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华起义
王云
渭华起义发生在陕西东部，以华县高塘镇为中心的渭华原上。这次起义是在党的“八·七”会议的号召下，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由党所掌握的一部分地方武装和一部分军队——许权中旅，并和当地农民群众相结合举行的。起义从一九二八年四月开始，到六月中旬失败，为时约两个月左右，是当时陕西地区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起义，也是全国比较大的一次起义。这次起义高举工农武装革命的红旗，同跟着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冯玉祥军阀势力和地主豪绅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激烈的斗争，给了地方反动势力一个有力的打击。渭华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为陕西人民在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历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当时的政治形势
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正当北伐战争胜利前进的紧要关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集团叛变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大屠杀，背信弃义地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突然袭击，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国。蒋介石反动派在国内依靠封建买办势力，在国外依靠帝国主义，用极端残酷毒辣的手段镇压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使革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针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进攻，中国共产党召集了“八·七”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各地发动群众举行农民暴动和武装起义。在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各地先后举行了多次武装起义，其中规模大、影响深的有“八一”南昌起义，湖南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这些起义给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暴行以英勇的回击。
在陕西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一九二六年秋冬之交国民联军打败了盘踞陕西、围攻西安的直系军阀刘镇华后，陕西的革命运动在我党领导和影响下，迅猛地发展起来。一九二七年六月冯玉祥进军河南，先后在郑州、徐州同汪精卫、蒋介石密谋反共，叛变革命。于是陕西地区风云突变，冯玉祥的部下宋哲元，大肆搜捕共产党人，解散农民协会和工会等革命群众组织，建立了属于蒋介石国民党中央的反动政权。在反动政权支持下，曾经在大革命时期被打击的地主豪绅、官僚政客又东山再起，猖狂地向革命群众反攻倒算。黑暗代替了光明，党的组织和革命活动完全转入秘密状态。
时局的突然变化，在党内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乱。我们的党毕竟还是幼年时期的党，陕西地方党组织更是这样，建党时间不长，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还很不充分。有些人经不起考验，如鲁迅所说，退伍者有之，落荒者有之，颓唐者有之，叛变者有之。但是多数党、团员还是要继续革命的。他们对蒋介石、冯玉祥的叛变非常仇恨，但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还缺少分析，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还缺乏认识，对革命前进的道路有些茫然，弄不太清楚。“八·七”会议传达到陕西以后，在党内开展了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撤销了忠实执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省委书记耿炳光。通过这场斗争，使大家认识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危害，也开始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解决了革命的出路问题。那时，党员们由于对反动派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痛恨，革命热情很高，组织性、纪律性很强，党叫到那里就到那里，不畏艰险，不讲价钱，不怕牺牲。但是，就在这种革命热情之中，却蕴藏着一种“左”倾情绪，这就是后来出现的“左”倾错误的思想基础，它在武装起义中时有表现。这种情绪对幼年时期的党来说，是难免的，反映了党在政治上、思想上还不够成熟。
那时冯玉祥虽然跟随蒋介石叛变革命，但是冯部(宋哲元)在陕西的统治，并不是铁板一块，除了冯军之外，在陕西各地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地方军阀，如盘踞商雒(即商洛)一带的陕军李虎臣，盘踞陕北的井岳秀，陕南的吴新田，西府的党拐子，东府的麻老九(麻振武)等等，他们之间充满着矛盾，摩擦不断，甚至演成区域性的战争。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利用矛盾，进行革命活动。另外，虽然许多地方，由于敌人残酷镇压，革命力量受到了挫折，但有些地区革命的条件仍然相当好，党还掌握着一部分武装力量，革命斗争在这些地区还继续进行着。所以省委决定，首先在革命影响较深，群众基础较好的渭华地区举行起义。
渭华起义的准备
陕西省委为什么决定在渭华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呢?因为：1.渭华两县位于陕西东部，北跨渭水，南接秦岭，坡原起伏，沟壑纵横，粮产比较丰富。它又处交通要道，所谓“三秦要道，八省通衢”，东可以下潼关，西可以通长安，战略地位重要，素为兵家必争之地。2.在陕西，这个地区是传布马列主义，建立党、团组织，开展革命活动最早的地区。大革命时期，渭南和华县党团组织和农民协会有很大发展，党团员发展到一千多人，党团影响很大。它当时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党部、农民协会及整个教育界。渭南县赤水职业小学，渭南县东关小学，渭阳中学，渭南县中，华县咸林中学，县立一高小学，高塘小学，孤堆小学，都是党团活动的据点，校长和教员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学生中也有不少党团员。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力量虽然受打击，但这个地区的党团组织没有遭到大的破坏，基本上是健全的。特别是渭华原上，革命条件更好，农村中农民党员较多，群众基础好。3.高塘原上更是不同，党团县委都在原上，不但党团力量强，而且还掌握着高塘民团一部分武装，有枪二、三十支。所以当时外地同志一到渭华原上，就感到政治空气显然不同，好象到了另一个天地。由此可见，陕西省委把武装起义的中心地点选在渭华原上，决不是偶然的，不是任意决定的。
为了在渭华准备起义，陕西省委在一九二七年冬选派了不少干部来到渭华，如肖明、何寓础、杨崇屿等到渭南，王林、乔国桢、张子文、王之鼎等到华县，充实和加强了渭华党团组织的骨干力量。在省委领导下，一九二七年冬天，渭南和华县党团组织的中心工作就是准备起义。两县县委共同和分别召开了多次会议，讨论了如何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渭华起义的规划，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准备工作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
(一)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两个县委根据中央和省委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关于整顿党组织的决定和要求，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整顿和改组了各级党组织。在组织整顿中，首先是检查和批判了过去领导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解决领导思想与方针路线问题；其次是严密组织纪律，使党组织能够适应秘密环境和战斗状态；再次是改变党员和领导的成份和质量，淘汰动摇和不忠实、不坚决斗争的分子，大量吸收和提拔贫苦农民出身的坚定勇敢的积极分子，并在所有党团员中进行了政治思想、积极斗争、遵守纪律和保守秘密的教育工作。在整顿和改组中，虽然犯有唯成份论的缺点，但经过整顿，党的组织纯洁了，并且有所发展，大大地提高了党团组织的战斗力，加强了党的领导。
(二)恢复群众组织，开展群众斗争。从一九二七年年底起，渭华两县党组织即在青年学生和农民群众中，进行反对国民党叛变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宣传活动，动员农民起来恢复农民协会，反对土豪劣绅，进行抗粮、抗捐、抗税、抗租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影响和震动最大的是一九二八年二月渭南“二·二九”宣化事件。当时，以刘铭初为首的渭南县的反动豪绅，乘大革命失败之机，向我党进行凶恶的进攻。他们操纵渭南乐育小学，同反动校长田宝丰相互勾结，把我党党员赶出乐育小学，继而又纠合反动分子，捣毁我党的活动据点宣化小学(内设党的区委)。反动分子的进攻激起了全体师生和当地农民的极大愤慨，坚决要求对敌人进行斗争。渭南县委为了保护党的组织不被破坏，并为了进一步开展群众斗争，决定对刘铭初之流坚决回击。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在党的领导下，渭南县中和东关小学的学生及一部分农民，去支援宣化小学师生的斗争。在群众情绪激愤的情况下，打死了豪绅刘铭初，打伤了反动校长田宝丰，狠狠地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但是这场斗争也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某些困难，使革命受到一定的损失。因为这一行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对我们进行了疯狂的反扑：封闭了渭南县中、渭南东关小学等党团活动的据点；在渭华一些学校先后捕去党团员和革命群众四十多人，有些人后来被敌人杀害了；接着，敌人又在一个晚上，突然袭击，收缴了党所掌握的高塘自卫团的武装，又从高塘、孤堆两个小学捕了七、八个同志。在这种情况下，渭南县委转移到东原农村，党团工作都转入地下，继续为武装起义进行准备。
(三)建立地方革命武装。宣化事件后，敌我斗争逐步激化。根据省委指示，渭、华县委着手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开始组织的少量武装，新式武器很少，人员也没有经过军事训练。因此，县委决定派了二十多个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由当地农民领袖薛子爽同志带领，秘密到雒南(即洛南)三要司许权中旅(党领导的部队)中学习军事技术。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于三月间带着武器回到渭华。这支革命的武装回来以后，先是在晚上领些农民进行游击活动(打土豪)，后来在白天也活动；先是在原上活动，后来也在原下活动。这支武装力量，不时地出没于渭华各地，有力地支持了农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使土豪劣绅们心惊胆战。虽然这只是一支不甚强大的非正规武装，但是它在渭华起义中却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它在发动群众对敌斗争，摧毁地方反动武装，配合正规军反击敌人军事进攻等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
一九二八年三月，陕西省委为了加强对渭华起义的领导，决定成立省委代表机关——陕东特委，派刘继曾、李昌英(大章)、彭明(肖明)、王林、徐振化为委员，刘继曾任书记。陕东特委成立后，在渭南崇凝镇附近召开临、渭、二华(华阴、华县)县委领导人会议，讨论了省委关于起义的指示和当时的形势，拟订了一个“准备暴动的计划”。这个计划指出：“反动势力实不稳固，而潜伏待发的群众斗争一触即发，只要我们加紧工作，努力成熟主观条件，敢想将来，陕东大暴动必然爆发”。计划要求，在各项准备成熟的基础上，四月底尽可能地成立苏维埃或农协，把苏维埃作为号召组织群众和指导斗争的机关，在暴动胜利的地区，苏维埃即成为政权机关。特委特别说明，这个计划是“准备暴动的计划”，是“要在最短时间内完全实现的”。
在这些准备工作的基础上，有名的渭华起义就在一九二八年四月中旬全面爆发了。
起义的经过
一九二八年四月中旬，党所创建的地方武装力量更加壮大了，人数将近百人，枪有五、六十支。陕东特委决定对这支武装进行整顿和编制，成立陕东赤卫队，并派李大德同志来加强领导。四月中旬的一天，在渭南县城以南的湭河川望岗岭上，举行了命名与授旗典礼大会，陕东特委的代表把一面镰刀斧头红旗授与赤卫队，宣布陕东赤卫队正式成立。陕东赤卫队编制为一个大队，共产党员李大德、薛子爽任正副大队长，下编四个中队，张绪昌、徐汉儒等任中队长。另编一个大刀队，由青少年组成，潘树藩任队长。赤卫队里成立了党支部，冯养浩为支部书记。
陕东赤卫队的成立，实际上是渭华原上八万农民群众举起了革命红旗，公开地向渭华地区的反动势力，向国民党反动派，表示了坚决的决裂和英勇的宣战。
赤卫队的两个大队长，都是英勇善战的指挥员，也是冲锋陷阵的战斗员。特别是农民出身的薛子爽同志，他一心一意投身革命，斗争非常坚决勇敢，在当地农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如有情况，他一号召，就可以迅速地集合群众参加战斗。
陕东赤卫队成立不久，即由望岗岭移驻塔山(渭南东原南山上)，并在山上山下修筑了工事，建立了小型修械所，准备对付敌人的进攻。这支武装同当地农民群众密切联系，有力地支持了农民群众的斗争，严重地打击了地方反动势力，在渭华两原形成了武装割据的局面。
一九二八年四月，为了壮大渭华起义的力量，发展起义的成果，根据省委指示，刘志丹(景桂)、唐澍同志率许权中旅开赴华县高塘镇。
许权中旅原属驻陕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的直属部队，史可轩任保卫部部长兼任中山军事政治学校的校长，许权中任该校总队长。一九二七年六月冯蒋合流以后，冯玉祥为消灭异己，派他的部属宋哲元主持陕政，命陕军离开陕境，命保卫部移驻洛阳。在省委指示下，史、许所部拒绝东移，遂即由草滩过河，转移到临潼、渭南等地。史可轩在转移途中为地方军阀杀害，这支部队由许权中率领，归属于南路军(陕军)副司令李虎臣部下，编为混成旅，许权中任旅长。先后移驻于蓝田、雒南境内的许家庙、黄村、三要司一带。
一九二八年春，省委派刘志丹、唐澍、廉益民、吴浩然、谢子长等同志陆续到雒南，充实许权中部队的骨干力量。刘志丹任旅党委书记，唐澍任旅参谋长。
一九二八年四月，李虎臣和冯部宋哲元在潼关发生战争，许权中旅奉命开到潼关原上，同冯军作战。四月下旬，省委指示，不能参加军阀混战，要部队离开潼关，开往高塘，参加渭华起义。旅党委经过讨论，命令部队连夜急行军，于第二天上午到达华县瓜坡镇。华县党组织和高塘地区群众热烈欢迎这支人民武装的到来。群众敲锣打鼓，表现了对党所领导的这个部队的热爱。当天在高塘街召开欢迎大会，华县县委代表致欢迎词，军队代表刘志丹讲了话，都表示要团结一致，决心把渭华起义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接着，按省委指示，召开军事扩大会议，讨论了部队名称、编制和人员配备等问题。会议决定，部队名称定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成立军事委员会，主席为刘志丹；设立总司令部，总司令唐澍，政委刘继曾，参谋主任王太吉，军党委书记高克林，政治部主任廉益民，副主任吴浩然，经济委员会主任杨晓初，卫生部主任刘运堂，司令部赤卫队队长张汉泉。全军共有五、六百支枪，编了四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赵雅生，驻涧峪口一带；第二大队队长武培谋，第三大队队长谢子长，驻高塘街周围；第四大队队长雷天祥，驻箭峪口一带。另设一个骑兵分队，分队长许权中。
四月二十七日，在高塘街举行了盛大的军民联欢会，参加大会的有高塘地区的农民群众，有军队和陕东赤卫队，有各学校的学生。大会宣布正式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打起了武装起义的红旗。刘志丹、唐澍等同志在大会上讲话，动员农民群众起来，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为改变自己被剥削被压迫的贫苦地位而斗争；动员军队支持群众斗争，军民团结大干革命，努力使武装起义取得胜利。这次大会是一个军民团结的大会，也是一个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誓师大会。
西北工农革命军正式宣告成立后，即以总司令部的名义颁发布告，号召劳动人民团结起来，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自己当家作主，建立苏维埃政权。
从此，西北工农革命军帮助农民群众进一步开展了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进一步推动了渭华起义的发展，把武装起义推到了高潮。
群众斗争的发展，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在军民合作进行斗争的条件下，特委决定以分配土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为目标，广泛深入地发展群众运动。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在渭南东原崇凝镇举行了千人大会，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痛斥了国民党军阀和冯玉祥的反动统治，控诉了土豪劣绅压榨劳动人民的罪行，提出“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大家吃，大家干，大家的事情大家办”等口号，大会宣布成立陕西地区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崇凝区苏维埃。崇凝区苏维埃由主席和六个委员组成，下设四个委员会，即人民委员会、土地分配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粮食分配委员会。随后，在渭华交界的赤水镇，渭南西原的阳郭镇，三张村，华县的高塘镇，广大农民和市民都举行了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会，并计划在条件成熟的地区成立苏维埃政权。西北工农革命军和陕东赤卫队也分别参加了各地的群众大会，全力支持群众的革命斗争。整个五月间，渭华两原以及原下部分地区，到处燃烧着斗争的烈火，群众的革命热情不断高涨。群众起来之后，烧毁了一些地主豪绅剥削农民的文约、地契，没收和分配了他们的粮食、财物和农具，同时打击了一些反动民团(当时叫做“踏团”)，惩治了一些民愤大的豪绅、官吏、反动分子和坏分子，还烧了一些反动豪绅的房子。在起义群众和人民武装的铁拳下，反动派人人丧胆，地主豪绅威风扫地，纷纷外逃，大的逃往西安，中小的逃往渭华县城或赤水镇。伪政府的官吏、差人，谁也不敢再上渭华原。
当时省委和特委一再号召建立苏维埃政权，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这些号召虽然在发动群众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实现。个别地方虽然建立了苏维埃，但组织不健全，也没有真正行使职权；分配土地就根本没有进行。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这是个新问题，我们过去根本没有搞过，大家对这个问题还认识得不很明确，加之渭华原上自耕农居多，对土地要求不那么迫切，在没有造成稳定的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有些农民还不敢要地主的土地。另一方面，起义全面爆发后，敌人很快对我们发动了武装进攻，我们的主要力量都集中到军事上去了，在时间上和力量上都还来不及深入地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渭华起义对敌人震动很大，对他们在陕西的统治极为不利。渭华处于陕西通往河南的交通要道上，直接威胁冯军的运输线，影响他们在河南的地位。因此，敌人力图用军事进攻来扑灭渭华起义。从五月上旬到六月上旬，敌人先后发动了三次大的进攻。
第一次进攻约在五月上旬。渭南县伪保安团，由渭南县城东南方向的龙尾坡向东原进犯，企图经崇凝镇攻占塔山。在塔山脚下和我陕东赤卫队发生激战。我高塘驻军谢子长部得讯后，急往增援，两面夹攻。我军战士个个争先，猛冲猛打，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仓惶逃去。此役敌人伤亡较大，我军仅有个别战士伤亡。
第二次进攻发生在五月中旬的一天。当时，我工农革命军第二大队队长武培谋率领百余人，前往赤水沿公路一带进行游击活动，第三大队队长谢子长率领一部分战士到瓜坡、阎岩一带执行任务，高塘我军力量比较空虚。当天晚上，敌田金凯骑兵师(实为一个旅)由华县出发，经瓜坡、大明寺，直驱高塘镇。由于我军对敌情掌握不够，防范疏忽，致使敌军一直冲到我军司令部附近，才被哨兵发觉。赤卫队队长张汉泉同志随即率三十多人和敌人展开激战。张汉泉同志受伤后，唐澍、王太吉同志指挥赤卫队继续抗击。驻高塘附近之我军一部闻讯赶来，两面夹攻，始将敌人击退。当敌军撤到瓜坡时，适逢谢子长、高克林同志率部归来，中途偶然遭遇，敌人以为中伏，惊慌失措，狼狈逃窜。
第三次进攻是在六月十九日(农历五月初二)。敌宋哲元驱使魏凤楼、田金凯、孙连仲三个师，并以地方伪团队李振山、王佐等部为前驱，分三路向我大举进攻。东路，一个师，从华县出发，经瓜坡向高塘进攻。中路，一个师，从赤水出发，分两股向高塘进攻。一股从赤水东川上来，向我司令部前沿阵地攻击。我军两个大队在刘志丹、唐澍同志指挥下，与敌激战多半天，终因众寡悬殊，掩护司令部退到牛峪口。敌之另一股从赤水西川上来，向高塘西边的魏家原进攻。防守在这里的我军一个中队英勇反击，反复冲杀，打退了敌人一个团在大炮掩护下的多次进攻。敌军在正面受阻后，又分兵从侧面围攻，战斗非常激烈。在情况十分紧急时，薛子爽同志带领农民数百人，从敌军背后袭击，才使我军阵地转危为安。但因敌我力量悬殊太大，我军最后也随高塘主力撤进峪口。在西路，敌人从渭南出发，经崇凝向塔山进攻，我陕东赤卫队与敌激战。敌军用迫击炮向塔山下面的半截山疯狂轰击，烧掉了赤卫队营房，赤卫队被迫退进南山。当天晚上，我军夜袭高塘，但未奏效。
第二天上午，敌人分途向我驻地涧峪口、牛峪口、箭峪口发动全面进攻，企图一举消灭我西北工农革命军和陕东赤卫队。我军虽然进行了英勇阻击，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疯狂进攻，但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在当天晚上退出渭华地区，进入南山。在这次战役中，有不少同志壮烈牺牲了，廉益民、吴浩然同志战死在牛峪口阵地，李大德同志在塔山阵亡，薛子爽同志在箭峪口西边一个山沟里光荣牺牲。这些同志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
六月二十二日(农历五月五日)，我军翻越秦岭，进驻雒南县两岔河、保安一带。但在我军立足未稳之时，陕军李虎臣就以五旅之众向我进攻，唐澍、赵雅生等同志壮烈牺牲，我军被迫转向蓝田山区。七月初，在蓝田张家坪，刘志丹、刘继曾同志主持召开军事会议，总结了渭华起义失败的原因，并决定一部分同志离开部队，分头进行活动；部队由许权中带领，脱离陕境，向河南确山地区进行活动。
渭华起义失败后，敌人实行了最野蛮的白色恐怖政策，特别是那些卷土重来的地主豪绅，十分凶残。他们多半都带着“清乡团”，杀害了许多农民和共产党员，使整个地区成为暗无天日的世界。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也由于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准备不够，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组织全部解体，革命被暂时镇压下去了。
起义失败的原因及经验教训
渭华起义失败的原因有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在客观方面，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不论是人力、物力或装备，都占压倒的优势。但是为了总结经验，我们研究渭华起义失败的原因应该着重从主观方面来分析。在主观方面，主要原因是在政治指导上和军事指挥上，存在着严重的“左”倾盲动错误，主要表现在：
(一)在政治上，不能正确地分析形势，因而也就不能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如说“帝国主义总危机要爆发了”、“反动势力实不稳固”，“冯玉祥就要垮了”，“潜伏待发的群众斗争一触即发”等等，常常是主观地、片面地、盲目乐观地估计形势。因而采取了一些过“左”的政策和策略。如对地主富农不加区别，统称为“财东”“豪绅”，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一律打击，以至肉体消灭，发生了一些不适当的烧杀现象。对敌人不懂得利用矛盾，分化瓦解，争取同盟军，大有打倒一切之势。如在陕军李虎臣反对宋哲元的战争中，我们没有利用这个矛盾，认为他们都是反动军阀，不加区别，一律反对，结果树敌过多，孤立了自己。在军事上，使自己处于北有冯军南有陕军的两面夹击之中。在群众工作上，由于没有来得及解决土地问题，没有健全的人民政权机构，发动群众还很不充分，很不深入。军队指挥一切，也给许多人以局势不稳的感觉，影响了群众积极性的发挥。加之其他一些“左”倾盲动的错误，也吓退了一些能够参加革命的群众，使一些应该争取和能够争取的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同我们一起进行斗争。
(二)在军事上，没有全面贯彻“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原则，而是战略上战术上一概藐视敌人。不是战略上以少胜多，战术上以多胜少，而是战略上战术上都是以少对多。不是战略上的内线作战，力争战术上的外线作战，而是战术上也总是内线作战。不是采取以人民游击战为主，以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辅的战争形式，而是采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硬对硬，拚消耗的阵地战的形式；不但正规军打硬战，就连游击队也是打硬战。这样，就不能利用敌之所短，发挥己之所长，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反而发挥了敌之所长，暴露了己之所短，常常陷于被动挨打的态势，违反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作战原则。同时，侦察工作很差，不能掌握敌情，有几次都是敌人打到家门口，我们才仓促应战，一开始就陷入被动局面。在军事指挥上没有经验，不懂游击战术，是起义遭到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总之，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加上我们战略战术指导上的错误，就造成了起义失败的必然之势。
(三)在地区选择上，渭华原上虽有许多有利条件，但也有不利因素。一是地处交通要道，是敌人统治的要害地区，如果这里爆发起义，敌人必然要拚命扫除。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这样的地区于我不利。二是地区狭小，没有广阔的回旋余地。三是南靠秦岭，但在秦岭山区人烟稀少，物资缺乏，不是长久创业之地。这种地区上的不利因素，也不是绝对无法克服的，不能说是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但由于主观指导上的失误，地区的不利因素也就发生了作用。历史已经证明，在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革命武装只有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广大偏僻的农村和山区，才能发展壮大，逐步取得胜利。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发现的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
渭华起义所以失败，也有其历史的原因。当时，我们的党还处在幼年时期，陕西地区党组织更是如此。我们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又缺乏实践斗争的经验，既缺乏指导战争的经验，也缺乏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在思想上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所以在起义中发生那样一些错误和缺点是不可避免的。正因为有这些缺点和错误，虽然在起义中，大家勇气百倍，顽强战斗，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视死如归，但却未能给以正确的引导和运用，使它全部成为克敌制胜的强大威力。在这里，领导机关的路线、政策和策略的正确与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那么，渭华起义是不是一个历史的错误呢?是不是原来就不应该举行呢？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横行的时候，对待历史的虚无主义的态度也猖獗一时。例如对于渭华起义就是这样，给戴上“左”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全盘否定。历史已经证明，在当时的中国，革命只能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渭华起义所走的道路无疑是应该肯定的。至于指导起义的经验问题，也必须从实践的观点来认识来总结。经验不能坐等，任何革命经验都来源于实践，都只能在不断地斗争中取得，不能说等有了经验再举行起义。毛泽东同志在江西成功地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全国革命树立了榜样，指明了方向，但是，这种成功，也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总结了许多次实践斗争的经验而取得的。后来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在陕北也成功地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不能说渭华起义、清涧起义，以及其他成功的或失败的起义，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毫无关系。就全国来说，如果没有历史上的无数次的武装起义(包括成功的和失败的)，难道能有新中国吗?因此，在研究渭华起义的经验教训的时候，采取一概否定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渭华起义是不是单纯军事行动？渭华起义是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同当地农民群众斗争结合起来进行的，是一次群众性的武装起义。虽然由于时间短促，敌人进攻频繁，起义的主要力量用于军事斗争，没有来得及搞政权建设，也没有什么经济设施，群众的发动也不够充分和深入，但它和当地农民运动有密切联系，而且在起义开始阶段，主要是由地方党组织领导农民群众发起和进行的。因此，不能把这次起义看做单纯的军事行动。
渭华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1.起义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和惨无人道的狰狞面目，打击了敌人的反革命气焰，扩大和加深了我们党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2.在渭华地区撒下了革命的种子，为我们党后来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3.为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在陕北开展武装斗争，创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非常有用的经验。而陕北革命根据地，后来就成了党中央所在地，成为全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4.这次起义的实践从另一方面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立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和一整套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这对提高陕西党组织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继续开展革命斗争是大有裨益的。渭华起义，无疑地应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占有它应有的地位。
一九七九年七月
(王云同志原名王之鼎，是渭华起义的参加者，当时任华县团县委书记)
《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