生春季由南京回陕住西安，我去招呼。有一天他约绥靖主任兼省主席杨虎城将军，还有几位知名人士，前往宝鸡，参观渭水
流经的宝鸡峡和武功农学院筹建的情况，我也跟去。看宝鸡峡时，他们说；“这要请水利专家设计筑坝，引水灌田，以防再有荒年。”因为是先看一次再想办法，故只是说说而已。回来到武功农学院筹建处，那时仅有新挖的几面窑洞，供筹备人员居住，尚无一间房屋。在吃饭时，仅有一桌，我也参加。于先生在吃饭时说：“武功是周武王伐纣用武成功而命名的。《诗经》上说：‘周原膴膴，堇荼如饴’，膴膴是肥沃的意思，堇是一种野莱， 荼是苦菜，饴是糖。就是说这个地方土地肥沃，野菜如糖。周的先人后稷，就在这个地方，教民稼穑。武功原有后稷庙，纪念这位农业的创始人，本是有意义的。我们在这里创办一所农学院，以纪念这位农业专家，不是更有意义吗?韩城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出生地，将来在那里创建一所历史学院，以纪念史学家司马迁，不是也有意义吗?”
吃饭后，筹备主任王子元⑦送来工程师设计的农学院修建的一份图纸，据说全院面积占地五百亩。我在旁边多嘴的说，再加四十亩就是一方里。大家把图纸看后交王主任带走时，当面叮咛，请工程师再加四十亩成一方里，后来是否放大我不知道。
当时在野地里用椽和板搭了个临时讲台，以备这几位领导人上台给农民群众讲话。因为在场的群众不多，没有讲话。那时大家看见荒年初过，农民还无力量购买牲畜，都是用人牵犁耕地，很感吃力。大家对杨主席说：“西安回民经常杀牛卖肉，急应禁止屠宰耕牛。”及至回到西安后，不二、三日西安市上就贴出了省政府主席禁宰耕牛的布告，这是民国二十年春耕时的事情。
后来农学院又修了一座大楼，据说是于先生介绍上海建业公司修的，工料费共计三十多万元(那时初行法币，同现洋价值差不多)，后来院长周伯敏调往南京另有任用，新任院长是
辛树帜，约我来院和他商量给斗口农场钻机井问题，我藉这个机会曾上过大楼一次。以后再未去过农学院。因此种种，我说西北农学院的创建于先生是首倡者之一。
8．西北工学院于先生原拟设立在三原，因用水困难改咸阳
当西北农学院正在修建期间，南京教育部又拟设立西北工学院于陕西省境内。因于先生的建议设在三原。教育部即派周某领了几位同事来三原查勘校址。事前于先生来电嘱我招待，我即请他们到明德亭吃饭，并引到本县北关查勘校址。当时北关空地较多，修建校舍不生问题。惟独用水困难，因而改在咸阳。
于先生为什么建议把西北工学院设在三原，因为当时咸同铁路尚未修筑，渭水横贯全省，渭北数十县的人民每年夏秋两季渭河暴涨，南北交通往往中断。三原地处渭北公路网的中心，交通方便，西北工学院设在三原，渭北数十县的青年上学不生困难。前清时，陕西省的提学使的衙门察院，不在西安而在三原，就是这个原因。
九、西安、三原的解围
于先生也出了大力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刘镇华领的镇嵩军围困西安达八个月之久。城内由杨虎城、李云龙、卫定一三位将领率部苦守，城内军民饿死者三、四万人，为数千年来未有的浩劫。当
时三原县城也被围约八十日。久困缺粮，急盼冯玉祥将军率领的国民一军，由甘肃东开解西安、三原之围，而久盼不至。因为冯自五原誓师后队伍开到甘肃，同甘肃马家没有讲好，不敢东开，惟恐遭其从后袭击，所以迟迟其行。其时于先生由苏联归来，也到甘肃。为了早日解西安、三原之围，从中说服马家，让马鸿逵队伍共同东开。冯部孙良诚、刘汝明进军到咸
阳，以轻骑绕终南北麓至敌后，猛击之，敌主力全溃，城中出兵夹击，刘镇华率残部遁出潼关而西安围解，三原城外之敌亦遁去。计自十五年春西安被围，直至十一月二十八日解围，已经八个多月了。因此说西安、三原之解围，于先生也出了大力。
十、于先生任驻陕总司令的经过和结果
三原解围后，于先生回到三原发起慰劳冯、马两将军的募捐运动，我也参加，捐了多少，我不清楚。募捐工作结束后，先生往耀县药王山休息。未久即经国民党中央决议和陕西人民的拥戴，在西安成立驻陕总司令部。
当时国共正在合作，冯、于两总司令经常对群众宣传共产主义的优越性。 “人说我们赤化了，这是祖先坟里的风脉厚，就是说祖先有德，子孙才能赤化，赤化了是时代的演进。”但于总司令部的表现尚不如冯总司令部来得特别积极。因为冯总司令部有苏联的几位顾问，又有中共的重要人物刘伯坚在内指挥。共产党提倡体力劳动，冯、于两总司令为了以身作则，亲自出来打扫街道、抬垃圾。冯又为了使部下生活节约，自己的每顿饭，必以萝卜为主要蔬菜。而派驻三原的部队长官，邀请地方人士，却是鱼翅席。因为我常被邀请参加，所以知道。最有趣的是民政厅长邓长耀禁止妇女缠脚，把收来的裹脚布，在民政厅内到处悬挂，以示缠脚的丑恶。因而当时就有好事者编造了八字对联的笑话：“萝卜司令，裹脚厅长”。
驻陕总司令部不到半年，因国内政局又变，即冯玉祥跟着蒋介石反共清党，与蒋合作。接着南京蒋介石政府与武汉汪精卫政府也合作了，历史称“宁汉合作”，召开郑州会议和庐山会议。后来南京政府改组，汪精卫任行政院长，于先生任审计院长(后改为监察院，审计院改为监察院的直属部)，直到大陆解放时，于先生被胁持去台湾，始终未能离开国民政府监察
院院长的岗位。
十一、随于先生游姑苏台和邓尉
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秋季开学后，我因校事前往南京晋谒于先生，这是我到南京的第一次。因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把事情办妥。我借这个难得的机会，在南京游览了雨花台、玄武湖、明孝陵、中山陵等地；在苏州游览了虎丘、西园、留园、狮子林、寒山寺等地；在无锡游览了太湖岸上的鼋头诸，参观了荣宗敬、荣德生(即现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信托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荣毅仁老家)的楠木房，在杭州游览了西湖，瞻仰了宋代名将民族英雄岳武穆的庙宇，方知道他们父子被奸相秦桧害死于风波亭，即在今日的杭州高等法院内。
在游览这些名胜期间，使我难以忘怀的就是追随于先生在苏州游览的姑苏台和邓尉，分述如次：
姑苏台：在苏州市城西南若干里，原系春秋时代吴王阖闾创建的行宫。其子吴王夫差战胜越国为父报仇后，为了享乐，扩建姑苏台行宫，有馆娃宫、响屧廊诸胜。以越王勾践所献的美女西施收藏于姑苏台行宫，以恣淫乐，荒废朝政，以致亡国，被逼自杀，行宫被焚毁，仅有姑苏台供后人凭吊而已。
我在青年时期，读过唐朝诗人王维的《西施咏》，涉猎过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读过明末清初我县诗人孙枝蔚的《姑苏台》等诗，古代和近人的诗句铿锵激越，耐人玩味，发
人深省，因而我对姑苏台这个古迹，早已神往。今能随于先生登临，幸何如之。于先生上台时坐的轿子，我们追随者都是徒步登临。这个荒邱不知有若干亩?但登其上时，满目荒凉，不
免发生盛衰之感。
姑苏台游后，是日晚即宿于西山还原阁，除谈江南风景外，听于先生讲写字的道理。这里的主持以“贝叶经”让我们看，据说是云南李根源先生的太夫人捐送的。它是印度生产的
一种植物叶子，长不过一尺，宽不满二寸，黄白色有韧性，叶面可以写字。《聊斋志异》上有“闲看贝叶两三篇”之句，我多年不知“贝叶”为何物，是晚得见，幸何如之，但不知此种植物全体是何形状。美中犹未足也。
邓尉(一名邓林)：此地以梅与桂为最著。当梅花盛开时，其色如雪，其香扑鼻，一大片不知有若干亩？因而把这里叫“香雪海”。先生看后忽忆起当年陕西靖国军解散时的往事，即时写出《七绝》一首：
不是鸱夷去不回，朝吟暮醉看花来。
无端梦落关西道，败苇枯荷满眼哀。
看罢桂花归次木渎镇，饮于石家饭店，先生兴发之余，以自来水笔在墙上悬挂的普通单挑上的空白处，题诗一首：
老桂花开天下香，看花走遍太湖旁。
归舟木渎犹堪记，多谢石家鲅肥汤。
石家饭店主人看见于先生在他挂的单挑上题了诗句，态度有些不快。经随从的王启黄先生给他解释说：于先生给你们饭店题诗，你们的营业一定兴隆，所谓“一经品题，则声价十倍。”主人始悟，后来听说这家饭店翻修了新房，生意十分兴隆。
这次随游者，除卫士外有林少和、王启黄、祁筱峰和我四人，时民国十七年九月也。
于先生有一次给我县张荣经营的明德亭饭馆写了一个“名厨师张荣”五个字的横额。不久张荣退休，由其子张志义接办。横额做成后，他嫌“厨师”二字不体面，不愿悬挂。经我详细解释并举石家饭馆题诗的经过作为例证，他才将那幅横额悬挂起来。三原自古交通便利，咸同铁路修通后，更为方便，商业经济比较发达，四方来者见于先生所题匾额，皆欲前去一试。故在解放前，明德亭的业务，极为兴盛。
十二、为了保全三原西关渠北人民住宅、
泾惠渠道、东西大路、发动清
河改道工程
三原县城，地跨清河南北两岸。河道系太古时代洪水所冲刷之深沟。河水西来，紧靠西门外南岸东流。崖岸土质松疏，经常陷落，民房时有倒入河沟之虑。岸是泾惠第二支渠，下游灌田五万亩，东西大路，紧靠渠的北岸，距河岸边只有几丈。河岸如果陷落，祸及渠、路，不但农田不能灌溉，即交通大路亦必中断。
因此，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陕西大灾荒期间，于先生为救灾回到三原，同泾惠渠创始人李仪祉先生商定用华洋义赈会存款，以工代赈，纠集西关、西秦、北秦三处农民，将西
门口北岸老虎鼻梁凿开，让河水改由新道东流，则旧河道南岸，比较巩固，减轻上述各种危险。李先生派张广亭前来负责办理。每天挖土方的农民约有六、七十人。挖了多少日，用了
多少款，泾惠管理局有帐可查，我记不起。我只知新开的河道，岸高约计20余米，两岸略呈坡形，河道水面，约宽三米，河道约长百米，凿成以后，河水即由此东流，腾出旧河道连同
两岸坡地，约计百亩，可以栽果树、种田禾、务疏菜。
清河改道工程成功后，附近群众正在高兴之际，不料次年(民国二十年)暑期，多年来少见之大洪水汹涌澎湃而来，水由稍东之龙桥上面两边市房窗门中流过。河滩居住的民众均遭
水灾。民治小学女生殷玉兰(年十四、五岁)一家四口被水淹没，新开河道也被泥沙壅塞。那时我任民治小学校长，即用于先生汇来之赈款约集西关农民张志高等多人，将泥沙壅塞的新
河道再行挖开，使水东流。挖了多少时间，用了多少赈款，本有赈表记载，不料现已失存，我又健忘，时隔五十多年，我实在想不起来，只能叙其概略而已。
十三、于夫人高仲林受于先生委托
带药返陕领导防疫工作
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春，虎烈拉瘟疫(类似霍乱)在陕西各处流行。于先生在南京得知后，立即委托于夫人带十滴水、二天油、八卦丹、万金油等药十余大木箱回陕住民治学校进行防疫工作。夫人到三原之次日，即约请普济医院伊添石院长、博爱医院阎子龙院长、三中教员侯文博先生到民治学校礼堂开会、研究防疫进行办法。民治学校教职员和年龄大的学生也有参加协助的。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将军派来汽车襄此义举。办法决定预防和急救同时进行。次日立即分途出动，白天在三原、泾阳城乡进行。下午在民治学校礼堂给附近群众注射防疫针并施药物，忙了多日才告结束。泾、原两县，是于先生的父母之邦，自然首先得到救济，其他各县如何进行，我不知道，但知上述药物给榆林运去几大木箱。这次防疫的经过，现今七十岁以上而不是健忘的人，都能乐道一、二。
十四、于先生孝友可风
先生仁孝出于天性，因而对于父母、兄弟、姊妹、宗族、亲友、乡党以及一般人民的生活疾苦莫不关心，尽力帮助。解放以前的二十年中，所有在泾、原两县这一类的事情多经我
手，所以我知道的比较清楚。择其重要者叙之如次：
1.先生对父母的孝思
先生的老同学程搏九先生对我讲：“于先生天性纯孝，他以文字惹祸，几至杀身。他的父亲听说满清政府要逮捕他就地处决，吓得逃往淳化避难。后来病倒，他得信后偷偷地跑回来探望父病，不敢停留，又跑回上海。在他的诗中有一首表达了这种心情：
伤心党祸走西南，茧足千山带病还。
难忘床前挥泪语，盼儿星夜出潼关。
后来他的父亲病故，他又偷跑回来送葬。当棺木下葬时，他伤心地要扑墓，多亏别人拉住，否则定要跌成残废。于先生诗中也提到这件事：
《葬亲出关寄亲友》
去岁省亲病，潜行入关内。
儿留亲不安，亲老儿莫侍。
今岁复归来，徒洒孤儿泪。
牵车古所哀，守墓今非智。
麻衣殉墓中，匆匆避缇骑。
月明思子台，往来惭无地。
为念诸故人，纳亡多高义。
余生报无时，中夜不能寐。
我又听西关父老说，于先生的父亲往淳化避难时，西关木匠姚玉林送老人到淳化，一路经营。这些好处，于先生一生不忘。记得十八年前后的灾荒中，经我手常给姚家送钱，对姚家的子孙经常照顾。
我听于先生的族弟于刚说：于先生每次回家扫墓时，他必跟去，一进坟地，先生就两眼流泪。因此多年以来，我莫敢在先生面前提过他的父亲，恐怕引起他的伤心。
先生的外家原籍甘肃，他的外祖父背儿携女，逃荒到陕西泾阳县云阳镇附近的庄头村落户。女即先生之生母，赵太夫人，儿即先生的舅父，赵思恭老人。因为把他的幼儿放在背篓
里跑到泾阳，路远日久，幼儿的腿吃了大亏，成了跛子。但先生并不因为舅父是个没有文化的跛子，就对老人轻视，仍然十分敬爱。荒年以来，经常寄钱由我转送。记得有一年我同赵思恭老人都在南京于公馆食宿，每遇饭时，经常有客，而且都是政治舞台上的头面人物。先生不顾来宾的社会地位，总是把他的跛子舅父让在上席首位并向客人介绍。他不但对他的舅父是这样的敬爱，对舅父的伯叔兄弟也是经常寄钱接济，称得上推孝敬生母之心以及于其骨肉兄弟。
2．先生对伯母房太夫人的孝思
靖国军解散后，先生屡欲迎接其伯母房太夫人到上海居住，就近奉养。但因老人还有儿伯靖在家招呼,兼之老人性好安静，不愿烦扰。甚至说：“你要去就去，此后我自能了我。”先生于太夫人行述中哀哀言之。
老人常来民治学校同我闲谈。有一次我提及先生幼年遇狼事，老人犹有惊惶之色。据说先生当五、六岁时，渭北战乱之后，农田半荒，农民多重牧羊。先生欲得羊如群儿，积钱买一跛羊放于古墓之旁。忽有三狼从草中出，两狼各吃一羊于坟角，一狼距先生只尺许，势将捕吃。村人割苜蓿者持镰汗喘而救免。老人闻惊匍匐道中，不能行走。因为曾经这样的险境，故有谈虎色变之象。
先生在台于一九六四年生日记幼时事的诗中有：
莽苍大野险如斯、持斧牛儿救我时。 (先生自注：救我者名牛儿)。
七十余年万里外，破窑梦寐一题诗。
我与田农记不真，荒坟脱险事犹新。
今生报德知何日，但祝苍苍佑善人。
房太夫人和我闲谈时，往往提及先生，常说：我伯循怎样怎样，其神情好象不知其侄已成国家的大人物者。老人病殁时，先生正在上海，停柩在堂等待先生归来安葬。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上半年，先生任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除在斗口村祖茔为房太夫人修建坟墓外，约请亲友商量安葬问题。以省立第三中学校长郝梦九先生为总务科主任，以王麟生先生为收礼科主任，以我为招待科主任(全体教职员都是招待员)。共收到挽联一千余副，内有少数俄文，是苏联顾问送的。輓联挂满了全校内外、斗口巷和家中。举行追悼时，先生麻冠孝服，跪在灵旁，守礼尽哀，人多感动。行礼中间，由我宣读先生所写的《伯母房太夫人行述》一文约数千字，详述太夫人的高尚品德与抚养先生的劬劳情况，读者听者莫不感动。出殡时，我因事忙未能送葬，但我知道下葬后在墓门口埋有墓志石刻，是当代泾阳县名人胡蕴玉先生撰文，同里名人茹欲立先生书丹，浙江安吉名人吴昌硕先生篆盖，长安名手工尚玺先生刻石。这一天招待客饭共有多桌我已忘记，只知道菜是四大盘，饭是馒头和稀饭。统计待客用款现洋和流通券(国民军区域流通的纸币，民国十六年暑期废止)共用两千余元。所有白时布輓联和抄录的輓词，都交孤哀子于伯靖(字建侯)先生保管。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是陕西灾荒最严重的一年，逃荒者卖儿卖女时有所闻。老坟新坟被饥民发掘者，甚至有被自己的子孙发掘者。房太夫人之墓亦被发掘，先生闻知，除伤心
外，亦无办法。并来电叮咛不要追究。后来旋里省墓时，写了下列一诗：
发冢原情亦可怜，报恩无计慰黄泉。
关西赤地人相食，白首孤儿哭墓年。
荒年以来，先生对于房氏外家各支，不断接济，款由我转。观下列《归省杨府村房氏外家》之诗，即知先生对于房太夫人一家之重视。
其 一
朝阳依旧郭门前，似我儿时上学天。
难慰白头诸舅母，几番垂泪话凶年。
其 二
无母无家两岁儿，十年留养报无期。
伤心诸舅坟前泪，风雨牛车送我时。
其 三
记得场南折杏花，西郊枣熟射林鸦。
天荒地变孤儿老，雪涕归来省外家。
其 四
桑柘依依不忍离，田家乐趣更今思。
放青霜降迎神后，拾麦农忙放学时。
其 五
愁里残阳更乱蝉，遗山南寺感当年。
颓垣荒草农神庙，过我书堂一泫然。
3.先生对族祖重臣公的深情厚意
先生族祖重臣公是三原南大街恒丰米店的经理，家住三原东关渠岸。先生幼年随其伯母房太夫人由杨府村外家迁居三原东关渠岸。在毛班香先生私塾读书，距重臣公住处甚近，经常来往，重臣公甚钟爱之，关心他的学习，常常给与糖果。及先生以文字惹祸亡命上海，重臣公恐遭灭族之祸，全家逃亡，仅留两客在家看门。几年以后，观察情势松动，方敢回家居住。但对先生十分怀念，在病重气绝时，犹问伯循回来否?因此先生在悼念其族祖诗中有：
袖中书本袋中糖，入学相携末敢忘。
恸绝当年亡命日，弥留犹唤我还乡。
重臣公有子曰良贵、良能，有孙曰于刚、根录，还有重孙男女各几人。先生在世时，对其子女都有照顾。据于刚讲，因他是重臣公长孙，每年给他的教育费特别多，无论在小学或中学都是一百元，其他各有差等。
十五、于先生对地方赈灾的重视
先生赋性仁慈，因而对于地方赈灾也极重视，在一九○○年(光绪二十六年)当时我才六岁，陕西大饥。先生才二十一岁，已经中举，就被推为本县舍饭厂的主任。地址就在西关渠岸三官庙内，即现在民治学校的北院。我在西关小学开始服务时，那里的父老多能言之。民国十七年下半年，陕西又进入了灾荒时期。那时我由南京回到三原，粮店里小麦老斗一石(约
重三百市斤)涨到现洋二十七元(平时一石是七、八元)。第二年最为严重，往外逃荒者日多一日，饿死者时有所闻。先生为陕西筹集赈款，在南京有关的会议席上，往往痛哭流涕地代全陕饥民呼吁。关于全省赈款的数目，我不清楚，关于三原的赈款我是知道的，是我经手办理的。每一次的赈款都先汇到我的名下，由我转交县赈灾会。给全县的赈款多是一千元。关于
先生馈赠亲友的救济费，我都遵照先生指示的数目，分别送交本人。本县在学的先生。不是举人便是秀才，在那几年中都有钱馈送，对西关的饥民普遍只放过一次赈款，是我校教职员共同办的。每次办后，我都列表连同收报粘存簿一并寄往南京报销。前后四、五年间，这种报表共计装了五册。有一次先生回原，我送交他看，他略翻了一翻说：“这些报表赶快烧掉，勿令我的子孙看见。”我不忍烧，仍旧保存。直到他往台湾之前又来亲笔信，叮咛此事，我才把它烧掉。这样荒年以来，前后四、五年中，先生在泾、原两县共花了多少钱，惜乎我没有总结，现在不能估计。
一九二九年(国民十八年)七月，于先生为其长子武(即望德)与胡仁源先生的三女公子瑛(即子桥的母亲)，在上海一品香举行婚礼时，于先生的恩师九十高龄的老人马相伯先生是证婚人，王开疆、陆仲渔两先生是介绍人。证婚人与来宾讲话后，于先生在答谢词中提及陕灾严重情况。他说：“我本拟早日回陕看看灾情，因足病未能即行，并非在沪上待儿子的婚礼。久抱与家乡父老饿死同饿死的宗旨；并谢亲友送礼为陕助赈的热诚”。先生在儿子婚礼喜事的场合，竟提及陕灾问题，证明他内心无时不关怀家乡人民之饥饿。他于民国二十年八月间在国民政府纪念周报告水灾问题，引用中国古书上的两句话“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之饥也。”他认为这两句伟大而深切的古训，就是他平日对国家人
民的存心，也就是他生平对于施赈救灾的重视。
民治小学全体师生仰体于董事长右任先生救灾的苦心，决计演剧募捐，以尽自己的责任。遂邀请省立三中教员话剧专家李瑞阳先生，每日来我校指导排演话剧《一元钱》全本，独幕剧几出和一些舞蹈歌剧。教员中有张卓儒、李致中、李华民、来文韶等参加；学生中有武谦、段蕴玉、张秋芳、于惠玉等参加。排演结束后，于是年五月间在本校搭台表演。轰动全城，观众极多。筹得现洋五百元，送交本县赈灾会，是我校内外乐道的一件事情。
次年(民国二十年)于先生旋里住校时，又在本校礼堂上演了一次。其中有一出独幕剧演出后，观众中杨虎城将军竟至落泪，因为剧情和他少年时的处境有些类似，这些经过，使我
们经常浮上心头。
十六、斗口农场的创建和结果
于先生创建斗口农场的动机，据我了解有他的远因和近因。远因是他的祖先是泾阳县斗口于村的农民，亲戚也是农民。他长大后，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全靠农业。他住家的地方是三原县西关，西关与东关、南关、北关的环境不同，西关几乎各家都是农民。我到西关小学时，那里尚有“乡约”王子均，“乡约”是旧时代农村的基层组织。各家的生活全靠农业，为其他各关不尽有。近因是民国十八年的灾荒过后，泾惠渠行将开成放水灌溉农田。先生年纪日老一日，对自己不能不作退休的准备。因而在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径惠渠放水之前，即著手以祖遗田地三百亩作为农场的基本耕地。由农业专家段瑞生介绍长安辛泉逸任场长。修房屋、买牲畜、买农具。以一部分土地种植麦棉，以一部分土地栽植苹果和其他果树。并在院内外空地栽植花木，一切设施务求能为人民起些模范作用。不三年而规模略具。后来辛泉逸辞职，仍由段瑞生介绍河南汲县果树专家杨蕴章任场长，继续整顿和扩充。场中建设费用和职工的工资，全靠于先生筹汇，情况有些紧张。经几位专家向于先生建议：要使农场事业稳定和发展，必须扩大土地，使农场本身能自营自养方为上策。先生一再考虑不能决定，恐怕他的部下或别人看他的样子，购买贫民的土地，扩充自己的产业，使贫民失去土地而无法生活，给国家社会种下恶因。后来又感觉到不扩充土地，农场就不能自养。乃先立生前遗嘱，然后再买土地。其遗嘱要点是：我去世后，农场不论有利无利，即行奉归公家。如此处理，就可以免除土地集中的隐患。这个生前遗嘱的石刻(先生亲笔写，长安名手王尚玺刻石)竖立于农场第二办公室前。在解放以前红军驻泾阳安吴堡时，听说刘伯承、贺龙同志常来斗口农场游览，都是看过的。
遗嘱石刻竖立之后，先生给我们指示，先组织一个购地委员会，进行购地事宜。并叮咛提高地价，有人找我们时再行商量，不要去找人家买地。我们遵照先生的指示，谨慎从事，以无伤先生的大德为原则。其时荒年已过，逃荒者逐渐归来。有改业者，愿将自己的土地卖出一部分。也有外地的人，趁荒年地贱，在斗口于村附近购买了些地亩，但不愿把家搬来在这里种地，地价既然提高，情愿把买来之地卖给农场。截止解放以前，斗口农场土地约计一千二百亩之谱。杨蕴章场长辞职后，刘鲁堂接替场长，最后场长是刘多桂，解放后，由公家接收。
附于先生遗嘱全文如次：
余为改良农业，增加生产起见，因设斗口村农事试验场。所有田地，除祖遗外，皆 用公平价钱购进。我去世后，农场不论有利无利，即行奉归公家，国有省有，临时定之，庶能发展为地方永远利益。以后于氏子孙愿归耕者，每家给以水地六亩，旱地十四亩，不自耕者勿与。
右 任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
长安王尚玺刻
场中果树最注意的是苹果，品种多少，我记不得。但知道这些苹果苗子，都是先生由外省购就寄来的。记得四十年前，陕西棉业改进所所长渭南李国桢先生曾对我说：“陕西的土地气候，适于栽植苹果。将来苹果出省与棉花一样的多。”盖当时陕西境内的纱厂仅有大华、申新两家，故多数棉花出省销售。
先生自办斗口农场以来，究竟花了多少钱，我未统计，场中有帐，一查便知。但我知道先生在世并未用过场中现款一分一文。每次回来，场中只供给些青菜水果。最后回来两次，才
供给少数面粉。
先生创办农场的动机，前边已经说过。一方面为了改良农业增加生产，作示范之用，一方面因自己日渐衰老，作退休的打算。大有“使营免邱，吾将老焉”(语出《左传》)的意味。他在解放以前曾将自己在南京、上海收藏的名人字画和珍贵的古书陆续寄回，嘱我送交农场保管。这说明了他为退休时住在农场作准备。不料后竟被胁持流寓台湾，不能见大陆，不
能见故乡，心中苦闷达到极点。因而他在绝命辞中，不顾一切地唱出：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这种发自肺腑的哀音，读之令人感伤，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台湾当局应当顺应军政人员及其家属思念大陆，渴望早日回到故乡的愿望，为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接受中共主张，举行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我日夜默祷台湾早日归回祖国，迎先生灵榇，归葬于斗口农场祖茔。虽不能生前在此养老，遗骸能归故乡，聊慰先生在天之灵。“地以人重，人并地永。”使斗口农扬成为于右任先生永久纪念之地。
十七、我对于先生个性的几点认识
1.于先生有好客之美德
我追随于先生三十年之久，无论在三原，在西安，在北京，在南京或在上海，每一顿饭必定有客。从来没有过一次，座中只是他们一家人而无一客者。先生每次回到三原，日日宾客盈门，所谓门庭如市，并非过甚之词。以民治学校北院地方之大(二十四亩)，前前后后都是客人。其中惟独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上半年先生回家住民治学校北院时，宾客最多。厨师六、七人，早饭开到中午。座上来客不一定都是我们留饭的。我仿佛是个招待员，来宾自动入座，我不好阻止，以免伤先生好客之美德。据说有少数不速之客，饭后出门遇见熟人必曰：“于先生留我吃饭。”好象是“一登龙门”有声价十倍之荣。而先生对此不加可否，因此人皆服其伟大也。先生此种作风，与战国时的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的好客有何以异?因此先生在国内深得人心拥护者多。每次归来或出行，万人空巷，夹道迎送，世所罕见。
2.于先生雅好山水并嗜花木
先生身在政府，心在山林。生平无论到什么地方，只要有风景区他都要游览。记得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秋冬两季，我在北京。先生几乎每月都领王陆一和我到京西各处名胜区域游览。
先生是诗人，经常爱好花木。有许多园艺专家同他谈话后，都惊其对花木知识之丰富。在靖国军时期，我们民治校园中所有花木多经先生指导栽培。大型的如喜马拉雅山的雪松，
日本的樱花……，小型的如落叶兰、郁金香……，就九月菊花而论，就有百余种(后来发展到二百多种)。先生在《民治校园纪事诗》中引用的花木就有六十一种之多。不幸屡遭浩劫，兼之后来者对此也不重视，以致摧残的几乎净尽。
3.于先生不攘人之功以为己有
在泾惠渠行将开成放水之前，先生汇来现洋一千五百元，嘱我交付县中水利机关，以备在县城附近开修支渠之用。当时三原尚无此种机构，只有管水的几位水老。款汇到后，我即召集东关水老杨振和县城附近的几位水老在内东门口桂家油房 (在河道巷南口即今之第一食品商店)，当众将款交过，在县城附近早日开修支渠，以便干渠放水时作为引水灌田之用。后来如此者还有几宗。因而县城内外的人民，认为泾惠渠的工程于先生是出了大力的。先生旋里后，有些人在先生面前歌功颂德，先生即行严辞纠正说：“泾惠渠的开成，是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的功劳，与我毫无关系。希望你们以后再不要提我。”并给我叮咛：“如果以后有人再这样乱说，你必须予以纠正。”这是先生不愿攘人之功以为己有的美德，我不能不在这里郑重地提出。
4．于先生一生遭遇坎坷
先生一生遭遇坎坷，据我所知：两岁丧母，五、六岁遇狼，中举后以文字惹祸，几至杀头。在办报期间，被查封报馆逮捕入狱。靖国军解散时几至兵变，一夕数惊。代蒋宣慰西北
省区少数民族时，被嫉忌者诬陷给蒋告密：“西北只知有于右任，不知有蒋委员长。”后回重庆时，经秦岭翻车。西安事变，因杨虎城将军与于先生有历史关系，遭蒋疑忌。最后被蒋挟持到台湾，不能返回故乡以养老。综其一生之遭遇，可谓坎坷备至矣。其中除丧母、遇狼和最后被蒋挟持到台湾不能自主外；其余的坎坷，灾难均能从容镇定以应付。此非有学问、有胆识、修养有素者何能臻此。
十八、于先生对于文化的贡献
先生在青年的时候，以一名私塾的普通学生而能一帆风顺地成举业，靠的是笔墨。他在上海办报时，是个有名的记者。当时鼓吹革命，激发人心的大文章，当然都是经世之文。那
时我的年纪尚小，未能阅读，不能妄谈。他在监察院长任期内有两篇关于国防的文章：一篇是为了防止英法侵略我国西南，主张把我国地图上的印度支那半岛改为中南半岛。一篇是为了防止日本侵略我国东北，主张把我国地图上的日本海改为太平海，都有充足的理由。前者已被政府接受，为印刷中国地图者所采用；后者在抗日战争时期，有六个学术团体在四川北涪开会时，对先生的这种主张一致拥护。先生一生有关国计民生的文章，今后总有人搜集编印以问世。
我想先生革命的功绩，自有国史记载以传世，其他永远普遍传世的就是诗和字。
1．先生的诗．
我不能作诗，对诗是外行，怎敢谈先生的诗，岂非班门弄斧。但认识事物，有深有浅，我何妨浅谈一谈。
先生之诗思想高迈，才气纵横，奥衍雄健，不拘一格(如不止限于五绝、五律、七绝、七律之类)。此非见多识广，工夫深厚者，何能至此。先生诗中对仗之工，稳安巧妙，爱之者多。我独爱读先生之长歌如《昭陵石马歌》、《广武将军碑复出土歌》、《嘉陵江上看云歌》和《太白山记游歌》……读之不特使人增加知识，扩充眼界，而且令人精神振奋，发生进取之心。
先生当二十岁在兴平县署教书时，寄他同学的下列一首诗：
转战身轻意正酣，无端失足堕骚坛。
近来进步毫无趣，诗意凭陵陆剑南。
这首诗说明了自己爱做诗堕入骚坛之中而不能自拔。而且自信自己的诗可以与南宋大诗人陆游的诗相颉颃。这就是说，他对作八股文不感兴趣，惟独作诗，有些地方可以与陆放翁相
比，是可引以为慰的快事。
2．先生的字
先生当青少年时，深知当时国家取士，注重的是作文、作诗与写字。他更知道字写的好坏不但影响日常生活的应用，且与自己的体面有关。他看清了这一点，经常不断的练习。前多年我在他的同学或朋友家中常见挂着他写的字。天分虽高，笔力尚差。但他不怕人笑，只是苦学不懈。他写字时，经常围着一堆人看，而他不拘不束地挥笔自如，好象旁边无人似的，久而久之胆量更大了。他读的名人碑帖很多很多，看的好样式也不少，“熟能生巧”，熟到惊人的地步。经常写到兴会淋漓处，可以不看纸笔任意疾挥，颇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妙。”但字的大小，行距的通匀，都无错误。所谓“熟能生巧”，就是他练字的秘诀。
先生因练字的时间太多，所以练出了笔力。人常说：“笔成塚，墨成池，不是羲之便是献之。”就是这个道理。先生晚年书法到了妙境。论者谓先生熔章草、今草、狂草各体的精萃于一炉，雄浑奇伟，仪态万千。解放以前，西安碑林有他写的《正气歌》石刻，有他写的书翰石刻。三原城隍庙文化馆有他给李雨田写的墓表石刻。以及近年陕西省书法篆刻研究会出版的《于右任书出师表》都是精品。至于在国内其他地方写的石刻，想来不少，我不知道，不能引证。
他对于中国草书，已经有所发明，就是已经创造出来“标准草书”。他看见中国的草书样式繁多(《草字汇》就是例证)，没有一定的写法，使人无所适从。他以“易认、易写、准确、美观”作标准，在南京组织一个“标准草书社”，进行此项工作。河南省刘延涛就是他的得力助手，在解放前此项工作已经结束。标准草书的写法如果通行，就容易认、容易写、就能节省宝贵的时间。
他因爱好碑帖，所以收藏的名贵石刻二百多块。内有夫妇合葬的墓志七块，因此取名《鸳鸯七志斋藏石》。这些石刻原来存在北京。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为防损失，先生派马文彦到北京通过当时北平的军政长官宋哲元，把那些石刻装火车运到西安，藏于碑林。邵力子省主席在碑林开了一间“右任藏石室”，将这些石刻陈列在内。现在是怎样的收藏，我不得知。
这些石刻中有一块略似三角形的破石，是东汉末年蔡文姬之父蔡邕用汉隶体写的《易经》(两面石刻)，是这些石刻中最名贵的一块。当年由上海运到西安，为了严密保管，临时暂存富平庄里镇附近张扶万先生家中⑧。扶万先生死后，其子张午中(时任陕西建设厅长)给我来信说：这块《石经》他家不能长期负责保管，要我想办法运走。我即给先生的外甥周伯敏(时任陕西省教育厅长)去信商量。他着我派人运到三原，存在民治学校。记得当时由原在我校工作的潘建民同志去富平运回，据说是由张先生后院的半截枯井中取出来的。我想存在学校还不能十分保险，即就近存于于先生的侄儿于期家中。解放后，西安文教机关某一个单位(名称忘记)给我来信追问这块《石经》。我即据实答复，他们才由于期家中运走，现藏于西安碑林。据参观过的人说，碑林负责人为了珍重这块《石经》，盖有玻璃罩子，两面的字都能看见。
我为了后来人对这块《石经》的来历格外清楚，故详述其经过如此。
附 柳亚子先生对《右任诗房》的题词
(一) 落落乾坤大布衣，伤麟叹凤欲安归。
卅载家国兴亡恨，付与先生一卷诗。
(二) 茆店荒鸡剑影寒，几回亡命度函关。
书生已办忧天下，莫作山东剧孟看。
(三) 义师惜未下咸阳，百战无功吊国伤。
寒角悲笳穷寨主，可怜我马已玄黄。
(四) 仓皇阳夏筹兵日，辛苦锺山养重时。
终遗拂衣归海上，高凤峻节耐人思。
(五) 泰玄墓畔桂千丛，尚父湖边夕阳红。
稍息江南哀怨地，小戎驷铁唤秦风。
(六) 廿载盟心结客场，使君风谊镇难忘。
嗟余亦有穹途感，才尽江淹鬓未霜。
(注一) 第一首是总论，写出于先生的伟大形象和内心。
第二首写于先生以文字贾祸亡命出关时之悲愤心和到上海后参加革命事业。
第三首写于先生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之苦斗与结局。
第四、五首写于先生在靖国军结束后回到南方在政治上之不得意与个人的善于自处。
第六首是结论。柳先生以“江郎才尽”自比，不亢不卑，恰到好处。
(注二) 于右任先生百年诞辰，台湾纪念筹备会编辑的《于右任先生诗集》中，未录柳的题辞，因柳在大陆已与中共合作，不便列入势所必然，我因不忍割爱，附录于此。
(政协三原县委员会供稿 一九八二年)
①于先生第一次出潼关是为了到开封参加会试。第二次出关是为了潜行入关回家省亲， 返沪后有《再出关》之作。其诗如次：
目断庭闱怆客魂，仓皇变姓出关门。
不为汤武非人子，付与河山是泪痕。
万里归家才几日，三年蹈海莫深论。
长途苦羡西飞鸟，日暮争投入故村。
②阎敬铭，字丹初，年轻时肄业于三原宏道书院，道光时的进士，初授户部主事，迁员 外郎。胡林翼抚鄂，令总管军需，林翼奇其才疏荐之，因迁为山东巡抚。以嫉恶过严，所用多酷吏，时有议其过于杀戮者，乞归。光绪时，复起用，官至东阁大学士，诸阉嫉其持正，谮于慈禧，遂罢归。卒谥文介。给家乡建树的事业，最显著的是“丰图义仓”。我在大荔第二师范学校肄业时，曾到朝邑旅行，参观过规模宏大的“丰图义仑”。
③王翦是秦始皇的大将，秦灭六国，多数是王翦父子的战功，频阳 是今之富平县。王 翦是富平人。胡因平日仰慕王翦，刻有“频阳将军是同乡”的印章。今胡景翼为中华民国立功，胜于王翦为始 皇一家立功，故曰“不为王翦”。
④明初大将军徐达卒后，追封中山王。胡景翼仰慕徐的为人，因而亦号中山。这是胡亲 自对我讲的。于先生哭了孙中山之后，又哭胡中山，表示对革命人物哀悼之深。
⑤过去殷实之家都有堂名。如三原县东关胡德厚堂、胡德英堂，东里堡刘述经堂、刘三 省堂……。
⑥城隍庙街的大公馆在前清时，是路过官员的招待所。靖国军时期是渭北中学，后来是 第三师范，再后是三原女中，现在是幼儿园。
⑦王子元名玉堂，三原县安乐公社人。耶教信徒，英语程度很高，能用英语和外国人谈 话。任过本县北城甲乙学校的英语教师，靖国军起义之初，他代表渭北各将领到上海迎接于右任先生回陕。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成立时，他任外交处长。冯玉祥势力在西北发展时，他任过青海省民政厅长。西北农学院筹建时，于先生推荐他为筹备主任，所有修建校舍，延聘救授，他都尽了大力。辛树帜来任院长后，他辞职回家，筹办振国中学，为了完成建校，不惜变卖家产。十年动乱中，他被捕入狱，绝食而死。
⑧张扶万先生，汉学家，有著作。于先生的朋友，刘古愚的学生。民国二十年前后，康 有为来三原，地方人士在管家巷小学开会欢迎，因康讲话恐群众听不懂，由扶万先生在场作解释。当时扶万先生住宿民治学校，由我招待。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