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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与艺术品的价值构成

梁子


  货币的本质是自我繁殖与克隆,但作为人们财富的体现,货币从古到今都存在着贬值的危险自我否定的危险,文物与文化艺术品作为另一种形式的财富,已经客观地介入到现代金融工作之中,加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对文物与艺术品价值的认定需要一个客观的标准和尺度——既是金融工作者所需,亦为文化市场所需要,文物与艺术品的市场有无限广阔的前景,无论是积累财富还是发展知识经济,都需要人们对文物与文化艺术品的价值体系构成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本人希望将学到的简单的经济学与金融学常识结合实际所从事的文博工作对文物与文化艺术品的价值构成有所理性的认识和考察。
  一 货币的本质是自我克隆
  货币资产既不是从一而终的良家妇女,更不是守身如玉的处子。货币是春心荡漾的蚁后,她一门心思地为了尽可能大量地克隆自我。货币的自我克隆原则符合经济学中的第一假设——理性经济人假设。无论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还是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论”都证明货币的本质是自我克隆。
  因为货币像女人一样,如果独守空房会不断贬值,直至为零。经历过中国改革开放的人们都记得,人民币的年存款利息由高到低,从14.8%降到2.5%。同期的物价指数上升了10——100倍。如果将一元人民币藏在柜子中用,30年后,只值过去的一角钱,买有的东西时只值过去的一分钱,如果存入银行,年息按10%算,存入30年,本息为1+1×10%×30=4元。利息合计低于物价指数上涨3——30倍(10÷3——100÷3)。而且利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同时,我们看到30年间只存不动,为存钱者带来很多不便,需要长期放弃使用权。如果将一定的资金用于投资,会出现三种情况:亏损,本金打水漂;持平,本金加利润为4元;有盈余,高于4元。如果随着社会经济同步发展,与物价指数保持同步,其本息很可能在40——400元之间。从这三种情况来看,最不可取得是既不存入银行,也不投资。最稳妥的方式是存入银行,有升值,但升值幅度远远低于物价指数的上涨,不过这种方式没有本金被打水漂的危险。最诱人的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同步发展,取得较多的收入。投资经营有丰厚利润的回报诱惑,但也存在很大的风险。从各种经济体、各类经营模式来看,几乎没有一家企业将利润的一部分存入银行,用另一部分利润进行扩大再生产。当国家经济迅速发展,企业经营良好时,企业家们不仅要用完利润,而且往往向银行贷款,以抓住机遇,取得规模效应。由于这种思想左右企业家,企业又往往在诸多原因的作用下,将以前的本金和利润进行再投资。没有只亏损利润保住本金的经营。国际形势、国内政局、资源以及价格的波动、新旧技术以及相关产品的更替、风俗习惯及其变化、消费观念的转变、对获取市场信息的迟滞、对竞争对手和潜在替代物的短视等,特别是投资单一抗风险能力差,都会造成大规模投资的失误,因而全军覆没,前功尽弃,从百万富翁沦为不名一文的乞丐。因而我们看到,投资既有回报的诱惑又有亏损倒闭的威胁。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假设,如果大家都不投资,都将手中的钱存入银行的话,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其结果是诱银行一个个倒闭,历史回到小国寡民的时代,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近现代世界历史证明,这种假设是不存在的。而人类的早期历史证明,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对外交流的加强,经济必然不断发展,吃饭、穿衣、住房、取暖以及婚丧嫁娶这些简单的消费,使简单的生产和消费的周期不断进行,人口的增长必然导致生产的扩大。如果手中有钱,人们总希望它升值,变得越来越多,总会利用一切机会使钱变钱,钱生钱。早期的交换和商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了。出现了一个既没有资源又没有产品,专门利用交易机会牟取利润的特殊阶层——商人。在我国最早以经商出名的是殷商,为了巩固自己的利益,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这就是我国的商朝。因此我们看到,无论从生产与生活的需要还是从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来看,投资生产或商业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
  二 作为财富的货币的种种弊端和缺陷
  (一)劣币驱逐良币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普遍现象。就中国历史而言,自秦始皇时就使用统一的货币,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历史上多次改换货币,除了货币作为新的王朝的政治象征之外,就是因为劣币驱逐良币,以次充好。中国历史上多次改朝换代,每次几乎都要更换货币,不仅对普通百姓造成极大的损失,对富商大贾也在客观上造成掠夺。
  (二)货币的第一职能是充当交换物而不是储藏
  货币被视为财富,但作为储藏物,有极大的不便。无论从质地,还是从体积上来讲,货币都不易于保存。如果贵金属金银作为货币,往往成为江洋大盗劫掠的目标。
  (三)作为财富,货币随时都有贬值的可能
  在现代社会,只要经济发展,就必然形成通货膨胀,只是通货率高低不同而已。
  (四)作为财富的货币受到币种的制约
  由于受币种的制约,因而其财富的绝对值有上下浮动的空间,由于汇率和本币所在国经济形势和国际地位的多种因素,货币财富的价值是不确定的。
  三 文物与艺术品介入市场
  文物与艺术品介入金融界最常见的现象是作为抵押品而出现的。在抵押贷款或亏损企业的财产被拍卖时,文物与艺术品往往进入公众的视野,被明码标价,像其他商品一样被用货币来体现价值。
  作为一种特殊的财富,文物与艺术品近年来被标价拍卖,成为一种愈演愈烈的文化经济现象,受到文物界和艺术界、收藏界的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博物馆通过各种渠道包括拍卖得到了很多珍贵文物。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先生借助本馆的国际影响和个人渊博的学识和强烈的爱国热情,感动和带动了许多港澳台成功的企业家和文化名人,例如邵逸夫等,出资从国外购回大量的文物珍品,使以收藏和研究夏商周青铜器闻名于世的上海博物馆新馆成为陈列技巧新颖、文物品位高、数量大的世界著名博物馆,它不仅成为上海的文化标志,同时也成为当代中国博物馆界的楷模。从该馆捐资捐献文物的公德墙上长长的名单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很多爱国人士的拳拳之心,也从侧面感受到收购文物所需资金之巨大,过程之曲折。
  回购文物最有名、最引起人们心灵震撼的一次,应是北京保利公司竟拍得到的圆明园原来的三个兽首。据中新网2003年9月19日的信息称,中国保利艺术博物馆用3317万港元,从香港佳士得和苏富比两家拍卖行购得铜牛头、猴头和虎头3件圆明园文物[1]。
  2005年6月20日的CCTV四套节目《鉴宝》栏目报道,宋代河南汝窑的一件冰裂纹瓶以6000万元的价格被拍卖,创该窑文物拍卖的新高。2008年5月份,西班牙艺术大师毕加索的一幅名画《拿烟斗的男孩》,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卖出了1.04亿美元的天价,成为拍卖史上最昂贵的艺术作品。收藏艺术品已经成为内地新富之士及一些追求文化品味的企业越来越看重的投资种类。一幅名画,价值几百万至几千万美元,在国际艺术品市场上是稀松平常之事。它是最保险的资产,不仅因为它占据的空间小得可以忽略不计。同时,它没有使用折旧的风险,“楼房是有寿命的,奢侈品、豪华轿车从你一开始买的那一刻起,它就在贬值。而艺术珍品则属于稀缺资源”。一位以收藏字画为乐的北京某跨国公司总裁刘爱亭对记者说:“因为艺术家终其一生留下的有价值作品数量是有限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艺术珍品就会具有越来越高的市场价值。”
  当个人资产达到一定量级之后,便开始将大量的金钱用于艺品收藏,这是很多国外商界大亨的惯常做法。石油大亨保罗·盖提除了做生意外,生平最大的两大乐趣便是:追逐女人、买珍贵艺术品。盖提为他的数以万计的艺术品专门盖了一座“宫殿”一一盖提艺术中心,如今成为盖提留给后人的最宝贵遗产,见证着他辉煌的艺术品收藏生涯。
  对于微软公司而言,它的价值最大的一笔固定资产也是艺术品方面的。微软专门有一个艺术基金会用来搜罗世界名画,陈列这些名画的画廊目前由老盖茨的第二任妻子掌管。
  台湾笔记本电脑制造商、广达电脑公司总裁林百里是位字画的发烧友。为了购买自己喜欢的艺术品,它可以毫不犹豫地一次性开出5000万元的支票,将身旁的人吓一跳。
  台湾媒体曾称林百里是一个“天天换美人”的电脑大王。林百里拥有很多幅张大千的美人图,他喜欢每天在自己的房间里换挂一幅“美人”。
  对于艺术品能够使资产实现保值和增值的功效,林百里深有体会,他曾对国内美术界朋友说:“我买的股票、基金这几年下来全都贬值了,唯独买的艺术品升值不少。”
  艺术品作为资金“蓄水池”的作用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挽救了不少亚洲公司的命运。印尼一家大型石油企业资金链条断裂后,公司总裁将公司所收藏的艺术品全部拍卖,得到了足够的周转资金,使公司避免了破产的命运。
  “艺术品市场是一个国际性的市场,它的特点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当一个区域的经济发生危机、各种资产都遭到贬值时,将艺术品拿到世界的另一个地方去,它的价值仍然能够得到保证”。中央工艺美院美术史研究专家赵力博士曾这样告诉记者。
  日本企业曾经大量收藏世界名画,比如梵高的名作《向日葵》就挂在一家日本企业总部大厦内。日本发生经济危机后,这些名画又大量流回欧美,兑现的资金帮助日本企业度过艰难岁月。
  意大利收藏家路易吉·贝利尼认为,在世界上只有艺术品是最有价值的,“股票的平均增值是40%,而艺术品的平均增值是95%,就像在二战期间,德国人利用战争,拿走了大部分的艺术品,因为他们懂得,艺术品是无价之宝”。
  购买艺术品还可以起到合理避税的作用。“一年下来的利润,投资其他领域风险太大,又有几个项目是能够一投上千万的呢?因此,将一部分利润投资在字画、艺术品收藏这些项目中,不仅可使资金保值和增值,同时也减少了税收”。北京一位收藏字画的房地产公司创办人如是说。
  “买艺术品,最好是买了之后就忘了,三五年之后,忽然记起,这时发现它已经升值了”。赵力说,“艺术生产力。”艺术品的魅力在于它不仅有着不可思议的资金保值增值作用,而且它带给人的精神上的享受以及企业文化建设方面的作用是无法用价格衡量的。
  深圳有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叫唐健钧,人称“疯子”。他做的是房地产、公路基础建设等生意。“疯子”雅号得来是因为他耗费巨资进行艺术品收藏,他收藏的字画据说有1000多张。唐健钧不无感慨地说:“投资的失败,生意上的挫折,要不是我收藏的这些字画给了我巨大的精神动力,几个唐健钧也早倒下了。”
  一些企业是善于将艺术品融入公司文化的高手。赵力曾经在日本东京参观一家公司的总部,该公司的整个办公楼一层都挂满了字画,这样,员工经过一楼去二楼以上的办公室上班时,无形中会因身在一个艺术中心而产生更高的工作热情。
  中国泰康人寿公司也有个功能类似的“顶层艺术空间”,在通向总裁办公室的走道上,挂着李可染、陈逸飞等画家的画,摆着一些珍贵的瓷器。海尔集团也一直有意建立自己的企业美术馆。
  在美国,有一种心理疗法为美术疗法,并且有专门的艺术诊所,美术作品不仅能提供给人一种审美的愉悦,而且还能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用美术作品去做心理疗法,和企业结合起来,怎样对员工形成人文关怀,是现代企业家关心的”。赵力说。
  艺术品的每一次购买活动,都是一次投资活动和攻关手段。美国大通银行多达17000件当代艺术珍品在提升其文化形象、知名度及盈利额方面,均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
  1987年,日本安田保险公司以3400万美元从伦敦佳士得买走梵高的名画《向日葵》后名声大噪,公司借此名扬四海。据说,该公司曾参加澳大利亚海上油轮的保险投标,当时,有几十家实力雄厚的保险公司参与角逐,而当安田保险负责人告诉对方自己就是购买《向日葵》的那家公司的代表时,对方没有犹豫就让安田包揽了这一业务。安田负责人不无自豪地说:“安田有今天的成就,《向日葵》功不可没。”
  法兰西第一银行每到一个地方投资,必先搜罗该地方的文化珍品。它来中国投资以后,也积极搜罗中国画家的作品。一位国内美术界的权威人士说:“它以收藏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为主,以反映中国的最新风貌。它选择艺术家的标准与国内通常的标准很不一样。也许它预见到的是未来趋势。”
  当客人来法兰西第一银行会见其总裁时,公司秘书总要先利用10分钟时间,带着客人去欣赏该银行所收藏的当地字画作品,以显示出该银行是一家非常本地化的银行。
  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当代艺术品也成为国际艺术品市场的热点,目前仍然活着的一线画家的画作可以卖到50万美元。“这是相当高的价格了,现在国外活着的大师的画作能卖这个价也不错了。这说明国际上对中国当代艺术品还是高度认可的。”赵力说。
  与国外推崇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局面相比,华人圈子主要还是收藏中国古代艺术品。古代书画最高价位的作品是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卷》,2002年春由中国嘉德拍卖的价格为2530万人民币,宋朝米芾的一幅书法作品也拍卖到2000万以上,清宫画师郎士宁的作品可卖到1000多万人民币。
  自1997年前后开始,中国艺术品开始出现回流现象,大量字画由台湾、香港、澳门及国外的收藏家手中回流到内地市场上。“这主要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香港等地很多人要变现,出货,而大陆经济没受什么影响,艺术品市场很好,因此在市场规律影响下,出现回流”。一位艺术品市场观察家说[2]。
  艺术品不仅是个人和公司品位的彰显,也是资产实现保值增值的绝对投资对象。中国艺术品正处于“发酵期”的价值上升阶段,进入正是好时候。
  当然,除了将文物艺术品作为“硬通货”加以搜购收藏以外,有大量的文物艺术品以最原始的形态很早就进入人们的审美视野,这就是各个国家不同类型的博物馆的陈列展出。以意大利的《大卫像》石雕为例,由于世界各地的旅游者慕名而来,它每年至少为意大利佛罗伦萨美术馆创造4000万欧元的收入[3]。陕西省的秦俑博物馆的纯门票收入超过1亿元,乾陵博物馆精美的盛唐石刻和唐墓壁画同样吸引各阶层观众,为该馆带来1200万元的年收入。文物与艺术品的升值空间不可估量,如果将一件文革时期收藏的文物放在现在,其价值可能是万倍之差,绝不会是百倍的差别,超过同期银行利息,也远远超过物价的上涨指数。
  四 文物艺术品的价值构成
  (一)真实性是文物艺术品“价钱”的首要因素
  不论是过去的文物还是时间不算久远的艺术品,之所以具有价值,其首先是那个时代的真实的文物,是名副其实的某个艺术家的艺术品,而不是赝品。这是文物与艺术品具有升值空间的第一保证。复制仿制文物或复制艺术品无疑是文物艺术品市场的毒药,谁实心实意想买谁倒霉,轻则心脑俱损,重则会遭到命定之灾,升值无望,人财两空。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也时常发生在文博界,典型的实例很多。例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数件紫砂壶长期以来被视为明代制壶大师时大彬的精品,经过茶文化界茶器专家的潜心研究发现,纯系赝品,不仅使该院蒙受经济损失,也大大地降低了该院在学术领域的崇高声誉。此事也在文物界收藏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同时,也为从事文物工作的人们敲响了警钟。无独有偶,过去被视为唐代金银器标准器、被专家学者加以引用的几件器物,经过研究也被列为废品之列。对数件佛利尔/塞克勒金银杯、盒进行去伪存真的研究后,罗杰伟先生深有感触地写道:“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西方的情形不可能发生改变。本文写作的目的,就是强调对西方收藏的中国器物进行重估的必要,并且鼓励中国学者承担这种重估。尽管陆时化讲了下面要引述的那些话,中国学者还是有必要更有力地发表意见,以教育西方的学者、博物馆馆长和收藏家们。”他引用了1776年陆时化《书画说铃》中的文句:“勿与门外人争真伪,徒费唇舌。多一物,添一蕾;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己不讲为安,无奈觉得俗气逼人。”[4]这是18世纪中国文人艺术家对于赝品伪作的消极而无奈的态度。陆时化们也万万没想到,21世纪的人们不仅不在自己收藏的赝品面前感到羞耻,反而掩耳盗铃,也想不到,现代人用赝品谋取暴利。由于圆明园的三件青铜兽头被保利集团高价购回,一些不法之徒迅速跟进,制造假文物,伺机高价抛售,当某一地方的重大文物发掘刚一见诸报道,与其风格近似的仿制品会很快出现在古玩市场。在拍卖行,既有造假的始作俑者,又有购假的“托儿”。拍卖与竞买者之间最终的账务往来他人无从知晓。国家文物局为了规范拍卖行行为,规定各拍卖行至少有五名以上具有文物专业高级职称的人员,且不得聘用文物系统的在职人员和退休一年以内的专业人员。这样,一批年事已高,退休在家的文物专家被拍卖行聘用,这些人只签聘用合同,领取年薪,实际不问拍卖事务。有的情况下拍卖者和鉴定者是一伙人。这种情况下,就无公正可言。市场供需关系被人为操作,失去规律性的稳定器作用,形成了泡沫。
  (二)艺术、科学和历史三大价值是决定文物与艺术品市场价值的核心因素
  国家新《文物法》和有关条例对文物的级别,对禁止出境的近现代艺术家的作品有严格规定。有关规定将文物的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历史内涵作为文物定级的标准。对此,人们认识是一致的,在这里无须赘言。
  (三)文物与艺术品市场价值与升值空间决定于对该作品的研究程度
  只有对一定的文物和艺术品有了较为深刻的研究,其艺术、科学和历史价值才会被揭示出来。对艺术品艺术风格、艺术成就、在世界艺术史中的地位,包括艺术家进行该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历史、政治社会)、人生际遇、该作品的艺术积淀等等都是人们需要了解的必要内容。而文物的内涵比纯粹的一件艺术品要复杂得多。其文物本身的纹饰和造型有时退居第二,其历史价值成为其高贵身份的决定性因素。最典型的实例是2003年元月19日陕西眉县马家镇杨家村出土的27件一套的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其五大学术意义使这些文物被李岚清副总理称为旷世国宝。它第一次从出土文物中证明了《史记》所记载西周诸王世系的正确性。其中一件青铜器逨盘完整地记述了11代12王的名字、位次和有关事件,是记载历代周王名号最多的一次发现,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进一步细化检测和参照的实物资料[5]。不仅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凡响,而且使向来默默无闻的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馆一举走向世界。五位发现国宝的农民被评为2003年全国十大(组)文化公众人物。目前为止,对这组器物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其历史内涵不可限量。
  不仅文物与艺术品的价值与人们对其文化内涵的研究程度有直接关系,有关的文物展出也与其研究的深度有正向的关系。某一个文物收藏机构的经济效益往往与其科研实力和科研成果成正比例关系。大英博物馆、敦煌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及法门寺博物馆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那么,文物与艺术品的未来升值空间是否与研究深度有正向关系呢?
  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表面看来,文物与艺术品被揭示出来的内涵和价值越多,其未被揭示的内涵就越少,因而其文化价值含量越少,仿佛其升值空间越来越有限。实际这是一个错觉,是将一般产品使用价值的边际效用观念加诸文物与艺术品,忘记了文物与艺术品的消费的可无限重复性。对文物与艺术品的研究越深,附加在其上的文化价值越来越大,被使用的范围和频度也越来越大。这是文物与艺术品与一般消费品的不同之处。其被使用的次数越来越多,被使用的时间延伸越久远,说明它与人们的精神生活离得越近,人们越需要它。人们需要其人文价值导向、美的享受、传达出来的道德教化、人格魅力等。假设一件文物或艺术品三大价值都很高,但人们并不了解,没有向公众开放,表面上它未被揭示的内涵为百分之百,并不表示其升值的指数也是百分之几百,因为人们对一件文物和艺术品的了解总是渐进的,而不是一下子就认识到它的全部价值。即使某些投资商一下子了解了其全部的意义和价值,也不可能一下子占完升值的所有空间。从其当下的估价到升值的预期再到其终极(我们假设有一个终极)价值之间的时间的延续和认识的深化也是有一个过程的。但其最初进入人们视野的时间越晚。到其终极价值的最终确定也越推后,客观上延滞了升值时间。
  (四)知名度是决定文物与艺术品市场价值的又一重要因素
  这一点,与上述三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一件文物与艺术品是真品时才有谈论价值的意义,只有对其有一定程度的研究,才有谈说其价值的根据,才有宣传、解说、促销的内容。知名度与三者关系密切,但并不是一种必然的关系。有价值的东西并不一定是很有名的东西。而文物与艺术品的市场价值同其知名度有某种必然的联系。某一件文物或艺术品只有被某些人或某个人看到时,这必然影响到它的市场价格。因为没有竞购,必然不会有最高价的出现。中国文物与艺术品之所以越来越受到重视,正是由于外国人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比过去要深刻得多广泛得多。
  (五)文物与艺术品的首次交易的市场价值(价格)与升值指数(幅度)的反向关系
  这是基于我们对所有的文物与艺术品在一定的历史时段内,都有一个终极价格(价值)的假设,这种反向关系的道理很简单:没有竞购的第一次进入交易过程的购买,必然是以最低价取得的。文化价值较高的文物与艺术品的市场价值越低,其升值的潜力越大,其升值的指数越高,其升值幅度也越大。但我们必须看到,当一个鉴赏力很高的收藏家,在某个偶然的机会中,以最低价购得一件终极价值很高的文物或艺术品后,并不可能在同一市场在很短时间内卖得终极价值。要卖得好价钱,还是要进行深入地研究,广泛地宣传促销,提高其知名度,全面揭示其文化含量。
  (六)文物与艺术品的价值决定于全民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
  如果人人都热衷于声色犬马,一味地追求物质享受,不注重人格修养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将珍贵文物视为连一碗羊肉泡都不如的废铜烂铁,认为欣赏一幅名画还不如洗一次桑那浴,那么,文物与艺术品无望升值。中国文物与艺术品如此,国外的也一样。之所以我们看到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文物与艺术品的拍卖价格一路走高,正是由于欧洲的经济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其文化素质普遍提高,他们渴望了解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特别珍惜文化艺术品。
  (七)文物与艺术品升值的基础是社会稳定,经济繁荣
  近年来中国文物与艺术品的拍卖价格不断走高,以温州和海外华人构成买主队伍的主要成分,是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密切相关的,特别是与中国文化自觉地融入国际社会,不断自我宣传与发展有关。相反,如果是战火连天,自然灾害频繁,政治斗争异常残酷,人人自危,朝不保夕,衣食无措的大环境,那么再值钱的东西也比不上一碗饭来的重要。
  五 小结
  文物与近现代艺术品在近年来的交易中,价格不断走高(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们视为有巨大升值潜力的“硬通货”,出现了文物与艺术品交易与展览事务繁荣的局面,这是令企业家和文化工作者高兴的事情,但也应该看到,其中也不乏坑蒙拐骗和虚假泡沫。应该看到这种“硬通货”之所以有价值,是由其艺术、科学和历史三大价值所决定的。对其内在的文化含量的揭示研究程度决定其终极价值的高低,虽然其第一交易的市场价格的高低与升值指数系反向关系。其知名度也对其价值产生正向影响。全民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是文物与艺术品具有升值可能的基础。
  注释
  [1]中新网:《圆明园铜猪头将返祖国,文物专家质疑铜狗头真伪》http://www.chinanews.com.cn/n/2003-09-19/26/348404.html
  [2]曹尚:《中国艺术品存在爆发式增长的空间》,见《环球企业家》,2004年10月20日。
  [3]见《中华读书报》2005年2月2日。
  [4]罗杰伟:《金银器说铃》,《唐研究》第十卷,第451页。
  [5]宝鸡市文物局编:《旷世国宝出土纪实》。
  (梁子,陕西乾陵管理处 文博研究馆员)

乾陵文化研究(五)/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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