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

　　一、西汉皇陵的陵园制度
　　西汉诸皇帝陵园均仿都城制度营造①，各陵陵园建有城垣，四面正中辟门，仿长安城制度，一般都是东门和北门比其余两门高大。陵园坐西朝东，以东门为正门。除文帝霸陵“因其山，不起坟”②外，其余诸陵皆于墓穴之上堆筑覆斗状封土以象山，其中高祖长陵、惠帝安陵等陵封土平面为长方形，景帝阳陵以后诸陵平面皆为正方形。《三辅黄图》说：“长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为殿垣，门四出，及便殿、掖庭诸官寺皆在中”；“高园于陵上作之，既有正寝，以象平生正殿路寝也，又立便殿于寝侧，以象休息闲晏之处也”③。《关中记》记载：“汉诸陵皆高十二丈，方一百二十步，惟茂陵高十四丈，方一百四十步”④。诸陵陵园以东分布着大量的功臣和勋戚陪葬墓，元帝渭陵以前各陵园的附近还辟有相当于县级行政建置的陵邑。
　　汉武帝茂陵是西汉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座帝陵，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座西汉帝陵(图3-2)。汉武帝(公元前156-前87年)，名刘彻，高祖曾孙，孝景帝之子，公元前141年正月即位，在位期间加强中央集权，削弱郡国势力，重农抑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北伐匈奴，南征诸越和西南夷，命张骞出使西域，促使汉朝走向鼎盛。他也迷信方术，多次出巡各地，大肆挥霍，晚年意颇悔之。汉武帝在位54年，陵墓修造了53年，到下葬时，陵园中的树已经可以合抱。据《汉书·贡禹传》记载，武帝死后，因昭帝年幼，霍光秉政，为武帝殉葬了大量的金银财物，甚至还有“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茂陵在今陕西兴平县，位西汉诸陵之西。陵园四周建有城垣，平面呈正方形，实测墙基宽5.8米，陵墙边长430米。四面正中辟阙门，阙的残高3米左右。陵园的正中央为封土，茂陵封土为正方形覆斗状，底部边长230米，顶部边长40米，高46.5米⑤。茂陵西北约0.5公里处为李夫人墓，李夫人原是武帝宠姬，配食武帝庙，称“孝武皇后”。其土冢南北长120米，东西宽90米，高25米。茂陵坐西朝东，东门为陵园正门。在陵园外，分布有寝殿、便殿和游乐设施白鹤馆等，东门外还有霍光、卫青、霍去病、金日磾等人的陪葬墓。
　　200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茂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重点勘探。探明茂陵封土四面正中位置各有1条墓道，平面均为梯形，墓室平面呈“亞”字形。陵园宫城四面正中有阙门，四角有角阙类建筑。封土以外、宫城以内有大量从葬坑，已探明118个，陵垣外已探明从葬坑120余个。李夫人墓，目前仅在封土东侧偏南探出墓道1条，其四周亦有园墙，东西175米左右，南北约220米。茂陵陵园宫城之外，还有一道外园墙，东西2086米、南北1393米、墙宽2.5-3.5米。陵区内目前已发现建筑遗址4处⑥。
　　西汉诸陵实行帝后异坟异穴合葬，汉初帝后二冢共建于同一座陵园内，如长陵陵园中东西并列高祖和吕后陵封土。大约是由于文帝不起坟的原因，自霸陵以后诸帝后皆各自单独建陵园，二园毗邻，帝陵居西，后陵居东。皇后陵的封土、陵园一般都比皇帝陵相应卑小，唯吕后陵封土与高祖陵等大。《尔雅·释宫》云：“西南隅谓之奥。”《疏》注曰：“西南隅为最深隐，故谓之奥，而祭祀及尊者常处焉。”王充《论衡·四讳》亦云：“夫西方，长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长在西，卑幼在东。”⑦汉时应该是以西为尊、以西为尚，所以帝后合葬的正常次序是帝西后东，但安陵、茂陵、渭陵、延陵例外。其实这四陵都有特殊原因，不是常例。惠帝张皇后，受诸吕牵连，文帝即位，“废处北宫，孝文后元年(公元前163年)薨，葬安陵，不起坟”⑧。因此，今安陵西北之冢是否为张皇后墓仍须存疑。武帝先后立陈氏、卫氏为皇后，皆因故废之，故茂陵陵园本无后陵。李夫人以乐人进宫，早卒，葬茂陵西北。武帝死后，“大将军霍光缘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号曰孝武皇后”⑨。元帝王皇后葬渭陵之西，原因比较复杂。渭陵东原有傅昭仪之墓，傅昭仪为哀帝祖母，生前称“皇太太后”，“元寿元年崩，合葬渭陵，称孝元傅皇后云”⑩。后来王莽专权，毁傅昭仪陵。孝元王皇后死于王莽篡汉以后，以王莽之姑而改称“新室文母”，因为渭陵东面有傅太后废陵，故西祔，扬雄作诔辞曰“作合于汉，配元生成”(11)，表明仍然是合葬渭陵；一说王莽以绝汉故单独为之起陵，所以不按汉制葬于渭陵东。成帝许皇后被废10年，因谋复立，被成帝遣廷尉孔光持节赐药，“自杀，葬延陵交道厩西”(12)，显然不是正常的葬制。成帝赵皇后后来为王莽所废，自杀，故延陵实无皇后陵。班婕妤原亦有宠于成帝，许皇后废后亦失宠。成帝崩，班婕妤充奉山陵，死即葬园中，其冢在延陵东。
　　汉初诸陵皆有陵邑，是附属于皇陵的县级行政单位，一般设在皇陵近处。陵邑最初设立与中央政府控制六国旧贵族的政策有关，刘敬奏请：“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桀[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13)《汉书·地理志》也认为：“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赀富人及豪桀[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枝，非独奉山园也。”(14)长陵以后，渭北安、阳、茂、平四陵相继设陵邑，称“五陵”。陵邑即以所奉之陵为县名，单独筑城以居民众，其中茂陵县的居民曾达到16000余户。长陵县的南垣与长陵陵园的北垣共一墙垣，为特例。有人认为长陵这种总体布局是仿天象，如北斗七星布列，陵园若北辰，陵邑若六星拱之，余陪葬墓则若众星拱极(15)。渭南的霸陵、杜陵与太上皇万年陵、钩戈夫人云陵也都有陵邑。元帝废陵邑之制，故渭陵以下不再有陵邑。
　　西汉皇陵多有功臣勋戚陪葬墓，陪葬墓一般都在主陵以东(图3-3)。汉陵陪葬制度可能自万年陵已经有之，以高祖长陵数量最多。陪葬者或为勋臣，或为贵戚，大体上说，昭帝平陵以前以勋臣居多，以后则以贵戚居多，且有佞幸。异姓功臣陪葬制度是和汉初布衣将相格局相伴而出现的，它宣告了“邦墓”制度的彻底破产。
　　①刘庆柱等：《关于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探讨》，《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
　　②汉·班固：《汉书》卷四，《〈文帝纪〉赞》，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本，第1册，第134页，中华书局，1962年。
　　③汉·佚名：《三辅黄图》，何清谷校注本，卷六“陵墓”，第348页，卷五“宗庙”，第291页，三秦出版社，1995年。
　　④晋·潘岳：《关中记》，刘庆柱《〈关中记〉辑注》本，第119页，“汉陵”，三秦出版社，2006年。
　　⑤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兴平县茂陵勘查》，《考古》1964年第2期；王志杰等：《汉茂陵及其陪葬冢附近新发现的重要文物》，《文物》1976年第7期；梁佐：《汉武帝茂陵与霍去病墓》，《文博》1985年第3期。
　　⑥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汉武帝茂陵钻探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6期；焦南峰等：《茂陵陵园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7》，第461—462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⑦汉·王充：《论衡》卷二三，《四讳篇》，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本，第4册，第1326页，中华书局，1979年。
　　⑧汉·班固：《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孝惠张皇后》，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本，第12册，第3940页，中华书局，1962年。
　　⑨汉·班固：《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孝武李夫人》，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本，第12册，第3951页，中华书局，1962年。
　　⑩汉·班固：《汉书》卷九七下，《外戚传·孝元傅昭仪》，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本，第12册，第4002页，中华书局，1962年。
　　(11)汉·班固：《汉书》卷九八，《元后传》，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本，第12册，第4035页，中华书局，1962年。
　　(12)汉·班固：《汉书》卷九七下，《外戚传·孝成许皇后》，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本，第12册，第3983页，中华书局，1962年。
　　(13)汉·司马迁：《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顾颉刚等点校本，第8册，第2720页，中华书局，1982年。
　　(14)汉·班固：《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本，第6册，第1642页，中华书局，1962年。
　　(15)石兴邦等：《长陵建制及其有关问题——汉刘邦长陵勘察记存》，《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
　　二、西汉皇陵的埋葬制度
　　从有关文献记载来推断，西汉诸帝陵的地下结构应该是木椁式墓室。《皇览》记载：“汉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筑为方城，其中开四门，四通，足放六马，然后错运杂物，扞漆缯绮金宝米谷，及埋车马虎豹禽兽。发近郡卒徒，置将军尉候。以后宫贵幸者皆守园陵。元帝葬，乃不用车马禽兽等物”。①《汉旧仪》记述汉皇陵墓室结构云：“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将营陵地，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三丈，堂坛高三丈，坟高十二丈，武帝坟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两丈，内梓宫、柏黄肠题凑，以次百官藏毕。其设四通羡门，容大车六马，皆藏之内方，外陟车石。外方立，先闭剑户，户设‘夜龙’、‘莫邪’剑，伏驽，设伏火。已营陵，余地为西园后陵，余地为婕妤以下，次赐亲属功臣”。②西汉皇陵的具体墓室结构尚不十分清楚，但根据北京大葆台汉墓的发掘以及栎阳汉太上皇陵钻探的结果分析，应为四条墓道的大型土坑木椁墓。
　　1980-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发掘队对秦汉栎阳城遗址进行了勘探和试掘，同时对该城址北面的汉太上皇陵也进行了铲探。汉太上皇，即刘太公，为汉高祖之父，高祖即皇帝位后迎居栎阳。太上皇不习惯居住于关中，常思故乡丰、沛的风土人情，汉高祖乃在栎阳作“新丰”，完全模拟丰县街道市肆，又迁故丰民以居之。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七月，太上皇病故于栎阳宫，十月，葬于栎阳北原，号“万年陵”，并建万年县以为陵邑。万年陵封土呈覆斗状，平面为正方形，边长68米、高17米，陵顶塌陷2.5-3米。四条墓道分别位于封土四边的正中部位，斜坡状自地表通向墓室，其中东墓道为主墓道，长82米，东端宽10米，西端(靠近墓室的一端)宽35米，东墓道地表上堆有东西狭长的条状封土，西高东低，高度差为4米，西接墓冢，东与地表平齐。其余三条墓道，西墓道长31米，南墓道长34米，北墓道长31米。
　　《汉书》等文献记载中的汉朝帝王“黄肠题凑”之制，在诸侯王墓中已经找到一些实物例证。1974年在北京丰台区郭公庄发掘的大葆台汉墓③，为东西并列的两座大型木椁墓，早年被盗，位于西侧的2号墓(王后墓)墓室被烧毁。1号墓的墓主据考证为燕剌王刘旦或其子广阳顷王刘建。刘旦为汉武帝之子，在王位38年，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九月因谋反事泄而羞愤自尽，加恩赐谥曰剌王，王太子刘建免为庶人。宣帝即位，于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复封刘建为广阳王，刘建在王位29年，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3年)卒，谥曰顷。
　　大葆台1号墓坐北朝南，平面呈“凸”字形，墓圹口大底小形如斗，墓底南北长23.2米，东西宽18米，深3.7米。整个墓室由墓道、甬道、内外回廊、黄肠题凑、前室、后室等几部分组成(图3-4)。墓道位于墓室的南部，长16.7米，宽4.25米，北端放置有殉车三乘、殉马十一匹。墓道以北的墓室平面为长方形，环以两重周长77.2米的“外回廊”，各宽1.6米、高3米，呈“回”字形，南部两端留有阙口，其处为甬道，正与墓道相连接。外回廊中殉葬有一豹三马。黄肠题凑位于墓室的正中，平面为长方形，南部留门道，与甬道相接，门高3米，总宽3.6米，其上有鎏金铜铺首衔环。所谓“黄肠题凑”实际上就是用柏木块垒成的一道厚木墙，它由大约15800余根黄肠木组成，这些黄肠木长0.9米，其截面一般都是边长10厘米正方形，少量的是边长20厘米的正方形或10×20厘米的长方形。这些黄肠木条的一端都朝向墓室中心，从墓室中心所见四壁都是黄肠柏木头，所以《汉书·霍光传》颜师古注引苏林说云：“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大葆台1号墓的黄肠题凑外径南北长16米，东西宽10.8米；内径南北长14.2米，东西宽9米，高3米。各黄肠木之间无榫铆相连，均系干摆，顶端用压边木加固。黄肠题凑以内为该墓墓室的核心——椁室，椁室与黄肠题凑之间为“内回廊”。椁室分前后两部分，前室南北长7米，东西宽9米，高4米，内置黑漆朱彩大榻两个以及游戏用具“六博”和各种器用、食品等，这里是文献记载中的“便房”，象征墓主生前饮食宴乐之处。后室在前室之北，与前室相接，南北长7.2米，东西宽9米，高3.3米，后室内有一个由扁立木围成的三面椁室(南面为缺口)，内置棺，共五重，外棺为梓木、内棺为楠木。整个墓室的底部以十二条地龙承托，其下有0.2米厚的木炭和0.5米厚的白膏泥。墓室之顶覆盖木檩，其上有0.05-0.1米厚的两层木炭，其间夹0.4-0.7米厚的白膏泥。墓室四壁之外亦包有一层木炭。
　　大葆台汉墓的发掘，提供了汉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外藏椁”等实物及其装置使用的实证。此外，经过考古发掘的“黄肠题凑”墓还有西汉初年赵王张耳墓④、西汉中期中山怀王刘修墓⑤、长沙象鼻嘴吴姓长沙王墓⑥、广陵厉王刘胥夫妻墓等⑦。西汉诸侯王的势力较大，各地木椁式王陵规模宏大，墓中的随葬品也很多⑧。“黄肠题凑”是汉代天子和诸侯王的葬制，有时也特赐某些功勋卓著的大臣，如《汉书·霍光传》记载，曾经辅立昭、宣两朝少帝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于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死后，就蒙赐“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臧椁十五具，东园温明，皆如乘舆(皇帝)制度”。“黄肠题凑”葬制终汉用之，但由于这种墓室结构需要大量的柏木，有时难以凑办，东汉时期出现了以黄肠石替代的做法，晋人司马彪《后汉书·仪礼志下》记载东汉皇帝大丧礼有“方石治黄肠题凑、便房如礼”之说，这类“黄肠石”在洛阳一带的东汉大墓中常有发现。
　　汉文帝没有随高祖长陵规划营建寿陵于渭北，而把墓址选在了长安城东浐、灞二河之间的白鹿原上。史称：“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⑨。霸陵虽然“因其山，不起坟”，实行薄葬，但下葬覆土仍然动用了兵卒三万余人⑩。文帝曾经十分满意地对随行陵地的中郎将张释之等人说：“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斮陈，蕠漆其间，岂可动哉!”(11)《关中记》说：文帝陵“上有池，有四出道以写[泄]水”(12)，可见陵中有比较完善的排水设施，其结构应该不会很简陋。文献对于霸陵玄宫结构的记载语焉不详，南朝宋裴驷《<史记>集解》引东汉应劭说认为是“因山为藏”，可能与事实不尽相符。
　　各地发掘的西汉诸侯王墓中有不少因山为藏葬制的实例，如河北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墓，山东曲阜九龙山鲁王墓、长清双乳山济北王墓(13)，河南永城芒砀山梁王墓，江苏徐州狮子山、北洞山和小龟山以及徐州市周围其他楚王墓，广东广州南越王墓(14)等。这类墓一般都由墓道、甬道、一至若干个墓室等部分组成，有排水沟等完整的排水设施。墓道在山坡上露天斩山开凿，甬道、墓室等则自墓道的尽头掏挖山洞建成，属横穴崖洞墓。墓道在墓主下葬后以巨石填塞，再以碎石和土掩盖其上，墓室中往往都还有木石结构的建筑。
　　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和王后墓是一座典型的因山为藏大墓，该墓因当地驻军挖菜窖挖到其耳室而发现，1968年发掘，因出土了基本完整的男女各一套“金缕玉衣”而闻名天下(15)。中山靖王刘胜，为汉景帝之子，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立为中山王，在位43年而薨；王后名窦绾，疑为景帝生母窦太后血亲。
　　中山王陵所在地名“陵山”，南北走向，高约200余米，不生树木，须仔细观察才能发现有过人工挖掘的痕迹。王陵和后陵坐西朝东，南北并列，编号为1号墓的王陵在南侧，由墓门、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回廊和后室组成。全长51.7米，最宽处37.5米，最高处6.8米，整个墓室平面略呈“十”字形，全部开凿于山岩间，两个耳室和中室在岩洞中原来建有瓦顶木屋，发掘前已经坍塌。中室与后室之间以门隔开，后室用石板搭盖成石屋，有门道、主室，另附一表示浴室的小侧室。环绕后室的北、西、南三面开凿有高1米多的券洞隧道式回廊，以供墓主灵魂游荡。回廊口与中室的排水沟相连，中室以及南北耳室中都建有排水沟槽，直通向建于甬道中的地下渗井中。2号墓的结构与1号墓大体相似，只是后室建于中室的南侧，大约是表示靠近1号墓。2号墓全长40米，最宽处64米，最高处7.9米。这两座陵墓基本保存完好，未被盗扰，除金缕玉衣外，还出土了“长信宫灯”、铜错金博山炉等稀世珍品。
　　西汉鲁王也是汉景帝的后裔。鲁国始封王名刘余，为景帝中子，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封淮阳王，次年徙封鲁，在位28年而薨，谥曰恭。鲁恭王好建宫室，曾因扩建宫苑而毁孔子故宅，闻钟磬琴瑟之声而止，自其夹壁墙中得古文经书。鲁国自恭王之后，安王刘光、孝王刘庆忌、顷王刘劲、文王刘睃以次嗣位，文王无子，哀帝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另立顷王子文王弟刘闵为鲁王，共五世六王，王莽篡汉，鲁国亡。
　　汉鲁王陵建于山东曲阜市南的九龙山上，共发现5座大墓，已发掘4座，坐北朝南，东西毗邻(16)(图3-5)。其中东侧二墓由墓道、东西车马室、甬道、左右耳室、前室、左右侧室、后室等部分组成。二墓西临的一墓还增加了中室，但开凿于中室东西两壁的侧室结构已经简化。最西面的大墓只完成了前室，后室正在开凿即葬入墓主。九龙山汉墓规模也很大，其中3号墓全长72.1米，最宽处24.3米，前后室高约4米，甬道和车马室高20余米。后室原有瓦顶木屋建筑，已毁。墓道开凿得十分整齐，宽4.6-4.8米，高18米多，葬毕以大石块封填，有的石块上还刻有尺寸和人名(可能是工匠或监工的名字)。
　　西汉初年始封大将韩信为楚王，韩信谋反被废，其地分为荆、楚二国，高祖立同父异母少弟刘交为楚王，领有36县，是为楚元王。元王死，子夷王刘郢(楚夷王名在《史记》、《汉书》中有“郢”或“郢客”的不同记载)、孙刘戊相继承袭王爵，刘戊在位21年，于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因策动“吴楚七国之乱”兵败自杀。叛乱平定后，景帝另立楚元王之子平陆侯刘礼为楚王，是为楚文王。文王死，子安王刘道、孙襄王刘注、曾孙节王刘纯、玄孙刘延寿相继嗣位。延寿为王32年，于宣帝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因谋立广陵王刘胥(武帝子)事泄而自杀，楚国除封。自刘交至刘延寿，楚国共六世八王。甘露三年(公元前53年)，汉宣帝另立自己的儿子刘嚣为楚王，是为楚孝王。此后楚国又传四王，即孝王、怀王刘文、思王刘衍、王刘纡，至王莽篡汉，国除。
　　江苏徐州是西汉时期楚国的王都所在地，当时名彭城，历代楚王分别在徐州周围的楚王山、狮子山、驮篮山、北洞山、龟山、东洞山、南洞山、卧牛山等山上修筑了自己和王后的巨型陵墓。当地地名中的所谓“洞山”，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大墓被盗后仅留下黑漆漆的墓洞而得名。
　　楚王山1号汉墓在徐州市西10公里处的铜山县大彭镇，其墓主为楚元王刘交。此墓见于《后汉书·郡国志》注及《水经注》等文献记载，如《后汉书·郡国志三》刘昭“注补”引伏滔《北征记》云：彭城“城西二十里有山，山有楚元王墓”。该墓1997年被盗，徐州市考古工作者随后进行了勘察，发现该墓坐西朝东，平面呈“甲”字形，由墓道、左右耳室、甬道、墓室几部分组成。也有人对于楚王山汉墓墓主为刘交的旧说表示怀疑(17)。
　　狮子山汉墓在徐州市东郊，1984年12月曾在狮子山西麓发现了大批西汉兵马俑(18)，1991年在兵马俑发现地以东400米处的狮子山主峰南坡发现了主墓(19)。墓坐北朝南，由外墓道、内墓道、天井、甬道(塞石书铭中称为“简道”)、东西侧室、主室和9个耳室组成，其中内墓道东侧有1个耳室、西侧有2个耳室，甬道塞石以内东侧有4个耳室、西侧有2个耳室。外墓道长47.9米，内墓道长19.2米，甬道长39.96米，甬道尽头有一木质双扇门，门内经过一长4.25米的过道到达主室，主室东西宽7.98米，南北长3.37米，高1.84米，整个墓通长114.68米。甬道前端有四组总长为10.26米的塞石，共16块，塞石的两端以及甬道中部各有一道墓门。大概是因为主室中有石裂隙的缘故，这里没有按常例用作棺室，出土文物以乐器为主，可能是象征宴乐之殿堂，棺室设在了主室南面4米多的东侧室，该室长4.58米、宽3.4米、高1.97米，地面高出甬道0.25米，出土物有玉璜、玉鼻塞以及人骨等。该墓早在西汉末即已被盗，但内墓道中的3个耳室和外墓道北面的陪葬墓保存完好，墓室其余部分也遗留了一些殉葬品，总计出土了2000余件各种质地的珍贵文物，其中玉璜、玉杯以及玉衣残片等葬玉尤为引人注目。
　　狮子山汉墓规模壮观，工程浩大，显示了西汉早期楚国强大的实力，但从墓室壁面处理来看，并没有完全达到原来设计要求。该墓的天井、外墓道后段、内墓道、甬道等处壁面在开凿后经过精细的再加工，一些石壁上的裂隙都用特制的石块或石片镶砌，而外墓道和各耳室等则没有再加工，其中东侧的一个耳室只开凿了一小部分，主室顶部的山体自然裂隙也没有镶补，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急于安排墓主入葬所致。该墓出土物没有提供明确的墓主身份信息，随葬品只显示其主人是西汉前期的某位楚王，推测墓主为第二代楚王刘郢或第三代楚王刘戊。关于狮子山墓主身份，学术界目前还有不同的看法(20)。
　　龟山汉墓在徐州市西北九里山余脉的龟山西麓(21)，根据征集到的出土于该墓中的“刘注”龟纽银印，确认该墓墓主为楚襄王刘注。龟山汉墓为夫妻异穴合葬墓，二墓并连，坐东朝西，南为楚襄王(2号墓)、北为王后，各有墓道和甬道，共有墓室15间，其中王10室，王后5室；重叠盘桓，后室开凿一条小甬道把两套墓室从内部连接起来(图3-6)。大部分墓室中发现有筒瓦和板瓦，推测原先室内应该有木构瓦顶建筑。此墓东西全长83米，南北最宽处33米，总面积约700平方米。龟山汉墓虽然内部结构复杂，但甬道却很窄小，宽度只有1.06米，高1.78米，长56米，甬道开凿方向非常准确，为正东西向，从外至里误差仅有一二厘米，壁面经过磨光，地面有外低内高的排水沟。这种窄小甬道的做法代表了西汉中晚期徐州楚王陵的基本特征，其工艺之精湛，堪称鬼斧神工。
　　此外，徐州周围的驮篮山(墓主可能是策动“七国之乱”的刘戊)、北洞山(22)(墓主可能是夷王刘郢或文王刘礼，也有人认为是元王刘交)、东洞山(墓主可能是节王刘纯或其子废王刘延寿)、南洞山、卧牛山等大型楚王陵也各有特色(23)，它们全面揭示了徐州地区西汉王陵从早到晚的发展历程，提供了西汉诸侯国王陵研究的完整个案。
　　河南永城芒砀山西汉时期梁国王陵的发掘，不仅揭示了更为复杂的因山为藏的玄宫结构，而且还发现了比较完整的王陵寝园遗址(24)。
　　汉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文帝封窦皇后所生少子刘武为代王，四年(公元前176年)徙封淮阳王，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再徙封梁王，都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刘武所受三王爵前后共在位35年，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六月薨，谥曰孝。梁孝王子孙传国至西汉末，共八世九王。孝王以后依次为共王刘买、平王刘襄、顷王刘无伤、敬王刘定国、夷王刘遂、荒王刘嘉、废王刘立，刘立在位27年，当汉平帝元始三年(3年)，因过为王莽奏请废为庶人，自杀国除。两年后王莽又奏请立梁孝王玄孙之曾孙刘音为梁王，不久王莽篡汉，梁国始绝。
　　西汉梁国自梁孝王起在芒砀山建王陵，目前已在保安山、僖山、夫子山等地发现西汉时期的大型陵墓8处，墓主应该分别是前八代梁王。据《汉书》记载：梁“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多大县”。梁孝王是汉景帝同母弟，深得窦太后喜爱，所受赏赐无数，在封国大建宫殿苑囿，“得赐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出称警、入言跸，拟于天子”；“多作兵弩弓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钜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及死，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他财物称是”(25)。已经确认为梁孝王墓的保安山1号墓规模宏大，玄宫结构复杂，显示出梁国鼎盛时期的强大。这座墓位于保安山的南峰，坐西朝东，墓室全长约90米、最宽处30余米、高4米，由墓道、南北车马室、甬道、南北耳室、主室及附室、环绕主室的回廊等几部分组成，墓室内面积约700平方米，墓室内原有仿木结构建筑，位于东侧的墓道中原来用约1吨重的大石块填塞。墓室山上筑有封土，周围散布砖瓦残片，估计墓顶之上原有建筑物。该墓在东汉末年被曹操率兵官盗，仅余空穴。
　　梁孝王陵以北200米处保安山北峰上为保安山2号墓，从陪葬坑内出土的“梁后园”铜印判断，这里应该是梁孝王王后李氏(卒于梁襄王在位时期)之墓。该墓比1号墓规模更大，结构也更复杂，由2条墓道、3个甬道、前庭、前室、后室、34个侧室、“回”字形回廊、隧道等部分组成，东西长210.5米、南北最宽处72.6米、最高处4.4米，东墓口至隧道南端的最大高度差为17米，墓室总面积为1600余平方米。墓道、前庭、甬道等处均以大石块堵塞。此墓开凿于西汉全盛的武帝时期，无论规模、结构都堪称汉代岩墓之巨擘(图3-7)。
　　保安山1号墓和1号墓的周围建有陵园围墙，经勘探得知，陵园南北长约900米，东西宽约750米。陵园中除了两座主墓以外，还有若干座陪葬墓以及寝园等建筑遗址。梁孝王寝园在其墓室东面的台地上，依山势而建，平面为长方形，园墙南北长89米，东西宽44米，内分若干组院落，由朝堂、寝殿、回廊、厨房以及各类附属建筑组成(图3-8)。
　　①清·徐乾学：《读礼通考》卷八八，“葬考七·山陵一·元帝渭陵”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册，第125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②晋·司马彪：《后汉书志·礼仪下》，“梁·刘昭注补”引，见宋云彬等点校本《后汉书》，第11册，第3144页，中华书局，1965年。
　　③北京市古墓发掘办公室：《大葆台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6期；大葆台汉墓发掘组等：《北京大葆台汉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④石家庄市图书馆文物考古小组：《河北石家庄市北郊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1期。
　　⑤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8期；胡金华：《两汉的中山王与中山王墓》，《文物春秋》2000年第1期。
　　⑥湖南省博物馆：《长沙象鼻嘴一号西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⑦梁白泉：《高邮天山一号汉墓发掘记》，《文博通讯》第32期，1980年。
　　⑧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郑绍宗等：《汉诸侯王陵的营建和葬制》，《文物春秋》2001年第2期。
　　⑨汉·司马迁：《史记》卷十，《孝文本纪》，顾颉刚等点校本，第2册，第433-434页，中华书局，1982年。
　　⑩汉·班固：《汉书》卷四，《文帝纪》，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本，第1册，第134页、132页，中华书局，1962年。
　　(11)汉·司马迁：《史记》卷一〇二，《张释之冯唐列传》，顾颉刚等点校本，第9册，第2753页，中华书局，1982年。
　　(12)晋·潘岳：《关中记》，刘庆柱《<关中记>辑注》本，第114页，“汉文帝陵”，三秦出版社，2006年。
　　(13)山东大学考古系等：《山东长清县双乳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3期；任相宏：《济北王陵发掘记》，《文物天地》1998年第2期。
　　(14)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84年第3期；麦英豪等：《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墓主考》，《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吴海贵：《象岗南越王墓主新考》，《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3期；吴海贵：《南越与东越的诸侯王陵墓》，《华夏考古》2006年第4期。
　　(1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满城发掘队：《满城汉墓发掘纪要》，《考古》1972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
　　(16)山东省博物馆：《曲阜九龙山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5期。
　　(17)黄展岳：《汉代诸侯王墓论述》，《考古学报》1998年第1期。
　　(18)徐州博物馆：《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坑第一次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12期。
　　(19)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8期。
　　(20)黄盛璋：《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墓主及出土印章问题》，《考古》2000年第9期；耿建军等：《试析徐州西汉楚王墓出土官印及封泥的性质》，《考古》2000年第9期；刘照建等：《徐州狮子山汉墓墓主考略》，《东南文化》2001年第7期；梁勇：《从西汉楚王墓的建筑结构看楚王墓的排列顺序》，《文物》2001年第10期；韦正：《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墓主的再认识》，《考古》2002年第9期；刘尊志：《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墓主再探》，《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周保平等：《西汉楚王陵墓形制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6期；孟强：《从随葬品谈徐州狮子山汉墓的墓主问题》，《考古》2006年第9期；梁勇：《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印章与墓主问题的再认识》，《考古》2006年第9期。
　　(21)南京博物院：《铜山小龟山西汉崖洞墓》，《文物》1973年第4期；南京博物院等：《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徐州博物馆：《江苏铜山县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材料的再补充》，《考古》1997年第2期。
　　(22)徐州博物馆等：《徐州北洞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2期；徐州博物馆等：《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刘瑞：《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墓主考》，《考古》2008年第10期。
　　(23)周学鹰：《徐州汉墓建筑——中国汉代楚(彭城)国墓葬建筑考》，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大汉楚王——徐州西汉楚王陵墓文物辑萃》(展览图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2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永城芒山西汉梁国王陵的调查》，《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永城清理梁孝王寝址》，《中国文物报》1994年5月22日第1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商丘地区文物工作队：《河南永城夫子山三号汉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8年第4期；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年；永城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永城市西汉梁王陵陪葬器物坑的清理》，《考古》2004年第12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永城市芒砀山汉代礼制建筑基址》，《考古》2007年第7期。
　　(25)汉·班固：《汉书》卷四七，《文三王传》，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本，第8册，第2208、2211页，中华书局，1962年。
　　三、西汉陵寝的祭祀
　　《汉书》记载韦玄成议汉代皇帝祭祀祖先的制度云：“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与郡国庙)并为百七十六。又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又月一游衣冠。”①按照他的说法，西汉皇室奉先之处主要有庙、寝、便殿三处。庙即都城所设立的国家宗庙，汉高祖驾崩后原在长安城内东南部建有宗庙奉祀，后来因为“月一游衣冠”须自渭北长陵到宗庙(一说是自未央宫以北的寝到高庙)，出游之路要经过长安城中皇宫复道(驾设于皇帝未央宫与皇太后长乐宫之间)之下，颇有不敬祖先之嫌，于是惠帝接受叔孙通的建议，在渭北长陵附近为高祖重建太庙，称为“原庙”。以后西汉诸帝皆缘制各自在陵旁立庙，即诸帝各自为庙，皆建于渭北陵旁，如武帝庙在茂陵东南约1公里处，名曰“龙渊宫”。西汉宗庙既不同于《周礼》等记载的群庙昭穆制度，也与唐宋等后代共庙“同堂异室”之制不同。
　　宗庙与寝、便殿属于两个不同范畴，寝与便殿之祭是陵上之祭，它与宗庙之祭不同。这在《汉书》等有关记载中别之甚详，如《元帝纪》记载：元帝崩，“毁太上皇、孝惠、孝景皇帝庙，罢孝文、孝昭太后、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寝园”即是，如有合称处亦兼指二者。西汉与陵寝祭祀直接有关的，是寝与便殿，皆设置在陵园中，《三辅黄图》说：“长陵山，东西广一百二十步，高十三丈。长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为殿垣，门四出，及便殿、掖庭诸官寺皆在中”；“高园于陵上作之，既有正寝，以象平生正殿路寝也，又立便殿于寝侧，以象休息闲晏之处也”②。寝与便殿均仿墓主生前生活区而建，不是仿政治意义强烈之朝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杜陵的勘测发现③，封土东南187米处有一建筑遗址，夯土台基为长方形51.2×29.6米，现存夯台高出地面10-25厘米。四周为廊，廊宽一般为2.1米，东西廊长为55.4米，南北33.8米，南北各辟三门(或可称三阶)，阶的甬地道面呈斜坡状，西东各设一门。台基廊外为卵石散水，散水外沿线砖以外又铺设一排方砖。这组建筑应为杜陵之寝，围墙四边围起院落(北墙与陵园南墙东段共用)，其东院可能是便殿(图3-9)。从杜陵陵园的发掘情况来看，西汉中期以后各陵中的寝殿应该是建在陵园外，与长陵寝殿在陵园以内之制不同。又，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四月，长陵便殿灾，董仲舒有“高园殿不当居陵旁”之议④，也可证其制度之变。从文献记载来看，西汉帝陵中的祭祀活动仅局限于“事死如生”的意义，供奉帝后生活起居。寝用以日上四食、便殿祭以岁时，每月另将陵主衣冠送至宗庙接受祭祀。这种祭祀活动与国家宗庙大祀明显不同，政治典礼性很微弱，其意义与宗庙祭祀不可同日而语。
　　顾炎武《日知录》说，汉代“有人臣而告事于陵者，苏武自匈奴还，诏奉一太牢谒武帝园庙是也”⑤。按，苏武以太牢谒武帝园庙，是因武帝遣其出使，被久留匈奴始归汉，故特告武帝灵魂，这既非汉制常典，也不同于后代之以军国大事遣官告祭山陵之礼。
　　由于年代久远、古礼变迁和文献不足征，汉代皇陵的许多礼制还不能为今人所正确认识，如对于阳陵南阙外的“罗经石”功用的认识，就颇有争议⑥，这些都有待于考古资料的进一步丰富和相关文献资料的进一步整理发掘。
　　①汉·班固：《汉书》卷七三，《韦贤传附子韦玄成传》，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本，第10册，第3115-3116页，中华书局，1962年。
　　②汉·佚名：《三辅黄图》卷六，“陵墓”、卷五，“宗庙”，何清谷校注本，第348、291页，三秦出版社，1995年。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杜陵工作队：《1982-1983年西汉杜陵的考古工作收获》，《考古》1984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3年。
　　④汉·班固：《汉书》卷二七上，《五行志》，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本，第5册，第1332页，中华书局，1962年。
　　⑤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五，“墓祭”，影印清道光十四年嘉定黄氏西溪草庐重刊定本黄汝成《〈日知录〉集释》，第11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⑥李零：《说汉阳陵“罗经石”遗址的建筑设计》，《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6期；王占奎：《试论汉阳陵“罗经石”遗址的祭祀性特征》，《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6期；韩伟：《罗经石乎？太社乎？——西汉阳陵“罗经石”性质探讨》，《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2期；王学理：《太社乎？陵庙乎？——对汉阳陵罗经石为“男性生殖器座”论驳议》，《文博》2001年第5期。

中国古代陵墓/刘毅著．—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