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至一九三八年的“陕西省银行”
李维城
陕西省银行创立于一九三○年底，结束于一九四九年，共有十九年的历史。本文所叙是陕西省银行的前半生，即自一九三○年起至一九三八年止八年当中的经过，以及它所处的环境背景发展变化概略。由于好些情况大都无案可稽，全凭个人回忆，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尚希参与其事的同志们予以指正。
在上述的八年历史时期，陕西地方经历了很不平凡的变化。随着日寇入侵，陇海路通车潼关向西延展，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蒋介石嫡系势力跟踪而至，经过西安事变，促成了全民抗战；南京政府放弃沿海平原，退守西北西南地区，遂使这西通甘、新，南接川、滇的地理环境变成了内地和国际陆海两条通路的枢纽。在这种形势发展之下，陕西省已变得异常重要。官僚资本乘机高唱“开发西北”逐步渗入。四大家族的所谓国家银行和华北、江浙财团的商业银行以及晋、豫、鄂等邻省的地方银行也都纷至沓来。同时各类的工厂也相继成立。因此，陕西省已由原来古老朴素多难瘠苦之区，一半变成为全国抗战中心的圣地；一半变成为官僚资本豪商巨贾攘夺角逐的场所。
陕西省银行整个历史，经过了七易省主席：杨虎城、邵力子、孙蔚如、蒋鼎文、熊斌、祝绍周、董钊。在前三任杨、邵、孙当政时期，基本上属于地方势力范畴，陕西省银行当时曾作为扩充地方势力计划的工具。在蒋介石的嫡系蒋鼎文到陕以后，则情况大变，“中央”势力已逐渐控制了各个方面，此后的陕西省银行实质上已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官僚资本。
李维城原在陕西省办过西北银行，一九三二年冬天入陕西省银行任协理，一九三三年任总经理。一九三八年年底被蒋介石政府关进监狱，脱离了省行。因此，关于一九三九年以后陕西省银行的一切遭遇，已无从叙述，尚望熟悉陕西省地方金融人士，能整个写出，俾完成全部史料。
杨虎城开办陕西省银行
一九三○年，杨虎城于冯、阎讨蒋失败之际统帅十七路军入陕。这时蒋介石在侥幸战胜之后，正忙于布置向江西围攻红军的中央根据地，喘息未安，不暇西顾，乃发表杨虎城任西安绥靖主任兼陕西省主席，借资笼络。杨是陕西蒲城人，部队多系本省籍，这次打回老家，身兼文武两职，雄视西北。除积极整军经武之外，尤注意经济问题。省政府组织成立，杨首先派财政厅厅长韩光琦(号威西，原任杨军需处长，清理西北银行及富秦钱局。这两个旧金融机构虽然资产负债可以相抵，但都是些固定资产，并不能解决货币筹码缺乏问题。杨与十七路军高级官佐商决提出省政府会议，迅速筹设陕西省银行。派韩光琦兼任总经理，李梅卿为协理。先是冯玉祥所办的西北银行西安分行除个别负责人随西北军撤退及所属个别行处在混乱中解体外，西安分行原班人马完整的留下来了，这就给陕西省银行的创设，提供了熟悉业务和地方情况的人员，以及现成的行址设备。因此，筹备不到两个月，即于一九三○年十二月宣布成立，正式开幕。
此时陕西省正当天灾战祸频仍之后，地方元气大受亏损，而蒋介石对杨一面利用，一面防范，运用其一贯对待非嫡系军队的经济控制办法，不肯大量拨款接济。杨在这种压力下，只能自己想办法，除了倚仗银行发行钞票而外，主要经济来源，还是依靠有历史性的“禁烟”收入，解决燃眉困难。陕西省银行总行开幕后，即着手在三原设立办事处。一九三一年上半年在汉中设立分行，在凤翔、周至、大荔、兴平、安康、潼关、武功、同州、榆林、蒲城、宝鸡、乾县、韩城、绥德、洛川、长武等地设立了办事处或兑换所，其中许多地方都是利用西北银行原来老底子。下半年又在商县、陇县设立办事处。并先后成立了上海、天津、汉口、北平等地汇兑所。同时，杨虎城正在酝酿统一西北的计划，七月间杨派杜斌丞到兰州及陇东、陇南等地与甘肃地方军队取得联系。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同月甘肃的新编第八师师长雷中田突然劫持了甘肃省主席马鸿宾，恰巧这时吴佩孚刚由川入甘，驻在天水。十一月间吴乘机到兰州活动，促成雷中田释放马鸿宾，企图笼络回族部队，自称甘川宁青新五省联军总司令。蒋介石大惊，急令杨虎城派军入甘平乱。当由孙蔚如率十七师沿西兰公路向西推进，于十二月中旬打到兰州，驱逐了吴佩孚。一九三二年一月蒋介石任孙蔚如为甘肃宣慰使，杨部警备师马青苑进驻陇南，原盘踞天水一带的回族军队马廷贤逃往宁夏，入甘攻马的川军邓锡候部也撤回四川。二月孙蔚如杀陈珪璋于兰州，收编陈在平凉的部队，卤获陈部所截留马步芳的武器，充实部队，于是杨虎城军队控制了兰州及陇东、陇南广大地区。陕西省银行也就越出省界随军入甘，在兰州成立分行，在平凉、天水设立了办事处。
一九三二年陕西省银行在陕西又添设西乡、朝邑、合阳、彬县等地办事处。四月蒋派邵力子任甘肃省主席。九月马青苑受蒋介石拉拢，与杨虎城矛盾日益加深，终至兵戎相见，发生了“天水事变”。是役虽不久以马青苑战败而告终，但陕西省银行则损失了现金、钞券及放款等共达五十多万元，一时谣诼纷起，影响所及西安等地钞票停兑，业务不振，不得已采取紧缩办法，把榆林、平凉、天水、蒲城、乾县、宝鸡、韩城、绥德、洛川、武功、长武等地行处相继裁撤。
陕西省银行开幕之后，除了设立分支机构之外，主要任务不外三件大事：第一是筹集资本；第二是代理金库；第三是发行钞票。
省行的资金，原订总额五百万元，官民合办。最初官股因为省库欠充，并没有及时筹拨，只不过有名无实；民股(包括商股)由财政厅发起从各县筹集一百五十万元，当时因为应募入股的不多，乃采取在田赋内随粮带征的办法，但陕西省天灾相继，田赋积欠已多，带征亦欠顺利，直到一九三三年这种民股已缴的连总额四分之一也不到，并且很难继续催缴。
省银行成立，代理金库自然责无旁贷，而省银行总经理又是财政厅长所兼，更属近水楼台。只因当时财源枯竭，收入有限，财政支出有时尚须银行借垫，头两年这种情况很少改变，自然谈不上什么调剂金融。
股本收集不易，公款支多收少，三件大事只剩下发行钞票了。客观上由于过去的官办银行所发钞票，都随着政权转移变成了废纸。一般通用货币仍然是以现银和银元为主，制钱和铜元为辅。但是这些硬币不仅存底寥寥，且又受到外流和窖藏的影响。因此，市场上形成筹码奇缺的现象。杨虎城有鉴及此，决计由陕西省银行发行钞票，一方面调剂地方金融，一方面作为军用的急需。乃利用接收原西北银行在库封存的该行山东地名未发行的银元券及该行甘肃地名未发的十枚、二十枚铜元券，在票面加印陕西省银行字样，陆续发行，济一时之需。这些钞票的兑现准备金来源极感不足，于是又于一九三一年由省政府收购银块、银锭、元宝等，交机器局局长窦荫三用民国三年的袁头币模收铸银元。上项地方所铸银元，流通市面，到一九三三年经南京政府财政部派员调查并购去一百枚交中央造币厂化验，据说：“其重量有减至三○七八格林，成色低至千分之六四七者，核与法定量质相差过巨”，咨行陕西省政府严密取缔，即日停止铸造，已铸轻质银元并令收回销毁，禁止行使。
一九三二年一月陕西省银行由北平旧财政部印刷局，接运回第一批所印制的银元券二百万元，角券五十万元。当时印制钞票按照所谓法定手续是要先经财政部批准，该局才能接受承印，但这是一笔赚钱买卖，那套批准手续早成具文，部里明明知道也装聋作哑，此中奥妙，不言而喻。这项新钞银元券计分为一元、五元、十元三种；辅币券分为一角、二角两种；铜元券分为十枚、二十枚、五十枚、一百枚四种，运到陕西陆续发行，把以前借用西北银行的银元券、铜元券加印陕西省银行字样所发行的各种券类，均逐渐收回，作了结束。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日寇进攻上海前后，西北地方所存的现银元、铜元、制钱及银块、元宝等大量流往上海，内地通货，更形奇紧。五月间陕西省银行拟具禁止现金出境详细办法十条，经省府批准，由财政厅通令各县执行，其办法如下：(一)禁止现款出境，以本省边境各县及省城、大荔、渭南、三原、华州等地为实行区域，其他各县概不禁止。(二)凡携带现款出境者，现银五十两以下，现洋在一百元以下者，准其通行。(三)查禁现款出境，均由各该地县长驻军及征收机关负责稽查；(四)省垣商号如因过脚必须现洋出城时，数在千元以下者，得由长安县商会出具证明书，以资验放；(五)如有现款因特别情形须运现金出境者，应向省政府或十七路总指挥部领取护照；(六)如有商人拟运现银出境，购买现洋，事前应与省银行接洽验封，但须担保运回现洋(各处稽查如遇有现金出境系省银行加封者，即行验放)；(七)凡查出境，数在百元以上，一万元以下者，处以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之罚金；数在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者，处以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之罚金；数在三万元以上者，处以百分之十以上罚金，即在所运之款内扣除，余数发还，仍不得出境(如系军队或机关保运，一律没收，按百分之十提奖，如系现银按七钱三分合洋计算)。(八)凡经稽查查出私运现款出境，数在百元以上一万元以下者，按百分之一提奖，其在一万元以上应按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十，呈由省政府斟酌情形核办(如系现银按七钱三分合洋计算)。(九)所收罚金由省银行暂为保存，用途呈请省政府规定。(十)本办法自呈准之日施行。
执行禁止现款出境检查由商会会同省银行发起组织一个“陕西禁止现金出境检查委员会”，由财政厅聘定商界常蔼堂、李秀亭、谢鉴泉、常惠民及省银行张伯愚等五人为检查委员。
这个亡羊补牢的禁止现金出境办法，很难完全制止现金外流，不能挽救通货奇紧的现象，省银行兑换准备自难充实。到了九月里发生“天水事变”，省银行突然受到损失，外间有了谣言，内部又调运失灵，影响所及，西安、兰州等地行处都发生了挤兑风潮，现金准备告罄，官厅透支又不能立时收回，集中在汉中、安康、榆林等行处的现款，又调运不及，立即陷入窘境。九月十九日省政府命令西安及关中各行停兑一个月，期满仍照常开兑，但终以现金短缺，财政收入倍减，而军政急需仍向银行借垫，基金全被挪用，准备空虚，不久又陷于停兑，后来为了维持市面，在西安采取限制兑现办法，于梁家牌楼总行、盐店街银行仓库部两处，每天早晨开兑一次，每人限制兑换四元，每日散发号签一千枚，共兑出现金四千元。因此钞票流通暗中发生折扣，最低曾到每元抵现六、七角。以此银行业务受到影响几成停顿状态。这时，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喉舌报刊，大肆攻击，银行周报且以“西北金融上之危机”为题揭发陕西省银行滥发纸币企图给杨虎城施加压力。
陕西省银行的演变
陕西省银行这次停兑，惹起社会怀疑，杨虎城当然感到不愉快，要和财政厅长韩光琦、军需处长王维之摊开谈谈。省银行总经理系韩光琦兼任，不能经常到行办公，银行专任协理李梅卿原系杨部军需人员，对银行业务拿不上手。因此加强领导、调整人事、开展业务、慎重发行、联系社会已成为关心省银行人士的一致要求。
一九三二年冬李维城以南京政府实业部专门委员名义，来陕调查实业，杨虎城因知李办过西北银行，对陕西地方金融情况，又较熟悉，有意留下办理省银行，征得李的同意，先委充省政府地方财政委员会委员，随即聘任为陕西省银行协理，财委会是一个审核机构，可以了解陕省各县的收支情况，主要职务全在省行。李到行任事之日，韩光琦召集全体职员欢迎，当场把他的图章印鉴交给李维城代行，并当面交代李梅卿协理专作协理工作，以免事权分散。
李维城到任之后，把这次停兑的前因后果，和过去两年经过的事实加以分析，可以说主要是“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反映。毫无疑问，蒋介石决不能坐令杨虎城地方势力的扩大。另一方面省银行本身也存在着一些缺点。针对这种情况，为了挽救颓势，一九三三年一月省政府政务会议议决将陕西省银行改组加强官商合办。这样既可以运用地方绅士和银钱业的潜势力以资对抗，又可釜底抽薪地解决趁币制紊乱机会从中捣乱的商人掣肘。但这时商会方面，对此事尚抱怀疑态度，有的认为省银行已开办两年多，一切措施均由省府包办，社会关系极少，而今改组，是不是想把责任推在地方人士身上呢?对于省行内幕，既不了解，又无血本关系，合办起来，生怕惹祸上身，经过联系，知道地方金融的荣枯，社会人士也有责任，多次磋商结果，产生暂时过渡办法，聘定商界王怡然(长安商会会长，天福同钱庄经理)、王焕章、李秀亭(自立俊钱庄经理)、谢鉴泉(义兴源钱庄经理)、卫竹田(同济丰钱庄经理)、崔百川、张锡山等七人为省银行官商合办监理发行部监理委员。所谓官商合办是“由官方负监督之责，商绅负事务之责，开诚合作”。办法是把西安、三原、同州、潼关、凤翔、汉中、安康等七处分作七区，名曰陕西省银行某处分行，均归总行管辖。但这个办法并不包括兰州、平凉、天水、榆林等处(榆林、安康始终没有停兑和限兑)以上七区都组织监察委员会，监督发行和营业，其成员除省政府财政厅厅长、各区县长、商会会长得为当然委员外，余由“商绅团体”公举；另由商人组织执行委员会处理对内一切事宜。省政府则设监理处搞统计发行及印发券类的事情。对于以前所发钞票及债权、债务均由前省银行负责，与改组后的官商合办不相牵混。官商合办所发钞票规定十足准备，以五成为兑换准备金，以五成按低廉利率作活期放款放给信用素著的商号，如兑换超过五成时，按各欠户数目平均逐渐收回。各区所发钞票，公家不分区域界限，一律收用。按照上项官商合办的原则于三月一日先由三原区试行。西安、同州、安康等三区则成立官商监理发行部。(所谓“官商监理发行”是走向官商合办的过渡办法)经商定对于以前发出钞票的准备金，完全按次交给监理发行部，专备兑换。以后发行另立帐簿，完全独立。所发钞票以四成现金准备兑换，以六成低利存放同业，不作他种放款，不营他种业务，但兑换超过四成时，应按放款数目平均收回，以能应付门市兑换为止。监理委员则轮流每星期定期两次检查公开报告。这个办法实施后，先把西安字十元券、五元券并入监理发行部，尽量兑现。一元券仍暂按限制兑换办法办理。自此由于发行数字公开，官方与“地方人士”在互利的基础上结合，钞票流通获得商人的支持，黑市渐渐地由六、七折上涨到九五折以上，已与兑现钞票无甚差异。
一九三三年二月蒋介石派其嫡系部队第一师师长胡宗南进驻天水，控制了陇南，防堵红军。四月邵力子调任陕西省主席。邵以文人接任陕政，只带了少数人来，对原省府秘书长耿寿伯和各厅局人事，初仅民政厅王幼农辞职另换胡叔威(系薛笃弼推荐)，后建设厅长赵守钰辞职以雷宝华继任，其余终邵之任(将近四年)并没有主动变更，对于省银行更是原封未动。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五日省银行董监会成立。由于随粮带征的民股两年以来已缴的共十三个县，实收九十六万余元，户主姓名系根据旧有底册，与现实不尽符合，多数户头又都有奇零小数，其中仅有一、二县发过“缴股凭单”，其余各县藉口股款没有缴齐连这种凭单也没有发。缴股的人有的早已视同捐款，不闻不问，有的认为对入股人应该有个交代；也有背后指责当局假借开办省银行敛钱的。在这种情况下，股东大会自然无法召开和产生董监会。为了解决悬案，并结束现存的“官商监理发行部”的分区而治的过渡局面，只有用董监会组织形式来统一领导，才象个样子。经过多方联系，于一九三三年五月由长安商会会长王怡然以私人名义出面向财政委员会提出一个建议书，略云：“……现查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其组织中规定理事，监事在股东大会以前，由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遴派指定。是他埠银行，既有此办法，而我省亦何妨援例。……所有陕西省银行之董监，拟请即日统由陕西省政府参照上例，就银行划分之发行区域，分别指派执行职权。至现时银行之公家透支，究竟若干，应如何拨还整理……亦请确定办法。其董监人数，假定设董事十一人至十三人，政府三人，民股八人或十人；设监察人五人，政府一人，民股四人。属于政府者，由政府议派；属于民股者，暂由政府指派。其董监之资格，除由政府议派者外，所有指派者，应有下列之限制：一、须有绅商之资望者；二、确知其籍隶某县，而该县有认缴之股款者；三、或非本省人，而在本省经商落业在三十年以上者；四、年龄在二十岁以上者。”云云。这个建议的特点：①董监会可以不经股东大会而顺利产生，并且有例可援；②股款虽官商各半，但民股董监事，却成绝对多数，这就更便于发挥地方潜势力的作用；③董监资格的限制，正好符合已经参加官商合办监理发行部监理委员的实际情况，如提出建议书的王怡然本人，就是隶藉山西而在本省经商落业在三十年以上者。建议书提出后，马上经财政委员会委员杨北海、谢燮一、谢子衡、景莘农、李维城等审核，认为“切中肯要”，即讨论通过并附赍原呈转向省政府呈请，这个呈文内容计分三项：“一、今以救时为先，即须专顾事实，原议所请援例先组董监会，暨先设法筹还透支两层，假令即日允行，亦必先将缴股截止，于其以前者，划分段落，斯于将来有新辟之坦途。二、往日省行情形，众所未悉，一经重新组织，斯可省县联成一气，官商不致偏枯。此后维持运用，乃得集中效能。三、关于省钞基金之预备，政务会议，已有提拨四十万元之决议案，此款就省钞流通言之，可供兑现；就透支总额计之，仍不及十分之七耳，是则议案所未及之筹还，有必须财政厅早为通盘计划者云云。”省政府根据这个呈文，提交政务会议通过，于是董监会就呱呱坠地了。
很明显，这样以来陕西省银行特殊的官商合办组织形式已经具备，虽然民股董监本人并没有缴过股款，但这些人都属于地方上有权势声望的人物，从省行本身来讲，可以通过这样的组织形式，挟商制官而自固，足以改变过去官方不顾银行安危予取予求透支的情况，从而结束了分支机构各自为政的分崩离析局面，成为统一的地方金融机构，企图从此按步就班的规规矩矩的把银行办好，使这出空城计唱得有声有色。
董监会的成员，经省府指派张德枢(西安)、张定九(同州区)、王谦梅(凤翔区)、谢琨(安康区)、谢子衡(榆林区)、白少畲(延安区)、杨北海(商雒区)、王怡然等八人为民选董事；王幼农(民政厅厅长)、韩光琦(财政厅厅长)、李仪祉(省府委员)等三人为府派董事。孟昭侗(高等法院院长)为府派监察；武念堂(西安区)、景莘农(省政府秘书)、郑伯愚(汉中区)、范紫东(乾武区)为民选监察。所有董事监察每月各给车马费五十元。
五月二十二日董监会票选王怡然、杨北海、张德枢为常务董事，并推王怡然为董事长；票选武念堂为常驻监察。后来改由韩光琦担任董事长，李维城任总经理。原来协理李梅卿另有任用，调兰州分行罗雨亭继任协理。董监名额中又补充了冉廷宾(榆林区)、谢文青(西安区)等人。
董监会成立后，为了澄清谣言，解除社会顾虑，反击京泸报刊的攻击宣传，挽回信用，首先公布了“董监会成立宣言”，公开发行钞票数字，提出恢复兑现和催收官欠的办法。同时改定资本总额为二百万元，官民各半。把民股缴款已收到的九十六万余元，加上两年股息凑足一百万元，不再续缴。官股暂时无款可拨，先转一笔空帐，后来由省政府拨给一部分官产充抵，到一九三七年估价为一百万元作为官股，至此帐面上才落实。
董监会的职权与以前“官商监理发行部”还有抵触，开始仍继续进行，逐渐地就由董监会代替了各区的独立发行成为统一的组织了。
一九三三年底，董监会为了进一步把陕西省银行的营业情况公诸社会，提出一九三三年份营业报告书，投送银行周报及有关刊物发表。这一年恰好是陕西省银行独占局面和金融垄断势力渗入的分界线。根据报告书所载，在这里特摘要举出自一九三○年开幕起至一九三三年底止，三个年度的存款、放款、汇款三项概略数字，加以分析，以反映当时的实际面貌。
一九三○～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存款余额 300万元 1，493万元 1，829万元
放款余额 320万元 2，301万元 2，603万元
汇款总额 300万元 缺 453万元
存款户数一九三二年为一八四户，一九三三年增至八二八户，其中机关存款占百分之四七·二七；工商业存款占百分之四五·五五；团体及个人存款占百分之七·一八。
就上项数字分析，正如报告书里所说：“可知西安市况，经济枯竭，百业凋敝，多数金钱，集中于通都大埠，所以存款无多，一切事务，均在停顿，遑论进展。”
放款金额一九三三年份为2，603万元，其中机关放款占百分之四九·二五；工商业放款占百分之二五·八三；同业放款占百分之二四·九三。和一九三二年机关放款占百分之六四·五六；工商业放款占百分之五；同业放款占百分之三○·四四比较，是有了一些变化，工商业放款在官商合办期间大体上是假手于钱庄转放，故比例很小，资金被机关挪用情况，在董监会成立后有所转变。
汇款一九三三年份全体总额453元，内有西安汇出汇款220万元，其中计汇往上海84万元；汇往天津14万元；汇往汉口31万元，这三个地方就占总额的百分之五八。买入汇款104万元，其中郑州51万元，占百分之四九。
根据一九三三年份营业报告书分析，“……足征上半年出产无多，商业不振，下半年情形较好，故汇款、买汇均较上期为多。陕西过去数年，灾荒遍地，生产落后，一般小工商业，咸濒危殆，到处萑苻，现金奇紧，款项调拨，至感困难。汇水则因环境关系，突飞猛涨，开汇率未有之怪状，至为危险。至去年下半年，泾惠渠完成，天雨较多，农产品之收获，比较增加，一切事务，渐有昭苏之象。”从上面的汇出买入的地点来看，当时陕西省进出口的情况，也可窥见一、二。
一九三三年底发行总额为一百七十八万一千八百五十三元，其中如除去铜元券及安康、汉中、同州、三原等处兑现钞票六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六元计算，则实际发行额为一百一十二万二千○○七元(银元券为九十一万五千七百○七元，角券二十万○六千三百元)。此数中若再扣去当时各行营业库存钞券计算，则实际停兑钞券流通额为银元券六十四万○四百九十一元，角券为九万六千九百六十九元。
一九三四年韩光琦调任绥署参谋长，所遗财政厅厅长兼省银行董事长职务由宁升三继任，同年董监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于五月二十五日起所有未兑现之潼关、凤翔、陕州、西安等字钞券，均在西安富秦钱局兑现。
根据以上公布的发行钞券数字，实际说来，为数不能算多，只是因为官厅拖欠，内部调度失灵，以致闹成停兑和限制兑现的损害，经一年多的调整才恢复正常。当时一些投机商人讥诮说：“省银行调度无方，替我们找了一个钻空子的机会。”这是实情，说真的，吃亏的并不是收用省钞的商店，而是人民。商店是从水涨船高的售价里得到补偿，钱庄更可利用钞票折扣黑市从中渔利，人民才受到真正的损害。地方财政收入一直是十足通用，搬砖砸脚无可奈何。
一九三四年以后，中、中、交、农四行和江浙、华北的商业银行逐渐来陕，同时“中央”机关和军队以及工商业也日渐增多，银行业务随着资金需要而增加、同业间互相竞争相当激烈。原在陕西的银号钱庄，沿袭过去旧式经营方式，也逐渐地丧失了其历史性的潜在力量。陕西省银行与银号钱庄的关系已深，仍得兼筹并顾相互利用。这年在西安的山西帮自立俊银号周转不灵，短欠三十余万元，不能过关，如果不予支持，不但省银行放款要吃倒帐，且将影响全市许多银号钱庄发生连带的损害。省银行经过调查研究，立即报告省政府借给三十余万元，得以避免造成一次金融风潮。
在银行猬集的形势推移下，陕西省银行的业务方向，已不专注一、二大城市，而是分散经营于各县市。改变过去集中大户往来转向普遍性的小户往来。例如由富秦钱局出面举办小宗贷款，以摊贩、小手工业者及城市居民为对象，只要有街坊证明，有正当需要，经调查属实就可以在最高一百元，普通五十元限额以内借给，前后只贷了一万余元，就做得挺热闹。在省银行只是用极少数的资金而换得多数群众的好感，不能不说是有利的买卖。
在已设行处的县市，又试办农业小宗贷款，其初通过县长与保甲长取得联系，由保甲长介绍保证酌予贷放(例如买耕牛一头，需价百元，尚短五十元，约定秋收之后，本利归还，经当地省银行核准贷给之类)。当时农村地主财东放高利贷黑市奇昂，往往借洋十元，一个月期需归还十四元，省银行贷款利息顶多一分多，这样反而给地主和保甲长们互相勾结自转贷开了方便之门，利益决难落到劳动贫农身上。有些具备条件的地方则推动组织农村合作社，如武功农业专校附近因农校的帮助组成了农业合作社，与省银行商订合同，按规定贷款，这类的事先后曾办过多起。以后中国、交通、中国农民等银行接踵而来，省银行则又转向其他偏远空白地区发展，虽为时甚暂，贷额不多，然也起了一些向导作用。
董监会成立后，过去因停兑紧缩机构裁撤的行处，逐渐恢复。一九三三年五月复设蒲城办事处，一九三四年二月复设渭南，咸阳办事处，下半年复设宝鸡、乾县办事处。十月孙蔚如所属陇东绥靖司令杨子恒部撤离平凉，不久孙蔚如也率部撤离兰州，陕西省银行兰州分行撤消，所发兰州字钞券五万九千二百八十三元，后来经甘肃省财政厅代为收回。至此，杨虎城势力被挤出甘肃。一九三五年省银行又设韩城、绥德办事处，旋又在陕南湖北交界的白河设立办事处。
一九三五年六月南京政府和日寇签定了“何梅协定”，撤退驻河北省的宪兵和军队。把东北军调到陕甘和十七路军一起进行反共战争。同年十一月三日蒋介石南京政府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实行法币政策，规定以中、中、交三行所发钞票为法币(后来又加了中国农民银行)，并宣布白银国有禁用现洋。这时陕西省银行的发行总额为四百七十一万九千二百十五元，其中角券占九十六万九千○六十元。此数经财政部核定，作为最高发行额。当时董监会对实行法币由四大家族的银行集中发行，表示抗拒，强调四行所发钞券，尚未普及外县，全恃省钞流通，骤然停发，困难很多。其时有几个不属“中央”系统的省银行也和陕西省银行相互呼应，要求从缓交出发行权。省银行又想出难题，借词省府积欠过巨请中央银行先行垫还，经过一再争执，终究胳膊扭不过大腿结果是按扣除历年来陆续收销的数额计算，以发行流通额三百五十万元照章缴交准备。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发生，西安中央、中国农民两银行因存券不够应付，曾向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西安分会借发陕西省银行送存省钞二百五十三万元，此案有未收回尾数一百万元，后来经过财政部核准也作为增加省银行的发行流通额。通过省政府转咨财政部拨付复兴公债一百万元，作为发行准备，以抵还省府欠款，并批准省钞在发行额四百五十万元(内计一、五、十元券三百九十五万元，一、二角券五十五万元)内照常流通。不久，中央银行以“四联分处”名义迫令省行先将所发的银元券三百七十五万○一百五十五元全部移交该行入帐，只剩下辅币券九十六万九千○六十六元为最高发行额，仍归省行发行周转，至此陕西省银行的发行权才算缴械。
一九三六年夏财政厅长兼陕西省银行董事长宁升三病故，遗缺由朱镜宙继任，为时甚暂。西安事变发生，发表孙蔚如继邵力子为陕西省主席，派续式甫任财政厅长，与省银行的关系，没有改变。
自一九三三年起至一九三六年止邵力子任省主席期间，陕西省财经情况，渐次缓和。省银行业务在原有基础上健康起来。同时也是蒋介石势力逐渐深入之时。一九三五年中央银行设立西安分行后，省银行兼代国库的业务移交出去了；法币政策实施，发行钞票特权为四大家族银行所独占，网开一面只留给省银行一点辅币发行权；后来蒋鼎文上台把地方股款也无形吞没了。从地方银行掌握资金来源的筹集资本、代理金库、发行钞票三件大事来看，是一件跟着一件被官僚资本取而代之。而陕省“禁烟”特税收入，也随蒋的嫡系部队进驻陕西，完全控制。这些事实，充分显示蒋介石的统治势力在金融方面与地方争夺的真象，从而更清楚的看出官僚资本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本质。
陕北出现地方实业银行
当杨虎城入关之后，在榆林地区的井岳秀，仍然割据一方，形同独立王国。并以榆林为中心统治陕北二十三县。他听说杨虎城筹备陕西省银行统一币制金融，立即召集二十三县“士绅”商量，趁着榆林西北银行关门的空隙，筹设陕北地方实业银行，名为活动金融倡办实业，实系借发行钞票搜括民财筹措饷需。资本总额定为五十万元，向所辖各县筹索，仅仅收到六万一千六百四十二元，就赶忙于一九三○年十二月一日开幕，总行设在榆林，宣称以五年为试办期间，俟期满后再行遵章办理注册登记事项。其所以赶着与陕西省银行同时成立，是想自搞一套，相与抗衡。一九三一年七月陕北地方实业银行在肤施设立支行，延长、府谷、两县设办事处。一九三二年四月又在瓦窑堡、清涧、绥德、横山、米脂、吴堡、富县、洛川设办事处，八月改肤施支行为延安办事处。一九三三年在安塞、靖边、葭县、神木设办事处。
陕北地方实业银行开幕后，即利用榆林西北银行已印未发的钞券加印陕北地方实业银行字样，先发一角、二角、五角三种辅币券；十枚、二十枚、五十枚三种铜元券。一九三二年又在旧财政部印刷局印制一元，五元两种银元券，在所辖各县境内行使。一九三三年八月陕北地方实业银行另外提出一万元，设立典当部，用高利贷方式进一步挤榨劳动人民。又成立仓库部，储存商货。一九三四年内部改组以井岳秀为董事长，选定董监事，粗具组织形式。
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陕北地方实业银行的延安、延长、延川、清涧、安塞、吴堡、瓦窑堡等地办事处先后裁撤。这时银行帐上军队官绅透支借款很多，资金空虚，周转困难。一九三六年二月井岳秀死去，陕北地方实业银行全部财产已被井等挪用的达四分之三以上，原形毕露，发生了挤兑风潮，钞票落价，后经当地官厅出面维持，勉强流通。此时分支行处只剩下绥德、米脂、神木三处，业务清淡，朝不保夕。在这种情形下，该行乃向陕西省政府请示办法，一九三七年六月陕西省政府令陕西省银行暂行管理，经省银行派陈湘坤为驻陕北地方实业银行专员，前赴榆林会同该行经理拟具整理发行维持业务及弥补亏欠等办法，嗣由省库拨款二十万元暂予周转。据陈湘坤报告：“其资产总额为一百四十余万元，内有八十六师透支暨欠款七十七万余元，各县政府及士绅借欠二十八万余元，工商放款二十三万余元，存款无多，几全以发行钞券为挹注。该行前后印制钞券四次；共银元券二百○五万四千一百元，铜元票七十万○六千串，内计五元券三十九万元，一元券一百四十万元，五角券三万五千元，二角券十五万一千二百元，一角券七万七千九百元，五十枚铜元票四十五万串，二十枚铜元票十八万六千串，十枚铜元票七万串，其已行使破烂不堪者，业封存六十余万元，九万三千余串；实际上该行营运资金不过五十万元，以上供应各项准备及运用，极感周转不灵”云云。后来南京政府财政部电陕西省政府将该行并归陕西省银行接收，原设各分支行处着即就地改为省银行分支机构。但省政府考虑该行旧欠过多，历年亏损过巨，问题复杂，接收困难，决定由省银行用贷款方式随时接济营运资金，维持现状，同时把省银行的绥德办事处撤消，免涉重复。一九三八年该行业务稍有起色，又在安边堡设立办事处，一九三九年更在镇川堡设立办事处，以后如何就不清楚了。
迄未统一的陕南币制
陕南地邻川鄂两省，当汉水上游，与关中秦岭相隔，原来的币制就不统一，在西北军撤退，杨虎城部队入陕，青黄不接的时候，地方上因筹码奇缺，全恃有财势的绅商出面维持过渡，各县乡镇纷纷自行印制各种票币流通市面，各自为政，形成一时奇形怪状的金融市场。一九三一年夏陕西省银行虽已在汉中、安康两地分设机构，但不久总行发生停兑，这两处所发钞票，在地方势力支持下，仅仅维特独特的始终兑现局面，自保平安，还谈不上统一币制。因此，在一九三五年以前几年之间，陕南各地金融仍然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纷乱现象。根据李维城当时视察陕南各县金融状况调查的材料，简要叙述如下：
陕南各县流通的硬币，分为大洋、角洋、大板铜元(即当二百的铜元)小铜元(即当十的红色铜元)数种。另外个别地方还有半片大板(即大板铜元一截两片)行使。
陕南的纸币，除了陕西省银行所发银元券角券按照大洋每十角折合一元行使，所发铜元券各地都是按五串五百折合大洋一元计算，没有差别外，还有县政府、商会、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当地的大商号等等都各自发行钞票。
县政府所发的纸币有：西乡县的“代征券”分为一角、二角、五角、一元数种，流通不久即行停用，该县的大板铜元每二十串折合一元；洋县则发有“民生票”分为一角、二角、五角三种，按每二十角折合一元流通。
商会所发的纸币有：汉中商会的油布通用券，分为一串、二串两种，流通区域遍及汉中、城固、褒城，沔县等县乡镇，分别按每二十串或二十二串折合大洋一元；安康商会发的纸币于一九三二年闹了一次大风潮，不久作废停发；沔县商会也发过钱票。
农村合作社所发的纸币有：安康农村信用合作社油布式钞票分为一串、二串、五串、五百、二百等五种，流通区域遍及汉水上游白河、洵阳等县乡镇，最初按每十串折合大洋一元，后来跌到十四、五串折合一元；汉阴县乡村纸票种类很多，详细情况已记不起了；石泉县信用合作社所发纸币分为一串、二串、五串等三种，每十四串折合大洋一元。
大商号所发的纸币有：白河县条式纸票十几种，分为一串、二串、五百、二百等四种每十四串折合大洋一元；城固县大商号所发纸币按每三十串至五十串折合一元；汉中关东大信号则发行与陕西省银行相类似的一角、二角、五角三种辅币券，与大洋一样。
上列这些钱票都是以大板铜元折合计算，当时大板铜元每十四串折合一元，小铜元每四百枚折合一元。
以上所叙，只是李维城当时见闻所及的概略情况，当然不够全面深入，至于其他未设省行的僻远县区，有无类此花样，尚不可知。
金融垄断机构入陕经过
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二年期间，陕西省内银行业只有陕西省银行一家，至于陕北地方实业银行伏处一隅，不受重视。原来在沿江、沿海畸形发展的所谓国家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已渐渐注意转向内地发展，但还局限在铁路沿线如开封、郑州、洛阳、陕州等地设立分支机构。一九三二年初陇海铁路通车到潼关并继续向西安修筑。同时日寇继上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又于这年一月二十八日向上海进攻，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支持下，奋起抗战，南京政府被迫于一月三十日临时迁都洛阳。之后，才有上海字、天津字的各行钞票，大量流入西北。随着铁路向西延展和时势变化，作为四大家族垄断资本的活动中心四大银行，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银行代表着蒋介石嫡系势力，象触角一样接连地伸入了陕西。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中国银行首先来西安设立寄庄①(一九三五年八月改为办事处，一九四○年十二月改为支行后又改为分行及西北区行)；一九三四年六月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设立西安分行(一九三五年改称中国农民银行)，同年十一月交通银行设立西安支行，一九三五年五月中央银行设立西安分行。四行设齐，于是四行联合办事分处也随之成立。东北军开入陕甘后，张学良独资开设的边业银行也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西安设立分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陇海铁路通车西安的同时设立了西安分行；金城银行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在西安设立办事处；浙江兴业银行也同时在西安设立分理处。这样东北、华北、江浙的商业银行也都来到陕西。
上列各行怵于局势紧张，各谋出路，先后在各地设立分支机构。大多是麇集在西安、潼关、南郑、宝鸡、安康等交通要道和商业中心的地方。另一种情况，则是在咸阳、泾阳、渭南等产棉区域和工厂比较集中的所在，只有中国农民银行因包办蒋系军队发放饷需及征收鸦片特税设行地点有所不同。
一九三八年三月，日寇在山西打到风陵渡与潼关隔河对峙。由于战事影响，交通银行的潼关、朝邑两办事处和中国农民银行潼关、绥德、榆林三个办事处，以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渭南、潼关、咸阳三个办事处，都于一九三七年底或一九三八年相继撤消。一九三九年阎锡山的山西省银行、铁路银号来到西安设立联合办事处；同时河南农工银行也在西安设立办事处；湖北省银行在安康设立办事处，邻省的地方银行也都进入陕西。
由于形势发展，国民党统治区平津沪汉等大城市相继沦陷。许多银行的总处、总行大都搬到重庆，机构分布则随着蒋介石的嫡系势力伸进或将要伸进的地区去设立行处，后来四川甘肃诸多城市及新疆迪化、哈密等地也都有了中央银行或中国，交通，中国农民等银行及其他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因此，陕西地方的金融市场面貌也随着形势而变化。从各行业务情况来说，中、中、交、农四行虽然都称作国家银行，它们表面上的大体分工是；中央银行有经理国库、募集内外公债的特权；中国银行办理外汇；交通银行投资实业；中国农民银行主办农业。但实际上发行钞票、办理四行联合放款、存款、汇兑、储蓄、信托、仓库、代理保险，收兑金银等业务几乎彼此一样，很难看出什么区分，做起来又都是各顾本身利害，相互争夺。中国银行也搞农贷又投资开办工业和交通，中国、农民两行的专业唱对台戏，分工流于形式。商业银行的业务也大抵类似，没有什么分别。省银行的业务，过去虽不是百事顺遂，毕竟是“只此一家”搞惯了，总有先入为主的想法，各行来了挟其雄厚资金，却有后来居上的劲头。他们对省银行的业务，当然有些看不起，不合口味，省银行对于本地帮商号的往来一向视为禁脔，那肯轻易放手，因此时常短兵相接，互不相下，徒给商人以可乘之机。根据当时的统计各银行商业放款所占比重达放款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这说明了以不兑现的纸币换取了工业品、农产品和商品，用抵押形式助长了商业投机，客观上加速了法币贬值。实质上是四大家族通过金融垄断而达到对商业，工业、农业各方面的经济垄断，彻底地破坏和摧残了生产事业。反映了官僚资本在国难严重时期唯利是图的残酷掠夺本质。
邻省地方银行来到陕西设行的任务是：河南农工银行办理河南方面的汇兑和存款；湖北省银行则在安康设立转运处，专门办理该行代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收购交运桐油等事情；山西省银行、铁路银号联合办事处则专办第二战区司令官司令部收解军需粮饷，不营其他业务。
所有上面这些银行先后来陕，或多或少都和陕西省银行发生关系，其中来陕最早的中国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与省银行接触较多，我想在这里插叙一点农民银行来陕设行的经过。
一九三三年间杨虎城鉴于陕省“荒灾迭乘，农村金融枯竭，农民对于种籽、肥料、耕牛、车辆、农具等无法购置。”而农村中高利贷乘危肆虐，有所谓“疙瘩利”、“死期活支期偿”、“大加三”、“青苗债”等等名堂，残酷剥削，使农民“卒至辛苦终岁，不堪糊口，农村陷于破产，民生日形凋蔽，公私交困……设立农民银行实为陕省当务之急，……省府拟先由政府向外筹借洋百万元，专供举办之资”。清偿办法是“每年筹还百分之五，分二十年还清。”这里所说筹借，蒋介石认为是杨借题向南京政府伸手要钱，不愿照办，而又不便明拒，乃驱使那个御用的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提前来陕设行，阴着抵制了杨的这个建议。
蒋鼎文控制下的陕西省银行
一九三八年七月蒋鼎文以西安行营主任兼陕西省主席，用中统分子王德溥为财政厅厅长兼陕西省银行董事长。他们力谋将省银行置诸掌握，大抓一把。首先仿照蒋介石加入官股以支配原北洋军阀政府的金融支柱中国、交通两银行的老办法，于八月间先拨足原定官股一百万元，接着又续增官股三百万元(所拨官股是一张公债收据并无现金)，连原有民股一百万元，作为实收资本总额五百万元(原来以官产抵充的官股一百万元，是否即系上述拨足的原定官股一百万元，已记忆模糊)。官股既远远超过民股，董监会势必改组，蒋鼎文乃派其亲信梁节之为常务董事，王宝康为协理，分掌行政业务实权。梁和青帮头子杜月笙有渊源，他有一个漂亮老婆，深为蒋所喜爱，梁利用内线以博得蒋的欢宠；王是杜的大徒弟，原在蒋左右以军需处科长名义专门替蒋办私事。蒋鼎文为了对外掩饰，又指派刘定五(陕籍士绅曾做过北洋政府的农商总长、陕西省长)、陆君谷(苏州人当时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任西安分行经理)为常务董事，作为陪衬，也在王德溥的领导下和梁节之一道，整天到行办公，今天查问这件事，明天审核那笔帐。省银行的旧董监事及原有行员而今变成青帮特务的工具，觉得精神实质已完全不同，不免心灰意懒，干不起劲。王德溥于是又想安插一批中统分子和政大学生，李维城以省银行人力足够，延未进用，王极为不快，旋派中统骨干钟志刚为省银行秘书，专事破坏省银行原有的团结，弄得人人自危，但求保全饭碗，时防不测。
一九三八年六月南京政府撤至武汉，财政部为集中控制地方金融，在汉口召集中、中、交、农四行暨各大商业银行总裁、副总裁、总理、协理及各省国家银行分行、省银行负责人开“实施改善地方金融办法会议”。由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及有关司局长主持会议。李维城被召代表陕西省银行出席。
先是财政部于四月间搞出一个所谓“改善地方金融机构办法纲要”，这次会议主要目的在于怎样来贯彻这个办法的施行。为了更清楚的揭露其企图控制地方金融的全貌，特不嫌繁琐的把这个办法的原文照抄在下面；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财政部令汉钱字第X号，兹制定改善地方金融机构办法纲要，即日施行，特此公布，此令。
一、财政部为适应抗战时期，调剂内地金融，扶助农工各业，增加生产之需要，特订定改善地方金融机构办法纲要。
二、各地方金融机构，如照本纲要第三条领用一元券及辅币券者，除旧有业务外，应增加下列各项业务：1．农业仓库之经营；2．农产品之储押；3．种子肥料耕牛农具之贷款；4．农田水利事业之贷款；5．农业票据之承受或贴现；6．完成合法手续及有继续收益土地房产抵押；7．工厂厂产之抵押；8．工业原料及制成品之抵押；9．商业票据之承受或贴现；10．公司债之经理发行或抵押；11．照章发息之公司股票抵押；12．农林渔业矿业出品及日用国货品之抵押。
三、财政部特准各地方金融机关依照第四条规定之准备，领用中、中、交、农四行之一元券及辅币券，其领用数额由财部核定。
四、领用一元券及辅币券之准备规定如左：1．法币；2．中央政府发行之公债及经中央核准发行之地方公债；3．完成合法手续并有继续收益之土地房产及工厂厂产；4．农产品；5．附有提单仓单及保险单之农业票据及期限不逾一百八十日者；6．工业原料及制成品；7．附有提单仓单及保险单之商业票据，其期限不逾一百二十日者；8．继续还本付息之公司债； 9．照章发行之公司股票；10．农林渔业矿业出品及日用国货商品。上列第一款之法币，不得少于百分之二十；第二款之公债，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其余以第三至第十各款充之。
五、凡领用一元券及辅币券之金融机关，由财部指定当地或就近中、中，交、农四行或四行中之一行人员，负责考核其业务，并检查帐目，按旬报部查核，如有应行检举事项，得随时密呈，必要时并由部指派专员前往检查。
六、中、中、交、农四行所收领券准备应负责保管，并按月制成分类表，报部查核。
七、凡领用一元券及辅币券之金融机关，如不依照本纲要规定之业务办理，即停止其领券，并将其已领部分之准备处分之。
八、领用一元券及辅币券之期限及搭配成分，暨印制费之规定如左：(甲)领用期限以二年为度，期满得延长一年；(乙)券额成分百分之六十为一元券百分之四十为辅币券；(丙)印制费除以第四条二成法币准备项下找得之存息抵充外，每领券一百万元应缴印制费二万五千五百元，多寡以此类批。
九、领用一元券及辅币券之规则，由中、中、交、农四行按照本纲要会同拟订，报部核定施行。
十、凡地方金融机关、关于农业上之各种放款，得与中国农民银行及农本局合作，其单独放款受押之农业抵押品，亦得商向当地中国农民银行或农本局转抵押，其关于工商业等之抵押品，得商向当地中国、交通两行转抵押。
从这个办法来看，充分显示着孔祥熙经济垄断的凶恶面貌。办法很清楚在于用他们早已打算好了的通货膨胀的手法以转眼就要变成废纸的一元券和辅币券来换取各地方的农、林、工、矿、渔业的全部产品和商品，连日用百货也一齐囊括在内，无孔不入的想方法吸尽人民膏血。由于地方银行分支机构散布在内地广大地区，一经领用这种小额法币，必然大量地投放在所有城市和农村，就能够迅速扩大其剥削面，更加速地促使法币贬值，而小额券和辅币券定然会提前尽快的变成废纸。更妙的是连这些废纸的印制费也规定由领券的地方金融机构来负担。这就可以达到他不费一文而换取大量物资的如意算盘目的。这个生意真可谓空前绝后的“致富捷径”。无怪乎孔祥熙在大会上的开场白里十分露骨的说出什么：“银子是白的，眼睛是黑的，只要生财有道，何妨大家发财”这样的话了。
在一连四、五天的小组讨论中，又发现了许多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事实。陕西省银行提出了“中央”与地方如何加强合作问题，各省银行都表示同感，自然在这种场合中是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在闭幕那一天，孔祥熙虽作了重点的解释，表示国家银行和商业银行、地方银行要做好分工合作，不要同行是冤家，互相倾轧，只不过是空话连篇，事实上也不可能提出什么解决办法，笼笼统统交钱币司戴铭礼或其他主管部门参考研究，一推了事，无疾而终。
会议后，孔及财部司局长分别轮流举行盛大宴会或个别由孔特邀共餐。当时陕西环境冲要，陕西省银行自然是他极想利用的对象，他和李维城个别谈话中，尤可看出他的肮脏本质。
一九三八年六月陕西省银行经财政部核准领用法币小额券二百万元，十一月又核准领用一千万元。同时把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西安分会保管的富秦钱局铜元券改印成一角、二角、五角的辅币券二百万元，犹嫌不足，更把库存的西北银行已即未发钞券提出一百万元，也改印成辅币券发行。陕西省银行拥有这样巨额资金，在业务上扩大组织，添设规模庞大的信托部大搞商业投机、拼命抢购物资，操纵市场，进而封锁解放区经济。省银行至此不仅成为官僚资本的一部分，而且是蒋鼎文垄断集团青帮特务的工具，作风面貌，已完全变得不象样子了。
官厅透支款项，截至一九三八年八月已达到三百五十万元，经陕西省政府委员会议决定，自一九三九年起在泾惠、渭惠两渠收入水费项下，每年归还五十万元，实际如何，尚待下回分解。
在蒋鼎文控制下的陕西省银行，又设了不少分支机构。一九三八年九月在城固设办事处，恢复长武办事处。一九三九年在沔县、汉阴、石泉、洋县、宁强、耀县、褒城设办事处。因战事关系曾一度撤消郃阳办事处，旋于一九四○年恢复。一九四○年又在泾阳、岐山、蓝田、鄠县、华阴、双石铺、白水、富平、紫阳、郿县、醴泉等地成立办事处，魔爪遍及关中、陕南各地。凡此种种，大半都属于省银行后半期的遭遇，不在本文叙述之内了。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王德溥佯称蒋鼎文召集开会，诱李维城至新城行营扣押，后派特务营解至重庆，交军法总监部囚禁年余方释，但仍不许回西北活动，李维城从此与陕西省银行断绝了无系。(此案详情另文介绍，兹不赘述)。
(政协全国委员会供稿 一九六四年)
①寄庄是中国银行分支机构中次于办事处的组织，对外便于随时撤消。
抗战前陕西地方银行钞票一览表
银行名称 钞票类别及面额 发行年代 备 注
秦丰官钱局 辅币券五百文、一千文
同心字钱局 〃 〃 〃
秦丰银行 银两票一两、二两、五两、 有新旧券之分
十两、廿两、卅两
富秦钱局 辅币券五百文、一千文
陕西军政府 军用票一两、二两、三两 一九一二年 不兑现
通惠钱局 制钱票 一九一六年
富秦银行 银两票一两、二两、三两、 一九一七年
五两、十两
富秦银行 银元券一元、三元、五元、 一九二O年
十元
富秦银行 军用金融流通券一角、 一九二七年 不兑现
二角、五角 一元、五元、十元
西北银行 银元券一元、五元、十元
辅币券一角、二角、五角
铜元券十枚、廿枚、
五十枚、一百枚
陕西省银行 加盖原西北银行银元券 一九三一年 原印山东地名
一元、五元、十元 者
加盖原西北银行铜元券
十枚、廿枚
陕西省银行 银元券一元、五元、十元、 一九三二年 原印甘肃地名
辅币券一角、二角 〃 〃 者
铜元券十枚、廿枚、 〃 〃
五十枚、一百枚
陕北地方实业银行 加盖原西北银行辅币券 一角、二角、五角
〃 〃 铜元券十枚、廿枚
五十枚、一百枚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