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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靖国军反对军阀陈树藩的斗争，当于右任回陕以前，虽因各方行动未尽协调，表现出松散无力，但其反陈目标则是统一的。
　　一九一八年八月经胡景翼、曹世英等共同商定，迎请于右任回陕，成立总司令部于三原，并统一改编各方面军队为六路：以郭坚为第一路，樊钟秀为第二路，曹世英为第三路，胡景翼为第四路，高峻为第五路，卢占奎为第六路以后，阵容为之一振。但为时不久，就连续发生不幸事件，如同年九月间胡景翼在渭南固市为陈树藩所扣押，十二月间井勿幕在兴平南仁堡又为李栋材所杀害，严重地打击了靖国军对敌斗争的意志和决心，开始走向下坡路。及一九一九年春，北洋政府派遣数省军队大举援陈，靖国军处于五倍以上的优势兵力的压抑下，首先樊钟秀、郭坚两部接受奉军许兰洲的改编，随后卢占奎部又随着援陕滇军叶荃部南下入川，从此靖国军就进入瓦解阶段。特别是一九二○年夏季直皖战后，直军阎相文、冯玉祥等率部入陕，陈树藩败逃南山，这时，靖国军数年来所揭露的“反段倒陈”的政治目标既失去现实意义，而在新的形势下又未能提出新的行动方针，于是就有部分军人为了保存实力，在少数文人的怂恿帮助下与直军拉拢，接受改编，这就逐步进入没落和消灭阶段。
　　当然，另有一部分军人和文人不甘于靖国军走向灭亡的。他们坚持贯彻孙中山先生反对北洋军阀的一贯主张，认为接受直军改编，就是投降直系军阀，有背靖国军的初旨，大加反对。这时靖国军的主要力量，除第五路高峻人少力弱，驻地偏僻(白水、澄城一带)，不为人所注意外，三、四两路，特别是第四路胡景翼部，实力既较雄厚，且控制着靖国军政治军事中心——三原、泾阳、富平和高陵等地区，而胡景翼又身任靖国军总指挥职(陈树藩溃逃之前，释放胡景翼回三原，胡得复任总指挥职)，不唯举足重轻，抑且直接掌握靖图军的存亡命运。因此，在受编和反受编的过程中，便发生总部与三四两路之间，三四两路相互之间，以及三四两路的内部一系列的矛盾和斗争。最后，终于出现了高陵事变。 
　　我在靖国军第四路第二支队冯毓东部历任军需、连长、参谋等职，当高陵事变发生时，适因公留住三原。由于我对各方联系较多，人事较熟，亲耳听到和亲眼见到的事情尚不算少。现就记忆所及，概述如下，其中缺漏或错误之处，当所难免，尚请身历其事者予以补充和指正。
　　一    
　　一九二一年农历四、五月间，直军阎相文率所部第二十师和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入潼关，接着吴新田部第七师亦由荆紫关入陕，这时陈树藩本想调集主力在西安以西进行对抗。不料驻守咸阳的刘世珑部，遇直军冯玉祥部一触即溃，同时，驻守兴平的张金印旅亦立不住脚，张首先离开部队个人逃跑。彼时，靖国军三、四两路正在兴平、武功之间截击陈军残部。张部骑兵营长李纪才在兴平率同所有残部先向靖国军第三路投诚，嗣因李与胡景翼有同事(同在陈部)、同乡(都是富平县人)关系，又改向四路投诚，经第二支队冯毓东(冯也是富平县人)招收，被胡景翼改编为第支队。李投降后，陈在关中西路力量已基本肃清，而靖国军的实力，特别是第四路实力不但没有消耗，且较直军入关以前大大加强了。
　　陈树藩败逃后的陕西局面。摆在阎相文、冯玉祥面前的重大任务，就是结束靖国军问题。当时直军所采取的是诱导改编和武装威胁相结合的手段。在靖国军方面，多数人已感到前途茫茫，企图另寻出路，保存实力。因而就有少数政客唱出：“假途直军”、 “曲线革命”的论调(据说是由安福国会议员李含芳等倡导的)。从这以后，就有一些谋士、说客奔走于保定、洛阳、西安、三原之间，谋求出路。胡景翼军队素质较优，实力较强，直系拉拢也较紧，为他奔走的人自较多；曹世英部实力虽较胡为小，内部人事亦较复杂，但因平日与民党人士联系较紧，在靖国军中仍有其一定地位，接洽受编，自不能把他放在圈圈之外。
　　不能否认，“假途直军”的论调，在当时是颇能投合部分地方人士的心理的。例如，一九二○年九月田玉洁从泾阳发出东电，宣布“剿匪安民”，实现“和平”的主张时，就深得泾阳绅商富户的赞扬和支持。及直军入关，陈树藩败逃后，渭北地方就有人高唱：“陈树藩已倒了，正面敌人不存在了，体恤民艰，休养生息，斯为要图。”此时，刘镇华(当时充任陕西省长)又组织一班文人名为“政治视察团”，分赴各县视察，进行所谓“安抚”工作。这些人虽未进入靖国军区域，但其风声传播，影响所及，已使渭北人民企求和平、减轻负担的呼声愈唱愈高，这就使主张受编的人愈加有辞可惜。
　　一九二一年八月间，冯玉祥约请靖国军各路将领在西安聚会，郭坚亦在被邀之列。冯为了向靖国军各路施加压力，当以“打草惊蛇”的手法，将郭坚枪杀于西安西关，同时成立西路剿匪司令部，冯自任司令，表示对陕局将采取断然措施。这就给靖国军各路指出两条出路：一条是接受和平改编；一条是继续武力斗争。何去何从，自行抉择。前来与会的胡景翼虽与阎相文一度接谈，但在冯的庄力下，亦不能不同曹世英等仓皇返回渭北，计议应付时局之策。这寸主张受编的人更大声急呼：“如不迅速接受直军改编，郭坚的下场，可为前车之鉴。”于是三、四两路接受改编的趋势就急转直下了。 
　　同年九月间，吴佩孚派泾阳周赞元(愚甫)、三原赵世珏(其襄)回陕，与胡景翼接头，劝其早日接受改编，息兵安民；周、赵两人并在西安与冯玉祥交换了意见(此时阎相文已死)，这就使受编空气更加浓厚，办法更加具体。因此，在三原就引起许多议论，也发生不少谣言。
　　尽人皆知，于右任对受编问题是坚决反对的，围绕在于的左右的文人们，如李元鼎(子逸)、茹欲立(卓亭)等亦都抱着同样态度，而吴希真、李养初、李春堂、李秋轩等更在做着具体反对工作。这班文人对主张受编者口诛笔伐，不留余地；而主张受编的部分军人则散放空气，要以武力对待。遂使三原东西两关形成对立局面，东关以胡景翼为中心是主张受编者接头议事之地；西关以于右任为中心是反对受编者的聚会场所。在这种情况下，好事者便从中挑拨离间，使双方误会愈来愈深。加之有些弁卫人员乘机夺枪杀人(此时于右任的卫兵方朝宗被人枪杀在三原北门内的箔子巷口，夺去“快中快”枪一支)，益使地方混乱，居民惴恐，大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与此同时，冯玉祥遣林开甲到三原向于探问口气，于当然拒绝投降，劝亦无效。于是这一对立局面就更加僵化了。
　　不过，于右任是毫无实力的光杆，平时依赖第四路发号施令，自不欲与胡景翼趋于决裂。当其双方误会日深，胡致书责于听信闲言时，于亲笔复书以央求的口吻对胡说：
　　聪明无此之立生(胡字)，何以至今不曾觉悟！我如不爱弟重弟，则天厌之!我如对弟有一丝隔阂，则天厌之！我如有一点听信反对党的话，则天厌之！望弟勿疑我，勿以流俗悠悠之口，翻复是非之言，引为与本身名誉有关，大彻大悟，方为英难。立生其再思之！右任复书(五日期)。
　　就这样也未能把误会解释开，隔阂清除掉。于因此便迁住民治小学的校园，整天吟花咏木，赋诗遣怀，其所写的“民治园二十首”，时人多称道之。据总指挥部参谋周耀武对我说：胡在这时对于似亦有所体察，曾于一个夜晚，亲至于家对于说：“事非得已，不管我采取怎样做法，我决不负孙先生(中山)和先生。”于笑送出。(另据材料，胡去于家时，于始而闭门不纳，继而于妻出来接见，上述的话是于妻转达的。——编者)不久，又有人对于说：“陈树藩释胡时，胡也对陈发誓说：‘绝不背督军’今竟何如？”于亦笑而未答。于因三原环境恶劣，移住城北东里的唐园。当时为于通消息的是张立卿和李春堂等。
　　于在东里期间，总以为曹世英或不至变节，因曹自辛亥以来。一直忠于民党，而其幕友中同盟会人较多(如韦协度、王烈(子忠)、吴子齐、吴清纯等)，乃去高陵见曹，企图挽回危局。可是，于到高陵后，曹竟避不见面，派其秘书长张梦宾(张与于系同科举人)、韦协度、张瑞卿虚与委蛇，于因谈话不得要领，乃住在城外李子逸寓中，第三日即同东里。不久，又避居于淳化的方里镇。
　　一九二二年一月间(即民国十一年农历腊月)，三、四两路接爱改编已接洽停妥，胡部编师，曹部编旅，名义番号，都经确定，胡即通过三原商会会长侯笃在城隍庙召开所谓“国民会议”，假托“民意”下掉靖国军旗；随后又派人将靖国军总司令的印信、牌子提去，并焚毁其档案，遗散其人员，这些措施，就不能不引起反对者更加反对，使矛盾益趋尖锐。
　　二
　　当时，接近胡景翼的人一致认为：胡为了保存和发展实力，接受直军改编，是与其素常的政治态度和军事主张分不开的。当靖国军发动初期，他曾在陈树藩的命令下，进攻过郭坚、耿直，堵截过高峻，对曹世英也持反对态度。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他有鉴于郭、耿、曹、高等所属部队，分子复杂。为害闾阎，既不是地方人民所需要的队伍，更不能完成靖国军的革命任务。他认为要革命，就得先训练队伍；要训练队伍，虽依靠反动政权亦在所不惜。等待自己羽毛丰满，才能真正有所作为。他曾亲口对同闻臣讲：“我打郭、耿、曹、高，是想把他们扰害地方的军队剿灭掉，自己起来再干。”不料，张义安三原起义，把他拖下了水，这是他十分不愿意的。冯毓东在祭张义安文中就明白的吐露出这一点。及至靖国军末期，南中(指广州方面)消息久断，各路分崩离析，而直军的压力愈来愈大，各地呼吁和平的声音愈唱愈高，处于这种情况下，胡定“假途直军”的路线，就不足为奇了。所以当时舆论界有些人承认胡军之倒向直军是走曲线革命，因而是积极的，也是必然的。
　　至于曹世英呢，也是一个胆大心细的人，当陈树藩倒台后，他就意识到：(一)靖国军这个团体，在与陈树藩的对垒中，尚可维持松散的团结，如今正面敌人倒了，即三路内部亦有分裂之虞； (二)渭北一隅之地历年供应靖国军的饷糈，已濒于山穷水尽的地步，韩、合一带的“硬肚子”不时向靖国军进攻，不能不认为地方人民对靖国军抱有严重反感；(三)更重要的是四路田玉洁公然派兵向三路驻在淳化的部队进攻，岳维峻公然将三路参谋于鹤九枪杀于三原东关，三、四两路意见不和，于右任居中是无能为力的。而且，就在这个时候，第三支队杨虎城部擅自从临潼的栎阳开赴西路武功一带。表示与三路脱离，使曹益感势孤力弱。处此情况，若不另寻出路，找到靠山，前途是不堪思议的。因此，他除与胡景翼进行拉拢，表示合作外，并派亲信田彦九在西安与冯玉祥联系，又去洛阳与吴佩孚挂钩，企图早日解决受编问题。这些认识和活动情况，曹在当时并未向部下详谈过或商量过。因此，引起许多人的怀疑和不满，这是他事后闲谈中对我流露出来的。
　　曹部军官和幕宾从来对胡景翼是有一种看法的。当直军进关，三、四两路在西路收拾陈军残部时，曹部在兴平的戏子房围困张飞生部，吴希真和惠又光都说：“胡部人多势大，对各方、特别对三路不利。”又说：“胡机智反复，将来断送靖国军前途的定然是他，毫无疑问。”这是在兴平防地姚颖丞听到吴、惠谈话后向我转告的。当时李养初还咳声叹气地对我说：“胡景翼对仇不仇，把杀了多少党人的姚振武(姚是汉武军第三路分统)都不杀掉，是何居心，颇难预测。”及改编事露出风声后，李养初就由富平到了临潼的交口、雨金住了一个多月。向驻在该处的三路第一支队王崇瑞(祥生)部的背长马献章(青苑)、甄士仁(寿珊)等进行活动，反对受编。不久，又值于右任出走方里，胡景翼下掉靖国军旗，并解散总部，更激起曹部多数人反胡，但恐曹随胡滑下去，不时有反对意见送到曹的耳边。
　　可是，曹胡之间的信使往还一直没有断过，时常交换情况和意见。在曹认为：胡实力强，声望高，深得冯玉祥、吴佩孚以至曹锟的重视，跟着胡走是必需的，也是有前途的。而且这时改编的名义和番号问题，尚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胡、曹合并改编为一个师，以曹为胡部的一个旅；一种是曹部单独改编为一个旅，反复磋商，仍待冯玉祥作出最后决定。根据这一情况，曹不仅离不开胡，并且要站在胡的后面，跟着胡走。
　　但是，胡景翼对受编问题，顾虑甚多，不愿以自己名义公然先冒不韪，总想让曹世英先下水，或者拉着他一同下水。对冯玉祥提出三、四两路合并改编的意见时，他就和曹直接商量，表示尊重“黑哥”意见(曹当时被人称“黑哥”)。他的理由是：“黑哥”年长，在民党中声望高，只要“黑哥”一带头，一切事都好办，任何闲言诽语都可立时澄清。他深知曹在积极谋出路，部下虽然有人反对，但不能改变曹的打算。相反的，曹愈势孤，愈要力谋个人出路。胡抓住曹这一弱点，便派田玉洁拉拢和怂恿马献章，反对受编；并派一些人所不注意的人向曹部拉人或分散军心。这样做的结果，既疏远了曹与于右任的关系，也分化了曹与许多民党人士和青年军人的关系。当时有人这样说：“曹部投降直军，是胡立生逼出来的。”事后，曹亲向我讲：“立生的药方子实在多。”而曹部参谋长王子忠更向我明白指出：“曹、胡两人，处境不同，但用心是一样的。谁都不愿落个投降在先之名。”改编结果，胡部编为陕军第一师，曹部编为陕军第一混成旅，这是冯玉祥最后确定的。出关后曹部驻地与胡部分开，则是吴佩孚的主张。说明曹在当时，并非完全被动。
　　三
　　自一九二一年十月以后，胡、曹两部改编问题已在公开进行，其内部都还存在着一些矛盾，为了达到受编目的，胡、曹两人都在设法掌握内部。
　　当时胡的部下：第一支队田玉洁，第二支队冯毓东，第三支队岳维峻，第四支队李云龙，第五支队康振邦，第六支队邓瑜(宝珊)，第七支队崔式卿，第八支队姚林翼，第九支队李纪才，教导总队杨瑞轩，分驻三原、泾阳、富平、耀县、同官(现为铜川)和兴市镇、相桥等地。
　　曹部：第一支队王崇瑞，驻交口、雨金一带；第二支队石象仪，驻高陵、淳化等地；第三交队杨虎城，由栎阳移驻武功一带；另有卫队营王成章，随曹驻在高陵。(另据材料杨虎城是曹部第一支队，王崇瑞是第三支队。——编者)
　　胡部军人最初不同意受编的，有岳维峻、邓瑜、李云龙等。不过岳对胡关系密切，其不同意的是改编问题，对胡本人并不反对。邓的态度和岳相同但不轻易见诸言表。李云龙不但反对受编，并且表示不愿出关（当时直奉正在酝酿战争，直系改编靖国军，即以必须开出关外为条件）。冯毓东默而不言。事后，胡的左右对我说：冯不表示意见，使反对受编的人生了很大疑忌，认为胡、冯系多年袍泽，且是同乡近邻，而冯又同实力最大的李纪才关系密切，冯的沉默可能是胡授意的或者是意见统一后的态度。由于冯的表现，就减少许多闲言，加之田玉洁极力主张受编，遂使胡部受编逐步趋于实现。
　　胡在四路文人中也做了不少工作，首先说服足智多谋的刘守中(允臣)，同时又把李仲三、李含芳(可亭)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他认为只要二李从中奔走运用，则寇遐(胜浮)，郭青(子兴)等就木致有意见了。此外，还有几位声望较声的人士如马庸中、郭藩、范立、张用章、段湘如等，胡则向其力言大势所趋，为了团体，为了个人，都非走此一途不可。求得他们谅解后，并请他们向各支队负责人进行婉劝，这些人在四路中是起了一些作用的。
　　这一年农历腊月，三原照例举行腊八会，胡于事前召集驻在各地的支队负责人，各率部队两、三营或两、三连尅期前来三原，举行会操并检阅。这时，四路中队伍整齐，器械精良，首推第九支队李纪才部。记得在腊月初十日的早晨，胡在南关操场上向各军官讲话，说：“看，你们的队伍，那一个能跟上第九支队，第九支队那一个不服从我。……”这是给不愿爱编的军官一个暗示：新收编的李纪才部尚能眼着他定，那未，其他老部下还能持有异议吗，从这以后，四路中的意见就愈趋于一致了。
　　三路中的文人比较复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三个人：
　　惠幼光，清涧县人，老同盟会会员。在辛亥革命时期就露出头角。民国五年倒袁护国之役发生，他与关中民党人士有了来往。为人眼光高远，度量宽宏，人都称为惠先生。跟随他的有武装人士约百人，没有任何编制，也不属靖国军任何范围，不时来往于三原、高陵各军驻地，走到那里，就吃在那里，驻军和地方机关都供应他。当三、四两路接受直军改编期间，他恰住在雨金甄士仁处，他是坚决反对受编的。
　　郭俊杰(英夫)，咸阳县人，原是第一路郭坚部的支队司令，郭部受奉军改编时，他和王珏同守乾州。乾州撤退后，他已无直属部队，于右任委他为第七路副司令，实系一光杆副司令。他反对投降直军是积极的，常住三原，不时来往于高陵各部队中。
　　柯益谦(伟宇)，山阳县人，日本留学生。他于一九一六年回国后，曾经老同盟会会员杨铭源(西堂)派做反对陈树藩的工作，先在东路王飞虎处，窥伺王的行动，后被陈察知，欲加羁糜利用，许以华县知事，他愤然而去，绕道省城到高陵，被曹世英委为高陵县知事。旋又派往西路欢迎滇军，同时被围于乾州，同王珏、郭俊杰、高季直等策划守城，郭曾对我说：“我们守乾州，出谋定计，实赖伟宇一人。”他从乾州退出后，复返高陵，充曹部高级参谋，其反对受编也是坚决的。
　　此外，如李春堂、李养初、吴希真、包楚材、吴清纯、张瑞卿、高香亭等，都是民党人士，也都是反对受编的激进分子。
　　曹世英对部下的做法，除派田彦九在外部奔走活动，王崇瑞在内部运用，企图掌握武力外，对绝大部分人员一概保守机密。即如参谋长王烈，人都称为曹的“丞相”，与曹私交甚厚，只因王是同盟会员，在最初阶段即不使闻知；又如杨仁天为人持重，曹平时很信任，但因杨和于右任有来往，即不让他与闻其事；更如张梦滨是曹的秘书长，平时参与机要，但对这事曹则认为：“文人成事不足，误事有余”，放亦将其瞒过。及至事已成熟，才派王烈到武功说服杨虎城，同来受编，终于碰了钉子回来。由于曹采取隐瞒做法，使部下和朋友多所不满，高陵事变的发生，这是原因之一。
　　四
　　高陵事变的发生和经过，据柯益谦等向我讲述，大体是这样：
　　胡部在三原举行会操后，受编已成定局，谈论的人就少了。可是人们不说话，并不等于人心都已折服。记得腊八会到了末期，石象仪来到会场上看赛马，与吴希真相遇，吴请石当晚在家守候(石住三原北城)，莫要外出，到时前来商谈要事。那天晚上到石家去的有李春堂、吴希真，李养初，郭俊杰诸人。谈起接受直军改编问题(有人叫做“投降”)，石表示坚决反对，但如何扭转这一局面，一时还拿不定主意，允于回到高陵后再作计议。就在这个时候，胡既下掉靖国军旗，又解散了总部，于是更激起这班反对者的紧张活动。
　　春节过后，曹部石象仪、马献章、甄士仁等带兵的军官在惠又光、柯益谦、郭俊杰以及其他坚持靖国军立场的人奔走、鼓动和运用下，意见趋于一致。马、甄两人极力拥护石象仪把这一运动领导起来，大家都表示赞成。于是石即与忠、柯、郭等日夜商量进行办法，他们分析了四路将领的态度和思想情况，一致认为李纪才加入胡部未久，胡虽对他备加赞扬，但实际上还未能与其他将领取得同等待遇。如能将李说服，把李拉过来，则一切事都好办了。至于岳维峻本来对受编有意见，李一过来，岳定不成问题。因而初步决定：以说服李纪才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李表示同意，这一运动即行全面开展。第四路将责成李、岳两人负责，三路由石、郭两人负责。事成后，迎请于右任回来，仍以靖国军总司令名义同孙中山联系。对于杨虎城部可以考虑另编一路，李夺(雄三)也要设法拉拢，因孙中山曾派赵锡三亲笔信见过李夺，嘱其协助陕事。同时决定：惠幼光对内对外全面运筹，决定临时大计；李春堂负责两项任务：一为同于右任通消息，一为窥伺曹世英的动静；李养初在马、甄之间进行联络，务使步调一致；张瑞卿、蒙发源（浚生）联络杨虎城部；郭俊杰在高陵城内主持各项计划的执行；鱼接天(同盟会员)办理文书工作；柯益谦负责说服李纪才。大家商量既定，立即开始分头进行。这大约是一九二二年灯节后(正月十五日)第二天石，惠，柯、郭和有关人士共同决定的初步计划。
　　柯益谦与李纪才并无深交，其所以敢于担任这一说服工作，原因是：李部营长聂竹溪是柯的同乡，万一李不同意，商谈破裂时，估计聂尚可为柯屁护，不致发生若何危险。柯先函聂，以其将来三原暂住，托代寻找住处，把聂安定下来。柯于正月二十五日到达三原，向聂打了招呼后，即持石函拜访李纪才，柯当将三路反对受编事向李和盘托出，并说由石老大王(石象仪的绰号)主持其事。因石、李都是富平人，在清末新军中同过事，私交甚厚。石深知李的脾气，谈话喜直来直往，不爱含糊隐讳，故当柯去见李时，石即告以与李谈话方式。柯向李吐露真情后，李果然笑着说：“我哥有这胆子很好！”柯见李并未反对，乃郑重地对李说：“你的兵精械美，人强马壮，可是胡某对你并不放心。”李反问：“何以见得？”柯说：“他（指胡）不给你地盘，使你的饷糈费用，必须从他手中领取；他的嫡系部队如康老六（振邦）只有几个人，驻在兴市镇，把地方也管起来，筹饷派款，比你自由得多，他对你如何，近来听说他还要扩编队伍，把你的大炮两门拨归熊均山的炮兵团，派出自己的人渗入你的部队，这是扩大你的实力，还是削弱你的实力呢？俗语说的好‘功高者震主，出众者遭忌’；你在四路，虽无大功，但是器械精良，用兵有方，难保不为别人所忌。”李说：“石老大王派你来，信中只说出他的心事，对我并无要求。”柯说：“要求在你自己决断，石老大王怎能替你作出决断呢？”李说：“我们以后再谈，我还要同大家商议。”柯即兴辞而去。
　　柯在三原住了一天，即回高陵复命，经研究后，认为李不拒绝就是有心，而郭俊杰即认为大事已成，暗中通知了马献章作出准备。农历二月初，柯又到三原见李，这次没有持函，是以本人名义又会见的。说到反改编事问李有无意见，李即拍桌子说：“你来运动我的队伍，真是……”厉形于色。柯尚未待其说完，亦拍桌子说：“你约我来，我即不计一切。”……”适窗外有弁兵窃听，李即令其走远，柯知尚可继续深谈，说了一闲话，待李气平后，直向李说：“在人腋下，何如相机高举，自行创造独立局面？”李仍以“须与部下商议后，再作决定”来推辞。柯、李第二次谈话就此结束。
　　柯回高陵，乃杨虎城已有函来，对石的意见极表赞同。石等就进一步商量如何行动，有主张马上举事的，有主张稍缓的，缓急各有理由。到了三月初，柯又到三原见李，建议石、李两人面谈一次，免生枝节。李当时沉思了一会才说：“能见面固然好，不见也行。但事不宜迟，你们先行举动起来，我即跟上来。”柯要求李带头发动，号召有力，并以张义安三原起义事对李加以最勉。李说：“我资望浅，还是老大王名气大。”柯坚持要李先发动，彼此推来推去，未得要领。柯于当晚回到南陵，向石等说：“我们如不先动起来，只凭口说，人家(指李)就认为没有这回事了。”几经磋商，乃决定自己先行发动。
　　一九二二年四月六日曹世英偕同眷属、幕友和弁兵出城春游，石即发动守城卫兵，拒曹返城，并写好一封长函，数曹投降直军，误党误国诸罪状，又飞函交口马献章，嘱其约同甄士仁一致行动起来。马接信后，即将同驻交口的笫一支队第三营营长程光奎(星五)邀到马营予以扣押，拜派兵收檄程营武装，计当时被缴械的有郑柳金、罗玉山、宋四海筹三个连，以及王崇瑞团部的另星枪支。对于兵员概未扣留，这些人多数逃到曹的身边。
　　曹被拒入城时，派人到北门叫石象仪出来谈话，城楼上卫兵开枪射击，及接到石等所写长函，才知不是小问题，即趋通远坊天主堂暂避，借教会势力保护他的安全。第二天王崇瑞到通远坊和曹见了面，程光奎被送到雨金甄士仁处，这时，交口、雨金两地防务由马献章主持，因马实力较厚(计八个连)。
　　高陵事发，石即日派人致函李纪才，请其践约。殊不知李早已向胡告密，胡并已知道曹世英被逼离开高陵，第二天胡到通远坊见曹，向曹说：“陕西事只有“黑哥”同兄弟(胡自称)两人是互相支持的。……看我为你打石老大王。”旋即返同三原，调兵遗将，布署进攻高陵。这时，一般人都这样说：“胡出兵帮曹打高陵，是十分得意的。因石象仪把曹降敌罪状揭露出来，人都知曹先行降敌，将胡隐在曹后，这是胡所企求的。”
　　高陵城内石派人将曹的卫队营王成章武装解除，同时将曹的司令部枪械收缴，有人还打算把那些主张受骗的人一律清除出去。惠幼光认为不必，应先收拾队伍，静候各方响应。旋即接到李纪才来信，提出“被防难助”字样，石才知第四路是靠不住了。仓卒之间，决定将自己驻在通润镇的刘一敬(文伯)营调回高陵，加强防务。到了第四天，第四路派田玉洁为指挥驻高陵西门外的皂角树村；派李纪才率部向高陵进攻；派李云龙部赤炳文(亚武)等两个营防堵交口，使马、甄两部不得援助高陵。
　　当晚，田玉洁攻高陵南关，守军退入城内，次日拂晓用炮向城内轰击，但不甚紧。这时，李纪才为释群疑，率部加紧进攻，并造梯登城，来势甚猛，正在双方激战中，适刘一敬带兵从北门入城，并说还有王珏部向来(其实王并未来)。石以为得此臂助，可以支持住高陵局面。不料刘首先对石象仪之弟象坤表示：“乃兄安全，我们大家共同负责，”众始愕然。刘又说：“不受骗可以，但不应使地方糜烂。”惠幼光反对刘的投降态度，当即引起口角。石于此时才知外有大军压境，内有奸人活动，而所约各方无一响应，即连交口、雨金也未派兵来援，高陵局面无法支持下去了。因而商诸惠、柯、郭证人，意在放弃高陵，西投拥于。惠首先反对，理由是：“在高陵支持这一局面，是发扬正义，走则成为叛乱。”别人亦认为走有危险，不如在城内死守为愈。这时，刘一敬又对石象坤讲：“老大王的生命，任何人都可放心，只要自动下台，就可无事了。”谈到曹的地位时，刘说：“你们并未打出电报，对曹根本无伤，自己退息，不再过问人家(指曹、胡)的事，其他诸人也不至有危险。”象坤转向老大王劝说，老大王不听，表示要死守高陵，一切自己负责，与任何人无干。往返商量多次，都无效果。大约在围城的第五天，刘商同象坤将老大王的卫兵武装解除，老大王大骂刘等是“无骨头，无正义的家伙”，自己同惠、柯、郭三人住在一处，时刻不离。此时守卫北门刘营的连长韩兆瑞(外号韩秃子)在刘指使下，放出张梦宾去通远坊接曹回城，主持大计。曹进城后，田玉洁等就不再攻城了。石老大王同惠、柯、郭等住在一个院中，只是抽大烟，形影不离。一天刘到石处，将郭叫出，借口商量善后，边走边谈，带到前院，立即派人把郭送往王成章处；一会儿老大王出去小便，又强将惠、柯两人拥至前院，送到别处。老大王回转室内大喊大骂，刘笑着说：“莫危险，莫危险！”从此惠、柯、郭等就和老大王离开了。当晚曹派一位连长带一排人将他们三人送出城外，交李纪才部，由李部参谋时仲英出来接待，惠索笔写绝命书，说：“真理真理，人人爱你，我为你生，我为你死！”时向李请示如何处置，李说：“我们将他们交给田指挥就行了。”于是又将他们送到田处。田勃然大怒，大骂曹黑子：“用他先人(指曹操)的故技，自己不杀弥衡，教我当黄祖，……更是岂有此理！我不染这个血手。”连夜叫三原派人前来提人，胡即派韩子云备车往提，第二天午后提到，郭问：“在何处执行？”杨瑞轩出来接见，备加安慰。次日送到东关胡家花园，胡景翼见到惠等三人，连连拱手，抱歉地说：“兄等受屈，完全怪我。……我在事前未曾向兄等商议，致出误会，现在不必再提了。……兄等三联单住在这里，我可负安全和生活上的一切责任。”当将惠、郭安置在飞机制造瑞轩家中，柯住三原城内友人家，各给资助。当时，我被冯毓东派往看了他们一次，各送一百元，我问及当日情况，有的说：“疏忽大意。”有的说：“操之过急而失败。”
　　曹世英和石象仪系患难之友，关系很深，不久，石亦恢复了自由。高陵事变到此算是完全结束了。
　　五
　　当曹世英被逼走通远坊后，李春党从三原前往看曹，表面上是对曹加以安慰，实际上是弄清曹的意图好向高陵和于右任处报告。与曹谈话后即返三原。行至距三原县城六、七里处的某一村边，忽有人在后面大声喊叫：“李先生暂停一下，我有话奉告。”李命停轿出见。这人叫李回去见司令（指曹），李拒绝，来人说：“如果不回，那就对不起李先生了。”李大骂：“狗东西，胡说……”那人出枪将李击倒，立时驰马循来路逸去。这是轿夫事后传出来的。不久，人都知道刺杀李者是王崇瑞部下连长宋四海，仙受王指使对李下此毒手。曹预先知道，但未加以阻止。这是曹的左右向外讲的。
　　当胡景翼到通远坊看曹世英时，马献章知道事败无救，派窦品三持函面见曹世英，信中对王崇瑞表示不满，对曹则作一番劝解，说：“只要不受编，仍持靖国军旗，我们对你决心继续拥护。”曹回高陵后，将改编事完全推到胡的身上，自己对交口、雨金两地反对受编的部队放下不管了。
　　彼时，杨虎城在西路迎请于右任到武功，成立了靖国军总司令部行营，但对高陵事件则以远水不解近渴，且有直军阎治堂部拉住后腿，无法加以援助，石象仪与王珏事先亦有联系，只以王的大部分队伍尚在富平的美原，弹药极感缺乏，亦无法前来解高陵之围。
　　此后，曹部编为陕西陆军第一混成旅，由王崇瑞、刘一敬分任团长，以王成章、韩兆瑞、陈日之分任营长，其在高陡的石象坤、交口的马献章、雨金的甄士仁等，统由胡部留守关中的田玉洁予以改编，允其暂不离开陕西。
　　胡聚翼部人数校多，范围较大，被编为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以岳维峻为第一旅旅长，团长为邓瑜和蒋朗亭；田玉洁为第二旅旅长，团长为王文秀、党廷佐(佑卿)；李纪才为补充旅旅长。其他如冯毓东、李云龙、康振邦等，则分编为补充团。编制就绪后，于六月初开出陕西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方留有田玉洁旅，冯毓东团分驻泾阳、三原、富平、耀县等地。这一场受编和反受编的斗争，在三原、高陵地区就是这样结束的。
　　民建、工商联西安市委员会供稿
　　《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