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武举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刘 潇
武举又称武科，是古代科举制度中专为选拔武艺人才而设置的科目。武举始于唐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废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前后延续1200百年，对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过一定的作用。学术界研究科举制度的著作相当丰富，但是系统论述武举的论著却相对较少。现将学术界对唐代武举的研究情况综述如下，希望引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
一 唐代武举制度研究的历程
学术界对唐代武举制度的关注可追溯到20世纪前期，但真正的研究却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开放后，苟鹏的《我国最早的军官选拔制度——试举》(《文史杂志》1987年第3期)，盛奇秀的《唐代武举小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陈志学的《唐代武举述论》(《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都从武举制度的创置、发展、废除的角度进行了初步的论述。笹岛恒辅的《武举不是科举》(《体育文化导刊》1988年第3期)，许友根的《武举是科举中一项内容》(《体育文化导刊》1988年第5期)对武举制度是否科举制中一项内容进行了探讨。此外林伯原的《论唐代武举的建立及到两宋的发展》(《体育科学》1989年第1期)，还对武举制度在唐代以后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探索。
20世纪90年代相关成果逐渐增多，其中许友根对武举制度进行了较细致的研究，写了《唐代武举初探》(《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古代武举的实施与存废特点》(《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武举考试外场器械述略》(《盐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古代武举及其对体育发展的影响》(《体育文化导刊》1991年第1期)等一组论文。此外潘孝伟《唐代的武举》(《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阿柱《古代武举与现代体育高考》(《体育文史》1998年第3期)也是较为重要的论文。这一时期还出版了第一部关于武举制度的专著，即许友根的《武举制度史略》(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对武举制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
21世纪初唐代武举研究呈现出繁荣的状态，更加注重多角度多方面的研究。王俊琦《武举的“武艺”》(《中华武术》2000年第2期)、王俊奇《论武术对唐代军事武艺发展的影响》(《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从武举对武艺的作用方面进行探讨。郭绍林《唐代选拔军事人才的途径》(《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刘琴丽《从出土墓志看唐代的武贡举》(《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从出土的实物资料方面来分析唐代武举的一些特点。王圣洪《唐朝武举制度的创立》(《闽江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王树宏、刘建平《中国历代武举制度述略》(《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杨爱华、陈恳、李英、杨树、程远义《“武科应试器械”考论》(《军事体育进修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李英、杨爱华、陈恳《唐朝“武科制”的社会学分析》(《军事体育进修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张银行《浅谈武举制与武术功力大赛》(《搏击(武术科学)》2007年第1期)，李胜恒、万斌杰、董植寿《论武举制度对我国武术发展的影响》(《搏击(武术科学)》2007年第2期)，李龙《中国古代军队中武术教育及武举制探究》(《武术科学(《搏击》)学术版》2007年第3期)等，也从不同角度对武举进行了研究。继许友根的专著之后赵冬梅出版了《武道彷徨——历史上的武举与武学》(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及刘琴丽《唐代武官选任制度初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这两本书都对唐代武举多有论述，可以说是唐代武举制度研究的最新成果。
二 以往学者涉及的主要问题
学术界对唐代武举方面的研究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
关于唐代武举制度的演变：从制度史的角度来研究唐代武举制度是其研究的主要方向，相关论著有：苟鹏的《我国最早的军官选拔制度——武举》(《文史杂志》1987年第3期)是较早的关于武举的论述，指出武则天长安二年(702)正月，在科举制度中，增开专为选拔军官的科目——武举，第一次使中国古代军官的选拔制度化。并对武举制度的内容和意义进行了简要介绍。盛奇秀的《唐代武举小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主要从武举的创设、举送、省试、武举附科和武制举四个方面进行简要的阐述。认为武举和贡举文科一样也分举送和省试两个阶段，并且有其独特的内容和方式。并分析了武举附科与武制举的区别，认为武举体现着历代统治者文武并用的原则，在科举制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陈志学的《唐代武举述论》(《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论述了唐代武举制度及武制举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并分析其产生原因。较前面的文章详细论述了武制举，提出贞观时出现了最早的命荐文武之士的诏令，高宗时专门为选拔武臣颁布诏令，但“自举”、“无隔士庶”均始于武后之世。安史之乱后，地方侵夺了中央选举武官的权力。林伯原的《论唐代武举的建立及到两宋的发展》(《体育科学》1989年第1期)认为唐代武举制度的创置，同当时中小地主阶级力量的增长和武则天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需要有关。并且唐初承隋制，仍用荐举武臣之法，并兼有兵部主持的武选之法，其弊端日显也是武则天推行武举制的原因。武举把习武、应考和做官紧密联系，比以往任何一种选拔武艺人才的方法都有优越性。
许友根的《唐代武举初探》(《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指出，武科选拔渊源于先秦时已有的以武艺选拔勇武之才，后不断发展，直至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创立武举。并分析其创立武举的原因及意义，认为在肯定武举制度所起作用的同时对其也不能估价过高。潘孝伟的《唐代的武举》(《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在前面许友根分析原因的基础上，认为唐代科举制中的明经、进士科等均为武举创置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并指出武举考试偏重武艺和气力，忽视了军事理论修养，影响军事人才的素质，宋代对此进行了改革。许友根的《古代武举的实施与存废特点》(《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认为武举前后近一千二百年，而且有唐一代实施为二百年左右，其间曾有两次“停废”。并认为军事斗争的形势、政治统治的需要以及武举人自身的素质影响着武举的存废。许友根的《武举制度史略》(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首次以专著的形式探讨了武举制度的历史真貌，武举制的创立、发展、完善、废除及武举名人与轶闻，是作者近些年来关于武举制度研究的辛勤结晶。
赵冬梅的《武道彷徨——历史上的武举和武学》(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由六个部分组成，介绍了武举的产生、发展、由来。本书着重介绍宋代武举，但对唐代武举也进行了相关的介绍。
刘琴丽在其《从出土墓志看唐代的武贡举》(《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一文的基础上，写了《唐代武官选任制度初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这本书在第四章科举入仕中，分为两节，唐代武举和唐代的制举武科，与前面的有关武举的论著相比更加注重与传统文献史料和石刻史料的结合。并列出许多关于由武举入仕的个例，通过对大量个例的归纳排比，分析了唐代武贡举及第者的家庭出身背景、来源地区和登科后的授官情况等，丰富了武举制度的研究。
王圣洪的《唐朝武举制度的创立》(《闽江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分析了武则天创立武举的历史原因、武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创立武举的意义。王树宏、刘建平的《中国历代武举制度述略》(《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通过对历代武举制度的研究，‘认为武举制度对社会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李英、杨爱华、陈恳的《唐朝“武科制”的社会学分析》(《军事体育进修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从社会学角度对武举制度进行研究，采用民族史学、体育史学、体育理论等多种学科原理，结合文献资料、背景分析、综合分析法等，对唐朝“武科制”进行了系统研究，但内容无多大新意。
关于武举考试的内容：许友根的《武举考试外场器械述略》(《盐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认为古代武举考试以外场为主，能否娴熟地使用外场器械，是举子能否考中的关键。并分述了唐至清代武举考试的外场器械，认为唐代主以弓箭、辅从刀枪等。赵冬梅的《武道彷徨——历史上的武举和武学》(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认为唐代的武举只考武艺和膂力，整个考试就像一场演武竞赛。“谋将”概念的提出，反映了武官培养观念的进步，但文人却将武举制度变成了入仕的捷径。
杨爱华、陈恳、李英、杨树、程远义的《“武科应试器械”考论》(《军事体育进修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从体育文化角度对古代“武科”考试内容、应试器械等进行系统研究，认为古代武科的各级考试均有武艺与程文。许友根的《武举制度史略》(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对武举考试外场器械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加以丰富。
关于武举制度与体育及军事方面的研究：许友根的《古代武举及其对体育发展的影响》(《体育文化导刊》1991年第1期)认为武举冲破了“重文轻武”的陈腐观念，对我国古代体育的发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其次促进了社会尚武风尚的延续，是我国古代武术运动形成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并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增强了对体育锻炼的重视。阿柱的《古代武举与现代体育高考》(《体育文史》1998年第3期)认为武举就是历史文化中的一个内容。本文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试图从历史角度去探讨武举与现代体育高考之间的内在联系。王俊琦的《武举的“武艺”》(《中华武术》2000年第2期)认为武举中的“力量”、“射”、“刀枪”对武艺起了推动作用，唐代武举的创立使武艺出现了全面发展的势头。王俊琦的《论武术对唐代军事武艺发展的影响》(《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认为武举是唐代军事武艺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唐代的武举制为唐军队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并指出唐代不少文士也踊跃应试武举，而政府还对这些文士给与相对宽松的政策。郭绍林的《唐代选拔军事人才的途径》(《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03期)指出在唐代，以科举制考试和战争为正途来选拔军事人才，异途则有因借题发挥使皇帝中意而提拔者，利用体育爱好取悦皇帝而猎取军职者，中央禁军将校借债贿赂宦官而谋取军镇节度使职务者。张银行的《浅谈武举制与武术功力大赛》(《搏击(武术科学)》2007年第1期)分别对武举制和武术功力大赛自的项目内容、评判标准、时代意义及其对武术可持续发展的推动作用作了一个概述。通过列表对比得出武术功力大赛是武举制在新时期的复兴的结论。武术功力大赛源于武举制，又不同于武举制，是对武举制的创新和发展，在项目内容及科技投入方面尤为突出。李胜恒、万斌杰、董植寿的《论武举制度对我国武术发展的影响》(《搏击(武术科学)》2007年第2期)认为武举制度在武术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由于武举制度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又制约了我国武术的发展，延缓了武术发展的步伐。李龙的《中国古代军队中武术教育及武举制探究》(《武术科学《搏击》)学术版》2007年第3期)，认为武举制开创了中国选拔武术人才的先河，对于武术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关于武举性质的探讨：笹岛恒辅的《武举不是科举》(《体育文化导刊》1988年第3期)认为，并不是所有的王朝都实施武举，例如宋朝末期、明朝初期和末期以及元朝都没有实施，武举不像科举那样一直延续实施，而是断断续续地实施了大约二百至三百年左右。许友根的《武举是科举中一项内容》(《体育文化导刊》1988年第5期)通过列举大量史料证明武举是科举中的除进士科外对中国古代影响较大的科举项目。
三 研究工作的主要成绩和局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加强了对武举制度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尚处在起步阶段，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下面就此谈一些本人的看法：
第一，近二十年的武举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上世纪90年代以来相关论著逐渐增多，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研究，但是相对于科举文科而言，武举方面的相关论著明显较少，关于武举制度的专著目前只有三部。在研究方向上仍存在分布不均衡，相关论文也多集中在对武举制度的演变方面的研究，而且大多是浅尝辄止，重复研究，对已有的成果不能充分吸收，论证一般化，内容平淡无新意。
第二，研究角度的转变和方法的创新。关于以往武举制度的研究多局限于对正史记载，而这方面正史相关记载十分有限，可以扩展其途径。如，刘琴丽利用墓志资料来谈唐代武举就是一个很好的角度，此外还可利用笔记小说中一些相关的内容来丰富其研究。还可在研究方法上创新，如利用比较史学将武举与科举文科相比来探讨原因。
综上所述，前面对唐代武举制度的相关研究作了简要的回顾，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对以后的研究进行了展望，相信在学者们的不断努力下，相关研究将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由于作者水平有限，写作过程中难免挂一漏万，在引述或表述学者们的观点时可能有认识不足及错误之处，敬请多予指正。
[作者：刘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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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怀太子墓的客使图，是当时唐王朝同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友好往来的真实历史写照。
大唐国威盛，四夷皆称臣。长安奉如梭，宫阀客若云。
干戈化玉帛，异邦作睦邻。永结秦晋好，福泽天下人。
乾陵文化研究（三）/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