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

　　汉代无论至高无上的皇帝还是达官显贵，人人重视“事死如事生”的先秦礼制，对死者的坟墓修建，要按照活着之时的规格来设计，建筑得十分华丽。因此每个帝王陵墓都记载着一个王朝的历史，记录着每个王朝在历史风雨中的发展进程，也凝结着数百万人的智慧和创新，揭开帝王陵墓神秘的面纱，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风尚和生活习俗。
　　1.厚葬之俗
　　提起厚葬，人们自然想起咸阳五陵原上或洛阳北邙山上一座座高大的坟丘，栉比鳞次。其实兴建坟丘，不始于秦汉，而是春秋后期形成的制度①。到了战国中期，坟墓的形制，封土高低、大小甚至所种林木的多少，都成为不同等级的标志。其中高大如山丘者称“陵”。
　　坟墓称陵，首先因其高大。这种礼制始作俑者为赵肃侯。据《史记·赵世家》载，前335年，赵肃侯“起寿陵”，这不仅是古代君王坟墓称“陵”之始，而且是中国历史上为活着的君王修建寿陵的最早记载。至于秦，是从秦惠文王称王之时代仿三晋制度，开始修建坟墓。从此秦国凡君主之坟也称为“陵”。到了“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之时，他的坟又称“山”或“骊山园”。近年秦始皇陵园出土的铜铭文中有“骊山园”三个字。这些帝王的陵墓之所以称为“陵”或“山”，不仅仅因为秦人是以高大为美的审美观念，更重要的是以山陵之大显示墓主人是封建等级制中最高一等。在这一观念形态的支配下，把国君的去逝，也称之为“山陵崩。”
　　秦汉时代帝王陵墓不仅修筑得高大如山陵，而且墓旁有建寝制度。寝是皇室宗庙后殿或墓侧藏先人或墓主衣冠之处②。这种制度是秦继承先秦遗风而形成的。在寝中布置饮食生活用具，设立官吏，要像活人一样，每天负责给墓主献食数次。秦始皇陵旁出土有“骊山飤官”的铭文，“飤”与“饲”相同，飤官便是供给饮食的官吏。
　　按照古礼，墓面向东方，处于陵园的西南，以西方为尊③。汉承秦制，陵寝制度大致相同。陵园朝东方向，陵墓在西部，作覆斗形，有方形的墙，四门设阙。陵寝在墓的一侧，陪葬区布置在陵墓的东北或东方。但汉代墓称“陵”者不限于皇帝，王公也可称“陵”。应劭《风俗通义》卷十“陵”条说：“陵有天生自然者。今王公坟墓，名称陵也。”应劭是灵帝、献帝时代的人，他所记汉代制度，应是可信的。《后汉书·明帝纪》与《章帝纪》曾记载，明帝、章帝曾先后东巡，至鲁，祠东海恭王陵；至定陶，祠定陶恭王(元帝子刘康)陵。也正好说明这一点。迄至汉魏之际，依旧沿袭这一制度，分封的藩王之墓，仍称陵④。
　　在秦汉葬俗中厚葬成习。秦始皇陵已是众所熟知的典型。它南踞骊山，北临渭水，墓顶树木葱郁，周围风光秀丽，气势雄浑，高五十余丈，周围五里，墓中有宫殿及百官位次，珠玉珍宝不可胜数。用水银造江河大海，机械转动，水银流注，又用人鱼膏作烛，在墓中燃烧，令工匠特制弓弩，如有人穿坟入内，弓弩便可自动放射。
　　汉代帝王依然实行厚葬。《晋书·索琳传》云：
　　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
　　就是说要把一年贡赋的三分之一作为修筑皇帝陵的费用。如果此说不误，那么汉代皇帝群中寿命最长的汉武帝，执政54年，他的茂陵就要耗费汉代鼎盛时期18年的贡赋，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吃惊的数字。据《长安志》引《关中记》云：西汉陵墓一般高汉尺十二丈，方一百二十步，惟茂陵高十四丈，方一百四十步。近年考古工作者实测，茂陵现高46.5米，顶部东西长39.5米，南北宽35.5米，陵底边长240米。陵园垣墙长430米，南北宽414.87米，墙基宽5.8米。这个数字与《关中记》所载，基本上是一致的。
　　茂陵规模之大令人瞠目结舌，而埋葬珍宝之多也使后世为之惊叹不已。据文献记载：陵中“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汉书·贡禹传》)。及至武帝死时，“陵中不复容物”(《新唐书·虞世南传》)。相传墓中还有外国赠送的玉箱、玉杖，以及汉武帝生前阅读的杂经三十余卷。尽管这些丰富的葬品被赤眉抢去一部分，可时隔二千年后的今天，在茂陵仍遗存着极为丰富的珍贵文物，近年当地群众交献的鎏金兽头银盘、金饼等文物达118件，还出土了我国稀有的铜犀牛尊等。
　　除茂陵外，汉代其他皇帝的陵墓规模之大、殉葬品之多，也是十分惊人的。就是被时人称颂的节俭皇帝的代表——汉文帝，也是如此。据文献记载，他修“霸陵”，不以金、银、铜、锡为饰，而专用瓦器。但晋建兴年间发掘霸陵时“多获珍宝”(《晋书·索琳传》)。至于昏庸的成帝修陵寝“大兴徭役，重增赋敛，征发如雨”、“取土东山，与谷同价”(《汉书·扬雄传》)，弄得国库空虚，民穷财尽，“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汉书·谷永传》)，更是骇人听闻了。
　　与厚葬之风相适应的是，时人重视守冢成俗。西汉建立之初，汉高祖刘邦下令20家为始皇帝守冢，为楚王陈胜、魏安嫠王、齐愍王各派10家守冢。至于西汉诸帝陵，不仅迁徙山东豪强于陵旁，而且置县，设置陵令、属官、寝庙令、园长、门吏等官职，负责管理陵园，岁时祭祀。如汉武帝的茂陵就有五千人，为其守陵、浇树、扫陵等，并“以晦(阴历月终)、望(十五为望日)、二十四气、三伏、社、腊及四时上饭”(《汉官仪》)。
　　在帝王厚葬之风的影响下，一般达官、显贵互相仿效，相沿成习。文帝的窦皇后，幼年家贫如洗，其父钓鱼，坠渊而死。后来窦氏入宫，被立为皇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朝廷遣使者重新安葬皇后之父，起大坟于观津县城之南，高如大山，百姓号曰“窦氏青山”。名将卫青之冢象庐山，霍去病之冢象祁连山。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光武中兴时就曾感叹道：
　　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仪不能止，仓卒乃知其咎。
　　也就是许多厚葬者被发掘时，方知其咎。然而厚葬之风未减，到了章帝窦皇后修坟墓时，平夷民冢以千数，而修坟者万余人，仅外郡为其送木者达数千人，使六州十八郡之民为其服役。正如汉人王符《潜夫论·浮侈》云：
　　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缕玉，檽梓梗柟，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
　　显然，厚葬是汉代帝王葬俗的特点之一。
　　正由于厚葬之风久盛不衰，但一遇到灾荒之年，贫者无衣无食，生活无门，只好去掘墓。所以王充说：“岁凶之时，掘丘墓取衣物者以千万数。”掘墓之事在汉代数百年间，屡有发生，层出不穷。见之于文献者，如武帝时有人盗掘文帝园陵瘗钱⑤；西汉末，赤眉自陇西再度入关时，曾于咸阳北原发掘西汉诸帝陵；东汉冲帝建康元年(145)，安葬顺帝的宪陵封土未干，就被群众发掘，及至汉末，军阀横行，陇西军阀董卓率军东进洛阳，乃于初平二年(191)，挖掘洛阳诸帝陵，盗去陵中珍宝，西逃长安。董卓是汉代历史上第一个盗墓的大军阀。此风一开，军阀竞相仿效，盗墓之事接踵而来，就连“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也毫不例外。他曾亲率士卒盗墓，掠取金宝⑥。他的部将发冢者更是大有人在⑦。
　　当年巍峨的陵墓，壮观的陵邑早已在二千余年的沧桑之中，化作了村庄、乡野，今日仅仅在乡野里，还可依稀可见断破了的城墙、孤独的土丘，然而在那广袤而深厚的黄土里，却埋藏着数不清的珍贵文物。农人在犁地时，犁铧下常有瓦当碎片，暴风骤雨后，会有铜镜闪现。可以预测，当科技发达，保护文物的新技术出现后，也许这里会有一个接一个博物馆，每个博物馆就像硕大无比的百宝箱，满箱珍宝闪闪。
　　①杨宽：《先秦墓上建筑和陵寝制度》，北京，《文物》，1982年第1期。
　　②《后汉书·明帝纪》注引蔡邕《独断》云：“古者以为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终则前制‘庙’以象朝，后制寝以象寝。‘庙’以藏主(按神主)列昭穆(按左昭右穆的次序排列)；寝有衣冠、几杖，象生(指日常生活用具)之具，总谓之宫。……古不墓祭，至秦始皇有‘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称寝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续汉书·祭祀志》、《汉官仪》、《后汉书·明帝纪》注等记载，大致相同。
　　③《风俗通义》引《礼记》：“南向北向，西方为上。”
　　④《三国志·魏书·任城陈萧王传》注引《魏略》：陈思王上书曰：“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国之任，为置卿士，屋名为宫，冢名为陵。”
　　⑤瘗钱，即殉葬的钱币。《汉书·张汤传》注引师古曰：“瘗，即埋也，埋钱于园陵以送死也。”汉俗，凡丧葬皆有瘗钱，至唐后以纸钱代之。
　　⑥《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袁绍发檄州郡，数曹操罪道：“梁孝王，先帝母弟，……操率将校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掠)取金宝。”
　　⑦《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郝昭说：“吾数发土冢，取其木以为攻战具。”
　　2.汉代风水
　　今日当你北出咸阳，涉过如歌的渭河水，向前一望，蓝天白云之下，坦平的渭北高原之上，人造的山岳，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绵延百余里，或龙蟠，或虎踞，或覆斗形，或为坊形，这就是闻名遐尔的西汉帝陵。这些帝陵，浑厚凝重，昔日他们曾把中华文明推进到一个空前辉煌的境界。他们的陵墓也以巍峨壮观的气势，尽显帝王雄厚基业，展示汉王朝一统天下，气吞宇内的雄风。同时，这些帝王陵又处于上佳的风水宝地，它们的营建、选址，都是在当时堪舆家(即风水师)的指导下进行的，各个皇陵的形状，千差万别，分别表示了陵主各自不同的人生命运。汉陵，既是汉代风水理论的产物，又是后世风水先生心目中的风水经典宝库。
　　风水，是古人进行环境选择的学问。轻清之气上升为风，重浊之气下聚为水，风与水和谐而万物顺畅。众所周知，人类的生产、生活等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进行的。不同的地理环境，会影响到气候、风向、风力、水源、水势的变化，并对该地区的人们产生利害程度不同的影响。当人类的生产能力低下，劳动效率较低，而且人们的科学文化也不发达的时候，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就特别至关重要。集中探索居住环境——包括阳宅和阴宅环境对人的生产、生活的影响，为人们提供上佳的生产、生活环境，正是风水所努力解决的问题。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曾经说过：“风水之始，避风及水而已。”《吕氏春秋·孟冬纪》说：
　　葬浅则狐狸担之，深则及于水泉，故凡葬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
　　这就是风水的起源。
　　因此，古代风水学说中有许多值得重视、值得研究的理论。即使在今天，我们在选择生活空间、营造生活环境时，也应总结传统风水的合理因素。
　　商周时没有坟丘，从春秋战国时代起，因为营造坟墓，坟墓的选址就成为人们理所当然要思考的问题了。战国时代，人们要求葬地能够避免水泉之湿、蝼蚁之害，连呼吁节葬的《墨子》也说葬地环境要“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垄”，让死者在冥间有一安宁、静谧、稳固、安全的地方，避免飞禽、走兽、虫蛇对死者的伤害。而帝王葬于高陵之地，水泉难及高，蝼蚁难上陵，飞禽走兽难达于深处。因此，战国时代，风水比较强调实用的目的，还没有汉晋时代藏风聚气的追求。
　　到了汉代，关于葬地选择风水的思想，在吸收阴阳五行和《周易》八卦学说的基地上，获得了重大的进展。汉代是谶纬学说最为发达的时代。《周易》学说中的象数派和阴阳五行学说有机结合起来，使人生预测、国运预测等占卜学说风行一时。葬地风水思想也伴随着这一重大历史机遇，茁壮成长。
　　首先，在汉代已出现“风水方位之书”。
　　风水思想在秦时已有较大的影响。秦大将蒙恬曾奉秦始皇之令修筑长城，广开驰道。秦始皇死后，蒙恬被赵高矫诏逼死，当时民间流传说，蒙恬之死，因他修长城、开驰道时绝了地脉。“地脉”说法，正是风水的特征。据《水经注》卷八记载，汉成帝时营建昌陵的借口之一，就是延陵的风水不吉利。《史记·日者列传》和扬雄《甘泉赋》中多次提及“堪舆家”，汉儒许慎曾说，堪，天道也；舆，地道也。风水师就是其中一部分。这些风水师在谶纬学说影响下，也努力将自己的思想用著作表达出来。《汉书·艺文志》中有《堪舆金匮》(十四卷)和《宫宅地形》(二十卷)两部书。日本人泷川资言认为这两书正是“风水方位之书”。也就是汉代已有相地相宅的著作，但葬地风水的系统化，是晋代郭璞《葬经》的问世，才算完成。之后，出现了以相地看风水为职业的人。
　　其次受“天人感应”说影响，风水吸收了祸福感应观念，使葬地风水成为风水中的重头戏。
　　丧葬习俗中的祸福感应说在汉代已出现。人死后，选风水宝地建坟墓，使子孙兴旺发达，得到护佑，这一现象在汉代已经流行。《后汉书·袁安传》载，袁安丧父后，在三位神秘的书生指引下，选择了一块坟地，声称：“葬此地，当世为上公。”从此，袁安子孙世代任九卿甚至位列三公，“汝南袁氏”成为东汉有名的世家大族。汉末割据的袁绍、袁术就是袁安的曾孙，祸福感应说进入风水以后，随着人们头脑中对葬地环境的选择思考，逐步形成了葬地环境决定着活着的人的命运这一观念。风水学说到这时才真正形成。
　　3.祭祖之礼
　　祭祖活动出现于何时，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值得庆幸的是，1981年春，考古工作者在辽宁西部山区凌源与建平交界的牛河梁红山文化积石冢墓地，发掘了一座5000年前的女神庙遗址，出土了一尊较完整的女神头像。在女神庙之北，还发掘出了一座人工筑起来的山台——设坛祭祀举行盛大宗教仪式的活动中心。墓前有开阔地，是筑坛祭祀祖先亡灵的场所。这座墓地告诉我们初民在红山文化后期，即5000年前已越过自然崇拜、图腾崇拜阶段，而进入对祖先偶像崇拜的阶段①。大约当时对氏族组织中有功于创业，或造福于氏族的领袖进行祭祀。
　　这种对祖先偶像崇拜的仪式，到了阶级社会依然被继承下来，出现了对祖宗祭祀的一系列繁缛的礼制，尤其是西周时代，把祖宗与上帝并列，确立了敬天尊祖的宗教观念。上帝是天上的主宰，天子是地上的主宰，祖先是冥世的权威，家长成了一家之主。从此以后，人人崇拜祖先，自古迄今不衰。祭祖的礼俗，成为家族中最重要的尽孝方法，也是伦理文化的中心。所以史书说：
　　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之行也。
　　祭祖礼制进入秦汉时代，则进一步发展完善。而这些礼制主要反映在宗庙制度上。秦人建国于周王畿故地，因此在宗庙制度上，必然继承周人的习俗。七庙供奉七代祖先。据《礼记·王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秦始皇死后，二世于前209年与群臣廷议尊始皇庙时，置七庙，尊始皇帝为“帝者祖庙”。后世遂以“七庙”代称封建王朝。正如贾谊在《过秦论》中说：“一夫作难而七庙隳”。
　　西汉建立后，在祭祖制度上，大大突破了西周的“七庙”之制，自高祖至宣帝令天下郡国所立郡国宗庙达167所，这167所郡国庙就是祖庙。汉代对祖先的许多祭祀在庙中举行，《汉书·韦贤传》载：“庙，岁二十五祠。”每年要在庙中举行大小25次祭祀。汉武帝时，每年八月新的好酒酿成，要先送到宗庙奉献，称为“饮酎”或“酎祭”。这酎祭十分隆重，由皇帝亲自率领王公、达官显贵参加，并主持祭礼，祭祀要用九份牛、羊及三牲作为牺牲，时称“九太牢”。汉武帝规定诸侯王、列侯必须按照封地人口多少，纳黄金助祭，称“酎金”。倘若一旦发现酎金不足或成色不好，立即削爵或除国，这是当时最为隆重的祭祖礼仪。东汉明帝时，取消了宗庙献祭仪式，而仅在每年正月和八月于陵寝中举行两次隆重的朝拜祭祀典礼。改变了“天子七庙”之制，把许多祖先的神主供奉在一个祖庙(太庙)里，实行“同堂异窒”的供奉办法，把隆重的祭祖典礼从宗庙移到陵寝，陵寝成为朝拜祭祀之所。(《礼记·祭统》)
　　汉代由于重视祭祖，而祭祖之礼集中反映在宗庙、园寝的祭祀礼仪上。汉宣帝时有宗庙167所，郡国宗庙68所。当时设太常，专门掌管宗庙礼仪，这些礼仪被视为重要的国家祀典，大凡皇帝登基、分封新诸侯王、将军出征或凯旋而归等重大盛典，都要告谒宗庙，禀报列祖列宗。
　　汉代宗庙、园寝的祭祀活动，极为频繁，且十分复杂。《汉书·韦玄成传》曰：“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据此可知，西汉宗庙、园寝的重要祭礼分为日祭、月祭、时祭，现简述于后：
　　日祭
　　这里所说的“日祭于寝”，并非每天时时都在园寝中举行祭祖礼，而是“日四上食”，也就是“事死知事生”，如同侍奉活人一般，每日四次奉侍食品。但寝是墓主灵魂日常生活之处，因此，重要的祭祖活动还须在陵园以外的庙中进行，因此出现“月祭于庙”的礼仪。
　　月祭
　　西汉制度，除日祭外，还有月祭。《汉书·韦玄成传》又载：“月祭朔望，加腊月二十五。”“庙，岁二十五祠”，就是每年要在庙中举行大小25次祭祀，方为祭祖先之礼。
　　时祭
　　时祭，就是四季之祭。按四季以生长成熟的农产品祭祀祖先。所以首倡尊儒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四祭篇》中说：
　　古者岁四祭，四祭者，因四时之生孰，而祭其先祖父母也。故春日祠，夏日礿，秋日尝，冬日蒸。……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礿者以四月食麦也；尝者以七月，尝黍稷也；蒸者以十月，进初稻也。
　　这就是说，汉代四季祭礼，是按每年生长季节成熟的东西祭祖，每年正月，以韭菜祭祖；四月以麦祭祖，七月以高粱或谷子祭祖，十月以稻子祭祖。
　　除上述祭祖礼外，还有衣冠游之礼，每月当在陵旁的庙中举行祭礼之时，要把寝中的衣冠取出，之后用车骑护送游历到“庙”中，时称“月一游衣冠”。
　　①郭大顺：《牛河梁——世界文化史上又一奇迹》，载：《中国文化报》，1986年10月8日。

汉代雄风—风水与西汉陵/韩养民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