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七军八十一师在东征、西征中
李赤然
一、渡河东征，开辟抗日路线；
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
回师陕北，迎接新的战斗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定东征。不久，党中央通过了毛泽东同志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了红军东征的三个战略方针：第一，把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第二，把扩大红军和对日作战结合起来；第三，决定会合到陕北的工农红军应该把位置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根据地两个任务上面。红军具体行动是发展革命根据地，主要方向是黄河以东的山西和绥远等省。这样，就决定了红军东征的战略任务。
(一)红八十一师撤围甘泉，待命东征
这时，红二十七军八十一师正担负着围攻甘泉城的任务，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在直罗镇战役前，我师直属队和一、三团就进入阵地，配合直罗镇战役，牵制敌人。该战役取得胜利后，我部由彭德怀司令员亲自指挥攻城，准备在甘泉城西北角的制高点爆破攻城。部队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冰天雪地里，夜以继日，不怕苦、不怕累的进行坑道作业，将地道挖至制高点的中心，但因为缺少测量仪器，未能在制高点中心爆炸，隐蔽在坑道附近的攻城突击部队反而被爆炸而起的冻土块(有的重达十几斤)打伤，七连连长吴虎峰同志就在这次攻城中牺牲。甘泉城虽经反复强攻未克，但已被我重重围住，城中守敌坐以待毙。
不久，中央瓦窑堡会议的重要内容传达到了部队，我们立即组织指战员学习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中央关于战略问题的决议。部队士气高昂，同志们纷纷请战，要求参加伟大的东征。
从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是一个伟大的转折，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我们对部队进行了充分的政治动员和深入的思想教育。
八十一师指战员中绝大多数是陕甘地区的贫苦农民，他们对旧社会，对国民党反动派，对地主老财都有着深仇大恨。在革命斗争中，吃苦耐劳，坚韧不拔，他们把土地革命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成果看得比生命还要可贵。因此，当时部队的主要思想问题是，保卫根据地、保卫家乡是看得到，摸得到的事，而抗日救国、开赴抗日前线却是另一回事，保家和卫国不能统一起来。我们和国民党打了这么多年的仗，现在要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包括他们中间愿意抗日的分子，这个弯子亦不好转。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向指战员讲解“国亡家何在”的道理；讲日寇侵占中国，人民将沦为亡国奴的危险。“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更何况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只有把日寇赶出中国去，才能保卫祖国，保卫陕甘苏区；我们不仅要解放和保卫自己的家乡，而且要解放全中国、全世界，让人们都能过上好日子。如果我们能够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我们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胜利就会早日到来。这些道理，开阔了全体指战员的眼界，使大家不仅看到苏区的局部天地，还看到了国家危亡，深感到我们所肩负的抗日救国的重任。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等红军领导人，发表了《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东北三千万同胞正遭受日寇屠杀蹂躏，揭穿了蒋介石利用东北军打红军使中国同胞互相残杀而使全中国面临亡国灭种危险境地的阴谋。为表示红军联合东北军抗日救国的诚意，总部命令我红二十七军八十一师从甘泉撤围，开到延安以东的甘谷驿集结待命，准备渡河东征，奔赴抗日前线。总部的这一命令，意义深远。我师围困甘泉城已七十余日，城中守敌系东北军一二九师和一一○师各一部，共约一千余人。他们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的城墙工事，得以死守一隅；但由于外无援军，内无粮食，处于冻馁之中，唯一的一点接济，是靠空投一点锅盔，苟延时日。我红军主动撤围，把枪口转而对外的正义行动，使甘泉城内濒临绝境的东北军得以幸存，这就使东北军及其家属，从事实上看到了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的真诚愿望。《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的发表和我军的实际行动，对张学良、杨虎城亦有所触动，使东北军、西北军减少了与我军的摩擦，在局部地区建立了停战的局面，这对于我军东征，打通抗日路线是有益的。
(二)准备东征
我八十一师到达甘谷驿集结后，总部召开了一系列的军事会议，详细地介绍和分析了驻守黄河东岸的反动军阀阎锡山部的防务情况。
当时，盘踞在山西的反动军阀阎锡山，是一个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反共的卖国贼。“九·一八”事变后，他慑于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为了欺骗群众，假惺惺地提出了一个“守土抗日”的口号。他的“抗日”是假，“守土”即保持自己的地盘是真。他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完全支持，心领神会，派晋军去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并竭力进攻我陕北苏区。我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阎锡山更是以反共为其当务之急，于恐慌之余，调集了十几万兵力，沿黄河东岸，构筑碉堡，岗哨林立，强化河防工事，夜间还有巡逻队，封锁渡口，断绝东西交通，深沟高垒，戒备森严。阎匪不仅在军事上作了周密的部署，而且在政治上施行了极端反动的灭绝人寰的措施。他在沿河各县，分驻防共保卫团，残酷镇压人民。阎匪规定：凡遇到有共党嫌疑者，可先斩后奏；每杀共产党嫌疑者一人，赏白洋百元。因此，在沿河各县造成一片白色恐怖，有些身着红色腰带或携带红色物品的人，也被视为共党嫌疑而残遭杀害。敌人妄图以此高压政策来慑服人民，隔离我军与河东群众的联系。阎锡山倚仗着他的反动政策和黄河天险，得意忘形，大吹大擂，称河东是铜墙铁壁，防守万无一失，固若金汤，红军不能越雷池一步。
红军东征，任务是非常光荣的也是极为艰巨的。出发前夕，我们根据部队未渡过黄河，没有离开过家乡远征等实际情况和由此产生的一些思想问题，诸如有的同志怕负伤后不能转回苏区；同志们出生入死，不怕牺牲，但怕牺牲后遗体不能运回家乡等等想法，用具体的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和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苏区到陕北拯救全国各族人民的英雄事迹，进行了对比教育，消除了这一部分同志中的思想顾虑。紧接着，我们向指战员宣讲东征的伟大意义和山西人民要求抗日，反对阎锡山暴政等有利条件，使部队指战员的思想觉悟、政治觉悟都有较大的提高，决心发扬部队敢打敢拚的传统，坚决打开奔赴抗日前线的通路，并且紧张地进行了临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总部及时健全了各部队的各级组织建制，调整、充实了各级指挥机构，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在直罗镇战役结束后，中央即组织力量，进行东征的准备工作，在延长、延川、清涧通黄河的河川里加速修理和赶制船只、羊皮筏子等渡河工具及其它物资、人力的准备工作。
毛主席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从瓦窑堡动身，经王家凹凸、后段家河到延长。二月初，毛主席在延长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共计五天，对参加东征的部队进行了充分的动员，说明了东征的目的和意义，并进行了战斗部署，宣布了东征部队的领导机构和建制。司令部由毛泽东主席负责，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杨尚昆，敌军工作部部长李涛，民运部部长刘晓，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组织部部长黄克诚。参加东征的工农红军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共编为三支部队。渡河前我八十一师仍旧属第二支队建制。
为加强八十一师领导和健全各级组织建制，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师长贺晋年同志、政委张明先仍任原职，命令李寿轩为参谋长，李宗贵为政治部主任，张树才为副主任兼组织部长，并派来大批经过长征，具有丰富建军、作战经验的同志，如谭冠三、田文尧、刘锡山、谢礼顺、方国安、罗元炘、周凯东、胡保顺、林宗昭、康玉林等健全了司、政、后、保各级组织，加强了各团的领导力量。同时又派来从瓦窑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训练班毕业的吴士芳等同志随军做开辟新区工作的干部。这就是政治路线确定后，组织路线上的有力措施。
(三)胜利地渡过黄河天险，进入山西，直抵兑九峪一线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七日，毛主席亲自起草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的《东征宣言》，阐明了红军准备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实现直接对日作战的目的。二月二十日夜，毛主席指挥红一方面军和红十五军团，东渡黄河。那天是农历正月二十八日，西北高原一派北国风光。滔滔黄河依然咆哮不息，河面上大小冰块碰撞着顺流而下，坚冰不时发出嘎嘎的碎裂声响。中央军委对渡河手段的指示是：先头部队绝对隐蔽，以坚决敏捷的速度，奇夺敌碉堡，割断电线，控制前沿阵地及侧翼掩护阵地，以保证后续部队渡河和占领抗击增援敌人之有利地位。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沿黄河西岸，南起河口，北到沟口的地段内，同时东渡黄河。一时间，红军指战员乘坐着木船和牛皮筏子，投入了黄河的怀抱。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依偎在黄河母亲的身上，搏斗于惊涛骇浪之中。不久，偷渡即被守敌发现，军委命令，立即抢渡黄河。红军指战员们冒着枪林弹雨，突破了黄河天险，摧毁了阎锡山苦心经营的所谓攻不破的黄河天险，东渡成功，我军进入山西境内。自此，开始了历时七十五天的胜利的东征。
二十日晚十时，我十五军团从河口附近的王家河上船，以七十五师二二三团第一营为先头营，在师参谋长毕士梯同志指挥下，在贺家凹西北登岸，立即向敌进攻。敌人依据碉堡、工事进行抵抗，并以步枪、机关枪、手榴弹、手雷(比手榴弹威力大，是阎锡山为对付红军而专门制造的一种武器)等轻重火器封锁了进攻的道路。先头部队勇猛冲锋，攻破贺家凹路口一个碉堡后，又继续攻破敌人纵深堡垒，占领贺家凹村，消灭了守敌一个连。
我八十一师为后续部队，从幸关渡河。部队正在渡河之际，毛主席率领司令部人员亦到达渡口，主席同我们一起渡过黄河。过河后，天已大亮，主席站在渡口边的雪地上，吃着已经结冰的早饭，一盒小米饭，一茶缸腌咸菜，一边吃，一边还询问着部队的情况。毛主席同指战员同甘共苦的俭朴生活，极大地鼓舞了正在行进中的部队。渡河后，我军立即尾随主力，强占纵深阵地。
二十一日晨，红十五军团进占义蝶镇，击溃守敌，该敌已如惊弓之鸟，受到攻击后，溃不成军，落荒而逃。我们进入该镇时，敌人准备的还没有来得及吃的早饭，全部留给我红军部队来享用。我们追击任务在身，没有细嚼慢咽的时间，同志们只能一手抓几个馍，捧着各自爱吃的菜，继续向前挺进，迅速包围了石楼城。敌二○三旅旅长梁鉴光命令驻*（左阝右显）县的四○五团(团长樊钊)，前往石楼城解围。樊钊率领第一营到距石楼城三十里的蓬门时，被我十五军团主力全歼。这时，黄河岸上到处是胜利的歌声：“密云遮星光，万山乱纵横，黄河上渡过抗日英雄，摩拳擦掌志气高，我们是铁红军。猛攻猛打又猛追，追到石楼城。”
同时，传来了红一军团的胜利捷报。一军团在坪上村登岸成功后，进占三交镇，粉碎阎匪七十一师二○七旅的防线，歼灭了该旅四一四团的杨有贵营，乘胜占领关上村，并截住逃敌独二旅，将独二旅旅部、第四团和邵培甄炮兵第四连全歼，击毙敌团长李清华，营长岳俊峰，陈捷三等。号称“满天飞”的独二旅，在红军的铁拳下变成了“满地滚”。经关上村一仗，粉碎了敌人妄想阻我于吕梁山以西的企图。当时部队的快板诗唱道：“披星戴月过黄河，粉碎日寇救中国”，很能体现红军指战员的胆略与昂扬斗志。当时群众也唱道：“正月二十八，红军解圪垯，沟口渡的河，坪口往上爬。”
(四)兑九峪战斗
经关上村、蓬门战斗后，三月初，我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继续东进至兑九峪一线。总部随十五军团到达了孝义城西南的大麦郊，通过了同蒲路。阎锡山闻讯后，顿时慌了手脚。他无力阻红军于吕梁山以西，惟恐逃脱不了被歼的命运。因此，立即急电要求蒋介石派兵增援，同时急忙加强了太原的防务，调驻守介休、孝义之敌向兑九峪一线兼程前进。
兑九峪战斗于三月十日拂晓打响。兑九峪位于吕梁山南端，地处孝义城(敌三十四军军长杨爱源总指挥部所在地)西面，北面是一条由西北流向东南而入汾河的小溪，西南是我红军总部所在地——大麦郊。兑九峪山高一千公尺左右，被雨水冲刷为无数沟壑。当时估计孝义城之敌主力四、五个团防守兑九峪一线，我师的任务是抗击孝义城增援之敌。我红军主力预先占领了有利地形，准备从西、北、南三面夹击敌人。
但是，敌人不是我们估计的四、五个团，而是三个步兵师，主力是杨效欧的六十六师，一个炮兵旅，共十四个团的兵力。这次战斗，空前激烈。敌人炮火倾泻而来，我军缺少炮兵，压不住敌人的炮火。战场上飞沙滚滚，尘烟漫漫，犹如浓雾一般，天昏地暗，四、五米开外就在朦胧之中了。敌我双方交织在一起，敌军通讯员甚至把作战命令等作战文件送至我军阵地，八十一师司令部就曾接到数次。碰到这种情况，我们都是迅速审问找上门来的俘虏，了解敌人的意图与动向，将敌情及时报告总部。毛主席的总部设在大麦郊北面的一座山上，山的对面就是兑九峪，距我师指挥所很近。在战斗的紧急关头，我们派出王思谦、薛玉瑞的二四一团(该团为三个连的小团)前去加强总部的警戒，当该团正在开进中时，突然发现一股敌人准备偷袭总部，当时叶剑英参谋长亦组织了总部的警卫人员在山坡上正面抗击敌人。二四一团不失时机的发起攻击，配合正面，英勇的击溃了敌人。接着我们又派李仲英的四二三团(该团二个营)，加强总部警戒。自此，这两支部队就归总部指挥，而不属我师建制。到下午三时左右，总部命令我师夺下兑九峪北面(过小溪)一个制高点，以掩护我主力撤出战斗。当即，贺晋年师长命令田文尧(团长)、谭冠三(政委)指挥的二四二团(该团为三个连)，夺取这个制高点。但因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工事坚固，火力很强，尤其是阎匪各部多用其太原兵工厂专门为对付红军而制造的“手雷”，对我威胁较大。虽经反复冲击，伤亡很大，进展不利。这个制高点对于我军撤出战斗，摆脱敌人，关系十分重大，非拿下不可。我们重新组织力量夺取该高地。命令贺吉祥(团长)、方国安(政委)指挥的二四四团再次发起攻击。师长贺晋年亲自指挥重机枪连(四挺重机枪)作掩护，终于拿下这个高地。黄昏后，我师遵照总部命令转移。
兑九峪战斗，毙敌、俘敌两个多精锐团，给了阎锡山部队以沉重打击。在我军转移的当晚，敌人亦缩回汾阳、孝义、介休等地。
(五)开展群众工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日，我军发布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揭露蒋介石、阎锡山等卖国贼媚外成性，丧权辱国，致使国家面临危亡的危险局势。庄严地申明了我军“停止一切内战，东进抗日，挽救民族危亡的目的”，指出：“本军所到之处，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号召人们“联合起来，一致对日”，“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
兑九峪战斗后，根据当时形势和我军宗旨，党中央、毛主席决定，东征红军兵分两路：一军团沿同蒲路南下，十五军团向文水、交城直逼太原北上，使敌人首尾难顾，以利于我军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工作。毛主席率领总部和我八十一师的二四一团(三百余人)为中路，向晋西一带转移。
红十五军团于三月中旬北上文水、交城，以一个团及骑兵连逼近太原附近的晋祠，进行游击活动，直接威胁到阎锡山老巢。阎匪十分惊慌，急令其主力十九个团尾随十五军团，他们打又打不上，停又停不下，整日里疲于奔命，在晋中到晋西北的岚县、五寨、保德、兴县等地兜圈子，如同游行一般。
此时，八十一师已归一军团建制。兑九峪战斗后，趁敌人尾随十五军团在晋西北兜圈之际，一军团奉总部命令，突破汾河堡垒线，截断同蒲路，围困霍县、赵城、洪洞、临汾、浮山，并攻击襄陵和侯马镇，直插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晋南地区。
我八十一师于三月中旬进驻在同蒲路汾河流域浮山县境内的马壁镇。
二十多年来，阎匪把山西看成他的家产，把山西人民作为他的家奴，他用银行、当铺、苛捐杂税等各种手段极为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人民，真可谓无孔不入，无奇不有。广大人民群众称他为阎罗王，人民的生活极为困苦。阎匪还建立了一些反共反人民的组织，如公道团等等，专干欺骗和麻痹人民的勾当。
我八十一师进驻马壁镇后，根据毛主席在郭家峪军团会议上关于“要猛力扩大红军”的指示，立即开展了各项工作。
首先，我们严厉地制裁了欺压百姓，恶贯满盈的汉奸、恶霸、高利贷者，没收了他们的财产，把这些财产分给群众，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在没收了一个汉奸的当铺后，我们立即给典当者发还了一万多件各类物品，一个劣绅，仅其存粮就有五万余斤，食油四千多斤，另外还有不少浮财，除部分作部队供应外，大部分都分给了群众。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我红军指战员以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模范行动，特别是红军贯彻了把发动人民抗日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的工作方针后，深得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阎匪所散布的“红军杀人如割草，穷富一律都糟糕”的谎言逐渐被人们识破。群众对我们由惧怕、疏远到亲近，由躲避到勇敢的协助我们工作。当时，群众的歌里唱道：“红军是穷苦人的知心人，拉了地主打豪绅，分了粮食分财物，穷苦百姓才翻身。”在人民群众的支援和帮助下，我八十一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筹得黄金二千余两，钢洋一万余元，粮食四十多万斤，其他物资不计其数。
在局面打开以后，我们组织了十几个扩红工作组，由师政治部副主任张树才同志，民运科科长康玉林同志，干事吴士芳同志负责开展扩红工作，由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高维嵩同志负责，以师政治部宣传队为骨干，每个连队都组织了宣传抗日工作组，挨家挨户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张贴抗日先锋军的布告和标语，组织说书的，唱戏的(晋南梆子)，搞音乐、办墙报的，采用多种宣传形式，效果很好，既发动、教育了群众，也教育了部队，使大家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看到了抗日的前途。镇子上，人们扭着秧歌，唱着歌，敲着锣，打着鼓，放着鞭炮送亲人当红军。人们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着当红军。当地群众说，祖祖辈辈没见过这样动人的场面。进镇后的短短十天，我师就补入五百多青年。在我们撤离时，共补入新兵八百余人，群众唱道：“斗了地主和豪绅，贫苦百姓得翻身，青年人报名来当兵，跟上红军闹革命。”
我们根据毛主席“要在群众中播种和扎根”的指示，建立和发展了党的组织，组织了抗日救国委员会等救亡团体和抗日群众组织，成立了镇的政权(革命委员会)，选有主席和委员，镇政府设有武装、肃反、公粮、财政、土地等部门以及贫协会等，扩大了革命根据地。特别是我们还组织了二支地方游击队，共五十余人。
在晋南的广大地区中，红军所到之处都播下了火种，为抗日救国运动高潮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各路红军的积极工作，震撼了阎锡山匪部的统治，打通了我们东进抗日路线。红军的东征，极大的鼓舞了各地主张抗日救国的各界群众，促进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
(六)胜利完成掩护大部队回师陕北的光荣任务
军事上的沉重打击和政治上的强大攻势，使阎匪惊恐万状。这个土军阀，在山西封建割据几十年，从不让任何军阀踏进他的王土，山西境内铁路都是窄轨，就是为此。这时，他不得不再次向早想吞并他的蒋介石乞怜。而日本侵略者也根据“广田三原则”中防共的条款，要求蒋介石出兵。这一切正中卖国贼蒋介石的下怀，四月中旬，就赶派十个师的十万人马分两路进晋。一路五个师由潼关北上入晋，另一路五个师沿正太路由东向西进晋。阎锡山八个师约十万人从晋中向南压下来，驻黄河西的陕西国民党军也妄图封锁黄河各渡口，以陷我军于晋西的狭窄山岳地区，逼我背水而战，以聚歼于*（左阝右显）县石楼地区。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后由河西来晋)，分析了形势，当机立断，提出了全军行动计划：为了保存抗日力量，避开与优势之敌决战，决定我红军在敌南、北两军钳形攻势尚未形成之前，回师陕北，使敌兴师动众的狂妄计划成为黄粱美梦。
这时，总部给我师下达的任务是：在稷山地区选择有利地形，抗击由东而来的汤恩伯部五个师，掩护一军团全部撤回。我八十一师坚决的执行这一光荣的抗击任务，挺进到稷山县北突出部的关王庙一带，由二四二团构筑了纵深工事，准备抗击敌人。战斗从四月三十日拂晓我二四二团前沿一个连打响起，直至下午三时。敌人凭借强大炮火不惜一切代价，拚命要夺下我师一个连固守的制高点，他们的十几次冲锋，都被我英勇顽强的钢铁战士打退。工事被炮火炸平，在缺少土工作业工具的条件下，战士们重新补修。在炮火中他们坚守了八个多小时，圆满地完成了掩护任务。在战斗的间隙中，我们遵照上级指示，及时将伤病员和资财转运后方(陕北)。每个人(不论指挥员、战斗员、勤杂人员)都带足三十天生粮，五天干粮。部队首先从师首长做起，马可以不骑，粮秣必须带足。加上本人所带的装备：枪支、弹药、手榴弹、十字镐、铁锨、背包、水壶、日用品等，足有三十多公斤。每天以八十华里以上的速度，经店坪、吉县、曲峨到永和关附近渡口，按上级规定的时间、序列抢渡黄河。行军中，还要抗击尾追之敌(三个师)，不时的对付敌机的空袭，确实是千辛万苦。但当传来了毛主席还在渡口掩护所有河东部队渡河的消息时，整个部队沸腾了，人们信心百倍，兴奋异常。同志们强帮弱，大帮小，有的同志肩扛三、四支马步枪，有的搀扶着病者，部队唱着、笑着，迅速向前挺进。各个连队都做到了没有遗失伤病员，没有掉队的。部队秩序井然的在战斗中行军、撤退。在这个过程中，我还组织了庞大的工作组，检查我军所过地区的群众纪律，该赔偿的赔偿，该救济的进行救济，该撤离的掩护他们撤离，该隐蔽的帮助他们转入地下，对担架员和运输员等都给足路费和回家的路线图(略图)。总之，想尽了一切办法，使群众在敌人到来之前，能够坚壁清野，各得其所，免受不应有的损失。
五月三日，我师在完成掩护任务后，在永和关附近过黄河，撤回到陕北延川县的交口以北段家河一带。东征至此胜利结束。
(七)大相寺会议
五月十四日，在延川县大相寺，我们参加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周副主席和中央许多首长出席了这个庆祝东征胜利的大会。毛主席对红军东征进行了总结，他说了四句话，即：“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七千多人)；筹集了财物。”特别提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深入人心，发动中国人民进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了华北救亡运动，推动华北地区各界倾向抗日，为我军以后出师华北打下了基础。
会议上，还批判了本位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在东征中的具体表现是：个别部队领导对应该和能够攻克的城镇因为怕部队伤亡而失掉时机，未能攻克，应该将缴获的财物补充抗击部队而不愿拿出来帮助兄弟部队；应该派出强的干部帮助地方武装而不愿派出等等。同时，自由主义表现在，个别部队领导不顾中央军委统一号令，不顾客观条件，只凭主观意愿，准备率领部队出正太路到河北与日寇直接作战的想法和行动。大会有两条标语，一是：“顾全大局，反对本位主义！”一是：“提高党性，反对自由主义！”中央首长和各部队首长都发了言，有的批判本位主义、自由主义的危害性，指出它是腐蚀党的肌体，离心离德的腐蚀剂。有的进行自我批评，检查自己所犯的错误。同志们坚持摆事实、讲道理，既纠正了错误，又提高了思想认识，教育了大家。确实做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
会上，周副主席作了关于争取东北军一致抗日和统一战线政策问题的报告。在传达了我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消息后，会场气氛发展到了高潮。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是人们多年来的愿望。这支人民的攻无不克的力量，将会打出一个新局面。
毛主席对这次会议这样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打倒了害人的本位主义、自由主义，使我们革命的同志斗志更加坚强，思想认识更加统一。我们将会无敌于天下。
二、西征甘宁，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团结回族群众，争取东北军、哥
老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一)东征后敌我态势与我军的短期休整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日，我们东征回师陕北后，中央军委重新任命了八十一师的主要军、政领导。命令文年生同志任师长，我任政委，李寿轩同志任参谋长，李志民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宋云辉同志任特派员。组成了军政委员会，由我任书记。我师直属前敌总指挥部彭德怀同志指挥。八十一师下属两个团(一团已调出，归属三十军；原三团和少共营调十五军团)，二团团长刘锡山，政委谭冠三，三团团长谢理顺，政委罗元炘。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同志向南京国民党政府、军队及各党派、团体、报馆等发出了红军要求南京政府《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即著名的回师通电，痛斥了蒋介石阻拦红军抗日的罪行，并直接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议和一个月的主张。再次表示红军愿意与“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部队，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党中央为了“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敌人之用”，转“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的方针。这个方针是十分正确的，孤立了主要敌人，争取了各阶层的抗日志士，分化了敌人的营垒，扩大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
但是，卖国贼蒋介石仍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投降卖国的国策，不仅拒绝与我议和，反而继续加紧对我革命根据地的围攻、进犯，妄图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和消灭红军。此时，陕甘革命根据地已陷入敌人重兵包围之中。在根据地东部是晋军阎锡山部(驻河东)；在东北部是国民党中央军汤恩伯部，进占了清涧、绥德、米脂地区；北部是高双成、高桂滋部，驻榆林一带地区；在南部是东北军张学良部和西北军杨虎城部，进占了洛川、富县、宜川等地区；在西部是国民党中央军嫡系胡宗南部，进驻陇东地区；在西北部是马鸿逵、马鸿宾部，驻青海、宁夏地区；而延安、甘泉仍在敌困守之中。敌人不断向苏区内部蚕食，吴堡、佳县、绥德、清涧、延川等地相继被敌汤恩伯部占领。
在红军出击抗日受阻，根据地又受到敌人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党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从实际情况出发，作出了我红军西征甘、宁的正确决策。
西征甘、宁广大地区，便于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实现我主力红军会师等战略意图。同时，西征具备了较为有利于我的条件。第一，地域辽阔，迫使敌人兵力分散，力量相对薄弱，从而便于我红军主力集中行动，掌握主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第二，这个地区为东北军与马鸿逵驻守，他们与蒋介石中央军宿有矛盾，同时，都与我红军打过交道，吃到了苦头，不愿再做无谓的消耗。特别是东北军的广大官兵，他们不愿再打内战，具有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心愿，有走上抗日救国道路的可能性；第三，我二、四方面军已长征北上，在甘、宁地区可以实现全国主力红军的大会师；第四，此行避开了敌人的避免封锁线，变被包围的不利形势，为我军外线作战的有利形势；第五，发动群众，开辟新的根据地，就地筹粮、筹款，补充兵员，扩大红军。
西征甘、宁的作战任务下达后，部队士气高昂，杀敌立功，挽救民族危亡的呼声很高，但也有少数同志有畏惧情绪，他们把西征描绘成为又要过草地、爬雪山，担心会把部队拖垮。有的人只看到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形势，怕打不赢。特别有少数陕北苏区的子弟兵，担心苏区被破坏，亲属遭杀戮、蹂躏，而产生了消极情绪和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要求不离开根据地，和敌人硬拚硬打的盲动急躁情绪。因此，在部队整训中，我们向大家讲明了日寇妄图使我中华大好河山成为它的殖民地，使我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狂妄野心和卖国贼蒋介石把祖国的半壁河山拱手送给侵略者的危急形势，讲明了西征的伟大意义和有利于我的形势，向全体同志提出了我们是坐以待毙还是奋起抗争，以争取胜利的问题。在广泛的民主讨论中，同志们互相帮助，有这样那样思想问题的同志提高了认识，纷纷表示：服从命令，英勇战斗，救中国、保家乡，誓死做中华民族的好儿男，做为党为民的英雄好汉和革命到底的坚强战士。在艰苦的战斗年月，我军的政治工作是夺取胜利的重要保证。
(二)冲破重围，西征甘、宁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八日，还带着东征硝烟的红军指战员，又开始了西征。
西征一开始，我军捷报频传。
西征红军的右路军红十五军团，从延川县贾家坪一带出发，经永坪、贺家渠、蟠龙、安塞一线直抵靖边。首战宁条梁，守敌闻讯而逃，我军立即占领西征的要道。接着在定边以东击溃了由宁夏出战的马鸿逵部一个骑兵营，消灭敌一个骑兵连，继而围攻定边，未克，留部分部队包围该城，主力继续西进。六月二十一日攻克盐池，歼敌马鸿逵部骑二团一营三百余人(内有敌孙兆祥营长)。六月二十二日攻克王家团寨，全歼该地民团。六月二十七日占予旺县，歼敌马部四团二营营长孙长福以下三百余人。接着我红军派出骑兵部队向东打台州，转战于河连湾广大地区。七月下旬，红十五军团主力进驻同心城、大拉他一带，随即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并开展了争取东北军等各项工作。
红一军团为西征红军的左路军，从延川出发，兵分两路：军团部和红二师经任家坪、蟠龙、保安，直抵吴起镇(现改为吴旗镇)；红一师红四师经延安、安塞直抵华池。两路在吴起镇会合后，即召开了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战斗动员，准备干粮。做好临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后，立即向曲子、环县挺进。六月一日，我红二师一团和五团将曲子镇守敌马鸿逵部一○五旅野骡子部全部歼灭。红二师另一路在阜城附近与敌马鸿宾部多次发生战斗，消灭了该地大部分敌人，接着占领了木缽，乘胜于六月三日击溃敌马鸿逵部三个营。马鸿逵、马鸿宾受到我红军的沉重打击后，龟缩到清水河以西一线，而不敢轻举妄动。我一军团便西进至七营川清水河一线，在那里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府和开展争取东北军等各项工作。但是，被我沉重打击后的敌人并未改变它的反动本质和不自量力的本性，七月中旬，敌马鸿逵妄想打通固原至中宁的交通线而勾结了东北军中少数顽固与我红军对抗的军官之一白凤翔部向我发兵进攻。其先头部队一个团(白凤翔部)在七营川遭到我军痛击，被我歼灭五百余人，缴获战马三百余匹及大量的军用物资、弹药等。从此时起至九月初这段时间内，这一线我军与东北军、马鸿逵部以清水河为界，隔河对峙，无大的战斗。
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同志，副参谋长聂鹤亭同志，副主任刘晓同志，率领我八十一师为中路军，于五月底从延川县贾家坪出发，经延川县的蟠龙镇，通过安塞县全境，过宁条梁，直抵安边县城。该城地处要冲，被敌重兵固守，四周为开阔沙漠地，易守难攻，我师开进后，即对该城的东、南两面进行围攻，西、北两面的攻城任务由友军担任，经过二十余日反复强攻，该城仍未攻克，城内的地主反动武装张廷芝、张廷祥部和一部分国民党杂牌军负隅死守。数十日的强攻，使我军伤亡较大，有五名连长，九名排长，百余名战士牺牲。同时，城东面堆子梁的敌骑兵亦时时对我骚扰。一次，敌堆子梁方向一个骑兵营向我七连(连长吕振宣，指导员白树勋)阵地进攻，情况十分紧张。我和王强(当时我的警卫员，现为兰州军区天水基地政委，已离休)，不顾敌人猛烈炮火的封锁，匍匐至七连阵地。这时，该连指战员情绪很乱，我们的到来改变了这种情况。我重新组织了该连的火力，规定敌不进到距我阵地三十米以内，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开枪，不准投手榴弹，一定要沉着。就在这一瞬之间，敌骑兵在敌机投弹轰炸的掩护下，手执大刀，杀气腾腾地冲到我军阵地前沿。这时，我命令部队把早已准备好的手榴弹投向敌阵。这密集的，突如其来的手榴弹，打得敌骑兵措手不及，一时间血肉横飞，鬼哭狼嚎，溃不成军，争先恐后向来路拚命逃窜。我们继续用手榴弹、机枪、冲锋枪、步枪的密集火力对近、远之敌以歼灭性的杀伤。此战当场毙敌二百余人，战马二百余匹。从此，这方面敌人就销声匿迹，再不敢向我围城的红军挑衅。
在我师围攻安边城最为疲劳的时候，彭总要我师撤出战斗，到定边城休整。七月上旬，我师进驻定边城，休整一月后，随总部进驻白城子，作为机动部队。
至此，我西征红军的各路部队，都先后开展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工作。
(三)团结回族人民群众，争取哥老会，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
甘、宁地区，是回族人民比较集中的地区。七营、回心、海原等我军驻地，就是回民的聚居区。因此，能否做好少数民族工作，直接关系到我军西征的成败。中央军委和总部及时提出了“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口号和颁布了严禁驻清真寺，不准吃猪肉，不准在回民聚居区筹款的三大禁令。
我师由民运科长康玉林同志(回族)负责，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工作队，进行了发动和组织回族群众的工作。同时，我们对全师指战员进行了尊重回民风俗习惯的教育，开展了艰苦的帮助回族群众建设家园的工作，要求部队坚决执行不驻清真寺，不吃猪肉，不住家有青年回族妇女的房子等纪律。部队每到一地，先打扫室内外卫生和环境卫生，得到了素爱清洁的回族群众的好感。居住在西北高原的回族群众吃水是很困难的，每次都要到几十里地外去取水。我们要求部队自己吃水自己运，还要保证驻地回族老乡吃水。为了帮助群众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我们把在汉民区打土豪得来的粮食、衣物分给贫苦的回民群众，从几十里地以外的地区砍伐木料，为群众整修倒坍和透风漏雨的房屋。就这样，驻地的回族群众逐渐的消除了多年来国民党反动派造成的回、汉对立的情绪和互相残杀而引起的仇恨。回族群众把红军看成是自己的队伍，红军越来越得到回族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他们挂出了红军长征经过时赠送的锦旗，请红军指战员吃全羊，以回族的隆重礼仪款待我红军指战员。我们和当地群众互相尊重，情同手足。经过深入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回族群众纷纷要求我们帮助他们成立地方政府、群众组织和游击队。根据党的民族政策，我们在予旺等县，建立了民族自治县，回民马和福同志曾任予旺县政府主席。在乡村中，我们建立了群众性的组织——回民解放会，发动群众开展反对回奸和高利贷者的斗争。我们组织了回民游击队、回民抗日救国军等抗日武装。西征的红军，在回族人民聚居的地区，牢牢地站稳了脚跟。
在西北地区，哥老会是具有广泛的下层群众基础的秘密结社，有着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社会联系和影响。改变哥老会对我红军的敌对情绪，对于巩固老区，开辟新区，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一九三六年六月，我中央苏维埃政府发布了对哥老会的宣言，确定了争取哥老会的方针和允许哥老会这一组织在我苏区公开活动的政策。陕甘宁政府和红军政治部门，均严格遵守了这一指示，在苏区各地设立了哥老会招待所，把它作为争取哥老会的机关。哥老会招待所的主要任务是：有计划的动员和指导哥老会中的进步分子到白区和白军中工作，并给予物资上的帮助。同时欢迎哥老会中的首领和江湖好汉来苏区参观，对他们施以抗日救国的影响。红军各部队都抽出一些同志参加这项工作。很快，哥老会就改变了对红军的态度，并担负了送情报、送弹药、运送医疗器材、安置和转运我方伤员，为我军作向导，组织担架运送伤员和收容我方掉队人员等许多工作。在作战中，白军中的哥老会成员实弹虚发，携带武器、弹药投诚于我军的事亦是屡见不鲜，发挥了不可忽略的作用。这一切充分显示了党的政策的巨大威力和作用。
能征善战的又作为工作队的红军，在西征中迅速打开了新局面。
西征红军相继解放了宁条梁、定边、盐池、予旺、曲子、环县、华池、固原、镇原和宁夏的金积、灵武广大地区，依托着老苏区，开辟了纵横八百余里的新苏区，它北到长城，西至环县，南临淳耀，东抵黄河。党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陕甘宁省政府，所属定边县、盐池县、环县、予旺县、曲子县、固北县、庆阳县等都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是红军西征的主要任务之一。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巩固的根据地，它的巩固和发展，在以后的抗日战争中，对大后方的建设起了极为重要的基础作用。
(四)争取东北军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蒋介石的胁迫之下，东北军把家乡东三省白白让给日寇，并被赶到西北，与红军作战，充当蒋介石的炮灰。他们在与红军的作战中连吃败仗的经历，使他们逐渐醒悟到，调东北军打红军是蒋介石消灭杂牌军的恶毒阴谋，以红军之手消灭东北军才是蒋介石的目的。东北军在西北打仗，但是他们的家乡却正遭受日寇的铁蹄践踏，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亲戚、朋友，每天都在被杀害、被奸淫、被掠夺，房屋被烧，财产被抢劫，人们遭受着蹂躏。大部分东北军官兵，怀念家乡，思念亲人，他们不愿再作无意义的牺牲。打回老家去，赶走日寇，是他们的强烈愿望。
党中央正确地制定了争取东北军的政策。一九三六年六月，党中央作出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的指示，以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道路为我军的基本方针。在东北军中工作的目的，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团结抗日的纲领，从而使东北军紧紧团结在这一纲领的周围，使其成为坚强的抗日力量。第二，也不是把东北军改造成红军，而是把我党提出的关于抗日救国的纲领变为他们自己的纲领。所有超出这个原则的不利的言论、行动均要排除。同时，还规定了争取东北军的工作方法。根据这个指示，红军和地方党、政机关均设立了专门的争取东北军的工作机构，设立了委员会和工作部。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是一场“政治仗”，这一仗既体现了我军的传统，又有了许许多多新的内容和要求。
遵照党中央关于“坚决打击敌人主力，孤立分化敌人，以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的指示，我红军一方面集中火力给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以狠狠打击，另一方面对东北军各部严格按照统一战线工作原则积极进行工作。当时，对东北军的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一致抗日”，“联合起来打日本”，“打回东北去”等等。开始，东北军中有些顽固分子对我红军的力量估计不足，总想和红军较量。六月初，东北军的两个骑兵团向我部队挑衅，发起进攻。我军被迫奋起还击，一举歼灭他们四个连。我红军对俘虏待之以礼，讲一致对外、抗日救国的道理，诉说三千万东北父老姊妹的遭遇和仇恨，感动得大多数东北军官兵声泪俱下，要求打回老家去，赶走日本兵。我红军将缴获的三百余支步枪、马枪、轻机枪和战马送还他们，并列队欢送他们回部队。许多东北军的官兵与我红军指战员依依难舍，并发誓，“如果我们再和红军打仗，就不是中国人。”
从这以后，我红军与东北军相对的阵地，形成了奇特的局面，白天是碉堡对峙的敌对双方，阵地上鸦雀无声；晚上，双方阵地上口号声、唱歌声、笛子、胡琴声连成一片。对日寇罪恶的控诉，对亲人的怀念，人们的哭泣声，很难分出来自哪个阵地。赶走日寇为亲人报仇的激越的誓言声，激发了人们保家卫国的共同的心愿。当时，《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走，朋友，我们为爹娘报仇》、《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等歌曲，是红军指战员、东北军官兵喜爱唱的歌曲。夜深人静时，歌声此起彼伏，寄托了大家对抗日救国保家乡的意愿和决心，这些工作，对于争取东北军都起到了预期的效果。
西北高原，有些地方缺少饮用水，当地老百姓都是在雨雪季节时把雨、雪收藏在土窑内，上面盖上石板，并加以伪装，不使别人发现。我红军由于坚决贯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民群众把我军视为自己的子弟兵，所以，在紧急的情况下，宁可自己不喝水，也要把水送给我军指战员喝。但是，对白军却是宁肯去死，都不愿意让他们喝上一口水。当时，东北军各部队的官兵对水是极为渴望的，我们反复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家卫国的道理说服人民群众，在取得群众的同意后，给东北军官兵们送去救急之水和香烟等东西，他们给我们送面粉，送医药品和其他物资。后来，两军的接触发展到开小型的联欢会等。在西北高原数百里的战线上，当东北军各部队中有蒋介石特务监督时，双方严守阵地，是敌人；但在特务被赶走、调走时，双方就成为具有共同抗日意愿的好朋友。我红军部队还派出主要领导同志与东北军联欢，并签定共同抗日的协定。
东北军内的抗日救国运动就这样发展起来了，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逐渐被东北军广大官兵所理解和接受，从而为西安双十二事变的发生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三、红一、二、四方面军、陕北红军大会师和山城堡战役的
胜利。我离开红二十七军，到新的学习、战斗岗位
(一)红一、二、四方面军、陕北红军大会师和山城堡战役的胜利
当西征红军正在陕甘宁广大地区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建立人民政权和争取东北军抗日并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红二、四方面军粉碎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冲破蒋介石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胜利地由川康地区向北转移。
一九三六年八月底，我西征红军各部队接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随即开始了准备迎接二、四方面军的各项工作。在物资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各级干部不分昼夜地为兄弟部队筹集吃、穿、用、住等一切物资，战士们想方设法为阶级兄弟缝制和准备衣服、帽子、鞋、袜、手套、护耳等防寒物品。
九月初，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迎接二、四方面军的部队从予旺镇、同心城、黑城镇出发。十月一日，红七十三师攻克会宁城(农历八月二十六日)，全歼守敌两个连。十月八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会宁县之清江驿和静宁县的界石铺与红一军团胜利会师，十月九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城。十月十日(农历八月二十五日)，红二师在界石铺与红二方面军会师，三个方面军、陕北红军的大会师实现了。
十月十日，中共中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联署发出了对一、二、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和全体指战员致以热烈的慰问和祝贺的贺电，贺电说：“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好了对中国新的大规模进攻的时候，我民族革命战争的先锋队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境内会师了。”
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对我红军围追堵截以求消灭的反革命阴谋的彻底破产，是他们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失败。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给全国人民展示了新的希望，极大地增强了各界爱国同胞抗日救国的信心。
主力红军的大会师，极大地震撼了蒋介石集团，他们急忙调集了二百六十个团的优势兵力，象疯狗一样，朝我十分疲劳、未能得到休整的红军猛扑过来，又一次做起一举歼灭红军的美梦。仅在会宁、静宁地区，他们就集中了第一军、第三军、第三十七军、第六十七军和新一军五个军的兵力。在我红军向北转移时，敌人分成四路展开追击，一路是敌三十七军毛炳文部，一路是第三军王均部，此两路又会合于会宁地区，为敌左路军，分别驻冯家堡、郭成驿向靖远追击；胡宗南部主力第一军四个师为敌中路军，由靖远地区出发经新营向海原追击；东北军第六十七军、骑兵军为敌右路军，由隆德向固原黑城镇追击，企图在黄河口东地区与我决战，以消灭红军。
在敌我双方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定的作战方针是：通过转移，诱敌深入，尔后在与我有利的地区，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路。
我红八十一师奉命抗击敌右路军第六十七军的骑兵军。我们从十月底从黑城堡开始抗击，每天只准敌人前进三十里以内，而使其中路军侧翼暴露，造成我军夹击之势，便于我主力红军在有利地区内歼灭敌中路军的胡宗南部。
在抗击部队的牵制下，我主力红军甩开敌人，转移到大拉池、海原地区稍事休整后，继续向予旺堡、同心城地区挺进。十一月初，到达海原以北地区。这时，海原之敌马鸿逵第三十五师及东北军一骑兵师也趁火打劫，由北向我红军压来。敌人向北压，我主力红军向北走；敌人压得紧，我主力红军走得快。十一月十九日，我主力红军到达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南、北地区。十一月二十三日，我抗击部队在无线电通报中得知，我主力红军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山城堡将胡宗南主力第七十八师第二三二旅的全部和第二三四旅的两个团歼灭。
这个振奋人心的喜讯立即传到各个部队的各个角落。我师的河连湾抗击阵地上顿时沸腾起来。人们唱啊，跳呀，欢歌笑语响彻山谷。宣传队立即编出了庆祝山城堡大捷的快板：“胡宗南真愚笨，被我牵到山城堡，四面受围攻，美梦一场空。损兵折将赔老本，战兢兢，抱头鼠窜逃回营……”。二十多天来部队艰苦抗击的疲劳，霎时变为无穷的力量。各个单位都要求出击，担负最艰苦的任务，追歼已如惊弓之鸟的敌人。
(二)干净、利索的李家原反击战
在抗击敌人右路军的过程中，我八十一师在李家原打了一个漂亮的反击战。
十一月十八日早晨，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的一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避开了我师侦察科长周凯东同志带领的侦察部队和警戒，从另一条小道偷袭，包抄了我八十一师师部，截断了担任前沿抗击任务的三团与师部的联系，并占领了周围制高点和有利地形。
我八十一师师部只有一个教导队(百余人)和警通连，兵力总共不足二百人。这一带老百姓的窑洞都是靠山头阳坡挖成的地窖子，敌人居高临下，以密集的火网封锁了我们居住的各个窑门的出路，隔断了各个单位的联系，电话线已被切断，电台的天线已被打倒而无法接通，我们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情况十分紧急。经党教育多年的指战员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决一死战。
在没有任何通讯联络的情况下，我命令师部的司号长吹起了冲锋号(司号长与我的警卫员同我住在一个窑洞中)，这是师指挥部向指战员们发出的反击号令，各个窑洞中能够参加战斗的人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出窑洞，勇猛地扑向洋洋得意的敌人。一时间，人们拚杀时发出的怒吼声，刺刀、枪托的撞击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弹片的呼啸声，震耳欲聋。我们的反击，就象奔泻而下的山洪，指战员们凭着革命战士的大智大勇和对党的无限忠诚，顿时将数十倍于我的敌人，压迫在极为不利的地段，当场刺死、炸死敌人三百余人，其余敌人落荒而逃，溃不成军，如丧家之犬逃回原地。缴获的武器弹药堆积如山。以后根据上级的指示，将伤员和缴获的战利品都送还了东北军。
这次战斗，只有我师警通连排长白全富同志(现任甘肃省财政局长，现名白锋)，腿部负轻伤。被截断的三团从容不迫，顺利地撤到新的阵地，隔沟抗击的二团，圆满的完成一天的抗击任务后，黄昏后转移到事先选好的第二天的抗击阵地上。这个转危为安的漂亮的反击战，受到总部的嘉奖。
(三)我离开红二十七军，到红大一科学习
我师在河连湾一带休整期间，于十二月十三日晚十二时在无线电中收听到中央军委发来的电报，得悉“双十二事变”的概况。那天，师的领导和司、政、后、保的领导干部与师直属队的干部、战士围在一起收听了这个振奋人心的、多年来被人们所期望的好消息。同志们忘掉了寒冬腊月零下三十多度的刺骨寒风，在十分疲劳后的甜香的睡意被欣喜若狂的心情所代替。大家有的披着一条毛毯，有的披着破旧的棉袄，有的干脆赤着膊，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着，争论着，诉说着人们各自的心情。有的同志不放心看押蒋介石的部队，要求立即给军委发电报，由我们师担任看押蒋介石的任务。有的要求立即请示军委，让我师开赴西安附近，增援张、杨的部队。有的打保票，要求担任警戒。最后还是师政治部宣传科长胡保顺同志发了言，他说，“双十二事变”是一个历史的转折，它带来了新的任务和要求。我们师当务之急是做好一切适应新形势的准备工作，加强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学习，加深研究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战略战术，提高我们的作战本领，加强对抗日救国的国民党友军的团结等等。至于如何管押蒋介石等反动首领，有中央军委安排，我们就不要担心了。这一席话，又把大家的纷纷议论引到了如何做好当前的各项工作上。当我们钻进被窝时，大家的身体早被扑面的朔风冻得僵硬了。
“双十二事变”后不久，中央军委命令将八十一师恢复二十七军的番号，将关中红一团归属为第一团，军长贺晋年，政委由我担任。接到命令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怕不能胜任，要求去保安谒见毛主席。二十日接到批复，可以回到保安汇报部队的情况。接电后，我立即动身到毛主席的身边，聆听了一生难忘的教诲。主席和蔼可亲，他亲切的说，军委再三考虑让你担任军政委，这个决定不好改变。八十一师是在西北土生土长的好部队，与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它是陕北人民用心血培育起来的一支子弟兵。在这个部队你从连指导员一直到师政委，还有什么困难呢？我再三提出让我住一期红大再工作，毛主席连连摇头，慈祥地说，不行。当我又向罗荣桓主任提出这一要求后，得到了答复：“你回部队把工作做好，我们可以再考虑。”十二月下旬，我回部队不久，接到要我到红大一科报到的命令。临走前，我向接任军政委的王平同志交待了工作。
一九三七年元月，我离开了战斗近三年的红二十七军，离开了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走向新的学习、战斗岗位。
(李君燕整理 一九八○年六月)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