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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

杨东晨

                                                                                         
  为撰写《大唐兴亡史》书稿,我搜集了不少关于唐代帝王及其陵墓的研究著作、论文、考古简报及有关文物图册。近日,又得到三秦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的由乾陵博物馆刘向阳同志撰写的《唐代帝王陵墓》(周秦汉唐文化工程·文物考古文库)一书,这本青年学子的著作,由德高望重的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研究员作序,给与了全面肯定和评价。笔者仔细研读后,亦颇有感悟:
  1.周秦汉唐文化仍是重要研究课题
  西安先后有13个王朝在此建都,其中周、秦、汉、唐王朝最为著名,一直为陕西及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比较重要的全国性学会相继在西安召开过关于这4个王朝的学术研讨会。近年,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共同成立了“周秦汉唐文化研究中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从1991年开始出版重点图书“周、秦、西汉、东汉、盛唐”史,西北大学陆续编辑《周秦汉唐文明丛刊》,三秦出版社策划、启动“周秦汉唐文化工程”等,充分反映了学术界、出版界对这一课题的关注和重视,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向阳同志《唐代帝王陵墓》的问世,在唐文化研究方面有诸多发现,对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新的视窗,使人们再次认识到研究周秦汉唐文化的重要意义。
  2.实地调查与当地专业学者交流相结合
  史学泰斗王国维先生提出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研究历史的“二重证据法”后,出现了西北大学陈直教授等亲自实践的楷模。经几十年的实践和发展,学术界又提出了“三重”或“多重证据法”,单纯以文献资料研究历史的著作已为数不多了,尤其是文博战线学者的著作。向阳同志撰写《唐代帝王陵墓》收集的资料,除“尽可能地吸收了先贤们的调查资料和研究成果”外,就是“十余年间”,“利用节假日、出差和一切可能的机会去考察陕西境内的唐陵”,以取得第一手资料或直观资料。初稿完成后,他又分别请礼泉昭陵、三原、蒲城、河南偃师等当地文物部门的学者和专业人员审读,提出修改意见并补充内容,从而使著作的资料更为翔实、准确,内容更加丰富。这也是自西汉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开创“行万里路”调查采访先河后,史学工作者一贯行之有效的方法。
  3.查阅历史文献多而全
  在现代交通发达的今天,“行万里路”或“数万里路”进行实地调查,已非司马迁时那么难了。但“读万卷书”的苦功夫,在浮躁之风盛行、急功近利思想严重的形势下,“坐冷板凳”潜心读书的人,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日俱减了。西北大学陈直教授1980年逝世后,再也未听到中国大陆上还有哪个学者能对《史记》、《汉书》背诵如流了。即使是今日的史学博士们(含博士后),真正认真读完《二十五史》(含《清史稿》)者,也寥寥无几。向阳同志仅仅是西北大学的一个专科毕业生,就我浏览的四五本“唐陵”著作中,文献资料的引用是较多的一本。如在“主要参考文献”下,引用查证的古籍有:《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唐大诏令集》、《全唐文》、《全唐文补遗》、《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长安志》、《关中胜迹图志》等。这些文献,若在西安工作,查找是比较容易的,对于身处乾陵博物馆一隅之地的向阳同志来说,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20世纪70年代末,我带着疑难问题去家徒四壁的陈直老先生家请教时,他就说道:“铜川那个山沟沟,缺书籍,少老师,你学习历史的难度更大,付出的心血会更多,有的书买不到时,可来西安托人借。”林剑鸣先生当时借我一本《尚书》,他说:“初读此书,最好的办法是手抄一遍,反复仔细琢磨。”我照此办理,果然收效比只读《尚书》大得多。向阳同志所处的时代比那时的我要好得多,但对乾陵所在的乾县,缺乏资料也会有所感觉。
  4.论述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唐陵
  通常所说的“唐十八陵”,是指位于陕西关中的唐朝18位皇帝陵墓而言。实际上关中按帝陵礼制安葬的还有唐太祖李虎(追封)的永康陵、唐世祖李昞的兴宁陵、让皇帝李宪的惠陵和武则天母亲杨氏的顺陵4个陵墓。此外,唐昭宗李晔的和陵在今河南省偃师市缑氏镇的景山之侧,其东南约2公里处是孝敬皇帝李弘(唐高宗与武则天之长子)的恭陵。唐哀帝李柷的温陵在今山东荷泽市辛集。《唐代帝王陵墓》一书不仅简述了这25个陵墓主人的生平、业绩,描述了每个陵园的现状和营建制度,而且对陵园内的陪葬墓也尽可能地予以全面搜集,系统论述,这就突破了只是对“关中唐十八陵”的论述范围,进一步扩大了读者的视野。
  5.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和观点
  一般认为,从唐太宗李世民起改变了平地起冢的旧制,开始了唐代帝王凿山为陵(主要是防盗,次之才是薄葬)的埋葬制度,后世子孙沿袭。虽然陵墓的规模有大有小,地下宫殿的面积与深浅也有区别,但基本礼制大同小异。目前出版的论著多有叙述,基本素材也大同小异,要提出新认识和新观点,也不是轻而易举之事。以向阳同志所熟悉的乾陵为例,他认为乾陵名称的由来“可能是因高宗李治生前尊号称‘天皇’、‘天皇大帝’、‘天皇大圣皇帝’,而《易经·说卦传》上称:‘乾,天也’,皇帝有‘天子之贵’,所以,埋葬天皇大帝的陵地自然就称天陵了。又《八卦》有‘乾为天,坤为地’之说,即乾是天的雅称,故乾陵就是天陵。”此说他只说“可能”,未敢肯定,但这个“可能”当是当时命名的真正含义。作者对“姑婆陵”、“瓜婆陵”、“阿婆陵”的考证,也较清楚和新颖。玄宫隧道填砌的条石数字说法不一,作者认为是“约8000块”。陵园朱雀门外两侧的宾王石刻像,一般认为是61尊,称“六十一蕃臣像”或“六十一王宾像”,作者根据遗址现状分析认为应是“64尊”,现只存60尊。这样一来,就纠正了长期以来的误传。限于篇幅,不再逐一举例。
  向阳同志毕业后分配回家乡乾陵博物馆工作,随着工作经验的丰富,被聘任为部门负责人,杂事缠身,能坚持读书和研究,不为“商风吹得斯人醉”而动摇,实为可贵。石兴邦研究员历半年时间审阅《唐代帝王陵墓》书稿,又数次与作者商榷后,称其“是融资料性、学术性、知识性于一体的富涵教育思维和科学史观的历史知识读本,内容翔实,条理清晰,论述精辟,是一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的专著”。我完全赞同。这不仅仅是著名考古学家对向阳同志研究成果的肯定,而且也是前辈学者对后辈学人的称赞和鼓励。我们谨望向阳同志身处乾县,视野和研究领域能跳出乾县一隅的局限,站在全省、全国史学、考古学的顶端俯瞰乾陵,学术研究再百尺竿头而奋进,取得更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也算是在石所长面前不敢说“老”,但也是年已花甲之长者对后起之秀的几句肺腑之言。
  [作者:杨东晨,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乾陵吟古
  黄光任
  述圣纪碑
  述圣纪碑为纪念唐高宗而立,由武则天撰写碑文,中宗李显书丹。
  七节高碑立意新,七曜闪烁照万民。李显书丹字遒健,武氏撰文情至深。
  残缺刻字意犹在,漫泐填金荡无存。帝王政绩莫自夸,功过评说待后人。
  [作者:黄光任,陕西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武则天研究会会员]
  

乾陵文化研究(三)/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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