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这里有两张关于乾陵的地图［1］，先看图一。这张地图大家都很眼熟，20世纪60年代初，杨正兴先生发表《唐乾陵勘查记》时就用的是它。从这以后，我国出版、发表的几乎所有关于乾陵的书籍、文章都使用的是这张图［2］，就连2005年出版的《乾陵文化研究》创刊号上仍然在用，图名“乾陵陵园探测图”(顺便说一下，这张图排版印刷时左右颠倒了)［3］。其实这张图问题很多。
　　发现这张地图的问题是在1995年夏天。那时杜葆仁研究员还没有退休，身体还好，担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乾陵考古队的领队，主持发掘乳峰双阙遗址和南门双阙遗址，我是考古队成员之一。当时我们手头只有这张图可资参考，在实地与地形和陵园遗迹分布情况相比较，发现有很大出入。因此，在调查和发掘的同时，杜先生特别请了陕西煤炭航测大队的几位测绘人员协助绘制乾陵地形及陵园遗迹布局图。天气炎热，又没有汽车，雇了一辆农用车(俗称“蹦蹦车”)测了一星期，跑遍了乾陵的角角落落(杜先生一直陪着调查，此后病了一场)，最终在一张1：10000的图上较为准确地标示了乾陵陵园建筑遗迹的布局。就是我们看到的图二。
　　两张图相比较，可以看出很多不同：
　　首先是地形。前者的梁山地形总体呈“十字形”，也就是说东南西北四面各有山梁向外伸出，从图上看，陵园的四个门就建在四方的山梁下端。而后者地形除了向南伸出的大山梁和向西南方伸出的小山梁，其他三面大体是扇形坡地，南北两面坡较陡，东西两面则较缓。根据近些年来的调查，20世纪70年代虽然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平整土地，修了许多梯田；神道西侧的石马道村和陵园西门的西皇门村因人口增多陆续修建了一些窑洞和房屋，但并没有移山填壑的大举动。一个世纪以来梁山及周围的地形并没有发生巨大变化。只能说，图一在绘制时并不是完全按照真实地形地貌来详细测绘。此外，两座乳峰的相对位置也不正确，西乳峰应该更偏南一些。
　　第二是陵园的方向。前者给人的印象是陵园的城垣和神道都是正南北方向。后者表明，陵园总体布局与作为中轴线的神道并非正南北方向，而是南偏东6°。既然乾陵是利用自然地势来营造陵园，势必要顺应地形，不可能完全按照正南北方向设计。此外，还必须考虑一些其他因素。近些年来在乾陵所作的钻探和测绘工作表明，不惟中轴线是北偏西6°，几乎所有陵园建筑遗址均为北偏西6°，如北门门址、东垣墙遗迹、下宫遗址等。根据近年对其他一些唐陵的测绘，各陵中轴线以及陵园建筑方向均不相同，如贞陵为北偏西11～14°、崇陵为北偏西3°、顺陵为北偏西8～10°、桥陵为北偏西5°(以上均为磁北)［4］，但有共同的一点，均为北偏西方向。仅仅从受地形限制的角度来解释，显然很难，尤其是顺陵，地处开阔平坦的平原地带，地形的限制几乎不存在，这让我们不能不考虑其他的人为因素。
　　第三是前者没有标注比例或比例尺，显然只是一张示意图。
　　第四是陵园建筑遗迹的遗漏。
　　1．当时足立喜六没有注意到最南端的双阙(也就是宋代文献所说宋陵的鹊台双阙［5］)。从近年的考古调查和钻探来看，乾陵以后的多数唐陵南面都发现有沿中轴线布置的三对阙，由南门向南依次为南门阙、乳台阙、鹊台阙，通常乳台阙距鹊台阙距离甚远，乾陵这两组阙的间距长达约2350米(西乳阙至鹊台西阙)，所以早期探访唐陵的学者多未注意到鹊台阙的存在。现已探明，鹊台东阙夯土基础东西35．4米、南北34．2米，西阙夯土基础东西32．4米、南北23．4米，残高均8米左右。
　　2．没有标注出下宫遗址的位置和范围(因1995年测绘时尚不清楚下宫遗址的准确位置，故图二中也没有标注)。根据近几十年的数次调查，唐陵的下宫遗址均位于中轴线乳台阙和鹊台阙之间的西侧。2006年对乾陵下宫遗址进行了考古钻探，下宫原有内外两重宫城城垣，外城垣平面呈方形，南墙长379．7米、北墙长380米、东墙长383米、西墙长382米，内城及内外城之间发现多处建筑夯土遗迹。
　　3．没有标注出陵园四角的角阙遗迹位置。
　　第五是标注的陵园建筑遗迹名称有问题。
　　1．前者将乾陵陵园四门分别以四神命名(这种命名被后来的许多学者所采用)，但唐代帝陵陵园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命名四门于文献无征，关于这个问题沈睿文氏曾有文章略作涉及［6］。唐代文献只出现“神门”、“司马门”、“神午门”、“丹景门”等，其中称为“神门”的有景陵、崇陵［7］；称为“司马门”的有献陵、昭陵［8］；称为“神午门”的有桥陵［9］；称为“丹景门”的有建陵［10］；唯独没有见到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来命名帝陵陵园四门的。所以，在图二我们直接标注为东、西、南、北门。
　　2．陵园南门门阙被标注为“内城门址”，东、西、北三门的门址也都是标注在门阙的位置。根据几十年来对关中唐陵的调查，陵园门址均在门阙和石狮以内，距离门阙尚有20～60米不等的距离，一对门阙都是独立的建筑，门址则与城垣相接，门址与门阙应分别标示出来。
　　3．乳峰双阙被标注为“朱雀门址”也是一个错误，现已探明，乾陵陵园南门遗址位于南门阙以北的石狮北侧，东西两侧与陵园的南城垣遗迹相接。
　　说起图一的来源，可能有些人并不清楚。20世纪初，有个日本人，叫作足立喜六(1871—1949)，原籍日本静冈县，1898年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1906年应清朝政府聘请，到西安的陕西高等学堂任教习职，一直到1910年春回国。在西安4年间，足立喜六在授课之余对西安及周围的历代文物古迹做了大量调查，足迹遍及长安、咸阳、三原、高陵、临潼、泾阳、户县、周至、兴平、礼泉、乾县等地，1907年曾得到日本来华考察的东西交通史学者桑原随藏、宇野哲人博士的鼓励和指导。回日本后，足立喜六执教于爱知县立第一高等女校、一宫高等女校，业余时间专心整理研究西安及附近的调查资料，参阅大量历史文献，撰写了《长安史迹研究》一书，1933年由东洋文库出版［11］。后来足立喜六潜心东西交流史，著有《法显传——中亚、印度、南海纪行研究》等著作，成为日本研究中国史的著名学者。
　　来中国以前，足立喜六专门学习了一些测绘方面的知识，在调查过程中对不少遗址和陵墓做了简单的绘图，大多属于示意图。调查过的唐陵有高祖献陵、太宗昭陵、高宗乾陵、德宗崇陵、武宗端陵以及武则天母亲杨氏的顺陵，其中昭陵、乾陵着墨最多。这本书的二五七页是“唐高宗乾陵平面图”，没有比例尺，显然也是一张示意图。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和当时对唐陵陵园遗址认识的限制，在图中出现种种遗漏和错误在所难免，足立喜六本人在《长安史迹研究》出版之前已经感觉到了，“惟著者归国后，因研究之进展，往往发现实地调查之不足处，而深悔其脱漏焉”［12］)。但不管怎么说，足立喜六是第一位对乾陵和其他唐陵进行考古调查的学者，在唐帝陵研究的学术史上有着开拓者的地位。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陕西省的文物考古工作者曾对乾陵做过多次调查，但始终没有做过大范围的实测图。近闻2005年乾陵博物馆专门组织专业测绘人员，对乾陵陵园及陪葬墓区进行了详细测绘，形成1：1000的总体平面图和数幅1：500陵园局部平面图，各类遗迹皆标注清楚。这是我们期待已久的一份地图。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建议以后不要再使用足立喜六的这张老图了。在最新的大比例实测图没有公布前，可以暂时使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1995年测绘的这份图。
　　注释：
　　[1]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乾陵勘查记》，《文物》1960年第4期
　　[2]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第5集；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上卷，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王双怀：《荒冢残阳》，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陈安利：《唐十八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三秦出版社2006年；樊英峰、雒长安、张永祥：《乾陵》，陕西旅游出版社1999年……(以上只是一些关于唐陵或乾陵的主要书籍。文章利用这张图的更多，恕不一一列举)。
　　[3]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创刊号，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6页。
　　[4]贞陵、崇陵测绘图为2007年测绘，资料尚未发表；顺陵测绘图见赵荣、权东计：《唐顺陵遗
　　址现状与形制探讨》，《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4期；桥陵测绘图见巩启明、阿历克山大·考赫：《唐
　　睿宗桥陵》，(德)达尔马斯德特，2002年。
　　[5]《宋史》卷122。
　　[6]沈睿文：《唐陵结构名称考》，《文博》2001年第1期。
　　[7]《旧唐书》卷18下、《旧唐书》卷37。
　　[8]《封氏闻见记》卷6、《旧唐书》卷25。
　　[9]《唐会要》卷20、《新唐书》卷14。
　　[10]《唐会要》卷17。
　　[11]足立喜六：《长安史蹟の研究》，1933年东洋文库版。汉译本见足立喜六著，杨炼译：《长安史迹考》，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足立喜六著，王双怀、淡懿成、贾云译：《长安史迹研究》，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
　　[12]足立喜六著，杨炼译：《长安史迹考》，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见“小引”第1页。
　　[作者：张建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乾陵吟古
　　黄光任
　　武则天
　　武则天名曌，初进宫被唐太宗淡忘于掖庭，遣去尼庵后又受到高宗青睐并二次入宫，直到登基称帝。后世文人在她的无字碑上刻满了褒贬对立的诗句。
　　日月并现照乾坤，一代女皇绝古今。失宠媚娘叹孤影，凄苦寺尼伴天尊。
　　雏凤展翅腾龙位，弱女挥手伏众臣。功过论争千秋案，无字碑上遍诗文。
　　

乾陵文化研究（三）/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

乾陵文化研究（三）/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