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魏元忠是唐代比较有名的政治家，他历仕高宗、武后、中宗三朝，两次出任宰相，并兼具一定的军事才能，在唐代众多的宰相中是比较有作为的一位。本文拟就其生平事迹及相关问题略作述评，不当之处，请方家不吝指教。
　　一　魏元忠的军事活动
　　魏元忠(?～707)，唐宋州宋城(今河南商丘县南)人，本名真宰。他“初，为太学生，志气倜傥，不以举荐为意，累年不调”[1]。后跟随盩厔(今陕西周至)人江融学习“古今用兵成败之事”，学有所成。高宗仪凤年间，吐蕃多次侵扰边塞，元忠于是向朝廷上书，言“命将用兵”之得失，被授官秘书省正字，虽仅只是九品小官，但这却是他步入仕途的开始。因此，可以说魏元忠是以军事起家的。
　　1．洛阳上封事，论朝廷“命将用兵”之得失及御吐蕃之策
　　吐蕃是今藏族的祖先，其君长尊称“赞普”(雄强丈夫)，居住在西藏高原西南部。贞观三年(629)，年仅12岁的松赞干布即赞普位，他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削平了内部叛乱，征服了周围小国，统一了西藏。随后他又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使吐蕃逐渐成为一个奴隶制强国。在松赞干布后，吐蕃多次侵扰唐边境地区，唐与吐蕃因此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龙朔三年(663)，吐蕃灭唐朝属国吐谷浑，占领今青海地区。咸亨元年(670)，吐蕃攻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击龟兹攻下换城。高宗以右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婆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将军郭待封为副，讨击吐蕃，由于将帅不合，这次出兵“唐兵大败，死伤略尽”[2]。不久，吐蕃又侵入剑南地区。仪凤元年(676)闰三月，吐蕃攻击鄯、廓、河、芳四州，高宗因此不仅停止了拟议中的嵩山封禅，而且派遣相王李旦等率兵抵御吐蕃；七月，吐蕃又侵扰叠州。仪凤二年(677)五月，吐蕃入寇扶州临河镇，擒获镇将杜孝升；九月，中书令姚河道大总管李敬玄领兵十八万与吐蕃大将论钦陵大战于青海，唐军大败，工部尚书左卫大将军刘审礼被吐蕃俘虏。因此，当时唐王朝“深以吐蕃为忧”。高宗就此专门召集所有大臣讨论防御吐蕃之策。大臣们“或欲和亲以息民；或欲严设守备，俟公私富实而讨之；或欲亟发兵击之”，因意见分歧，“议竟不决”[3]。正是在此情况下，魏元忠赴东都洛阳，向高宗上封事，纵论朝廷命将用兵之要略，其主要内容有：(1)不拘一格，遍访群贤，不要使那些“智计如羊祜，武艺如李广”之士“卧死于淮阳……位屈于诸侯相”[4]。这一点主要是针对当时“朝廷用人，类取将门子弟”而提出的。其时，也确实存在这种弊病，国家在用人取士上，主要靠门荫，那些高门大姓的子弟由于其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往往优先得以任用，而那些平民子弟由于远离政治活动的核心，不为人知而难有升迁之机。其实，并不是说因门荫而被擢用的人都没有才华干略，而是说他们的任用阻滞了至少是减少了许多有才华有学识的平民子弟的升迁机会。魏元忠出身平民，不排除其上书有私欲的成分，但他提出这条建议客观上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2)赏罚分明。“赏罚者，军国之纲纪，政教之药石，纲纪举而众务自理，药石行而文武用命。”[5]他认为几次抗击吐蕃不得力，就是由于赏罚失秩。在他眼里，吐蕃乃“蚁结蜂聚，本非劲敌”，而薛仁贵、郭待封等都不能“激励熊羆，乘机扫扑，败军之后，又不能转祸为福，因事立功”，而竟至“弃甲丧师，脱身而走”。朝廷呢，对其只是“罪止消除”，他认为这是国家纲纪太宽，“向使早诛薛仁贵、郭待封，则自余诸将，岂敢失利于后哉?”进而，他又以韩非子“慈父多败子，严家无格虏”语讽喻高宗过于仁慈。魏元忠的封事论点鲜明，论据充分，且切中时弊，因此高宗览后，“甚叹异之”[6]，不仅没有怪罪魏元忠口无遮拦，反而授其官秘书省正字，令直中书省，仗内供奉。不久，又升其为监察御史。
　　2．监李孝逸军，平徐敬业之乱
　　文明元年(684)，魏元忠迁殿中侍御史。同年，眉州刺史徐敬业与同样被贬而仕途失意的长安主簿骆宾王、给事中唐之奇、詹事司直杜求仁、盩厔令徐敬猷打着“匡复唐室，拥立庐陵”的旗号据扬州作乱。武则天任命左玉钦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道大总管，大将军李知十、马敬臣为副，魏元忠为监军，南下讨伐徐敬业。李孝逸大军进至临淮(今江苏盱眙城北)，偏将雷仁智与徐敬业大战失利，孝逸有些害怕，按兵不进。监军魏元忠对孝逸说：“天下安危，在兹一举。四方承平日久，忽闻狂狡，注心倾耳以俟其诛。今大军久留不进，远近失望，万一朝廷更命他将以代将军，将军何辞以逃逗挠之罪乎?”[7]孝逸于是领军而前。当时，徐敬业屯兵高邮之下阿(今江苏盱眙与江都之间)，其弟徐敬猷进逼淮阴(今江苏淮安)，别将韦超屯兵都梁山(在今盱眙城南)。许多将领认为，韦超居都梁山，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唐军“土无所施其勇，骑无所展其足”，而且穷寇如果死战，进攻他势必造成士兵的大量伤亡，与其如此，不如分兵把守，让大部队直逼江都，这样可以一举端掉徐敬业的老窝。主管军资粮仗的支度使薛克构认为，韦超虽据险，但其所率士兵并不多，现在如果多留兵守之，那么进攻江都的力量必定有所削弱，而留下的军队又未必可以拿下韦超。与其如此，不如先攻打都梁山，大家齐心协力，一鼓作气，一定可以一蹴而就，这样的话，淮阴、高邮的敌军必然会望风瓦解。李孝逸虽然胆小。但却能听从属下的正确意见，他采纳了薛克构的建议，但是攻下都梁山后大军又该何去何从呢?当时许多将领都说，应先攻打徐敬业，敬业败，则敬猷不战自擒。如果先打敬猷，敬业肯定会引兵救援，那时唐军则会腹背受敌。对此，魏元忠有不同见解，他请求先攻打徐敬猷。他分析说：“贼之精兵，尽在下阿，乌合而来，利在一决，万一失利，大事去矣!敬猷出于博徒，不习军事，其众单弱，人情易摇，大军临之，驻马可克。敬业虽欲救之，计程必不能及，我克敬猷，乘胜而进，虽有韩、白不能当其锋矣!今不先取弱而遽攻其强，非计也。”[8]李孝逸听元忠言之有理，亦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唐军先攻打韦超，韦超乘夜而逃。唐军进而攻打徐敬猷，也一战而胜。大军继续前进，在下阿与徐敬业隔溪相拒。此前，唐前军总管苏孝祥在一次偷营中，被徐敬业打败，苏孝祥战死，左豹韬卫果毅成三郎被俘。李孝逸因此又有点胆怯，欲令大军后撤。魏元忠与行军管记刘知柔对孝逸说：“风顺荻干，此火攻之利”，并坚决请求决战。在此情况下，唐军与叛军展开大决战，孝逸因风纵火，结果唐军大胜，一举扫平了徐敬业。纵观整个平叛过程，魏元忠虽仅只是监罕，但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可或缺的，从中不难看出，魏元忠确实具有相当高的军事理论水平和战役战术素养。他因此功被武则天擢为司刑正，不久，又升任洛阳令。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他也因平扬、楚功而多次受益。
　　3．备吐蕃，御突厥
　　在整个唐代，吐蕃与突厥都是唐王朝的心头大患，它们时而与唐通好，时而与唐为敌，不时侵扰唐边境地区。唐政府也一直把备吐蕃御突厥当作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经常任命王公大臣率兵拒之。圣历二年(699)，魏元忠任宰相后，多次被武则天任命为大总管，经略吐蕃和突厥。突厥原来游牧于中亚的叶尼塞河上游，后迁至阿尔泰山南麓。552年，阿史那土门称可汗，建立突厥汗国，势力不断壮大。583年，突厥分裂成东西两部。武后时，西突厥衰微。而东突厥自恃强大，时叛时降。延载元年(694)，骨咄禄死，其弟默啜自立为可汗。此人颇具智计，狡诈异常。此年春，默啜率军入灵州，杀吏掠人。圣历元年(698)，又借机南下，围困妫、檀二州，后听说唐军将至而撤回漠北，但仍野心不死。圣历二年(699)，魏元忠被擢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不久，武则天“乃高选魏元忠检校并州长史，为天兵军大总管，娄师德副之，按屯以待”[9]。次年，默啜见东部壁垒森严，乃剽掠陇右牧马万余匹而去。同年，吐蕃攻凉州，围昌松县城，则天又命魏元忠为陇右诸军大使，击吐蕃。长安二年(702)九月，武则天以相王李旦为并州道元帅，武三思与魏元忠等为副，御突厥。《两唐书》及《资治通鉴》等书关于魏元忠御吐蕃、备突厥的记载都过于简单，没有述及经过和结果，为我们了解魏元忠在其中的所作所为留下了一些困难，只能凭史书中的只言片语笼统地知道，“元忠在军，惟持重自守，竟无所克获，然亦未尝败失。”[10]
　　二 魏元忠的政治生涯
　　魏元忠除了参加军事活动外，还长期从事政治活动。在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刚正不阿，正言进谏，多次与酷吏、佞臣作斗争。
　　1．直言进谏
　　历史上大凡有所作为有所成就且为人称道的官员都几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能直言进谏，魏元忠也一样。高宗时，时为监察御史的魏元忠有一次被问及：“外以朕为何如主?”元忠说：“周成、康，汉文、景。”高宗又问：“然则有遗恨乎?”元忠说：“有之，王义方一世豪杰，而死草莽，议者谓陛下不能用贤。”高宗辩称：“适用之，闻其死，顾已无及。”元忠说：“刘藏器行副于才，陛下所知，今七十为尚书郎，徒叹彼而弃此。”一席话说的高宗“默然而惭”[11]。武后时，魏元忠不怕触动圣怒，曾多次当着武则天的面，指斥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乱政。中宗时，秘书监郑普思聚众于雍、歧二州，图谋不轨，事被发觉后，西京留守苏瓌将其收系，严刑拷问。普思的妻子第五氏以鬼道为皇后所幸，中宗敕令苏瓌放了普思。后中宗车驾回到西京，苏瓌在朝廷上争辩说，普思谋逆，应予严惩，但中宗以皇后之故压抑苏瓌而护佑普思。时任宰相的魏元忠谏曰：“苏瓌长者，用刑不枉。普思法当死。”[12]中宗不得已，遂将普思流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州西北)，其余党众予以诛杀。中宗在位，安乐公主私下要求中宗废掉太子，立自己为皇太女。中宗问计于魏元忠，元忠说：“公主而为皇太女，驸马都尉当何名?”气得公主大骂：“山东木强安知礼?阿母子尚为天子，我何嫌?”[13]但魏元忠仍坚持己见，固称不可。在今天看来，魏元忠谏止安乐公主为皇太女，考虑更多的可能是维护封建伦理纲常，但客观上对于抑制这样一个飞扬跋扈、贪得无厌的公主仍起了很大作用。
　　2．与酷吏的斗争
　　武则天自徐敬业叛乱后，“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14]胡人索元礼因告密被提拔为游击将军，周兴、来俊臣等纷纷仿效，周兴官至秋官侍郎，来俊臣官至御史中丞。因此被擢用的还有侯思止、郭霸等人。这些人通过诬告、逼供、诛夷等手段，对那些谋反者和被怀疑谋反者进行残酷的打击和镇压，使当时“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辄与家人决曰：‘未知复相见否?’”[15]“酷吏恣横，百官畏之侧目”，当时许多正直之士被逼下狱，有的甚至被逼承反。被酷吏罗织致死的王公大臣更是不计其数，魏元忠亦不能幸免。他多次遭酷吏诬陷下狱，但他从未屈服过，而是与酷吏作坚决的斗争。永昌元年(689)八月，魏元忠迁洛阳令不久，即陷周兴狱，临刑因平徐敬业功免死，流岭南。长寿元年(692)正月，来俊臣又罗告魏元忠等七人谋反，俊臣以“一问即承反者得免死”诱之，元忠不为所动。侯思止审魏元忠，元忠“辞气不屈”，思止大怒，推拉元忠，将其绊倒。元忠慢慢起身说：“我薄命，如乘恶驴坠，脚为镫所挂，被拖曳。”思止更加怒不可遏，而魏元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说：“汝今为国家御史，须识礼数轻重。如必须魏元忠头，何不以锯截将，无为抑我承反。”[16]
　　3．与奸佞权豪的斗争
　　武则天晚年，宠幸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她对二张，与过去对薛怀义有所不同。以前，她万机独断，权不下移。薛怀义虽然嚣张跋扈不亚于二张，但由于武则天的抑制，其尚不能危害大政。武则天宠二张之时，年事甚高，已倦于政务，而耽于逸乐，故常委政于二张。二张亦随着权势的增长，其野心亦随之膨胀。史载，“太后寝疾，居长生院，宰相不得见者累日，惟张易之、张昌宗侍侧。易之昌宗见太后疾笃，恐祸及己，引用党援，阴为之备。”[17]正是武则天的宠信，使二张势倾朝野，当时攀附之徒不绝于道。而魏元忠却拒绝与之同流合污，相反，他对“诸张”多次予以打击。圣历二年(699)，魏元忠为洛州长史，洛阳令张昌仪侍仗诸兄之势，“每牙，直上长史听事；元忠到官，叱下之。”[18]长安年间，奉宸令张易之有一次放任其家奴凌暴百姓，魏元忠将其予以鞭杀，当时“权豪莫不敬惮”[19]。长安三年(703)，武则天召张易之之弟岐州刺史张昌期，准备任命他为雍州长史。在朝堂上，武则天故意问宰相：“谁堪雍州者?”魏元忠从实以对：“今之朝臣无以易薛季昶。”则天说：“季昶久任京府，朕欲别除一官，昌期何如?”当时其他宰相都附和说：“陛下得人矣。”而魏元忠却不理会武则天的暗示，独自坚持说：“昌期不堪。昌期少年，不闲吏事，向在岐州，户口逃亡且尽。雍州帝京，事任繁剧，不若季昶强干习事。”[20]则天无奈，默然而止。对于二张，魏元忠更是多次予以打击。一次，他当着武则天的面说：“臣自先帝以来，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尽忠死节，使小人在侧，臣之罪也!”[21]则天听了，很不高兴。“诸张”因此也非常痛恨魏元忠。不久，魏元忠就遭张昌宗诬陷下狱，后虽有许多大臣为其辩护，武则天亦明知他蒙冤，但仍将其贬官，而就在他被贬辞行之日，仍指着武则天身边的二张说：“此二小儿，终为乱阶。”[22]后张柬之等五人以“二张”之故，发动政变，诛杀“二张”，武则天亦为之所累，被逼退位。
　　武则天被逼退位后，武三思“令百官复修则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为五王所逐者复之，大权尽归三思矣[23]”。他还常说：“我不知代间何者谓之善人，何者谓之恶人；但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24]当时兵部尚书宗楚客、将作大匠宗晋卿、太府卿纪处讷、鸿胪卿甘之柬等皆为三思羽翼。御史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太仆丞李俊、光禄卿宋之逊、监察御史姚绍之皆为三思耳目，时人谓之“五狗”。武三思虽威震一时，但他对魏元忠的忠直仍忌惮三分。他曾假托则天遗制，慰谕元忠,赐实封百户，以图收买元忠。但元忠不为所动，以武三思擅权，“心常愤叹，思欲诛之。”[25]后太子李重俊起兵杀武三思，元忠说：“元恶已死，虽鼎镬何伤!”[26]
　　魏元忠直言进谏，又与奸佞权豪作坚决的斗争，固然是其为官的本分，但亦与其淡泊名利、荣辱不惊、不事权贵、刚正不阿的性格密不可分。在魏元忠还未做官尚为诸生时，一次面见高宗，高宗说了许多安慰和鼓励的话，元忠“不知谢即出，仪举自安”，高宗目送其离去，对身边的薛元超说：“是子未习朝廷仪，然名不虚谓，真宰相也。”[27]元忠等陷狱，被押至刑场，即将临刑，则天下令予以赦免。承敕者凤阁舍人王隐客未至市，先令传呼，其他人都起身欢呼，而魏元忠“独坚坐”，身边的人令其起身，元忠说：“未知敕虚实，岂可造次。”及隐客至，宜诏后，元忠才起身而谢，“亦不改容”[28]。周围观者都深深感叹其行将就死而神色不变。侯思止目不识丁，庭审魏元忠时说：“急认白司马，不然，即吃孟青。”元忠辞气不屈，说：“尔佩朱紫，亲衔天命，不行正义之事，乃言白司马、孟青，是何言也，非魏元忠，无人抑教。”思止警起肃怍，说：“思止死罪，幸蒙中丞教。”拉着元忠之手上床就坐，元忠坐卧自若，反而是侯思止诚惶诚恐，语无伦次。魏元忠为御史中丞，郭霸为侍御史。一次，魏元忠卧病在床，所有属下都前往探视，郭霸走在后边。见到元忠后，他请求出示魏元忠的便液用以查验病情。验后，他高兴地说：“大夫粪味甘，或不瘳。今味苦，当即愈矣。”[29]按理，元忠即使不能对郭霸所为心存感激，或者即使不存好感，但至少也不应当时就表现出来，而魏元忠却“殊恶之，以其事露朝士”。其刚直之秉性由此可见一斑。魏元忠多次无辜被流，一次侍宴，武则天问他：“卿累负谤铄，何也?”元忠对曰：“臣犹鹿也，罗织之徒，有如猎者，苟须臣肉作羹耳。此辈杀臣以求达，臣复何辜。”[30]
　　在武则天及中宗朝，宰相中有“居相位数载，竟不能有所发明，但脂韦其间，苟度取容而已”[31]的“摸稜宰相”苏味道，有“为人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主意所不欲，必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必因而誉之”[32]而被讥为“两脚狐”的杨再思，还有“独谨其身，不能有所匡正”[33]的豆卢钦望等，而魏元忠却能挺身而出，进忠言，斗权贵，因而就显得尤其难能可贵。
　　4．监修国史
　　中宗即位后，因魏元忠曾为东宫旧僚，“驿召元忠”，授元忠兵部尚书。则天驾崩，中宗居丧，军国大事，全部交给魏元忠处分。不久，元忠又迁中书令，加授光禄大夫，封齐国公，同时，监修国史。神龙二年(706)，魏元忠与武三思、祝钦明、徐彦伯等撰成《则天皇后实录》二十卷，编文集一百二十卷。中宗阅后，“称善，赐元忠物千段，仍封其子卫王府咨议参军升为任城县男。”[34]
　　三　魏元忠的“谋逆”问题
　　魏元忠一生命运多舛，仕途坎坷。他多次遭诬陷而被流贬。流放，唐代笞、杖、徒、流、死五刑之一，就是将犯人驱逐或遣送到指定的边远地方进行强制性劳役，一般不得私自迁移。贬谪，就是官吏降职，被派遣到远离京城的地方做官。《两唐书》关于魏元忠为酷吏诬陷而被流贬的一些记载在时和事上都有很大出入，有些记载甚至严重失实。如《旧唐书》上说魏元忠“陷周兴狱”，临刑被赦，而《新唐书》说元忠为“来俊臣所构”，临刑被赦；再比如《旧唐书》说元忠为来俊臣、侯思止所陷在圣历元年(698)，而据史料，来俊臣已于先一年与李昭德同时被斩，侯思止更是在长寿二年(693)因“私蓄锦”被李昭德杖杀；还有《新唐书》记元忠为来俊臣所构，流费州，一年多后，又陷侯思止狱，仍放岭南，而引《旧唐书》则说，元忠同时为来俊臣、侯思止所陷。
　　事实上，魏元忠先后曾四次被贬：第一次，永昌元年(689)八月。魏元忠被徐敬真、张嗣明等人诬称曾与徐敬业通谋，为周兴收系，当死，武则天以其有平扬、楚功，免死流岭南。第二次，长寿元年(692)正月，来俊臣、侯思止罗告魏元忠等七人谋反，元忠被贬为涪陵(今重庆涪陵市)令。第三次，长安三年(703)九月，张易之兄弟谮毁元忠与司礼丞高戬谋逆，元忠被贬为端州高要(今广东肇庆市)尉。第四次，节愍太子兵败后，宗楚客等共谮元忠于太子通谋，元忠遂先贬渠州，再贬思州。
　　魏元忠的几次流贬，罪名基本都是谋逆，而其是否谋逆，历史早有定论。但俗话说“无风不起浪”，那么魏元忠谋逆之风又从何而来呢?
　　1．为张嗣明、徐敬真所诬
　　永昌元年(689)，徐敬业兵败后，其弟徐敬真被流至绣州(今广西桂平市南)，他设法逃了出来，准备投奔突厥，途经洛阳，得到洛阳司马弓嗣业、洛阳令张嗣明的资助，到定州时被抓获。弓嗣业被缢而死，张嗣明和徐敬真为能免一死，引证许多故旧相知，说他们心怀不轨。当时，被他们连引的朝野之士很多，这其中就有魏元忠。与其同时被诬的还有秋官尚书太原张楚金、陕州刺史郭正一、凤阁侍郎元万顷等人。谋反乃十恶之首，为不赦之罪，应被斩首，但不知何故，在即将行刑时，这些人又被免死，流放岭南。史载，“当刑，又赦。是日，阴云四塞，即释楚金等，天气晴霁。”[35]古人相信天人感应，司马光用天象的变化在这里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即魏元忠等人的所谓谋反，实在是天大的冤枉。
　　2．为来俊臣所诬
　　长寿元年(692)春，左台中丞来俊臣罗告御史中丞魏元忠、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司农卿裴宣礼、前文昌左丞卢献、洛州刺史李嗣真谋反。武则天不辨曲直，贬魏元忠为涪陵令、任知古江下令、狄仁杰彭泽令、裴宣礼夷陵令、卢献西乡令，流裴行本、李嗣真于岭南。
　　3．为张昌宗所诬
　　长安三年(703)九月，为魏元忠所不齿而对其怀恨在心的张昌宗在武则天面前诬陷元忠与司礼丞高戬私下议论：“太后老矣，不若胁太子为久长。”则天大怒，将魏元忠与高戬下狱，并让他与张昌宗当庭对质。张昌宗心中有鬼，欲收买凤阁舍人张说，许以高官，让他做伪证。张说当时表面答应下来，但“说至御前，扬言元忠实不反，此是易之诬构耳。”[36]气得张易之张昌宗大骂，说张说与魏元忠同反。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朱敬则为元忠和张说鸣不平，说：“元忠、张说素称忠正，而所坐无名。若令得罪，岂不失天下望也?”[37]后又有凤阁舍人宋璟、殿中侍御史王浚等为魏元忠辩护，但武则天以张昌宗之故，仍贬元忠为高要尉。这次被贬为期两年多，中宗复位，魏元忠才又被召回。
　　4．为宗楚客等人所诬
　　这次被告谋逆在景龙元年(707)，是其与武三思及其党羽斗争的产物。中宗在位，武三思权侔人主，魏元忠常“思欲诛之”。节愍太子起兵，元忠子升亦被卷入其中，后兵败被杀。当时中宗因元忠曾为东宫旧僚，且有平寇功，以前亦被高宗武后所器重，所以释而不问。但武三思之党却借机兴师问罪，说太子起兵魏元忠潜预其谋，要求处死魏元忠。那么魏元忠是否潜预其谋，其目的又是什么呢?前已述及，魏元忠对武三思擅权早已不满，而太子李重俊亦非常痛恨武三思。史载，“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恶之；特进德静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安乐公主与驸马左卫将军武崇训常凌侮太子，或呼为奴。崇训又教公主言于上，请废太子，立己为皇太女。太子积不能平。”[38]因此，二人都有诛杀武三思的想法，因而说太子起兵，元忠潜预其谋确实有可能，但魏元忠的主要目的应该是诛杀武三思，而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对自己有起复之恩的中宗李显。但武三思之党却并不这么认为，他们借机生事。时任兵部尚书的宗楚客与侍中纪处讷共同作证说魏元忠父子与太子同谋构逆，请夷其三族。魏元忠这时也有些害怕，他请求解职。在《请解职书》中，他说自己“名忝大臣，不能缉谐中外，致使祸生辇毂，衅起储闱。空怀报国之诚，而无死节之效”[39]，希望自己能以散官朝朔望。中宗依允。但宗楚客等不甘心，又令右卫郎将姚庭筠劾奏元忠，元忠因此被贬渠州(今四川渠县)司马。宗楚客还是不甘心，必欲除之而后快，他又令给事中冉祖雍与杨再思奏言：“元忠既缘犯逆，不合更授内地官。”于是元忠再被贬为思州务川(今贵州沿河东)尉。不久，宗楚客又令御史袁守一奏言：“则天昔在三阳宫不豫，内史狄仁杰请陛下监国，元忠密进状云不可。据此，则知元忠怀逆日久，伏请加以严诛。”中宗听后，对杨再思等说：“以朕思之，人臣事主，必在一心；岂有主上小疾，遽请太子知事!此乃仁杰欲树私恩，未见元忠有失。守一欲借前事以陷元忠，其可乎!”[40]中宗李显曾两次为太子，两度当皇帝，他恣意享乐，遇事没有决断，人称“和事天子”；他受韦皇后安乐公主摆布，最后被妻女毒死，是一个很窝囊的皇帝，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和事天子、窝囊皇帝”[41]这次在魏元忠问题上有此深刻认识，并一针见血地戳破袁守一等人的鬼把戏，实在难能可贵，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魏元忠在中宗心目中仍然是有一定地位的。虽然如此，魏元忠仍免不了被流贬的命运，而就是这次被贬，葬送了魏元忠的性命。史载，元忠流贬途中，“行至涪陵而卒”[42]。
　　分析魏元忠这几次遭人陷害，被诬谋逆，其实都是些“莫须有”的罪名。但他之所以被诬，归根结底，与其刚正不阿、不事权贵的做人准则有关。魏元忠晚年，其实主要是他被中宗召回后第二次当宰相后，为人处事的风格发生了一些变化。“初，元忠作相于则天朝，议者以为公清。至是再居政事，天下莫不延首倾属，冀有所弘益；元忠乃亲附权豪，抑弃寒俊，竟不能赏善罚恶，勉修时政，议者以此少之”[43]，元忠“自端州还，为相，不复强谏，惟与时俯仰，中外失望”[44]。当时，曾有陈郡袁楚客以书规劝元忠，但元忠得书，只是愧谢而已。那么，魏元忠在其二度为相后为什么一改初衷，“不复强谏”呢?笔者认为，魏元忠一生多次遭人诬陷，多次被流放和贬谪，其遭遇可谓坎坷之至，这些不可能不使魏元忠对自己的处事原则有所怀疑，对自己的行为准则有所修正。世事无常，人生苦短，魏元忠学得乖巧了。但不管怎样，我们仍对魏元忠晚年的某些行为感到不取，为他的人生因此而抹上灰色的一笔而感到可惜。事实上，魏元忠二度为相后，也并不是无所作为，安乐公主要废节愍太子立自己为皇太女，元忠固称不可；节愍太子诛杀武三思，魏元忠潜预其谋，因此，说魏元忠“自端州还，为相，不复强谏，惟与时俯仰”，“亲附权贵，抑弃寒俊，不能赏善罚恶，免修时政”不免有失公允。《旧唐书》作者在卷后的评论中说魏元忠“性非纯一，识昧存亡，循利贪荣，有始无卒，不得其死，宜哉!”也显得有些过于苛刻。对一个人的评价，往往不能盖棺就定论，而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有时甚至需要很长时间。在魏元忠死后三年， 即景龙四年(710)，中宗追赠其为尚书左仆射、齐国公。睿宗即位后，制令其陪葬中宗定陵。景云三年(712)，又降制曰：“故左仆射、齐国公魏元忠，代洽人望，时称国良。历事三朝，俱展诚效，晚年迁谪，颇非其罪。”[45]给了九泉之下的魏元忠一个比较公正的说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魏元忠的一生极其复杂。他曾流贬再三，也曾“特承宠荣，当朝用事”[46]；曾“负忠直之望，中外赖之”[47]，也曾“不复强谏，与时俯仰，中外失望”，因而对他的评价也就有一定的难度。但笔者认为，瑕不掩瑜，魏元忠仍然算是唐代前期一位比较有作为的宰相，在武后中宗朝，酷吏横行，奸佞当道之际，他如果算不上中流砥柱，但至少也应算是水中磐石，为贞观之治向开元盛世的顺利过渡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注释：
　　[1][4][5][6][10][19][25][30][34][42][43][[45][46]刘昫：《旧唐书》卷九二《魏元忠传》。中华书局，1975，页2945～2955。
　　[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中华书局，1956，页6364。
　　[3]《资治通鉴》卷二○二。页6386。
　　[7][8][14]《资治通鉴》卷二○三。页6429～6438。
　　[9]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中华书局，1975，页6046。
　　[11][13][27][28]《新唐书》卷一二二《魏元忠传》。页4343～4349。
　　[12][23][24][26][38][40][44][47]《资治通鉴》卷二○八。页6592～6616。
　　[15][35]《资治通鉴》卷二○四。页6460～6465。
　　[16]《旧唐书》卷一八六《侯思止传》。页4845。
　　[17][18][20][21][22]《资治通鉴》卷二○七。页6563～6575。
　　[29]《旧唐书》卷一八六《郭霸传》。页4848。
　　[31]《旧唐书》卷九四《苏味道传》。页2991。
　　[32]《旧唐书》卷九○《杨再思传》。页2918。
　　[33]《旧唐书》卷九○《豆卢钦望传》。页2922。
　　[36]《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页3051。
　　[37]《旧唐书》卷九○《朱敬则传》。页2914。
　　[39]董皓等：《全唐文》卷一七六《请解职表》。中华书局，1982，页1790。
　　[41]赵文润：《汉唐人物述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页294。
　　(作者单位：乾陵博物馆)
　　

乾陵文化研究（一）/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