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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11月中旬，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周恩来经多方努力，并征得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的同意，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该军第十二师三十四团，任命刚从苏联回国的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廖乾五升任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廖乾五原任建国军大元帅铁甲车队党代表兼任卫士队党代表。他升任后，首先勉励原铁甲车队全体官兵，继续保持铁甲车队的革命精神，加紧军政训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在新的部队里做出更大贡献。北伐军入湘后，他多次到独立团指导工作，主动帮助叶挺解决部队的棘手问题，为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起了重要作用。
　　当时在国民革命军里，许多军事长官看不起政治部，把它当做时髦的摆设。政治部人员少，权力小，工作很难开展。但在南征过程中，乾五以共产党人的胸怀和胆略，在十二师大刀阔斧地开展政治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刚到台山，他首先从改善军民关系入手，根据周恩来在东征期间创造的政治工作经验，建议南征中不拉夫，不筹响、不忧民。副师长张发奎非常赞赏他的真知灼见，并把这三条纪律饬(chi)令部队立即执行。
　　廖乾五带领政治部率先垂范。部队从阳江出发时，政治部的宣传品和行李较多，乾五当即指示部属说：“宁可把不必要的行李丢掉，也要坚决执行不拉夫的规定!”由于政治部带头严格执行三条纪律，对部队影响很大，使纪律得以顺利贯彻。针对官兵素质差等情况，部队初驻阳江时，他不厌其厌地演讲政治工作重要性、作用及内容。之后，又同苏联顾问波罗等，向全体官兵演讲“纪律与政治工作，联俄政策，军人应注意之点，解释中国革命与俄国的关系”……对部队进行常识教育，把政治工作做到民众中去，是廖乾五开展军队政治工作的一个显著特色。
　　除了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外，在南征中，乾五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开展群众教育。部队每到一地，他首先率领部属书写标语，散发宣传品，召开讲演大会、军民联欢会，宣传革命军的任务和宗旨。聂荣臻主编的《军事政治月刊》这样报道他们：“政治部主任廖乾五及全体职员，极肯努力工作。此次随军出发，沿途向民众宣传，无微不至，随处与民众谈话”。由于“该部之努力宣传，致使人民之疑惧尽释，由惊恐怨恨，而欢迎欢送。宣传之功，实在不小也。”廖乾五还令人制作3尺见方的蓝色布旗10余面，上书醒目的白色大字标语，让政治部宣传队高擎部队之前，“此种宣传方法，很有效果，人民一见，即能认识革命军之态度，”所经之处，老壮妇孺莫不空巷来迎，夹道欢呼。其离大道稍远之村落，望见旌旗，即汲水置于道左，以代壶浆。 
　　廖乾五是个越是艰险越向前的领导。1926年1月，南征渡海作战前夕，张善铭(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廖乾五等发表《敬告琼崖同胞书》，号召人民行动起来，“帮助革命肃清邓匪”，高呼“军民合作万岁！” 1月17日，十二师用两艘小轮船和200多条木船横渡琼州海峡，进攻海南岛。在开船前，张发奎因未见廖乾五，立马派人四处寻找。当时，廖正在一条木船上向士兵作战前动员，并坚持要和士兵同船渡海作战。经张发奎三番五次地派人请他，他只好上了小轮船。十二师在海南岛新榄港登陆成功后，立即向铺前墟推进。张发奎劝廖乾五留在后卫部队，廖果断地回答说：“越是战斗激烈，越是危险，越需要做好政治工作，鼓舞官兵士气！”他不听劝阻，和张发奎同乘一辆指挥车前进。官兵们看见师长、政治部主任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深受鼓舞，一鼓作气攻下铺前墟。
　　廖乾五身为军队高级政治干部，按规定可配备三四名护兵。为了方便接近群众，他礼贤下士，常常一个护兵也不带，只带会说广东话的科员魏鉴贤帮助“翻译”。张发奎对他这种为人师表和轻车简从作法十分钦佩，常以他为榜样告诫部下。后来，十二师的军官外出时，护兵、马弁(bian)前呼后拥的现象大为减少。张发奎在同参与筹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包惠僧交谈中，包问张：“在这次战争中政治工作的作用如何?廖乾五主任的工作情况怎样?”
　　张发奎十分满意地回答说：“很奇怪！一个老头子，因为他是共产党员，他的生活和动作一切都不老了。廖主任是被称为我们全师的母亲，他的一切同一个青年人一样。他在部队中从我一直到士兵都处得很好，他对于联系军民、调和上下的办法多，作用大。他特别注意士兵的疾苦，我们一路行军与作战，我们的官兵没有一个掉队的，士兵也没有开小差的，政治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在复电廖乾五时深有感憾地说：“此兄等政治工作之明效，无怪敌称我军以宣传而战也。”
　　1927年1月15日，廖乾五在武汉主持召开第四军北伐阵亡将士追悼大会。武汉各界人民为了感谢和表彰第四军在北伐战争中的卓著功勋，特地赶制了一面刻有“铁军”两个红字的铁质盾牌，背面写着：
　　烈士之血，主义之花，四军伟绩，威振迩遐。
　　能守纪律，能毋怠夸，能爱百姓，能救国家。
　　推锋陷阵，如铁如坚，革命担负，如铁之肩。
　　功用若铁，人民倚焉，愿寿如铁，垂亿万年。
　　市民排着队伍，敲锣打鼓送往会场。陈可钰(第四军副军长)，廖乾五在锣鼓震天，鞭炮动地的热烈气氛中接受了这种有特殊意义的赠礼。从此，“铁军”的威名传遍了天南海北。
　　在第二次北伐中，主力之一的张发奎任第一纵队司令官。廖乾五领导和指导第四、十一军和独立十五师的前方政治工作，仍是开拓创新，好戏连台。赢得张发奎等高级将官的交口称赞。张发奎把政治部的工作喻为“垦荒田”，感慨地说：
　　“本来是不能生产的荒田，经过不辞辛劳的努力以后。居然获得了很好的收获。” 
　　“像这样的不辞劳瘁的努力，虽苏联红军政治工作亦不多让。”这是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亲临逍遥镇对四军政治工作的高度评价。
　　在这次北伐中，廖乾五还结识了北伐名将、独立十五师长贺龙。经过战争考验，他成为贺龙加入共产党的介绍人之一。他给贺龙讲过陕南一带民风淳朴，资源丰富，而且反动势力薄弱，是藏龙卧虎的好地方。1932年冬，贺龙曾率红三军取道陕南(即丹凤、商南、山阳、镇安、旬阳、安康、平利、镇坪8县)经过廖乾五的家乡平利县入鄂川。因为这时部队经连续作战和急行军，战斗力已簿弱了，要避免与敌作战。从陕南过汉水，从巴东过长江，都比较容易。建国后，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战史时说：“这条路线我是在大革命时听四军政台部主任廖乾五说的，他是陕南人。”
　　廖乾五继承和发展了周恩来所开创的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政治工作经验，在中国军队是前所未有的，它对于促进国民革命军的改造，保证北伐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铁军的政治工作“也为后来的人民军队继承并发扬”。大革命时期造就了铁军这支英雄的军队，也造就了一大批重要的军事政治人才。萧克将军在《铁军纵横淡》中还说：“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是人民军队创建的起点，这三大起义军事力量的主要部分都来自铁军”。我军最早的一批军事将领，也多出自铁军。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余部与湖南起义军和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井岗山会师，成立了第一支红军部队，沿用了铁军四军的番号，命名为“红四军”。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8省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于1937年10月改编为“新四军”，也是意在继承北伐时期第四军的光荣传统。这是铁军为中国革命做出的特殊贡献。在铁军的丰碑上，水远镌刻着叶挺、叶剑英、廖乾五等革命同志的英名。
　　199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在平利县(平利中学)塑建廖乾五纪念像，以昭彰他的丰功伟绩。 (参考陕西与安康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廖乾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