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

　　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发生历史性转折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得到长足进展并从制度上予以建设和确立的时期。它上承春秋战国几百年变革的巨大成果，下启我国几千年漫长封建社会的制度和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奠基地位。军事制度同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一样，都是秦汉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因此研究秦汉的军事制度史，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和认识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进程，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在秦汉军事制度史的研究领域中，我们已经取得不少的成果，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展，研究方法也在不断改进和提高。然而，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如何进一步深入研究，仍然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
　　首先，要进一步加强理论学习和研究。
　　我在《秦汉军事制度史》一书的绪论中曾经强调过，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军事理论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战争、军队等军事问题方面的理论，是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军事领域的典范。因此，我们在进一步研究秦汉军事制度史时，要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研究成果，特别是要从中吸取研究的观点和方法。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恩格斯关于军事方面的具体论述很多。恩格斯不仅被列宁称为伟大的军事家，而且也是军事学术史的开创者之一，他的许多论述对于我们研究秦汉军事制度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些论述比较集中地反映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14、15、17、20、21等卷中。其中，直接以军队命名的条目就有《军队》、《欧洲军队》、《英国军队》、《俄国军队》等，还有一些以具体兵种命名的条目，诸如《骑兵》、《炮兵》、《步兵》等。例如在《炮兵》一文中，恩格斯就曾论述了希腊、罗马从中世纪到19世纪初的诸多军事问题，涉及的内容广泛而又具体。只要我们认真深入地学习和研究这些经典著作，一定会有新的体会和启示。军事学术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以及一些大大小小的相关具体问题，例如军队、暴力与物质和经济的关系问题、军队的素质问题等等，在恩格斯的著作中均有论述。例如在《欧洲军队》一文中，恩格斯就提到了军队人数达到30—50万的大军队，其中涉及到不同的兵种、人员。物质以及军队的整体编制机构等等具体问题，而这些都是我们有所忽视或者研究欠深入的地方。在秦汉历史上，30—50万的军队史籍中有不少记载，而我们在这方面的具体研究却相当薄弱。已发表的少量论文中已经开始涉及到军队的人员、士兵的体力、气质等的不同、马匹特点的差异等具体内容，但进一步的研究还有待大家的继续努力。
　　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军事理论的指导意义，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的理论及研究方法。对于西方一些影响较大的军事史研究理论和方法，只要对我们的研究有利，也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利用。
　　其次，要加强比较研究。
　　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行之有效的比较分析研究方法也同样适用于秦汉军制史的研究。通过对不同对象的多角度的比较和分析，往往可以拓宽我们观察问题的视野，因而也更容易接近历史真实的和本质的一面。我认为秦汉军制史的比较研究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中西比较，这主要是指与时间上和秦汉处于大致相同时期的古代罗马帝国的军事制度史相比较。西方学者在古罗马帝国的军事制度史方面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学者可能更有机会了解。我们随手可以举出一些论著，稍早一些出版的著作如Adcock的《共和国时代的古罗马战争艺术》(1940年，哈佛大学出版)、Parker的《古罗马军团》(1971年，牛津大学克莱伦登出版社出版)、D．Kienast的《罗马帝国海军研究》(1966年，波恩出版》等等，稍晚一些的有Dixon等著《罗马的骑兵》(1992年，伦敦出版)、Webster的《罗马的帝国军队》1998年，奥克拉赫马大学出版)等等。目前这方面的翻译和介绍还很少，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工作者应该有意识地去了解和学习。二是秦汉与其前后历史时期的比较。已有的成果中，关于秦汉与秦汉之前历史时期的比较研究已涉及到了一些领域，而秦汉与秦汉以后历史时期的比较研究相对来说要少一些。这方面的文献比较丰富，考古资料也层出不穷，尚待进一步的研究和发掘。
　　再次，要加强文献与考古资料研究的进一步结合。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古籍文献和考古资料都异常丰富，这给我们的研究创造了十分便利的条件；但二者却未得到有效的结合。史学工作者历来视古籍文献为其主要的研究对象，对不断出现的考古资料虽然有所利用，但总的来说比较零散，缺乏一定的系统性。相反，专业考古工作者的研究则偏重于出土的实物资料。文献和考古工作者自身存在的这种专业局限性，使他们还不能够充分借鉴各自的长处。这一方面是由于长期以来专业分工的过分狭窄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部分考古成果不能得到及时的共享所致。而这必然妨碍了研究过程中文献与考古资料的有效结合和利用。因此，取长补短，向学风扎实的前辈学者学习，向国外的研究者学习，努力拓宽我们研究的资料范围，这是深入研究秦汉军制史的有效途径。特别是西方军事史的研究在充分利用考古成果方面值得我们借鉴。他们在充分利用大量考古资料的基础上，结合丰富的文献资料，对古罗马军队的军事文献、作战经验、战术、战略、后勤、雇佣兵力、人力资源、骑兵、炮兵、海军与舰船、筑城术与攻城术、武力盔甲、军事装备等等具体问题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Webster的《罗马的帝国军队》和G．RWats。n的《古罗马士兵》两书的研究就涵盖了关于古罗马帝国的武器装备、薪金、战术、战略以及职业化军队的方方面面。我们的文献和考古资料更加丰富，因此在军制史研究方面应该吸取他们的长处。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考古于秦汉史的研究更加垂青，各地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如杨家湾汉兵马俑、秦始皇帝陵及其兵马俑、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尹湾汉墓简续、汉景帝阳陵、徐州狮子山汉墓及其兵马俑、西安秦汉封泥等等，这些遗址的发掘和清理已取得不少成果，其中有许多是关于秦汉军事方面的。如果我们能有效地将这些发现与文献记载结合起来，必将大大地推动秦汉军制史的研究。
　　最后，要进一步清理和考辨已有的研究成果。
　　这些研究成果包括古代和现代两个方面；古代方面，由于中国古代兵刑合一，文武不分，因此在《新唐书》首创《兵志》之前，只有在《刑法志》等有关记载中才有关于兵志的反映。唐以后的历代古籍文献中，有关记载和论述就逐渐增多了。例如杜佑的《通典》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陈傅良的《历代兵制》，钱文子的《补汉兵制》之类的典籍，都有关于汉代军事问题的记载和论述。特别是《历代兵制》和《补汉兵制》更是填补了秦汉兵制的空白。稍后徐天麟的《西汉会要》和《东汉会要》也以“兵”为中心汇聚了有关资料，在“职官”等条目中也有关于兵制的内容。以后宋元明清各种兵学、政制书中都有相关论述。现代有关秦汉军事制度方面的研究也有了不少成果。专著方面。我的《秦汉军事制度史》出版之后，又有新著问世，如黄今言的《秦汉军制史论》以及兵制通史著作中的秦汉部分。发表的论文就更多了。这里不一一列举。这些都应该进行进一步的清理和考辨，然后确定新的研究课题和对象，从史料的爬梳整理到具体问题的研究再到内容的系统化和科学化。只有这样才能杜绝简单的低水平的重复，努力创新，努力发掘新材料，努力选取新的研究视觉。努力创造新观点和新理论，推进秦汉军制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以上几点也许只是“老生常谈”，但要使秦汉军制史的研究取得新的进展，这些都是缺一不可的。我们目前的研究中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例如在关于“骑兵”问题的研究中，无论在理论上对于其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方面，还是在具体事实的深入发掘和分析方面，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这次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秦俑馆的同志已注意到这个问题，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
　　(刘玲娣根据发言加工整理)
　　

秦汉文化比较研究：秦汉兵马俑比较暨两汉文化研究论文集/吴永琪，杨绪敏，邱永生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