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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兵马俑与阳陵汉俑性别刻划之比较

蒋文孝


  在有关秦汉陶俑的比较文章中,许多人从陶俑的军事内涵、制作技术、雕塑方法、埋藏背景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的论述,但很少从陶俑的性别刻划上来进行比较和分析。本文出于此目的,对秦兵马俑和阳陵汉俑在性别刻划上的差异进行对比和分析,找出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差异,并探讨其中的原因。
  众所周知,从外表上看,男女之别除了外貌、气质等不同外,最突出差异是,男性多有胡须,喉结突出,有明显的生殖特征。女性则胸部和乳房发达,生殖体系与男性截然不同。在出土物中,除过特征不明显的俑外,男性俑主要特征是多有胡须或明显的生殖系统;女性则与此截然相反,不具备这些特征,动物俑则尽力在生殖系统上展现。
  一、部 位
  目前秦代陶俑主要有:(1)人俑:秦军士俑、跽座俑以及新出土的秦陵百戏俑。总数为8000多的陶俑,全为塑衣彩绘陶俑,其生殖特征无法表现,因而只能在胡须上做文章。(2)马俑:秦俑坑中的陶马和跽座俑坑出土的陶马。
  在秦陵陶人俑中,武士俑和百戏俑除了高大的体形、魁伟的身材、威严的表情、健壮的肌肉等外貌特征能透露出一点男性的特征外,最能说明其性别的则是雕塑成多种多样的胡须,而跽坐俑正是由于其塑像端详、面容慈善、和蔼可亲以至于在最初发现之时被人误以为女俑,后来在其面部发现有隐隐约约的彩绘胡须,才使得跽坐俑的真实身份大白于天下。可见,胡须的存在,对于我们了解陶俑的性别,尤其是在外貌特征不是很明显的情况下,意义非常重要。
  在陶马的塑造中,秦人是以生理特征为主要表现部位来进行刻划的。因为陶马单从外表上来看,是很难分清其性别的,马的最明显的性别特征就在于它的生殖系统,从现在出土的陶马来看,其生殖系统部位塑造得非常逼真,几乎所有的马均为公马,且基本已被阉割过,母马罕见。这可能与战场上母马不及公马体力强劲有关,再者,为了保证前方战马的供给不断,母马多数应在后方传种接代的职位上尽心尽力。
  阳陵汉人物俑有两种,即著衣、木臂彩绘陶俑(即常说的“裸体俑”)和塑衣彩绘陶俑,而前者又占人俑的95.4%①。在这95.4%的“裸体俑”中,男女性别刻划上,多以生殖特征为主。在此基础上,男性多有彩绘胡须。“那位温文尔雅具‘书生’模样者,不愧是位‘美男子’,要不是看到那阳物的存在,倒很容易使人把他误做一位“妇人”②。“其阳物或女阴、肚脐、窍孔无一不备。发上拢于顶,绾辔后插笄。头发、眼眉、胡须、瞳孔用黑色,同颜面、躯干的橙红色相配衬,不但接近真实,而且对比强烈,显现出一种特有的鲜明的艺术效果来”③。
  动物俑也是多塑出其生理特征来表现其性别:母猪,体形巨大、浑圆,下垂之腹部,有两排整齐的乳头,似处在怀孕期;母狗,下腹部有锥状双乳,且尾巴下垂,公狗则没有。鸡则从鸡冠上加以区分:公鸡休形稍壮,塑有巨大的上、下冠,涂以艳丽的朱红色,形象逼真,母鸡冠则相当小,色也相对较暗淡。还有那力役型犍牛的标准形象。
  二、方 法
  在表现这些性别特征所采用的手段上,秦代兵马俑以塑为主(陶俑兼有彩绘)。秦俑一号坑发掘报告中指出;秦俑胡须的制作方法,有的是粘接泥片加以刻削,有的采用减地浮雕技法作成,有的堆贴泥块作成络腮大胡或三滴水式的乳状髭须,有的在唇上直接刻划出胡形。胡丝有阴线刻表示,有的胡丝薄而稀疏,有的厚而浓密,胡须的形状颇多,而每一种胡须,又与表现具体形象的年龄、个性和习尚有关。武士俑的胡须种类很多,有双角下垂的八字胡:修整的两撇胡丝,沿着口的双角有的自然下垂,有的胡角微微向外飘撒,下颏配着一撮小须。留此种胡须者,一般是性格文静,或是年纪偏老,面容显得庄重。有小八字胡:短小平直的两片小胡横置于上唇,下颏配着一点小须。留此胡须者,一般显得年轻干练。有短小窄狭像两片矢叶状的八字胡,下衬一撮小须。留此胡须者,神态精干。有双角上翘的八字胡;即上唇的胡丝作八字状向左右伸展,胡角上翘,下颏一撮小须。留此胡须者,一般面貌粗犷,性格强悍。有络腮大胡:双腮有两片长而浓密的髭须,上唇配着双角上翘的大八字胡。留此胡须者,一般年纪偏老,性格粗犷。有上唇两撇胡角上翘的八字胡:双颊及下颏各有一个乳头状的髭须。留此胡须者,一般显得神态威武。有上唇两撇八字胡:下颏一把长须,显得潇洒、多谋④。胡须都经过仔细修整,丝缕逼真。在堆塑出胡须的基础上,又被彩绘成黑色。“秦俑绘彩工艺的最后一步是,对细部进行描画和收拾。这主要是对毛发、眉毛、胡须等在原有的突出块面上,顺着原来刻划的走向轻轻描出,先用淡黑扫描,再以深黑扫描,以期与肌肤的连接有如生出其上。眼睛的点染很圆润、浑实,宛如嵌于眼皮之中”⑤。这种写实中带有夸张的塑造方法,增加了胡须的厚度,突出胡须,让胡须呈立体形状,活起来,使陶俑有棱有角,明快清晰,个性鲜明。多样的模型,和对五官、胡须等细部生动地修饰、刻划,使秦俑的形象各不相同,反映了秦人对胡须的重视程度。“秦人不但好长发结髻,而且尚须。这在发掘出上的秦俑身上,也表现得非常具体、逼真、生动”⑥。各种各样的秦俑胡须,表现了众多的个性形象。其作用,有人认为这与古代阴阳五行思想有关,有的认为挽髻或编留胡须是一种尚武观念的体现。但另一方面,则是标志其性别的一个明显外在特征,至于马,同样使用了雕塑方法,在生殖系统上进行了细致的刻划,雕塑出其外形特征,使人一眼望去,便知其性别。
  除此之外,跽坐俑胡须的刻划,则采用于完全墨色的方法直接平涂来表现。
  汉俑则是以绘为主,陶俑是针对不同部位采取不同的方法,胡须多用墨色来平涂,不经塑造,生殖系统则直接塑出。胡须的类型单一雷同,多为两端下垂或上翘的八字须,下巴无须或飘须。陶俑显得平和、安详、圆润。动物俑在性别上则采用塑的办法来表现生殖器、鸡冠、动物双乳等明显的差异,有的再平涂一层彩色。
  三、性别刻划之源起
  人类早期,受生殖崇拜等的影响,许多陶质、石质的人物雕塑,性别特征尤其明显,性别的辨别很容易:女性多塑有高高耸起的胸部和丰满的乳房,男性在生殖系统上表现突出。
  商周时期,人们在表现性别上开始摆脱生殖崇拜的影响和束缚,无论是陶俑、石俑、泥俑,还是木俑,多以面部表情刻划为主,把刻划面部神情作为人物形象表现的重点。但是,多数确在外表刻划上特征不明显,尤其是性别特征不突出,性别的区分变得不是很容易。这就是许多俑出土至今未能分清其真实面目的一个重要原因。
  春秋战国时,个别陶俑、石俑的性别刻划开始明朗化,特别是男性俑的胡须已开始有所表现。目前所见较早的具有明显性别特征的俑,有战国楚墓中出土的带胡须的彩绘木俑,“武士俑一部分保存比较完整,面貌用墨绘出,显得英气勃勃,个性鲜明,眉短而浓,眼大额高,下颔短促作三角形,须多上翘”⑦。这是楚国的男性木俑的较早例证;包山楚墓中也有刻划男子胡须的形象,胡须为两端下垂的八字形⑧;中山王墓内出土的战国银首人俑铜灯,高66.4、宽55.2厘米,灯由人俑座、蟠螭式灯杆和高、中、低三个灯盘组成,俑首用银铸造,其发型优美,发丝细密光滑,发顶盖一方巾压住髻,双目镶黑宝石,嘴上髭须短密,修剪整齐,丝毫毕现。身穿云纹镶边右衽宽袖长袍,面带笑容,昂首立于饰有兽形纹的方座上,由嘴上的胡须一看便知其为男性。
  历史发展到秦汉时,人们在表现性别上完全摆脱生殖崇拜的影响和束缚,尤其是男性,对其胡须等第二性征开始尽力表现,胡须成了男性不可或缺的显著的性别特征。1971年发现于西安北郊的秦玉器窖藏,有20余件玉人,男女皆有,呈片状,刻划出头及上身轮廓,面部以阴线勾勒出眉、眼、口、鼻。男性刻有胡须,头顶有偏斜发髻,与秦俑发式相近,极简单草率,工艺水平不高,但写实的风格颇耐人寻味。这应是秦代俑在性别刻划风格上的较早表现。秦俑与阳陵汉俑对此又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
  秦汉时,一般成年男子都留胡须。秦律规定,毁坏他人胡须要完为城旦:“或与人斗,缚而尽拔其须麋 (眉),论可(何)殴(也)?当完成旦”⑨。只有犯了罪才剃须。《汉书·高帝纪》注引应劭云;“轻罪不至于髡,完其耏鬓,故曰形”。《礼记·礼运》正义:“古者犯罪以髡其须,调之耐(耏)罪。”.剃须成了犯罪的象征。所以留胡须是成年男子美的象征,更是成年男子的标志⑩,同时也是汉代男性颇为重视的体征,《释名·释形体》谓:“髭,姿也,为姿容之美。”须眉浓密者为“美须髯、美须眉或豪眉”,对胡须的修剪受到汉代男子的重视,王褒《责须髯奴辞》讥讽胡须蓬乱的奴从:“癞须瘦脸,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狸之毫厘,为子须者,不亦难哉。”又云“离离若缘坡之竹,郁郁若春田之苗,因风拂靡,随身飘摇”。胡须的意义非同寻常,男性的须髯被赋予了强烈的正面涵义,成为男子尊严的象征(11)。东汉温序被逼自杀,死前“衔须于口,顾左右曰;‘既为贼所迫杀,无令须污土”(12)。蓄留胡须是汉代男子的常态。有人为避祸,“自剪须变形”(13)。
  因此,时人在塑造男俑时,胡须便成了身体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要么是塑,要么是绘,要么是二者同时兼有。这为我们辨别陶俑性别提供了直接证据。
  四、二者性别刻划之比较与原因
  秦汉陶俑在性别刻划上既有相同和继承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相同的一面,无论是对人还是对动物,都开始注重性别的刻划,性别的刻划成了必不可少的一环。在人物的刻划当中,表现性别的最明显特征就是对男性胡须的尽力表现。
  其次,绘塑结合的方法在秦汉陶俑的性别刻划上得到充分利用。比如秦俑胡须的刻划,就是先堆塑出胡须,再进行细部的刻划,最后涂以色彩。汉俑的阳物也是先塑出形状,再和身体一道进行彩绘;秦陵跽坐俑和汉俑的胡须均采用了完全墨色的方法直接平涂来表现。动物俑的性别特征则是直接堆塑而出。
  此外,秦俑和汉俑中都有衣服与身体一同雕塑而成的形象(秦俑为全部),其生殖系统无法直接表现。而着衣式木臂俑由于是“裸体”,要穿衣服,所以能够直接堆塑出阳物来体现性别特征。穿上衣服之后,这些都被遮蔽,也是无法一睹其物。在这一点上,秦汉制作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代表了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裸体”在现实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是由于长时间的地下掩埋,木臂式陶俑的衣服朽烂,成了现在的“裸体”了。
  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相似或相同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汉代直接对秦的继承,即受“汉承秦制”的影响,这其中也包括艺术品的制作在内,制作陶俑的技师代代相传,“汉俑的陶塑艺术直接受秦俑艺术影响”,“汉景帝距秦亡不远,相隔只有50年时间,艺人的传授不过跨代;甚或还是当年的修陵人”(14)。相通相同之处在所难免。2.秦汉时,实现生活中胡须成了男性的象征,备受重视,如前所述。3.生活观念的转变,男性在社会上的地位增强。“体貌审美是受时代环境影响的人们心理状态演变与积淀之产物”,人们对此有了普遍的认同意识。“长达五个世纪之久的春秋战国时代,以连绵不绝的攻城掠地的战争方式和以下凌上的冲突景观,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态度,固有的体貌审美观念在被继承的同时,也受到时代潮流的冲刷,最突出的表现便是高扬了男性的雄强性,首肯了男性美的雄强意识:身躯伟岸,容貌雄毅,肢体强健,乃至须髯发达,都越来越被视为男性美的重要因素”(15)。4.与陪葬物的性质和作用有密切的关系:工兵和侍卫一般多为男性,因而陪葬中的此类陶俑多被塑造成带胡须的男性形象。到了汉代,社会稳定,国富民强,表现丰富多彩现实生活的陪葬物也随之激增,除过男性的形象外,女性侍仆也开始出现,多刻划成眉清目秀、身材修长的形象。5.宽松的社会环境,男女交往的松懈,为汉代产生所谓的“裸体俑”提供了前提条件。是时,女子可以在公开场合与男子饮酒欢聚。汉初,刘邦还沛,当地男女“日乐饮极欢”(16)。“高帝戚夫人善鼓瑟击筑。帝常拥夫人,倚瑟而弦歌。……尝以弦管歌舞相欢娱”(17)。汉文帝、皇后、慎夫人与大臣袁盎同坐饮酒(18)。更有甚者,在汉代出土的文物中,出现了男欢女爱的场面。如:三戏俑,西汉中期,高5厘米,江苏涟水三里墩出土,南京博物院藏,一男二女三戏俑,作环抱状,俑皆裸体,束发髻,或披发;又四川彭山县崖墓出土一件石雕双人像,高49厘水,高浮雕,刻有男女二人拥抱接吻场面,表现了贵族燕居生活的一个侧面。这些都反映了汉代宽松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的氛围中,墪造出“裸体俑”也就不足为怪了。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才能孕育出如此的作品。
  在性别刻划上,不同的一面,就个体来分析,秦俑胡须是先塑出形状,再涂上色彩,既塑又绘,绘塑结合,两种手段同时运用,因而有较强的立体感。这与整个陶俑的厚重、与社会崇尚的雄强、博大、浑厚风貌密不可分,体现了北方民族的粗犷风格;而汉俑,从个体来看,塑绘分开,要么塑,要么绘,手段单一,缺乏立体感。这是汉时受荆楚文化(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楚汉不可分(19))影响的直接结果。尤其是与那种细腻、精巧、浪漫的风格紧密相通,代表的是不同于秦文化的另一类轻巧的风格。这是在继承楚文化的基础上融合秦文化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化。
  ①王学理:《阳陵春色 大汉风采——二论著衣式木臂陶俑与塑衣彩绘陶俑的艺术特色》,黄留珠主编,西北大学史学丛刊《周秦汉唐研究》第一册,三秦出版社1998年。
  ②王学理:《阳陵春色 大汉风采——二论著衣式木臂陶俑与塑衣彩绘陶俑的艺术特色》,黄留珠主编,西北大学史学丛刊《周秦汉唐研究》第一册,三秦出版社1998年。
  ③(14)王学理:《阳陵春色 大汉风采——二论著衣式木臂陶俑与塑衣彩绘陶俑的艺术特色》,黄留珠主编,西北大学史学丛刊《周秦汉唐研究》第一册,三秦出版社1998年。
  ④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编著:《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拥报告》(1974—1984),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⑤聂新民:《桊俑的绘彩技法及其源流》,《文博》1987年第1期。
  ⑥刘占成:《对秦俑的几点新认识》,《考古与文物丛刊》第3号,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考古与文物》编辑部1983年10月。
  ⑦沈从文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6月。
  ⑧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汉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⑨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12月。
  ⑩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云梦竹简·法律答问》,文物出版社1978年。
  (11)(15)彭卫:《汉代社会风尚研究》,三秦出版社1998年。
  (12)《后汉书·独行列传》。
  (13)《后汉书·党锢列传》。
  (14)王学理:《阳陵春色 大汉风采——二论著衣式木臂陶俑与塑衣彩绘陶俑的艺术特色》,黄留珠主编,西北大学史学丛刊《周秦汉唐研究》第一册,三秦出版社1998年。
  (16)《汉书·高帝纪下》。
  (17)《西京杂记》。
  (18)《汉书·袁盎传》。
  (19)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9年。
  

秦汉文化比较研究:秦汉兵马俑比较暨两汉文化研究论文集/吴永琪,杨绪敏,邱永生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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