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七国之乱
胡芳
汉景帝在公元前154年做了一件巩固西汉中央集权制的大事，就是消灭割据势力，平定“七国之乱”。
汉高祖刘邦在西汉政权建立初期，消灭完全割据的异姓王，代之以半割据的同姓王，用以“屏藩朝廷”，企图以宗族血缘的关系来加强统治。当时国王多为幼童，在文帝时诸侯国王都长大了，随着诸侯国势力的逐渐强大，他们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日益加深，成为企图推翻中央政权的地方割据势力。贾谊曾上书文帝《治安策》，主张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令诸侯不敢有异心”，以巩固中央政权。但宽容忍让的文帝出于安定团结的考虑，并未采取行动。
景帝统治初期，晁错作为主要谋臣力主改革，由于景帝的支持和信任，晁错“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汉朝廷中风云又起，早在文帝统治时期就已初露端倪的诸侯王颠覆朝廷的威胁，现在已经是剑拔弩张了。诸侯国势力日益猖獗，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他们开始驱逐汉宫，进而与朝廷抗衡，想推翻朝廷自己做皇帝了。
御使大夫晁错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削藩的主张。他建议削减各王国的封地，逐渐扩大中央直接控制的地盘，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他特别指出吴王刘濞最危险。吴王刘濞是刘邦次兄刘仲之子，曾随从刘邦平定异姓王的反叛，被刘邦立为吴王。吴王刘濞封地3郡53城，又经过30余年的经营，富可敌国。他早就“既得铜山铸钱，复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吴国不但地盘大，军力强，且吴王刘濞势力膨胀，野心勃勃，他对中央王朝早有怨恨，长期以来称疾不朝，早就蓄谋叛乱。晁错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削藩，诸王要造反，不削一样要反。等到他们准备充分再反叛，朝廷的祸患就大了。
汉景帝采纳了晁错“削藩”的建议并付诸实施，令晁错采取各个击破的手段着手削夺七国封地。晁错首先查出诸侯王的罪过和事实，借故削去了楚国的东海郡、赵国的常山郡和胶东国的六个县，还借机修改了有关律令30章。这个措施打击了诸侯王的政治野心，直接损害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使诸侯王感到危机四伏。吴王刘濞派出使臣，游说各诸侯王，鼓动他们一起造反。于是一些“同欲相趋”的诸侯王便以吴王刘濞为主谋，建立起军事同盟，积极准备向中央进攻，致使汉室升平数载又生祸乱。
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景帝决定削去吴国的会稽、豫章两郡。当诏书发到吴国，吴王刘濞杀了汉使，首先在广陵起兵反叛。吴、胶西、楚、赵、济南、淄州、胶东七个封国同时拥兵自立，发动叛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
刘濞下令吴国凡65岁以下，14岁以上的男子，一律征发从军，可以说是倾巢而出了。参加叛乱的诸王已经下定了颠覆中央政府的决心。刘濞亲率20万大军渡过淮河与楚国10万大军会合。吴楚30万大军杀气腾腾，将梁国团团围住，以便打开西下长安的通道。
刘濞等人深知发动叛乱不得人心，就很狡猾地使用了两面派手法，打出了“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他们把攻击目标集中到晁错一个人身上，说他“离间刘氏骨肉”，而他们起兵也只是为了清除皇帝身边的坏人，以“安刘氏社稷”，并非反对汉朝廷和皇帝。这是以攻击晁错为障眼法，掩盖其进攻中央的真正目的。晁错的父亲特地从老家颍州赶来劝说儿子放弃主张，但晁错不为所动，老人知道大祸临头，竟服毒自尽了。
汉景帝却被叛军打出的“清君侧，安社稷”的口号所迷惑，听从袁盎主张，以为杀了晁错就可以兵不血刃，使人民免受涂炭。景帝权衡再三，对反叛的诸侯王采取了姑息退让措施，将晁错处死。又派袁盎东行，向七国宣谕息兵并赦免诸侯王发动叛乱的罪行。景帝以为这样可以缓和矛盾，促使七国收兵，平定叛乱。
朝廷的妥协使七国的气焰更加嚣张。刘濞也公然撕下伪装，拒绝接受朝廷的招抚。吴、楚等国蓄谋造反已有多年，托名“诛晁错”只是借口而已，怎肯罢兵。被刘濞囚禁的朝廷使臣袁盎也差点儿丢了性命。直到这时景帝才看清了七国之乱的性质是多么严峻。景帝后悔错杀了晁错，但为时已晚，便下定决心以武力平定叛乱。
事关大汉朝廷的生死存亡，景帝不敢怠慢，随即升周亚夫为太尉(最高军事统帅)，派周亚夫率36将军分4路围剿叛军。
汉朝大军与吴王、楚王率领的叛军主力部队相遇于下邑(今安徽砀山)。吴楚大军人数众多，攻势锐猛。周亚夫坚守昌邑(今山东巨野县南)，修工事，筑壁垒，面对吴楚叛军的挑战坚守不战。
叛军攻梁国，梁王刘武派兵守棘壁，被吴楚军一举攻陷，杀伤梁兵无数。梁王遣将截击，又被打败，只好坚守睢阳。梁王刘武一面拼死抵抗，一面一日三使向昌邑守军周亚夫求救，周亚夫就是按兵不动。梁王情急万分，索性修书一封，措辞如泣如诉，令人飞达长安，向他的哥哥汉景帝告了周亚夫一状。周亚夫料梁国兵强马壮，吴楚叛军一时奈何他不得，却趁梁王军民牵制叛军主力之机，派多股轻骑插入敌后，截粮仓，毁道路，挫叛军锐气。梁王愤恨，但求人无望，便以内史韩安国、张羽为将，率梁国军民拼死抵抗，致使叛军久攻梁国不下，成功地阻止了叛军通向长安的路途。吴王刘濞恼羞成怒，重整旗鼓，立志踏破梁都。不料探马来报，汉军抄了后路，粮道被截。吴、楚二王大惊失色，又决定冒险北行，移师昌邑先攻周亚夫军。吴、楚二王挟着一股怒气，三番五次逼营挑战，周亚夫高垒不战，相持数日，拖得吴楚叛军筋疲力尽。叛军粮绝，士卒饥馑，军心大乱。周亚夫看见时机已到，汉军营门大开，早已摩拳擦掌的汉军将士如虎狼一般扑向叛军，围追堵截，各个击破。吴楚叛军饥饿乏力，死伤无数。看到大势已去，楚王刘戊拔剑自刎。吴王刘濞父子逃亡东越，周亚夫派人吩咐东越王杀吴王，许以重赏。东越王听命，便引诱并收留吴王父子及其残兵，暗地里令士兵突然出击，将吴王刘濞杀死。
与此同时，郦寄率兵击赵，樊布带大军入齐，大将军窦婴屯兵荥阳监视齐赵战局。
樊布带领大军打败了胶东、胶西、济南、淄州的四国联军，胶西王刘卯、胶东王雄渠、济南王辟光、淄州王刘贤尽皆伏诛。樊布又乘胜驰援郦寄，引水灌城，赵王得悉胶西王等死状心惊胆战，又见腹背受敌，汉兵四逼，料难抵敌，拔剑自尽。
至此，威胁西汉政权的“吴楚七国之乱”被彻底平定。
平定了“七国之乱”后，景帝于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下诏，收回了诸侯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任免权，皇子受封为王，只征收赋税，不得过问政事。这种分土不治民的制度，使诸侯王不能拥兵割据，王国与侯国无异。七国的灭亡，解除了藩王对汉朝廷的威胁，结束了西周以来合法的诸侯割据制度，诸侯王的权力几乎全部被削去，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
汉武帝统治期间发布“推恩令”，改长子继承制为诸侯王诸子均有继承王国土地的权利。“推恩令”致使诸侯王国越分越小，再也无力联手反叛，从而彻底解除了汉朝廷的心头大患。
汉景帝阳陵探秘/胡芳．—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