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唐代僧尼的葬制
冉万里
唐代僧尼的葬制，应当是唐墓葬制度的一部分，但由于其宗教性质所决定，又与一般意义上的葬制有一定区别。僧尼的葬制不仅在文献中多有记载，近年来，随着与僧尼葬制相关的塔基地宫、瘗窟、瘗穴及志铭不断发现，为深入研究此类问题提供了可能性。据《法苑珠林》卷九七载：僧尼的葬制有“水漂”、“火葬”、“土埋”、“施林”[1]。《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卷二十六记载：僧尼的葬制分为“火葬”、“劳林葬”和“土葬”等，并对其进行了具体的解释，“火葬焚之以火，土葬埋之岸，劳林葬弃之中野，为雕虎所食。律中明火林二葬，亦有埋者葬。”[2]又《旧唐书》卷一九八《天竺传》记载：印度的葬法，“死者或焚尸去灰，以为浮图；或委之中野，以施禽兽；或流之于河，以饲鱼鳖。”[3]综合而言，共有土葬、火葬、水葬、林葬四种。在唐代僧尼的葬制中，土葬、林葬及火葬较常见，而水葬极少，在隋唐时期的高僧传记中也仅见一例，据《续高僧传》卷十七《玄景传》记载：高僧玄景大业二年卒，“自生常立愿，沉骸水中，及其没后遵用前旨，葬于紫陌河深滢之中。”[4]本文主要以出土的志铭和僧尼传记为主要材料，就比较常见的土葬、林葬和火葬进行简单的论述。另外，本文所言的葬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尸体的处理方式；另一为尸体处理后的安置方式。论述中如有不妥之处，尚祈指正。
一 土 葬
土葬作为中国古代传统的埋葬方式，一般指全尸而葬，唐代僧尼也用之不误。尽管前引文献中说印度憎尼也实行土葬，但中国僧尼的土葬则更多地采用中国传统的土葬方式。实行土葬的僧尼，在各类僧尼的传记及塔铭、墓志铭中屡见不鲜。但又与普通的土葬不同，有的在坟墓之上建塔，既有传统色彩，也打上了佛教的烙印。同时，在僧尼传记之中言及土葬之时所使用的词语也有所不同，如“凿穴处之”、“凿窟处之”等。一起随葬的刻铭有的也直接称为“墓志”。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僧尼的埋葬方式，除了宗教的因素之外，中国传统埋葬方式的色彩也是非常浓厚的。
(一)传统的土葬方式
根据文献来看，唐代僧尼的土葬有两种形式，一为凿穴而葬，一为凿龛而葬。前者接近一般意义上的墓葬，而后者则更接近于崖葬的方式。举例如下：《昭成寺大德墓志铭》记载：“大唐元和元年三月十四日，长安昭成寺尼大德三乘行归寂于义宁里之私第……以元和二年二月八日敬奉灵舆，归窆于城南高阳原”[5]。《唐龙花寺墓志铭并序》记载：“敬奉色身，藏诸廛土。”[6]《续高僧传》第二十二卷《智首传》记载：“贞观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卒于所住……皇上哀悼，下敕令百司供给，丧事所须务令周备。自隋至唐，僧无国葬，创开模楷，时共重之……官给地十亩于京城西郊之龙首原，县夫三百筑土坟之，种柏千株，于今茂矣。”[7]《有唐东都安国寺故上座韦和尚墓志铭并序》记载：“兴元元年十二月十四日弃南之阎秽境，归西方之净域……敛柩于律院之东堂……以兴元二年正月十日安神于龙门天竺寺西南原。”[8]
对僧尼实行土葬，不仅唐代，北魏时期也是如此。据《魏书·释老志》记载：“(惠始)太延中临于八角寺，齐洁端坐……停尸十余日，坐既不改，容色如一，举世神异之，遂瘗于寺内。”[9]又《高僧传》卷第八《僧远传》记载：“(僧远)以齐永明二年正月卒于定林上寺，春秋七十有一……弟子意不欲遗形影迹杂处众僧墓中，得别卜余地是所愿也。方应树刹表奇，刻石铭德矣。即为营坟于山南，立碑颂德。”[10]可见，僧尼土葬一直是存在的，唐代仅是对其继承和延续而已。在对僧尼实施土葬之时，一般使用棺木，墓前立碑，随葬墓志铭等，显然是受当时普通墓葬影响的结果。
(二)墓与塔的结合
《释氏要览》卷下“立塔”条记载：“若凡夫比丘有德行者，亦得立塔，即无级。按律，比丘法师营事比丘有德望者，皆应立塔。”在这类葬制中，一般非常强调全身起塔，而且往往墓志和塔铭共存，例如在西安东郊就同时发现唐代法律禅师墓志一合和塔铭一方[11]。这类墓塔也即所谓身塔，应当是受了佛教的全身舍利思想以及中国古代传统埋葬思想的影响。所谓全身安葬，则更多地体现了中国传统葬制的色彩，又巧妙地利用了外来的塔。
《大唐东都敬爱寺故开法临坛大德法玩禅师塔铭并序》记载：“以贞元六年秋八月十三日寂灭于东都敬爱寺”，“弟子等奉全身建塔于嵩岳少林寺之西偏”[12]。《宋高僧传》第九卷《法钦传》记载：“以全身起塔于龙兴净土院”[13]。《续高僧传》第十五卷《玄会传》记载：“即(贞观)十四年(640)五月二十七日也……葬于高阳原。”[14]《续高僧传》第十三卷《县藏传》记载：“贞观九年三月十八日卒于会昌寺……诏葬郊西严村，起塔图形。”[15]《续高僧传》第十二卷《法喜传》记载：“以贞观四年十月终于通玄……其年十一月坟于白虎之南岭……谨于坟前砖塔五层。”[16]《西山广化寺三藏无畏不空法师塔铭》记载：“大唐开元二拾三年，三藏无畏卒，春秋九十有九，诏鸿胪丞李现监护丧事，塔于龙门之西山广化寺，藏其全身。”[17]《宋高僧传》第十六卷《常达传》记载：咸通十五年卒，“门人会清、传郎奉灵柩殡于寺之东南三百步，后年即坟起塔。”[18]
(三)不断迁葬
采用土葬的僧尼，另一个特点就是不断迁葬，而且在迁葬的过程中不断改变葬制，由无塔而立塔，由土葬而火葬的也屡见不鲜。《续高僧传》第十四卷《慧*(左君右页)传》记载，“(贞观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葬于高阳原之西，凿穴处之。”“晚又收其遗骸于故城西南隅，砖塔供养。”[19]前后经过三次改迁，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又《大龙兴寺崇福法师塔铭并序》云，“先天二年五月十八日泥洹寺房，春秋七十，权窆于长安城西。以开元九年二月廿四日迁窆于金城北原。先王制礼，而非无封树；释氏遗教，则崇乎宝塔。于是发菩提之胜因，规育王之远迹……闭以金棺，藏诸齿发，与诸眷属，瞻仰知归。”[20]
二 林 葬
(一)林葬的概念
所谓林葬，是指将血肉之躯施舍于荒野，待鸟兽食尽，然后收其骸骨。也称为野葬、劳林葬、露骸，相关文献多有记载。《大唐西域记》卷二就有火葬、水葬、野葬、土葬的记载[21]。《释氏要览》卷下“葬法”条记载：“天竺有四焉。一水葬，谓投之江河，以饲鱼鳖。二火葬，谓积薪焚之。三土葬，谓埋之岸旁，取速朽也。四林葬，谓露骨寒林饲诸禽兽。”[22]前引《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卷二十六记载：“火葬焚之以火，土葬埋之岸，劳林葬弃之中野，为雕虎所食。律中明火林二葬，亦有埋者葬。”中国僧尼实行林葬，应当是受了印度的影响。
(二)林葬僧尼举例
在文献和志铭中，实行林葬的僧尼以及居士的数量不少，下面列举几例：据《僧顺禅师志铭》云：“僧顺禅师……春秋八十有五，以贞观十三年二月十八日卒于光天寺……于廿二日送柩于尸陀林所，弟子等谨依林葬之法，收取舍利，建塔于名山，仍刊石图形，传之历代。”[23]《唐故优婆姨段常省塔铭并序》云：“以天宝八载九月十日卒于私第，舍报归林，以天宝十一载建塔于兹。”[24]《大唐净域寺故大德法藏禅师塔铭并序》记载：“以开元二年十二月十九日舍生于寺，报龄七十有八……即以其年十二月廿□日施身于终南山楩梓谷尸陀林。由是积以香薪，然诸花叠，收其舍利，建窣睹波于禅师(僧信行——笔者注)塔右。”[25]《大周故居士卢州巢县令息尚君之铭》记载:“迁柩于终南山云居寺尸陀林，舍身血肉，又收骸骨，今于禅师林所起砖坟焉”[26]。《慈润寺故大灵琛禅师灰身塔铭文》记载：“康存遗嘱，依经葬林，血肉施生，求无上道……含悲伤失，送兹山所，肌膏才尽，阇维镂塔”[27]。《光天寺故大比丘尼普相法师灰身塔铭》记载：“依经上葬，收取舍利。”[28]《续高僧传》第十一卷《吉藏传》记载：“遗命露骸，而色逾鲜白。有敕……令于南山觅石龛安置……乃送于南山至相寺。时属炎热，坐于绳床，尸不催臭，跏趺不散。弟子慧远树续风声，收其余骨，凿石瘗于北岩。”[29]龙门石窟娄氏瘗窟题铭云：“鄙时俗之送终，精宝绣于泉壤。慕先哲之归向，寂分躯于草莽……不讳之后，愿从所志……宝幢香车，送归伊滨。尸陈戢崖，魂葬孤岩，寔曰尸陀法，礼也。”调查者认为瘗窟内左侧开凿的小龛以坐姿安置娄氏尸身，也注意到了可能是模仿印度原始佛教的寒林之葬[30]。但从瘗窟之内小龛的尺寸来看，其高112厘米，深仅35厘米，打坐尚有一定的困难，安置呈坐姿的尸身就更加不可能。实际上，其题铭中已说得很清楚，“寂分躯于草莽”，“尸陈戢崖，魂葬孤岩，寔曰尸陀法”。关于“尸陀林”和“尸陀法”，据《释氏要览》卷下“葬法”条云：“寒林，西域弃尸处。僧祗律云：谓多死尸，凡人者可畏毛寒，故名汗林。今云尸陀林，讹也。”[31]也就是说，“尸陀法”是林葬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尸陀林也就是抛尸荒野的寒林。如此，则说明娄氏采取了林葬，娄氏瘗窟中的小龛当是安置其遗骸之类，并非以所谓的“坐姿安置娄氏尸身”。
林葬还有别的说法，如“造空施身”、“营空”。《大唐济度寺大比丘尼墓志铭并序》记载：“大渐之晨，谓诸亲属曰：是身无我，取譬水萍；是身有累，同夫风叶。生死循环，实均昼夜。然则净名申诫，本乎速朽；能仁垂则，期于早化。金棺乃示灭之机，玉匣岂栖神之宅，诚宜捐躯鸷鸟，委形噬兽……以龙朔三年八月廿六日，舍寿于济度寺之别院……姊弟永怀，沉痛不忍，依承遗约，乃以其年十月十七日营空于少陵原之侧，俭以从事。”[32]又《大唐宣化寺比邱(丘)尼坚行禅师塔铭》云，“禅师讳坚行……以开元十二年十月廿一日迁生于本院……临命遗嘱，令门人等造空施身。至开元廿一年亲弟大云僧志叶、底子四禅、贤道、法空、净意等收骨葬塔，以申仰答罔极之志。”[33]又《大唐济度寺故大德比丘尼惠源和上神空志铭并序》云：“以开元廿五年秋九月二日从容而谓门人曰：死生者天之常道，身殁之后，于少陵原为空，迁吾神也……即以十一月旬有二日从事于空，遵理命也。”[34]
从前引例子来看，僧尼或居士实行林葬之后，对尸骸的处理方式：一是收取余骨，起塔安葬或凿石而葬；二是将收取的余骸另行焚烧，收取舍利，起塔安葬。
三 火 葬
唐代僧尼在选择火葬的问题上充满矛盾，就连到印度取经的玄奘也釆取了全身安葬，即墓与塔的结合，也即综合了中国传统和印度方式。更应当注意的是，在《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中，涉及僧尼火葬之时，都要特别指出是循轮王之法、印度之法、西方之法等，而且都是遵照遗命办事。也就是说，是否采用火葬取决于僧人自己的选择，反映了火葬在唐代并不是僧尼安葬的定制，所以才会附加前提，这一点日本学者小杉一雄有详细的研究[35]。这也可能与唐代对火葬的禁止有关，武则天在圣历三年(700)下诏禁止火葬，认为火葬“不达妙理，轻殉常情……即加禁断”[36]。相反，在僧尼的传记中，却有大量的尸身不坏的记载，因为这符合中国传统的对待尸体的思想。土葬在僧尼的葬制中始终存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还占据了主流，但火葬却在僧尼埋葬的问题上始终表现出矛盾及不彻底性的一面。这一矛盾和困惑的出现，主要是因为释迦牟尼的火葬始终萦绕在僧人的心中，同时中国的传统观念也起着抵抗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火葬和土葬对于僧人而言，选择前者似乎更需要勇气。正因为如此，才于生前留下遗嘱要求火葬，弟子们将其火葬也就心安理得。火葬，也称为“阇维”、“荼毗”，据《释氏要览》卷下“阇维”条云：“或云荼毗，或耶阇维毗正。梵云阇鼻多，此云焚烧。”[37]
(一)火葬举例
《续高僧传》第二十四卷《明赡传》记载：贞观二年卒，“未终前，建令焚身”[38]。《续高憎传》第十三卷《神迥传》记载：“以(贞观)四年七月一日迁神于法聚寺，春秋六十五矣……于升迁桥南焚之，遵遗令也。弟子玄詧收其余柩……于终南山仙游寺北而缮塔焉。”[39]《续高僧传》第二十四卷《慧乘传》记载：“以(贞观)四年十月二十日终于旧房，春秋七十有六，门人道璋先奉遗旨，于南山谷口焚之，私敛余灰还，于胜光寺起塔”[40]。《大唐长生禅寺僧本智塔铭并序》云：“遗命火焚，建塔东偏嘉禾村地内。”[41]《宋高僧传》第四卷《印宗传》记载：“至先天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示终，嘱循轮王法葬之，年八十七。”[42]所谓轮王法，即释迦牟尼荼毗之法[43]。《宋高僧传》第四卷《僧瑗传》记载：“灭后可依外国法，言讫合掌而终……弟子僧义立及雉山县尉檀信等同遵师旨，如法阇维，收取舍利……勒铭于所。”[44]
也有一些僧尼，在土葬或塔葬之后数十年乃至百余年之后被火葬的事例。《续高僧传》第二十卷《道哲传》记载：贞观九年卒，“葬于京之西郊。长城故人慕仰声范，遂发冢迎柩还归周至，行道设斋以从火葬，收其余烬为起塔于城西二里端正村龙岸乡中。”[45]《大慈恩寺大法师基公塔铭并序》记载，大和年间对基公塔进行重修时，“启其故塔，得全躯，依西国法焚而瘗之，其上起塔焉。”[46]距离最初埋葬已经100余年。《唐故张禅师墓志铭并序》云，法师义琬，圆寂30年后，“择吉辰八月十九日荼毗入塔”[47]。
(二)火葬之后的安葬方式
1．起塔安置
与安置佛舍利基本相同，僧尼火葬后一般构筑地宫，然后起塔。考古发掘的神会和尚塔基地宫就是一个典型的火葬之例。塔基地宫长1.12、宽1.13、高1.2米。出土了净瓶、陶钵、手炉等佛具，另有1件银盒值得注意，其内有已经腐朽的丝织品，可能是用来安置骨灰的盒子[48]。再者，在1米见方的地宫范围之内，安置全尸是难以想象的。这类塔一般称为“灵塔”或“舍利塔”。
《大唐崇义寺思言禅师塔铭并序》云，“以延和元年五月二十三日舍化于浚郊大梁之域，遂就阇维。……即以开元二年二月岁次甲申闰二月己未朔十二日庚午，侄沙门哲及道俗等敬收舍利，于终南楩梓谷大善知识林后本师域所起塔供养。”[49]
《大唐灵化寺故大德智该禅师之碑》记载：智该以贞观十三年(639)圆寂于灵化寺，“奉旨送往终南山，阇维于楩梓口。……弟子智文、玄达、真顾等四十七人，共收灰烬，标塔表灵。”[50]
2．龛塔安葬
典型代表就是龙门石窟发现的龛塔，根据时代的不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有两种形制，一为龛内上部雕刻塔，下部为穴，安置僧尼骨灰，与塔基地宫相似；另一为上部开圆拱形龛，龛内雕刻佛像一铺，下部为穴。后期也有两种形制，一为方形穴，另一为拱形穴，其上部的塔或像龛消失。在一些穴口凿有回字形边框，以封闭穴口。调查者将其命名为“瘗穴”[51]。但据《大唐都景福寺威仪和上龛塔铭》云，威仪圆寂之后，“于龙门西岩造龛”[52]。《□□□京大奉国寺故上座龛茔记》云，“安厝于龙门南岗□□□□”[53]。从刻铭来看，龙门石窟发现的所谓瘗穴，在当时被称为“龛塔”、“龛茔”。
在河南安阳宝山灵泉寺悬崖壁面也开凿了大量的龛塔，一般在龛内雕刻塔形，塔的下部设有专门开凿安置骨灰的瘗穴，却在塔身中部开龛，其内雕刻僧尼形象，即铭文中所谓的“图形起塔”、“写神仪于龛内”、“刊石图形”，其形式与龙门石窟龛塔的略有不同。另外，河南宝山灵泉寺有大量题记(塔铭)，可知这类塔为烧身塔、灰身塔、碎身塔、散身塔、支提塔、像塔、影塔等[54]。从铭文来看，这类塔内也可能是安置僧尼及居士的骨灰之所。如《大唐相州安阳县大云寺故大德灵慧法师影塔之铭》云，灵慧法师圆寂于山西，其弟子前往奔丧，“阇毗事毕，收骨归乡……于州西南五十里零(灵)泉寺西南悬壁山南面之阳，敬想灵仪，□为起塔，即以开元五年岁次丁巳三月辛丑朔廿三日癸亥□□舍利塔事庄严然。”[55]《唐故慧净法师灵塔之铭》云：“以大唐贞观十五年四月廿三日卒于寺所……阇维碎骨，迁奉灵灰，凿镂山楹，图形起塔，铭诸景行，寄此雕镌，盛德徽猷，庶传不朽。”[56]《唐故方律师像塔之铭》云：“(方律师)配住龙兴寺……开元十年三月一日脱形迁识……于灵泉寺悬壁山阳起塔供养。粤以开元十五年三月一日安厝。”[57]又光天寺僧顺，圆寂之后，“送柩于尸陀林，弟子等谨依林葬之法，收取舍利，建塔于名山，仍刊石图形，传之于历代。”[58]据调查报告，僧顺禅师即光天寺大比丘尼僧顺禅师，其塔的编号为47号，称为散身塔[59]。最为明确的是清净寺僧元藏的塔铭，其铭云“魏郡临河县清净寺僧元藏，俗姓张，载七十一。苦行□□泉寺，去天宝五载三月十五日亡。天宝六载三月十五日入塔”[60]。但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凡在此营造龛塔的僧尼及居士，均是火葬之后，弟子或后人造塔供养，以雕刻僧尼及居士形象代替了安置骨灰。具体情况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详细调查。在四川巴中石窟发现的龛塔，年代自唐代至于宋，形制上则介于龙门石窟、宝山灵泉寺龛塔之间，石塔塔身上部刻一龛，其内雕刻造像一铺，塔身下部凿穴安置僧尼骨灰，穴口四边有回字形边框，以镶嵌石板或门板封闭穴口[61]。
3．以骨灰塑像
《宋高僧传》第十八卷《僧伽传》记载，僧伽的弟子木叉卒后葬于寺之西，于中和四年重新安葬，“开穴可三尺许，乃获坐函，遂启之于骨上有舍利放光，命焚之，收舍利八百余颗，表进上。僖宗皇帝敕以其焚之灰塑像，仍赐谥曰真相大师，于今侍立于左，若配享焉。”[62]《宋高僧传》第二十三卷《束草师传》：“其夕遂以束蒿焚身，至明惟灰烬耳，且无遗骸……京邑信士遂塑其灰为僧形，置于佛殿偏旁，世号束草师，祷祈多应焉。”[63]
在敦煌石窟的藏经洞内原来安置有高僧洪巩塑像，塑像的背部有洞，像内安置骨灰[64]。应当是以骨灰塑像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或许更加接近以骨灰塑像的说法。
4．扬弃骨灰
《续高僧传》第二十卷《法琬传》记载：法琬圆寂之前，给唐太宗的表中云，“荫施诸众生，余骸依古焚弃。”“弟子等五百余人，奉遵遗旨……乃命下火依法维，薪尽灰飞，廓然归本。仍于焚所建佛塔一区。”[65]
四 石窟寺之内的埋葬——瘗窟
在考古发掘和调查中，也发现了一些瘗窟。这类石窟的性质，是用来安置僧尼及佛教信徒的尸骨的。它们的发现，为探讨当时僧尼的葬制提供了重要的新证据。从其性质来看，瘗窟一方面受到佛教石窟的影响，另一方面传统的崖葬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如四川、河北、山东等地都发现有崖墓葬，最为著名的莫过于汉文帝霸陵和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的墓葬。大量瘗窟的发现，说明僧尼在佛教和传统之间找到了一个衔接点。主要的发现有：在四川巴中石窟的南龛群发现瘗窟，其中第168号窟为葬尸之窟[66]。敦煌莫高窟发现隋至元的瘗窟18个，形制一般较小，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制作粗糙，窟顶较低，窟门较矮，以土坯、石块封门。有的窟内有长方形或曲尺形棺床，有的窟中有痕，大多数无葬具。葬式有仰身直肢葬、蹲坐式、骨殖葬、棺葬、火葬等。有随葬品和无随葬品之分[67]。在龙门石窟发现39座瘗窟[68]。瘥窟的出现，特别是其位置接近供养佛像的石窟，使得僧尼更加接近佛，题记上的“当来往生无量佛国”就是这类思想的反映。
另外，在瘗窟埋葬中，有一类不封门或不完全封门的窟龛值得注意，应当视为林葬的变异，或者说是中国式的林葬形式。但这类瘗窟与林葬也有一定的差异，表现为不把尸体完全暴露于野外，而是以窟龛的形式来安置，但不封口或不完全封口的窟龛，其中明显含有便于飞禽走兽啄食尸体的用意。如《续高僧传》第十八卷《法纯传》记载：法纯于仁寿三年卒于净住寺，“葬于白鹿原南，凿龛处之，外开门穴以施飞走，后更往观，身肉皆尽，而骸骨不乱。”[69]又《续高僧传》第十九卷《法喜传》记载：“初，平素之日历巡山险(山旁)，行见一处幽隐，可为栖骸之所，命弟子示之。及其终后，寺僧属其仪貌端峙，不忍行之，凿山为窟将为藏瘗尔。夕暴雪忽零有余一尺，周回二里蔽于山路，遂开行送。中道降神于弟子曰：‘吾欲露尸山野给施众生，如何埋藏，违吾本志。’……众不从之，乃安窟内，经久俨然，都无摧腐。宗国公亲往观之，神色如在，叹善而归。尔后怪无损坏，遂举其纳衣，方见为物所啖，头项已(以)下枯骨鲜明。”[70]《续高僧传》第十九卷《慧超传》记载：“敛于龙阜之山开化寺侧，作窟处焉，经停一年俨然不散，日别常有供礼，香花无绝，后遂塞其窟户，置塔于上。”[71]从人们可以随时往观这一点来看，其窟口是不封闭或不完全封闭的。又《续高僧传》第十五卷《僧辩传》记载：“贞观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卒于弘福寺，春秋七十有五。于时炎曦赫盛，停尸二旬而相等生存，形色不变，迄至于葬日亦不腐朽……殡于郊西龙首之原，凿土为龛处之，于门内通行路，道俗同观，至今四年，鲜明如在。”[72]又《续高僧传》第二十六卷《释解脱传》记载：“四十余年，常在佛光，永徽中卒。今灵躯尚在，岿然坐定在山窟中。”[73]又据五台山佛光寺发现的解脱和尚塔铭来看，在长庆四年才修建真身塔，将灵躯安置[74]。又《续高僧传》第二十卷《世瑜传》记载，贞观十九年卒，“作龛处之，三年不倒”[75]。
五 关于僧尼埋葬区的问题
在唐代，设置有僧尼公共埋葬区，有些是自发形成的。如河南安阳宝山灵泉寺塔林，以摩崖龛塔形式的形式瘗葬僧尼，也有一些居士，这些僧尼来自不同的寺院，有慈润寺、光天寺、圣道寺、大云寺、报应寺、圆藏寺、妙福寺等[76]。据研究，宝山聚塔成林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三阶教的影响[77]。在长安南郊也可能有公共埋葬区。如《续高僧传》第二十四卷《智实传》记载：“卒于大总持寺，春秋三十有八，即贞观十二年正月……葬南郊僧墓中。”[78]这种僧尼公共埋葬区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据《高僧传》卷第八《释僧远传》记载：“(僧远)以齐永明二年正月卒于定林上寺，春秋七十有一，弟子意不欲远形影迹杂处众僧墓中，得别卜余地是所愿也。方应树立表奇，即为营坟于山南，立碑颂德。”[79]所谓众僧墓，当指僧尼的埋葬区。这类埋葬区的特点是，各寺的僧尼包括居士都可以入葬。又据《续高僧传》第五卷《法宠传》记载，梁宣武寺僧法充“以普通五年三月十六日卒，春秋七十四。皇上伤悼，道俗悲恋，敕葬定林寺墓。”[80]又《续高僧传》第五卷《法云传》记载，梁光宅寺僧法云卒后，“敕给东园秘器，凡百表事皆从王府，下敕令葬定林寺侧。”[81]《续高僧传》第六卷《明彻传》记载：梁建初寺僧明彻卒后，“窆于定林寺之旧墓，敕给东园秘器，凶事所资随由备办，主者监护，有崇敬焉。”[82]这几条资料说明，在梁时的定林寺设置有专门埋葬高僧的墓葬区。龙门石窟瘗窟、塔龛的发现，说明这里也是僧尼的集中埋葬区。据《大唐大安国寺故大德惠隐禅师塔铭并序》云：禅师“临涅盘时遗言：吾缘师僧父母，并在龙门，可安吾于彼处，与尊者同一山也”[83]。可见，龙门也是僧尼圆寂之后非常向往之地，而且以与诸位大师葬于一山为荣幸。
除上述公共的僧尼埋葬区之外，还有某一寺院或某一宗派的专用埋葬区。这类情况一般适用于有师承关系的僧尼，往往形成一个单独的埋葬区，而且具有陪葬的性质。如玄奘及其弟子窥基，据《大慈恩寺大法师基公塔铭并序》记载：“法师以皇唐永淳元年仲冬壬寅日卒于慈恩寺翻译院，有生五十一岁也。后十日，陪葬于樊川法师塔，亦起塔焉，塔有院。”[84]香积寺善导及其弟子，据《大唐龙兴寺大德香积寺主净业法师灵塔铭并序》记载：“陪窆于神禾原大善导阇梨域内，崇灵塔也。”[85]三阶教教祖信行塔的周围，就有大量三阶教徒的墓塔。由于墓塔众多，大历二年以信行塔院为基础而兴建的寺院也就命名为“百塔寺”。据《金石粹编》记载：“大历二年建，慕信行者皆窆于信行塔之左右，故名百塔寺。”[86]又《陕西通志》卷三十六记载：“百塔寺，本隋信行僧人塔院，大历二年建。慕信行者皆窆于信行塔之左右，故名百塔。”[87]从出土的志铭中也可得到证明，据《唐僧海禅师坟志》记载：“大唐化度寺故僧海禅师，年六十六。俗姓刘，绥州上县人也。永徽五年十一月八日，卒于禅众。显庆二年四月八日，于信行禅师所起方坟焉。”[88]一些在家修行的居士也将墓葬修建于其侧，如“优婆姨俗姓张氏……迁柩于禅师林北起方坟”[89]。所谓禅师林，是指南郊的信行禅师埋葬之处。其他有师承关系而聚葬一起的例子也不少，如《唐故东都麟趾寺法华院律大师墓志铭并序》记载：“葬于邙山瀍水西原先师塔次，从像法也。”[90]《大唐嵩岳闲居寺故大德珪塔记》记载：“营塔于浮屠东岭之左大师味净之所……奉迁于塔，从僧仪也。”[91]《唐故东都安国寺比丘尼刘大德墓志铭并序》记载：“归窆于龙门望仙乡护保村先师姑塔右，宗遗教也。”[92]在陕西咸阳原也发现有德业寺亡尼的墓志铭若干，而且是一起发现的[93]。这种以某一寺院或某一宗派为主的埋葬区的形成，与中国传统的聚族而葬以及唐代流行的陪葬制度有一定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唐东都安国寺故临坛大德塔下铭并序》记载：“律师号澄空……贞元九年夏四月廿六日，委顺于本寺所居院……秋八月癸酉，就窆于龙门西南所置之兰若，居大智和尚塔之右，金刚三藏塔之左，若隐香山、乾元等寺，得清冈之胜界。”[94]逼近以葬于高僧之旁为荣，而且特别强调是得到了“清冈之胜界”，反映了当时的风水思想已经流行。
有些高僧圆寂之后，则在寺院中起塔。如神会和尚之灵塔就修建在宝应寺内[95]。不空三藏的舍利塔就在大兴善寺内，据《酉阳杂俎》续集卷五《寺塔记(上)》云，大兴善寺有不空三藏塔[96]。关于不空三藏塔的修建，据《代宗朝赠司空大辨证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第四记载，不空三藏圆寂后，原准备于大历九年七月十五日，为不空三藏“建以灵塔”，安葬于少陵原。但同书卷第五云，到大历九年七月七日，唐代宗又下令“不空三藏塔所宜令且停，别择好地起修”。事隔数天之后，即大历九年七月十五日，即下令于“当寺院造舍利塔”[97]。三藏无畏的身塔就建在广化寺，据《西山广化寺三藏无畏不空法师塔铭》记载：“大唐开元二拾三年，三藏无畏卒，春秋九十有九，诏鸿胪丞李现监护丧事，塔于龙门之西山广化寺，藏其全身。”[98]
有些高僧的安葬场所成为寺院。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十卷记载：玄奘于麟德元年四月十四日葬于浐东，总章二年四月八日，“敕迁徙法师于樊川北原，营建塔宇”[99]。又据《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并序》记载，至肃宗时，“赐塔额曰兴教，因为兴教寺。”[100]又据《金石粹编》卷八十六《大唐实际寺故寺主怀恽奉敕赠隆阐大法师碑铭并序》记载：“法师怀恽，俗姓张，南阳人也……高宗天皇大帝乘乾抚运……奉敕于西明剃落……时有亲证三昧大德善导阇梨……承妙旨十有余龄……师资早丧，想遗烈而崩心……爰思宅地，式建坟茔，遂于凤城南神禾原崇灵塔也……仍于塔侧广构伽蓝，莫不堂殿峥嵘，远摸忉利，楼台岌崇，直写祗园……又于寺院造大窣堵波塔，周回二百余步，直上一十三级。或瞻星揆务，或候日裁规，得天帝芳踪，有龙王之秘迹。重重佛事，穷鹫岭之分身；种种庄严，尽昆丘之异宝。但以至诚，多感能事冥资，故能远降辰衷。令赍舍利计千余粒，加以七宝函笥，随此胜缘，百宝幡花，令与供养。”[101]善导法师圆寂之后，其弟子怀恽在其灵塔之旁广构伽蓝，即香积寺，并成为净土宗的祖庭。前文所述的百塔寺也是如此。《宋高僧传》第二十六卷《光仪传》记载：“开元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枕肱右胁著席而亡……遗言令葬于少陵原南，乃凿原成室而封之……所葬之地遂建天宝寺，弟子皆留而守之。”[102]《大唐荷恩寺故大德法律禅师塔铭并序》记载：法律禅师是肃宗、代宗时的有名高僧，曾经“蒙赐紫袈裟及金钩”，以大历五年卒，“赐塔院于万年县洛女原”，“代宗皇帝以万方为心，忧劳兴疾，梦寐之际，遂见吾师，奉献神膏，未逾翌日，厥疾乃疗，遂赐院额号医王寺，令将军段公等就寺为师设千僧会。”[103]
也有一些较为特殊的事例，即僧尼圆寂之后归葬祖茔或归葬乡里。据《唐故法界寺比丘尼正性墓志铭并序》云，正性之父为驾部郎中、御史中丞，她圆寂之后，“迁神于神禾原□郎中之茔，从俗礼也。”[104]正性本人对于僧尼葬制的理解也值得注意，她认为“清净者心，心常解脱，故生不居伽蓝；严饰者相，相本无形，故殁不建茶毗之塔”。又《唐故凤光寺俊禅和上之墓铭并序》云，“迁柩于常州无锡县太平乡卞村东一里官河西八十步张宗祖墓中，卜其宅兆庚首而安厝之。”[105]《唐故空寂师墓志》记载：“师俗姓庞，名六儿，法号空寂……以开元六年六月终于家，以开元七年八月廿四日葬于奉天县川下原，祔先君之茔侧也。”[106]又《唐故沙弥僧蒋氏子墓志》云，“殁于江陵府白马寺，且窆焉，乃元和十一年十月三日也……明年秋，始以其梓归于邙阜……九月廿九日行终天盖袱之礼，遂以释子窆于兆内。”[107]《唐故龙花寺内外临坛大德韦和尚墓志铭并序》云，“迁神于万年县洪固乡之毕原。遗命不坟不塔，积土为坛，植尊胜幢其前，亦浮图教也。”[108]铭文之末还对这种方式大加赞赏：“生归于佛，殁归于乡，至哉其孝乎?”与中国传统葬制中的归葬祖茔是一致的，应当视为佛教(包括葬制)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融合性。
结 语
唐代僧尼葬制表现出的多样性，或者称其为不统一性或混乱状况，与传统的丧葬观念在作祟有一定关系。首先来看火葬。笔者以为，释迦牟尼的火葬有其社会基础，即印度崇尚火葬。而中国在接受佛教教义的过程中，火葬和当时社会的“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是有所冲突的，在这一背景之下，僧尼不得不自己做出抉择。既然是自己抉择，所以采取火葬方式便特别强调是遵守遗命而为之。这既可以看作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一个未完成的课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则是迂回的做法。
中国古代传统的埋葬思想中，强调“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其中就包括保持尸体的完整性，以备再生。如汉代流行的金缕玉衣，而且有九窍塞的存在，其目的就是为了尸体不腐朽，然后羽化成仙。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中安置云母，也有此义。为了适应传统的埋葬思想，同时，佛教典籍中也有土葬的理论根据，所以也就顺理成章地产生了大量采用土葬、墓与塔的结合以及瘗窟等形式。特别是构筑墓室(地宫)全尸而葬，然后在其上建塔，对于佛教徒来说也是有其理论根据的，即所谓“全身舍利”的概念。
至于林葬，则完全是受印度葬制的影响而产生的新葬制，这种葬制则更多地被三阶教僧人所利用，有一个特定的范围。
整个古代僧尼葬制的多样性，是矛盾和冲突的结果。更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个一直在努力解决，却最终没有得到完成的课题。从文献和出土的志铭来看，中国传统的丧葬观念已经在僧尼葬制中与佛教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如安置墓志、塔铭等；土葬与塔的结合；瘗窟的出现，其内设置棺床，有随葬品等；有些甚至采取归祖茔的做法，而且被称赞为至孝，仅从这一点而言，儒教与释教的结合从唐代已经开始。但总的来看，僧尼葬制中的火葬在传统观念的压力下，未能很好地得到解决。一直到明代，还有人对僧尼的火葬进行攻击。元代甚至出现了禁止火葬的法律。
除上述主要葬制之外，肉身干漆像也是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制作肉身干漆像在唐代已经存在。如《续高僧传》第二十卷《僧彻传》记载：僧彻圆寂后，“迁灵山窟，还依坐之……三载之后犹如初坐，门人为之易篑，而衣服一无玷污，乃就加漆布。”[109]又《宋高僧传》第三十八卷《栖隐传》记载：僧栖隐“受生一百有十八，由身不坏，门徒布漆之，别院供养，至会昌毁寺遂焚之”[110]。
注释：
[1]道世：《法苑珠林》，《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3册，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62。
[2]道宜：《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2册，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68。
[3]刘煦：《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4][7][13][14][15][16][18][19][29][38][39][40][42][65][69][70][71][72][75][78][80][81][82][109]道宣：《续高僧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60。
[5]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页1955。
[6]《唐代墓志汇编》(下)，页1897。
[8][12]《唐代墓志汇编》(下)，页1836。
[9]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
[10]慧皎：《高僧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60。
[11]王世平、朱捷元：《西安东郊新发现的唐法律禅师墓志及塔铭》，《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考古与文物》丛刊第三号，1983。
[17]《唐代墓志汇编》(下)，页1470。
[20]《唐代墓志汇编》(上)，页1233。
[21]玄奘：《大唐西域记》，《大正新修大藏经》笫51册，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60。
[22]道成：《释氏要览》，《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4册，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77。
[23]《唐代墓志汇编》(上)，页50。
[24]《唐代墓志汇编》(下)，页1699。
[25]《唐代墓志汇编》(上)，页1197。
[26]《唐代墓志汇编》(上)，页50。
[27]《唐代墓志汇编》(上)，页17。
[28]李裕群：《邺城地区石窟与刻经》，《考古学报》1997年第4期。
[30][51][68]张乃翥：《龙门石窟唐代瘗窟的新发现及其文化意义的探讨》，《考古》1991年第2期。
[31][37]《释氏要览》，《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4册，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77。
[32]《唐代墓志汇编》(上)，页386。
[33]《唐代墓志汇编》(下)，页1410。
[34]《唐代墓志汇编》(下)，页1473。
[35]小杉一雄：《中图佛教美术史の研究》，昭树社，1980。
[36]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
[41]《唐代墓志汇编》(下)，页1471。
[43][44][62][63][110]赞宁：《宋高僧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60。
[45][73]《续高僧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4册，一切经刊行会，1926～1934。
[46]《唐代墓志汇编》(下)，页2187。
[47]《唐代墓志汇编》(下)，页1765。
[48]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唐神会和尚塔塔基清理》，《文物》1992年第3期。
[49]《唐代墓志汇编》(下)，页1152。
[50]秦珠：《长安发现唐智该禅师碑》，《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4期。
[52]《唐代墓志汇编》(下)，页1485。
[53]《唐代墓志汇编》(下)，页1578。
[54]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安阳宝山灵泉寺塔林》，《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
[55]《唐代墓志汇编》(上)，页1190。
[56]《唐代墓志汇编》(上)，页56。
[57]《唐代墓志汇编》(下)，页1331。
[58]《唐代墓志汇编》(上)，页50。
[59][76]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安阳宝山灵泉寺塔林》，《文物》1992年第1期。
[60]《唐代墓志汇编》(下)，页1606。
[61][66]李文生、杨超杰：《龙门石窟佛教瘗埋形式的新发现——析龙门石窟之瘥穴》，《文物》1995年第9期。
[64]马世长：《关于藏经洞的几个问题》，《文物》1978年第12期。
[67]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页22。
[74]刘铭恕：《考古随笔二则》，《考古》1964年第6期。
[77]李裕群：《邺城地区石窟与刻经》，《考古学报》1997年第4期。
[79]慧皎：《高僧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卷，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60年。
[83]《唐代墓志汇编》(下)，页1476。
[84]《唐代墓志汇编》(下)，页2187。
[85]《唐代墓志汇编》(上)，页1296。
[86][101]王昶：《金石粹编》，中国书店，1985。
[87]《陕西通志》第三十六卷。
[88]中国文物研究所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贰]》下册，文物出版社，2003。
[89]《唐代墓志汇编》(上)，页1257。
[90]《唐代墓志汇编》(下)，页1923。
[91]《唐代墓志汇编》(上)，页1273。
[92]《唐代墓志汇编》(下)，页2008。
[93]中国文物研究所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壹]》下册，文物出版社，2002。
[94]《唐代墓志汇编》(下)，页1873。
[95]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唐神会和尚塔塔基清理》，《文物》1992年第3期。
[96]段成式：《酉阳杂俎》，四部丛刊初编。
[97]圆照集：《代宗朝赠司空大辨证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60。
[98]《唐代墓志汇编》(下)，页1470。
[99]慧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60。
[100]《唐代墓志汇编》(下)，页2184。
[102]《宋高僧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60。
[103]《唐代墓志汇编》(下)，页1956。
[104]《唐代墓志汇编》(下)，页1958。
[105]《唐代墓志汇编》(下)，页2211。
[106]中国文物研究所陕西古籍整理办公室编：《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壹]》(下册)，文物出版社，页125。
[107]《唐代墓志汇编》(下)，页2026。
[108]《唐代墓志汇编》(下)，页2032。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系)
乾陵文化研究（一）/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