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献俘，顾名思义，是指战争结束后战胜者向祖宗神灵和上级进献战俘和战利品的活动。其由来已久，早在先秦之时就已广泛存在。随着后世的不断演变，献俘逐渐礼仪化，成为军礼的一种，即军队凯旋之后所举行的大型献捷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以前，作为一种礼仪制度，献俘礼消失于各类史籍文献中。但从各方面的史料来看，历代战后举行献俘活动还是广为存在的，而献俘也逐渐成为中央统治阶层炫耀武功、稳定统治的工具之一。
　　研究唐代的献俘仪式，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唐代军礼的有关内容，对于认识唐代国家政治、社会也有裨益。由于文献资料的零乱，学者们一直未对唐王朝所举行的献俘仪式作系统的总结，本文在认真整理唐代文献基础上，欲对唐代所举行过的献俘仪式加以整理。同时对唐王朝实际举行过献俘仪式的地点做适当地考略。不当之处，敬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由于《贞观礼》与《显庆礼》已失，唐初的献俘礼是什么样的面貌我们不得而知。从保存下来的《大唐开元礼》来看，唐代军礼中确有献俘礼，虽然只有寥寥几笔，但亦可从中窥知盛唐献俘仪式的大貌。《开元礼》“皇帝亲征告于太庙”条云：“凯旋告日，陈俘馘于南门之外，北面西上。军实陈于其后。告奠之礼皆与告礼同。”[1]意思就是说，凯旋那天，将所俘获的俘虏，无论生死，都陈列在太庙南门之外，使其面北西上；得胜归来的军队则列于俘虏之后，并举行告礼，将获胜的消息报告给太庙里的祖宗。这是皇帝亲征得胜献俘太庙的仪式。另外，大将出征得胜也有相应的献俘礼，在太庙：“若凯旋，惟陈俘馘及军实于南门之外，北面西上，其告礼如常仪”[2]；在太社：“若凯旋，惟陈俘馘及军实于北门之外，南面东上，其告礼如上仪，其祝版燔于斋所。”[3]可见，大将得胜归来不仅要献俘于太庙，而且还要献俘于太社。在太庙举行的献俘仪式同皇帝亲征献俘礼相同，在太社，俘虏和军队要陈列于太社北门之外，面南东上，其余相同。
　　上面所提到的三礼中对献俘礼记载的不甚详细，加上献俘过程中本身所需的凯乐及其相关仪注并未正式载入礼文。因此，至文宗大和三年(829)，太常礼院重新编定献俘时所用的乐器、仪式、歌曲等，纳入礼文，详细完善了献俘礼的相关内容。其仪如下：
　　凡命将征讨，有大功献俘馘者，其日备神策兵卫于东门外，如献俘常仪。其凯乐用铙吹二部，笛、筚篥、箫、笳、铙、鼓，每色二人，歌工二十四人。乐工等乘马执乐器，次第陈列，如卤簿之式。鼓吹令丞前导，分行于兵马俘馘之前。将入都门，鼓吹振作，迭奏《破阵乐》等四曲。《破阵乐》、《应圣期》两曲，太常旧有辞。《贺朝欢》、《君臣同庆乐》，今撰补之。《破阵乐》：“受律辞元首，相将讨叛臣。咸歌《破阵乐》，共赏太平人。”《应圣期》：“圣德期昌运，雍熙万宇清。乾坤资化育，海岳共休明。辟土忻耕稼，销戈遂偃兵。殊方歌帝泽，执贽贺升平。”《贺朝欢》：“四海皇风被，千年德水清。戎衣更不著，今日告功成。”《君臣同庆乐》：“主圣开昌历，臣忠奏大猷。君看偃革后，便是太平秋。”候行至太社及太庙门，工人下马，陈列于门外。按《周礼大司乐》注云：“献于祖。”《大司马》云：“先凯乐献于社。”谨详礼仪，则社庙之中，似合奏乐。伏以尊严之地，铙吹哗欢，既无明文，或乖肃敬。今请并于门外陈设，不奏歌曲。候告献礼毕，复导引奏曲如仪。至皇帝所御楼前兵仗旌门外二十步，乐工皆下马徐行前进。兵部尚书介胄执钺，于旌门内中路前导。《周礼》：“师有功，则大司马左执律，右秉钺，以先凯乐。”注云：“律所以听军声，钺所以为将威。”今吹律听声，其术久废，惟请秉钺，以存礼文。次协律郎二人，公服执麾，亦于门下分导。鼓吹令、丞引乐工等至位立定。太常卿于乐工之前跪，具官臣某奏事，请奏凯乐。协律郎举麾，鼓吹大振作，遍奏《破阵乐》等四曲。乐阕，协律郎偃麾，太常卿又跪奏凯乐毕。兵部尚书、太常卿退。乐工等并出旌门外讫，然后引俘馘入献及称贺如别仪。别有献俘馘仪注。俟俘囚引出方退。[4]
　　综合上面各唐礼中对献俘礼的记载来看，唐代献俘仪式的规模是比较宏大的。得胜凯旋的大将押着战败方的俘虏，在乐工的引导下，告献于社庙。礼毕后，还要由兵部尚书引导，伴随着铮铮的凯乐，带所获俘虏至皇帝所在的御楼前，举行大型的献俘仪式。我们看，《开元礼》中对献俘礼的记载相对简单，只有献俘于社庙的仪式，即献俘时对社庙的祭祀。换句话讲，告奠社庙本身就是献俘馘的过程，两者是融为一体的。到了唐朝后半期，这种祭献合一的献俘方式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一点，从后面所摘录的大和三年(829)的礼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时的献俘不仅要告献宗庙，同时还要献俘馘于皇帝，也就是将“献俘授馘”的过程单独拿出来举行一次盛大的仪式，正如上文中所说的那样“别有献俘馘仪注”。皇帝登御楼授俘正式被纳入官方礼典，成为整个献俘仪式中的重要环节，“祭”与“献”开始相分离。但这种趋势并不是在唐王朝的后半期才出现的，早在太宗贞观年间就已经有献俘于帝王的记载，并一直持续至唐末。可见，这种献俘于皇帝的仪式在有唐一代始终没有间断过，而且有不断加强的趋势，大和三年(829)礼文的编订只不过是对这种既成事实的认定，皇帝授俘也由此正式成为官方的礼仪制度之一，同时逐渐成为后世的典范，这是献俘礼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之一。
　　唐代的献俘礼虽有固定的典制，但献俘地点不甚固定。从有唐一代实际举行过的献俘仪式来看，除了太庙、太社这两个传统的固定献俘地外，顺天门(即承天门，唐宫城南门)、观德殿(含元殿旧址)、紫微殿、阙下、昭陵、武德殿、东都、乾阳殿、则天门(即应天门，洛阳宫城正南门)、含光殿(大明宫)、含枢殿、花萼楼、太清宫、望春宫、华清宫、勤政楼、望春楼、七陵、延喜门、兴安门、各行在、兴元城南门都曾作过献俘的地点。综合分析这些献俘地点可以发现，唐代的献俘地点不固定，趋于多样化，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种是祭祀类献俘地，包括太庙、太社、太清宫、皇陵。
　　太庙和太社是传统的献俘地点，对社庙的祭祀是唐王朝祭祀的重头项目，因此每次的献俘仪式即使不在社庙举行，中央也会派有司专门告祭社庙，告慰祖宗和社稷。
　　太清宫是唐朝皇室专门祭祀老子的场所，唐朝皇室一直以老子后代自居，不少皇帝崇信道教，或许为了表示对老子的尊重，也为了显示其对祖宗的敬重，唐代献俘还增加了对太清宫的告祭。这种情况不多，有唐一代总共有四次，且全部集中于唐朝中后期：一次是玄宗“天宝五载正月己巳，献陇右所获吐蕃、突厥俘于太清宫。庚午，献于太庙”[5]。另外三次分别是代宗朝斩周智光、宪宗朝获李锜、穆宗朝平李翙的叛乱后，分别命有司具仪奏告太清宫。在这四次中，只有玄宗朝是献俘于太清宫，其余三次只是告祭，这一方面显示了唐王朝追本溯源、不忘根本的情怀；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太清宫在献俘中的地位不是太高，其只不过是李唐皇室用以彰显孝道、利用宗教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但的的确确是唐朝献俘有别于历代王朝献俘礼的一大特色。
　　皇陵献俘也是唐王朝献俘的新特色。开创这一特殊的献俘地点的是高宗，响应者为代宗。“高宗永徽元年九月庚子，右翊卫郎将高侃执车鼻可汗至京师。癸卯，献于社庙，又献于昭陵。甲寅，献于武德殿”[6]。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陵墓献俘，但这次献俘是在献俘社庙之后对昭陵的祭献。显庆三年(658)，苏定方俘贺鲁至京师，高宗李治就献俘昭陵一事特地咨询大儒许敬宗：“贺鲁背恩，今欲先献俘于昭陵，可乎?”[7]可见永徽年间献俘昭陵只是一个序曲，高宗真正的目的在于先献昭陵，后献社庙及自己，以申孝诚。事实证明，高宗确实是如此做的。至总章元年(668)，李勣平高丽还，先献俘昭陵变成了顺理成章的事。高宗朝共有九次献俘活动，而献俘昭陵的有三次，这就是说不是每次献俘都要去昭陵。其实，献俘昭陵是事出有因的。我们看上面的这三次昭陵献俘，被献俘者都是太宗生前对其有恩(车鼻、贺鲁)或是有仇(高丽)，在太宗驾鹤后，有恩的背恩，有仇的必报。高宗承其父志，在完成了对恩将仇报、大仇未报者的讨伐后，出于孝心，本能地将庆功告成的献俘仪式搬到了昭陵。这可以说是高宗孝心所致。还有一个原因，高宗经常在洛阳居住，离昭陵较远，所以献俘昭陵，尤其是先献俘昭陵便成了不可能的事。可能高宗的昭陵献俘是无意之举，但却为后世献俘陵墓开辟了先河。
　　从上面对唐代献俘礼的记载来看，唐代的献俘仪式规模宏大，人数众多，除了被俘人员和凯旋的军队外，还有为数不少的执事大臣、乐工等相关人员。像武德四年(621)李世民献窦建德、王世充及隋氏器物，据文献载：“太宗亲披黄金甲，陈铁马一万骑，甲士三万人，前后部鼓吹，俘二伪主及隋氏器物辇辂献于太庙”[8]。如此多的人同时集中到一个地方举行献俘仪式，没有空阔的场地是不行的。另外，陵墓献俘本身就是一种祭献，这就需要一个能够举行祭祀仪式的场所。而昭陵的陵寝建筑结构恰恰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昭陵上建有祭坛，其具体位于陵山北约五百米处玄武门内，现存遗址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86.5米，东西宽53.5米。南高北低，由五阶台地组成，墙基、踏跺依稀可辨。在南边3个台地上，自南而北有寝殿、阁楼、东西庑、大门等建筑遗迹。在第四、第五台地上，除第五台地尚存门阙遗址外，其余原本可能是空余场地[9]。如此空阔的场地为陵墓献俘提供了可能，这也是高宗能够多次将献俘仪式搬到昭陵举行的原因之一。
　　至于代宗朝的陵墓献俘则另当别论，这次对逆臣周智光的献俘实际上并没有在皇陵举行，只是在京师举行完献俘礼后，代宗按常仪派有司具仪告七陵，总而言之，这也是陵墓献俘的一种。
　　其实不管是献俘于宗庙，还是太清宫，亦或是皇陵，都可以看成是献俘于先祖，其本源都出于一个“孝”字，都是唐王朝以孝治天下的统治手段。唐代帝王历来注重对孝道的推行，所谓“以义制事，以礼治心，外之为君臣，内之为父子”[10]，将孝道与君道相融合，以孝行天下。正如玄宗所云：“圣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于是以顺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扬名之义彰矣。”[11]献俘的主要目的在于表功绩、宣国威，在这种重大的场合祭祀先祖，无疑是对孝义的最大推广。因此，唐王朝献俘地点扩展至太清宫和皇陵，可以说是宗庙祭祀的延伸，同时也是献俘发展史上的一大亮点。
　　另一种是授俘类献俘地，包括各宫殿、城门及行在所在地。
　　这些是唐代献俘礼经常举行的地方，像观德殿、顺天门等。除了长安，洛阳的不少殿、门也在献俘地之列，这大部分是因为高宗、则天朝政治中心的东移，也不乏玄宗东幸的缘故。如“(开元二十年五月)戊辰，信安王献奚、契丹之俘，上(玄宗)御应天门受之”[12]。从举行过献俘仪式的殿、门的统计情况来看，太宗朝集中在长安皇宫——太极宫；高宗武后朝随着政治中心的北移及东移，献俘地随之转向长安北面的大明宫和东都各大殿、门；玄宗本人偏爱巡幸，其朝的献俘地也随皇帝本人的位置变化多端，从长安到洛阳，从兴庆宫到华清宫，玄宗朝献俘地点的选择充分体现了唐代行宫作为政治中心的补充作用。而在此以后的各朝皇帝，已很少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巡幸，他们大都常年不出长安，因此，其献俘地也就固定在长安宫城的东门之一的延喜门和北门之一的兴安门。对于唐末逃难在外的皇帝而言，其朝献俘仪式的举行只能在避难所在地和行在。
　　这里所谓的“授俘”，是指皇帝授俘，也就是皇帝接受献俘的地点。这类献俘地点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皇帝授俘逐渐成为整个献俘仪式的重中之重所致。同时其出现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直接影响到后世皇宫的建筑布局。例如说，明清两代的献俘仪式一般都在紫禁城的午门前举行，这是李唐王朝宫殿、城门献俘的延续。而午门的回字形设计又将献俘时的威仪发挥到极致，是建筑与礼仪的完美结合。
　　综上，唐代的献俘地点繁多，这种多元化献俘地趋势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代皇权加强，帝王地位上升，人间帝王的位置逐渐凌驾于神位之上。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皇帝授俘也随之成为整个献俘仪式的重点所在。唐代献俘已不再局限于太庙祭祖，纵观有唐一代的献俘，其献俘程序除了唐初固定为献社庙外，随着时间的后移，这种程序逐渐变成先献俘于皇帝，后祭祀庙社。并且在唐中后期的很大一部分时候，献俘社庙已变成告祭社庙，有时甚至连告庙的仪式也省了，太庙作为献俘场所的地位在下降。而皇帝授俘作为整个献俘过程重中之重，其御驾所在之处(宫殿或是城门)便成为新的献俘所在处，献俘地点开始朝多样化的趋势发展。
　　注释
　　[1]《大唐开元礼》卷83，“皇帝亲征告于太庙·凯旋献俘”条，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402页。
　　[2]《大唐开元礼》卷88，“制遣大将出征有司告于太庙”条，第419页。
　　[3]《大唐开元礼》卷87，“制遣大将出征有司宜于太社”条，第417页。
　　[4](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28，《音乐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54页。
　　[5](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定：《册府元龟》卷12，《帝王部·告功》，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页。
　　[6]《册府元龟》卷12，《帝王部·告功》，第123页。
　　[7](宋)王溥：《唐会要》卷14《献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71页。
　　[8]《旧唐书》卷2《太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8页。
　　[9]陈安利：《唐十八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45—46页。
　　[10](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80《太宗诸子·郁林王李恪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566页。
　　[11](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41，元宗皇帝：《孝经注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44页。
　　[12]《旧唐书》卷8《玄宗本纪》，第198页。
　　(高文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乾陵文化研究（五）/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