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七军战斗历程的片断回忆(二)
李赤然
三、党中央、毛主席到达陕北和
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一)红十五军团成立和劳山战役
一九三五年九月，原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在军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率领下，经陕南陇东，千里转战到达陕北。我陕北红军接到西北军事委员会的通知后，九月十三日从安定驻地出发，于十四日到达永坪镇以西一带集结，准备与红二十五军会师。十六日，召集了三个军的团长、政委干部会议，互相见了面，并作了形势报告，刘志丹同志在会上也讲了话。
九月十八日，在永坪镇的广场上，召开了全体军人大会，宣布成立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委程子华，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十五军团下属三个师，即二十五军的七十五师，二十六军的七十八师，二十七军的八十一师。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参谋长任浪华、路文昌。该师所属二四一团团长刘明山，政委李宗贵；二四三团团长李仲英，政委王国昌。二四一团下属四个营，一营营长王思温，营政委薛毓瑞；二营营长贺吉祥，营政委贺大增；三营营长姓李(名字记不清了，是高桂滋部起义的排长)，营政委薛翰臣；四营营长姓袁(名字记不清了)，营政委高维嵩。二四三团下属两个营，一营营长孟寅生，营政委记不清了；二营营长李学臣，营政委记不清了。八十一师实力二千五百余人，装备大部分是捷克式步、机枪。二四一团每连有六挺轻机枪，每挺轻机枪五百余发子弹，每支步枪五、六十发子弹。
此时，我中央红军正在向陕北转进途中。蒋介石堵截我长征红军的阴谋叠遭失败，为了作最后堵截，八月间调张学良的东北军进入陕甘，并加紧策划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我革命根据地四周，国民党的中央军、东北军和陕、甘、宁、晋、绥五省军阀的军队麇集。在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时，蒋介石又急令尾追红二十五军的东北军王以哲部六十七军四个师的兵力，开赴陕北。当我军在永坪会师时，王以哲部已进占洛川、富县、甘泉、延安之线，敌军部已驻进延安城。敌随时可能深入我革命根据地，进攻我红军，大战一触即发。
形势逼人，红军决定主动出击。红十五军团成立后只过了两三天，部队就隐蔽而迅速地经延安东南地区直插洛河川一带，我们开赴甘泉县西区关家沟一带待命。因为这个地区还是游击区，所以我们进驻后第一件事就是封锁消息，生人只准进不准出。第二件事是观察周围地形。洛河经过关家沟，由西向东，河宽一百米，水深三尺左右，有的地方一、二尺，可以涉渡，从我们这一方看去，河对岸是太和山，我团驻地(东面)背靠小山，山高二百米左右，山路是羊肠小道，翻过山就是延安通甘泉的大道。这附近有小村庄叫白马铺，白马铺东面有一条一米宽、一米深的小溪，流向由北向南，过小溪就是东山，满山灌木，杂草丛生；北面是延安，南面是甘泉。部队反复熟悉了这一带地形，并选定了出击路线。第三件事是擦拭武器弹药，准备干粮、饮水。第四件事是作好战前的政治动员，口号有“用打胜仗来庆贺十五军团的成立！”“打胜仗向红二十五军老大哥学习！”“打胜仗给陕北红军增光！”等。第五件事，是物色向导，组织担架，布置战场救护工作。
二十六日前后，军团长徐海东带领十余人到我团部驻地下达了作战任务：命令二四一团在关家沟背山隐蔽，待延安出来增援甘泉之敌人尖兵通过后，由白马铺向北冲上去，堵击敌人，不准其进入甘泉城。只要你团在正面坚持半小时。我军主力就会从两面山头和敌人背后发起总攻，来它个前堵后截、南北夹击，把敌人包围在不到十公里长的窄小的山沟里而聚歼之。徐军团长严肃地说：“如果敌人在你团正面突破，我们这次战役就要落空，那就要杀你们脑壳的。第一枪是发起总攻击的信号，要掌握好，不能过早暴露目标使其展开，也不能过迟，让敌人通过你团防线而进入甘泉。”他又告诉我们：这次战役是围城打援，你团南翼(右翼)是你师二四三团和游击队，他们正在围攻甘泉城。你团北翼(左翼)是二十六军老三团，截击敌人后路的是二十五军，不使敌人退回延安城。我们要消灭的敌人，是东北军的一一○师。最后，徐军团长问：“这是一场大仗，一场硬仗，你们有没有信心打好?”我和团长刘明山立即回答：“有!”这时想起了长期培养教育我们的志丹同志，为什么从永坪镇后再看不见了，这是什么原因?以后才知是不让他接近他的老部队！
十月一日，敌一一○师在侦察到我军在该地区有所活动的情况下，仍然继续前进。敌人错误地估计了我们的力量，认为红二十五军经过长途跋涉已经疲惫不堪；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不善于打阵地战。敌人虽然傲慢，但也有所戒备，他们以一个团为前卫，师司令部、直属队(有附属炮兵部队)和一个团的主力为本队，以一个营为后卫，大大咧咧地由北朝南走来。下午二时许，敌进入我团伏击圈内。我们把敌人的尖兵放了过去，已到了发起总攻击的时机。当我命令参谋齐渭川打第一枪时，齐渭川说：“第一枪是信号枪，打的迟早对全局胜败都有极大关系，我不敢打。”我立即夺过枪枝，鸣放了总攻击的信号，并和团长刘明山立即指挥部队发起猛攻，截断敌前进的正面，迅速由白马铺向北压去。
可是，由于延安到甘泉的道路很狭窄，敌人纵队拉得很长，在我正面攻击的过程中，敌人本队占领了东西两山，使我团陷入三面火力夹击之下，情况十分危急。我们立即命令贺吉祥、贺大增的二营攻占东山制高点，减轻我正面攻击部队的压力，保障我团正面攻击部队的右侧。
东北军一一○师有几千人，虽骤然被我军堵住，然而官兵久经战阵，素性骠悍，凭借武器装备好，火力强，为杀开一条血路，拚命向我团阵地突击。因此，战斗进行的非常残酷，激烈。瞬时，天昏地暗，根本分不清哪是枪声、炮声、机枪声，犹如十二级台风的呼啸声，密集的火力把川里的小麻子叶全部打光，好象下了一场冰雹。由于合围战斗进行的过程较长，我团受到巨大的压力，正在危急之时，贺晋年师长、张达志政委带领师部的警通连、侦察连奋力攻占我团左前侧的一个小山峁，始使我团减轻了压力。在战斗中，我团遭到很大伤亡，连长阎应娃冲在最前面而壮烈牺牲，二营政委薛翰臣和杨玉清、李四娃等四、五个连长也牺牲了。一营营长王思温、政治指导员马光厚等多人负伤。三连连长栾新春同志被敌人机枪打穿腹部，肠子流了出来，他用绑带扎紧伤口，继续带领部队冲锋。负伤同志大都是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仍坚持战斗。就这样，我团正面抗击不是坚持半个小时，而是坚持了整整三个小时的浴血奋战。干部战士死亡达一百○五人，伤二百余人，建制也被打乱，但英雄的红军战士始终没有退出阵地，用鲜血死死的堵住了敌人的通路，保证我军主力顺利合围。黄昏之前，终于把敌人从各个山头压到狭窄的山沟里全部歼灭了。这一仗直打得血流成河，尸积如山，消灭了敌何立中一一○师一个师部，两个团。战斗结束后，我们连夜打扫战场，把我军伤员和敌军伤员送到洛河川的下寺湾医院治疗。
劳山战役的胜利，是南北两路红军会师后谱写的一首响彻云霄的凯歌，是红十五军团全体官兵献给军团成立而用鲜血灌浇的胜利鲜花。
(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
劳山战役胜利后，甘泉之敌孤立无援，十分恐慌，这时强攻甘泉之敌是个极好的机会。但是，没有这样做，而是把部队撤回到劳山战役前的出发地集结，开始搞错误的肃反。
驻在洛河川王家坪的军团部召开连队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会议，会前未通知开会的内容，同志们有的猜是“庆祝胜利”，有的说“动员打甘泉城”，还有的说是要打西安等等，议论纷纭。会场设在王家坪的一个地主庭院里，到会人数大约二百余人。
会议开始时，由军团主要首长讲劳山战役的伟大胜利，说这是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的首战，首战告捷，用敌人沈阳造的武器弹药装备我军，特别还有二十余门火炮(主要是八二迫击炮，还有部分山炮)，为部队的战术技术提高提供了物质基础，以后，我们进攻城市，就有炮兵掩护了。首战告捷，我军打出了威风，大大提高了我军的士气，而敌人是沮丧的。这样，我们把甘泉的守敌孤立起来，就可以在甘泉以南广大地区和以西地区活动自如，寻找战机，再打胜仗，你们说好不好?！大家同声回答：“好！”这时，忽然话题一转并加重了语气说：“同志们，我们这次作战，有些部队打得不好，干部在作战时贪生怕死，畏缩不前，象二四一团三营营长就是这样。”听到这里，我感到头嗡的—下，十分意外，怕没有听清，就问周围的同志：“你们听见这是说哪个营长呢?”一连指导员贾俊儒同志说：“说咱们团的三营营长哩。”我这时感到非常气愤，强压下火气，继续听下文。突然听到说：“决定立即枪毙二四一团三营营长。”我实在忍不住了，就是豁出命来，也要把情况说清楚。我立即站起来高声喊道：“报告，我有意见。三营长是高桂滋部率领三、四十人起义到我军的，他作战勇敢，机动灵活，每次都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他能掌握各种轻武器，也有战术技术素养。对这样的同志，你们可能没弄清情况吧?……”话还没说完，一个操四川口音的同志(以后才知道是师政委赵凌波同志)向我厉声质问：“你是什么人，胆敢袒护临阵脱逃的怕死鬼?！”我高声回答：“我是二四一团政委李宗贵，我有责任介绍情况。”这时会场大哗，有一百多个拳头指向我：“你袒护包庇他，也应该枪毙！”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同志赶快把我拉得坐在一块石头上，我感到胸中大气很难平息。会议开不下去，就宣布散会，三营营长被留在军团部。虽未枪毙，却改做了地方工作。在回部队的路上，大部分同志垂头丧气，情绪低落，有的同志竟要求离开部队，到地方去工作。一连指导员贾俊儒同志就找我说：“李营长敢打敢冲，又懂军事，今天还要不明不白的枪毙，我是小店员出身，一切不如他，谁知道哪天就让人家枪毙呀！政委你干脆让我去做地方工作吧！”我对他说：“有什么怕的！共产党是讲道理的。今天他们不是决定了枪毙又没执行吗?不准再说这种丧气话来动摇军心！”我虽然这么给贾俊儒做工作，但自己的心情也并不平静，我弄不懂他们这是“肃”的什么“反”。
时隔不久(十月五日)，郭述申同志率领八十一师，由关家沟一带急行军赶到富县的阳泉原。部队一天没有吃饭休息，人困马乏，敌情不清，地形没有勘察，就命令攻打一个土围子。土围子周围是开阔地，庄稼已收割，没有隐蔽接敌的条件。在没有做任何战前准备的情况下，就命令二四三团攻击，经过反复较量，毫无进展，团长李仲英负伤，部队被敌人火力压了下来，伤亡很大。师部又命令我带二四一团上去占领阵地。这样的打法实在令人不解。但又一想，即使牺牲了，也要比“肃反”不明不白的被枪毙光荣得多。在这二、三百米的开阔地进攻，兵多展不开，兵少攻不下，我亲自带领一个警通连和第一营进攻，二、三营作为第二梯队。进攻中，在离敌人土围子不到五十米的地方，我头部负重伤而失去知觉，黄昏时才由警卫员白金富(即白峰同志)背下来。清醒过来后，才知道部队伤亡很大，已经撤出战斗。事后才知道，把二十七军八十一师拉到富县去打那个毫无准备，毫无把握的仗，是为了与二十六军拉开距离，以便对二十六军七十八师连以上干部进行“肃反”。很多同生死共患难过的老战友、好同志就在这次的所谓“肃反”中被逮捕，以至活埋。在对敌斗争的战场上，他们都是英雄好汉，没有想到，他们竟然屈死在“肃反”中，九泉之下，难以瞑目。从那时起，我们尊敬的刘志丹同志竟然也被关押。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就是用这样疯狂而又卑鄙的手段，对付革命的同志。
我头部负伤后，和师参谋长路文昌同志(也是在这次战斗中负伤)本该到后方医院养伤，但贺晋年师长、张达志政委不同意我们离开部队。理由是十分清楚的，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倒行逆施，搞错误的“肃反”，伤了红军指战员的心，部队思想混乱，军心涣散，战士自杀、逃跑事件不断发生，各级指挥员也是人人自危，这是红二十七军成立以来从所未有过的。为了部队建设，为了党的工作，我们留了下来。除了和同志们一起行军打仗外，还要到连队做安定军心、提高斗志的艰苦细致的政治工作。我的伤口长期得不到治疗，化脓恶化，但在这样关键时刻，我仍一直坚持着。
十月十日前后，军团部决定消灭榆林桥之敌。榆林桥位于甘泉县以南，富县以北，洛河以东。镇的东西两面是山，中间是洛河。河川宽有一百米左右。南北是川道地带。靠东山，有些小山角，居高临下，俯瞰榆林桥全镇。从这里攻击，目标易被敌火力杀伤。从西山攻击，因隔一道洛河，攻击时要涉水还得经一段开阔地带，也易被敌杀伤。只有北面可利用小山脚隐蔽接敌。
当时军团部决定以东山为主攻方面，由友军担任，西山由另一部友军担任钳制任务，把敌人的火力吸引到西面。我八十一师没有具体任务，相机攻击。拂晓时发起总攻。攻击先由东山发起，友军虽占领东山制高点，并可用火力射击榆林桥全镇之敌，但目标暴露，不易下山攻击，冲锋四、五次，被敌强大火力压了回去，伤亡很大。西山亦是同样情况，形成了对峙局面。九时许，敌人从西安方面派来三、四架飞机进行狂轰滥炸，榆林桥之敌又神气起来。对峙下去，情况对我不利。这时贺晋年同志与我商量，要我和团长(姓叶，是红二十五军派来的)带领一个连拿下榆林桥北城门楼，他担任掩护。我们同意了他的决定。贺晋年同志亲自拿起一挺轻机枪掩护我们，团长和我带一营一连(营长王思温、一连长路智川)，一个猛冲，就占领了城门楼阵地。部队立即进行白刃战，很快消灭敌一个加强连，俘虏敌人一百四十余人，缴获重机枪三挺，轻机枪九挺，步枪百余支，子弹五千余发，在敌防线上打进去一个楔子，突破了敌人的防守阵地。我团第二梯队陆续赶来，特别是贺吉祥营长贺大增营政委带领二营从公路上插过来，巩固了阵地。城门楼又是榆林桥镇制高点，此地一失，敌人就无险可守。正当我们战斗顺利发展时，叶团长和赵参谋蹲下，用望远镜观察榆林桥镇内敌人负隅顽抗的动态，被敌人从民房里射来的子弹同时击中二位同志头部要害处，当场光荣牺牲。当时，我极为沉痛，下决心报此深仇，以慰先烈之灵。顿时，一股杀敌之热血膨胀全身，就大喊一声“随我来”，带领部队冲到街上居民区，展开逐街、逐院、逐房的争夺战。这时候东山、西山友军也全部冲进榆林桥镇，彻底干净地消灭了敌人一个团部、四个营，缴获枪枝弹药和骡马甚多，还有一部完整的电台。七十五师活捉了敌团长高福源。高福源被俘后在我党政策感召下，在开展东北军统一战线的工作中，起过很重要的作用。
我师为了全局，为了减轻友军的伤亡，主动发起攻击，夺取了榆林桥制高点，为胜利立了功。在战斗中，我不顾身负重伤，带领部队冲锋，应该受到表扬。但恰恰相反，战斗结束后，师政委张达志同志被调离，调来了张明先(后在抗日战争时期叛变投敌)任师政委；师参谋长任浪华同志在“肃反”开始后即被抓走，惨遭杀害。我也由二四一团调出，担任师党务书记，还给我派来两个同志“协助”。这两个同志整天跟着我，形影不离。有一次，我们驻在甘泉县以南的窑店子村，晚上我要解手，刚出门，那两个同志也紧跟上来，我笑着对他们说：“此地豹子很多，要吃人的。”两位同志说：“你为什么不怕?”我说：“我生在山里，长在山里，打游击钻梢山是家常便饭。豹子一见我们这样的人就跑了。”接着我问他们：“你们究竟是来干什么的？”“是来监视你的，怕你跑掉。”我笑了笑，说：“为什么要跑?我连死都不怕，还能有什么比死更厉害的东西逼我跑呢?你们还是放心，好好休息吧。”革命的同志，总是亲如手足，虽然他们被派来监视我，但我们在共同相处中，开诚相见，互相交心，他们对错误的“肃反”已有察觉。从此，我们三人把精力放到工作上，而不是互相戒备上了。
就这样，在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下，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中许多指战员被活埋，被关押，被调离指挥岗位，莫须有的诬陷，不问青红皂白的抓人杀人，使红军内部出现严重危机，军心浮动，群情悲愤。有些党政地方干部的被关押，使政局动荡，民心惶惶，一个好好端端的，在艰险苦难斗争中创立和巩固起来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却在红军打胜仗的情况下，仅短短的一、二周内，竟陷入严重危机之中。有的人动摇了，有的人变节了，还有的人叛变了，使有些边沿苏区又变成了白区。错误路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在革命队伍中造成的混乱，后果是这么严重，这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情况。
(三)党中央、毛主席到达陕北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党中央、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边吴起镇(现改为吴旗县)。
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国民党东北军骑兵三师和六师的四个骑兵团，在白凤翔指挥下尾追而来，毛主席决定把敌人诱到吴起镇，割掉这个长征途中的“尾巴”。第二天，毛主席又向部队作了战斗动员，并亲自指挥了这次战斗，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一举歼灭敌人一个团，击溃三个团，俘敌六、七百人，缴获战马一千多匹和大量枪枝弹药，痛痛快快地割掉了这个“尾巴”。
党中央、毛主席到达陕北的喜讯迅速传遍了全苏区，苏区沸腾了。人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唱着信天游，跳着秧歌舞，提着盛满了大红枣和油馍馍的花篮儿，抬着猪羊，盛情迎接党中央，迎接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迎接中央红军。
一年多的长途跋涉，风餐露宿，行军打仗，中央红军的同志们历尽千辛万苦。他们到陕北时，已是隆冬，可是大部分同志还穿着单衣，有的光着头、赤着足，有的戴着缴获敌人的钢盔，这是在人们手碰到金属就会被粘下皮来的寒冬啊！边区人民看到他们那瘦弱的但又是钢筋铁骨般的身体，无不感动和钦佩。整个苏区立即行动起来，为中央红军赶制冬衣。苏区没有棉花，就用羊毛、羊绒、驼毛代替，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他们的冬衣。
陕北人民和西北红军用实际行动，充分表达了对党中央、毛主席的衷心爱戴，充分表达了对中央红军深厚的阶级感情，同时也凝结着苏区人民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殷切希望：拯救陕北的党组织，拯救刘志丹同志。
(四)直罗镇战役和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吴起镇战斗后，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沿洛河川南下，到达甘泉县下寺湾。十一月，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亲自部署和指挥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
当时，国民党以六个师的兵力，分两路向陕甘根据地南线进犯，东面一个师沿洛川、富县大道北上，西面五个师即东北军五十七军的一○九、一一一、一○八师和一二○、一○六师，从甘肃庆阳、合水一带沿葫芦河东犯，妄图在富县地区夹击我军。
毛主席正确地分析了敌我形势，决定在富县西南的直罗镇，给敌人布下“口袋阵”。
十一月下旬的一天，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德怀司令员在下寺湾召集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布置直罗镇战役。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第一次亲聆毛主席教诲。我凝神注视着毛主席那高大魁梧的身躯，久久地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长期的行军作战，使伟大领袖的身体显得比较消瘦，但他的眼睛却炯炯有神，说话时声音洪亮，不停的打着手势。
虽然是初次见面，我们丝毫不感到陌生。因为在过去那些年代里，刘志丹同志经常向我们谈论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介绍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事迹，讲述中央革命根据地与中央红军的发展情况。所以，毛主席的崇高形象，早就深深地刻印在我们心中。今天见到毛主席，就象见到了久已思慕的亲人，感到分外亲切。
毛主席详尽地分析了敌人的态势，我们的打法，向各个部队下达了作战任务。说完以后，他援引《水浒》中武松在柴进的柴家庄打王教头的典故，风趣地说：武松打王教头，不是先冲过去，而是后退两步，这就是为了避其锋芒，攥紧拳头，发现弱点，一下子击中要害。直罗战役的部署，正是这个道理。我们利用有利于我们的地形，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和消灭敌人的主力。毛主席的讲话，通俗易懂，寥寥数语，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军事战略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到会的同志都听得津津有味，目不转睛，会场上不时地响起会心的笑声，气氛十分活跃。我深深感到，胜利稳操在毛主席的手中，稳操在我们红军指战员的手中。振奋、激动、喜悦，当时的心情，实在难以用语言表达。接着，周副主席讲了话，他神采奕奕，非常潇洒，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周副主席说：按照毛主席的部署去做，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会场气氛到了高峰。最后，彭司令员严肃地向各参战部队提出要求：抓战机要准，打击敌人要狠，要打出我们工农红军的威风，坚决歼灭敌人。
会后，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司令员亲自带领我们察看了直罗镇的地形。直罗镇当时是个只有三十余户人家的小镇子，三面环山，一条由西到东的大道穿镇而过。镇东边有座古老的寨子，里面房屋倒塌，但石头砌成的寨墙仍大部分完好。镇北面有一条小河。毛主席用望远镜仔细地察看了镇子周围的山山岭岭，若有所思地微笑着对我们说：“嗯，这是个打伏击战，歼灭敌人的好地方呵”。毛主席还给每一个部队指点了埋伏地点，和敌人进入我伏击圈后，我军出击的路线。
按照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彭司令员的布署，红一、三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主力，立即在直罗镇一带集结待命，进行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我们都深入到连队，作战前动员。干部战士情绪高昂，斗志旺盛。大家都说，有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彭司令员的指挥，有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的紧密团结，有边区人民的支援，又有这样有利的地形，这一仗一定能够打好；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作胜利会师的见面礼。十五军团的指战员，更是群情沸腾：“在战斗中向中央红军学习！”“以战斗胜利欢迎毛主席！”人人摩拳擦掌，准备战斗！
十一月二十日前后，果然不出毛主席所料，敌东北军一○九师师长牛元峰带着一个师部和三个团在六架飞机掩护下，窜到直罗镇来了。同志们在掩体下互相低语：“嘿嘿，敌人再狡猾，哪能逃过毛主席的正确判断，这一个野牛的鼻子叫咱牵住咧！”
当天晚上，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下达了作战命令。第二天拂晓，随着冲锋号音，阵地上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喊杀声响成一片。中央红军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占领了直罗镇周围的山岭，把敌人夹击在两山之间的一条小川里。经过不到两小时的激战，攻下了敌师部所在地的直罗镇，大部敌人就歼。敌师长牛元峰带着一个营逃到镇东那个小寨子里，妄图负隅顽抗。这时，传来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指示：留小部队围攻寨子，主力红军急行军追击黑水寺敌人。在追击战中，敌董英斌的一○六师被击溃，一个团被消灭。晚上，牛元峰率残部企图突围，结果大部被我俘虏。至此，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敌一○八师、一一一师闻讯之后迅速逃入甘肃境内；东路侵入羊圈原的一一七师也退出富县，龟缩到洛川境内。就这样，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宁边区的第三次“围剿”。毛主席说：直罗镇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五)王明路线被纠正和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
毛主席、周副主席到达陕北，得知王明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在陕北乱搞“肃反”，西北红军领导人刘志丹等一大批干部被关押，有的已被杀害的严重情况后，马上下达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出得力干部立即去瓦窑堡办理此事。消息传开，边区广大军民无不高兴，笼罩在人们心头的乌云顿开，我们深深感到在党中央、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工作战斗的无比幸福！
在直罗镇战役之后，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到了瓦窑堡，过了几天，就下令释放了刘志丹等同志，毛主席严厉地批判了王明路线在陕甘边区的执行者的严重错误，一针见血的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完全是莫须有的诬陷。我们听说刘志丹同志出狱时，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还亲自派人迎接他，并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并要刘志丹同志搬到中央军委的院子里住，先休息，等身体恢复后再工作。毛主席接见刘志丹同志后不久，就任命他为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红二十八军军长。
由于毛主席及时纠正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保护了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党的好干部，使陕甘苏区内部出现了空前团结的崭新局面，真是大快人心。当时，我们这些久和刘志丹一起战斗的同志都感动得热泪横流，有的彻夜不眠，深深感到，多亏毛主席挽救，我们党和红军才有今天，陕甘宁边区才有今天，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
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又纠正了王明错误路线的危害，陕甘根据地大大巩固了。陕北从此成为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成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革命形势迅速发展，陕甘宁边区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将为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而斗争。
(沈传忠整理 一九七九年十月)
《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