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清末民初，罗振玉收集到各地新出历代墓志1000多种，依照埋葬地域分类，抄录校订印行。1914年，《邙洛冢墓遗文》刊布于世，辑入唐代商贾《司马元礼墓志》[1]录文。后来他编辑图录《六朝墓志菁英》(1917)，作序有云：“墓志之传世者，莫盛于李唐，虽屠沽走卒，亦有薶铭。”[2]泛言唐人用志既多且滥。与北朝几乎清一色的贵胄显仕墓志比较，唐人墓志主人身份种类繁多，甚至有商贾、奴婢等操贱业或出身卑微者，已经由洛阳出土墓志予以证实。
　　唐代国家封建等级森严，以法权形式把人区分为良人(贵族、官吏、僧道、士人和农、工、商等百姓)、贱人(官户、部曲、奴婢等)两大类。商于良人中位列于末等，甚至在唐初仍称商人为“贱类”、“杂类”，以区别于普通编户。奴婢是贱人中最卑下的等级，身份不可随意更改。近代以来，中国出土唐代墓志数千方，上至皇室官吏，下至平民百姓，乃至方外异域之人，皆有名姓族里，为大家所熟知。可是当近年洛阳先后出土的《奴仆林存古墓志》(咸通七年)[3]和《奴婢王绾李如愿藏夫妇墓志》(大和六年)揭示了前所未知的唐代墓志主人身份，使人们的眼界为之开阔。唐代既有商贾小说诗歌流行，那么除了《司马元礼墓志》之外，肯定还有其他沉埋于地下的商贾墓志问世并为人所知。近读西北大学李健超教授大著新版《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于卷五东京福善坊下列商贾《王进墓志》等，除了征引有关志文，李先生进一步说道：“按福善坊毗邻南市，经商者多居此坊。”于是以此为线索，在居住于南市、北市周围诸坊的市民中又检出商贾《刘善寂墓志》、《张诠墓志》、《李和墓志》、《司马元礼墓志》、《张从古墓志》；在西京长安检出东市商贾《马倩墓志》。而且西域胡商等域外民族亦多聚居于洛阳的南市、北市和长安的东市、西市周围的里坊，他们以善于经商贸易而闻名于京城。延载元年(694)武三思率四夷酋长于定鼎门用铜铁铸天枢高90尺以镇四方，为武则天歌功颂德。这座巨大的标志物建筑，是“蕃客胡商聚钱百万亿所成”[5]，洛阳胡商之众与商业繁荣，可见一斑。
　　一 商贾墓志概况与墓志原文
　　本文所谈的是两京的本土商贾。简述墓志概况依照葬年先后铺叙，辅以录文，以便参考。
　　1．王进墓志
　　志石方形，边长46厘米，楷书20行，满行20字。建国前洛阳出土，藏于洛阳市新安县千唐志斋博物馆。墓志拓本著录于武志远、郭建邦编《千唐志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148页；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13册139页；洛阳古代艺术馆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4册28页。墓志录文见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307页；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全唐文字补遗》第二辑，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162页。原文如下：
　　大唐故王君墓志铭并序
　　窃以穴处嬉游，潜泳深泉之下，巢居轻举，栖景茂林之上，斯并见乎所见，然乎所然。乃知行藏异涂，叶乎仁智之性；静躁殊质，均乎动润之好。君讳进，字悉达，太原晋阳人也。乃祖乃父，在魏在隋；一行一言，著谣著录。君少无检局，长崇放荡，志惟乐事，住不求闻。虽复绛纱之业或亏，白圭之谋是务，若卜商之鬻鲁，犹猗顿之问陶。所以资拟蜀中，讵适汶山之地；声侔关右，宁惭兰草之家。非有爵邑之荣，方期鼎食之贵。所以亲戚是爱，里閈攸归。故能希道德于壶公，钦数术于梅子。庶太山请命，还遘张臣之方；岂谓京兆降灵，先应成都之旨。以大唐显庆四年十一月廿七日卒于福善坊之第，春秋六十有七。以大唐五年岁次庚申二月壬申朔二日甲戌合葬于邙山之阳。嗣子大义，痛深陟岵，悲切凋松，惧碧海之成田，勒玄础而为记。其词曰：
　　姬水疏源，淮流罔辍；代崇裘冶，门称阀阅。或承余祉，克光前烈；晨趋机事，晚谢藏拙。韬景光尘，混味酺歠；辅仁云爽，惊精诞说。滕马悲鸣，周萧哀噎；山原启乎幽隧，荒路穷乎去辙。风入松而响衷，云低陇而气结；泉扃或掩，薤歌徒切。琬琰斯彫，英华靡绝。
　　2．刘善寂墓志
　　志石方形，长48、宽47厘米，楷书16行，满行30字。据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郭培育、郭培智主编《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第173页记载：墓志于“民国十九年(1930)二月廿八日，洛阳城北十五里权家岭村出土”，藏千唐志斋博物馆。墓志拓本著录于《千唐志斋藏志》第401页；《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18册第7页；《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7册第4页。录文见《唐代墓志汇编》第832页；《全唐文补遗》第二辑第320页。原文如下：
　　大周上柱国刘府君墓志铭并序
　　君讳善寂，字承庆，彭城人也。春秋左史，蔡墨有言，在秦作刘，其来自昔。若乃开国典郡，乘轩列棨，凭图牒以口览，俨冠盖而成行，焕炳可寻，郁乎令族。虽摐金负玺，将非代禄之家；而馔玉鸣钟，犹得财雄之称。曾祖珪，隋滑州白马县令；祖□，隋汴州博士；父绚，唐倍戎副尉；并公材公望，如珪如璋。滑台行蒲密之风，夷门说邹鲁之教。专经有裕，伫飞鹤之来仪；为政无欺，见青鸾之戾止。弈叶增茂，徒闻必复，文武不泯，或绾戎昭，显考策名，斯之谓矣。
　　君荆蓝其质，松柏其心，处穷能通，既富而教。性狎江海，摈朱公于后尘；议薄云天，置白圭于散地。属四郊多垒，七萃开营，凉风惊而羌笛凄，秋月亮而胡笳动。将军深入，候太白之星高；士年前驱，奋中黄之气烈。君夙怀骁果，雅好旌旃，才执燕弧，俄班楚爵。方冀奔曦未掩，尚余连石之辉，岂期阅水不停，遽促幽泉之魄。遂以如意元年八月十一日卒于永泰坊之私第，春秋六十二。即以长寿元年九月十五日葬于平阴乡之原，呜呼哀哉!霜□积萃，云蔓幽石，泉冽冽而鸣涧，月苍苍而架林，此处此时，生平已矣!其铭曰：
　　寥寥滕室，瑟瑟松门，一违人代，讵辨营魂。昔年花月，欢谑徒存，今时丘陇，冥灭谁论?宿草春茂，愁云夏繁，风摧古木，霜剪蓬根，千秋万古，□复□□。
　　3．张诠墓志
　　志石方形，边长43厘米，楷书17行，满行17字。建国前洛阳出土，藏开封市博物馆。墓志拓本著录于《千唐志斋藏志》第401页；《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22册第107页；《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9册第154页；洛阳市文物工作编《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80页。录文见《唐代墓志汇编》第1319页；《全唐文补遗》第五辑第355页。原文如下：
　　唐故沁州安乐府别将上骑都尉张君墓志铭并序
　　君讳诠，字敬仙，南阳人也。君少而聪明，长乃温克，既出忠以入孝，亦居安以虑危。壮龄从官，不为人识，解褐拜沁州安乐府别将。有武豹之略，作龙蛇之蟠，志尚谦冲，退归闾里，善营陶产，家至籯金。春秋有六十，以开元十四年九月廿三日遘疾，终于殖业里，呜呼哀哉!夫人李氏，四德兼修，三从是式，关睢赞美兮琴瑟叶和。颜如蕣英，得配君子，命同薤露，后奄于长宵。嗣子翼轸，棘其心，泣其血，杖而后起，唯而莫詶，哀增路歧，悲动邻舍。以其年十一月十日葬于北邙山平乐乡之原，礼也。将启旧莹，式从合祔，呜呼!美志未申，盛年零落，丧谁主祀，室无齐眉。方留恨于九泉，永沉埋于五土。铭曰：
　　卓哉其人兮，克和六亲兮，促此而往兮，殁为穷尘兮!
　　4．李和墓志
　　志石方形，边长23厘米，楷书16行，满行17字。建国前洛阳出土，藏开封市博物馆。墓志拓本著录于《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22册第128页；《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9册第172页；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蝇》第484页。录文见《唐代墓志汇编》第1332页；《全唐文补遗》第六辑第409页。原文如下：
　　大唐故袁州参军李府君墓志铭并序
　　君讳和，字孝忠，本陇西成纪人也。曾祖善，常州武进县丞；祖玄，将仕郎；父大隐朝市，不应州郡之辟，时人以为侯嬴吕望之流也。君含章挺生，杰立角出，起家调补袁州行参军事。阮孚啸咏，尝闻方外之谈；孙楚词才，特见参卿之重。方期一翥云汉，远振大鹏之翮；岂图九泉沉没，俄缠故雁之悲。粤以开元十五年五月廿六日遘疾终于临阛之里第，春秋卌，即以其年六月十三日甲寅窆于北邙山之原礼也。呜呼哀哉!□惨烟云，悲凉道路。恐陵谷迁变，遂为铭曰：
　　惟远祖兮生此陇西，惟子孙兮如璋如珪。焕兮若五色之鸾凤，腾兮似千里之駃騠。何穹苍之不佑，入长夜之幽迷，既罢市以流恸，亦辍相以兴凄。即天道之如此，混贤愚而共齐。
　　5．司马元礼墓志
　　志石方形，边长44厘米，楷书28行，满行29字。建国前洛阳出土。墓志拓本著录于《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25册第81页；《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11册第56页。录文见罗振玉编《邙洛冢墓遗文》卷中，1914年上虞罗氏家刻本第18页；《唐代墓志汇编》第1577页；《全唐文补遗》第四辑第38页。原文如下：
　　大唐故上柱国司马府君墓志铭并序
　　大理寺丞郑荖莱撰
　　公讳元礼字元礼，河内人也。其先因职命氏，能宿其业。至于军旅之急，则兵法存焉；禄秩之崇，则夏官在焉。其余子长笔削，长卿词赋，盖代不乏也。祖怀智，隋左骁卫郎将，谋足决胜，智足解围，御寇之爪牙，干城之矛戟；父玄藏，皇雅州铜山镇将，奋身不顾，挥刀莫当，勇贯于熊罴，名高于鹅鹳。公即镇将府君之嗣子也。幼常读书，长又习武，庞眉大耳，空负奠豪之相；乐天知伞，邈无名位之心。企慕交游，好治资产，尝顾谓子异曰：总四方会，据一国冲，致天下人，聚域中货者，曷若旗亭乎!赞宾主礼，取谈笑资，成骨肉亲，结金兰分者，曷若玉醴乎!既而乃议卜筑，不避喧湫，得齐人攫金之所，石家贩铁之地，列其广肆，誓将老焉。观其閈闳已高，栏槛增饰，志不狭也，然后五齐式均，三事用节，秋酿冬启，春酝夏成，待价而沽，多享厥利。更分清白之品，弥叶圣贤之目。中山之液，尚谓浇漓；东鲁之浆，不其淡薄。揭相如之牓，未陨家风；解仲举之榻，斯延国士。达人愿见，不异于琼枝；君子消忧，无俟于萱草。故得韬精晦迹之客，夸雄游侠之徒，闻风而汇征，十室而八九矣。虽古之举袂成帷，挥汗如雨，未足多也。别有无衣无褐，终窭且贫，睹*(左阝右奥)长吁，过门大嚼，重扬雄之赋，能说鸱夷；鄙庾阐之文，虚捐玉碗者，日有其人矣。有识者由是知司马公之大隐也。无何，以天宝二年四月廿三日遘疾，终于东京福善里之第，春秋六十有四。呜呼哀哉!以其年五月廿二日永厝于龙门山天竺寺之东谷。夫人弘农田氏，幽闲立仪，婉娩成则，配我夫子，成彼好仇。忽厌浮生，俄求法乐，冀知泡幻，渐晤色空，奄遭府君之丧，便婴不起之疾，甫大祥日而迁化焉。时天宝四载四月十六日，春秋五十有八。以其载八月十七日祔于先府君之茔，礼也。嗣子升等，克绍弓冶，载罹闵凶，将勒石于千龄，乃托余之数字。铭曰：
　　易著噬嗑，汉崇阛阓；生我夫子，隐其为大。其一，于以介寿，于以养贤；夫子云至，醴乎乃传。其二，濡首之生，酣身之客；标其引满，明其举白。其三，匪随观鹤，宁因阅书；云集雾散，朝盈夕虚。其四，美矣夫人，配我吉士；窈窕其貌，淑慎其止。其五，逝川化物，大壑迁舟；形影双泯，声华独留。其六。苦雾霏霏，愁烟漠漠；既封陇隧，谁嗣糟粕。
　　赵郡李钧书
　　6．马倩墓志
　　志石方形，长46、宽43厘米，楷书23行，满行24字。西安出土，藏西安市小雁塔保管所。墓志拓本著录于吴钢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册第73页。录文见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33页；《全唐文补遗》第二辑第37页。原文如下：
　　大唐故扶风马府君墓志铭并序
　　前试太子通事舍人姚逢撰
　　府君马氏，讳倩，其先扶风人也。祖父以播迁去土，故近居徐州，今为徐州人焉。君幼知孝敬，长率仁德，居识时之否泰，出见事之荣辱。故不求贵仕，坐隐市朝，乐此寸心，毕吾天寿。贤哉!至乃适于四方，利有攸往。营陆贾之业，以安其子孙；弘陶朱之产，以济其穷乏。乡闾赖其博施，郡国尚其风义。故享用五福，君获其四焉。呜呼!天地之大也，有盈虚之运；陵谷之形也，有迁易之期。虞泉促西落之光，逝水起东流之叹；修短之分，古今同悲。以元和七年秋八月寝疾，终于长安道政里之私第，春秋七个。明年十月，葬于万年县之长乐乡张受村，礼也。夫人王氏，先君而殁，窆于河阴，不克合葬，从古制也。嗣子士万，幼承君之善训，长率君之仁德。生则养之以礼，殁则丧之以哀，克令家风，以主宗祀，钦慎之志，贤哉孝哉!于是奉以日时，卜其宅兆，幽泉启隧，永安冥漠之魂；贞石刊词，用纪平生之德。铭曰：
　　贵者近危，名者近辱；不贪不求，从吾所欲。贤哉马君，深见倚伏；任彼行藏，令吾宗族。人之所争，义然后取；人之所急，义然后与。自南自北，或出或处；德及邦邻，道光行旅。积而能散，和而不同；施人无倦，在困能通。既分惸弱，爰及孤穷；亲朋感义，闾里钦风。尝闻善人，天福其运；今也则亡，吾所不信。黄泉路迫，白日光尽；哀彼神游，才登耳顺。君有令子，嗣业其昌；君有令女，柔德其芳。爰封马鬣，式表龙岗；维现行而旌德，与地久而天长。
　　元和八年岁次癸巳十月庚辰朔十五日甲午葬。
　　7．张从古墓志
　　志石方形，长34、宽35厘米，楷书22行，满行22字。据《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363页记载：墓志于“民国廿二年(1933)洛城西北十七里冢头村出土，三彩六十件”，藏千唐志斋博物馆。墓志拓本著录于《千唐志斋藏志》第1085页；《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31册第100页；《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13册第184页。录文见《唐代墓志汇编》第2224页；《全唐文补遗》第一辑第328页。原文如下：
　　唐故处士张公墓志铭
　　乡贡进士郑或撰
　　公讳从古，字从古，南阳人也。张氏之先，名业功勋贵盛之事，人尽知之；且非此能累述之，其三代隐名遁世于降台翼邑，皆不事不禄焉。公性沉净，好药术，乐山水，于天坛学道；得绝粒休粮龙虎还转服饵之术，游洞穴，止居嵩岳数年。公以膝下之养，丹霞不可充甘旨，遂却归寰宇，隐于都市，托药肆粥术，非为酒直，实缘供侍，亦假此而救人济世。公乃咨迎尊亲，般运孤孀，携挈甥侄，就养东洛。本弃俗浮生，故不为婚。尝奉严亲诲令，年逾耳顺，敬命乃娶黄氏。其岁，慈亲奄背，公泣血号天，与弟庆议曰：吾汝非物外之情，岂可不从于鲁风。遂令季从翼城县启护先君于邙山之阳，依礼合葬。终丧期，授以粥药之宝付甥，公欲就道依岩，未诀诸爱，构疾，以会昌二祀十一月二十八日终于乐城里之第，然人皆疑其贾尸矣。世寿七十。明年二月十三日壬申，归葬于河南县金谷乡邙山西先茔之左，礼也。有女子一人字沙娘，出于黄氏，才行步口骇矣。甥营办神用之具，俭而从礼，精而尽心。恐陵谷之变，遂命余志之。敢为铭曰：
　　老少兮同梦，有无兮如常，浮生兮可厌，虚寂兮难量。神往兮仙境，藏尸兮北邙，陵谷兮将变，青竹兮非长。
　　二 酒商《司马元礼墓志》解析
　　前揭7方商贾墓志中唯760余字的《司马元礼墓志》篇幅最长，比较完整地叙述了墓志主人的经商生涯。撰志者用素描的方式、赞赏的口吻突显志主的经商理念，宣示了值得肯定的经营方式与成功之道，所述商业行为为一般商贾墓志所不及。据《北京图书馆藏墓志拓片目录》的记载，由金石学家吴式芬(1796—1856)旧藏[6]，则此志大约是清代后期洛阳出土的。
　　1．墓志解析
　　司马元礼长相富贵，他认真总结畅泳商海的体会，确定人生事业目标，占据最佳市场位置，选择行业经营商品。对儿子司马升授以真经：“总四方会，据一国冲，致天下人，聚域中货者，曷若旗亭乎!赞宾主礼，取谈笑资，成骨肉亲，结金兰分者，曷若玉醴乎!”分析这句话的意思，旗亭，市楼——古代观察、指挥集市的处所，上立有旗，故称。《洛阳伽蓝记》云：“阳渠北有建阳里，里有土台，高三丈，上有二精舍。赵逸云：‘此台是中朝旗亭也，上有二层楼，悬鼓击之以罢市。’”[7]旗亭一般设酒楼，唐代诗文多有描写在旗亭内饮酒的故事，其中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诣旗亭饮，陪酒佳妓轮流传唱三人诗歌“旗亭画壁”的风流雅事，至今脍炙人口[8]。玉醴，美酒。《旧唐书》云；“第五饮福。爰陈玉醴，式奠琼浆。灵心有穆，介福无疆。”[9]顾况《乐府》诗云：“玉醴随觞至，铜壶逐漏行。”[10]社会上很多具有礼仪成分的场合，若祭祀礼宾、婚丧添口、节庆风俗、聚会交往，兄弟结义，或以酒为媒介，或以酒兴气氛，不可或缺。则把握商机于闹市开酒店最聚人气，经营酒类易得大利。
　　墓志接着说：“既而乃议卜筑，不避喧湫，得齐人攫金之所，石家贩铁之地，列其广肆，誓将老焉。”就是在热闹的市场建筑私家商铺。《左传》记载，齐景公想给晏子换新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器尘，不可以居，请更诸爽垲者。”[11]而司马元礼专门选择寸土寸金的所谓狭隘扬尘之地，就是把握商机占据市场。句中用了两个典故，《列子·说符》云：“昔齐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适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巡吏把他抓住，问道：“众人都在，你怎么伸手就抢人家的金子?”盗劫者回答说：“拿金子的时候，我没看见人，只看见金子!”故事比喻为了满足私欲而不顾一切。《晋书·石苞传》云，美男子石苞，生逢魏晋，出身御隶，“贩铁于邺市”，官至司徒，是富豪石崇之父[12]。然而墓志借用二典是说司马元礼楔入繁荣的市场列肆经商，至老不渝。他的酒肆可能就设在旗亭。
　　墓志云：“然后五齐式均，三事用节，秋酿冬启，春酝夏成，待价而沽，多享厥利。”文献说以酒的酿造时间及酒的清浊分为五等，合称“五齐”，后亦泛指酒。《周礼》云：“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凡为公酒者亦如之。辨五齐之名，一曰泛齐，二曰醴齐，三曰盎齐，四曰缇齐，五曰沈齐。”[13]《隋书·音乐志》云：“六瑚已馈。五齐流香。”[14]《旧唐书·音乐志》云：“五齐兼饬，百羞具陈。”[15]都是指各种醇酒。“三事”，其实是三酒。《周礼·天官·酒正》云：“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孙诒让正义云：“三酒之中，事酒较浊，亦随时酿之，酋绎即孰。昔酒较清，则冬酿春孰。清酒尤清，则冬酿夏孰。”[16]“秋酿冬启，春酝夏成”，指秋季、春季酿造酒，分别至冬夏而成熟。曹植《酒赋》云：“其味有宜城醪醴，苍梧缥清，或秋藏冬发，或春酝夏成。”[17]墓志又云：“更分清白之品，弥叶圣贤之目。中山之液，尚谓浇漓；东鲁之浆，不其淡薄。”清白，清酒与白酒。《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十二·陇西行》云：“清白各异樽，酒上正华疏。”“中山之液”是相传产于中山的一种名酒，又称千日酒。郑玄注：《周礼·天官·酒正》云：“清酒，今中山冬酿，接夏而成。”[18]“浇漓”亦作浇醨，酒味淡薄，亦借指薄酒。“东鲁之浆”指鲁国出产的酒，味淡薄。后作为薄酒、淡酒的代称。《庄子·肤箧》云：“鲁酒薄而邯郸围。”[19]所云几乎全是关于酒的酿造、品种、质量、色泽、口感、味道、交易之事。由此可知，活跃于酒池糟丘的司马元礼是善酿醇醪的高手，酒的生产和销售是其毕生经营的生意。那是一种前店铺门面，后为生产作坊的封建社会典型的商市组成结构。
　　墓志的“揭相如之牓，未陨家风”，说的是西汉的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夫妇在临邛开酒铺，文君当垆卖酒，相如厮役涤器。“卓王孙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武帝读相如所作《子虚赋》，深为赞赏，因得召见。又写《上林赋》以献，武帝大喜，拜为郎。为安抚夜郎夷人，撰颁《喻巴蜀檄》。又拜中郎将，奉使西南，对沟通汉与西南少数民族关系起了积极作用。“于是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20]。这句话表面上看是赞誉志主传承先人遗风，能嗣家声，其实个中蕴义十分深刻。商贾居四民之末，朝廷的贱商政策使传统社会中的主流——士人阶层等鄙视经商者。官员文士郑荖莱以司马元礼比附本族名流，抬举拔高。商贾于追逐末利之外，参与士人的活动，密切与官员的关系，显示文化教养以提高声望。
　　墓志的“解仲举之榻，斯延国士”，说的是东汉陈蕃的典故。蕃字仲举，任乐安太守时，独有“清绩”。临济人周璆是个素享美誉的高洁之士，前后郡守招命总不理睬，只有陈蕃能请得动他，“特为置一榻，去则县(悬)之”[21]。《后汉书·徐稺传》云，太守陈蕃“在郡不接宾客，唯稺来特设一榻，去则县之”[22]。而个中另有含义，意为司马元礼在酒肆招徕社会名流。墓志撰者以志主攀比历史名人，盲目夸赞清高，竭尽吹捧之能事。
　　墓志云：“达人愿见，不异于琼枝；君子消忧，无俟于萱草。”达人，显贵者。琼枝，传说中的玉树，喻贤才。唐李德裕《访韦楚老不遇》诗：“今来招隐逸，恨不见琼枝。”萱草，俗称金针菜、黄花菜。古人以为种植此草，可以使人忘忧，因称忘忧草。汉蔡琰《胡笳十八拍》：“对萱草兮忧不忘，弹鸣琴兮情何伤。”[23]墓志句谓显贵者愿结交是以我为贤才，君子解忧消愁不必等待忘忧草。言外之意是社会贤达看重司马元礼是个人才，主动过来交往，肆酒陶情遣兴消愁。于是墓志接着叙述常来酒店的三类散客：“故得韬精晦迹之客，夸雄游侠之徒，闻风而汇征，十室而八九矣。虽古之举袂成帷，挥汗如雨，未足多也。别有无衣无褐，终窭且贫，睹*(左阝右奥)长吁，过门大嚼。重扬雄之赋，能说鸱夷；鄙庾阐之文，虚捐玉碗者，日有其人矣。”看得出闻香而来的多是掩藏才华隐居匿迹的君子，炫耀称雄轻生重义的豪侠，聚会送别酣乐不暇，以嗜酒为洒脱，这类朋友最多。以及生活无着的城市贫民有的过来饱餐醉饮解忧一时。还有讽咏歌赋评骘文章的骚人墨客举觞消遣金尊长满。扬雄、庾阐是文学家，《汉书》、《晋书》分别有传。鸱夷、玉碗是盛酒器。扬雄《酒赋》云：“鸱夷滑稽，腹如大壶，尽日盛酒，人复藉酤。”庾阐《断酒戒》云：“于是椎金罍，碎玉碗，破兕觥，捐觚瓒，遗举白，废引满。使巷无行植，家无停壶，剖樽折杓，沈炭销垆。屏神州之竹叶，绝缥醪乎华都。”[24]郑荖莱以嗜酒者对扬赋的推崇和庾文的包弹来推许文人雅集时开怀畅饮的醉后放言。他们挤拥于酒气氤氲的铺子，显示生意的红火。结交三教九流为回头客是墓志主人“企慕交游”的心音之—。之后，墓志笔锋一转：“有识者由是知司马公之大隐也。”晋王康琚《反招隐诗》云“小隐隐林薮，大隐隐朝市”，闲逸潇洒的生活不一定要体会于山野林泉，大隐者隐居在人群，身居朝市而志在玄远。司马元礼一生经营于太平世界的东都市场，除了墓志所谓“待价而沽，多享厥利”，人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记述的业绩，于是郑荖莱以经典套文“大隐”歌之而已。
　　天宝二年(743)，司马元礼64岁，病卒于东京福善里之私第，当年安葬于洛阳城南龙门山天竺寺之东谷。福善里即福善坊，检《唐两京城坊考》，坊位于长夏门之东第一街，自南而北第六坊[25]。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所作《唐洛阳城实测图》和《唐洛阳东都坊里复原示意图》[26]，南市位于洛河之南，是城市中划分的商业贸易区，南北占二坊之地，福善坊之东毗邻南市。毗市而居是经商者的优胜之选。城里人亡故后葬于城外，因司马元礼与夫人田氏是虔诚的佛教徒，故司马升为之择茔于山水林泉绝佳且大寺名刹林立的龙门山域，恒依释氏。天宝四年，田氏病亡，时年58，祔葬于其夫之茔。天竺寺，唐代龙门十寺之一，位于洛南龙门西山北端。原为北天竺迦湿蜜罗国僧人宝思惟建造。宝思惟于武周长寿二年(693)到达洛阳，敕于天宫寺安置，翻译佛经。景云二年(711)于龙门东山北麓筑寺，制度皆依天竺，故名天竺寺，其门徒与学侣同居该寺。开元九年(721)终于寺，僧徒为其建灵塔一座[27]。第二年，一场洪水毁掉了天竺寺。“安史之乱”后，代宗于龙门西山再立天竺寺，位于今伊阙西北2公里的寺沟村[28]。
　　墓志最后说到志主之子司马升'克绍弓冶”，即能够继承父子世代相传的事业。语本《礼记·学记》：“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司马升传承酿酒的手艺，管理酒坊和经营酒肆，为承续家业的第二代酿酒师和沽酒商。个体经营的成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政府对于私人制酒业采用了一种宽松的管理制度。
　　2．市场、政令与酒商
　　唐代东西两京并重，与长安一样，洛阳也是全国酒类消费的中心。盛唐时期造曲酿酒的兴盛，通过市场交易的渠道不断扩大消费者的群体，促进城市私营酒店业的发展。洛阳市场和坊巷中的酒肆、酒垆多白行酿造沽卖，采用生产兼销售的经营方式。酒类买卖和酒坊酒肆的普及见于文献记载，有的学者从历史区系经济的角度予以研究[29]。
　　唐代东都100多个里坊居住的百万人口是个巨大的消赞群体，南市、北市和西市是3个重要的商业区。《唐六典》云：“凡习学文武者为士，肆力耕桑者为农，功作贸易者为工，屠沽兴贩者为商。”李林甫注：“工商皆谓家专其业以求利者。”[30]则手工业者的特点是自制自销，工、商业者分工并不明显，于是市场成了手工业作坊集中地而密不可分。从策划、资金、生产到销售等环节都需自己经营。司马元礼造酒卖酒，店铺必然附设有作坊，虽然造曲酿酒不受限制而产量毕竟有限。酒商墓志的背后似乎反映了当地酝造者多，以各种佳醇供给市场，私营酒业的发达满足了人们对旨酒盈尊生活的需求。
　　在天下太平的大环境中，酒商司马元礼身居都城，瞄准市场需求，自筹资本，产销一体，把握质量，适时生产，列肆推销，平贾和售，广交朋友，在东都繁荣的市场上是一位追逐财富成功、经营合法致富的商人。这与玄宗朝皇帝下诏禁止贵族官僚私营商业侵害商贾利益，保护商人的合法经营权[31]，以及当时的商税负担较轻，政府尚未凭借政治强权取缔民间酒业经营实行榷酒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
　　司马元礼之祖仕隋为朝廷郎将，父仕唐为镇将，他出身军官世家，优游于上流社会，囿于自身条件，读书未聪习武不成而仕途难通，于是乐天知命不求名位，以私家财力和个人才能为资本，弃贵从贱营殖射利，广交游而治资产，享受物欲追求发展，寻找新的人生目标和生活方式，社会身份定位为酒商而实现自我价值。
　　3．撰志者郑荖莱
　　天宝二年为司马元礼撰志时，职衔“大理寺丞”，从六品上，为朝廷衙署官员，目前关于他的生平所知甚少，与其他文献记载的郑老莱是一个人。《全唐文》收录他的文章一篇，书其小传云：“洛邑人。遂州刺史，叔则父。”[32]依据是穆员撰《福建观察使郑叔则墓志》(贞元九年)[33]，他是荥阳人，小传传写有误。唐代的《李君夫人郑秀实墓志》(大中十年)云：“曾王父讳老莱，皇进士及第，累官至遂宁郡守。”[34]《唐郑珤墓志》(大中十一年)云：“使君之曾王父，开元闻人，用前科进士，官至遂宁守，讳老莱。”[35]据《旧唐书·地理志四》的记载，遂州在隋为遂宁郡，唐代或改为遂州，或回改为遂宁郡，屡变不定，其实一也。
　　托请或纳金请名人书志之风气通行于唐代，文学家李邕鬻文售字获财丰厚，为人乐道。墓志云：“嗣子升等，克绍弓冶，载罹闵凶，将勒石于千龄，乃托余之数字。”换成白话说，司马升痛丧先考，为子准备墓志石随葬而托请管理刑狱断案的官员为其父撰作墓志，另请赵那李钧书丹。商贾贱类而富赀财，向朝廷命官支付钱物而买铭，郑荖莱收取酬金为润笔。于是墓志的撰作者以老道的笔触和流畅的文辞描述了开元天宝盛世的一位长于经营的诚贾良商，他既是出身于官僚家庭掌握了多种酒类酿造技术的酒翁兼酒贾，又是善于利用售卖的特殊商品交通官僚攀附名流，结织相互依靠的网络以顺利经营赚取利润的典型商人。
　　三 余 论
　　有唐近300年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影响世界。长久以来两京地区的历史文化遗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研究领域日趋广泛与深入。商贾墓志是时人为我们遗留下来的难以数计的璀璨遗物中一颗明亮的珍珠。
　　因未完全检阅已经著录的唐代墓志，本文所引商贾墓志或有遗漏。就7方墓志的年代看，有初唐的《王进墓志》(显庆五年，660)和《刘善寂墓志》(长寿元年，692)；盛唐的《张诠墓志》(开元十四年，726)、《李和墓志》(开元十五年，727)和《司马元礼墓志》(天宝二年，743)；中晚唐的《马倩墓志》(元和八年，813)和《张从古墓志》(会昌三年，843)。除了《马倩墓志》出土于西安，其他墓志都是洛阳发现的。两京商贾墓志具有的共同特点是：
　　1．商贾居住于市场周围的坊里，近市而居便利于邸肆经营取利。王进、司马元礼居住于东京福善坊，东临南市。刘善寂居住于东京永泰坊，西临南市。李和居住于东京临阛坊，在永泰坊之北，西临南市。张从古居住于东京乐城坊，“即唐南市与通利坊之地”[36]，南临南市。张诠居住于东京殖业坊，西南临北市。马倩居住于西京道政坊，西临东市。    
　　洛阳地处天下之中，交通便利，商业繁荣。6位商贾中，5位毗邻南市而居。据文献记载，洛阳南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37]。昔日市场之闹猛繁华，由这5位在南市设肆经营的具名商贾及其先人、子嗣而得以彰扬。洛阳北市商人集团在龙门开凿石窟的宗教活动遗迹保留于今，其颇具势力的行会名称刻于造像题记，为“北市彩帛行”、“北市丝行”和“北市香行”，以及商人姓名。他们和张诠一样，是立业于本市的客商。
　　西京长安东市店铺林立，商贸繁华。南北居二坊之地，“街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38]。马倩父子“倚伏”于市日逐其利。
　　2．商贾之家多世代相传，毕生从事，“商之子恒为商”。若王进，先世及嗣子大义，四代经商。一如铭语所谓“代崇裘冶，门称阀阅。或承余祉，克光前烈”者。他在四川做买卖，辗转于洛阳。马倩先人籍贯扶风，祖与父大概是做生意而外迁徐州。马倩“不求贵仕，坐隐市朝，乐此寸心，毕吾天寿。贤哉!至乃适于四方，利有攸往”，西返长安，缘于经商射利。墓志铭云：“君有令子，嗣业其昌。”由嗣子马士万继承买卖，也是累世经商之家。张诠墓志未叙先人事业，本人壮龄从官，“解褐拜沁州安乐府别将”。唐制，折冲府别将为七品武官，则自身须有超人武艺胆略。罢官后“退归闾里，善营陶产，家至籯金”，经商大发。嗣子张翼轸将就父业应无疑问。张从古的王代先人遁世隐名，“皆不事不禄”，是平民百姓。从古拜师学辟谷长生之道于名山，略具异能，为奉养尊亲而“隐于都市，托药肆粥(鬻)术”。医家药品为城市生活所需要，他在东都市场开铺行医卖药治病，悬壶济世救人。卖药翁婚姻甚迟，结缡于60耳顺之年，育有一女尚幼小，于是古稀之年将药房交付予外甥经营。无疑，外甥须追随舅父习学医术方能继承衣钵。
　　刘善寂的曾祖、祖仕隋为地方小官，而其父的“陪戎副尉”，大概是冒用低秩武散官之阶，自戴桂冠，即善寂是出身平民之家的商贾。墓志的“性狎江海，摈朱公于后尘；议(义)薄云天，置白圭于散地”，是夸赞他的生意比古代长于经商的范蠡(陶朱公)、白圭做得好。其本人曾参军为“士卒前驱”，于西北边陲参加与羌胡之战事。墓志首题之“上柱国”，为武官勋爵中的最高级，《旧唐书·职官志》云，“比正二品”。这既是撰志者对无官爵者的托空阿谀，又可见世俗热衷于官本位的人生价值取向。
　　李和的曾祖为地方小官，其祖的“将仕郎”这个低秩文散官衔当亦查无实据，其“父大隐朝市”的商贾身份明确无误。商人及其子弟因家庭出身而被贬为“贱类”、“杂类”。不得参加科举考试预于士伍，他们的身份地位不易改变。李和不曾参加科考，“起家调补袁州行参军事”，大概是捐赀入仕，一度晋身官场。生活于临阛坊，承嗣家业为商贾，中年物故。虽然唐代国家法律明确规定：“官人身及同居大功以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者，不得仕。其旧经职任，因此解黜，后能修改，必有事业者，三年以后听仕。其三年外仍不修改者，追毁告身，即依庶人例”，违令者处以刑罚[39]。就李和墓志与司马元礼墓志看，朝廷律令的执行情况是大打折扣的，甚至官员家庭利用政治资源经商求利。基于个人立场，就商与官的抉择而言，《王进墓志》的“虽复绛纱之业或亏，白圭之谋是务，若卜商之鬻鲁，犹猗顿之问陶”，也是说既然无缘为官，就以经商为业。可见做官虽然是人生事业的首选，但入仕艰难，若不能则退求其他，务实谋生。商贾因无政治特权而用财富结交官府通融市令，依托互惠以维持生意之道。
　　3．商贾墓志个体小文字少。这7方墓志，2方边长30多厘米，5方边长40多厘米，内容都只有几百字，属于尺寸小、文字少的一类，略同于平民墓志，甚至更小。虽然唐代文献没有墓主身份与墓志规格的明确规定，但是一般说来，墓主身份越高贵，墓志形体越长大，书法纹饰越精美。社会等级分明，商贾阶层地位低下，虽然家富余财而不可厚葬越礼，只能制作小型墓志入隧。
　　综览7位墓志主人皆是就市经营略有资本的小商人，其中有酒商和药商。商贸善于经营，重义轻财。其致富之道，或略而不谈，或语焉不详。《王进墓志》云：“非有爵邑之荣，方期鼎食之贵。所以亲戚是爱，里閈攸归。”其家无做官授爵封邑的荣耀，却有列鼎而食珍馐之富有，故傍附者众。马倩“营陆贾之业，以安其子孙；弘陶朱之产，以济其穷乏。乡闾赖其博施，郡国尚其风义”，以善贾而好施，为之评价颇高。墓志铭亦云：“人之所争，义然后取；人之所急，义然后与。……施人无倦，在困能通。既分惸弱，爰及孤穷；亲朋感义，闾里钦风。”说他义中求财得利行善，援弱赈贫接济乡里，嘉惠百姓，颇有古人风尚。就婚姻子嗣状况而言，张诠夫人李氏，子翼轸。司马元礼夫人田氏，子升。马倩夫人王氏，子士万。张从古妻黄氏，女沙娘。王进未记婚娶，有子大义。唯刘善寂、李和未记婚娶子嗣，是墓志文辞过于简略的缘故。一般说来商人的婚姻本着“当色为婚”的原则，即商人之家互为姻戚，或与地位相近的医、工联姻，或与晋通百姓为婚。马倩墓志由“前试太子通事舍人姚逢撰”；司马元礼墓志由“大理寺丞郑荖莱撰”；张从古墓志由“乡贡进士郑或撰”。请朝廷官员或地方文人为商贾撰志，若非亲属友朋，则须花钱买铭，出资延聘文章胜手。墓志为颂扬主人生平彰显功德而作，其中必然有一些谀美虚词掩饰了商贾治生理财时所表现的唯利是图的本性和使用的欺诈良善的伎俩。从现有的资料看，虽然商贾身份不比士人，而官虽士人为商贾撰作墓志的情况已不稀见，个中原由也很清楚。
　　注释：
　　[1]罗振玉：《芒洛冢墓遗文》卷中，《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19册，第14011页。
　　[2]中国书店于1990年7月出版是书初、二编之合刊本，名曰《六朝墓志精华》。
　　[3]赵振华：《洛阳发现唐代奴仆林存古墓志》，《考古》2005年9期，第95页。《唐代奴仆林存古墓志研究》，《洛阳隋唐研究》，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页。
　　[4]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修订版)，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8页。
　　[5](宋)李昉：《太平广记》卷236，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册，第1815页。
　　[6]徐自强主编：《北京图书馆藏墓志拓片目录》，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25页。
　　[7]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2，《龙华寺》，范祥雍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75页。
　　[8](唐)薛用弱撰：《集异记·王涣之》，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济南开发区汇文科技开发中心编制，武汉大学1997年版，第336盘，第3802号，第1册，第16页。据洛阳出土《王之涣墓志》，可纠薛文诗人名之误。 
　　[9]《旧唐书》卷31，《音乐志》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33页。
　　[10]《全唐诗》卷266，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上册，第1608页。  
　　[11](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第20，《昭公》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23页。
　　[12]《晋书》卷33，《石苞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00页。
　　[13](清)孙诒让撰：《周礼正义》卷9，《天官·酒正》，中华书局1987年，第2册，第341页。
　　[14]《隋书》卷15，《音乐志》下，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64页。
　　[15]《旧唐书》卷30，《音乐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10页。
　　[16](清)孙诒让撰：《周礼正义》卷9，《天官·酒正》，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册，第347、350页。
　　[17](魏)曹植：《曹子建集》卷四，《酒赋》，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第401盘，第4010号，第1册，第31页。
　　[18](清)孙诒让撰：《周礼正义》卷9，《天官·酒正》，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册，第347页。
　　[19]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6页。
　　[20]《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笫3001、3047页。
　　[21]《后汉书》卷66，《陈蕃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59页。
　　[22]《后汉书》卷53，《徐稺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46页。
　　[23](宋)朱熹撰：《楚辞集注》，《楚辞后语》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第401盘，第4003号，第5册，第59页。
　　[24](唐)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72，扬雄《酒赋》、庾阐《断酒戒》，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第319盘，第3646号，第41册，第19、23页。
　　[25](清)徐松撰，张穆校补《唐两京城坊考》卷5，《东京·外郭城》，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7页。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续记》，图八，唐洛阳城实测图；图一○，唐洛山东都坊里复原示意图。《考古》1978年6期，第367、373页。
　　[27](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853，苏颋：《唐河南龙门天竺寺碑》，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第429盘，第4987号，第250册，第33页。
　　[28]温玉成：《唐代龙门十寺考察》，第6节天竺寺，载《中国石窟·龙门石窟》第二卷，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226页。
　　[29]薛瑞泽：《汉唐间河洛地区经济研究》，第五章，城市与商品流通·第四节商品经营·三、酒类，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0页。
　　[30](唐)玄宗撰，李林甫注：《唐六典》卷3，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4页。
　　[31]《全唐文》卷31，元宗：《禁丧葬违礼及士人干利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一册，第148页下栏。
　　[32]《全唐文》卷304，郑老莱：《对春设土牛判》，第二册，第1364页上栏。
　　[33]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939，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第429盘，第4987号，第276册，第5页。
　　[34]罗振玉：《芒洛冢墓遗文》卷中，《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9册，第14024页。
　　[35]《芒洛冢墓遗文补遗》，《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19册，第14052页。
　　[36]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修订版)，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4页。
　　[37](清)徐松撰，张穆校补：《唐两京城坊考》卷5，《东京·外郭城》，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0页。
　　[38](清)徐松撰，张穆校补：《唐两京城坊考》卷3，《西京·外郭城》，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5页。
　　[39](唐)长孙无忌等编修：《唐律疏议》卷25，《诈伪》，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62页。
　　[作者：赵振华，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中心兼职教授]
　　

乾陵文化研究（三）/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