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

　　中國西漢時期(公元前二○六年至公元二五年)，上起漢高祖劉邦被封爲漢王，下訖更始帝劉玄覆滅，先後歷時二百三十一年。
　　漢初約七十年的歷史，是社會經濟從凋敝走向恢復和發展的歷史，也是中央集權逐步戰勝地方割據的歷史。高祖初興，在楚漢戰争中爲了争取同盟軍，共同擊滅項羽，劉邦不得不面對秦亡之後『山東大擾，異姓並起』〔一〕的現實，分封一批異姓諸侯王。到高祖晚年，除長沙、南越、閩越得以繼續存在之外，其餘皆以叛變之罪加以誅滅，正如韓信所言：『狡兔死，良狗烹』〔二〕。劉邦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師』〔三〕。這些同姓王，有的即山鑄錢，有的圍海曬鹽，經濟實力迅速膨脹；他們廣延賓客，擁兵自重，甚至自爲法令，擬於天子。這種尾大不掉之局面，到文帝、景帝時代日趨嚴重。『故文帝採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晁錯之計削吴、楚』〔四〕。景帝三年(公元前一五四年)，眼看削地之令將及吴國，吴王劉濞聯絡楚、趙、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等國，公開舉兵叛亂，史稱『吴楚七國之亂』，這是地方割據勢力和中央集權之間矛盾的總爆發。由於梁國的堅守和漢將周亞夫所率漢軍的進擊，這場叛亂在三個月內就被平定了。此後，諸王治民補吏之權被剥奪，諸侯王强大難制的局面得到基本解決，中央集權開始走向鞏固。到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年)，漢武帝採納主父偃的建議，頒行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從而收到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之目的。武帝時期，王國和侯國數目銳減，諸侯唯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中央集權制得到進一步鞏固。
　　『嘗考漢室同姓衆王，高祖昆弟子孫爲王者凡二十國。文帝子孫爲王者凡七國。景帝子孫爲王者凡十七國。武帝子孫王者凡六國。宣帝子爲王者凡四國。元帝子爲王者凡二國。』〔五〕迄今見諸報道已發掘的(個別係遭盜掘)西漢諸侯王及王后陵墓，據不完全統計有四十三座〔六〕，其中西漢前期十五座，西漢中期十九座，西漢晚期九座。這種多寡變化，恰好反映了西漢時期諸侯王由强變弱、由多到少的狀况。
　　陵墓雕塑是藉以寄托哀思、彰顯權位的古代喪葬禮儀的重要形式。西漢陵墓雕塑之興盛，是西漢時期上層封建統治集團奢侈之風與厚葬觀念的產物。《鹽鐵論·散不足》云：『古者瓦棺容尸，木板堲周，足以收形骸、藏髮齒而已。……今富者綉墻題湊，中者梓棺楩椁。』『古者明器有形無實……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桐人衣纨绨。『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一三四年)明令推行『郡國舉孝廉』制度，孝廉一科成爲士大夫仕進的主要途徑，這也助長社會上的厚葬之風，形成『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爲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故黎民相慕傚，至於發屋賣業』〔七〕。
　　西漢朝廷設有專門機構與官吏，負責陵園地上地下所需物品的製造，從而爲保證西漢陵墓雕塑的高質量，創造了有利條件。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作爲西漢九卿之一的少府，其屬官有『左、右司空……東園匠』等十七官令丞。顏師古注曰：『東園匠，主作陵內器物者也。』陪葬茂陵的霍去病墓，伴隨石人、石馬出土的，有篆書『左司空』石刻三品，陳直先生早已指出『左司空兼造石刻工藝』〔八〕。
　　西漢陵墓雕塑在表飾墳壟的大型石刻、小型玉石雕刻、木俑、青銅雕塑、陶俑等諸多領域，都取得彪炳史册的巨大成就，現分類概述如下。
　　一 表飾墳壟的大型石刻
　　中國的大型陵墓石刻，肇始於秦漢時期。唐人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六『羊虎』條云：『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馬之屬；人臣墓則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屬；皆所以表飾墳壟，如生前之儀衛耳。『據《西京雜記》《三輔黃圖》等古籍記載〔九〕，坐落在西安市周至的西漢離宫五柞宫青梧觀內，有兩件『頭高一丈三尺』的石麒麟，其脅部刻銘表明，它們原是秦始皇驪山墓上之物，可惜今已不知其下落。
　　我國現存最古老的大型陵墓石刻，是一九八五年在河北石家莊西北郊小安舍村發現的一對跽坐石人，皆用整塊青石雕刻而成，其一爲男像，高一七四厘米；另一爲女像，高一六○厘米〔一○〕。兩者造型相似，皆爲橢圓臉、尖下巴，大眼直鼻小口，男像單眼瞼，女像雙眼瞼；男像頭戴冠幘，女像戴巾帽；脖頸下皆刻有斜領衣紋，腹部皆繫菱格紋腰帶，作雙手撫胸跽坐狀，雕刻技法古樸寫實。那碩大的形體、炯炯的雙目及張嘴欲語的表情，令人過目難忘。其跽坐撫胸姿勢、着斜領衣之服飾及男女石人成對出現的組合方式，與元狩三年(公元前一二○年)昆明池石刻牽牛、織女像(圖一、二)〔一一〕及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墓出土的男女跽坐石俑〔一二〕頗爲相似，而與山東曲阜、四川都江堰、北京豐臺等地出土作站立姿勢的東漢石人明顯不同。石人發現地(小安舍村)東距西漢南越王趙佗先人冢(在趙陵舖村東)約三公里。據《史記·南越列傳》與《漢書·兩粵傳》記載，吕后稱制五年(公元前一八三年)，對南越實行『別異蠻夷，隔絕器物』的錯誤政策，並曾派人掘毀真定趟佗先人冢。漢文帝即位之初(公元前一七九年)，對南越改行『懷柔』政策，在委派太中大夫陸賈再度出使南越之前，遣人赴真定修治了趙佗先人冢。鑒於這種歷史背景，發現於小安舍村的這對大型跽坐石人，很可能是呂后派人掘毀趙佗先人冢時，被趙姓族人特意從陵廟中搬遷隱藏而保存下來的；或者是漢文帝派人修治趙佗先人冢時所補刻。其雕刻年代不晚於漢文帝初年，比霍去病墓石刻早半個世紀，在中國古代雕塑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留存至今的第二項大型陵墓石刻，是陝西興平道常村西面的漢驃騎將軍霍去病墓石刻，係漢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一一七年)少府屬官『左司空』署內的優秀石匠所雕造。據《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記載，霍去病自幼善騎射，從元朔六年十八歲任驃姚校尉開始，到元狩四年爲止的五年之內(公元前一二三年至公元前一一九年)，六次率軍反擊匈奴侵擾，爲解除匈奴對西漢王朝的威脅，打開通往西域的道路，建立了不朽的功勛，深受漢武帝器重，初封冠軍侯，晉封驃騎將軍。這位青年將軍，不幸於元狩六年病逝，年僅二十四歲。噩耗傳出，朝野震悼。漢武帝特地在茂陵東面不遠處，選定霍去病墓址，『爲冢象祁連山』，以紀念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霍去病在河西戰役中取得的關鍵性勝利。
　　現存的霍去病墓石刻，包括立馬(或稱馬踏匈奴)、卧馬、躍馬、伏虎、卧象、石蛙、石魚(兩件)、野猪、石蟾、母牛舐犢(或稱怪獸吃羊)、卧牛、石人、人與熊等十四件，另有題銘刻石四件，全部用化崗岩雕成。西漢石刻匠師運用循石造型的藝術手法，將圓雕、浮雕、綫刻等技法巧妙地融會在一起，刻畫形象以恰到好處、足以表現客體特徵爲度，決不作自然主義的過多雕鏤，從而加强了作品的整體感和力度感，堪稱『漢人石刻，氣魄深沉雄大』〔一三〕的傑出代表。
　　原置於墓冢前的立馬石刻，是這項紀念碑式羣雕的主體。在這件高一六八厘米、長一九○厘米的主題雕刻中，作者運用寓意手法，以一匹器宇軒昂、傲然卓立的戰馬來象徵驃騎將軍；以戰馬將侵擾者踏翻在地的典型情節，來贊頌驃騎將軍在抗擊匈奴戰争中建樹的奇功。那仰面朝天的失敗者，手中握着弓箭，尚未放下武器，這不啻在告誡人們切不可放鬆警惕。這件作品的外輪廓，雕刻得極其準確有力，馬頭到馬背部分，作了大起大落的處理，形象十分醒目；馬腹下不作鏤空處理，加强了作品的整體感及厚重感。總之，立馬石刻是思想性與藝術性完美統一的典範，是西漢紀念碑雕刻取得劃時代成就的標志。
　　原來置於墓冢周圍的石刻野人及各種動物，烘托出霍去病生前戰鬥環境的險惡。舉凡戰馬的雄健機警，小象的溫順可愛，卧牛的憨厚有力，卧虎的兇猛威武，人熊搏鬥的驚心動魄，都雕刻得形神兼備，耐人觀賞。
　　現存的第三項西漢大型陵墓石刻，是陝西城固饒家營漢博望侯張騫墓前的一對石翼獸(《漢中府志》《城固縣志》及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主編的《中國名勝詞典》，皆稱其爲『石虎』)，東石獸殘高八一厘米，殘長一七四厘米，胸寬六二厘米；西石獸殘高八九厘米，殘長一八四厘米，胸寬七○厘米〔一四〕。這對石翼獸大約雕造於西漢元鼎三年(公元前一一四年)以後，雖已嚴重風化，猶存雄健之姿。其昂首挺胸、肩胛生翼〔一五〕、健步邁進的姿態，可視爲河南南陽宗資墓及四川雅安高頤墓東漢有翼石獸(通常稱爲天禄、辟邪)之祖型，具有重要的學術研究價值(圖三)。
　　零星發現的西漢墓冢石刻，有咸陽石橋鄉引玉村出土的石蹲虎(圖四)、山西安邑杜村出土的石走虎〔一六〕等。各地的這類遺存，當與我國古代好在墓前立虎與柏用以驅除魍象的風俗相關〔一七〕。
　　二 巧奪天工的小型玉石雕刻
　　西漢帝陵附近及各地相繼發現的諸侯王墓，通常都有爲數眾多的精美玉器出土，例如徐州獅子山楚王墓與廣州象崗南越王墓，出土玉器均達二百多件(套)。其中，圓雕的玉石雕刻藝術品，最能代表西漢雕刻藝術的新成就。
　　西漢前期，江蘇徐州獅子山楚王墓出土鎮蓆用的石豹鎮〔一八〕，用青灰色大理石雕成，形象取材於漢代貴族馴養的獵豹，脖頸上佩戴着華麗的嵌貝項圈，作睁日注視狀，神態機警威武，雕刻手法十分簡潔凝練；其側首蜷卧樣式，與安徽壽縣丘家花園出土的戰國錯銀銅卧牛(圖五)頗爲相似。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出土的玉熊鎮〔一九〕，用青玉雕琢而成，整體呈伏卧狀，其脖頸亦佩戴嵌貝項圈，形體肥碩，耐人觀賞，是西漢實用裝飾雕塑不可多得的佳作。廣州象崗南越王趙眜墓出土的圓雕玉舞人〔二○〕，舞女頭後之螺髻偏向右側，身穿右袵長袖衣裙，正在扭腰甩袖起舞。從舞女頭頂至彎曲的下肢，貫穿繫綫的小孔，表明它是玉組佩的一個組成部分。整器高、寬僅三·五厘米，其生動舞姿令人過目難忘。河北滿城中山靖王劉勝墓出土的圓雕王公玉人、〔二一〕，玉質潔白晶瑩，玉人頭戴繫帶小冠，身着右袵寬袖長衣，作憑几而坐姿態，腰間所繫菱格紋帶與石家莊小安舍村發現的西漢跽坐石人相同。此項作品手法寫實，格調莊重，堪稱小型玉雕人像之佳作。
　　咸陽北郊新莊漢元帝渭陵附近，一九六六年春出土的羽人騎天馬玉雕(亦稱玉僊人馭天馬)〔二二〕，是西漢晚期玉雕工藝取得輝煌成就的重要標志。此作品以圓雕形式雕琢而成，質料爲乳白色的羊脂玉。天馬肩胛部位用陰綫刻出飛翼，奔馳在琢有流雲紋的托板上；騎者爲羽人，高鼻長臉，雙耳過頂，形貌酷肖西安西北郊漢長安城遣址出土之西漢銅羽人(圖六)，其右手握住一株靈芝，左手作握繮狀。顯然，這件巧奪天工的精美玉雕，是按照僊人盜藥、天馬行空的情節構思雕成的，寄寓着西漢統治者祈求長生、幻想昇僊的思想習尚。一九七二年以後，該地又陸續出土玉辟邪、玉鷹、玉熊、玉俑頭等小型圓雕藝術精品〔二三〕，造型簡潔渾厚，皆能小中見大，各具神態。這些玉雕精品的出土地點，在渭陵以北稍西三六○米處，調查者認爲是『陵旁立廟』的宗廟所在〔二四〕；楊寬先生則認爲該處是渭陵的寢殿遺址，而玉雕是寢殿中的陳設〔二五〕；劉慶柱、李毓芳則認爲從該地所處的位置來看，『應爲元帝陵或孝元王皇后陵的禮制建築。……至於它們屬於寢園還是陵廟，還需進行全面的考古發掘纔能瞭然』〔二六〕。
　　三 生動傳神的木俑
　　木俑作爲一種『象人』明器，興起於俑葬取代人殉的東周時代。《韓非子·顯學》有『象人百萬，不可謂强』之說，足見戰國後期木俑雕刻之盛。西漢時期，木雕偶人車馬更爲發達，在湖南、湖北、江蘇、廣東、廣西、四川、陝西、甘肅等省都有比較大宗的發現。由於木雕材質及埋藏環境各不相同，木俑保存狀况差別很大，有的完好如新，有的朽不成形。如據南朝宋謝惠連《祭古冢文·序》所述，公元五世紀初葉，丹陽郡之東府城因挖掘城塹，發現一座竪穴木椁墓，『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各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爲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滅。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二七〕。推測這是一座西漢中晚期的木椁墓，距南朝宋約五百年左右，其陪葬木俑已『應手灰滅』，可見其不易保存。
　　西漢前期木俑，以湖南長沙馬王堆，湖北江陵鳳凰山、雲夢大墳頭，廣東廣州馬鵬崗出土者爲代表。馬王堆一號、三號漢墓，共出土木俑二百六十多件，有戴冠男俑、着衣女侍俑、着衣歌舞俑、彩繪樂俑、彩繪立俑、辟邪木俑等六種類型。這批木俑，頭部雕刻得比較精緻，五官部位準確，通過形體之高矮，服飾之精粗，姿態及道具之不同，表現等級身份及職司之差別。藝術手法簡練概括，具有藏巧於拙、寓美於樸的藝術魅力〔二八〕。雲夢大墳頭一號西漢前期墓出土的十件小俑，可區分爲騎馬俑、立俑、跪俑三種，有的素面，有的施彩繪，其軀體輪廓清晰，臉面保留着刻削的棱綫，尚存戰國楚木俑的古樸遺風；伴出的八匹木馬，也雕刻得生動别致〔二九〕。江陵紀南城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營建於漢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一六七年)，出土圓雕木俑四十六件，全部用整木雕出人形及其動態，頭部及服飾則浮雕與彩繪並用，據其形態與職司，可區分爲袖手女侍俑、持物女侍俑、持農具奴婢俑、佩劍男俑、騎馬男俑、馭車男俑、趕車男俑、劃船男俑等八個類型。該墓還出土木馬、木牛、木狗等像牲明器，以及木車(軺車、安車、牛車各一輛)、木船等模型〔三○〕。地望相鄰、年代相近的江陵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出土車仗奴婢木俑二十四件〔三一〕，包括持戟謁者俑、佇立侍女俑、荷鋤農奴俑、執斧工奴俑、駕車木馬及木軺車等，内容豐富，生活氣息濃鬱。鳳凰山漢墓出土的木俑，身材颀長，軀體輪廓極富曲綫變化，衣紋具有質感，彩繪服飾鮮麗典雅，堪稱西漢初期木俑中的佳作。廣州北郊馬鵬崗西漢墓出土木俑八十多件，其中木雕女侍俑七十多件，臉形可大致區分爲瓜子臉與橢圓臉兩種，雙手垂拱於腹前，呈攏袖狀，膝部稍向前弓，軀體側視有優美之曲綫，衣裙下擺外展，以求作品重心穩定。該墓還出土木雕騎馬俑、戴盔披甲武士俑及木馬、木獸、木車等明器〔三二〕，是漢初嶺南地區木雕作品的一項重要發現。此外，廣西貴縣羅泊灣西漢早期墓〔三三〕、貴縣風流嶺西漢墓〔三四〕，亦有少量木俑出土。陝西咸陽北塬漢景帝陽陵南區第一七號從葬坑及第二○號、第二一號從葬坑，均有大量木俑及彩繪木車馬的發現〔三五〕，唯保存狀况欠佳。漢昭帝平陵的從葬坑亦曾發現朱漆木馬、木駝，惜因朽蝕嚴重，無法提取〔三六〕。
　　西漢中晚期的木俑，以四川綿陽雙包山、湖北光化五座墳、安徽六安雙墩、江蘇泗陽大青墩、邗江胡場、盱眙東陽、連雲港花果山及甘肅武威磨嘴子等地漢墓出土者爲代表。綿陽市永興鎮雙包山二號墓爲四川省迄今發現最大的西漢中期木椁墓，出土隨葬品以漆木器居多，其中木俑一百二十多件，包括侍立木俑、插立木俑、跽坐木俑、騎馬木俑、經脈漆雕木俑等不同種類，另有木胎漆馬一百匹，木牛三十頭，漆車二十輛〔三七〕。這些木俑的造型，明顯沿襲西漢前期作風，木胎漆馬格調威武雄壯；經脈漆雕木俑，足部稍缺，殘高二八·一厘米，人體比例協調，符合解剖學標準，體表繪有數道代表經脈的紅綫，是中國迄今發現最古老的醫用人體模型〔三八〕，比河南南陽醫聖祠先前出土的東漢針灸陶人(圖七)〔三九〕約早兩個世紀，具有極高的學術研究價值。湖北省光化縣(今老河口市)五座墳構建於漢武帝時期的三號墓，發現隨葬木俑一百多件，木馬、木禽畜亦逾百件，因朽爛過甚，難窺完整形象，僅知木俑可分侍立與跽坐兩種，侍立者又有着長袍不露腳與着短袍露雙腳之區別。有一件舞女俑，頭、臂已缺，其細腰肥裙的軀體造型，與江蘇泗陽大青墩出土的舉臂舞女俑如出一轍。該墓出土木禽畜有鷄、牛等形象；木馬之身軀用整木雕成，馬腿單做，馬腹下而有四個榫洞，專供安裝馬腿〔四○〕。二○○六年在安徽六安新發現的雙墩一號漢墓，東墓道兩側之陪葬坑出土木俑、木馬、木車等物；木俑分侍立與跪坐兩種，有的尚存彩繪痕跡，神態各異，造型生動；木馬之頭、身、腿分別製作，拚裝而成。其椁室爲『黃腸題凑』結構，出土多件『共府」刻銘銅壺及『六安飤臣』封泥，發掘者推測該墓是西漢六安國始封王共王劉慶的陵墓〔四一〕，卒葬於漢昭帝始元三年(公元前八四年)。
　　江蘇省北部，是西漢中、晚期木雕工藝最發達、藝術水平最出色的地區。二○○二年冬，在江蘇泗陽大青墩，發掘清理了一座大型土坑木椁墓，推測墓主人是西漢中晚期泗水國某代國王。在七百多件出土陪葬品中，木雕作品超過半數，計有木俑三百多件，木馬九十多匹，木雕動物二十餘件，打開了一座西漢木雕藝術的寶庫〔四二〕。這批木俑，按形態可區分爲騎馬俑、立俑、伎樂俑、跪坐俑等四類，部分尚存彩繪痕跡。騎馬俑束髮戴冠，雙手握繮，雙腿叉開呈八字形，跨坐在馬背上，格調威武肅穆。立俑分持械俑、抄手俑、步行俑、伎樂俑等，以持械俑居多，其高度在四六厘米至六○厘米之間，有的持劍執盾，有的持戟，有的執刀，有的持矛，有的持弓箭或弩機，表情威嚴，頗有幾分始封諸侯王權力鼎盛時期的不凡氣度。伎樂俑亦多種多樣，有的細腰肥裙，雙臂上揚，翩翩起舞；有的吹簫，有的撫琴，有的擊鼓；有的表情詼諧，有的臉形誇張，成功地渲染出歡樂氣氛。該墓出土的木雕動物，除爲數眾多的木馬之外，還有伏虎、卧狗、肥猎、鴿子、鰐、鲵等多種形象，雕刻手法洗練概括，藝術風格生動傳神，令人過目難忘。
　　一九八○年，江蘇連雲港市化果山鄉高高頂一號木椁墓出土一批木俑〔四三〕，其中四件男俑，分拱手男侍俑、持物男侍俑、擁盾武士俑等不同品種；女俑七件，分捧物女侍俑、拱手女侍俑、舞女俑等品種。木俑高度通常爲三四·五厘米至四四·五厘米不等，多數用整段荆楸木雕成，擁盾武士俑之盾牌則另行製作，用木釘固定在手上；人像比例匀稱，衣裙或肥胯下擺寬大，作品重心非常穩定，這是連雲港地區西漢晚期木俑造型的顯著特色。邗江縣胡場〔四四〕與盱眙縣東陽〔四五〕兩地漢墓出土的跽坐說唱木俑(圖八)，喜形於色，笑逐顏開，其藝術風格與泗陽大青墩漢墓出土的伎樂俑十分相似。這一現象表明，地處洪澤湖南北兩岸的漢代廣陵國與泗水國，其文化藝術及喪葬習俗是一致的。值得順便提及的，還有邗江胡場一號墓出土的浮雕建築圖木版畫，盱眙東陽漢墓出土的浮雕歷史故事圖(泗水撈鼎)、樂舞百戲圖及天象圖的木版畫(圖九、一○)，這些畫面浮雕於椁室的壁板與頂板上，與河南、山東等地萌生於西漢時代的畫像石相比較，有異曲同工之妙。
　　地處河西走廊東段的甘肅武威磨嘴子漢墓羣，曾先後出土近二百件木雕偶人車馬。由於當地降雨量少，土質乾燥，出土木雕質地如新〔四六〕。其中，屬於西漢晚期的四八號墓，出土老叟博戲俑、男侍俑、銅飾木軺車馬、木羊羣、木卧狗、木猴等明器，刀法酣暢明快，造型刪繁就簡，營造了西漢晚期河西地區小官吏或莊園主生活優裕、六畜興旺的景象。
　　四 華麗新穎的青銅雕塑
　　西漢時期的銅俑，善於刻畫特定人物的表情和動態。首先引人注意的是嶺南地區西漢前期的幾組銅俑。廣西貴縣是漢代鬱林郡治所在地，一九八○年秋，貴縣風流嶺三一號西漢墓出土一件青銅跽坐俑，塑造了一位長鬚飄逸、戴冠着袍、肩披護甲、雙手握繮的老年馭手，儀態端肅，鑄工嚴謹。伴出的青銅大馬，高一一五·五厘米，體形高大，肌肉豐滿，右前腿擡起，呈昂首嘶鳴狀，造型威武雄健，這是繼秦始皇陵出土銅車馬之後，西漢前期的一組優秀青銅雕塑，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意義〔四七〕。廣西西林縣普馱糧站銅鼓墓，出土一件鎏金銅騎馬俑和一組青銅六博四人俑〔四八〕，體形略小於風流嶺銅俑，造型亦頗生動。這組青銅六博俑的輪廓很洗練，重點刻畫了博戲者的表情和手勢，把因六博勝負而引起的得意或沮喪神態，表現得惟妙惟肖。廣州麻鷹崗西漢初期『辛偃』墓，出土兩件鎏金銅女俑，高二四·五厘米，五官清秀，頭髮中分，頸後挽髻，身着交領廣袖長衣，整體作拱手跽坐狀，神態恬静安詳，出色地塑造了地位卑微卻善良聰慧的侍女形象〔四九〕。江蘇徐州獅子山楚王墓出土的一對鎮蓆銅豹，呈翹首伏卧姿，頸套鑲貝項圈及銅環，係用銅鑄外形、體內灌鉛法製成，高逾十一厘米，在漢代同類作品中體形最大，年代最早〔五○〕。
　　西漢中期，利用人物與動物形象而創作的實用裝飾雕塑，有了長足的進展，錯金銀、鎏金、鑲嵌等技藝使用得更加廣泛，遂使青銅雕塑步入更加富麗堂皇的階段。一九六八年在河北滿城陵山，發掘了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的兩座大型崖洞墓。劉勝是西漢景帝劉啓之子，漢武帝劉徹的庶兄，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一五四年)被封爲中山王，死於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一一三年)；竇綰比劉勝晚死若干年，當不晚於太初年間(公元前一○四年至前一○一年)。劉勝墓山土的錯金博山爐，是封建貴族用於居室熏香的生活用器，其爐蓋鑄成重巒叠嶂之形，山間綴以獵人和奔馳的野獸，爐體飾有錯金雲氣紋，烘染出僊山氣氛；爐柄透雕三條盤龍，其鑄工之精緻，雕飾之華麗，令人稱絕。劉勝墓山土之銅羊燈，也是造型優美、寓意吉祥的實用雕塑佳作，高一八·六厘米，點燈時，背部可以掀開支在羊頭上，當作燈盤，設計精巧合理。
　　實綰墓出土的鎏金長信宫燈，捧燈之宫女作跪地侍奉狀，眉宇間蘊藏着被奴役者的痛苦神情，很有性格特點；整器結構合理，既能調節照明角度，又能吸納煙塵，通體光彩熠熠，堪稱丁藝裝飾雕塑的典範。此燈有『長信尚浴』『陽信家』等刻銘。有些研究者認爲『長信』當指劉勝祖母竇太后所居之長信宫，此燈可能是竇太后賜給竇綰的〔五一〕。對『陽信家』的理解也有過分歧，一種意見認爲陽信家可能是宫燈舊主陽信夷侯劉揭家〔五二〕，另一種意見則認爲陽信家當爲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家，長信宫燈是陽信長公主轉送給竇綰的〔五三〕。竇綰墓還出土一組四件鎏金鑲嵌銅豹鎮(圖一一)，亦用銅鑄外形、體內灌鉛法製成，比徐州獅子山楚王墓的銅豹鎮形體雖小一些(高僅三·五厘米)，而華麗程度過之。
　　劉勝墓還出土一對盤腿而坐的銅俳優俑，高度不到八厘米，頭戴圓帽，頂露高髻，額骨降起，臉頰豐滿，張嘴露齒，袒胸露腹，手臂或上舉過肩，或下垂撫膝，表情滑稽生動，成功地刻畫了供封建貴族娛樂的俳優人形象。相似的銅俳優俑，在江西南昌東郊一四號西漢墓中亦出土過一組四件〔五四〕，說明西漢中期中山國上層貴族流行的隨葬品也在豫章郡出現。
　　與長信宫燈之設計理念相同而造型相異的西漢燈具，還有山西朔州及陝西神木兩地出土的彩繪銅雁魚燈〔五五〕、廣西合浦望牛嶺一號墓山土的銅鳳燈〔五六〕。朔州出土的銅雁魚燈，彩繪保存完好，最足稱道(圖一二)。
　　能够與河北滿城中山靖王夫婦墓青銅雕塑媲美的，是陝西興平漢武帝茂陵東側一座陪葬墓從葬坑出土的鎏金銅馬及鎏金銀竹節銅熏爐〔五七〕。鎏金銅馬高六二厘米，呈昂首站立狀，雙耳劈竹形，筋骨勁健，剪鬃修尾，金光熠熠，神駿非凡，屬於漢武帝夢寐以求的大宛馬，代表西漢中期雕塑與冶鑄技藝達到新的高度，堪稱罕見的藝術珍品。鎏金銀竹節銅熏爐，通高五八厘米，由蓋、體、柄、座四部分構成，爐體與爐蓋形如博山，層巒叠嶂，異獸出沒，雲霧繚繞；爐體下面與竹節高柄下端，均有蟠龍承托，金勾銀勒，華貴異常。爐口及圈足外側，有『內者未央尚卧，金黃塗竹節熏盧一具』『四年内官造『或『四年寺工造』『五年十月輸』等刻銘。正是因爲這件高柄熏爐是漢武帝建元年間由官府作坊專爲未央宫製作的，所以纔有如此華麗的造型與非凡的氣度。
　　地處西北高塬東緣、臨近關中通往西域要道的甘肅省靈臺縣傅家溝村，一九七四年冬清理了一座西漢晚期墓，出土一組銅博戲俑(四件)，皆束髮腦後，身着長袍，腰間束帶，肩部袒露，席地而坐，俑高七·九至九·二厘米，皆合範鑄成，通過不同的表情與手勢，刻畫了因博戲勝負而帶來的歡樂與沮喪情態，其生動程度及服飾質感，在西漢前期同類作品中爲佳〔五八〕。
　　秦漢時期，居住在今四川省西南和雲貴地區的夜郎、滇、邛都、嶲、昆明等族，漢代通稱『西南夷』。其中，除夜郎外，以滇族爲最强大。二○○○年秋，在黔西北赫章縣可樂村，發掘了一座『套頭葬』的夜郎貴族墓(編爲二七四號墓)，墓主頭頂罩着一口虎耳銅釜〔五九〕，釜肩鑄飾一對昂首揚尾、威風凜凜的老虎，與雲南晉寧石寨山貯貝器腰部有虎形雙耳的裝飾手法相彷彿；虎頸所套的海貝紋項圈，與徐州獅子山楚王墓石豹鎮、銅豹鎮之項圈也很相似。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年，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羣進行過四次發掘，出土了大量具有滇族文化特色的青銅雕塑作品。在石寨山六號墓中，發現金質『滇王之印』，與《史記·西南夷列傳》元封二年(公元前一○九年)『賜滇王王印』的記載相符，爲滇池地區青銅文化的年代、族屬提供了直接證據〔六○〕。一九七二年江川李家山古墓羣的發掘，極大地豐富了滇池區域青銅文化的内涵〔六一〕。到上世紀九十年代，這兩處滇族古墓羣又再次作了搶救性的發掘。兩地出土銅貯貝器上的羣雕和銅扣飾上的透雕，刻畫了戰争、生產(播種)、祭祀、納貢、狩獵、舞樂等場景，直觀地再現了西漢時期滇族的社會面貌。
　　本卷收録的幾件單體銅鑄人物，執傘男俑通常出現在貯貝器羣雕的主像身旁，屬侍從、侍衛身份；執傘女俑通常發現於棺木兩端，常屬侍女身份。滇族樂舞銅俑，通常由偶數組成，腰後繫獸皮的舞俑屢見不鮮，尚存遠古狩獵舞的遺風；習見樂器是葫蘆笙、錞于及短笛。石寨山的四牛騎士貯貝器和李家山的播種貯貝器上，男騎士和女主人皆通體鎏金，收到突出主角、鶴立鷄羣的藝術效果。
　　用雕塑組羣的形式表現宏大的場面，是滇族青銅雕塑的顯著特色。石寨山出土的祭祀貯貝器，在直徑三二厘米的蓋面上，鑄焊着各種人物竟多達一百二十七人。
　　竭力表現驚險之美，是滇族透雕銅扣飾的藝術特點。如晉寧石寨山出土的鎏金俘獲銅扣飾(圖一三)、二豹噬猪銅扣飾(圖一四)，皆以情節驚險著稱，從中不難看到滇族匠師卓越的藝術纔能及特定歷史階段的審美習尚。
　　五 折射出時代風雲的陶俑
　　西漢王朝建立之後，在喪葬禮儀制度方面也是『漢承秦制』〔六二〕，無論是長安附近的帝陵與陪葬墓，或者是各地的諸侯王墓與陪葬墓，部有大量陶俑陪葬。漢代少府屬官『東園匠』有專門燒製陶俑的窰場，一九九○年在漢長安城西北部發掘的二十一座專門燒製裸體陶俑的官辦陶窰〔六三〕，便是最佳實例。
　　西漢的十一座帝陵，九座分佈在西起興平豆馬村、東到咸陽張家灣的渭河北岸咸陽塬上，兩座(文帝霸陵、宣帝杜陵)在今西安市東南郊的白鹿塬與杜東塬上。其中，出土過大批陶俑的陵墓是：
　　一、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六年，在咸陽楊家灣可能是漢高祖長陵四、五號陪葬墓的十一個從葬坑中，共出土彩繪兵馬俑將近三千件，可大致區分爲步兵俑、騎兵俑、軍樂俑等不同種類。步兵俑高四四·五厘米至四八·五厘米，騎兵俑通高五○厘米至六八厘米〔六四〕。
　　二、一九五○年及一九七四年，在咸陽市東郊狼家溝漢惠帝安陵十一號陪葬墓的從葬溝中，先後出土彩繪陶立射俑、武士俑、樂舞俑、女侍俑等近百件，陶牛、陶羊、陶猪等陶牲畜一百八十多件。俑高四四厘米至四六厘米，立射俑姿態十分生動。這是繼楊家灣漢墓出土彩繪陶俑之後的又一重要發現〔六五〕。
　　三、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開始，在咸陽市正陽鄉對漢景帝陽陵陵園内外的多座從葬坑與陪葬墓進行了勘查、發掘，出土陶俑數以萬計，有儀仗俑、步兵俑、騎兵俑、宦官俑、女侍俑、伎樂俑、馭手俑、執物立俑及跽坐俑等不同種類〔六六〕。其中，絕大多數是陶軀木臂、賦彩着衣的着衣式陶俑〔六七〕，陶塑家畜、家禽有馬、牛、羊、狗、猪、鷄等。陽陵陶塑以內涵豐富、造型精美、史料價值極高而著稱。
　　四、一九六六年七月，在西安東郊對陪葬文帝霸陵的竇皇后墓作過勘查，發掘了竇后陵園西垣外的四十七個從葬坑，埋葬年代在漢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出土彩繪陶女侍俑三十八件，分立式與坐式兩種，姿態恬静，形象俊美，堪稱西漢宫女的生動寫照〔六八〕。
　　五、一九八三年春，在西安市雁塔區曲江鄉三兆鎮南的漢宣帝杜陵北部的一號陪葬坑，出土數以百計的裸體陶俑(即陶軀木臂的着衣俑)，俑高五六厘米，俑體遍刷自衣，頭部和腿部有紅黑彩繪痕跡。伴出器物有鐵戟、鐵矛、鐵劍、銅鏃、銅帶鈎等〔六九〕。
　　西漢陶塑藝術的另一大塊，是各地諸侯王墓及列侯墓出土的陶俑。迄今各地已發掘的西漢諸侯王墓四十多座。出土陶俑較多的，首推江蘇徐州附近的楚王墓，其次是山東章丘聖井鎮危山漢墓與青州譚坊鎮香山漢墓，河南永城芒山鎮附近的梁王墓及北京大葆臺西漢墓亦有少量發現。
　　江蘇徐州，古稱彭城，是漢高祖劉邦的故鄉。西漢初年，劉邦將故里封給同父異母弟劉交，定爲楚國，稱楚元王，轄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成爲漢初政治、經濟及軍事實力最强大的封國之一。漢制，諸侯王死葬封國，因此，徐州附近埋葬着西漢分封於徐州的十二代楚王。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徐州附近的楚王山、獅子山及羊鬼山、馱籃山、北洞山和桓山、龜山、南洞山、東洞山、卧牛山等地，先後發現八處十六座西漢楚王與王后的陵墓〔七○〕。這些陵墓，多數已遭嚴重盗掘，衹有少量耳室或從葬坑幸免劫難。在劫餘的隨葬品中，出土陶俑最多的是獅子山楚王墓、馱籃山楚王墓、北洞山楚王墓及龜山楚王墓。
　　地處徐州東郊獅子山主峰南坡的楚王墓，於一九八四年先發現在獅子山西麓埋藏陶塑兵馬俑的從葬坑，七年之後的一九九一年纔發現主墓，於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五年進行發掘。從陵墓構造及出土銅錢(半兩錢)、銅官印與封泥、金器與玉器等諸多因素判斷，獅子山楚王墓的墓主人很可能是參與『七國之亂』兵敗自殺的楚王劉戊〔七一〕。卒葬於漢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一五四年)。埋藏陶塑兵馬俑的從葬坑，設在主墓西南約五百米處，共發現六個坑，山土陶兵馬俑兩千多件。以一號坑爲例，南北寬二米許，東西長約二八米；由步兵、車兵和少量騎兵組成的兵馬俑，排列成密集的多路縱隊，一律面朝西方；立俑高四二厘米至四七·五厘米，多數作持械狀；站在駟馬戰車後面的一件高五四厘米的戴冠着袍官吏俑，作攏袖狀，其身份似爲指揮官；馭手俑和甲胄俑皆作跽坐狀，高二五厘米至二八厘米，甲胄俑頭戴風字盔，揹箭箙。陶俑係採用模製爲主、手塑爲輔的方法製成；陶馬則用分段塑造、套接而成的製作方法。整體來看，這些陶兵馬俑神態機警肅穆，格調咄咄逼人，呈現出墓主人擁兵逞驕的面貌。此外，在獅子山主墓發掘中，於外墓道口東西兩側之陪葬坑，清理出彩繪侍衛陶俑七十多件；在外墓道後端之『食官監』陪葬墓及內墓道東側一號耳室(編號E1，功能似爲庖厨間)，共發現三十多件男、女侍從俑(圖一五)，俑高一七厘米至一九·五厘米，皆着右袵及地長袍，作攏袖侍立狀，臉形正視略呈倒三角形〔七二〕，與一九九二年徐州韓山西漢劉*(左女右宰)墓〔七三〕、一九九三年徐州簸箕山西漢宛朐侯劉執墓〔七四〕出土之男女侍俑(圖一六)十分相似，由此亦可佐證獅子山楚王墓屬西漢早期無疑。
　　羊鬼山王后墓位於獅子山楚王墓北側，山峰較小，山頂有堆築的封土；墓道嚮南，其東側有較多的陪葬器物坑。二○○五年清理了其中一座陪葬坑，出土陶俑有身高五四厘米、着三重深衣、作攏袖狀的官吏俑，身高四八·五厘米、着闊袖深衣的衆多執兵俑，並有四匹駕車陶馬伴出〔七五〕。除了執兵俑的服飾稍有區別外，羊鬼山陪葬坑與獅子山兵馬俑坑的陶俑造型風格如出一轍，說明兩者的入葬年代相近。
　　馱籃山楚王和王后墓，坐落在徐州市東北郊馱籃山東西兩山丘之南麓，皆鑿山而藏，楚王墓居西，王后墓居東，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年進行了發掘。兩墓構築精緻，有完整而考究的盥洗設施(厠所和沐浴室)，楚王墓還設置武庫。兩墓早年被盗，但出土劫餘文物仍有一千多件，其中以彩繪陶俑最爲引人注目〔七六〕，可區分爲男官吏俑、女舞樂俑、僕役俑三大類。造型優美、動態誇張的繞襟衣陶舞俑，令人過目難忘。二○○四年在馱籃山二號墓南側，還發現一座馬俑坑〔七七〕。從墓葬形制與出土文物判斷，馱籃山一、二號墓屬西漢早期墓，很可能是楚文王劉禮與王后之墓。
　　北洞山楚王墓位於徐州市北郊銅山縣茅村鄉洞山村，一九八六年發掘。其規模僅次於獅子山楚王墓，是迄今所知墓室最多、結構最複雜的大型漢墓之一。此墓曾多次被盗，但多間墓室及墓道壁龕內出土陶俑總數仍有四百多件。墓室出土陶俑包括男、女侍立俑與跽坐俑、樂舞俑等三類，以形象清秀、服飾華麗爲特色，其身份爲楚王宫廷之近侍、宫内勞作者、宫廷樂隊及舞蹈伎。樂舞俑之造型酷肖馱籃山漢墓出土者，其中着曲裾衣之舞女俑(圖一七)，可謂同山一轍。墓道壁龕出土之彩繪儀衛俑，大致包括拱手、執兵器、揹箭熊三種姿態，色彩鮮艷如新，筆觸老辣熟練，具有極强的藝術表現力，成功地塑造了楚王宫廷宿衛的威武形象，堪稱西漢彩繪陶俑中不可多得的珍品。根據此墓出土的銅官印、錢範、銅錢及玉器等隨葬品，鄰近的桓山王后墓出現『擎天柱』的結構特點等情况推斷，北洞山楚王墓的墓主人應爲第五代楚安王劉道(公元前一五○年至前一二九年在位)〔七八〕。
　　龜山漢墓位於徐州市西北約七公里的龜山西坡，屬徐州市九里區拾屯鎮孤山村(原屬銅山縣)。由於種種原因，此墓於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二年、一九九二年分成二期進行清理發掘。龜山漢墓坐東朝西，爲兩座南墓道、甬道、多間墓室組成並有過道相通的『同塋異穴』岩洞墓；甬道及墓室修整考究，有四間墓室及一間耳室採用『擎天柱』的結構方式〔七九〕。一九八五年，徐州市在文物普查中徵集到出自此墓第六室的陰刻篆文『劉注』龜鈕銀印(圖一八)。劉注是西漢第六代楚王，係第五代楚安王劉道之子，於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一二八年)嗣，元鼎二年(公元前一一五年)薨，在位十四年，謚號襄王，《漢書·楚元王傳》有簡要記載。由此確認龜山漢墓爲卒葬於元鼎二年(公元前一一五年)的楚襄王劉注夫婦合葬墓〔八〇〕。此墓曾多次被盗，出土隨葬品有五銖錢八枚，出土陶俑包括女侍俑(分直立、跽坐兩種)、舞女俑、圉人俑、馭手俑及駕車陶馬等〔八一〕，不見象徵現實軍隊的兵馬俑；陶俑皆模製，臉形橢圓，表情端莊，姿態漸趨程式化，生動程度不及西漢初期。
　　綜觀江蘇徐州附近出土的西漢楚國陶俑，其數量之多、品種之全、造型之美，是其他諸侯王國不能比擬的。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從獅子山楚王墓經馱籃山、北洞山楚王墓，再到龜山楚襄王劉注墓，展現了楚國陶俑在種類構成及藝術特徵等方面的演變規律。以陪葬坑形式埋藏的陶兵馬俑，大致出現於文帝、景帝時期的獅子山、羊鬼山、馱篮山楚王(后)墓；漢武帝元光、元鼎年間的北洞山楚王(后)墓與龜山楚襄王劉注夫婦墓，已無埋藏兵馬俑的陪葬坑。獅子山楚王墓陪葬坑出土的兵馬俑，由步兵、車兵、騎兵混合組成，步兵多着不過膝的長襦，外罩甲衣，手持兵器，是一副披堅執銳的野戰部隊裝束；北洞山楚王墓出土的彩繪持笏俑與執兵俑，多着曲裾深衣，左腰佩劍，部分綬帶懸掛的印章有『郎中』二字，其身份屬於王宫衛士。男、女侍從俑自漢初至武帝時期一直存在，早期多作直立攏袖狀，後來則直立與跽坐皆有。樂舞俑分樂俑和舞俑兩類，第三代楚王墓尚未發現，第四、五、六代楚王墓則普遍存在。樂俑皆作跽坐姿，有鐘、磬類打擊樂俑，撫瑟類弦樂俑，笙、簫類吹奏樂俑；舞俑皆立姿，有單臂舉袖和雙臂舉袖之別，前者舞姿舒緩含蓄，後者熱烈奔放。獅子山楚王墓與宛朐侯劉執墓爲代表的西漢早期陶俑，製作比較粗糙，臉形比較瘦削，呈倒三角形；到武帝時期的龜山楚襄王劉注墓，陶俑的臉形演變成橢圓形了。
　　除了江蘇徐州楚王墓之外，出土西漢彩繪陶俑較多的是山東省。二〇〇二年冬，在山東章丘聖井鎮危山北坡、發掘清理了兩座埋藏兵馬俑的西漢王陵陪葬坑。以一號坑爲例，南北長約九·五米，東西寬一·九米，深〇·七米至〇·九米，共出土一百七十三個陶俑、五十六匹陶馬、四輛陶車、九十餘面盾牌及建鼓、顰鼓等遺物〔八二〕。一號坑出土陶俑可區分爲儀衛俑、騎兵俑、立姿馭者俑、步兵俑、擊鼓俑；二號坑出土陶俑有跽坐馭者俑、攏袖女侍俑等。陶俑皆模製裝配而成，俑表飾彩。步兵俑身穿不過膝的長襦、足蹬戰靴、手執盾牌的服飾裝備，騎馬俑及陶馬的造型，與陝西咸陽楊家灣及江蘇徐州獅子山漢初陪葬坑出土兵馬俑頗爲相似，時代特徵鮮明。參照《漢書》文帝紀、景帝紀、諸侯王表及《章丘縣志·古跡考》的相關記載，發掘者推測危山漢墓之墓主人爲西漢濟南王劉辟光(漢文帝前元十六年始封，漢景帝前元三年參與七國之亂，兵敗自殺)。
　　二〇〇六年六月，在山東青州譚坊鎮香山附近，發現並清理了一座大型漢墓的陪葬坑。主墓爲甲字形豎穴土坑墓；陪葬坑在北向墓道西側，南北長約七米，東西寬五米，深四米。陪葬品以彩繪陶俑、陶車馬、陶畜禽及陶器皿爲主，亦有爲數可觀的銅、鐵兵器模型。出土彩繪陶俑共八百多件，陶馬約三百五十匹，陶畜禽(陶牛、陶羊、陶猪、陶狗、陶鷄等)二百五十餘件，陶車兩輛〔八三〕。彩繪陶俑大致包括持兵儀仗俑、騎兵俑、攏袖男侍俑、攏袖女侍俑、雙膝微屈的椎髻女侍俑等不同種類。騎馬俑的形制服飾特點及女侍俑的椎髻形狀，與章丘危山漢墓陪葬坑出土者十分相似；陶馬身上彩繪馬具馬飾之華麗考究，在全國首屈一指。青州博物館推斷此坑出土陶俑爲『西漢早期』遺物〔八四〕；根據該坑的地理位置及陪葬品的時代、等級特徵，其墓主可能是被封爲菑川國王的齊悼惠王之子劉賢或劉志〔八五〕。
　　河南省永城市芒碭山羣，是西漢梁國王陵的集中分佈區。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二年，位於保安山東部的柿園西漢大型崖洞墓，於墓頂封土四周及墓道之南北兩側共出土陶俑五十件，包括守陵俑五件、守門俑一件、着衣式女侍俑四件、着衣式騎士俑四十件。守陵俑與守門俑形制服飾基本相同，以守門俑(SM1:2835)爲例(圖一九)，高六九·五厘米，鼻梁隆起，雙目墨繪，唇部塗朱，頭戴武弁冠，身穿右袵及地深衣，衣領、衣襟及袖口飾有彩繪花紋，腰間束帶，足蹬齊頭翹首履，雙手作攏袖狀，左右掖下各有一個方形穿孔，推測原先插有劍、戟等兵器模型〔八六〕。柿園漢墓出土的着衣式女侍俑與着衣式騎十俑，皆呈陶軀無臂狀，原先應裝有木製雙臂，因年久受潮變質，木臂今已腐朽不存。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着衣式侍女俑與騎士俑，在陝西咸陽漢景帝陽陵東側十八號外藏坑及南區十一號從葬坑中曾有大量發現，而在各地的西漢諸侯王陵墓中，河南永城柿園梁王墓則是迄今所知的唯一孤例，這可能是梁王接受帝室『賞賜』的產物。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永城市夫子山一號漢墓的二號陪葬坑，出土男、女侍從俑十七件，俑高五二厘米或四一厘米不等，臉形橢圓豐滿，頸後皆挽髮髻，男侍俑身着雙重右袵寬袖深衣，女侍俑身穿寬袖喇叭狀曳地長裙，腰際皆繫帶，雙手屈拱於腹前〔八七〕。夫子山一號墓陪葬坑僅出男女侍從陶俑，不見兵馬俑與侍衛俑，體現了梁王政治地位已經明顯削弱。墓葬年代當屬西漢中期。
　　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在北京豐臺大葆臺發掘了兩座大型豎穴土坑題凑椁室墓，其中一號墓使用玉衣，出土漆器殘片上有針刻『二十四年』紀年字樣，並伴出大量五銖錢；二號墓出土平雕綫刻、姿態優美的玉舞人。推測這兩座墓爲廣陽頃王劉建(公元前七三年至前四五年在位)與王后的同塋異穴墓。大葆臺一號墓出土陶俑約二百四十件，主要分佈於墓室外迴廊和題凑門西側，均爲立俑，高三八厘米至四〇厘米，上身扁平，下身橢圓，泥質灰陶，模手合製，可分實心與空心兩種，有的臉塗白粉，墨繪眉眼口鼻及鬍鬚；衣紋簡練，造型古樸(圖二〇)〔八八〕。大葆臺漢墓的陶俑製作工藝，明顯地趨向粗放草率。
　　結語
　　西漢時期處在中國封建社會上昇階段，統治者視造型藝術爲提高國家政權威望的重要手段，用漢初丞相蕭何的話來說，即『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八九〕。軍隊是國家機器的主要組成部分，正如古代軍事家孫子所云：『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九〇〕『重威』的最佳途徑莫過於顯示强大的軍隊。西漢前期，外有匈奴族的侵擾，內有諸侯王的割據，可謂內憂外患頻仍時期；營建於西漢前期的長陵、安陵、陽陵等帝陵陪葬坑，以及楚、齊、菑川等國諸侯王墓陪葬坑，皆有爲數衆多的陶塑彩繪兵馬俑出土，這是時代風雲的生動寫照。
　　西漢時期的陵墓雕塑，以其規模的恢宏博大，品種的豐富多樣，風格的古樸豪邁，裝飾的富麗堂皇，在中國雕塑史上開創了一個黃金時代。西漢陵墓雕塑的衆多優秀作品，其所體現的開拓進取精神與非凡的藝術創造力，永遠值得我們繼承和借鑒。
　　注釋
　　〔一〕《史記·淮陰侯列傳》。
　　〔二〕同上。
　　〔三〕《漢書·諸侯王表》。
　　〔四〕同上。
　　〔五〕錢穆《秦漢史》，三聯書店，二○○五年，二六二頁。
　　〔六〕黃展岳《漢代諸侯王墓論述》中收錄西漢諸侯王及王后墓三十四座，詳見《考古學報》一九九八年第一期。外加近年新發現的九座，即：江蘇徐州羊鬼山楚王王后墓(陪葬坑)、江蘇泗陽大青墩漢墓(某代泗水國王墓)、山東章丘洛莊漢墓(高臺墓陪葬坑)、山東章丘聖井鎮危山漢墓(可能是濟南國王劉辟光墓)、山東青州譚坊鎮香山漢墓(陪葬坑)、北京老山漢墓(燕王或廣陽王王后墓)、安徽六安雙墩一號漢墓(六安國始封王共王劉慶墓)、湖南望城風篷嶺一號漢墓(長沙國王后墓)、湖南望城風篷嶺二號漢墓(長沙國王墓)。
　　〔七〕桓寬《鹽鐵論·散不足》。
　　〔八〕陳直《漢書新證》，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一○三頁至一○四頁。
　　〔九〕見《西京雜記》丙卷『五柞宫』條、《三輔黃圖》卷五『青梧觀』條。
　　〔一○〕河北省石家莊市文保所《石家莊發現漢代石雕裸體人像》，《文物》一九八八年第五期。
　　〔一一〕西漢長安昆明池石刻牽牛、織女像，見《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2·秦漢雕塑》，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圖版三四、三五及其說明。
　　〔一二〕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墓出土之男女跪坐石俑，見《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第二七頁下圖。
　　〔一三〕《魯迅書信集》(下卷)，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第八七三頁《一○四三致李樺》。
　　〔一四〕林通雁《西漢張騫墓大型石翼獸探考》，《漢中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八六年第二期。
　　〔一五〕王子雲先牛曾云：張騫墓石獸僅存殘軀，『從兩肩雕有飛翅看，可能爲辟邪一類的護墓獸……西漢則僅見此一例』。見王子雲著《中國雕塑藝術史》(上)，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一頁。按：也有研究者認爲，張騫墓石翼獸爲束漢時補雕。
　　〔二八〕山西省博物館《安邑縣杜村出土的西漢石虎》，《文物》一九六一年第一二期。
　　〔一七〕《太平御覽》卷九五四引《風俗通》曰：『魍象畏虎與柏，故墓前立虎與柏』。
　　〔一八〕獅子山楚王陵考古發掘隊《徐州獅子山西漢楚王陵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九八年第八期。
　　〔一九〕一中國國家博物館、徐州博物館《大漢楚王——徐州西漢楚王陵墓文物輯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五年，二六八頁至二七五頁。
　　〔二○〕盧兆蔭《中國玉器全集4·秦漢南北朝》，河北美術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圖版六六。
　　〔二一〕同上，圖版九二。
　　〔二二〕咸陽市博物館《咸陽市近年發現的一批秦漢遺物》，《考古》一九七三年第三期；王丕忠《咸陽市新莊出土的玉奔馬》，《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三期。
　　〔二三〕張子波《咸陽市新莊出土的四件漢代玉雕器》，《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二期。
　　〔二四〕李宏濤、王丕忠《漢元帝渭陵調查記》，《考古與文物》一九八○年創刊號。
　　〔二五〕楊寬《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二○七頁。
　　〔二六〕劉慶柱、李毓芳《西漢十一陵》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一○九頁。
　　〔二七〕謝惠連《祭古塚文》，《文選》卷六十『祭文』。
　　〔二八〕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三年；《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七四年第七期；張廣立《漫話西漢木俑的造型特點》，《文物》一九八二年第六期。
　　〔二九〕湖北省博物館等《湖北雲夢西漢墓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七三年第九期；湖北省博物館《雲夢大墳頭一號漢墓》，《文物資料叢刊》(四)，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三〇〕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考古學報》一九九三年第四期。
　　〔三一〕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發掘整理小組《江陵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一〇期。
　　〔三二〕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廣州三元里馬鵬崗西漢墓清理簡報》，《考古》一九六二年第一〇期。
　　〔三三〕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廣西貴縣羅泊灣漢墓》，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圖版三三、五八。
　　〔三四〕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廣西貴縣風流嶺三十一號漢墓清理簡報》，《考古》一九八四年第一期。
　　〔三五〕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漢陵考古隊《漢景帝陽陵南區從葬坑發掘第一號簡報》，《文物》一九九二年第四期；《漢景帝陽陵南區從葬坑發掘第二號簡報》，《文物》一九九四年第六期。
　　〔三六〕漢平陵考古隊《巨型動物陪葬少年天子——初探漢平陵叢葬坑》，《文物天地》二〇〇二年第一期。
　　〔三七〕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綿陽博物館《綿陽雙包山漢墓》，文物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三八〕何志國、唐光孝《我國最早的人體經脈漆雕》，《中國文物報》一九九四年四月十七日；馬繼興《雙包山漢墓出土的針灸經脈漆木人形》，《文物》一九九六年第四期。
　　〔三九〕南陽出土東漢針灸陶人，見《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2·秦漢雕塑》，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圖版一二一及其說明。
　　〔四〇〕湖北省博物館《光化五座墳西漢墓》，《考古學報》一九七六年第二期。
　　〔四一〕《安徽六安雙墩一號漢墓》(汪景輝、楊立新)，國家文物局《二〇〇六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七年。
　　〔四二〕徐湖平、莊天明《泗水王陵出土西漢木雕》，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四三〕連雲港市博物館《連雲港地區的幾座漢墓及零星出土的漢代木俑》，《文物》一九九〇年第四期。
　　〔四四〕揚州博物館、邗江縣文化館《揚州邗江縣胡場漢墓》，《文物》一九八〇年第三期。
　　〔四五〕南京博物院《江蘇盱眙東陽漢墓》，《考古》一九七九年第五期。
　　〔四六〕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磨嘴子三座漢墓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七二年第一二期；張朋川、吴恰如《武威漢代木雕》，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四七〕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廣西貴縣風流嶺三十一號西漢墓清理簡報》，《考古》一九八四年第一期。
　　〔四八〕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廣西西林縣普馱銅鼓墓葬》，《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九期。
　　〔四九〕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廣州動物園古墓羣發掘簡報》，《文物》一九六一年第二期。
　　〔五〇〕中國國家博物館、徐州博物館《大漢楚王——徐州西漢楚王陵墓文物輯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五年，二六四頁至二六七頁。
　　〔五一〕王伯敏《中國美術通史》第一册，山東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四八頁。
　　〔五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滿城漢墓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一九八〇年。
　　〔五三〕貟安志《談『陽信家』銅器》，《文物》一九八二年第九期。
　　〔五四〕江西省博物館《南昌東郊西漢墓》，《考古學報》一九七六年第二期。
　　〔五五〕朔縣出土的彩繪銅雁魚燈，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通史陳列》，朝華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七九頁；神木縣出土的銅雁魚燈，王文清《陝西省十大博物館》，廣彙貿易有限公司，一九九四年，第一七頁。
　　〔五六〕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考古寫作小組《廣西合浦西漢木椁墓》，《考古》一九七二年第五期。
　　〔五七〕咸陽地區文管會、茂陵博物館《陝西茂陵一號無名冢一號從葬坑的發掘》，《文物》一九八二年第九期。
　　〔五八〕靈臺縣文化館《甘肅靈臺發現的兩座漢墓》，《考古》一九七九年第二期。
　　〔五九〕《貴州赫章可樂墓地》，國家文物局《二〇〇〇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六〇〕雲南省博物館《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羣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一九五九年。
　　〔六一〕雲南省博物館《雲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羣發掘報告》，《考古學報》一九七五年第二期。
　　〔六二〕語出《後漢書·班彪傅》及《晉書·刑法志》。
　　〔六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城隊《漢長安城窰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一九九四年第一期。
　　〔六四〕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咸陽市博物館《陝西省咸陽市楊家灣出土大批西漢彩繪陶俑》，《文物》一九六六年第三期；陝西省文管會、博物館、咸陽市博物館楊家灣漢墓發掘小組《咸陽楊家灣漢墓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七七年第一〇期。
　　〔六五〕咸陽市博物館《漢安陵的勘查及其陪葬墓中的彩繪陶俑》，《考古》一九八一年第五期。
　　〔六六〕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編《漢陽陵》，重慶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六七〕王學理《着衣式木臂陶俑的時代意義》，《文博》一九九七年第六期。
　　〔六八〕王學理、吴鎮烽《西安任家坡漢陵從葬坑的發掘》，《考古》一九七六年第二期。
　　〔六九〕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杜陵工作隊《一九八二—一九八三年西漢杜陵的考古工作收穫》，《考古》一九八四年第一〇期。
　　〔七〇〕李銀德《徐州西漢楚王陵墓考古的發現與收穫》，中國國家博物館、徐州博物館《大漢楚王——徐州西漢楚王陵墓文物輯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五年。
　　〔七一〕王愷、葛明宇《徐州獅子山楚王陵》，三聯書店，二〇〇五年，一三八頁至一四〇頁。
　　〔七二〕獅子山楚王陵考古發掘隊《徐州獅子山楚王陵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九八年第二期。
　　〔七三〕徐州博物館《徐州韓山西漢墓》，《文物》一九九七年第二期。
　　〔七四〕徐州博物館《徐州西漢宛朐侯劉執墓》，《文物》一九九七年第二期。
　　〔七五〕中國國家博物館、徐州博物館《大漢楚王——徐州西漢楚王陵墓文物輯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五年，九八頁至一〇四頁。
　　〔七六〕邱永生、徐旭《徐州市馱籃山西漢墓》，《中國考古學年鑒(一九九一)》，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一七三頁。
　　〔七七〕李銀德《徐州西漢楚王陵墓考古的發現與收穫》，中國國家博物館、徐州博物館《大漢楚王——徐州西漢楚王陵墓文物輯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五年，一六頁。
　　〔七八〕徐州博物館、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徐州北洞山西漢楚王墓》，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七九〕南京博物院、銅山縣文化館《銅山龜山二號西漢崖洞墓》，《考古學報》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八〇〕南京博物院《『銅山龜山二號西漢崖洞墓』一文的重要補充》，《考古學報》一九八五年第三期。
　　〔八一〕徐州博物館《江蘇銅山縣龜山二號西漢崖洞墓材料的再補充》，《考古》一九九七年第二期。
　　〔八二〕《山東章丘危山漢代墓葬及陪葬坑》，國家文物局《二〇〇二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八一頁至八六頁；王守功《危山漢墓——第五處用兵馬俑陪葬的王陵》，《文物天地》二〇〇四年第二期。
　　〔八三〕《山東青州香山漢墓陪葬坑》(孫波、崔聖寬、王瑞霞)，國家文物局《二〇〇六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七年。
　　〔八四〕馬洪剛《青州市博物館藏珍·綜合卷》，深圳海天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六六頁至七三頁。
　　〔八五〕菑川王世系見《漢書》高五王傳、諸侯王表。
　　〔八六〕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芒碭山西漢梁王墓地》，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第五章第七節。
　　〔八七〕鄭清森《河南永城芒碭山出土兩漢梁國陶俑初論》，《中國歷史文物》二〇〇六年第一期。
　　〔八八〕大葆臺漢墓發掘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葆臺漢墓》，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八九〕《史記·高祖本記》。
　　〔九〇〕《孫子兵法·計篇》。

中国陵墓雕塑全集.第2卷，西汉/湯池，林通雁著．—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