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青年劳动营成立前后
肖作霖
从我和程潜、胡宗南的关系说起
我和程潜是一九三七年才认识的。那时他任第一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我任刚裁撤的豫皖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的民训处长，由于办理交接工作和他接触过几次。
我原是复兴社河南分社的书记，在河南省有相当的影响。我又一贯主张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拥护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对蒋介石具有反感。我这些特点，颇符合程潜的心意。程一向对陈立夫的C·C团最厌恶，所以对我更表好感。程对黄埔学生也不信任，但害怕蒋介石见疑，又不能不用几个黄埔学生。因此，我便是他理想中最适合的人。程初留我在河南任第一战区民训处长兼河南省军管区司令部(程兼司令)参谋长；其后，又教我兼任河南省训团(程兼团长)副团长和教育长。程对我特别信任。
我和胡宗南是一九三六年才相识的。那时他初任第一军军长，驻在徐州。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十七军团长，驻在西安，控制西北各省。因为他野心很大，所以对河南也十分垂涎，总想在河南拉拢一些人，培植自己的势力。当时我所领导的河南复兴社势力最大，威望颇著，被他看中，于是他便对我屈尊就交，曲意相接，他来我往，过从特密，坚约永远合作。
一九三九年，程潜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主任，名义上是指挥一、二、五、八、十等五个战区，暂驻西安，无形中在胡宗南头上压上了一顶帽子。程考虑到胡宗南是蒋介石的亲信，拥有实力，而且一向骄横跋扈，同驻西安，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摩擦。他便采纳了参谋长晏勋甫的建议，由河南调我来陕任行营军务处长，意在居中折冲。胡也极力拉我，并许我来陕后担任中央军校第七分校的总队长；三个月后保任副军长兼师长，其意也在拉拢我以应付程。这时，凡有必要，我便折冲于程、胡之间，而实际上是和程站在一方面。
战干四团特训总队的成立
当时，我住在西安广播电台后院。胡宗南不时来谈。有一天，他忽然谈到：“你应当亲手训练一批干部，作为你将来发展事业的基础。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给你在战干团特设一个独立总队，挑选一千名高中毕业以上的优秀学生，完全由你自己作主去办，谁也不来干涉你”。我听了他的话，也有点心动。我说：“这倒很好，不过颂公(程潜的别号)要我待命，恐怕办不成。”他马上说：“只要你愿意，我可以向颂公去说明。”过了两天，程潜果然对我说：“胡想找你帮忙训练学生，我看这也好。”程言既出，我便答应了胡。胡说：“我和你不同别人。这件事，我完全为了你，我曾说过，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只负责给你学生和经费。各级干部由你自己委派，你可以在总队部设立自己的教务组、政治组和总务、军需等机构，完全不受战干四团团部的干预；不但不许葛武棨来过问，就是我也只是当当你的顾问参谋，这总算够朋友吧！”
战干四团就是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的简称。蒋介石兼团长，胡宗南兼教育长，葛武棨任副教育长。在胡的催促下，我便派人去咸阳选定了棉花打包厂为总队部驻地，陆续调派了各级官佐，很快筹备就绪，只待学生入队。其时已是一九三九年的夏末秋初了。
当我向胡催问学生时，他说：“我早给你选好了，已经有了八百多人，都是高中程度以上的学生。其中不仅有大学生，可能还有留学生，不过都是爱国青年，他们是受了迷惑走错了路想到延安去的，我不得不把他们留下来。他们将来都大有作为，我们应该把他们挽救过来，免得去受共产党的毒害！我想只有你才能担负起这一训练责任，一举两得，也为你培养一批特别有用的干部。”我听了他的话后立即向程潜作了报告。程说：“他怎么胡搞起来了，扣留到延安去的学生，还谈什么国共合作?”我说：“那末我不去替他办了！”程沉吟了半晌，才皱着眉头说：“不去的话，他就会认为我们包庇共产党，还是去的好。”
于是我就去向胡宗南请示教育方针。他说：“我说过完全不来干涉你，你想怎么办就怎办，反正只要能把他们训练过来就是了。”以后，我就自作主张独断专行的办了起来。首先在总部设立教务、政治、总务三个组，其次又设了军需、会计、医务等几个室；并派胡长怡为少将总队副，徐天春为上校教务组长，黄震遐为上校政治组长(黄是胡宗南介绍的)；先设了两个大队，派刘如心、陈克中(两人都曾任军政治部主任)分任大队长。当胡送来被他扣留的八百多名学生后，即编为六个中队，一个女生区队。胡说：“这个队应改称特训总队。”我在名称上未和他争执。在训练时间上，我规定至多一年的时间。关于教育方针，采取正规军事教育，完全和七分校相同；政治教育则采取较战干四团更开放些的方针，以民主、自由为手段对学生进行怀柔。如：对学生入营一律不检查，入营填表编队后，除了不准出营这一严格规定外(营地四周均设有岗哨)，在营内行动完全自由。又如对军事训练和管理从严，必须绝对服从，而在政治教育中则采用民主自由的手段，就是学生可以和政治教官自由辩论，并可直接向我质难任何政治思想问题。我公开宣称：“大家都应服从真理，学生如辩不过我就应跟我走，我如辩不过学生也一定放弃自己的主张。”我还规定各级官佐的服装与学生一样；除作纪念周及其他典礼性集合外，官佐一律和学生一同吃饭，不准开小灶；检查内务时，官佐和学生一同进行，从我的房子查起，不能例外。文娱活动由学生自己组织，可以自编、自导、自演。营内不设禁闭室，为的是表示尊重学生的人格。初期偶有学生越墙潜逃，也禁止岗哨开枪追捕，有被岗哨追回或又被胡宗南部队查扣送回的，也一律不予禁闭及处分，只对其加强查察和令其反省而已。但是，我在各中队均设有一个专管政治训育的队副，负责查察该队学生的言行动静，并分别进行思想工作。事实上对每个学生的情况，政治组是严格的掌握着和随时甄别的；同时，各中队的政治队副和各区队长，既都和学生同食共宿同生活，学生就无时无处不在被监视中，那里会有丝毫的民主自由可言。我只不过在表面上，好象“开明”而已。
特训总队扩成青年劳动营
特训队成立后约有两月左右，我还是经常住在西安，很少到咸阳去。有一天，程潜召我面谈。我先到行营晏勋甫的办公室问程找我有什么急事，胡说：“你的生意来了，委员长电令行营立即设立一个西北青年劳动营，分别在洛阳、西安、兰州、张掖四处设分队，训练出入陕北的被抓来的青年学生，颂公想叫你和谷正鼎(行营政治部主任)、张严佛(军统西北区负责人)三人会同办理，并要你实际负责。”当我见到程时，经过了反复协商，程说：“胡宗南已同意，把特训总队扩改为青年劳动营：还要你负实际责任，在名义上他兼任主任，你担任教育长。至于这个劳动营该怎么办，你可以去和胡商量。我只希望你思想放开朗一些，好好保全那些学生，不要伤害他们就是了。”
一天夜晚，胡宗南来到我的住处，他说：“战干四团特训总队从即日起扩充为天水行营西北青年劳动营，营本部仍在咸阳，另在洛阳、兰州各分设一个独立大队，经费和军需统由天水行营发给，人事上由行营任免。”又说：“一切都照常由你负实际责任。上校以上的干部可以和我商量一下，其余的事，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洛阳独立第一大队长，我想最好就叫三青团河南省支团干事长王汝泮兼任；兰州独立第二大队长，可调特训总队现在的第二大队长陈克中去，因为他在宁夏当过多年的国民党省党部委员，比较合适。关于你的特训总队的教育计划，我认为有点偏重于军事教育，似乎应该着重于政治训练才好。现在应当拟定一个新的教育计划，我们商讨后再执行。”
和胡谈话后，我就将挂在咸阳棉花打包厂门前的那块“战干四团特训总队”的牌子，换成“军委会天水行营西北青年劳动营”。将原总队部改为营本部，人员编制照旧，以原任第一大队队长刘心如升任总队长，原任第一大队副张镇嵩和第二大队副熊翔，分别升任该大队的大队长。洛阳独立第一大队大队长由王汝泮兼任。总队的学生，胡宗南又陆续送来了八九百人，其中独立第一大队约四百余人，独立第二大队约二百余人。这时已有二三十名学生，被认为已转变过来，可以信任，经过甄审，分别派到独立第一、第二大队充当学生班长。还有些被认为转变过来了的学生，陆续派在营本部教育、政治、总务各组工作，其中有几名还是大学毕业和国外留学的，派充为政治教员。对这些人一律允许他们请假外出，其实对他们还是监视着的。至于教育计划，除军事教育完全同于七分校，政治教育基本上同于战干四团外，还采取了一些来自延安抗日大学的学生所说的抗大的某些教育方法，如举行报告会，小组讨论会和座谈会及文娱活动等。关于政治课程，有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及王阳明学说之类，加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国际政治和民族复兴与抗战一类的东西。但我特别强调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和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适合国情，只有经过三民主义的革命道路，才能正确地逐步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用以麻痹学生的思想。
胡宗南对我的教育计划很不满意，他说：“我看不出你的这个教育计划和七分校、战干四团的计划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只是你的计划花样更多些。我认为你首先应该在于考查出他们之中那些人是共产党，那些人是受了迷惑走错了路的；然后才谈得上该怎样分别处理和进行教育。象你现在的做法，我看要上共产党的当。”我和他除了在教育计划上发生矛盾外，在人事任免上也发生了矛盾。关于队里各级官佐的调迁任免，我都是直接送行营办理，胡也很不高兴。他便陆续指派了些中级干部来队工作，最后派了一个留美学生淦克超来队担任副教育长。还指令成立三青团直属区团部，名义上由我任干事长，实际上以淦克超担任书记负实际责任。我以自己并未入团不便领导不接任这一职务，这样，我和胡之间的隔阂就越来越加深起来。
我和胡宗南的决裂
训练工作将近半年的时间，所谓学生的转变一般的在我看来还很不错，但并不合胡宗南的意。有一天，他忽然来找我，约我同去见程潜，见到程时，他说：“有一件重要事情报告主任，为了加强青年劳动营的训练，我想请何浩若来担任该营副主任，帮助作霖。主任看怎么样？”(何浩若是留美学生，原任河南省财政厅长，其后曾任军事委员会物资局长及国家总动员会秘书长)。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使我和程潜都为之愕然！这是明显的表示对我的不信任，我只好准备脱离这一工作。正好在这个时候，何应钦派我为平(凉)秦(天水)师管区司令，程即命我去就此新职。我就任新职后，给胡写了一封辞职的信。后来他终于推荐了蒋坚忍接任教育长，他自己也不再兼主任，而由他的军长周士冕接任主任。我回咸阳办了交接手续。以后天水行营也不管青年劳动营的事了。过了不到两个月，他们便迁到西安，时间大概在一九四○年二月初。以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我亲手主办的战干四团特训总队，又经扩充成为西北青年劳动营，历时将近半年。今已事隔数十年，我仅对当时经过的内幕情况，还记忆清楚，至于当时组织编制和人事，及许多具体措施与经过情况则不能详记，尚望曾参与其事的人，详加补充订正。
一九六三年十月
(民革陕西省委员会供稿)
《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