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的黑暗统治
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清王朝更依附于帝国主义列强，中国完全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暴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满目疮痍，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地处西北内地的陕西，本来就经济落后，这时更加每况愈下。
清政府的对外巨额赔款，庞大的军费开支，以及穷奢淫逸的腐朽生活的繁浩支付，都通过各种渠道，分摊到陕西。仅庚子赔款一项，陕西就得负担六十万两白银，加上因此而借的外债，每年又须还本息银三十余万两，总计九十七万四千两。1900年发生的宁强燕子砭教案和三边教案，共赔款银近二十万两。办新军、上缴和解往他省的军费开支，每年总计不下九十万两。①至于官吏薪俸以及其他支出，更是名目繁多，层层加码。为了筹集巨额银两，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别无良策，只有向人民群众搜刮，于是苛捐杂税接踵而来。当时的国家税收，附于地丁者有新加之赔款、差徭，附于盐课者有新旧之盐斤加价，附于厘金者有烟、酒、糖之加税。就陕西地方税来看，办学有捐，办警务有捐，筹地方自治有捐，谋地方公益有捐，筹办西潼铁路有捐。如此等等，捐到各府、州、县，名目更多，有地捐、亩捐、随粮派捐、按人抽捐、商捐、赌博捐，陕北米脂县还有按烟囱收的所谓“烟囱捐”等等。如此繁多的捐税，使陕西人民的负担成倍骤增。例如，仅赔款一项每年给关中三十六县，按原负担每正银(地丁)一两，再加收四钱；陕南二十多县，每正银一两加收五至七钱，还有重达一两者；而且所加捐税，每年随粮带征，一次纳清，不得拖欠。②再如盐斤加价，食盐当时不许私商贩卖，全由官办，在每县及所属大镇设立“官盐局”承担销售业务和负责运卖。陕西产盐很少，主要是从甘肃的花马池和山西的运城一带运进。为了归还赔款，当局分别给甘盐每斤加价八文，山西潞盐每斤加价四文，每年即可额外收入二十万两。后来，无论花盐、潞盐每斤又各加价四文。③官府正式加价，官商私自抬价，使盐价迅速飞涨。光绪初年每斤食盐价十六、七文，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以后猛增至六、七十文，边远地区有增到百文以上者。食盐如此昂贵，群众常是无钱可买而淡食。至于税收增加更是十分惊人。到1911年，黄酒税由原来每百斤银三分增至一两五钱，小草绳由原来每十捆银三钱增至三两，白布由原来每百疋银八钱八分增至三两一钱，烂丝由原来每百斤银六钱增至每百斤银六两。④税收成十倍的增加，而且形成无物不纳税的局面。据记载：陕西反动当局，为了欺骗群众，“以改办统税为名，尽力搜刮，竭泽而渔，虽一草绳、竹蔑之微物，均不能免。”⑤1906年，陕西又筹划“官办”西潼(西安至潼关)铁路，根据官府统计，以三百里路计算，约需银三百万两。当时陕西本来就很贫穷，又加解赔款、办新政、练新军增筹之款，数愈百万，实已力尽筋疲，只得先筹修西安到临潼这五十华里路的款项。于是又按亩加捐，给土厘每两再加十二文，盐每斤再加二文，又将“仓捐”(即义仓备荒粮)每亩所收三升划归路捐。捐到各地，地方官吏层层加多，农民所负担的捐税数倍增长，加上地租、高利贷剥削，以及地主转嫁到农民头上的捐税、差徭，几乎夺去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
对人民群众如此苛刻的掠夺，仍支撑不了清政府将要倒塌的经济大厦。光绪末年，陕西每年财政收入银二百万两，但支出银却近三百万两，亏空近百万两。辛亥革命爆发时，陕西预算岁入银四百二十一万余两，而支出六百三十多万两，亏空达二百多万两。⑥群众负担已经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连陕西当局某些头脑清醒的人都惊呼，“陕西为贫瘠省份”，“再加之其能堪乎？”若不早想办法，“殆有不堪设想者矣”。⑦可见，经济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清朝政府在陕西统治的经济基础已经处于崩溃的地步。
清朝末期，陕西当局只知对人民群众敲骨吸髓，根本不进行水利建设，陕西人民深为旱涝灾害所苦。1900年以后，水旱灾害更是连年发生，人民灾难深重。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冬下雪极少，年后又长期无雨，禾苗枯萎，赤地千里，粮食奇缺，饥民成千上万流徙满路。此后几年连年歉收，“亢旱尤甚，麦秋既已失望，杂粮迄未长成。节逾霜降，春麦不能下种。通省惟西、同、凤三属，向来稍有窖藏，近时亦苦，力有不及。而北山一带，地本硗瘠，更无隔夜之储”。⑧连年歉收使粮价飞涨数倍。大荔县“麦歉收，夏收不雨，十一月微雪有种豌豆者，亦皆不熟。大饥，麦石价银由五两涨至十五、六两”。⑨华阴县“民皆挖草根树皮以食”。(10)地主豪商，在地租剥削之外，又乘机放高利贷，八折出借，滚算月利，不及一年，利过于本。粮商亦乘机囤积居奇，私抬粮价，贫苦农民无钱购买，或卖儿卖女，或弃地逃荒，甚至活活饿死，出现了“秦中道殣相望”，“赤地千里，饿殍载道”的悲惨情景。当时陕西人口八百万，饥民竟达三百万。饥民的大量流亡，使土地荒弃现象十分严重。据《秦中官报》的不完全统计，西安府属临潼县，新荒地达二百三十四顷六十七亩六分二厘；同州府属的白水县，新荒地五百四十五顷四十四亩四分；邠州所属之淳化县，新荒地三百三十七顷三十八亩；三水县，新荒地九百九十八顷七十三亩。(11)不难看出，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来源的陕西省民生凋敝到何种程度。
正当陕西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之时，“皇差”又接踵而来。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以慈禧为首的封建统治者，弃京出逃，于10月19日到达陕西。慈禧一行所过之处，均要竭力预备皇差。凡打尖和住宿之处，必须房屋宽大，粉饰一新，悬灯结彩，並且摆上数百盆奇花异草。“各州县供给伙食，一次就得数百桌。故凡当时走到每个州县，见有支应局所搭的临时厨房席棚，就占了半条街那么大。所经之路称为御路，修成马路的样子，临时还需用黄土垫道，净水泼洒。”(12)华县官绅为了迎接“圣驾”，“目不睫者数十日，张灯结彩，极备豪华，门壁仰棚，遍施绸缎。”(13)其他各州县的情况，大抵也是如此。护理陕西巡抚端方为了取得西太后的欢心，亲自办理皇差，征用大批民工，先修陕甘总署为行宫(因总督衙门迁往兰州，房屋可用)，朱漆云龙，装饰一新。但“驾至嫌其不敷，改住抚署”。(14)于是，端方又急忙在抚署内大兴土木，拆民房，招名匠，一切皆仿京宫式样，雕梁画栋，砖地均凿以花鸟。
慈禧到西安后，不顾国难当头，依然挥霍如旧。她一人就用名厨师数十人，每日三餐费银二百余两(当时在陕西可买三千八百斤麦子)，并且令各省进贡名贵食物。在陕住了八个多月，共挥霍白银十二万两之多。全部皇差，共耗银三十一万两。(15)除王公大臣外，护驾的“卫兵”以及各地“勤王之师”，驻扎西安不仅要陕西供养，而且这些士兵，三五成群，到处抢劫奸淫，无恶不作，闹得人心惶惶。慈禧出京时拉车的牛，亦命名为“恩牛”，被披红挂彩，在街面横冲直撞，顶翻货摊，撞伤行人，也无人敢于拦阻。随西太后来的一群官吏，身着花花绿绿的官服，请客送礼，好不忙碌，致使西安“有京师气象”。(16)而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广大贫苦人民，却沿街乞讨，食不果腹，甚至卖儿卖女。太后行宫的墙外，就是埋葬饿死饥民的“万人坑”，其境况之凄惨，不忍目睹。
慈禧住西安期间，为了大量搜括钱财，仍卖官鬻爵。潼关县施某想得道员职位，就贿赂太监李莲英。李问慈禧，她竟无耻地说：“今蒙尘于外，价可稍廉，然道员可擢两司，至少须万金。”(17)城固县有一尹姓大财主死后，其子与继母争夺家产，互不相让。该妇到西安向慈禧“捐”银一万两，即买得“二品诰命夫人”头衔，企图以此来打赢官司。上行下效，其他当朝官僚，行贿受贿，可想而知。如此敛财手段，使慈禧在逃亡之中，大发其财。在离开西安时，征集了行李车三千余辆，把在西安搜刮来的财物“六七百万，尽辇之而东”。(18)
繁重的“皇差”压得人民无法活命，西安饥民忍无可忍，自发组织起来，冒着杀头监禁的危险，到慈禧行宫门前请愿。他们围住军机大臣荣禄，要求免捐救灾。慈禧甚为恐慌，为了平息民愤，不得不下旨赈济，但仍是杯水车薪，並没有真正解决饥民的生计问题。
政治腐败，官吏昏庸是清末的最大弊病。掌握陕西省大权的总督、巡抚及司道大员，政治上多反动顽劣，吏治上多昏聩无能，在全国都是典型的。据当时的史书及报刊记载，辛亥革命前夕的陕甘总督升允，就以“顽梗不化”，“妄兴党狱”而闻名。他下台后，陕甘的进步人士集资拟雕其木像，並铸其“在任种种殃民劣迹，立于路旁，有如秦桧之铁像，任人唾骂”，(19)可见其为政之劣和民愤之大。
巡抚恩寿更是“贪鄙无耻”，“败坏吏治”，滥加统税，纳贿卖官，秽声四播，陕人切齿痛恨。就其卖官而言，对于肥缺美差，往往“居为奇货”，非花大价钱不能得到。即典史、巡检、局所之类的微末小差使，也必须花钱“运动”。因此，当时报刊说“全省差缺”被其“一网打尽”，“呜乎，恩寿胡为乃尔”。(20)善于行赌者胡薇元，因谙于此道，一年之中竟然“三得优缺”。恩寿每年仅“门包”(规礼)就可得银二万余两，难怪《民立报》大声疾呼：“恩寿不死不走，陕民无复望活矣！”
新军督练公所总办王毓江，认恩寿为“义父”。两人狼狈为奸，弄权受贿。王以恩寿为后台，狐假虎威，有恃无恐。他去潼关公干时，看中该地参将刘少良好马一匹，未能得到，一直耿耿于怀。不久刘去世，其部下巡防队管带洪隆庭以诈骗手段得到此马，立即送交王公馆。王毓江遂在恩寿面前为洪活动，洪又送恩寿二千两银子，很快就被提升为汉中府巡防总领之职。在王毓江的职权范围内，别人要得一差使，必须按“定价”付款，如得“优差”，王必在数日内招其打牌赌钱，来者明白此系索贿之妙计，所以只能输不能赢。
掌管财权的藩司余诚格，以改办“统税”为名，暴涨税厘，极尽搜刮。有的物品税金竟与价格相同。其下属经常以多报少，藉端勒索留难，“苛扰万状”。而本人则在办理“统税”中大发横财，“箱笼累累”。陕西人民对其卑劣行径“衔之刺骨”，有人冒险在藩司署的照壁上张贴“驱除民贼”四个大字，以泄其愤。1911年春，余诚格调离陕西时，西安市民在其“过市之时，皆痛骂不绝口”。有位卖卷烟的小贩，在大街上“焚化烟钱，大呼送瘟鬼，送瘟鬼，”。余的警卫、仆从慑于群众威力，也“无可如何”。(21)这样一个赃官，离陕去湖北、湖南绕了一圈，后竟又被清廷任命为陕西巡抚，他自知在陕西已天怒人怨，未敢就任。
臬司锡桐，在政事上素有“糊涂鬼”之称，甚至连自己熟悉的属员姓名都记不住。但搜括勒索，纳贿卖官却毫不糊涂，录用部属时，名为“考取”，实为卖官。他规定科长需贿银五百，科员三百，未送贿者，概不录用。在他负责陕西司法期间，考取录用者“无一通晓法律之人”。提学使余堃，反对“新学”，提倡“旧学”，对于陕西教育，千方百计地“阻碍其进步，锢塞其知识”。他严禁学生看传播进步思想的“新书”和学习西方新的科学知识。他迫害革命党人，禁止同盟会活动，镇压学生运动。为了与“新学”对抗，他在陕西创办了“存古学堂”，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材，提倡尊孔，要学生正身修身。他规定，每月初一、十五学堂师生必须到文庙朝拜孔子。为了与新学堂有别，存古学堂上课时竟不用黑板、粉笔，而偏要用白板、黑笔，其愚顽守旧达到何等可笑的地步。存古学堂为了与新学争夺学生，给学生以特别优待，不仅不收宿膳费，而且每人每月补贴银子八两，(22)尽管如此，入学者仍寥寥无几。
至于那些下层官吏，巧取豪夺，並不亚于上层官吏。有的县官不满足于一般的贪污受贿，挖空心思地乱摊滥派，不仅要群众负担县衙日常所需的粮、油、肉、菜等，甚至连县府用的抹布，县官内眷用的包脚布之类，亦要群众交送。大官大贪，小官小贪，这就是当时陕西政界的实际状况。
于右任写的一首诗中，怒称这伙贪官污吏为“署中狗”，他写道：“署中豢尔当何用？分噬吾民脂与膏。”(23)这正是当时广大人民群众对陕西当局的反动统治强烈不满的逼真写照。天灾人祸，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当时陕西的社会状况确实如此。
注释：
①《陕西清理财政说明书》，岁解协款说明书，第1—2页。
②《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三十，第31—32页。
③《陕西清理财政说明书》，岁入盐课类说明书，第6—7页
④《民立报》，1911年4月5日。
⑤《民立报》，1911年3月24日。
⑥《民立报》，1910年12月9日。
⑦《陕西清理财政说明书》，岁入协款说明书，第3页。
⑧《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一百二十七，第27页。
⑨《续修大荔县旧志存槁》，事征，第2页。
(10)《华阴县续志》，卷八，杂事志，兵荒，第2页。
(11)《秦中官报》，光绪三十年五月，秦事汇编，第2页。
(12)岳超：《庚子随行简记》，载《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5期。
(13)《重修华县县志》，卷一，大事记。
(14)《义和团》资料丛刊(三)，第484页。
(15)《义和团档案资料》，下册，第1248页。
(16)《义和团》资料丛刊(三)，第484页。
(17)《满清野史》，第九章，《蒙尘时之市官条》。
(18)宋玉卿：《戊壬录》，卷下，《两宫回銮条》。
(19)《民呼日报》，1909年合订本，第444页。
(20)《民立报》，1911年6月29日。
(21)《民立报》，1911年4月29日。
(22)《民呼日报》，1909年8月2日。
(23)《于右任先生诗集》，上卷，第3页。
《陕西辛亥革命》(第一章 辛亥革命前陕西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