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1971年，陕西省博物馆发掘了乾陵陪葬墓之一——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发现了大量的墓室壁画。客使图、出行图、马球图，就是这些壁画中的精品。
　　马球图位于李贤墓墓道西壁。画面中，二十余人戴幞头，着窄袖袍，蹬黑靴，骑于马上。他们左手勒缰，右手执偃月形球杖，纵马驰骋。前面一人回身反手击球，一人回头看球，后面两人驱马抢球。另有数人于山后观看。画面以青山和古树为背景，形象地描绘了唐代打马球的场面①。
　　一、唐代马球运动的兴起
　　马球运动，在唐代盛极一时。敦煌遗书S.2049、P.2544二写本《杖前飞·马毬》提供了生动形象的文学画面：
　　时仲春，草木新，□初雨后露无尘，林间往往临花马，楼上时时见美人。
　　青一队，红一队，敲磕玲珑得人爱；前回断当不输赢，此度若输后须赛。
　　脱绯紫，著锦衣，银镫金鞍耀日辉，场里尘飞马后去，空中毯势杖前飞。
　　毯似星，杖如月，骤马随风直冲穴，□□□□□□□，□□□□□□□。
　　人衣湿，马汗流，传声相问且须休，或为马乏人力尽，还须连夜结残筹②。
　　由此看来，打马球就是骑马击毬，唐宋人或将打马球与蹴鞠混为一谈，其实，两者截然不同。
　　蹴鞠，一般以足踢为主，即今天足球运动的前身。隋唐以前，中国早就有蹴鞠之戏。还在春秋战国时期，史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③说明当时已经有了蹴鞠戏(踢足球)。到了汉代，《汉书·东方朔传》载“董君贵宠，天下莫不闻，郡国走马、蹴鞠、剑客辐凑董氏。”秦汉时期，蹴鞠还只是和斗鸡、走狗相提并论，与剑侠游客同列，皇室贵族也乐于此道。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当上太上皇后，成天生活于深宫中，闷闷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斗鸡、蹴鞠，以此为欢，今皆无此，以故不乐。高祖乃作新丰。”④而汉武帝更是把文学家枚皋带在身边，“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缕，上有所感，辄使赋之。”⑤唐代颜师古注解《汉书》时说：“蹴，足蹴之也，鞠，以韦为之，中实以物，蹴踏为戏乐也。”当时，霍去病还引蹴鞠(踢足球)练兵，《汉书·霍去病传》称“去病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救，而去病尚穿城蹋鞠也。”
　　打马球(polo)，又名击毬，则是隋唐之际，新自西域传来。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记载：
　　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日：“闻西蕃人好打毯，比亦令习，会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郡蕃街里打毯，欲令朕见，此蕃疑朕爱此，聘为之。以此思量，帝王举动，岂宜容易，朕已焚此球以自诫。”⑥这段记载涉及马球传人中国的问题，历来研究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观点很不一致⑦，关键则在于“蕃”与“西蕃”的诠释上。有唐一代，蕃通指边地少数民族。如奚、契丹也称蕃，并不一定特指吐蕃。而西蕃也称突厥以及西域少数民族。综合文献，揆之情理，封演所说西蕃当指西域少数民族⑧。马球则是源于波斯，其后经西域昭武九姓等传入中国。
　　唐代文献中把打马球称作击毬，打马球是现代人的称法，就像波罗毬(polo)也是现代西洋人对古代波斯打马球的称法一样⑨。从音韵学角度讲，唐以前各书，还不见“毬”字，凡球类之物，都以“球”或“鞠”称之，并不称“毬”。中国古代就有踢足球的游戏“蹴鞠”，而唐代从西域传来骑马杖击的马球，与蹴鞠本不相同，故唐书所载，但云击毯，不谓之鞠，其意甚明。但也有人认为“蹴”跟“击”一样，用足踢也罢，用杖击打也罢，都算球戏，因此，记载之中，常将打马球和蹴鞠误作一事。唐代蔡孚《打毬篇》序云：“臣谨按，打毯者，往之蹴鞠古戏也，黄帝所作兵势，以练武士，知有材也。”⑩就误将打球(毯)当作蹴鞠。唐人封演也说“打毬，古之蹴鞠也。……近俗声讹，谓鞠为毯，字亦从而焉，非古也”(11)，也将两者混为一谈。从字义演变来看，“鞠”在中古称“毬”，“鞠”、“毬”同义，到了现代，统称为“球”。
　　又《新五代史》卷13《梁家人传》载：“太祖(朱温)东归，留友伦宿卫，伺察昭宗所为。友伦击鞠，坠马死。太祖大怒，以兵七万至河中，昭宗涕泣，不知所为。”也把打马球说成击鞠。关于此事，《资治通鉴》则记作：“宿卫都指挥使朱友伦与客击毬于左军，坠马而卒，全忠悲怒，疑崔胤故为之，凡与同戏者十余人尽杀之。”(12)司马光著史，取材丰富，用笔慎当，称朱友伦为击毬，近于实际。唐代，由于打马球之风盛行一时，与蹴鞠并行于世，因此，当时人还能分辨清楚，一般人秉笔持论，也不至于混淆。宋人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材料多取唐人记事。如《资治通鉴》卷253记载唐僖宗：“上好骑射、剑槊、法算，至于音律、蒲博，无不精妙；好蹴鞠、斗鸡，……尤善击毬，尝谓优人石野猪曰：‘朕若应击毬进士举，须为状元。”’举击毬与蹴鞠并列，可知两者不可相混。
　　二、唐代马球运动的规则
　　马球运动(击毬)兴起于初唐，规则也日臻完善。前引敦煌遗书《杖前飞·马毬》是我们讨论的中心，又敦煌卷子S·6171《宫词·水鼓子》也说：
　　先换音声看打毬，独教□部在春楼，不排次第排恩泽，把板宫人立上头。
　　寒食两朋方内宴，朝来排□为清明，飞龙更取□州马，催促毬场下踏城。(13)
　　《杖前飞》和《水鼓子》都记述了唐五代打马球的状况，前者是归义军时期敦煌击毬的反映，后者则是中原地区宫廷生活的写照，与王建、花蕊夫人宫词相类。一句话，它们都真实反映了当时的击毬细节。
　　一般来说，打马球必须具备毬、毬杖、毬场、毬门、良马，勾稽文献，还有毬衣、类似看台的楼亭、分明比赛记分取筹的规则等。罗香林教授曾简洁言之：
　　击毬为一种骑马杖击之戏，故必于广场为之。毬受击后，或旋空而飞越，或滚地而疾走，故必轻其体积，饰其处形，使易击动，而便视识。又击毬各期命中，故须精制毬杖，弯其下端，便其张击。而赛毬贵迅速有法，故必精选良马，使便驱驰。而驱驰毯马，贵神速无阻，故又须广阔毬场，使平滑如砥，而便施展。(14) 具体来说，唐代打马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和规则：
　　1．毬
　　马球的毬和蹴鞠的鞠有所不同，鞠“以韦为主，中实以物”，用于足踢，体积自然要大。马球的毯一要利于赛者杖击，体积自然要小，二要便于赛者辨识，因而球体外需彩绘。《金史》卷35《礼志》记：“毬状小如拳，以轻韧木枵其中而朱之。”这是唐以后的事。唐代马球传自西域，毬的制作、传承也与西域有关，唐代西域安国向朝廷进献贡物，有“喆菻绣氍毬”、“郁金毬”、“拓辟大氍毬”、“绣氍毬”(15)，当为其时珍贵的马球。大抵先以编毛结团为之，故其字从毛，或于球外更裹薄使易油绘。唐中宗时，武平一《幸梨园观打毬应制制诗》有“分镳戏彩街心”句(16)。宋承唐制，《宋史》卷121《礼志》“打毬”条也记“内侍发金合，出来漆毬，掷殿前”，即是明证。
　　2.毯杖
　　至于毯杖，制作尤精，唐代蔡孚《打毬篇》载：“德阳宫北苑东头，云作高台月作楼。金玉莹千金地，宝杖文七宝毬。……奔星乱下花场里，初月飞事画杖头。”(17)又《金史》卷35《礼志》“拜天”条载：“已而去毬，各乘所常习
　　马，持鞠杖，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可见毬杖也进行精巧雕饰，尾端取偃月之状，所谓“毬似星，杖如月”即是。唐代李贤墓壁画打马球图，敦煌莫高窟100窟曹议金出行图以及61窟维摩诘变相中各国王子听法图，毬杖都作偃月形。因此，诗称“初月飞来画杖头”，阎宽《温汤御毯赋》也说： “珠毬忽掷，月杖争击”(18)。
　　由于击毬成风，出现了专门制作毬杖的手工业者，其中不乏能工巧匠。敦煌文书S.1366《年时不明(980—982年)归义军衙内油面破用历》就记载“支孔法律纳毬杖面一斗、油一升”(19)。唐杜光庭《录异记》更记：“苏校书者，好酒，唱《望江南》，善制毬杖，外混于众，内潜修真，每有所阙，即以毬杖干于人，得所酬之金以易酒。”(20)以毬杖干于人，尤见精细毬杖的珍贵，社会击毬之风的侈向。
　　3.良马
　　有了珠毬，有了毬杖，有了良马，“毬似星，杖如月，骤马随风直冲穴”，引来无数文人墨客的吟唱赞美。人借良马，往来奔突，“场里尘飞马后去，空中毬势杖前飞。”沈佺期《幸梨园亭子观打毬应制》诗就说：“俯身迎来落，回辔逐旁流”(21)，打马球得心应手。阎宽《温汤御毬赋》也说：
　　珠毬忽掷，月杖争击，并躯分镳，交臂叠迹，或出郡受敌。禀王命以周旋，去天威兮咫尺，有骋毬材，专工接来，未拂地而还起，乍从空而倒回……百发百中，如电如雷，更生奇绝，能生虑表，善学都卢，仍骑腰袅，轻剧腾穴，迅拼鸷鸟，捎虚而讶人手长，攒角而疑马身小，分都骤满，别部行收。都生动而形象地再现了击球时的“毬势”。由此可见，快捷如飞的良马对于击毬十分重要。蔡孚《打毬篇》、张祜《观打毬》诗(22)、韩愈《赠张建封》诗(23)也属此类。当时的画家也选取毬马这一题材(24)。唐朝历代帝王嗜好击毬，成了一时风尚，也都注意良马的选择和驯习，而玄宗尤甚，甚至求通马者以相讲习(25)。又唐初轻骑兵作战，显示了快马的优势，府兵制后，节度使兵兴起，各地方镇也都注重训练骠悍之师，反过来也推动了打马球运动，“毬马之好”成了专词。
　　唐代击毬除骑马杖击之外，还有骑驴甚至步行杖击的(26)，这或是宫廷、方镇生活奢靡的反映，或是缺少良马所致。敦煌文书S.5637《祭驴文》就称“教汝托生之处，……莫生军将家，打毬力须摊。”说的就是骑驴击毬(27)。
　　4．毯场(包括楼、亭等)
　　说到毬场，一般有三类：
　　第一类是所谓“街里打毬”，取通衢大道充用。《封氏闻见记》卷六记唐太宗时，升仙楼有群胡街里打毬，就是这一类。
　　第二类是坊内毬场，唐代城市实行里坊制。《两京城坊考》记长安城内君臣上下击毬场所，填筑特巧奢侈者如武崇训、杨慎交自筑毬场。《资治通鉴》谓中宗时，“上好击毯，由是风俗相尚，驸马武崇训、杨慎交洒油以筑毯场。”(28)杨慎交宅在靖功坊，他自筑毬场在坊西隙(29)。杨巨源《观打毬有作》诗有“新扫毬场如砥平”(30)，可知毬场讲究平滑如砥，以便毬马驰骤。因此，为了保证毬场平滑，武崇训、杨慎交想出洒油的办法修筑毬场，其奢侈可以想见。德宗时司徒兼中书令李晟，文宗时户部尚书王源中都能打毬，李晟的住宅在永崇坊，有自筑毯场(31)。王源中为翰林承旨，其住宅在太平坊，暇日与诸兄弟于私第打毬，则他宅中也有毬场。
　　第三类是林下毬场。唐杜环《经行记》载：“拔汗那国，在怛罗斯南千里，……大唐天宝十载，嫁和义公主于此国。国中有波罗林，林下有毬场。(32)”不但中亚、西域如此，就是中原内地也有林下毬场，而且成为方镇击毬练兵、接受旌节、宣示诏谕的场所。敦煌歌辞“时仲春，草木新，□初雨后露无尘，林间往往临花马”说的就是林下毬场。阎宽《温汤御毯赋》也说“密阴林而自却，坚石壁而迎开”，可见唐玄宗还在华清池温泉辟有林下毬场。章怀太子李贤墓打马球图更取实景，马后都是古树和重叠的青山，看来也是从自然环境内的林野选取毬场。
　　毬场边还设有亭子或楼观，以便观毬，类似于今天的看台。敦煌遗书P.3773号背《凡节度使新受旌节仪》就提到“天使上亭子”，观看击球(33)。而阎宽在《温汤御毬赋》中，劝其君王说：“凭览则至乐，躬亲则非便”。显然，把在场的人分为二类，一类是凭览为乐者，也就是观众和啦啦队；一类是躬亲参赛者。《封氏闻见记》卷六记唐中宗景龙年间，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入藏，中宗在梨园亭子“赐观打毬”，并以幸梨园观打毬为应制诗赋诗题，沈佺期、武平一、崔毬都有应制诗(34)，可见梨园毬场也有亭子。敦煌歌辞“先换音声看打毬，独教□部在青楼，不排次第排恩泽，把板宫人立上头”，则宫廷毬场又有楼观一类建筑了。
　　毬场除了旁边的亭、楼以利观览外，最主要的还在于本身的平滑如砥，《温汤御毽赋》载：“广场惟新，扫除克净，平望若砥，下看犹镜，微露滴而必闻，纤尘飞而不映。”又杨巨源《观打毬有作诗》也称“新扫毬场如砥平”、“杖底纤尘不敢生”，这都是帝王将相的气势，纤尘不飞，只有泣油以筑了。对于一般的方镇来说，平滑如砥就相当不错了，敦煌歌辞“场里尘飞马后去”，场地规格就低了一些。
　　5．毬门
　　至于毬门，向达《长安打毬小考》认为“打毬以先入网者胜”，他采自《金史》，未考唐诗，难定唐代马球规则。敦煌歌辞称“毬似星，杖如月，骤马随风直冲穴”，这个“穴”应当就是毬门或毽网了。马球既冲穴，穴自当在地面，为林野毬场的制度。盛唐诗赋都不载毬门或毬网，中唐后当兴毬门，但门后仍可有穴，赵宋所谓“过门入盂”即是。上引杨巨源诗也说“入门百拜瞻雄势，动地三军唱好声”，又张祜《观泗州李常侍打毬》：“骤骑鞍上月，轻拔镫前风……远射门斜入，深排马回通。(35)”也说是马上射门，但未指过门入穴。《东京梦华录》谈击球，有“过门入盂”说，“盂”即“穴”(36)。
　　6，毬衣
　　打球有专门的毬衣，李廓元和时写的《长安少年行》说“追逐轻薄伴，闲游不著绯，长拢出猎马，数换打毬衣。”(37)敦煌写本s.2049、p.2544《杖前飞·马毬》也称“脱绯紫，著锦衣，银镫金鞍耀日辉，场里尘飞马后去，空中毬势杖前飞。”明确说打马球时脱掉绯紫袍服，穿上各式锦衣。这锦衣就是打毬衣。
　　唐代的官服，一般分为朝服、公服和常服三样。同时，唐代服装通用绫，一般用不同颜色花纹作等级区分。《唐会要》卷31《章服品第》“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绯，六品七品以绿，八品九品以青，妇人从夫之色。”李贤墓壁画打马球图中，骑者都穿常服圆领或折领窄袖。初唐时，窄袖缺胯衫在军民士庶间流行，利于军旅。但是，到了中、晚唐，常服加大加肥，已经从胡服中逐渐汉化出来，这种大袖宽身的袍衫成了官吏的流行服装，一般平民、贱卑和军卒仍穿窄袖短衣。自然，专供马球运动的球衣也应运而生，蜀地以生产打球用的团窠锦袄子享誉全国。从出土文物来看，团窠锦一般是在经斜线上，织出类似莲花的花朵和相间的二出忍冬。新疆发现的团窠锦，其图案、地色和纹样都和相传的“蜀江锦”相似(38)。沈从文先生认为团窠锦近似打球衣，美观而不能作战(39)，但未深论，笔者也赞同此说。
　　7，规则：分朋比赛，入门得筹，鸣乐唱好
　　谈到具体的比赛规则，《宋史》卷121《礼志》“打球”条记载：
　　打毬本军中戏，太宗令有司详定其仪。三月会鞠大明殿，有司除地，竖木，东西为毬门，高丈余，首刻金龙，下施石莲华坐，加以彩绩。左右分朋主之，以承旨二人守门，卫士二人持小红旗唱筹，御龙官绵绣衣，持歌舒摔，周卫毬场。殿阶下，东西建日月旗，教坊设龟兹部鼓乐于两廊，鼓各五， 又于东西毬门旗下，各设鼓五，阁门豫定，分朋状取裁。……分朋自两厢入，……始命诸王大臣驰马争击，旗下擂鼓，将及门，逐厢急鼓，毬度，杀鼓三通。按“左右分朋主之”，即分成两队，互争一毬。“以承旨二人守门，卫士二人持小红旗唱筹”，唱筹，就是现代的记分。而御礼官锦绣衣，持歌舒棒，“周卫球场”，也就是裁判员。每朋得筹，即在其架上“插一旗以识之”，并且得筹唱好，乐队击鼓，观众雀跃欢呼。
　　以上是北宋初期的制度。其实，宋承唐制而来，唐代早已分朋比赛，驰马争击，入门(冲穴)得筹，鸣乐唱好。敦煌歌辞《杖前飞》就称“青一队，红一队，敲磕玲珑得人爱，前回断当不赢输，此度若输后须赛……或为马乏人力尽，还须连夜结残筹。”比赛明显分为青、红两队(两朋)，S．6171《宫词》也说“寒食两朋方内宴，催促球场下踏城”。与此类似的还有花蕊夫人的宫词。并且设乐唱好，“先换音声看打球，独教□部在春楼。”(40)李贤墓壁画球队分别着深浅两色的窄袖袍，也是例证。
　　打马球的人数，两朋加起来大致有十来人，开元天宝之际，安禄山即向唐玄宗进献球马者十多人(41)，后昭宗时，朱友伦击球，坠马而死，朱温也杀同戏者十多人。由此可见一斑。
　　三、唐代马球运动的发展
　　初唐时期，马球运动从波斯传入中国，市井贵族竞相仿效。唐太宗勤于政务，焚马球以自诫。由于宫廷斗争极其残酷，唐代皇室贵族也沉湎击球。宫女宠臣为了迎合，也操习击球。中宗景龙年间，专有幸梨园亭子观打球之举，文人应制赋诗，开一代风气。唐玄宗李隆基又推而广之，有唐一代，遂大兴击球。据史载，唐玄宗还是藩王时，就善击球，其球技之精，虽吐蕃名手不及(42)。
　　天宝六载(747年)，唐玄宗发布了一纸诏令，将市坊贵族间流行的击毬推广到军中，用来演习操练士兵。阎宽《温汤御球赋》叙述颁诏的经过说：
　　“天宝六载，孟冬十月，霜清东野，斗指北阙，已毕三农，亦休百工，皇帝思温汤而顺动，幸会昌之离宫，越三日，下明诏，伊蹴鞠之戏者，善用兵之技也，武由是存，义不可舍，顷徒习于禁中，今将示于天下。”这样，盛唐开始，伴随着募兵制的兴起，一种新的练兵方法出现了。《封氏闻见记》卷6还记载：
　　“永泰(765—766)中，苏门山人刘钢于邺下，上书于刑部尚书薛公云：‘打毯一则损人，二则损马，为乐之方甚众，何必乘兹至危，以邀晷刻之叹耶?’薛公悦其言，图钢之形置于座右，命掌书记陆长源为文赞美之。然打毬乃军中常戏，虽不能废，时复为耳。”
　　这段话道出了唐五代马球运动流行的原因。薛嵩虽赞赏刘钢的建议，实际并没有采纳。在他看来，打马球虽然伤人损马，但却是训练骑术的一种常戏。唐五代时期，不但帝王贵族、纨绔子弟精于此道，就是各级方镇，上至节度使、军将，下至兵卒，也“常习之”。关键就在于，马球运动是当时训练骑术的重要手段。
　　战国秦汉流行蹴鞠，而唐代流行打马球(击毬)，两者都可用来练兵，但文化内涵迥异，这与其时的历史背景有关。
　　首先，战国时期，骑兵部队还处于童年时代，军队的主力是战车兵和依附于它的步兵，从数量上看，最多的还是步兵。到汉武帝时，骑兵作为军队的主力，在与匈奴的战争中纵横驰骋，轻捷迅速，利于远程奔袭。汉末三国，部曲私兵兴起，骑马也趋衰落(43)。一直到十六国南北朝隋代，受鲜卑骑兵的影响，出现了大量的重装骑兵——甲骑具装。唐初，受突厥骑兵的影响，轻装骑马——马不具装，人不具铠取而代之，活跃在战场上(44)。因此，步兵时代重步伐矫健，自然取蹴鞠练兵，而轻装骑兵时代，重个人骑术的发挥，重视骑兵的突破能力，练兵自然重射猎和击毬了。
　　其次，中西文化交流使然。汉代从西域传来植物和种子，进而波及佛教文化。南北朝到唐代，西域音乐，舞蹈传来，中土兼收并蓄，大加提倡，长安胡风一浪高过一浪，又加上北朝到唐初，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掌权，尚武风气强烈，打马球这一游戏自然和乐舞一样被吸取过来。
　　747年，西域传来的马球运动终于从帝王将相家普及到了军队中。安史之乱后，各地方镇大量兴起，“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45)，强藩有劲师，豪帅无弱旅，都注重了击毬这一训练轻骑兵的技法，从此，打马球又赋予了一种新的文化意义。
　　唐代节度使和军将可以目不识丁，只要球技高超，就能得到提拔。史载武宗时，选方镇才校入宿卫，周宝“以善击毯，(与高骈)俱补军将。骈以兄事宝，宝强毅，未尝诎意于人，官不进，自请以毬见，武宗称其能，擢金吾将军，以毬丧目”(46)，时号良将。豪帅李师古、破回鹘名将刘沔都善击毬(47)。田令孜为确定西川节度使人选，也以击毽来定分，结果是陈敬瑄得第一筹，即代崔安潜为节度使(48)。
　　唐代敦煌地区，也盛行打马球活动，并与练兵有关。848年，张议潮赶走吐蕃，收复敦煌，次第收复河西各州。史载张议潮“缮甲兵，耕且战。(49)”厉兵秣马，不断加强归义军的骑兵建设。这时，沙州归义军不但从吐蕃手中夺得大量马匹、骆驼、牛羊，还在敦煌一地修筑了毬场。敦煌文书P.3239《甲戌年(914年)邓弘嗣改补充第五将头牒》称“领步卒虽到毬场，更宜尽忠而效节。(50)”敦煌研究院藏001+P.2629《年代不明(964？)归义军衙内酒破历》也记载：“十九日，寒食座设酒参瓮，支十乡里正纳毯场酒半瓮。”(51)S．1366《年代不明(980—982)归义军衙内面酒破历》载：“二十一日，准旧十乡里正纳毬场胡饼四十二枚。”(52)这都是由十乡的里正管理毬场、时时整修的支出帐目单。
　　沙州归义军时期，毬场主要用于练兵，除此之外，还用于宣示诏谕、设宴等场合。《张淮深变文》就说“上下九使，重赍国信，运赴流沙，诏赐沿书，兼加重赐，金银器皿，绵绣琼珍，罗列毯场，万人称贺”，“到日毬场宣诏谕，敕书褒奖更丁宁”，“安下既毕，且置歌筵，毬场宴赏，无日不有”。(53)就是节度使新授旌节仪式，也在球场进行P.3773号)。P.3945《归义军时期官营牧羊算会历状》则记述了用羊充打球局席的例子，“二口羯羊，七月内宴设司用充打毬局”(54)。打马球也成为归义军宴设司用来招待外宾的活动。
　　受社会击毬练兵的影响，敦煌文学中有大量的材料。《杖前飞》外，还有《捉季布传文》“试交骑马捻毬杖，忽然击拂便过人”，《秋吟》“雕鞍骏骑，打毬绰绽之衣”等等(55)。
　　初唐时期，受波斯文化的影响，马球运动逐渐在市井贵族间流行。由于受突厥骑兵的影响，唐代实行轻装骑兵，军队重视个人骑术的操练。随着府兵制的衰败，募兵制兴起，唐代实行长行官健制。因此，唐玄宗于747年发布诏令，将马球运动推广到军队中。此后，马球运动得以大发展。
　　打马球，在宋代不如蹴鞠(踢足球)流行，主要在于北宋强调按阵图作战，战略上偏重于被动的防御，骑兵并不十分受重视。而辽、夏、金、元各代，由于游牧民族骠悍的骑兵在战争中起主导作用，打马球依然特别流行。
　　暨远志 深圳博物馆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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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陕西省博物馆《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李求是《谈章怀、懿德两墓的形制问题》，《文物》，1972年第7期。陕西省博物馆《唐李贤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4年。
　　②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中册，第7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③《史记》卷69《苏秦列传》，第2257页。《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或曰起战国之时。蹋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戏而讲练之。
　　④《西京杂记》卷2。
　　⑤《汉书》卷51《枚乘传附枚皋传》，第2367页。
　　⑥《封氏闻见记校注》卷6，[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中华书局，1958年。
　　⑦向达：《长安打毽小考》，认为球传自波斯，见向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80—88页，三联书店，1957年。阴法鲁；《唐代西藏毬戏传入长安》，认为马球传自西藏，《历史研究》，1959年第8期。林思桐：《唐代马球探微》，认为传自西域，见中国体育史学会编《体育史论文集(三)》，1985年。
　　⑧《全唐文》卷253《命吕休景等北制》中多次提到“蕃、汉兵马”、“诸蕃部落兵”。约指奚、契丹等部。《大唐创业起居注》称突厥“蕃人未是争须，胡马待之若渴”，及突厥以马千匹来太原互市。《南部新书》乙“蕃中飞鸟使，中国之驿骑也”，则指吐蕃。同卷“西蕃诸国通唐使处，置铜鱼雄雌合十二只”，西蕃又指西域少数民族。    
　　⑨ JamesT.Glin (刘子健)：Polo and Cultural change：From T'ang tO Sung China．Harvard Jounmal Of Asiatic studies，V45：1，1985．若思《关于“波罗毬”一词的商榷》，《历史研究》，1959年第8期。
　　⑩《文苑英华》卷348，《全唐诗》卷76。
　　(11)《封氏闻见记校注》卷6，[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中华书局，1958年。
　　(12)《资治通鉴》卷264“唐昭宗天复三年”，第8621页。
　　(13)《敦煌歌辞总编》中册；第720页。
　　(14)罗香林《唐代波罗毬戏考》，《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史学专刊》，V：1民国24年12月，收《唐代文化史》，民国44年，台湾出版。
　　(15)《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下》“安国”，第6245页。
　　(16)《文苑英华》卷175，《全唐诗》卷1020。
　　(17)《文苑英华》卷348，《全唐诗》卷76。 
　　(18)《文苑英华》卷59，《全唐诗》卷375。敦煌遗书中还有刘瑕《驾行温汤赋》，也提及打马球，卷号是P.5037、P.2976，与郑毬《开天传信记》卷3相应。刘瑕文校证本有潘重规《敦煌赋校录》和张锡厚《敦煌赋集校理》，载《敦煌研究》，1987年4期。
　　(19)唐耕耦主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283、284页。1990年。
　　(20)《古今图书集成》卷802《博物汇编·艺术典·蹴鞠部外编》，中华书局影印本，487册。
　　(21)《文苑英华》卷175，《全唐诗》卷96。
　　(22)《全唐诗》卷510。诗曰：“白马顿红缨，梢毬紫袖轻，晓水跷下裂，寒瓦杖头鸣。驻手胶粘去，分鬃线道并。自信无战伐，髀肉已曾生。”
　　(23)《古今图书集成》卷802《蹴鞠部艺文》。
　　(24)《新唐书》卷59《艺文志三》记载有《玄宗试马图》、《宁王调马打毬图》、《相马图》等，第1561页。
　　(25)《唐代丛书》中唐李《抚异记》。
　　(26)《新唐书》卷133《郭知运传附子英又传》载英又“教女伎乘驴击毬。”王建(宫词》也载“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毬。”《全唐诗》卷303《宫词一百首》。    
　　(27)谭蝉雪：《祭文》，见颜延亮主编《敦煌文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
　　(28)《资治通鉴》卷209《中宗纪》。
　　(29)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三“靖恭坊”。
　　(30)《全唐诗》卷333。
　　(31)同永崇坊、王源中事，见《唐摭言》卷15《杂文》。
　　(32)王国维：《古行记四种校录》，自李元阳本《通典》辑出。
　　(33)见陈祚龙：《敦煌古抄“凡节度使新受节仪”残卷校释》，收陈著《敦煌学海探珠》，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68年。拙文《张议潮行图研究》第二节。
　　(34)《文苑英华》卷175，崔湜《幸梨园亭观打毬应制》诗，另见《全唐诗》卷54。
　　(35)《全唐诗》卷883
　　(36)《东京梦华录》卷七“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
　　(37)《全唐诗》卷479。
　　(38)新疆博物馆：《丝绸之路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文物》1972年第3期。又见《丝绸之路——汉唐织物》，文物出版社，1972年。
　　(39)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八○，《唐敦煌壁画甲骑鼓吹》。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1年。
　　(40)蜀花蕊夫人费氏：《宫词》，《全唐诗》卷798。
　　(41)罗香林先生有详论，见《唐代波罗毬戏考》第四节“唐代君臣之打毬”。
　　(42)《封氏闻见记校注》卷六，[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中华书局，1958年。
　　(43)杨泓：《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军事装备的研究之一——北朝壁画中的具装铠》，(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词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军事装备的研究之二——鲜卑骑兵和突厥影响的唐代骑兵》，(1990年国际敦煌学论文集》，辽宁人
　　民出版社，1992年。
　　(44)杨泓：《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军事装备的研究之一——北朝壁画中的具装铠》，(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词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军事装备的研究之二——鲜卑骑兵和突厥影响的唐代骑兵》，(1990年国际敦煌学论文集》，辽宁人
　　民出版社，1992年。
　　(45)《新唐书》卷50《兵志》，第1328页。
　　(46)《新唐书》卷186《周宝传》，第5415页。《金华子杂编》卷上也记此事。
　　(47)《旧唐书》卷161《刘悟传》载李师古事。《陕西金石志·补遗》上之《刘沔碑并序》记载：刘沔“公善射，能击毬，与其辈角于公场，数胜”。
　　(48)《资治通鉴》卷253《唐僖宗纪》，第8222页。
　　(49)《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下，第6106页。
　　(50)唐耕耦《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293页。
　　(51)唐耕耦《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271页。施萍婷《本所藏(酒帐)研究》，《敦煌研究》创刊号。
　　(52)唐耕耦《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271页。施萍婷《本所藏(酒帐)研究》，《敦煌研究》创刊号。
　　(53)《敦煌变文集》，123、1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54)《敦煌变文集》，58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55)《敦煌变文集》，第63页，第812页。参罗宗涛《敦煌变文社会风俗事务考》第12章“娱乐”，台湾文史哲出版社，民国63年。
　　

唐墓壁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历史博物馆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