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1981年4月和10月，笔者有机会踏查了分布于陕西省渭河流域的唐代18座皇帝陵。有关唐陵的著述、论考、调查报告，面世者颇多，足可把握其概要[1]。至于专论尚需掌握充足的基础资料。近年，刘庆柱、李毓芳的《陕西唐陵调查报告》[2]得以发表，向我们提供了有关石刻遗存状况、建筑遗物的尺寸、陵园的平面图、陪葬墓的分布状况等系统的资料。
　　大多数唐陵都是依山为陵的“山陵”，这与华北传统的方锥形(覆斗形)封土的诸陵大相异趣[3]。唐陵的景观与渭河北岸咸阳原上的前汉诸陵的景观有着显而易见的区别。
　　本稿将踏查的重点——唐陵的陵园设计及景观特征作一考察，试图了解唐陵在营建时所实际采用的择地规范，同时像刘庆柱、李毓芳的报告一样，为进一步探索唐朝皇室埋葬制度提供一些有益的资料。
　　一 唐代陵区的地理环境
　　唐陵[4]，营建在陕西省渭河北岸广阔的关中平原北边，其分布大体可分为7个地区。
　　(1)乾县地区
　　这里有高宗李治的乾陵和僖宗李儇的靖陵。这个地区位于唐陵分布范围的最西端，该地区最早所建的乾陵距唐长安城(以太极宫为起点，以下同)75公里。靖陵东侧的泔河、乾陵西侧的漠河大体南北平行，这二河在从北至南缓慢下降的黄土台上侵蚀出深达百米的深谷沟壑，使之成为这一地区的东西两界。该地区的南部视野开阔，放眼可见较平直的地平线，北部是起伏不大的黄土高原，没有特别突出的山峰，视野亦较开阔(译者按：北面有五凤山，梁山本身鹤立鸡群)。
　　(2)礼泉地区
　　地区营建有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和肃宗李亨的建陵。早建的昭陵在乾陵东25公里，距唐长安城58公里。该地区的北部与乾县地区一样，是广阔的黄土台地，台地的南端与其下的冲积平原之间，在西伯利亚、鄂尔多斯大基岩之上堆积的厚厚黄土上面突兀而出一列石山。这一地区的西端是泔河的支流，东侧是泾河，这些河谷构成其东西界。南部的平原由于自西向东流去的泔河侵蚀，进一步缓慢下降，形成南面更低一些的平垣面，因而直至渭河的视线并未受到地形起伏的限制。
　　(3)云阳地区
　　这一地区在泾阳境内。营建有德宗李适的崇陵和宣宗李忱的贞陵。崇陵在昭陵东33公里，距长安城50公里，淳化县流向三原县的冶峪河从这一地区中部穿过，嵯峨山(1423米)和北仲山(1614米)东西对峙。嵯峨山之东有清峪河、北仲山之西有泾河，自礼泉延伸过来的“中条盖层”在清峪河以东便隐于黄土之下，不见突兀而出的山峰。这一地区的南北两面景观与礼泉地区相类似，由于山体高大、从南部的平处眺塑时，各个山峰与乾县、礼泉地区相比并不缺乏独立性。
　　(4)三原地区
　　这一地区营建有高祖李渊的献陵、敬宗李湛的庄陵、武宗李炎的端陵以及作为祖陵的太祖李虎的永康陵[5]。作为唐陵中最早的永康陵，位于长安城大致正北55公里的地方。这一地区看不到山峰，由西北向东南缓慢倾斜的平坦黄土台地和清峪河、浊峪河、赵氏河、石川河等形成的侵蚀冲沟成为这一地区的特征。四面视野都很开阔，如同西汉陵墓所在的咸阳原一样，是一处开放的地理环境。
　　(5)富平地区
　　这里营建有中宗李显的定陵、代宗李豫的元陵、顺宗李诵的丰陵、文宗李昂的章陵、懿宗李漼的简陵计5座陵。这一地区最早的定陵，在高祖献陵以北19公里、长安城东北68公里。以云阳地区的嵯峨山作为东界，埋没在黄土层下的中条盖层在这一地区的西限石川河以东再次凸露出来。形成东西连绵，海拔1000～1400米高的小山脉。这个小山脉的北部因堆积厚厚的黄土，致使其上成为平坦的台地，但石川河、白水河等的侵蚀使台地呈起伏状。这一地区，山峰的余脉向前方(南)平原地带延伸，呈现出相对高差100米的独立丘陵。南面的视野固然很开阔，但三原地区献、端二陵所在的黄土台地，或者富平县城北横列的丘陵都对视野有些限制。
　　(6)蒲城地区
　　这里有睿宗李旦桥陵、玄宗李隆基泰陵、宪宗李纯景陵、穆宗李恒光陵及让皇帝李宪的惠陵[6]。地区的东端，也就是整个唐陵区的东端坐落的泰陵，位于长安城东北108公里，与唐陵中最西端的乾陵相隔142公里。如同富平地区一样，中条盖层所形成的一些独立山峰高出前方的山丘300～500米，显得很突出。陵园都建立在独立山峰上。这一地区南面视野开阔，见不到限制视线的山峰、丘陵。北、西北方向较宽广，越过白水河的彼岸，广阔的黄土台地展现眼前。
　　(7)咸阳地区
　　渭河北岸的咸阳原上有先祖李昞的兴宁陵[7]、则天武后之母杨氏的顺陵[8]。兴宁陵位于长安西北17公里处，在汉高祖刘邦长陵的西南。从宝鸡市直至西安的渭河北岸是明显的河岸台地，特别是从兴平经由咸阳至泾渭交汇处一段被称为咸阳原，是典型的台原地貌。这一带的台地大致可分为上下两阶，上下阶之际有改造古成国渠而成的渭高干渠流过。上一阶的南侧建有西汉诸陵及陪葬墓，下一阶也分布有许多西汉陪葬墓。从渭河南岸的汉长安城附近向北望，西汉诸陵可一览全景。唐的兴宁陵陵园在台地下一阶靠里的部位，杨氏顺陵则在咸阳原西汉陵区之北。这一地区的北侧，由西向东的泾河，地表有一些隆起和下凹，但大体平坦的原野，使人们视域可达云阳地区的北仲山、嵯峨山，视野极广阔。从这一地带向南眺望，汉、唐长安城可尽收眼底。
　　二　唐陵的基本设计
　　在分别对各个唐陵加以说明之前，首先想对其基本设计要素作一个概说，以提供一个提示性的观察程序，这有一个模式图示可使这个概说一目了然。
　　(1)陵体
　　陵体是陵的中枢部位——玄宫的保护设施，唐陵的陵体有方锥形土冢(覆斗形)和山体两种。特别是后者，以自然的山峰作为陵体，因而称之为“山陵”，这种方式是唐陵和其他时代陵墓相比最为显著的要素。
　　以方锥形土冢为陵体的有高祖献陵、敬宗庄陵、武宗端陵，僖宗靖陵这4个陵。这些土冢规模都较小，如与汉帝陵比较的话，仅及西汉陵的l/10[9]。西汉陵除文帝霸陵外，其余10座陵土冢体积平均值为463022.8立方米。唐4陵大小不等，献陵146293立方米、庄陵20950立方米、端陵20711立方米、靖陵5687立方米，庄陵、端陵体积相若，献陵是其7倍，靖陵不及1/3。土冢的平面，庄陵、端陵、靖陵呈方形，献陵呈东西稍长的长方形。土冢作成长方形的先例有汉高祖长陵、惠帝安陵、隋文帝泰陵，其后有明太祖父母之陵等。如此多的开国皇帝之陵都筑成长方形，颇耐人寻味[10]。
　　除了以上4陵之外的14个唐陵均系因山为陵的“山陵”，山陵中依对山体的不同利用形式可大体分为两种典型形式：
　　①昭陵型：将高大的山体的一部分规划为陵体，以昭陵为形象端，其后依次有泰陵、建陵、崇陵、丰陵、景陵、光陵、贞陵、简陵等。
　　②乾陵型：将独立的山作为陵体，以乾陵为开端，其后依次有定陵、桥陵、元陵、章陵等。
　　(2)玄宫
　　玄宫即墓室。方锥形土冢的陵体是在土冢之南向着土冢开挖长斜坡墓道抵达墓室，而山陵则是在山腰穿凿隧道，再在山体开凿出玄宫，隧道的位置多选择在从山顶至南侧山麓之间脊棱左右的崖面上，其内部构造因尚无发掘实例不得而知，但泰陵、丰陵、景陵的墓道曾被掘出，经观察，先是在基岩上垂直下凿，作成纵剖面呈“L”形一墓道，在最里的崖壁上设墓门。墓道宽度，泰陵5.5、丰陵2.5、景陵4.4米；墓道的长度，以露出的部分来计测，泰陵20、丰陵25、景陵28米。曾经发掘过的乾陵墓道长65、宽3.87米；桥陵墓道长70、宽3.78米，其规模看来是有一定的规制的。从乾陵墓道的发掘可知，墓门外的墓道是用石条砌封的，并用铁拴板将石条相互连锁[11]。
　　(3)陵园
　　陵园指陵体周围神墙范围以内的区域。唐陵的陵园分内外两重，内外区之间以大体呈正方形的神墙区分开来。作为山陵，因神墙沿山脊走向而筑，多依地形有所变化。神墙是用板筑法夯筑的土墙，从桥陵的发掘来看，墙基宽2.8～3.0米，某些部位残存有石灰墙皮[12]。将陵园外区和陵园以外间隔开的神墙至今没有发现，其构造不清。据元李好文《长安志图》的“唐高宗乾陵图”，围绕在陵园内区之外，从乳台延续出有“外垣”，可看出其存在。
　　(4)门、门阙、角阙
　　门设置于内区陵园的四边。没有发现门的上部构造，故情况不明，调查过的桥陵发现有东西30、南北12米的南门基础。此外还在崇陵南门、景陵北门、光陵东西门等处现存有门枕石，特别是光陵东门残存着6个门枕石，大体保存在原来位置，从其位置分析，应为1门3间，一间宽3.28、总宽度13.3米，门基础前置狮一对。4门置石狮以太祖永康陵、世祖兴宁陵等祖陵为最早，作为帝陵，最早见于乾陵。在此前，献陵为走虎，昭陵则未见石狮。但九嵕山西南9公里的后寨村有一对走狮，令人联想可能是昭陵门前的的石狮[13]。桥陵以后的门狮分雄雌，雄狮卷鬣，雌狮直鬣。
　　门阙分别筑于4门外，各1对，是土心包砖式的三出阙，基底以石条环砌一周，以防止崩坏。门阙周围散布大量残砖破瓦。乾陵之后的门阙底部现存遗迹的测量值，平均为长16.6、宽10.7、门阙间距64.2米。门阙上部的建筑全部不存，根据现状复原非常困难，但懿德太子墓道的“阙楼图”，可使我们一窥往日阙楼外观[14]。
　　角阙是设立在内城垣四角的阙楼。据调查，乾陵西北、东北阙，桥陵西南阙的基底部都发现了石条。关于角阙的规模，可总结出来大体的尺寸，底部大约10米见方，高度保存最好的乾陵西南阙达10米。门阙也同样，基底部环砌石条，夯土台体包砌砖，台体上原应建有木构建筑。
　　(5)献殿
　　献殿是举行陵祭仪式的地方，建造在陵园的南门之内[15]。南门通常于玄宫墓道正面(南)设置，所以献殿恰好在玄宫——南门一线上，若从这里看陵体，献殿恰在土冢或玄宫穿凿的崖面的正对面。
　　(6)神道石刻
　　神道即陵园正面的御道。在唐陵中都设在献殿之南的南门外，神道两侧夹峙排列着石刻。石刻内容自北向南依次为武官10对、人马5对、鸵鸟1对、翼马l对、石柱1对。此外武官像的北面还置有蕃酋像。
　　蕃酋像是臣服于唐王朝的西方诸国的国君像，从太宗昭陵开始出现，后见于乾陵、泰陵、崇陵、简陵等陵[16]。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中通过对附近农民的调查，定陵、桥陵、建陵等原也立有蕃酋像，并指出唐18陵可能普遍放置有蕃酋像。
　　10对武官像在泰陵以后变为“左文右武”的配置。唐以前不乏陵前立武官石像之例，洛阳市邙山北魏孝庄帝元子攸的静陵、富平县西魏文帝元宝炬的永陵都有[17]，唐的武官像是从北朝继承的传统。
　　文武官像之南接续排列5对石马，石马旁各立一个控马官石像。这样的人马，除神道两侧外，在陵园北门外的双狮以北立有3对，排列在北门外道路两侧，两两相向。
　　鸵鸟的设置始于乾陵，桥、泰、建、崇、景、光、庄、贞诸陵也都可确认有鸵鸟。鸵鸟是在石板上的浮雕，设计成脚踏仙山的形态。将禽兽雕成浮雕立于神道两侧的做法被以后的北宋所继承，但北宋陵以马头鸟取代了鸵鸟[18]。
　　翼马也始自乾陵，后成为有唐一代陵前石刻一直沿用的主题之一[19]。桥陵以后的翼马腹下雕出云柱，但这种云柱在早期就曾见诸于永陵和兴宁陵了。永康陵、兴宁陵的类似马的石兽因系继承西魏文帝石兽形象，在神道石刻排列位置关系的变异中，渐次演变成翼马。
　　石柱也称为望柱、华表[20]。石柱出现于东汉，南朝继承了这个传统，在神道上竖立大型石柱[21]。南朝的石柱由雕有两龙相向的石座、上部带有题额的瓜棱形柱身、莲花盖及狮子柱头四部分组成。而唐陵石柱则由莲花座(泰陵为圆座)、八棱柱身、宝珠柱头组成。但献陵的石柱是龙座、狮子头，较为接近南朝，可看出其演变过程[22]。
　　(7)乳台、鹊台
　　乳台修建在神道石刻之南，距南门平均距离600米；鹊台建在下宫之南，通常距南门2～3公里[23]，这两组阙也都是三出阙，左右对称排列在以神道为准的中轴线两侧。乳台双阙的间距平均175米，鹊台间距130米。可以说，乳台是陵园外区的南门，鹊台则是陵域的兆门。南门阙、乳台、鹊台是神道中轴线上递进的三对阙，使得陵的正面有一种递进的层次感，这种设计是承袭并发展了的汉代陵制，在此后延续至北宋。
　　(8)下宫
　　下宫是陵的管理署以及谒陵时的住所，建在鹊台以内的神道西侧。下宫最初称为寝宫，设置在陵体近旁，具有供陵主灵魂起居的功能，从乾陵以后离开陵体，演变成为陵台官署意味很浓厚的设施。昭陵的寝宫在德宗贞元十四年失火被焚后移至山下，遂称之为下宫[24]。
　　(9)陪葬墓区
　　皇帝在陵域内赐皇族勋贵以葬地，使他们埋葬在陵主附近谓之“陪葬”，这类墓称为“陪葬墓”[25]。一般来说，历代的陪葬墓都集中在一定的范围内[26]，大体在乳台和鹊台之间的神道以东设陪葬墓区，陪葬区里陪葬墓的分布规律是，皇族的墓距陵体最近，群臣墓稍远。陪葬墓的数量以现存的土冢计，献陵30，昭陵167、乾陵17、定陵6、桥陵10、泰陵1、建陵8、景陵2、光陵1、庄陵1，在昭陵后数量急剧减少[27]。原则上，陪葬墓与陵体要能互见，这种位置关系在昭陵陪葬墓区表现得较显著。关于陪葬墓的分布状况，拟在另稿论及。
　　以上是唐陵的基本设计及各构成部分的概要。下面根据踏查记录等资料将唐18陵的外观特征作成景观图依地区从西向东逐个介绍。
　　三　唐十八陵的外观
　　(1)乾县地区
　　唐高宗李治乾陵[28]
　　乾陵以乾县城北5公里海拔1048米的梁山为陵体，环绕独立峰山体设定陵园。陵园的平面大致呈方形，其规模东西1450、南北1582米。梁山南麓呈鼻梁状向山下伸出，南端左右隆起。从前方仰视，梁山前有两座对峙的山冈。通向玄宫的墓道开凿在梁山南斜面从山顶稍向下的位置，从这个地点俯瞰南面山下，可以看出从直下方的献殿始，通过前方二山冈之间向前伸展出的神道，从北往南，蕃酋群像、南门阙、神道石刻及二山冈上的乳台夹峙在神道两侧。经过二山冈南一片不可视(死角)区域，可远眺到乾县城西北张家堡附近残存的鹊台恰在神道的延长线上。若站立于梁山山顶，陵园4门、4角楼尽收眼底。在左方的视野里，章怀太子、永泰公主、懿隐太子三座墓园东西排列，附近散布着其他陪葬墓。右前方的山麓由于流经梁山以西的漠西河侵蚀而形成深谷，使得陵园西南隅的神墙因地形向内侧凹入。梁山山顶与陪葬墓所在的原野之间高差约300米。在南面缓坡状原野的广阔带上仰视山体，稍有视觉的压迫感，但在神墙以内由于山体陡然升起，呈现出优美的曲线。此外，乾县城一带的地势比陪葬墓区一带又低50米，从这里眺望乾陵，可看出缓坡上陪葬墓区之后的乳台二山及最后方的山陵，是一种层次感立体感很强的景观构图。
　　唐僖宗靖陵[29]
　　靖陵位于乾陵东南5公里、乾县城东北4.5公里的地方。是方锥形土冢陵体的唐陵，但与同是方形土冢的咸阳地区西汉帝陵和三原地区唐陵的不同点在于，靖陵将陵园的所在地点择在一处独立的高冈地顶部。陵园呈边长480米的方形，方锥形土冢大体在陵园中央部位，边长40、高8.6米。从南门向南伸出的神道直至缓坡下。山冈的南斜面距南门325米的前方存留着在神道两侧夹峙的乳台。其下的斜坡与乾陵陪葬墓前方的台地斜面可连续在一起，斜坡前方(南)是广阔的原野。陵园设在山冈顶部大体平坦的面上，但陵园西北稍高，这使得在陵体上眺望乾陵时有些遮挡，不能看出乾陵全貌。只有站在山冈顶部的最高点，才可将乾陵所在的梁山山貌和乾陵陪葬墓一览无余。此外，乾陵陵域和靖陵陵域之间横贯一条南北走向的侵蚀谷，谷宽200米，深60米，谷壁陡峭，将东西两边隔开。靖陵所在的山冈海拔820米。台地的南端与后方的黄土台地之差仅30米，但与南面展开的冲积平原之间的高差达160米，从前方仰视时，可以被认作是一座山。陵园虽为起坟形式，但由于土冢起筑于山顶部，又将乳台配置在斜面上，应当说有与借地势以筑山陵接近的取向。
　　(2)礼泉地区
　　唐肃宗李亨建陵[30]
　　以礼泉县城北12.7公里、海拔1036米的武将山为陵体，设计出东西1550、南北1450米的陵园。陵园的平面由于地形和山势走向而歪曲，整体不太规整。南北两门的连接基线与东西两门的连接基线在陵园中央交叉，大体呈直角，墓坑位于交叉点的近旁。武将山的最高峰在陵园内的后方，其东与稍低的山峰一脉相连。最高峰的西南伸出山脊，其中最高峰向南伸出的山脊将陵园左右分开，右侧的山脊又在南门附近分为两叉。最高峰伸向西南，东峰伸向南方的两条山脊将中央的山脊左右环抱，东西二门阙也就设置在这两条山脊接排上。墓坑在最高峰南500米中央山脊左右分叉处的制高点以下，这个地点恰好是分叉谷的顶端。南门设立在墓坑右手山脊向左分叉的地方，由于南门以外山脊分叉形成渐宽的山谷，神道的石刻群分左右两列排于山谷两侧隔谷相望，这在唐陵中是仅有之例。南门外763米处神道两侧的山脊上建筑乳台。武将山南麓的数条山谷在南门以南2公里处收拢为一，将原始黄土堆层侵蚀成谷，直达南部成为冲积平原。东门和西门分别设置在与中央脊隔谷相望的山脊上，北门则设置在武将山最高峰稍下降的缓坡上。据1961年的调查，建陵的陪葬墓位于南门西南2.3公里处，计有5座(其中3座已被削平)，乳台以东亦有3座(均被削平)。下宫遗址位于南门西南1.5公里的平台上。
　　如果站在墓坑附近的山腰向南俯瞰，眼前的山谷向左弯曲，视线立刻会碰到从左手伸出的山脊斜面。在正面山脊上虽可远眺南门，但从墓坑附近却看不到神道上的石刻，直到登上最后的高峰，才可使之进入可视领域之内。若从南门所在地向下俯瞰，左右山脊稍内的神道石刻相对排列的阵势可尽收眼底。武将山北麓覆盖着深厚的黄土，形成宽阔平缓的斜坡地，西麓覆盖着深厚的黄土，形成宽阔平缓的斜坡地，西麓也同样是开阔的黄土台地，而东面的峡谷则呈现出富于起伏的地形。
　　唐太宗李世民昭陵[31]
　　位于礼泉县城东北16.2公里、建陵东北5.4公里处，以海拔1188米的九嵕山为陵体，东北麓和南麓分别设有1门，可据此划出陵园的大概位置，东、西门尚未得到确认，该陵园的平面形状难以复原，推测应当是以被称为“唐王岭”的九嵕山最高峰为大致的中心，陵园环绕其周。唐王岭的东北麓和西南麓是较缓的斜坡地，西北麓及南麓向主峰侵蚀进去，使南坡显得很陡峭。在东北麓距山顶还有100米高的地方设置北门，门内原建有祭坛。山顶的西南、南、东南分别是向下伸出的山脊，其中南面的山脊很快又左右分叉，其间形成断崖。昭陵的墓坑即开凿于这个崖面的上方，从崖下又向南伸出较缓的山脊，山脊的下端原建有献殿和南门。从山顶向西南伸出的山脊，越向下越宽，下部形成宽达500米的平缓台地，这里设置过寝宫，至今在附近还散落大量瓦砖。寝宫的西南又隆起，形成一小峰，这个小峰是唐朝的开国元勋魏徵的葬所，唐王岭东南700米是埋葬着新城公主的隆起山峰，这座山峰向南、西分别伸出较宽的山脊，其南侧的山脊上北南排列着长乐公主、城阳公主的墓园，西侧的山脊下方分布着以燕妃墓园为中心的7座墓。九嵕山东南麓一带是安置皇家成员墓葬的地方。九嵕南麓的山谷在南门以南1公里处收拢为一，直至山下的冲积平原。平原地区与唐王岭之间约4公里，其间是连绵起伏的800～900米高的山峰。站在九嵕山顶向南俯瞰，右下方的寝宫遗址、南方下部的献殿及南门遗址、左下方的公主、妃嫔墓群均可收入眼底。再向远方眺望，越过眼前的山峰，横贯着泔河的广阔平原展现在面前。透过从南向西的山峰间隙还可以看到分布在平原上的大量陪葬墓。若从山顶观察平原上陪葬墓的分布状况，可以发现一个现象，陪葬墓集中在可视领域内，而不可视领域内则很少有陪葬墓。这很可能说明陪葬墓在择地时，有意选择在可以直接仰视主陵的地方。
　　九嵕山的北面展开有平坦的黄土台地，其东西两侧有侵蚀进来的深150～200米的峡谷，从山顶向西望，可看到建陵所在的武将山。若从平原部的陪葬墓区仰望九嵕山，其山下的峰峦叠嶂似隐似现，唐王岭的身姿从连绵的峰后凸显出来，给人以临绝之感。
　　(3)云阳地区
　　唐宣宗李忱贞陵[32]
　　贞陵陵园所在北仲山位于九嵕山东北13.6公里、泾阳县城西北32.6公里处，与东面的嵯峨山相距20公里。北仲山的最高峰海拔1614米，其东西及南面山峰连绵，全山范围东西18、南北15公里。西麓由于泾河侵蚀而形成断崖。东麓以冶峪河为界与对岸的嵯蛾山西麓紧邻。陵园规划在主山体东部的南坡上，其规模东西2.2、南北3.3公里，以一条南北向的山脊为中轴，左右两侧大体平行的山脊上筑东西神墙，北门与南门的高差达450米，这种程度的落差为唐陵之最。陵园平面大幅度前倾，墓坑开凿在中央山脊南端制高点(海拔1014米)略下处。在这里山脊又分为“八”字形两条分开的小山脊，墓坑右手的小山脊向前延伸，其南端设置陵园南门。下宫以瓦砖分布的情况分析，推测建在神道右侧鹊台以内，从墓坑上的制高点向南俯瞰，南门、神道石刻、泾河及平坦的原野呈现眼前。可以看到东西门阙分别在一谷之隔的山脊上，而北门由于山峰遮挡则完全看不到。
　　唐德宗李适崇陵[33]
　　崇陵所在的嵯峨山在长安城北北东51.6公里，西距北仲山20公里，山体范围东西18、南北9公里。嵯峨山西有冶峪河、东有清峪河为东西两界。崇陵陵园建在海拔1428米的主峰东南3公里的东峰南坡上，陵园东西长2.5、南北宽1.9公里，与贞陵平面恰相反，呈东西长的不规则矩形。陵园北部凸出两峰，峰间鞍部的北坡上建有北门，两峰的南坡分别伸出较宽的山脊，这两条山脊越向下越宽，使两侧挤近，在陵园南门附近形成峡谷。峡谷里的山谷较宽，呈袋状，山谷中央正好在对应北门处向南伸出一条小的山脊，山脊隆起部位开凿墓坑。墓坑前方是山谷，谷底向左斜，其右侧的山脊由此展出平缓的坡面，神道及乳台就设在这个坡上，这种神道设置法与建陵有类似之处。从墓坑附近向南眺望，这个方向可以看到缓坡上南门阙至乳台间排列整齐的神道石刻，再向前的一段由于地势进一步下降，使得山坡与平原间有一部分被遮挡而成为视线死角。而远方的平原却宽广平坦，云阳、三原、泾阳的城镇一览无余。不过，在这个位置上看不到东、西门阙。
　　(4)三原地区
　　唐敬宗李湛庄陵[34]
　　庄陵位于三原县城东北12公里、富平县城西南14公里的地方，其东9公里为太祖李虎永康陵。庄陵是起坟丘形式的陵园，如同咸阳原的西汉陵一样，选择台地的南缘作为造陵之地，陵体是一座边长57米、残高17米的方锥形土冢，封土周围环绕着东西490米，南北480米的神墙。南门以南500米处的台地边缘地势下降，台地与其下的平原高差达80米。乳台建筑在台地上的边缘，距南门630米。在神道向南的延长线上，台地以下的村落中可看到一对土阙，应为鹊台遗迹。从陵冢上向四面瞭望视野很开阔，西面的嵯峨、北仲两山，东面的武宗端陵、高祖献陵所在的台地，南面广阔平原上，三原、高陵的城镇均无遮拦。陵园以北800米处残存陪葬墓1座。
　　唐武宗李炎端陵[35]
　　端陵在庄陵东南6.5公里、富平县城西南9.6公里的地方。也属于起坟丘形式的陵园，封土边长68米、残高15米的方锥形封土四周环绕着东西540米、南北593米的神墙。乳台同庄陵一样建在台地的南缘，与南门阙间隔200米。附近台地与台地之下的平原部高差达120米。从台地边缘的崖上眺望，三原县向东流去的清峪河彼岸、远处的高陵县城以及地平线上的骊山轮廓便展现于眼前。
　　唐高祖李渊献陵[36]
　　献陵在端陵东4公里、富平县西南6.5公里处。这个位置在三原县城东北20公里、高陵县城北东17.4公里，距长安城49.8公里。同前两陵一样，陵园建在台地南部近边缘处，陵冢也是方锥形，底边东西138米，南北117米，略呈长方形，残高19米，顶部东西37米，南北11米。围绕陵冢的神墙东西781米、南北710米，东西长于南北，与陵冢呈近似形，陵园四门各置一对石虎，神道上还配置石犀一对、望柱一对，石刻的内容不同于其他唐陵。石望柱立在南门以南450米处，恰在台地南端边缘，其前方是下落90米的土崖。站在崖上视野宽广，可向南展望广阔的平原地区。在陵冢上可清楚看见台地上星星点点的陪葬墓，西面台地上的端陵陵冢也可遥遥相望。
　　(5)富平地区
　　唐懿宗李漼简陵[37]
　　作为简陵陵园陵体的紫金山是一座海拔889米的山峰，系耀县以东横列东西20公里的绵延山脉中的一座。其位置在富平县西北19公里、耀县西南7公里处。陵园将整个紫金山包围，东西1.3公里、南北1.35公里，平面大体为正方形，北门和西门在山上，东门和南门在山脚下，高低错落，南北门一线与东西门一线基本呈直角交叉，墓坑位于交叉点上．也就是陵园的中心。陵园北侧是被称为石马岭的高台，这是一个海拔1000米左右的平坦台地，东西3公里、南北1.2公里，范围较大。北门就建在台地上，门外地势更高，挡住了向后瞭望的视线。北门的前方(南)形成一条深谷，高台地的平台面从北门右侧(西)前伸，直至紫金山项。从山顶向南伸出三条山脊，呈三叉状分开，中央山脊先是形成马鞍形下凹，然后再隆起形成一小山包，墓坑开凿在这个小山包的南坡，南坡又向两翼分叉，墓坑处便呈现出凹窝状。墓坑所在的中央山脊为两侧的山脊左右环抱。从墓坑背后的制高点上向下俯视，可以看到数条山谷自后方左右分别向下切割延伸，其中的一条山谷从南门向乳台及神道斜切过去，远景是宽广的山下平原，左侧(东)视线受到唐代宗元陵所在的檀山限制，看不到其南的平原。另外，若眺望东门方向，可远远望见唐文宗章陵所在的天乳山和唐中宗定陵的凤凰山。
　　唐代宗李豫元陵[38]
　　元陵建造在富平县西北16公里的檀山上，与简陵之间距离3.5公里。檀山东西3.5公里、南北2.1公里，是一座海拔851米，与山下高差160米的独立山峰，元陵陵园包围在其东南部。陵园东西1.6公里、南北1.2公里，平面大体呈东西长的长方形。北门在山上，西门在山腰，东门、南门在山下，墓坑正好开凿在南北门中轴线上，乳台在南门外700米处，鹊台在乳台南3公里处，都在中轴线的延长线上。檀山的北坡较为和缓，而南坡则较陡峭，这为墓坑的开凿提供了合适的地形。山顶分别向左右伸出山脊，在南坡中轴线两侧形成巨大的弧形，使墓坑部位处于斗弧圈的中心，坡面的数条小山脊重重环护两翼。从墓坑上的制高点环视四周，北面是海拔1000米的山峰，挡住向北的视野，西北方的简陵、东面的文宗章陵和中宗的定陵均可看到。前方(南)视野开阔，但右手(西)的山体限制了西望视线。
　　唐文宗李昂章陵[39]
　　章陵所在的天乳山海拔738米，北侧高差80米，这是一座东西1公里、南北仅600米的小山岗，西距檀山3公里，东南距唐中宗定陵的凤凰山3公里。陵园环绕了天乳山的一大半范围，平面呈正方形，边长1.2公里。除东门设置在山腰，其他三门都建立在平地上。墓坑开凿在陵园中心，即天乳山制高点之南的小山脊半腰。这条山脊左右两侧伸出两条更大的山脊，使得墓坑附近处于山南坡的谷底深处。南门位于墓坑南700米处，乳台在南门外600米处。从山顶展望，东南方与凤凰山北麓间隔着一条叫做宫里沟的山谷，西面可看到檀山东麓，北面接近连绵群山，视线限制在3～4公里以内，若将视线沿群山向东西两侧移动，可远眺西方的简陵紫金山和东方的唐顺宗丰陵所在的金瓮山的山影。
　　唐中宗李显定陵[40]
　　营建有定陵的凤凰山位于长安城北北东68公里、富平县城北北西13.6公里处，这个位置在高祖献陵以北19.4公里、太宗昭陵东北东66公里。定陵与富平地区其他唐陵位置的关系为：西北西9公里为简陵，西5.6公里为元陵，西北3.1公里为章陵，东北8.8公里为丰陵。
　　凤凰山海拔807米，比高差180米，是一座东西4公里、南北2.2公里的独立山。从顶峰向五个方面伸出放射状山脊，很有特点。定陵陵园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宽1.5公里、南北长1.75公里，墓坑开凿在从山顶向南伸出的三条山脊中间的山脊上，东、西两门分别建在左右两山脊上。凤凰山的北坡比南坡要平缓些，北门就设在北侧缓坡上。墓坑的位置大体在南北门一线与东西门一线的十字交叉点上，墓坑及东西门一线在整个陵园平面上偏南。南门在墓坑以南600米处，乳台在南门以南800米处，鹊台则远在南门以南2.86公里处。定陵的陪葬墓现存6座，全部分布在陵园东南。若将陵园南墙的平行线从乳台和鹊台分别向东引出，6座陪葬墓恰好分布在两条平行线之内。此外，鹊台以西800米有北周文帝宇文泰的成陵。
　　从墓坑上方的制高点向下俯瞰，设置有东西门阙的两条山脊从北向南延伸将中央山脊的墓坑左拥右抱，所以左右的近景受到一定的限制。正前方(南)的视野很好，南门、乳台、鹊台一线及东南部的陪葬墓可尽收眼底。连富平县城以北东西横列7公里长的丘陵也可远远望见。凤凰山以北2公里处有高仅80米的小山(海拔776米，东西0.9公里、南北1.0公里)；东北东3.5公里有高60米被称为帛阳山的小山(海拔656米，东西1.1、南北1.3公里)。这两座山与凤凰山西北3公里的章陵天乳山包围在定陵后方(北)。富平地区的其他4座唐陵也都在定陵后方(北)，这些均可在凤凰山顶眺望得到。
　　富平地区的唐陵文物保护工作开展较晚，定陵凤凰山、章陵天乳山、元陵檀山均因农民采石而使陵山的景观遭受严重破坏，尤其是元陵檀山的采石范围一直威胁到墓坑附近，而在不久的将来，定陵陵园亦大有被破坏殆尽的危险。
　　唐顺宗李诵丰陵[41]
　　元陵、章陵、定陵所依托的山脉在耀县以东20公里处中断，群山退向北部，代之以宽阔的平原地带。丰陵建造在前述山脉东端的一座海拔851米高的金瓮山上。其位置在定陵东北8.9公里处。金瓮山西北1.3公里高耸着海拔1065米的太白山，其间以一条山脊相连。丰陵园是将连绵山脉中的一个峰即金瓮山间隔开，以这座峰为中心建立的。陵园东西1.5公里、南北1.7公里，是个南北稍长的长方形，墓坑也是开凿在东西门轴线和南北门轴线交叉点的附近。东门和南门建立在山脚下，西门建在与金瓮山一谷之隔的另一条较平坦的山脊上，北门的位置较为例外，设在从太白山山体的隔断，视线很短窄。金瓮山顶向南伸出三叉山脊，墓坑开凿在中央山脊的上部，南门在墓坑南900米处，乳台又在南门以南700米的地方。如果站在金瓮山的顶部向南看，右手(西)可见定陵的凤凰山、章陵的大乳山等5座独立山峰。从神道至东面的广大区域是一览无余的原野。再向东方遥远处眺望，蒲城地区诸唐陵所在山影隐约可见。
　　(6)蒲城地区
　　唐睿宗李旦桥陵[42]
　　桥陵位于长安城东北93公里、蒲城县西北10公里处，桥陵所在的丰山海拔751米，比高差200米，山体东西3.l公里、南北2.5公里。陵园范围内将丰山及东北方海拔806米的赵山、海拔765米的尖山全部囊括进来，陵园的东北部依山势形状不规则。陵园总体规模，东西最长3.4公里、南北最长3.9公里，东西两门间距2.9公里、南北两门间距3公里，丰山山顶向南伸出左右两条山脊，其中左侧(东)山脊再度隆起，形成一个小山包，这个小山包又分别向下伸出三叉状的三条山脊，墓坑开凿在中央小山脊的上部。东西门之间的连线恰好通过墓坑处，南门在墓坑的正南方，而北门的位置在墓坑正北800米偏西处。乳台设在南门以南690米的地方，这个位置距墓坑1.5公里。下宫营建在南门以南2.8公里处。桥陵的陪葬墓经确认的有10座，均分布在陵园外的东南部，分布范围呈东西4.5公里、南北1.8公里的长条地带，在这个范围中还营建有唐睿宗的长子让皇帝李宪的惠陵。站在丰山山顶展望四周，前方的近景是南麓缓坡上的神道和东侧平原上散布的陪葬墓。陪葬墓区以南为一条叫做漫泉河的河沟，南北向流出6公里，河沟周围是向心倾斜的缓坡洼地。西方的视野很开阔，可远望唐顺宗丰陵所在的金瓮山及太白山。北方隔着5公里宽的平坦地是海拔1300米的连绵山脉，由于谷地很宽，丝毫没有压迫的感觉，东北方向越过赵山可以看到唐宪宗的景陵。
　　唐宪宗李纯景陵[43]
　　营建着景陵的金炽山在蒲城县西北9.2公里、桥陵丰山东北东4.7公里处，海拔872米，比高差300米，山体规模东西3.2、南北2.8公里。陵园设在金炽山山体的南半部，其平面依山势变化大体呈六角形，东西最长3公里，东西两门间距2.8公里；南北最长(正好是南北两门间距)2.5公里。金炽山最高峰在陵园北部，这座峰向西南方伸出一条大山脊与陵园中部的山峰相连。中部山峰向南伸出数条山脊，处于中央的山脊上开凿墓坑，另有两条山脊左右相拥在墓坑周围。墓坑恰在南北门连线上，但东西门一线，没有与墓坑重合，而是通过墓坑北边的制高点。南门在墓坑以南700米，乳台又在南门以前626米，最南端的鹊台则距南门2.9公里。鹊台以北的神道西侧是原下宫遗址，乳台东南及下宫以北分别存留有一座陪葬墓。在墓坑上方的制高点上瞭望四方，金炽山南面缓坡上是神道一线贯穿的南门、乳台、鹊台，从制高点上还可俯瞰让皇帝惠陵及桥陵陪葬墓的土冢。更远的东边是蒲城县的城镇边上向西增高的台地轮廓。金炽山西面的桥陵丰山、赵山、尖山因距离不远而使西望视线大受影响。东方无甚遮拦，坐落在唐玄宗泰陵以西的金粟山可远远望见，此外，东北方向唐穆宗光陵所在尧山南麓也可隔谷相望。景陵的金炽山北高南低，所以从墓坑上的制高点向北看的视线受到山峰阻隔，看不到北门及其以北的景观。如在北门向北方眺望，东西尧山余脉向西迫近，东侧视线受到限制，而西侧方面较开阔，西北6公里突起的群山以内的地貌可俯瞰无余。
　　唐穆宗李恒光陵[44]
　　光陵建在蒲城县城以北12公里外的尧山，陵园只占据了尧山的一部分。尧山是长9、宽4公里的一组连绵起伏的连山，海拔1000米的数峰连为一体从西南延伸至东北。光陵陵园的东北部占据了尧山的西峰，这是海拔1091米的峻岭，其东北、西北、西南三面各伸出一山脊，均由数座连绵的山岭构成。墓坑开凿在从西峰向西南伸出的连绵山岭中最南端的岭上。这条连岭山脊的西侧是一条山谷，设有西门的陵园西部的山脊，与墓坑所在的陵园中部山脊被山谷从中隔开。陵园东西2.4公里、南北2.9公里，平面大体呈长方形，山于陵园东南隅地势的变化而显得不规则。墓坑的位置选择在南北门一线与东西门一线交叉的部位。南门设置在墓坑南800米处，乳台建在南门以南700米处。西门位于与墓坑一谷之隔的山脊上，东门则位于尧山东南麓的高台上。尧山的北麓与南麓的陡峭恰相反，是较和缓的斜坡，北门就建在斜坡上。光陵的陪葬墓只现存乳台南面偏东1.4公里处的1座。
　　站在墓坑之上的山上环顾四周，南面缓慢下斜的山坡，被尧山西麓发展而来的侵蚀山谷横拦切断。山谷以南的原野一直延伸至10公里以外的蒲城县城，原野上仅有一些小的起伏，并未形成视线死角，所以南面平原部的地貌基本可以尽收眼底。西面隔着深谷可望到景陵。东面的尧山东南麓猛然隆起，南侧形成陡坡，东面远方可遥望营建着玄宗泰陵的金粟山。光陵同景陵一样，由于陵园北部的山峰高起，在墓坑上方的制高点上完全看不到北门及北侧地貌，只有站在北门附近才能展望北面的地貌。北面的地貌景观同桥陵、景陵一样，也有很宽的谷地将陵园所在山与远处的连脉隔开，山脉以北则不可视，东北方的大地较开阔，可以看到白水河彼岸的台地边缘。
　　唐玄宗李隆基泰陵[45]
　　泰陵所在的金粟山位于蒲城县城东北12公里处，与位于蒲城地区西端的桥陵丰山相距19公里。金粟山范围较大，东西4.2公里、南北2公里。山体分为东西2座较大的峰。东峰海拔850米，西峰海拔819米，泰陵陵园将西峰环绕，东西1.2公里、南北1.3公里，平面大致呈方形，墓坑恰好在南北门中轴线上，位于陵园中央的山即金粟山。西峰被称为尖山，尖山从山顶向左右伸出宽的山脊，东西两门就分别设在这两条山脊上，尖山南侧中部向南伸出的短山脊中腰开凿着墓坑，处于两侧山脊的环抱之中。金粟山北坡与陡峭的南坡相反，是较缓的斜坡，没有大的起伏，一直延续到北面的平地。北门设置在北面的缓坡上。南门在墓坑以南800米，乳台在南门外550米，下宫在乳台以南600米的位置，乳台东南1.3公里处是作为陪葬墓的高力士墓。泰陵周边的地形富于变化。从尖山山顶向南俯瞰，可看出在南门附近的地段两侧，东西山脊的最下端向中间略收，山脊上的东西门两相对峙。两侧的山脊下部被称为石峡沟的侵蚀谷截断，沟对岸再度隆起，形成名为峄山的山冈，挡住了远望的视线，东侧的山脊内收后在南门东南消失于平地上，所以东南方的视野较宽广，但尖山东南4.7公里叫做不群山(海拔625、高100米、东西1000米、南北500米)的小山东西横挡，展现出一片荒地。尖山西北连接有海拔820米、东西2500米、南北1200米的山体，两山之间横隔一条很宽的山谷。尖山东3.8公里、不群山北2.8公里耸立着海拔712米的白堂山。若从尧山向东眺望，金粟山南坡的洼峭山崖和远方的白堂山的轮廓展现在眼前。北方的视界很宽，流经金粟山以北10公里外的河道也可看到。
　　四　关于唐陵选地之我见
　　以上我们可以得出唐18陵外观结构的初步印象，最后笔者试图将唐陵景观特征作一归纳，对于唐王朝皇室理想的建陵地点，特别是葬地选择的规范做初步的探讨。
　　若将唐与前代、后代的帝陵作比较，可以看出唐陵景观具有相当明显的特征。如以方锥形土冢为陵体的西汉诸陵，选择渭河北岸咸阳原上作为造陵之地，使建造在台地南缘的9座帝陵均可俯瞰渭河彼岸的汉长安城，其景观大体相似。但是，唐陵中的大多数是因山为陵，为了营建这种特异的山陵，随着山体形状不同，陵园的外观不得不发生一些变化，以至于一个与一个不同。对于变化多样的唐陵若通观分析，仍可看出一些共同的规范(律)，在选择作为陵体的自然山峰时，也是有一定的选择标准。为了将这些葬地选择规范明确揭示出来，在此特将唐陵景观的可见共同要素，从陵体展望四周景观以及从前方仰视陵的外貌等几个问题上作一总结。
　　(1)陵周边的景观
　　由于唐陵的分布都在渭北平原的北部边缘地区，陵以南的视野通常很广阔，可以一直看到渭河以南的秦岭山脉。其间没有阻断视线的山峰，为了充分利用这种有利地形，各陵都避免使神道前方(南)有距离较近的丘陵影响视线，通常选择山脉中最南一列山峰作为葬地。陵北方的视野除富平地区的中宗定陵、代宗元陵、文宗章陵这3陵外，大部视野开阔，若站在陵体的最高点，让人感觉，陵都营建在一个较为开放的空间之内。可以说，唐陵择地的一个原则便是重视开放性。唐陵的分布是以长安城为扇轴呈扇形展开的，但各陵的神道方向并非就必须朝向长安城的方向，实际是以陵园南北中轴为基准，然后参照山势作左右修正而定的。作为陵园内区界限的神墙，其南墙几乎无例外地与神道垂直相交，东西神墙与神道方向平行。此外，由于东西门的位置以神道为中轴线而相对称，东西神墙与南端的接点上所设置的东南、西南角阙也是对称的，所以从玄宫入口(墓坑)向南门看时，视野中的左右侧大体均衡。因四角的角阙构成方位感，若从墓坑展望四周时，在东南角阙至西南角阙之间的视野可以明显地感觉出是南方。将陵园前方东西侧分开的中轴线，当然成为从南门向南延伸的神道。那么墓坑至东南角阙的延长线与神道之间的空间为左前方。墓坑至西南角阙的延长线与神道之间的空间即为右前方。在这里来看各陵城内的布局，乳台之南神道以东是陪葬墓区，以西是下宫的所在地。就是说站在墓坑的地点面向南方，使人一眼看到左前方是开阔的陪葬墓群，右前方是伫立的下宫。这样，就将献殿、南门、神道石刻、乳台、鹊台、东西角阙、陪葬墓、下宫等一座座建筑或石刻揽人怀中，并且又可展望广阔平原的景观，这正是唐人作为理想中的陵地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
　　(2)陵的外观
　　由于唐陵的陵园设计是坐北朝南，设计者如果从外观考虑的话，也一定充分考虑过从南向北眺望的效果，特别是山陵。站在神道南端遥看山腰时，南坡的景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陵园的印象，这样说不为言过。例如，玄宫墓道开凿于51°的崖面，献殿及南门设置在崖下的太宗昭陵外观给人不少威严感；而作为高宗乾陵陵体的梁山，山岭突兀，山麓蜿蜒，则形成一种秀丽的山姿。作为陵体中心的玄宫，往往开凿在山体南坡山梁上的隆起部之下，这个地方恰在左右两山脊之间的中央山脊稍内凹的坡上。一般来说，神道方向是与开凿玄宫的山腰处于一条直线上的，由于选择了墓道周边凹坡最正面的方向设置南门，加入从玄宫上方向左右下方伸出的山脊，因而从南门仰视时可以看到主峰的轮廓，若左右伸出的山脊略显均等，便使山峰外观呈现出很漂亮的三角形。选择这种典型的“山”形峰作为玄宫所在地的实例，可追溯至西汉文帝的霸陵[46]。霸陵是西汉惟一的山陵，陵园建在西安白鹿原东北端的峻崖上，陵体所占据的山脊从正面向上看，映入眼中的是美观的三角峰，由此可看出营造者选择这里建陵园的用心。就陵园的结构来说，汉唐造陵制度虽在时代上相隔甚远，但在关中地域性框架中具有一定的连续性是显而易见的。唐人所追求的理想陵体是把西汉霸陵的山形作为典型的。
　　在唐的山陵中，还有一种典型，玄宫所开凿的山峰两侧呈环抱状，从后方向前伸出左右山脊，使玄宫至南门之间形成一个大体封闭的空间，这种形成从中宗定陵初次出现后便普遍可见。面向外界，极其重视景观开放性的唐代山陵，在陵体上又反而选择将玄宫包入其中的地形，这的确是唐山陵的一个特点。在这样开放性的空间中追求闭锁性的错综复杂的葬地选择思想背景中，很难说仅仅是继承了西北地区传统那种陵体的视觉压迫感与陵园的重层感并重的造陵观念。从汉代紧系于专制主义的陵墓制度为系统的主干，又加上后来时代诸要素，才形成了复合性的后代陵墓制度，这样就能够解决作为前提最初提出的问题。在此应注意的是南朝的陵墓制度。江苏省的南京、丹阳附近分布有南朝帝陵和王侯墓，根据调查，残存有陵前或墓前石刻的有38处[47]。这些南朝陵墓选地特色的共同点为：1．将葬所选定在两条长山梁之间狭谷的最深处。陵域或墓域以山粱为自然屏障与外界间隔开；2．陵域墓域的后方不能望出去，这是一种有意的选择。在有着长安、洛阳等都邑的西北地区[48]，虽然西汉文帝霸陵开始以山为陵的例子不是很多，但还是能够见到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西晋陵，其后可以说被以江南的南朝各代所发展变化，并结合了当地特有的选地法，形成了一脉相承的山陵制度。若将重视陵墓城景观的闭锁性的南朝陵墓选地法嵌入这样一个系统的发展脉络中，我们就发现，汉至唐的山陵制度，是一种在复古的观念导向下的继承性的山陵制度，前面所说的南朝陵墓选地法实际上是作为规范被采用的，由此看来，开始于唐中宗定陵的包谷型陵园设计是其来有自的。
　　以上是在梳理了调查所得成果的基础上，仅就唐陵的陵园设计和葬地选择的问题做了一些探讨。有关唐陵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还必须加以论述，这些我打算在其他文章中再作探讨。此外，在调查过程中得到各地各方面的协助，在此表示谢意。因为调查是个人所进行，今后有什么问题，应由笔者负责，谨上声明。
　　注释：
　　[1]有关唐陵记载的文献资料除《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以外，还有北宋宋敏求所撰的《长安志》、元李好文撰《长安志图》、清毕沅的《关中胜迹图志》、清朱好阳撰《历代陵寝备考》以及关内道各县县志等。有关实地调查报告，近人的著作有足立喜六的《长安史迹之研究》(东洋文库出版，1933年)。近年发表的概括性的论述有贺梓城的《关中唐十八陵调查记》《文物资料丛刊》3，文物出版社1980年)。
　　[2]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5，文物出版社1987年。
　　[3]关中的秦始皇陵、西汉陵，洛阳的东汉陵，巩县的北宋陵等陵体皆属方锥形土冢，四周为矩形陵园的形式。
　　[4]唐陵中，除帝陵之外，尚有祖陵、皇后陵、太子陵、追谥皇帝陵、僭号陵等。祖陵中有高祖李渊的曾曾祖父献祖李熙的建初陵和曾祖父懿祖李天赐的启运陵，均在河北省隆尧县；李渊祖父太祖李虎的永康陵在陕西省三原县；其父世祖李昞的兴宁陵在陕西省咸阳市。皇后陵、太子陵、追谥皇帝陵主要分布在西安周围的咸阳、临潼、长安等地。僭号陵有武则天之母杨氏顺陵及武氏家族诸陵，分布于咸阳市底张乡韩家村一带。
　　[5]在陕西省三原县陵前乡侯家堡西南。现存陵体为方锥形土冢，东西31米、南北38米、高9米，陵体周围设有边长300米的方形陵园，但门阙、角阙、乳台、鹊台已无存。陵前的石刻有狮子1对、马2对、兽1对、柱1对，在八棱形石柱的柱面上，刻有隶书“唐永康小陵”5字。石狮子中，南门右侧狮子的现场照片载足立喜六《长安史迹之研究》(图版148)，现已破损；南门左侧的石狮子现陈列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太祖李虎为北周的唐国公、柱国大将军，宋代王溥撰《唐会要》卷一“帝号上”中有“太祖景皇帝，谥虎，武德元年六月二十二日，追谥景皇帝，庙号太祖，葬永康陵”的记载，改葬年代或可定为唐朝初年。
　　[6]在陕西省蒲城县三合乡三合村东北。陵体为边长80米、高14米的方锥形土冢，其周围设有东西800、南北1000米的陵园。其位置处在唐宪宗景陵的神道之上，同时又进入睿宗桥陵的陪葬区内。陵园内已确认出献殿遗址和下宫遗址，现存陪葬墓1座。石刻与帝陵相同，4门各设石狮1对，神道两侧有官人10对，人马5对，鸵鸟、翼马、柱各1对，据说时至1985年，仅残存有几件狮子和马。让皇帝李宪是睿宗的长子，开元二十九年(741)薨，天宝元年(742)正月葬惠陵。《唐会要》卷二十一“陪陵名位”中记有郑王李筠，嗣宁王李琳，同安王李珣、蔡国公主等4名陪葬者的名字。有关陵园详情见王仲谋、陶仲云：《唐让皇帝惠陵》(《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
　　[7]在陕西省咸阳市红旗乡后排村北。现存土冢边长13米、高5米，其原状已遭显著的损毁。土冢南285米处置狮子1对，其南侧并列马2对，石兽l对，其样式与唐太祖永康陵的石刻近似。该陵的方位，清乾隆十六年刊《咸阳县志》卷七“陵墓”条记代祖元皇陵，在县东三十五里，坐落萧城村正南三里，萧城村的“萧城”是指汉高祖刘邦的陵园，其南边的墓葬无疑就是县志所说的兴宁陵。李昞承袭其父李虎的官爵，曾是隋的唐国公、柱国大将军。其墓于武德元年六月改筑并获赠陵号，详见咸阳市博物馆：《唐兴宁陵调查记》，(《文物》1985年第3期)。
　　(8]在咸阳市底张乡陈家村南，陵体为方锥形土冢，边长48.5米、高12.6米，周围设有内外二重陵园。陵园内区东西282、南北291米；陵园外区东西866、南北931米，平面均为南北稍长的长方形。陵园内区从南门向南630米处设有乳台，陵园外区西南隅有2座土冢。陵园内区陵冢前由北向南有石刻文官1对、羊2对、坐狮子2对、武官6对；陵园外区的4门各有狮子1对，北门外有马2对；神道自北向南相向并列有独角兽1对、石座(上部不明)1对，柱1对。其石刻各类较太子、公主墓前石刻种类为多，尤其是南门的走狮，独角兽等，以其特异的造型，成为帝陵中罕见的杰作。独角兽为马蹄，躯体似鹿，肩部附云状翼，形状像麒麟。武则天之母杨氏死于咸亨元年(670)九月，葬以王礼。该墓在永昌元年和天授元年分别获赠明义陵和顺陵的陵号，详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顺陵勘查记》(《考古》1964年第1期)。
　　[9]西汉陵的陵冢规模见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唐4陵的陵冢规模见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同注[2])。陵冢体积的计算公式(V)=1/3(底部面积×(H-冢高))，H=东西底边长×冢高÷(东西底边长－东西顶边长)。
　　[10]这些陵冢的平面，均为东西长的长方形，西汉高祖长陵为东西153、南北135米(笔者测量)；明太祖父母皇陵为东西76、南北37米(笔者测量)。刘庆柱、李毓芳认为这种长方形土冢相当于《礼记·檀弓》中所说的“坛形”的封土(《西汉十一陵》页160)。
　　[11]1985年12月，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杨正兴等人曾试掘乾陵墓道。见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乾陵勘查记》(《文物》1960年第4期)。
　　[12]王世和、楼宇栋：《唐桥陵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
　　[13]昭陵的一对狮子陈列于陕西省博物馆。狮子均呈走姿，其逼真的造型给人以震慑。二者东西对峙，东侧为卷毛雄性，西侧为直毛雌性，这一点成为以后唐陵4门狮子共通的惯例。另外在卷毛雄狮的腰腹旁还雕出手执绳纲的控狮人物。立有双狮的后寨村位于昭陵玄宫之南(略偏西)9公里处，相当于假想的神道两侧，唐代的礼泉县在陵的西边，双狮对峙所夹的恐怕就是当时的谒陵道。
　　[14]懿德太子墓阙楼图壁画收录于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唐李贤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4年)《李重润墓壁画》图版1～5。另外，参照唐墓壁画进行唐宫殿建筑复原的研究见傅憙年：《唐代隧道型墓的形制构造和所反映的地下宫室》(文物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物与考古论集》所收，文物出版社1986年)。
　　[15]高宗乾陵的献殿遗址保存最好，迄今仍有础石残留。其他如德宗崇陵的献殿在不久之前仍有遗迹存留。足立喜六的《长安史迹之研究》(页265)载有其平面图。
　　[16]昭陵的蕃酋像原先有14尊，列置于陵园北门的祭坛上(部分被发现的残块保存在昭陵博物馆)。现残存有7个石座，石座一侧分别刻有阿史那社尔，吐蕃赞普、龙实骑支、麴智勇、伏闇信、真珠毗伽可汗、阿那顺等名字。其衔名的考证详见孙迟：《从昭陵吐蕃赞普石刻像谈唐与吐蕃的关系》(《考古与文物丛刊》第三号，1983年)，该文根据昭陵蕃酋像的衔名论述了唐与吐蕃的外交关系，可资参考。乾陵的蕃酋像有64尊(现存61尊)，列置于南门阙以北，均在背面刻有衔名，能够判读的仅有6尊。对衔名的精致考证详见陈国灿：《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衔名的研究》(《文物集刊》2，文物出版社1980年)，廖彩樑：《乾陵稽古》(黄山书社，1980年)也有论述。
　　[17]北魏孝庄帝元子攸(528～529)静陵的石人于1976年冬在洛阳市郊邙山乡上砦村南与石狮子同时发现，现存洛阳关林，其出土地点在静陵陵冢(直径3米、高15米)之南12米左右，或许就立在陵园内的神道旁。石人高3.14米，戴小冠，着毛织带襞的合襟长衣，拄剑而立，详见黄明兰：《洛阳北魏景陵位置的确定和静陵位置的推测》(《文物》1978年第7期)及宫大中：《试论洛阳关林陈列的几件北魏陵墓石刻艺术》(《文物》1982年第3期)。西魏文帝元宝炬(535～551)的永陵在陕西省富平县留古公社大众大队何家村，现在陵冢周长230、高13米。陵园内原立有数量颇多的石人、石兽，近年有部分移藏陕西省博物馆，其余大多遭到严重破坏。石人戴小冠，著毛织长衣，拄剑而立，其样式与北魏静陵石人相似。几乎皆为侍卫武人形象。这种形象在北朝墓出土的石棺装饰和陶俑上也很常见。
　　[18]王仁波在谈到唐陵石刻中鸵鸟主题的出现原因时，举出三点：(1)西亚诸国的朝贡品中有鸵鸟；(2)执金吾执司皇宫的警备，其名称来自金吾鸟(王氏将其定为鸵鸟)，有玄宫警护的含义；(3)鸾鸟(王说为鸵鸟)为象征天下安宁的瑞鸟(王仁波：《试论乾陵陵园石刻题材》，《文博》1985年第3期)。另外，还有一说将当时的鸵鸟作为朱雀加以分类，因其浮雕置于陵的近南端，故有朱雀之说(黄晓芳：《唐代陵墓石刻题材分析》，《中国文物世界》1986年3月号，香港)。北宋陵的瑞鸟浮雕以唐陵的鸵鸟石刻为祖型，不仅在样式上，而且在神道石刻系列中的位置关系上都存渊源关系。宋陵在瑞鸟上有明显的创作性成分，如马头、龙身、鹰足、雀尾、凤翼等。
　　[19]与高宗乾陵的翼马时代接近的有：河北省隆尧县魏庄乡王尹村的唐献祖李熙建初陵及唐懿祖李天赐启运陵神道(二陵共用)的翼马(隆尧县文物保管所李兰珂：《隆尧唐陵<光业寺碑>与李唐祖籍》,《文物》(1988年第4期)；河南省偃师县缑氏公社滹沱村南冈上的唐高宗太子李宏(弘)恭陵神道的翼马。前者为贞现二十年(646)至麟德元年(664)之间；后者推定为上元二年(675)制作。唐高宗的崩年为683年，作为皇后随葬的武则天的崩年为705年，因而建初、启运陵以及恭陵的石刻制作要早于乾陵的石刻。恭陵的调查情况详见若是：《唐恭陵调查纪要》(《文物》1985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恭陵实测纪要》(《考古》1986年第5期)。石刻分析参照陈长安：《唐恭陵及其石刻》(《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3期)。
　　[20]作为标志立于陵墓之前的石柱，亦称作碣、表、標、桓、华表、望柱等，最初为木质。《太平御览》卷一九七“华表”条中举出“燕昭王墓前华表”之例，如果该记载不误，那么战国时代墓前已然立有华表了。不过通常认为实际开始流行的时期为西汉以降。关于华表的起源，可参见朱希祖：《神道碑碣考》(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调查报告第一辑《六朝陵墓调查报告》所收，1936年，南京)；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中编第十四《墓前神道华表(石柱)的起源和演变》。
　　[21]现存的东汉石柱有山东省博物馆藏的琅琊刘君神道石柱、北京市西郊石景山上庄村出土的幽州书佐秦君神道石柱(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发现汉代石阙清理简报》，《文物1964年第1期，现藏有首都博物馆》)；西晋的石柱有洛阳关林所藏的散骑常侍韩寿神道石柱(黄明兰：《西晋散骑常侍韩寿墓墓表跋》，《文物》1982年第1期)、河南省博爱县聶村出土的乐安相河笴府君神道石柱(刘习祥、张英昭：《博爱县出土的晋代石柱》，《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南朝陵墓的神道有：宋武帝初宁陵的华表，有记载说该华表被暴风刮倒(唐许嵩：《健康实录》卷一三及《宋书·五行志》)，现存实物的有梁文帝建陵、梁临川王萧宏墓、安成王萧秀墓、吴平侯萧景墓、南唐王萧绩墓、建安侯萧正立墓、新渝侯萧瑛墓等的神道石柱。北朝时期的有北齐义慈惠石柱，现存于河北省定兴县西10公里的石柱村(罗哲义：《义慈惠石柱》，《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9期)。
　　[22]南朝梁代的石柱柱身承袭东汉的传统呈瓜棱纹式，这种石柱经常被误认为圆柱，其实它的断面的基本形状为正方形，四角被切割后近似八角形(四面各有4条、切割面各2条，共计雕出24条瓜棱纹)，其演变趋向据认为即是唐陵的八角石柱。唐高祖献陵的石柱座呈二龙伏状盘踞的样式。二龙相对于南朝陵墓的石柱座而言虽说尚有若干不同，但在方形座上雕龙以及承柱的圆形台面等方面，还是有着许多共通之处的。
　　[23]数值依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同注[21]的列表。乳台、鹊台是宋代的用语，《宋会要辑稿》中相关记事频出。在河南省巩县有8座宋陵，陵园南门至乳台间的平均距离为143.6米，陵园南门至鹊台间的平均距离为296.4米，乳台之间距离为48.7米，鹊台之间48.3米。与唐陵相比，从陵园南门到乳台、鹊台的距离相对缩短，各陵的陵域面积亦有缩小，其原因在于宋陵独特的设计，即皇后陵、陪葬墓、下宫等均置于帝陵之北。有关巩县宋陵的调查发掘工作，可参考以下资料：郭湖生、戚德耀、李容淦：《河南巩县宋陵调查》(《考古》1964年第11期。上述数值即依据该报告)；傅永魁：《巩县宋陵》(《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考古队、偃师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巩县宋陵采石场调查记》(《考古》1984年第11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巩县文物保管所：《宋太宗元德李皇后陵发掘报告》(《华东考古》1988年第3期)。有关石刻的研究，参见傅永魁：《河南巩县宋陵石刻》(《考古学集刊》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河南省开封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省巩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宋陵》(文物出版社1982年)；林树中、王鲁豫编：《宋陵石刻》(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张广立：《宋陵石雕纹饰与<营造法式>的“石作制度”》(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国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1986年)。
　　[24]《唐会要》卷二○“陵议”载：“贞元十四年(798)四月，诏曰：昭陵旧寝宫在山上，置来多年。曾经野火烧焚，摧毁略尽。其宫寻移在瑶台寺侧。”奏议的结果，移寝宫于山下柏城(陵城)之内，重建于瑶台寺左(东)侧。从《长安志图》卷中“唐昭陵图”中看到，瑶台寺被描绘在望陵塔(相当于鹊台)右手(西)的山麓前，推测其位置在立有双狮子的后寨村之北。
　　[25]《魏志·武帝纪》载：“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宜陪寿陵。”汉以后，以功绩获葬于陵前公墓葬地者称之为“陪葬”，
　　[26]西汉时期帝陵的陪葬墓区大体在各帝陵之东的司马道两侧分置；东汉陵、北魏陵的陪葬墓区在帝陵区以东；北宋陵则全部置于帝陵区以北。
　　[27]唐陵的陪葬者名簿除《唐会要》卷二一“陪葬名位”的记载外，尚见于《长安志》，《长安志图》、《文献通考》及诸县志。以此为依据得出的葬者数字为：高祖献陵28名、太宗昭陵184名、高宗乾陵19名、中宗定陵8名、睿宗桥陵8名、玄宗泰陵1名、肃宗建陵2名、文宗章陵1名、武宗端陵1名、宣宗贞陵1名等，从总体上看，陪葬墓数量的变化与现存封土数量所显示的趋向是一致的。
　　[28]高宗于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四日，崩于洛阳宫贞观殿，时年56岁，翌文明元年(684)八月十一日，葬乾陵。皇后武氏于神龙元年(705)十一月二十六日，崩于洛阳宫仙居殿，时年81岁，翌神龙二年(706)五月二十八日，同穴合葬于乾陵。合葬虽是武后的遗愿，但当时对此持异议者颇多，《唐会要》卷二○“陵议”中记载：“神龙元年十二月，将合葬则天皇后于乾陵。给事中严善思上表曰，臣谨按天元房录葬法云：尊者先葬，卑者不合于后开入。臣伏闻，则天大圣皇后欲开乾陵合葬，然以则天皇后先卑于天皇大帝，欲开陵合葬，即是以卑动尊，事既不经，恐非安稳。”(同一记载亦见于《旧唐书·严善思传》)，由此可见，皇后在皇帝之后欲行同穴合葬在当时是违背规范的。然而，严善思的疏奏终未被采纳，武后的合葬一事强行得以实施。有关乾陵的调查报告，见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乾陵勘查记》(《文物》1960年第4期)、乾陵博物馆杨正兴：《乾陵石刻中的线刻画》(《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1期)。
　　[29]僖宗于文德元年(888)三月六日崩于长安太极宫武德殿，时年27岁，同年十月七日葬靖陵。在靖陵以南3.3公里处的乳台村南有一边长82、高15.8米的方锥形土冢，该土冢曾被视为乾陵陪葬墓之一，但最近有一说认为是隋恭帝杨侑的陵墓(《乾县发现隋恭帝杨侑陵墓》，《西安晚报》1988年5月18日)；还有人认为是先秦时期的祭坛(张永祥：《乾陵陪葬墓的两个有关问题》，《文博》1989年第2期)。
　　[30]肃宗于上元三年(762)四月十八日崩于骊山华清宫长生殿，时年52岁，翌宝应二年(763)三月二十七日葬于建陵。章敬皇后吴氏(代宗之母)在开元十四年(726)生代宗时死去，葬于长安城春明门外，时年18岁，宝应二年(764)三月，从旧茔中启出，与肃宗同时合葬于建陵。有关建陵的调查资料，见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建陵探测工作简报》(《文物》1965年第7期)；石刻的分析参考张崇德：《唐代建陵及其石刻》(《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3期)。
　　[31]太宗于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二十六日，崩于终南山翠微宫含风殿，时年52岁，同年八月十八日葬昭陵。文德皇后长孙氏于贞观十年(636)六月二十一日崩于长安太极宫立政殿，时年36岁，同年十一月四日先葬昭陵。另外，两唐书中都曾记有24岁的太宗贤妃徐氏于永徽元年(650)死后陪葬昭陵石室之事，该石室所指盖非玄宫。有关昭陵的论述很多，其中主要的有昭陵文物管理所：《昭陵陪葬墓调查记》(《文物》1977年第10期)、允时：《昭陵》(《文物》1977年第10期)、昭陵博物馆编：《昭陵》(文物出版社1984年)、张玉良、王增浦、黄伟编：《唐太宗与昭陵》(陕西科技出版社1985年)等。最近，为开发观光旅游资源，扩建修筑从建于山下的昭陵博物馆至昭陵的公路，与此相伴进行的陪葬墓调查发掘工作相继展开。
　　[32]宣宗于大中十三年(859)八月十日崩于兴庆宫咸宁殿(据《新唐书》记载，《旧唐书》为大明宫)，时年50岁，翌大中十四年二月十五日葬贞陵。宣宗元昭皇后晁氏崩于大中年间，葬于万年县的庆陵，最终未能合葬于贞陵。贞陵的调查资料有泾阳县文教局：《唐贞陵调查记》(《文博》1986年第6年)。
　　[33]德宗于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二十三日崩于长安大明宫会宁殿，时年64岁，同年即永贞元年(805)十月十四日葬崇陵。昭德皇后王氏于贞元二年(786)十一月八日崩于长安太极宫两仪殿，翌贞元三年(787)二月二十九日葬靖陵(《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曰“在奉天县东北十里”，显系误为僖宗的靖陵)，永贞元年十月，从旧茔中启出与德宗同时合葬于崇陵。德宗驾崩之际，贤妃韦氏曾上表愿供奉于崇陵的寝园(寝宫)，元和四年(809)死去。侧室自愿留在陵寝奉献余生是汉以来的传统，参见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页235。
　　[34]敬宗于宝历二年(826)十二月八日被刘克明等宦官杀害，翌太和元年(827)七月十三日葬于庄陵，年仅18岁，史籍未见与皇后合葬的记载。《旧唐书》卷五二“后妃传(下)”中收录的哀册文中，记有大历十三年(778)十月二十五日葬代宗贞懿皇后的女儿华阳公主从城东迁葬庄陵陵园的记载，该“庄陵”与敬宗的庄陵有无关联，不得而知。另外，《文苑英华》卷八三八中收录的《贞懿皇后哀册文》中，庄陵作“藏陵”。
　　[35]武宗于会昌六年(846)三月二十五日崩于大明宫，时年33岁，同年八月三日葬于端陵，贤妃王氏为武宗殉，同时合葬于端陵。
　　[36]高祖于贞观九年(635)五月六日崩于长安大安宫垂拱前殿，时年70岁，同年十月二十七日葬献陵。太穆皇后窦氏于隋大业年间崩于涿郡，时年45岁，武德元年(618)六月六日，追谥为皇后，命名其墓为寿安陵。后在高祖入葬之际，改迁献陵与之合葬。
　　[37]懿宗于咸通十四年(873)七月十九日，崩于兴庆宫咸宁殿，时年41岁，翌咸通十五年(874)二月五日葬简陵。惠安皇后王氏(僖宗之母)崩于咸通七年(866)，咸通十四年，在僖宗即位的同时祔懿宗恭庙，其营建于万年县的墓园名号为寿陵。另外，唐昭宗之母(后被追谥为皇太后)、懿宗恭宪皇后王氏于咸通八年(867)二月难产而亡，其在万年县的墓园于文德元年(888)四月五日获赠安陵的陵号。以上二皇后均建有独自的陵园，最终亦未能合葬于简陵。
　　[38]代宗于大历十四年(779)五月二十一日崩于大明宫紫宸殿(蓬莱殿)，时年54岁，同年十月十三日葬元陵。睿真皇后沈氏(德宗之母)于安史之乱时在洛阳被掠走，此后音讯全无成为不归之人。德宗于建中元年(780)八月二十六日，遥尊沈氏为皇太后；宪宗于永贞元年(805)十一月四日行招魂之礼，纳其衣服于元陵祠室。“祠室”在《新唐书·宪宗纪》中与“元陵寝宫”相联系，当指寝宫内的庙。
　　[39]文宗于开成五年(840)正月四日崩于大明宫太和殿，时年33岁，同年八月十七日葬章陵。史籍未见与皇后合葬的记载。
　　[40]中宗于景龙四年(710)六月二日崩于太极宫神龙殿，时年55岁。景云元年十一月二日葬定陵。和思皇后赵氏于高宗仪凤年间，因其母常乐公主获罪而遭连坐，幽闭亡于内侍省。景云元年十月二十日，在陵园寝宫为赵氏举行招魂仪式，中宗入葬的同时以衣冠形式祔葬。
　　[41]顺宗于元和元年(806)正月十九日崩于兴庆宫咸宁殿，时年46岁，同年七月十一日葬丰陵。庄宪皇后王氏元和十一年三月四日崩于兴庆宫咸宁殿，同年八月二十七日追行合葬于丰陵。
　　[42]睿宗于开元四年(716)六月二十日崩于太极宫百福殿，时年55岁，同年十月二十八日葬桥陵。睿宗的两个皇后，即肃明皇后刘氏和昭成皇后窦氏(玄宗之母)于武则天长寿二年正月二日，因咒诅之嫌而同时被杀，埋于宫中的某一处所。睿宗景云二年(711)正月十九日，于洛阳城南为二皇后行招魂葬礼，刘氏陵园称为惠陵，窦氏陵园称为靖陵，睿宗入葬之际，迁二陵梓宫祔葬于桥陵。有关桥陵的调查报告，可参见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桥陵调查简报》(《文物》1966年第1期)、王世和、楼宇栋：《唐桥陵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相关石刻介绍有黄晓芬：《论唐桥陵石刻》(《中国文物世界》1986年3月号，香港)；李福荣：《桥陵石刻》(《中国文物报》1989年7月29日3版)。
　　[43]宪宗于元和十五年(806)正月二十七日被宦官陈弘志等杀害于大明宫中和殿，同年五月十九日葬景陵，享年43岁。懿安皇后郭氏(穆宗之母)于大中二年(848)五月二十一日崩于兴庆宫冷井殿，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葬景陵的“陵园”(《新唐书·后妃传》、《资治通鉴》作“外园”，《文苑英华》引《懿安皇后郭氏哀册》称“别殿”)。孝明皇后郑氏(宣宗之母)崩于咸通六年(865)十二月五日，翌咸通七年五月一日葬景陵的“陵园”(《新唐书·后妃传》中称为“芳园”，《资治通鉴》载：葬景陵之侧)。懿安皇后郭氏祔葬之际，遭到当时在位皇帝宣宗的强烈反对，后被有司劝阻，对此大为不满的宣宗于大中十二年(858)二月一日发敕，禁止拜谒穆宗的光陵，并将守陵的宫人遣送诸陵移管。这是因为宣宗将懿安皇后郭氏及其子穆宗视为杀害宪宗的参与者的缘故。
　　[44]穆宗于长庆四年(824)正月二十二日崩于大明宫清思殿，时年30岁，同年十一月十五日葬光陵。恭喜皇后王氏(敬宗之母)崩于会昌五年(845)正月十二日，同年五月，葬光陵的“东园”；贞献皇后萧氏(文宗之母)于大中元年(847)四月十五日崩，同年八月七日葬光陵；宣懿皇后韦氏(武宗之母)于武宗即位之前去世而葬于万年县。武宗即位之年的开成五年六月，追赠韦氏墓园以“福陵”陵号，原先武宗曾有将生母韦皇后同穴合葬于光陵的意向，但由于中书门下的奏议而作罢，改葬之事终未实施。由此推测贞献、宣懿二皇后亦未能开启光陵玄宫遂行合葬之事。
　　[45]玄宗于上元五年(762)四月五日崩于太极宫神龙殿，时年78岁，翌宝应二年(763)三月十八日葬泰陵。元献皇后杨氏崩于开元十七年(729)，葬于万年县的陵园中，宝应二年正月十六日，其梓宫移往细柳的亭宫(现长安区西南)，同年三月十三日合葬于泰陵。玄宗曾于开元十七年(729)十一月五日至十九日的十五天时间内，先后参拜了睿宗桥陵、中宗定陵、高祖献陵、太宗昭陵、高宗乾陵等5座陵墓，当玄宗在桥陵见金粟山冈有龙盘凤翥之势，遂告侍臣曰：“吾千秋后，宜葬此地，得奉先陵，不忘孝敬矣。”(《旧唐书·玄宗纪》)桥陵、定陵、献陵、昭陵、乾陵皆为所在地区的初建之陵，从玄宗的泰陵起，开启在同一地区营建两座陵墓的先例。应该说，玄宗这一意向的产生是勘察比较的结果。
　　[46]汉文帝霸陵作为既具薄葬精神又不失陵体威容的理想形的帝陵，堪称后代陵墓制度的范例。贞观九年，在高祖李渊御崩之际，太宗下诏欲仿汉高祖长陵之制而厚葬，因时任秘书官的虞世南和司空房玄龄的奏议而放弃，使陵园制度颇有减省。虞世南曾在其奏文中引述汉文帝霸陵的故事，描述这种葬法的外观形态为因山势而起坟，自然高显，主张应是帝陵的理想形态。太宗斟酌虞世南、房玄龄二人的主张，本着陵墓制度务在俭约的原则，下《节省山陵制度诏》(《全唐文》卷五)，将献陵的营造委托给了公卿。贞观十一年二月二日的《九嵕山卜陵诏》(《全唐文》卷五)中，在强调薄葬精神的同时，更在意于借山势之威以壮观寿陵的看法。贞观十年十一月，文德皇后长孙氏先葬昭陵，长孙氏具有薄葬的精神，临终前表示“因山而葬，无须起坟”，但太宗一方面巧妙地利用“因山为陵即为薄葬”的原则，另一方面，又确定以“山陵”作为自己的葬所，远远凌驾于以往仅靠平地起坟而壮大外观的陵墓形式。
　　[47]有关南朝陵墓的概述见罗宗真：《六朝陵墓埋葬制综述》(《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9年)。另外，笔者此前亦曾独自踏察过南京、丹阳附近的南朝陵墓，对其布局状况等亦有所心得，一并列出。拙稿：《南朝陵墓选地考》(《纲干善教先生花甲纪念考古学论集》所收，1988年)。
　　[48]魏文帝曹丕的首阳陵、明帝曹睿的高平陵均筑于山上；西晋武帝司马炎的峻阳陵、惠帝司马衷的太阳陵以及祖陵宣帝司马懿的高原陵、景帝司马师的峻平陵、文帝司马昭的崇阳陵等全部营建在邙山的山腰间，其中西晋文帝的崇阳陵和武帝的峻阳陵据近年的探查，已明确了其位置所在，根据调查资料，武帝峻阳陵的陵域被其背后和左右的山梁包围，被视为“风水宝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西晋帝陵勘查记》，《考古》1984年第12期)。这种陵地的选择与南朝陵墓的选地原则颇为近似。
　　[译者附记：原作发表于1991年出版的《关西大学考古学等资料室纪要》第8号上，正文部分由张建林译，注释部分由姜捷译并通校全文。2001年11月，原作者来村多加史博士又出版了一本《唐代皇帝陵の研究》(日本学生社)，沈睿文先生对该书的有关介绍和评论见《唐研究》第八卷534～539页。另外，2002年，日本学者卜部行弘、桥本裕行发表有《前汉十一陵·唐十八陵の调查》，见日本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第2号，第140～150页，可资参考。]
　　(译者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乾陵文化研究（一）/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