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申新纺织厂建厂经过
萧德勤
荣家企业是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工业。无锡人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本世纪初从开办机器面粉业开始，二、三十年时间便发展到有茂新、福新和申新三个公司系统的20多个工厂。但是，这些工厂大多集中在上海和无锡两地。除了济南和汉口。在祖国西北地区，荣家唯有一个宝鸡申新纺织厂。宝鸡申新纺织厂及其联厂是荣家事不由已时散落在西北的一颗棋子。抗战时期，这个厂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也给荣家企业带来光荣。
宝鸡申新纺织厂的创立经过，其真情实况至今还鲜为人知。笔者在过去的四五年时间里翻阅了申新公司的有关档案，并访问了有关当事人，撰成本文，以供研究历史之参考。
一、宝鸡申新纺织厂的前身
宝鸡申新纺织厂的前身是汉口申新第四纺织厂，简称申四。汉口申四建产之前，即1918年，荣家在汉口创办了福新第五面粉厂。荣宗敬、荣德生把建厂的任务交给初出茅庐、大学毕业只两年的青年工程师、其婿李国伟。
李国伟，1883年生于无锡一个败落了的书香之家。父亲是清末的进士，早年去世。李国伟依靠叔父的接济才得以读书求学。 1911年他考入唐山交通大学，修土木工程，1915年毕业，1916年任陇海铁路工程师。这一年，由于一位亲戚的介绍，李国伟成了荣德生的乘龙快婿。在两位岳丈的敦劝下，李国伟放弃了铁路工程师的职位，改行办工厂，走上工业企业家的道路。
1918年夏，李国伟由郑州到达汉口，购定长江边上硚石宗关地方一块空地建设面粉厂。出自大家闺秀的妻子跟他一起住在工棚里。经一年，工厂建成，是为福新第五面粉厂，简称“福五”。
“福五”建成时，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面粉厂产销两旺。武汉纱、布市场亦好，而福五粉袋尚须依赖无锡、上海申新各厂，。因此，荣宗敬决定在汉口开设申新第四纺织厂。李国伟又一手组织了申四建厂工程。1921年申四建成，翌年开机生产。
申四建成后，帝国主义经过世界大战又卷土重来。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势力渗透到中国内地。他们采取高价收购棉花，低价倾销纱、布的策略，企图扼杀中国棉纺织工业，垄断中国纱布市场。这时又逢各省棉花歉收，棉贵纱贱，市场萧条，申四连年亏损。后来又受到国内战争和政府银行钞票贬值的影响，厂子资不抵债，终于搁浅停工。许多股东此时主张卖厂停办。李国伟和一批年轻职员力挽狂澜，使申新四厂幸免被外商吞噬。
汉口申四又经历了1931年武汉水灾和第二年一次大火的“洗礼”，于1933年重建。申四重建后，招收新工，统一培训，启用新人，改进管理，并首倡职工福利，使企业面貌焕然一新。至1936年，申四纺纱机达到5万锭，布机870台、申四又向国外订购万锭纱机，准备进一步扩充，未及交货，战争爆发了。
1937年7月，日本侵略军发动了芦沟桥事变，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不久，日寇占领我国东南沿海大片领土，上海、无锡沦陷，荣家各厂或毁于炮火，或被敌人侵占。
汉口申新四厂经理李国伟不甘心自己亲手建造起来的工厂落入敌人之手，打算将工厂内迁，曾派人入川考察。1937年12月，又派办花主任瞿冠英至重庆，协助先期入川的申四同仁选择建厂地址。1938年4月，李国伟亲至四川购定地基，为申四内迁重庆做好了准备。
上海沦陷后，荣宗敬出走香港，1938年2月病逝。上海的荣家“总公司”和荣德生都不同意将汉口厂拆迁。申四厂内主张内迁，支持李国伟的是一些充满爱国激情，要与全国军民同仇敌忾抵抗侵略的年轻职员。其中最坚决的是章剑慧和瞿冠英——他们后来分别成为申四重庆厂和宝鸡厂的领导者。
二、汉口申四迁陕之谜
汉口申四内迁的目标后来何以转向陕西宝鸡？事实上并不全是企业内部大股东与主持人之间争论的结果。相反，起决定性作用的倒是由于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推动。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一些爱国人士为了组织救国工作，曾定期聚会商讨救亡办法。一次，从延安秘密采访归来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夫人尼姆·韦尔斯也出席了。尼姆说，在沿海工业已大部毁于战火和被敌人侵占的情况下，应动员后方的人力物力发展合作的手工业，生产军需民用的工业品，支持战争。于是，一个“中国工业合作社设计委员会”的组织成立了。并推举热心中国进步事业、在上海工部局担任工业科长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为这个委员会的召集人。艾黎，还有曾就学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后在华北从事工业和棉业技术改进工作的卢广绵，以及另外两位工程师，由他们开始，组织起后来有千百万劳动群众参加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
1938年6月，路易·艾黎由上海经香港到达汉口。他首先去见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的负责人之一周恩来。周恩来热情支持工业合作计划。艾黎在这里认识了中共的另一位负责人秦邦宪，即博古。博古还协助艾黎制订了工作计划。为了取得政府方面的支持，艾黎又去找澳大利亚人端纳。端纳是蒋介石的顾问，西安事变时曾陪同宋美龄到西安。于是，工业合作社计划得到了政府最高当局的允准，宋美龄还担任了“工合”的名誉会长。
1938年8月，正式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并派卢广绵立即到西北开展工作。卢广绵等在陕西宝鸡组织了第一个由三名铁匠组成的工业合作社。8月中，在宝鸡成立了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后来，宝鸡成立了“工合”运动的中心。
与此同时，有一天，正当武汉酷暑，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博古找到艾黎，他要求艾黎利用自己在工业界的影响，设法把武汉的工业尽量迁到西北去，博古对艾黎说，倘若日寇西进，西北将可能成为八路军坚持开展游击战的地区。如果把武汉的工业能在西北重建起来，那将对抗战起很大的作用。
艾黎第二天就去拜会端纳和宋美龄，向他们建议把武汉准备疏散的工业迁到西北，既有利于工业合作运动，有利于抗战，也可以减少大批难民对政府的依赖。宋美龄同意这样办，答应尽力帮助他实现这个计划。
国民政府当局命令武汉各工厂迅速停机拆迁，并多次派人到申新四厂察看、催促。
8月初，武汉市政府召集各工厂主开会，宣布所有工厂都必须疏散到后方去，否则全部炸毁。在这次工厂会议上，路易·艾黎向武汉工业界人士讲述了上海沦陷后绝大多数工厂遭到破坏或被侵占的事实，动员他们把工厂迁到后方，迁到西北去。
一天，宋美龄和端纳顾问同艾黎一起亲自到汉口申新四厂视察。察看后当场决定：申四必须把全部机器迁到后方去。并说往重庆的水路已拥挤不堪，没有船只来装运机器。又说向西去的铁路通到陕西宝鸡，那里也比较安全，政府可以尽力设法调拨车辆，协助迁运。于是，申四内迁的目标转向西北，由重庆改为宝鸡了。
申四经理李国伟不顾股东的阻挠，指挥职工将拆卸了的纱、布机和粉机及一部发电机组装上火车。8月16日，第一列满载这些机器的火车往西开去。由于日寇飞机轰炸扫射，火车开开停停，开到宝鸡用了六、七天时间。
这时，日寇主力正大举西侵，直逼武昌。
汉口每天都遭受敌人空袭。申四、福五工人日夜抢拆、装箱、搬运，虽有敌机在上空盘旋，大家都无所畏惧，拚命加紧工作。9月20日，申四、福五两厂机器全部拆卸完毕。机器总计 6000余吨，装箱后本可以从申四厂前装上火车，当地驻军这时却要在那里修筑防御工事。厂方不得不改用驳船从水上运至铁路线装车。船在长江上适遇大风，颠覆翻沉，致使一台1000千瓦的发电机和200多箱机件沉于江底。准备打捞时江水大涨、机器沉没处又是深水，无法下手，结果全部损失。
沿平汉路而下的日寇迫近武汉，申四职工冒着生命危险把织布工场房屋的木料门窗、机瓦和面粉厂栈房的白铁瓦（铝合金屋面）、钢架屋顶等一点不留地全部拆下，装运至宝鸡。
8月下旬，装载申四机器的两列火车开到宝鸡。但是最后一列开出武汉时，平汉路柳林车站已经失守，火车只得返回汉口。申四的15列车其它物资，包括修理工场的机床和建筑材料等，后来都被日寇劫去。申四运到宝鸡的设备仅有纱机2万锭、布机400台、3000千瓦发电机组一部及钢磨12部。
8月31日，李国伟写完给申四股东的信后，于当晚坐上西去的火车前往陕西宝鸡。
武汉沦陷后，汉口申新四厂被日军占据，作了汽车修理场，汉口申新四厂的历史中断了。
中国南方的爱国企业家到祖国的大西北，依靠那里的劳苦民众，坚持战时生产，供给军需民用，支援抗战，为中国民族工业写出了渐篇章。
三、宝鸡的传说与困难的现实
李国伟到了宝鸡，与先期到这里的瞿冠英会合，把瞿冠英选择的厂址最后确定下来。
宝鸡，位于关中平原的西尽头，北有高原，南依峻岭，浩浩渭河流经其间；既有平原泽国之利，又多山川阻绝之险。它是一座小小的古老山城。公元6世纪，即南北朝时就筑下了城池。公元757年，即唐至德二年重建。明景泰年间重修。至清代，顺治、乾隆年间又重修过。宝鸡县城背靠陵原，面临渭水，又有金陵河、玉涧河流其左右，对面的秦岭山脉绵亘千里。成为天然屏障。《宝鸡县志》称之为“面波千顷，目秀万峰”，这也并非虚语。从汉口来的申新公司江浙籍职员，看到鸡冠峰层峦叠嶂、云蒸霞蔚的气象，也不禁赞美这里“风景绝佳”。可是，宝鸡徒有山川之美，它的人民却像生活在中世纪。城内只有六、七千人，且多是农户。人们用千百年前的方法进行生产，谁也不知道什么是机器。不过，当申新四厂迁来时，宝鸡已开始变化了。这个变化是由1936年向宝鸡修筑陇海铁路引起的。1937年3月，陇海铁路通车宝鸡。芦沟桥事变发生后，逃难者乘火车蜂拥而至，宝鸡的人口才增加了，并且有了旅馆了。瞿冠英初来即住在宝鸡城内，每天步行十里到十里铺去。后来改为骑马。他选择的申新厂址就在这里。
宝鸡县的十里铺又名斗鸡台。这个地名及其传说引起申新职工的极大兴趣。据传说，秦文公时有陈仓人获一怪兽，不知何物，经献文公。路遇二童子，怪兽言其为“陈宝”，并说得雄者可为王，得雌者可成霸。于是“陈宝”化为山鸡，雄飞东南，雌飞西北。陈仓人告知文公，文公追获其一，又化为石鸡。文公宝之，遂筑“祀鸡台”建“陈宝祠”，供奉“陈宝夫人”。又传说后来秦穆公出猎，闻二神鸡相斗，声闻十里，追至祀鸡台，一飞陵原，一飞陈仓山。从此，改称祀鸡台为“斗鸡台”。
陇海铁路修至斗鸡台，即从斗鸡台陈宝祠下凿隧道而过。从此，斗鸡台地方的“鸡鸣之瑞”就开始被英国斯蒂文森的蒸汽火车的巨大吼声代替了。申新纺织厂迁到这里，更加改变了斗鸡台往日的宁静和安谧。
汉口来的申新职工听到的古老传说引人入胜，而眼前看到的却是一片几乎无人的荒野。长得与人一般高的茅草占据着这里大部分土地。申新几十名职工无处居住，便在斗鸡台．“车站”——一间票房的后边，用帆布和瓦楞铁皮搭起棚子住下。
机器从汉口运到斗鸡台，搬卸下车便遇到困难。这里从来不曾有过搬运工人。找到一些庄稼汉，他们不惯搬抬偌大装着钢铁器件的沉重木箱，只管从车上把箱子翻滚下去就是。机器因此损坏不少。申新的工人们把这些装着机器的木箱摞起来，构成一圈围墙，这里除了狼还时常有土匪出没。申新职工同附近一个兵工修械所相约联防，借了他们一些步枪背着，给自已壮胆，日夜守护机器。
至1938年底，到宝鸡的申四职工约有一、二百人了。其中5名工人是由汉口步行到宝鸡的。
宝鸡县城到斗鸡台之间没有公路和汽车，没有电，没有煤，也没有多少人口。这里显然也属于“工业荒原”，在这样的地方能不能建工厂，大多数人都没有把握。上海的股东们也没有允准在宝鸡建厂的消息，加上日寇这时正不断进犯中原，所以有半年时间职工们都在闲着。厂方把10台细纱机给西安大华纱厂，以每锭每月一元钱的租金收入维持大家吃饭。除了工资较低者外，大多数职工只能领取70％或60％的工资，薪水高的职员只能领到 50％。一些职工家属做饭时就去挖野菜，有的人到渭河滩拣螺蛳改善生活，人们怀着忧愁，期待着，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好。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李国伟，他是一厂之主，看他把申新人领向何方。
李国伟已经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要在宝鸡斗鸡台建厂了。这里正当陇海铁路线上，工厂需要的原料、机物料在工厂门前卸下转手便可运进厂内。纱、布产品推出车间就可装上火车运往陇海路沿线各省。这时，宝天段铁路也正在修筑，宝成路也在拟议中，如果实现，申新的纱、布西输陇右，南运巴蜀，均有大利可用。这里背依黄土高原，凿山为洞可以防空，在此战乱之时，也算占住了“地利”之便，较之江汉平原也并不逊色多少了。
李国伟确定购地后，瞿冠英即备文呈请国民党宝鸡县政府批准，并由县政府出面圈地。当地村民闻讯后掀起很大的反对浪潮，抗拒征购他们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至1938年底，申新在斗鸡台一带共购地近400亩，解决了建厂用地问题。
1940年后又陆续购进附近农田，总数达870余亩。1945年时，申新在宝鸡十里铺的土地共有1150余亩。申新厂方还在甘肃兰州、河南许昌、郑州购有土地约七、八百亩。
四、用火车头带动纺纱机
1938年10月，申新开始兴建房屋。这里几乎没有一切建筑材料，连普通的砖瓦石灰也没有，更谈不到水泥和钢筋了。
申新厂方从咸阳买到了小青瓦，在耀县购买了右灰，由火车运到斗鸡台。
1939年4月，宝鸡申新纺织厂正式建厂。派人从河南洛阳方面搜购水泥，又派人在郑州接运，其间运输、保管、转运，耗费人力财力很大。10月，由于政府急需军布，要求宝鸡申新纺织厂迅速建厂生产，经济部命章剑慧由重庆到宝鸡督促建厂。申四副经理章剑慧从经济部那里得到一千桶水泥，由工矿调整处代为运输。从此，申新所需水泥改为从重庆购运。
从重庆方面运输又何尝容易。水泥在重庆装上木船，由嘉陵江上驶运至阆中，木船往往在途中翻沉。自阆中上驶广元几乎要半月到一月时间，再由广元由汽车沿川陕公路，翻越秦岭运至宝鸡。从1940年开始，一千桶水泥历时半年才全部运到。
章剑慧到陕，从陕西省政府主席兼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那里讨得50吨钢筋，勉强解决了建筑材料问题。
从汉口运来的大发电机一时不能安装，申新决定寻找小电机以应急需。1939年夏，找到一台75马力的蒸汽机，电动工程师同几名技工经过试验，终于驱动起来了。发电的夜晚，斗鸡台火车站临时拉上了电灯。电机开动时，全站台变得雪亮。票房窗户外爬满了好奇的赤膊大汉。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明亮的灯盏。
申新纺织厂用这台75马力的电机带动一台清花机，又带动纺纱机。8月9日，一台细纱机开始出纱了。
申新把从各处搜寻来的12部大大小小的汽车头引擎作动力，于年底开出6台纺纱机，使1600枚纱绽开始运转。这些汽车头都是用木炭作燃料发动的。
1940年6月，申新借到一台火车头，在陇海铁路局宝鸡机车修理厂协助下，把这台“平汉404”号机车加以整修改装，将联杆换上了梅花形的联接头，把车轮垫了起来……7月23日，火车头开始运转，用皮带带动纺纱机，开出4000纱绽。
五、黄土层掩蔽下的电机开始运转
1939年9月时，日寇已全部占领山西省，不断炮击潼关。陕西是否安全也成了许多人心中的疑问。原动部建与不建，大电机能不能安装，在宝鸡的申新高级职员都感到难以决定。厂长瞿冠英审时度势，主张激流勇进。
瞿冠英对时局作了一番分析。他认为日寇虽有精锐兵团横行中原，但要渡过黄河，短时期还不可能。中国军队有几十万在山西山地进行游击战，日寇欲与那里的中国抗日力量一决雌雄，非有重兵和较长时间不可。在瞿冠英看来，我河防巩固，而河中污泥深有数尺,船只根本不能行驶，仅仅有可数的几个渡口可以通过，如果中国军队把这些渡口牢牢守住，日寇虽有精良兵器，谅也不能飞渡。总之，他认为无论如何日寇渡河绝非短时期会发生的事。在这段时间内申新不可坐待，而应当抓紧时机，积极进取。
瞿冠英的具体意见是再开出3000锭后全面建厂。他考虑，只要战事不再向西蔓延，宝鸡尚有极好的经营条件。这时中原战区铁路全被拆除，路基都改成了农田。如果要恢复原来的铁路，则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办到的事。这样，豫省棉花不能东运，沪汉方面的棉纱又不能西来，这正是申新在宝鸡一带独占花魁的大好时机。因此就不能不早做准备。而准备工作最重要者莫过于原动力。所以，必须尽早建筑原动部，将大透平发电机安装起来，一旦时局明朗，申新就可大展宏图。瞿冠英把自己的这些分析写信报告给经理李国伟。李国伟完全同意这位厂长主张激流勇进的见解，命令迅速建筑原动部。
原动部电机房和锅炉房怎样建造？在敌人飞机不断空袭的情况下又使申新主持者煞费苦。按电机和锅炉的高度，无法安装在窑洞中，在平地上修班机房目标太大。最后决定在平地上建筑一座具有窑洞功能的堡垒式锅炉房，把墙壁和屋顶的厚度加大到通常设计的三倍以上，然后在屋顶上堆积10余尺厚的黄土层，使房顶上如同小山一般。机房隐蔽在人造的山包下，叫敌人飞机无法辨别。
原动部工程动工后不久，发现锅炉房拱形屋顶出现裂缝，后来坍塌了。拱形屋顶施工困难，不得不重新设计，改为平顶，申新的技术人员为了万无一失，绝对安全，在屋顶上用了密排的“T”字形水泥屋梁，梁内不是普通钢筋而是铁路上用的铁轨。
锅炉房屋顶是在把锅炉安装进去后加盖屋顶并浇灌水泥的。屋顶共浇混凝土200多立方英尺，用去470桶水泥厂。
8月下旬，锅炉房屋顶盖好了，并在屋面上铺盖黄土层。31日这一天，土层只盖了约2.5英尺厚时，日寇飞机轰炸宝鸡。锅炉房屋顶被一颗炸弹洞穿，但对整个建筑并无大损。在铺设黄土时曾在屋顶铺盖了一层废棉，中弹后全部燃烧了。电机房也被一枚炸弹炸中，一切经过修理，工程又继续进行了。
1940年底，原动部建成。1941年1月，申新3000千瓦透平发电机正式运转使用，全年可发电1500万度，除了本厂用，尚有余裕供给宝鸡城内部分照明。
大电机开始发电后，紧接着的问题是煤不能满足供应。
抗战开始时，陕西煤矿无论开掘和运输都十分落后，仅仅韩城有一个煤矿有一点动力设备，每日可出煤50吨，运销潼关、西安一带。其它如同官（铜川）、白水等地都是很小的土窑，全用人力挖掘，每日产量不过3吨、5吨的。除同官、甘泉两县所产尚有少量供给西安外，其余仅供当地使用。1939年春，陕西省政府与陇海铁路局决定合办同官煤矿，成立了煤矿筹委会，同时开始修筑咸阳至同官的铁路支线，铁路的修筑激发了投资者的兴趣，使这一带又增加了30多家小煤窑。但是煤炭的生产远远赶不上战时工业的需要。
申新透平发电机开始运转后每日需煤40吨。这个数量对陕西煤炭生产水平来说是太大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对煤炭生产实行管制，煤矿和铁路运输都被置于“煤炭统管处”管制之下，煤炭供不应求，申新纺织厂一开始生产，煤炭问题，就威胁着几千枚纺纱机的正常运转。
1940年夏，关中地区连下阴雨近两个月，交通受阻，运输困难，连承担煤炭运输任务的陇海铁路本身也没有煤烧了。陕西省“煤统处”对各工厂一律停止供煤，许多工厂因此停工。申新虽然没有停工，但由于煤炭储存有限，所以也是忧心忡忡。厂长未雨绸缪，大量购买木柴和木炭，这种情况迫使申新自办煤矿。
1943年3月，申新在陕西白水县西固镇开办“宝兴煤矿”。但因运输太困难，采掘不到3000吨，便于第二年停办了。
申新原动部锅炉使用多年，无疑是只煤老虎。在纱锭全部开齐时，它每天要吞下70多吨煤炭，每月耗煤2200多吨。申新厂方费尽心力才能勉强维持所有纱、布机的运转。
六、建筑窑洞工场
1938年9月初，李国伟从宝鸡匆匆返回汉口继续办理拆迁事。由于申四股东反对拆迁者居多，李国伟于10月间亲至上海向股东汇报。而股东会以表决的手法作出决议，规定迁川运到宜昌的机器不得再运，迁至宝鸡的待时局明朗后再决定进止。李国伟孤掌难鸣，申说无效，11月由上海前往香港，准备取道越南海防转昆明赴重庆，再至宝鸡，启行前夕，在寓所内失足跌伤腿骨，主骱骨骨折，后转上海治疗。翌年7月方能移步，他扶病设计在宝鸡的建厂工程。10月，李国伟取道香港飞至重庆，12月到达宝鸡。两月前，日寇飞机轰炸西安大华纱厂，纱机全被炸毁。有鉴于此，李国伟考虑到申新仅有的一点机器是工厂赖以生存的根本，必须保证万无一失。他考虑如果不重蹈大华覆辙只有建筑窑洞工场一条路可走。问题是技术的可行性是大还是小。李国伟详细观察了陈仓峪下的地形和土质后，向陇海铁路局工程处的工程师征询意见。铁路工程师吴凤瑞以斗鸡台遂道为例说明完全可行。这位工程师还同早已来到宝鸡并在“西北工合”服务的路易·艾黎谈论此事，认为建造窑洞工场是避免空袭损失的最好办法，应当支持申新走这条路。李国伟终于作出了建筑窑洞工场的决策，并向荣德生报告，请求允准。
1940年1月，荣德生复函李国伟，同意照造。申新窑洞工程同时开工。最初，土方工程由申新自行施工，挖了80多英尺后，于3月中将工程包出，由一家建筑营造公司承包。
不久，荣家从安全和耗资两方面考虑，以申四股东的名义通知李国伟经理，提出“中止”建筑窑洞工程计划。李国伟函复“业已开工，中止不便”。工程继续进行。
施工过程中不断遇到地下水源，有些洞发生坍塌，但仍然在继续施工。可是这时由于物价在半年间上涨数倍，按照合同，承包工价使承包商无大利可图，甚至要赔本。他们要求解除合同。10月底，申新厂方派员验收，并立即自行施工。
宝鸡申新纺织厂建厂不能迅速完成，无法将纱，布机全部开出。李国伟心急如火，总嫌建厂速度太慢，要求职工们加紧快干。这年12月，李国伟在厂务会议上说，“环视西北半壁，纱厂寥寥无几家。无论前方将士，无论后方民众，均有赖吾等接济。所以我们应从速完成建厂任务，努力增加生产。”他说：“在这紧急时候，多增加一份生产就是多一份国力。”李国伟急于完成宝鸡建厂工程，为国效力的心情溢于言表。
1941年春，窑洞工场建筑竣工。共开出窑洞24孔。其中9个长度在400英尺左右。这9个长窑洞由6排横洞穿过，把9个长窑洞联通在一起，洞内四通八达，形成一个巨大的地下车间。窑洞一场总容积为55.4万立方英尺，安装2万锭之前纺部全套及细纱机12000锭。占宝鸡申新纺纱工场全部设备的70％。
宝鸡申新纺织厂的窑洞工场建成后轰动一时，人们视为“创举”，称其为“中国唯一的地下工厂”。
窑洞工程共掘土方86万立方英尺。为了使空气流通，窑洞深处掘有“气眼”6处，直通洞外至山顶。洞内安装铁工厂自造扇式风机鼓风，只是风量太小，不能使洞内通风状况有大的改善。
中国西北部黄土高原的窑洞有着久远的历史。不过从上古时期直至现在，它只是作为民居散布在广袤的西北大地上。像申新纺织厂这样用以安装万锭纱机，集中二、三百名工人进行大工业生产的大型工场，在此之前则是闻所未闻的。
七、建设面粉厂和造纸厂
宝鸡申新纱织厂在建厂时不断遭到日寇飞机的骚扰。1940年 8月31日，敌机36架分三批轰炸宝鸡，向申新厂内投弹20余枚，炸坏织布机60台，百余包棉花焚毁。
1941年5月22日，日寇飞机8架轰炸宝鸡申新纺织厂，轮番投弹40余枚。炸毁平房20余间、棉花1200余包和一些机器。但是，日寇这次有预谋有目标的大轰炸并没有使建筑坚固、隐蔽妥善的原动部和窑洞工场受到大的破坏。申新厂方组织“防护团”，迅速扑灭大火，抢修电机设备，并安排职工们有秩序地进入指定的防空场地。两次袭炸都没有一人伤亡。由此可见厂长和负责职员的组织指挥能力和全厂职工的纪律性。
宝鸡申新纺织厂建成后，在工厂大门两边的砖墙上刻上两个厂名；一边是“申新纺织厂”，另一边是“福新面粉厂”。1939年5月申新开始为面粉工场挖掘窑洞，但都没有成功。1940年2月另建平房，并准备建造制粉工场楼房。
福新面粉厂与申四在股权上分属两个公司，但主要股东都是相同的，都属于荣家企业，申四、福五在汉口时两厂厂区就相连在一起，迁宝后更在同一厂内，并由申新一并管理。所以，“申新”实际上是包括面粉等各厂的总代称。
1941年11月，面粉厂建成，正式生产，安装钢磨8部，日产面粉2000袋。后来，又将未安装的4部粉机运至甘肃天水，开办了天水福新面粉厂。
1942年春，申新纺织厂已开出2万纱绽。申新和陕西其他三家纱厂产生的废棉堆积愈来愈多，无法处理。而社会上纸张却十分缺乏。西安市场上纸价比战前上涨了八、九倍。机制纸几乎无法见到，只有手工制的土纸在供应市场。申新也购买那种以“刀”为单位的麻纸作包纱纸。与宝鸡县邻接的凤翔县是生产这种土纸的主要地方。申新纱厂的职员到凤翔时见到纸坊街居民家家供奉祖师蔡伦，村民仍在用千百年以前的古老方法拿破布绳头制浆作纸，陈旧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方法无法满足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的需要。
1940年时，西安出现了一家“西北机器造纸厂”，但是一直不能顺利进行生产。
李国伟打算开办以废棉为原料的机器造纸厂。
1942年10月，经济部技正林继庸率西北工业考察团一行至宝鸡，下榻申新纺织厂。李国伟向林谈了准备创办造纸厂的打算。林继庸即介绍造纸专家于桂馨协助。于氏以四川铜梁造纸厂的设备为蓝本，设计了一个日产2吨的造纸机全套。翌年4月，于桂馨的设计图纸寄到宝鸡。李国伟即令申新铁工厂动手制造。同时购定造纸厂厂基地。
1943年7月开始建造机器造纸厂。1944年春建成。3月4日试车成功，27日正式开机生产。
申新铁工厂制造的造纸机设备主要有容积三分之一吨的圆筒式蒸锅、单圆网对流式造纸机和打浆机等。
造纸厂被命名为“宏文造纸厂”，属于李国伟组织的“宏文机器造纸有限公司”。
宏文造纸厂原料来源充足，价格低廉。所产白报纸，打字纸、封面纸、牛皮纸等，质地优良，产销两旺。1945年，全年生产各种纸张12000令，产品的94％在陕西销售，其余在甘肃销售。宏文纸厂的开办使战时西北的纸荒得到缓解。
八、植树造林，美化环境
内迁工厂不能象沿海工厂那样只管生产。除了必须自己解决能源，自已进行运输……等等事情外，还要为职工解决居住，吃饭等生活问题。宝鸡申新为所属各厂全体职工供应三餐。为了解决职工吃菜问题，就自办农场种植蔬菜，养猪养牛。同时植树造林，栽花种草，改造和美化环境。申新设立农林股，主持这些农事。1942年2月，就开始在厂区种植树木1200多株。申新厂务会议制订了《植树造林五年计划》，规定每年要植树5000到10000株。1941年6月，申新聘请西北农学院园艺系的一名毕业生担任农林股长。后继者则是出身于法国公立农业大学的专家。申新农场生产的蔬菜年产量最高时达20多万公斤，可供应全厂职工需要量的三分之一。
申新农林股的一项次要任务是“布置环境”，主要是培育花木，布置花坛。 1940年时把范围由2亩扩大到10亩，除了供给办公室陈设还给职员家庭瓶插。农林股在职员住宅区、生产区和工人宿舍都布置了花坛。在职员居住的“长乐园”已完全园林化。抗战后期，厂区内已被绿色覆盖。
九、附设铁工厂，自己制造机器
宝鸡申新纺织厂开工后，生产中最大的困难之一是机器配件和生产用物料极其缺乏，甚至连普通的物资，如铁钉、铁丝、门锁、玻璃、松香、牛油以及缝纫机针之类都无法在省内购得。至于生产中消耗量大的机物料如机油、透平油、锭子油、钢丝圈、钢丝布等就更缺了。这些东西都须是“舶来品”。宝鸡申新开厂之初由申四驻沪办事处向国外订购，从海外通向内地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托运。所购多是五金零件，从上海运至香港后又经缅甸仰光、越甫海防运到昆明，再运至重庆，转运至陕西。从这条路线托运，费半年时间还未必能运到。而运费更是贵得惊人，往往是三、五十元的东西，运费却高达百元以上，机物料来源艰难，迫使申新极端节省地使用。经理李国伟告诫大家说，“为了购进一点物料，办事人员所受苦楚可谓难于登天。”他说；“要把这一点来之不易的机物料当作人体的血液一样爱惜，处处都要精确地核实计量，不要一点浪费才好。”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滇缅公路被日军封锁，国内与南亚的唯一运输线完全断绝。申新在上海虽然有不少订货，这时却无法运入，处于大后方西北地区的宝鸡申新除了节用，还寻找使用代用品，如用菜油代替机油和锭子油。
申新纺织厂浆纱需用大量牛油，抗战初期常从重庆购运，后来多由申新驻兰州办事处在甘肃、青海购买。从青海购买的牛羊油用牛肚子（胃脏）装着，运到兰州后须破开，重新熔化装箱后运到宝鸡。
申新向海外购买机物料，由于战争而在途中损失了不少，其价值达3万多美元。
至于购买机器设备，那就完全没有路径可寻了。
宝鸡申新纺织厂的机器设备在迁运过程中多有损坏或遗失机件，必须经过整理修配才能使用。其它许多机配件损耗后没有补充来源。这种情况迫使申新在建厂之初就附设铁工厂，除了修理还自行制造机器设备。
1940年5月，李国伟亲自前往贵州的贵定，聘请了铁路工程师、机器制造专家李统劼。由其主持铁工厂、研究制造机器。
申新铁工厂在李统劼的领导下，依靠一些老技工和从汉口带来的10台老皮带机床开始工作。首先是制造工具机床。1941年，铁工厂制造出各式钻床、磨床、冲床、牛头刨床和各种车床等共计102台。
铁工厂用自己制造的工具设备修理损坏了的纱布机和其它机器，又用这些自制机床制造纱锭、罗拉、钢领圈及锭盘……等。纱锭是用废铁轨造的。做钢领圈的材料是火车头的汽管。
1942年8月，铁工厂试制出第一台细纱机，校车试验，性能良好。当时，在西北能制造纺纱机的，除了雍兴公司蔡家坡西北机器厂，申新铁工厂是唯一的。
申新铁工厂在抗战时期和战后一段时间共制造出精纱机20台，梳棉机40台，自动换梭织布机10台及其它纱织机器多种；另有磨粉机4台，造纸机2套……。如果不是生铁等主要原料缺乏，申新铁工厂的成绩还不止此呢。
申新纺织厂的成就名闻遐迩，除了当地和邻近各县的学校学生及国民党军政官员，许多工业界人士都前往参观，西安大华纱厂经理石凤翔作为申新的同业伙伴，经常造访申新，是李国伟的座上常客。到申新参观访问的还有裕大华公司经理苏汰余，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厂长陈荣贵、豫丰纱厂经理潘仰山……等。1942年 8月，中国工程师学会会员150余人由兰州转西安到申新参观。
1942年11月，英国议会访华团访问中国，在重庆参观后访问西北。国民党政府电饬西北军政机关欢迎。申新也接到宝鸡县政府要求准备欢迎的训令。李国伟想借此机会与英国厂家建立密切的贸易关系，以期取得购买机器设备的便利。
荣家企业的机器设备多购自英国。申新总公司系统总计有60万纱锭，其中50万锭系英国制造；申新公司各厂共有布机8000台，其中6000台以上是英国出品。申新总公司通过英商洋行向英国一些厂家购买机器，这些厂家如英国泼赖脱公司、托惠特尔公司茂伟电器公司……等。宝鸡申新纺织厂的3000千瓦发电机便是茂伟电器公司的产品，申新总公司还派遣实习生到英国学习纺织技术。总之，以发达的纺织工业著称于世的英国对于申新有着特别的总吸引力。
英国议会访华团成员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顾维钧、经济部长翁文灏，陕西省主席熊斌等陪同下到宝鸡申新纺织厂。厂内六、七名懂英语的职员负责接待。事先，李国伟指示，“要妥善招待，以免有失国体。”厂内进行了大扫除，一再强调“切勿随地吐痰”。厂方要职员们教导工人回答外宾提问时应当说；“我们为抗战生产，为打倒日本而工作，也是为了个人和家庭的生活而工作。”“我们很快乐。”……等等。
在欢迎会上，李国伟把茂福申三新公司的总体概况和宝鸡申新迁厂建厂的经过作了介绍。李国伟就中国按人口平均占有纺锭数量与英国作比较，指出中国纺织工业需要英国机器设备的潜在力很大，中英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有着广阔的前景。他要求英国“议会诸公对于中英贸易将来之新发展予以特殊之注意。”李国伟向英国客人呼吁；“贵我两国应并肩作战，争取胜利。”
李国伟不仅是在为自已经营的企业，他是在以普通公民的身份，为了国家同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往来效力。
十、政府管制下的纱布生产
申新纺织厂开车生产时最大的困难中还有一条是劳动力不足。当地农家女子从来没有迈出家门挣钱的习惯，更不知道什么是做工。厂方请她们到厂内参观，她们一见机器，一见转动的轮子就吓得逃出了车间，有的竟晕过去了。
1940年，申新招到附近的一名已婚女子，但她只上了一星期的班便告退了。原因是她的男人听说她在工厂里竟然洗澡，打了她一顿，不准她再进工厂了。
申新在宝鸡招工没有应者，便派职员们到西安，咸阳、兴平和凤翔，岐山各地招收，也几乎招不到一人。1940年6月，申新招工人员在汉中好不容易招到20多名女工，是成绩最为卓著的一次，厂方曾书之于工厂《大事记》。申新又派人在河南郑州、洛阳等地招工，甚至允许可带少数家眷，但应招者仍然乏人。申新还在四川重庆招收过20名女工，用厂里新购的汽车把她们送到宝鸡来。
由于女工招收困难，申新不得不改变在汉口时的规程，决定招收14～18岁的男性童工。后来，这样的童工在全厂3000名工人中占到三分之一以上，多时占全厂工人数的38～40％。这些工人差不多全是河南逃难的难民子女。宝鸡申新纺织厂的工人中河南籍的占80％。他们在潮湿、闷热的车间特别是窑洞工场内每日工作8小时或12小时，干着纺织厂内最繁重的工作。棉纱，棉布就是由部分女工和他们之手直接生产出来的。
宝鸡申新纺织厂共有纺纱机2.8万锭，布机300台；每年生产棉纱1.12～l.68万件，棉布12～16万匹。所产的“四平莲”牌棉纱在西北和西南市场上受到用户的好评。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对纺织业实行“统制”政策。“统制”也叫“管制”，规定棉纱不得自由销售。宝鸡申新纺织厂从一开始出纱，即由军政部“依法征购”。其价格只能按军方规定，实行评价、议价、限价。
最初，当局对申新“暂允统制三分之一”。即产品的三分之一要按限价征购，其余按“议价”供给政府。这样，棉纱按定价不同就分为“统制纱”和“评价纱”两种。“评价纱”按官定市价打折扣94％供给军方。而“统制纱”的价格仅及市场价格70％。由于市场“黑市”纱价不断上涨，“统制纱”价格后来仅仅是实际市场价格的三分之一。
1942年，国民党政府对棉纱实行“统购统销”将纱织厂存纱全部征购，不准工厂自行销售，申新的棉纱销售业务就完全停止了。
1943年末，政府对纺织业实行“加工代纺”。由花纱布管制局将工厂存棉全部征购，以后由管制局供给原棉，纺织厂把棉纱交军政部，把棉布交管制局，领取工缴费。对存棉的所谓“征购”，政府当局并不付一文价款，只是记一笔帐，扣存局内，实为没收。而工缴费不能按时发给，在物价日高月涨的情况下，使纺织业受到极大的损害。这时的申新和其他纺织厂除了宽打消耗，虚报成本，力争取得较多的工缴费外，主要靠囤积棉花和机物料等紧缺物资，借以增值，弥补生产利润的损失。
抗战胜利，花纱布管制结束。棉纱买卖公开。棉纱价格随市涨落，申新纱在市场上的售价较“四大纱厂”中其它三厂略高。
十一、经营“秘诀”
宝鸡申新纺织厂尽管是在严格的管制下生产经营，又有繁重的捐税负担，但是仍然获得了相当的利润。质优价廉的陕棉，西北廉价的劳动力，这两条使生产成本大为降低，而产品又不愁没有销路，这是申新经营获利的主要条件。
申新纺织厂生产的产品，特别是棉纱，品质优良，因之在战后尚可竞胜于西北市场。这是经营取得成功的基础。其次，申新有一批熟悉业务，能尽职尽责的办事职员。他们中大多数受到过良好的学校教育，具有应具备的文化知识和工作技能，加上传统的道德观念，使他们都能兢兢业业地为申新公司服务，几乎没有营私舞弊的，基本上做到了涓滴归公——归申新公司。所以才能使企业经历种种困难而生存下来并得到发展。
李国伟曾说；“我们迅速发展的原因并不全靠实力和资本。”他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人。李国伟稍稍打破地方亲族观念的束缚，提出“人才主义”的口号，注意不完全以亲疏关系用人，而着眼于才能和道德，因此罗致了一批经营管理和技术工作的“专才”，如宝鸡申新纺织厂厂长瞿冠英，主持申四重庆厂的副经理章剑慧及厉无咎……等，都无异于企业的顶梁柱，经理的左右手。
优秀的职员不单决定于他们本身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企业最高领导者言行影响的结果。李国伟深感国家工业落后，受到帝国主义欺凌，所以经常在叹惋之余，告诫他的同仁要以发展工业为重，不要首先考虑能得到多少利益。他说；“工业办起来了，利益自在其中。”李国伟以改变国家工业落后面貌为“职志”，不旁他务，不治私产，不谋私利，把全部心力和薪资收入都投进他所主持的企业，“三十年间，没有一时一刻不在规划，推进之中”。李国伟严以律己，以身作则，成为全体职员的表率。追随他的人，从内心敬重他，愿以他的职志作为自己平生的事业，全力以赴，为其前驱。
李国伟后来对自己经营企业的经验作过简单的总结，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
（一）“集中财力人力首先发展生产。”“为社会而生产，为生产而建设。”
（二）一切以发展民族工业为目的，不以个人利益作前提；
（三）继承荣宗敬、荣德生创办实业的宗旨，坚持“薄利多做，减轻成本，改良品质，以廉美之货供给社会”；
（四）注意采用外国最先进的机器设备；
（五）指挥统一，迅速调动资金，集中使用。掌握时机，避免不利环境的影响。
对于后者，李国伟曾有说明。他说；“我们资金的调度自始以来就是川流不息，从不让它呆滞在一个地方。”他也曾经说过；“工业如流水，静止则腐。”实际上这是一个杰出的“资本家”正确运用资本的经验之谈。资本只有在不停顿地运动过程中吸取剩余价值才能够增殖，否则就不能保持自己本身。这对于任何人都应当是一条真理。
在经营方法上，李国伟说他特别佩服荣宗敬的话。昔日那位“棉纱大王”和“面粉大王”时常对他们谈论自己创办茂福申各厂的经验，就是；“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因之无月不添新机，无时不在运转；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薄利多做，竟胜于市场，庶几其能成功。”李国伟就是按这样的教诲去做的。
李国伟说他追随两位长辈30余年，深体他们“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思想。他的同仁也大都人同此心，数十年来从不以个人积贮、个人享受为追求的目标，而一心一德致力于事业的扩展和机器设备的增添与改良。这也是企业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李国伟他们有什么成功的“秘诀”的话，也就是这些。
在战乱频仍的旧中国，李国伟虽有报国之心，实际上并不能做出多少事业。1941年10月，他风尘僕僕考察“河西四郡”，见那里没有一点发展工业的条件，感到一筹莫展，怅然而归。在天水开办小小的福新面粉厂，4台粉机竟长期原料不足。日产面粉不足千袋，尚无销路。结果连年亏损。李国伟自言“吃尽苦头”。
李国伟主持的申四、福五各厂，经过许多艰难困苦，到底得到了生存并有所发展。抗战胜利后，又全力恢复汉口厂，开办上海宏文造纸厂，又标购重庆军纺厂组织渝新纺织公司……等等。但他时常因资本不足，运筹中捉襟见肘的困窘情形，局外人哪里得知！香港九龙纺织厂的设立便是资本贫困，无力支付订购机款而告贷于人的结果。就申四、福五而言，始终也没有完全恢复到战前的规模。
国家政治制度的昏暗，使民族工业家太难为国家的富强尽心尽力了。
十二、“四平莲”在西北生长开花
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洪水把荣家企业花园中一株莲花冲到西北地方来了。它在黄土高原之下，渭水之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申四、福五宝鸡厂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努力维持衣食生产，供给军需民用，为神圣的民族抗战做出了贡献。这个企业是有功于国，有利于民的。它不仅是荣家企业的骄傲，在中国工业史上也须记上一笔。
申四、福五把以荣家为代表的现代资产阶级手中的先进生产力带到了西北，这对于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是有益的，当申新纱厂3000千瓦透平发电机开动，又带动他们的28,000枚纱锭旋转时，位于十里铺的“秦宝工业区”迅速聚集了上百家手工织布工场，数千人赖以为生。西北“工合”用申新的“四平莲”牌棉纱作经线，用甘肃等地的羊毛线作纬线，织出几十万条军毯，供给抗日的前方将士。
抗战胜利后，李国伟返回汉口。他创办的宝鸡“申福宏”等工厂留给了西北人。
1951年，宝鸡申新纺织厂走上公私合营的道路，改名新秦纺织厂，后又改名陕西第十二棉纺织厂。
注 释
“四平莲”，荣家申新纺织公司系统各厂通用的棉纱商标名称。1921年，无锡荣家荷塘内长出一株四朵并蒂莲花，荣家以为吉祥，即作为无锡申新三厂棉纱牌号，后各厂通用，汉口申四亦沿用之，宝鸡厂亦然。
参考文献
李国伟：《荣家经营纺织和制粉企业六十年概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
路易·艾黎：《工合运动记述》（《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一辑）。
卢广绵：《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同上）。
本文还参考了原申四福五职员周伯符、朱博泉、杨家楣等先生的回忆文章。
（本文作者在陕西第十二棉纺织厂厂史研究室工作）
《西北近代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