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记录               

甘肃的皮筏运输业

王信臣 苏耀江


  皮筏,过去是甘肃黄河水道运输方面主要交通工具之一,在西北来说,也是别具特色的一种运输工具。我从事此项运输业务达30多年,对解放前20多年间甘肃皮筏运输业的情况,略知梗概,兹就亲身经历,从以下4个方面回忆记述,以供参考。如有不够详尽或错误之处,请予批评订正。
  一、皮筏的来历、种类和演变
  皮筏的来历,我没作过考证,不知其详。据过去老筏户们常谈,甘肃的皮筏是从清光绪中叶就开始行驶的,它是从过着游牧生活的藏族人民用皮筏袋装满衣物,利用皮袋漂浮不沉的特点,人抱着皮袋涉水渡河的习惯演变而来的,并且是由小筏到大筏,由驶行短途而到长途逐渐发展起来的。
  皮筏有两种,即牛皮筏和羊皮筏。这两种皮筏的组成过程主要是这样的:牛皮筏是用牛皮胎编组而成,其操作程序是先将皮胎在水中泡软,如遇筏上载运羊毛,即在皮胎里装满羊毛,扎紧口子,再用大木椽6根、小木椽40根作骨杆,然后将皮胎串连起来;如筏上不运羊毛时,皮胎内即装麦草,又称草筏子。最大的牛皮筏需用牛皮胎120个,筏身长25米,宽7米多,筏上装设6把桨,一般载重量是20吨,也有达30吨的。羊皮筏的操作程序大致和牛皮筏相同,而不同之处,就是皮胎内不装东西,将羊皮胎泡软以后,平均每只灌入清油4两和盐水少许,然后用人工吹胀扎口,同样用大小木椽作骨杆,将皮胎串连而成。最大的羊皮筏需用皮胎600个,筏上也安装6把桨,筏身长22米,宽7米多,载重量和牛皮筏差不多。这两种筏都是担任长途运输,如由西宁到兰州,再由兰州经宁夏到包头等处。另外还有一种小羊皮筏是用10多个羊皮胎组成的,由一个人驾驶,其用途是担任兰州附近河道上的短途运输,如由新城、河口一带往兰州市区运送瓜果蔬菜以及渡送黄河南北两岸的来往行人,在沿河各县的各渡口,都有这种小皮筏转渡行人。
  在1928年前后,兰州跑长途的筏户有50多家,绝大多数是回民,我当时是仅有的汉人。那时由于羊皮筏航驶技术不够精良,一般群众总认为牛皮筏稳妥,羊皮筏险多,因而商人运货,大多由牛皮筏承揽。当时虽有10多家羊皮筏,而业务是不发达的。到1930年以后,靖远、条城(即榆中的青城)的筏户(均是汉族)逐渐来兰,参加了兰州、包头间的皮筏运输,从此形成了兰州、靖远、条城筏户的三帮。靖远帮有10余户,共有载重15吨的羊皮筏十四五只;条城帮有十四五户,共有载重30吨的羊皮筏七八只;兰州帮最大,共30多户,有载重30吨的皮筏30多只(大多数是羊皮筏)。到1932年以后,兰州、包头间的水上航运全由羊皮筏担任了。这样演变的主要原因是:(1)羊皮筏的驾驶技术有了很大改进,途中事故大大减少,在群众中建立了信誉;(2)羊皮筏速度快,在正常情况下,由兰州到包头最快十一二天就可到达,而牛皮筏最快也得21天;(3)羊皮筏吃水浅,驾驶灵便,遇到峡谷或礁、滩等险地时容易渡过;(4)羊皮筏编组快,从泡皮胎到组成最多需时一星期;牛皮筏最快也得20多天。在成本方面,差别也大,如一个大羊皮筏成本为600多现洋,而牛皮筏就需要1500多现洋。羊皮筏因具有这几种优点,因而牛皮筏很快就被淘汰了。
  甘肃由水上出省的物产,主要有羊毛、水烟和药材。这些土特产过去多由皮筏运输到包头后,再经火车转运到津,沪等地。附带着也运送旅客和其它如猪鬃、肠衣等土特产,但为数不多。这些土特产,都是由筏户向毛商和烟商(烟坊)或过载行包运的。由兰州装货时先领一半运费,到包头或陕坝指定的行栈交货后即结清运费。如途中发生事故货物受损时,筏户不仅领不到运费,还要受到很大拖累。
  抗日战争开始后,皮筏运输的重点又转在军用品方面。1940年冬,甘肃省政府成立的驿运管理处,将兰州所有皮筏编为该处“水上运输队”,曾派马得福担任队长,我负责筏上业务。当时筏户只向驿运站交纳管理费,所有运输的军用品,由驿运处向八战区运输处承揽,主要是给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和绥远陕坝一带的傅作义部运送枪弹、汽油等。有时还运送壮丁,但次数不多。军用品在每次航运时,都由八战区运输处派兵押送。到抗战胜利以后,军用品停止运送,又恢复了由筏户自包自运的办法,这时承揽的货物种类较前繁多,而兰州的水烟和药材仍为大宗。
  二、兰包间的航运过程和所经险地
  从兰州到包头的航程,长达2400多公里,经过甘肃的榆中、靖远、景泰,宁夏的中卫、中宁、贺兰、陶乐、永宁、平罗、磴口以及绥远的临河、五原等县境。每年的航行期为3至10月,其中以5月至7月3个月速度最快,平均每天可行200多华里,其他各月因水位低,平均每天可行120华里。由兰州到宁夏沿途停舶6次,由宁夏到陕坝或包头停舶七八次。每遇狂风暴雨筏即停驶。在正常情况下,每个羊皮筏每年可航运两次:第一次在每年3月间开始起运,返回来就到五六月了;第二次在7月间起航,返回来就到深冬腊月了。这样需费时间多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筏子到达目的地后,经过拆卸,必须等待皮胎晒干,然后雇用骆驼驮运回兰。有时雇用木船将皮胎逆水拉运到石嘴山或中卫,再雇脚驮回兰州,因而中间经过的时间很长。也有一年赶运3次的,这必须在回程时用汽车送回皮胎,这样成本很合算,但汽车是不易找到的。
  过去一般人总认为乘皮筏是很危险的。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危险确实有。因此,一定要有经验丰富、驾驶技术精良的水手多人护送,才能有把握地安全达到目的地。如一个6把桨的皮筏,一定要聘用长途水手6人,每桨配备一人,同时根据黄河水势的大小,在开驶中聘用临时转峡水手6至10人。转峡水手,是把筏由兰州护送出了大峡到西峡口(距兰州120华里),他们的任务就算完成,当天可以返回兰州。不论长途或短途水手,绝大多数是回民,他们都是几代祖传的善测风云,有与惊涛骇浪作斗争经验的专搞此项业务的工人。
  在兰包间河道中,由于要经过多处水势汹涌、山崖峻峭的山谷,因而人们提起黄河中的险地,常有“谈虎色变”之感。其中最有名的是:皮筏由兰州航行20华里即入小峡,行60里转进大峡。大峡是筏运过程中第一道危险关,峡内有“煮人锅”、“大照壁”、“月亮石”等处。因山峡过窄,水流湍急,如掌桨的水手技术不高,皮筏不是被“煮人锅”的大漩涡漩沉,就是被“大照壁”的悬崖或“月亮石”礁石碰翻。出了大峡,经过蒋家湾的“野虎桥”、“大浪”两险地后,即到靖远县城。过了靖远的黄沙湾即入红峡,这个峡谷中的险地有“洋人摆手”(又名歪脖子滩)①和“一窝猪”两处。再过景泰县境又入黑山峡,峡内的“五雷漩”、“老俩口”、“三弟兄”、“七子妹”等处也是有名的险地。出了黑山峡经过“龙椅子”险地,即到宁夏中卫的炭窑子。由于这里的河流多而水位浅,筏行到此,最怕搁浅。过此,由宁夏的青铜峡到石嘴山峡,虽还有“歪脖子滩”、“三道坎”几处险地,但情况都不十分严重。过了蹬口进入后套(今属内蒙古)以后,河面更宽,水流渐慢,我们常把两三个皮筏连在一起航行,一直可以顺利地到达目的地。可是在遇到黄河水位过低时,由于水浅泥沙大,也常有搁浅的危险。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故,造成的困难和损失很大,需要雇木船将货物转下来,皮筏拆散另行组连,往往一月内还不能复航。
  在上述危险地段,事故若发生在峡谷中,小则筏的一角被撞折,载运的货物即遭受部分的损失;大则筏被全部碰散,货物和旅客即被倾翻水中,顺流而下,往往捞救也有困难。过去的反动政府,只是收捐收税,并利用皮筏为他们支差服役,至于说协助筏业工人改良设备、减少事故方面,从来都不过问,一切都听筏业工人与自然作斗争。如因出了事故而使载运的公物受到损失时,筏户还得连带受害。记得在1939年有靖远筏户魏玉珠的皮筏,因装运军用品行至靖远黄沙湾附近出了碰筏事故,部分东西沉没。当时的八战区运输处不但严惩押运员,并向筏户追查责任,几使魏姓倾家荡产,问题仍得不到解决。
  三、皮筏业的组织和所遭受的层层剥削
  1926年前后,兰州筏户尚无所谓工会一类的组织。那时由皋兰县政府派有一个行头,负总任务。当时的行头是马得福(回族),筏户都受行头的领导。到1936年以后,国民党甘肃省党部派人组织了所谓皮筏运输工会,我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所谓“理事长”。从名义上看,这个工会好象是筏业工人自己的组织,实际上是国民党利用的工具,一切活动都在党部的操纵下进行。到 1941年冬,这个工会又拨归兰州市政府的社会局管辖,市党部也派人“指导”。这时又将名称改为兰州市皮筏运输业同业公会,限定筏户必须入会成为会员后才能经营皮筏业务。会员每年向公会交纳会费,并有承担各项捐款(如慰劳捐、救济捐等)的义务,所谓权利可说一点没有。
  至于筏户们在旧社会很长时间内所受的各种苛捐杂税的层层剥削,更是名目繁多,不胜枚举。最主要的有以下各项:
  (1)筏捐:筏捐在甘、宁、绥各省都有。甘肃在皮筏行头负责时期(1926年前后),由皋兰县政府指定向筏户收筏捐,总数每年达现洋800多元,召商承包,向筏户分摊。而分摊时的浮收,常常是数倍于此。一直到1942年皋兰县政府迁出市区后筏捐才停止征收。宁夏在未建省前的镇守使时代,就在青铜峡设有筏捐局,专司其事。到1929年分省后,筏捐数额提高,每个过境皮筏到中卫后,即征捐洋七八十元,一直收到解放前夕。绥远的筏捐,是由包头的航务段征收的,数额和宁夏差不多,也是多年来的例捐。
  (2)桨捐:是由一种陋规形成的。兰州筏户,最初全是回民,搞的多是西宁、兰州间的运输。当时鉴于回民教育不大发达,筏户们自愿在每个皮筏由西宁到兰州后,捐出木桨两只及木杆多根,交由回民学校集存变卖,以补助教育经费。以后逐渐相沿成一种陋规,名称定为桨捐,凡遇过境筏子一律收捐。据说在张广建统治甘肃时期,又把这种桨捐拨归甘肃回民教育促进会经收,成为兰州回民教育经费来源之一,也是到解放以后才取消。
  (3)公房捐:这是前清末年兰州有浮桥②时设立的一种苛捐。由于皮筏、木筏从上游经过浮桥时,一定要先向管理浮桥的公房(设在桥头)交了捐,然后才能拉开闸门,放行通过。因而筏户把这种捐名之为“公房捐”。可是到铁桥修成,浮桥拆除后的很长时间内,公房捐照旧征收。后经筏户们的多次反对斗争,到市政府成立后才被取消。
  (4)税卡的各种苛索:本来皮筏上载运的货物如羊毛、水烟、药材等应纳的所谓法定税款,照例在起运前由货商完纳,沿途税卡只是查验税票盖章放行而已。可是这个查验权,就给予税卡人员以贪污受贿的大好机会。特别是在宁夏的中卫、仁存渡、石嘴山、磴口等处,税卡林立,他们以查验为名,进行勒索,采取的方式是故意刁难。如对于装载羊毛或水烟的皮筏,即以“货物数量有问题”为词,声言要重行过磅,不然不予放行;又如禁烟善后局的查验人员,以“检查皮胎内是否藏运大烟”为词,要卸下皮胎抽查。筏户明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都是想借端勒索。为了免受拖累,于是只有托人分别讲情送贿以后,才可免除留难。到达包头后,绥远塞北关税卡人员借验票所进行的勒索,与宁夏毫无二致。
  (5)宁夏的“申请”关:在抗战开始不久,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异想天开地规定了一种过境皮筏办理申请查验的手续。其办法是:除军用品外,其它载运任何货物的皮筏,到宁夏仁存渡后要在检验机关登记,向省政府呈递申请书,听候检查。最特别的是这种申请送上去后,规定由马鸿逵和他的财政厅长赵文府亲自审批盖了私章(任何人不能代盖),然后才允许放行。如有不办申请手续者,被查获后,皮筏及载运货物全部没收充公,人还要办罪。如有一次靖远筏户高雨亭的筏子因未办申请手续被查出后,除皮筏与货物被没收外。并将高雨亭与货主赵连才抓去戴上高帽子。在宁夏沿黄河各县游街示众达一个多月才算了事。
  这种申请手续办起来非常困难,因为要马鸿逵、赵文府亲盖私章,两人中任何一人不在,申请就批不下来。如1941年我们有一批皮筏到宁夏后,由于马鸦逵出巡外县,我们就在仁存渡停舶等候了一个多月,一直到马鸿逵返回盖了章才放行。就是在正常情况下,申请的审批也很费时间。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的办法是分别找窍门,进行活动。如兰州帮的筏户找的是宁夏民政厅长海涛(兰州人)的路子,给海涛的公馆送去大批礼品后,再把申请送去,海涛直接找马鸿逵等审批,很快即可办成;靖远帮的筏户,找的是警察局长陈保泰(靖远人)的门路;我通过别人介绍,找的是老太太(马鸿逵生身母亲)的门路。每次筏到仁存渡停舶后,即托人把从兰州带去的大批礼品连同申请书一并送到老太太处,很快即可批准送下来。马鸿逵的“申请”关,我们常是这样闯过的。
  四、一度活跃在嘉陵江下游的甘肃皮筏
  1941年夏,国民党政府的油矿局总经理孙越琦来到兰州,对甘肃的皮筏运输很感兴趣,他通过兰州市政府找我去谈利用甘肃皮筏,试办嘉陵江下游从广元到重庆长达1400多华里的运输问题。我当时答应试办,孙遂决定由兰州买了羊皮胎40个,由我负责,带了同行的高凤吉、马得全二人,于同年秋前往广元,编组了一个小型皮筏,载了5大筒汽油(约1181多加仑)实行试航。当时,当地的群众对皮筏在江上航行极不相信,曾唱出讽刺的歌谣说:“石油局瞎胡干,羊皮筏当兵舰”。但试航的结果十分良好,于是我们又返回兰州,由油矿局购买了羊皮胎2000多个,聘用了筏业工人20多人,二次回到广元,由油矿局成立了“皮筏航运队”,派我担任了队长,筹备正式航运。我们用2000多个皮胎编成载重6吨的皮筏5只,专门负责运送汽油。
  1942年夏,航运队正式开航,由广元到重庆需时两个星期 (木船需一月多时间)。当5只皮筏第一次驶抵重庆时,曾轰动了这个山城,参观的群众如潮水般地涌来。油矿局举行了盛大的“欢迎皮筏航运队大会”,并摄制电影,一时中外记者和外宾前求登筏参观访问者络绎不绝。有些外国记者在参观后,还要求带走羊皮胎,准备到外国去展览。油矿局为了满足群众要求,让我们把皮筏在化龙桥码头停留了两个星期,供群众参观。接着我们开始了汽油运输工作,一时甘肃皮筏在嘉陵江下游的活跃情况,引起了人们的重视,重庆各报都用显著篇幅连续登载了皮筏运输的新闻,当时我们也感到十分光荣。
  皮筏在嘉陵江航行的优点是:江面平而无危险;由于江水冬季不结冰,常年可航行;根据成本核算,皮筏运输汽油较汽车运输能省运费80%。因此我们搞了两年多时间,对抗战后期的汽油运输起了一点作用。可是到胜利炮响,由于情况的变化,国民党政府对皮筏不重视了,简直到无人管的境地。我们只好返回兰州另作打算了。
  后 记
  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大力帮助下,甘肃的皮筏运输业曾一度得到发展,如在天兰铁路通车后,所有运往宁夏石嘴山等处厂矿的大型机器设备,都是由火车运到兰州后再用皮筏转运的。1952年,又经省交通厅介绍,我们部分筏户带着皮胎去陕西。在陕西交通厅的领导下,担任从汉中往安康运盐,再由安康装载桐油、猪鬃、大麻等土特产顺汉水往汉口航运的任务,经过4年多时间,后因气候过热,皮胎腐坏较多,遂结束返回。1959年,我们又组织了部分皮筏去临洮一年多时间,担任了利用洮河由黑店峡往临洮(150多华里)运炭的任务。随着铁路交通的迅速发展,自兰宁、包兰铁路通车后,在这条线上的水道运输,就被火车代替了,因而皮筏的长途运输即告停顿,筏户们都转业了。但根据我的经验,若利用皮筏的运输特点,在国内一些江河水道上,继续组织皮筏担任运输任务,一定能够发挥更大的效用。在本省的黄河水道上,从靖远到宁夏一带的皮筏运输,很有恢复的必要,因为靖远的农产品如瓜果蔬菜之类,因无皮筏运输,销路大成问题,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受到一定的影响。
  注 释:
  ①据说在民国初年,有外国传教士一人乘筏东下,筏入红山峡后,由于水势凶猛,该传教士心生畏惧,突乘机一跃而跳到靠峡边的一块大石上。不料此处水流过急,筏不能停舶,因此,每过一筏即摆手求救,终因无法营救而被饿死。从此人们把此地叫作“洋人摆手”。
  ②浮桥是在兰州黄河铁桥未修建前很长期间(据皋兰县志记载是明朝初期创设),用木船24只,浮于河面,驾以横梁,上铺平板,两岸各立两根铁柱,又以 120丈长的铁链条和绳索等,将船串连起来。船随水位而涨落,人马车辆通行其上,故称浮桥。
  《西北回族与伊斯兰教》 (第四章 历史悠久的工商业) 
您是第 位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