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时代和环境
林剑鸣
在刘彻出世前的五六十年，中国的大地上刚刚经历过一场惊天动地的政治风暴：公元前209年，两个被逼迫到绝路的戍卒——陈胜、吴广，率领着愈来愈多的饥寒交迫的农民，向秦王朝的统治者展开殊死的斗争。经过二三年的战争，那些手持农具、棍棒的农民，终于战胜“坚甲利兵”的秦王朝军队，于公元前206年推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公元前202年，沛县(今属江苏省)的一个小地主出身的刘邦，战胜了楚国贵族的后裔项羽，夺取了农民战争的胜利果实，建立了汉王朝。刘邦所建立的汉朝，首都设在关中的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史称“西汉”。
西汉王朝是在秦代统治阶级对人民残酷压榨、无情掠夺和秦末长期战乱后建立起来的。穷困、饥荒和战乱使人口大量死亡，社会生产凋敝。当刘邦在一片颂声中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呈现在他眼前的整个中国是一片凄凉景象：田地荒芜，城市颓败，经过战火死里逃生的人已经不多了，有不少人仍聚集在山林中。翻开西汉王朝官府的户籍簿，在那上面登记的户口数比秦代减少了十分之七八。有一次，刘邦来到秦时有3万户的曲逆县，才知只剩下5000户了，竟减少了六分之五。即使这样，刘邦还称曲逆县“壮哉”!可见，其余的地方还不如这里。留在家乡土地上的农民多在饥寒交迫中挣扎。战争虽已过去，苦难却仍笼罩着大地。连皇室也不太富裕，给刘邦乘的车竟凑不足颜色一致的四匹马，那么贵族和大臣更不用提，只好坐牛拉车，其窘迫善是不难想象的。整个社会犹如刚生过重病的患者，虚弱的身体急需休息、调理，才能恢复元气。
鉴于这种形势，汉初的统治者从高祖刘邦(公元前206年至前196年)，经惠帝刘盈(公元前195年至前188年)，太后吕雉(公元前187年至前181年)、文帝刘恒(公元前180年至前157年)，到刘彻的父亲景帝刘启(公元前156年至前141年)统治时期，都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这种政策的指导思想是战国以来的“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就是对人民的统治采取较为缓和的手法，不能一味地用暴力镇压。例如实行“轻徭薄赋”，稍稍减免一点田税，尽量少动用民力兴修大规模工程，少打仗，以减轻人民负担，使老百姓能安心生产。这样，经过几十年的恢复，西汉社会生产逐渐得到发展。当刘彻出生前后，在他祖父文帝和父亲景帝统治时期，正是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并开始走向繁荣的阶段。历史上称这一时期为“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时期，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还有两个问题摆在统治者面前：
一是如何加强中央集权的问题。自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在中国的土地上就出现了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东到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的辽阔领土上，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封建政权。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各族人民在一个政权之下生活，对于促进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加速民族融合、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而加强中央集权则是防止国家分裂，保障统一的重要条件。秦王朝统一中国后，为加强中央集权，曾制定了完整的政治制度，推行郡县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并修筑驰道，拆除设置在各地的壁垒等等。这些措施对于加强封建中央集权，保障国家统一，具有深远的意义。但是，由于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刚刚统一15年就被农民起义军推翻。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初期，秦朝的政治制度基本上被沿袭下来：最高统治者仍称皇帝；在皇帝之下有“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政务、军事和监察。“三公”之下设“九卿”，地方行政机构也沿袭秦的郡县制。这都是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同时，西汉初年，还存在着不利于中央集权的政治势力，那就是分封的诸侯。原来，在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202年，刘邦同项羽的楚汉战争中，为了笼络一些军事将领共同对敌，刘邦就封了韩信、英布、彭越等为王。至全国统一后，被封为王的还有赵王张耳、燕王臧荼(他的孙女就是刘彻的外祖母臧儿)、衡山王吴芮。此外，还封了萧何等一百四十多人为列侯，于是在汉初的郡县制同时，又出现了分封制。
本来秦王朝废除了分封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这是历史的进步。汉初，又部分地恢复分封制，显然是一种倒退。那些诸侯王拥有自己的封地，有自己直接统率的军队，并有权任免封国内的官吏和征收赋税，就形成了一个个与中央朝廷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这是对中央集权的严重威胁。从公元前202年至公元前195年的7年间，汉高祖刘邦以“谋反”等罪名，先后把韩信、彭越、英布、臧荼等杀掉。韩王信逃入匈奴，张耳已死，继位的独生子张敖也被废为列侯。仅留下一个势力最小的吴芮，在卑湿暑热的长沙国(今湖南境内)当王。在刘邦看来：这些异姓国王不可靠，用刘氏子弟代替他们就能保障西汉的江山不会被推翻。于是，他就在消灭异姓王的同时，又分封了自己的子侄9人为王，即齐王刘肥、淮阳王刘友、楚王刘交、吴王刘濞、代王刘恒、淮南王刘长、梁王刘恢、赵王刘如意、燕王刘建，并杀掉一匹白马，与大臣、宗室共同立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史记·吕太后本纪》)。刘邦以为有了这样的“盤石之宗”，刘家的天下就可固若金汤了。其实，他不懂得封国的存在，对中央集权必然是个离心力，不论是异姓王还是同姓王，其势力扩大，最终必然导致国家分裂。事实果然如此，在刘邦死后不久，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刘姓诸王的势力日益膨胀，有的“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汉书·诸侯王表侯》)。他们有的日益骄横，目无中央朝廷，“出入拟于天子”，甚至同皇帝对抗，“不听天子诏”，时刻企图举兵夺取皇位。在刘彻的祖父文帝即位的第三年(即公元前——七七年)，济北王刘兴居发动武装叛乱，开同姓诸侯王国武装反叛中央之端。三年之后，淮南王刘长又步刘兴居的后尘，举兵“谋反”。这两次叛乱虽被镇压下去，但更大的叛乱却正在酝酿之中。
在刘彻2岁的时候，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吴、楚等七国发动了叛乱。这次被称为“吴楚七国之乱”的事件是地方割据的诸王国同封建中央政权长期矛盾的总爆发。当时的朝野有识之士，如贾谊、晁错等早就提出过“削藩”的建议，“吴楚七国之乱”促使汉景帝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景帝这就将叛乱镇压下去，接着采取许多办法“抑损诸侯”(《汉书·诸侯王表》)，如改王国丞相为相，废除王国御史大夫、廷尉、宗正、博士等官，裁减大夫以下的官吏，把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任免权全部收归中央。从此以后，各王国同中央直接管辖的郡已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自西汉初年就存在的妨碍中央集权的势力，到汉景帝统治的末期基本上被消除了。消除割据势力的过程，恰恰发生在刘彻2岁到16岁之间。在宫廷中耳闻目睹这些历史事件，无疑会在刘彻幼小的心灵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摆在汉初统治者面前的第二个问题，是匈奴的侵扰对汉王朝的威胁。匈奴是我国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在秦统一前后，已进入到奴隶制社会。他们为了掠夺财富和奴隶，常常向南面的农业地区侵扰。秦代为防止匈奴向南侵扰，派大将蒙恬率30万士兵修筑了长城。但到秦末汉初，由于中原战乱，匈奴势力又趁机扩展，控制东起鸭绿江流域，西至今新疆，南抵今河北、山西，北到苏联(今俄罗斯)贝加尔湖的地区。匈奴的最高统治者称为单(chan蝉)于，拥有三十多万骑兵，每个壮年男子都是骑射的能手。
西汉初年，匈奴趁汉王朝国势尚弱，又向南大举进攻。西汉当权者无力抵抗，只好采取“和亲”政策，把公主嫁给匈奴单于，每年还送去大批丝绸、粮食、酒等，以换取边境的暂时安宁。但匈奴并未因此而停止骚扰，仍不断前来掠夺财富，严重地影响了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在刘彻的祖父文帝和父亲景帝统治时期，尽管西汉王朝仍然遵行“和亲政策”，反而使匈奴的侵扰愈来愈深入。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的14万骑兵从朝那(今甘肃平凉市西北)、萧关(今甘肃萧关)攻入，杀北地郡(郡治在今宁夏固原附近)郡尉，前锋到雍(今陕西凤翔)和甘泉(今陕西淳化附近)，放火烧掉回中宫。西汉朝廷震惊，急忙调10万军队保卫首都长安。幸亏匈奴烧掠一阵就退回塞外，长安城才得保全。过了8年，即刘彻出生前2年，匈奴又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上郡(今陕西榆林南鱼河堡附近)两郡各以3万骑兵入侵。长安城内又是一片惊慌。这次，匈奴军队没有继续向长安进攻，西汉首都又一次幸免沦陷。刘彻在幼年时代，眼看着西汉的统治者就是在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下过日子的。事实证明，不制服匈奴，西汉的天下一日不得安宁。时代的浪涛冲激着未来君主幼小的心灵，抵御外辱、兴汉强国的雄心壮志，必然逐渐在刘彻的心田里萌芽生长……，等待着适当时机开花结果……。
在汉武帝刘彻出生前后，不少忧国忧民之士曾提出过抵御匈奴的一些措施。如汉文帝就采纳晁错的建议，募民“实边”，即把内地的一些贫民迁到边境上去，以增强边防力量，还在西北和北部进境设立了36个牧马所，发展养马事业。刘彻当太子时，他父亲景帝继续执行这些政策，并加强骑兵训练，积极准备对匈奴贵族的侵扰举行反攻。随着西汉政府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的增长，这个日子愈来愈近了。
西汉王朝是在秦代统治阶级对人民残酷压榨、无情掠夺和秦末长期战乱后建立起来的。穷困、饥荒和战乱使人口大量死亡，社会生产凋敝。当刘邦在一片颂声中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呈现在他眼前的整个中国是一片凄凉景象：田地荒芜，城市颓败，经过战火死里逃生的人已经不多了，有不少人仍聚集在山林中。翻开西汉王朝官府的户籍簿，在那上面登记的户口数比秦代减少了十分之七八。有一次，刘邦来到秦时有3万户的曲逆县，才知只剩下5000户了，竟减少了六分之五。即使这样，刘邦还称曲逆县“壮哉”!可见，其余的地方还不如这里。留在家乡土地上的农民多在饥寒交迫中挣扎。战争虽已过去，苦难却仍笼罩着大地。连皇室也不太富裕，给刘邦乘的车竟凑不足颜色一致的四匹马，那么贵族和大臣更不用提，只好坐牛拉车，其窘迫善是不难想象的。整个社会犹如刚生过重病的患者，虚弱的身体急需休息、调理，才能恢复元气。
鉴于这种形势，汉初的统治者从高祖刘邦(公元前206年至前196年)，经惠帝刘盈(公元前195年至前188年)，太后吕雉(公元前187年至前181年)、文帝刘恒(公元前180年至前157年)，到刘彻的父亲景帝刘启(公元前156年至前141年)统治时期，都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这种政策的指导思想是战国以来的“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就是对人民的统治采取较为缓和的手法，不能一味地用暴力镇压。例如实行“轻徭薄赋”，稍稍减免一点田税，尽量少动用民力兴修大规模工程，少打仗，以减轻人民负担，使老百姓能安心生产。这样，经过几十年的恢复，西汉社会生产逐渐得到发展。当刘彻出生前后，在他祖父文帝和父亲景帝统治时期，正是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并开始走向繁荣的阶段。历史上称这一时期为“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时期，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还有两个问题摆在统治者面前：
一是如何加强中央集权的问题。自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在中国的土地上就出现了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东到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的辽阔领土上，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封建政权。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各族人民在一个政权之下生活，对于促进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加速民族融合、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而加强中央集权则是防止国家分裂，保障统一的重要条件。秦王朝统一中国后，为加强中央集权，曾制定了完整的政治制度，推行郡县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并修筑驰道，拆除设置在各地的壁垒等等。这些措施对于加强封建中央集权，保障国家统一，具有深远的意义。但是，由于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刚刚统一15年就被农民起义军推翻。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初期，秦朝的政治制度基本上被沿袭下来：最高统治者仍称皇帝；在皇帝之下有“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政务、军事和监察。“三公”之下设“九卿”，地方行政机构也沿袭秦的郡县制。这都是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同时，西汉初年，还存在着不利于中央集权的政治势力，那就是分封的诸侯。原来，在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202年，刘邦同项羽的楚汉战争中，为了笼络一些军事将领共同对敌，刘邦就封了韩信、英布、彭越等为王。至全国统一后，被封为王的还有赵王张耳、燕王臧荼(他的孙女就是刘彻的外祖母臧儿)、衡山王吴芮。此外，还封了萧何等一百四十多人为列侯，于是在汉初的郡县制同时，又出现了分封制。
本来秦王朝废除了分封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这是历史的进步。汉初，又部分地恢复分封制，显然是一种倒退。那些诸侯王拥有自己的封地，有自己直接统率的军队，并有权任免封国内的官吏和征收赋税，就形成了一个个与中央朝廷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这是对中央集权的严重威胁。从公元前202年至公元前195年的7年间，汉高祖刘邦以“谋反”等罪名，先后把韩信、彭越、英布、臧荼等杀掉。韩王信逃入匈奴，张耳已死，继位的独生子张敖也被废为列侯。仅留下一个势力最小的吴芮，在卑湿暑热的长沙国(今湖南境内)当王。在刘邦看来：这些异姓国王不可靠，用刘氏子弟代替他们就能保障西汉的江山不会被推翻。于是，他就在消灭异姓王的同时，又分封了自己的子侄9人为王，即齐王刘肥、淮阳王刘友、楚王刘交、吴王刘濞、代王刘恒、淮南王刘长、梁王刘恢、赵王刘如意、燕王刘建，并杀掉一匹白马，与大臣、宗室共同立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史记·吕太后本纪》)。刘邦以为有了这样的“盤石之宗”，刘家的天下就可固若金汤了。其实，他不懂得封国的存在，对中央集权必然是个离心力，不论是异姓王还是同姓王，其势力扩大，最终必然导致国家分裂。事实果然如此，在刘邦死后不久，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刘姓诸王的势力日益膨胀，有的“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汉书·诸侯王表侯》)。他们有的日益骄横，目无中央朝廷，“出入拟于天子”，甚至同皇帝对抗，“不听天子诏”，时刻企图举兵夺取皇位。在刘彻的祖父文帝即位的第三年(即公元前——七七年)，济北王刘兴居发动武装叛乱，开同姓诸侯王国武装反叛中央之端。三年之后，淮南王刘长又步刘兴居的后尘，举兵“谋反”。这两次叛乱虽被镇压下去，但更大的叛乱却正在酝酿之中。
在刘彻2岁的时候，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吴、楚等七国发动了叛乱。这次被称为“吴楚七国之乱”的事件是地方割据的诸王国同封建中央政权长期矛盾的总爆发。当时的朝野有识之士，如贾谊、晁错等早就提出过“削藩”的建议，“吴楚七国之乱”促使汉景帝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景帝这就将叛乱镇压下去，接着采取许多办法“抑损诸侯”(《汉书·诸侯王表》)，如改王国丞相为相，废除王国御史大夫、廷尉、宗正、博士等官，裁减大夫以下的官吏，把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任免权全部收归中央。从此以后，各王国同中央直接管辖的郡已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自西汉初年就存在的妨碍中央集权的势力，到汉景帝统治的末期基本上被消除了。消除割据势力的过程，恰恰发生在刘彻2岁到16岁之间。在宫廷中耳闻目睹这些历史事件，无疑会在刘彻幼小的心灵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摆在汉初统治者面前的第二个问题，是匈奴的侵扰对汉王朝的威胁。匈奴是我国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在秦统一前后，已进入到奴隶制社会。他们为了掠夺财富和奴隶，常常向南面的农业地区侵扰。秦代为防止匈奴向南侵扰，派大将蒙恬率30万士兵修筑了长城。但到秦末汉初，由于中原战乱，匈奴势力又趁机扩展，控制东起鸭绿江流域，西至今新疆，南抵今河北、山西，北到苏联(今俄罗斯)贝加尔湖的地区。匈奴的最高统治者称为单(chan蝉)于，拥有三十多万骑兵，每个壮年男子都是骑射的能手。
西汉初年，匈奴趁汉王朝国势尚弱，又向南大举进攻。西汉当权者无力抵抗，只好采取“和亲”政策，把公主嫁给匈奴单于，每年还送去大批丝绸、粮食、酒等，以换取边境的暂时安宁。但匈奴并未因此而停止骚扰，仍不断前来掠夺财富，严重地影响了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在刘彻的祖父文帝和父亲景帝统治时期，尽管西汉王朝仍然遵行“和亲政策”，反而使匈奴的侵扰愈来愈深入。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的14万骑兵从朝那(今甘肃平凉市西北)、萧关(今甘肃萧关)攻入，杀北地郡(郡治在今宁夏固原附近)郡尉，前锋到雍(今陕西凤翔)和甘泉(今陕西淳化附近)，放火烧掉回中宫。西汉朝廷震惊，急忙调10万军队保卫首都长安。幸亏匈奴烧掠一阵就退回塞外，长安城才得保全。过了8年，即刘彻出生前2年，匈奴又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上郡(今陕西榆林南鱼河堡附近)两郡各以3万骑兵入侵。长安城内又是一片惊慌。这次，匈奴军队没有继续向长安进攻，西汉首都又一次幸免沦陷。刘彻在幼年时代，眼看着西汉的统治者就是在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下过日子的。事实证明，不制服匈奴，西汉的天下一日不得安宁。时代的浪涛冲激着未来君主幼小的心灵，抵御外辱、兴汉强国的雄心壮志，必然逐渐在刘彻的心田里萌芽生长……，等待着适当时机开花结果……。
在汉武帝刘彻出生前后，不少忧国忧民之士曾提出过抵御匈奴的一些措施。如汉文帝就采纳晁错的建议，募民“实边”，即把内地的一些贫民迁到边境上去，以增强边防力量，还在西北和北部进境设立了36个牧马所，发展养马事业。刘彻当太子时，他父亲景帝继续执行这些政策，并加强骑兵训练，积极准备对匈奴贵族的侵扰举行反攻。随着西汉政府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的增长，这个日子愈来愈近了。
汉代雄风汉武帝/林剑鸣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