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

　　西汉王朝，自高祖刘邦至平帝刘衎共十一个皇帝，他们的陵墓分别位于长安城北的咸阳原和长安城东南的白鹿原与杜东原。这两大陵区的所在地“地高土厚”，都是适宜修筑帝王陵墓的地方。
　　咸阳原上有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元帝渭陵、成帝延陵、哀帝义陵和平帝康陵，共九座帝陵。白鹿原和杜东原上分别有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此外，西汉一代子为皇帝，父母并非皇帝与皇后，但以皇帝礼仪安葬的陵墓还有：汉太上皇陵、薄太后南陵、钩弋赵倢伃云陵和史皇孙的奉明园。在这些陵墓中，薄太后南陵属于西汉帝陵的东南陵区；史皇孙的奉明园在长安城东南，似亦可划入东南陵区。但太上皇陵和云陵却不在西汉帝陵陵区范围之内。
　　(一)咸阳原陵区
　　分布在渭河北岸的咸阳原上的九座西汉帝陵，西自兴平县南位乡，东至高陵县马家湾乡，东西一线排开，绵延百里。这九座汉陵中，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和平陵五座帝陵附近，均设置了陵邑，所以咸阳原又称“五陵原”。这是西汉帝陵的主要陵区。
　　这九座汉陵，从西向东依次为茂陵、平陵、延陵、康陵、渭陵、义陵、安陵、长陵和阳陵。从分布情况可以看出，西汉早期的长陵、安陵和阳陵，均筑于长安城北，以渭河为界，三座帝陵与京师南北遥相对应。长陵南与长安城东西居中的安门大街相对。安陵和阳陵分别位于长安城西北和东北。帝陵葬于都城北部，是自古以来的传统礼仪①。
　　西汉中、晚期的帝陵，在咸阳原上分布于长安城西部或西北部。这有三个原因： 
　　第一，古代人们根据太阳出于东方，没于西方，想象人死后的归宿也是到西方去，即所谓“归西天”。古代文人解释，墓与暮音相同。日暮于西，所以人们以为冢墓也应在西。甚至先史时代的不少古人，死后葬埋时头都朝西。后来古代学者们进一步引伸：神仙居住在东北，西方是冢墓之地②。
　　第二、根据昭穆序列，汉昭帝、成帝陵墓应在阳陵以东，但阳陵陵区以东，在汉文帝时就曾修筑了渭阳五庙，也就是“五帝庙”，这是“神明之舍”，在其东营筑陵墓是违背礼仪的。因此，景帝以后的诸帝陵不可能再在阳陵以东的渭北筑陵。渭北咸阳原帝陵陵区只有向西延伸。
　　第三、汉武帝即位第二年营陵，因其外祖父家在槐里，所以他的陵墓选址在槐里茂乡。茂陵在咸阳原西端，东距长陵60里。茂陵与咸阳原汉初三座帝陵之间相距如此之远，打破了原来的茔域范围规划。同时这也解决了咸阳原汉陵区中阳陵以东“穆位”帝陵无法安置的问题。
　　(二)长安城东南陵区
　　东南陵区包括汉长安城东南的文帝霸陵、宣帝杜陵，以及薄太后南陵和史皇孙奉明园。我们将通过对陵区内每座陵墓分布位置的研究，进而了解这个陵区形成的原因。
　　文帝不葬于咸阳原，另在长安城东南的灞河之滨的白鹿原上修筑寿陵，可能与以下四方面的情况有关：
　　第一，惠帝刘盈和文帝刘恒为兄弟辈份，前者已葬高祖长陵旁边，后者若再葬入咸阳原汉陵陵区，位置无法安排，只好另辟茔地。
　　第二，文帝当政时，高祖刘邦的薄姬已成为皇太后，她的后事自然应以皇后礼仪办理。但吕后已以皇后身份与高祖合葬长陵，而文帝又不会让其母薄太后以高祖妃嫔的身份屈从陪葬长陵，便决定另辟陵区，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文帝决定不在咸阳原上营筑陵墓，而确定选茔地于汉长安城东南的白鹿原上，是因为他曾在汉长安城东北修筑了渭阳五庙，文帝霸陵与渭阳五庙南北相对，颇似京师两翼，对称分布于都城两边，霸陵葬“人君”，五庙祭“天神”。
　　第四、文帝预建寿陵要“依山为陵”，白鹿原北端非常合适，在此可以斩原为崖，凿崖为墓。
　　宣帝刘询选陵址于汉长安城东南的杜东原上，有三个原因：
　　第一、宣帝刘询是武帝曾孙、昭帝堂孙，按照辈份，在咸阳原汉陵陵区内，昭帝刘弗陵之下应为史皇孙同辈人，这样才能昭穆为序，而宣帝刘询系刘弗陵的“孙子”辈，因而他们在昭穆序列上一致，同一陵区内也就无法安置。
　　第二、宣帝的直系亲属祖母史良娣，父、母史皇孙和王夫人，因“巫蛊”之祸皆遇害，葬于长安城东南。宣帝置寿陵于长安城东南，还有以近父母茔地之意。
　　第三，宣帝还在民间时，即“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数上下诸陵。周徧三辅，常困于莲勺卤中。尤乐杜、鄠之间，率常在下杜”③。刘询即帝位后，选杜东原作初陵，与他青少年时代的爱好可能不无关系。
　　①《旧唐书·吕才列传》卷七十九：“古之葬者并在国都之北域”。
　　②《汉书·郊祀志》卷二十五[上]：“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
　　③《汉书·宣帝纪》卷八，第237页。 

西汉十一陵/刘庆柱，李毓芳．—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