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唐顺陵是女皇武则天之母杨氏的坟茔。咸亨元年(670)八月二日，92岁的杨氏因“灾缠雾露，疢积膏肓”[1]，名医、珍药医治无效，卒于九成宫，九月二十一日“迁葬于雍州咸阳县之洪渎原郑恭王旧茔之左”[2]。即今咸阳市城区东北约13公里咸宋公路东渭城区底张镇陈家村南。当时以王礼安葬，墓地称“咸阳园寝”。文明元年(684)，武则天以皇太后临朝称制，追尊其母为魏王妃，后又上尊号忠孝太后，改咸阳园寝为顺义陵；天授元年(690)九月，追尊为孝明高皇后，改顺义陵为顺陵；长寿二年(693)加“无上”两字，改顺陵为望凤台。长安二年(702)竖立的《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铭并序》[3](下省称“高皇后碑”)仍尊称“孝明高皇后”。景云元年(710)睿宗废陵名，遂又恢复[4]。先天二年(713)，玄宗最后一次废陵名，称王妃墓[5]，后人习惯仍称“顺陵”。
　　顺陵从初选墓地到埋葬杨氏，从初建墓园再到升墓为陵，扩建陵园，都是武则天一手操办的，不仅表达了她对母亲感恩、追思、怀念的情结和孝心，更反映了她的政治目标与精神寄托，还特意写进高皇后碑文中：“徽号既崇，园陵载广，属以图书河洛，龟负凤衔，窗达方圆，云攒雾矫。合宫重屋，既布政而严禋；玉辇金舆，具巡河而拜洛。”
　　“徽号既崇”指升杨氏墓为“陵”。其实早在埋葬杨氏时，武则天就有“思增茅土之仪，愿广山河之誓”[6]的想法，这一点可从杨氏生前死后尊号的多次更改得到印证[7]，只是时机未到，条件尚未成熟。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驾崩，即位的睿宗一再退让，母后继续临朝称制，在“励精为政，克己化人。使宗社固北辰之安，区寓致南风之泰。以斯酬眷命，用此报先恩。冀上不负于尊灵，下微申于至恳”[8]，革新朝政面貌的同时，光宅元年(684)九月立武氏七庙，追尊父辈以上五代为王，妣或为夫人，或为王妃。同年同月改年号“文明”，改咸阳园寝为“顺义陵”。封建时代，丧葬、墓穴分等级，名称有别，平民百姓的称“丘”或“坟丘”，元勋大臣或有一定身份地位者称“墓”或“冢”。秦朝以前“陵”是帝王的独享专利，汉魏之际，诸侯王亦可称“陵”，汉唐即位皇帝也有追封其先世墓为“陵”的，如汉高祖之父太上皇、宣帝之父悼皇考，唐李渊之父李昞墓都是在他们死后沾了当皇帝儿子的光才称“陵”的。按照礼法，其他人是不能僭越的。女性除皇后，包括皇太后均称墓，如西汉文帝之母薄氏就称墓。咸阳园寝既已升改为陵，为何不改杨氏“王妃”的尊号呢?可见武则天在这件事的处理上非常谨慎，留有充分的余地，要稳妥地一步一步走下去，先就“陵”说事，以免受到旧官僚的阻挠和“礼官鸿儒”的非议。
　　“园陵载广”是说既然墓已升改为陵，不能空有其名，墓园的规模应当同“陵”的称号相称，按陵的规格扩建陵园顺理成章。固然营建陵园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可是面对手中掌握着大唐最高权力的母后，谁能说什么呢?据上世纪60年代初考古调查[9]，原来的咸阳园寝平面近方形，四面围墙东墙长298米，西墙长310米，南墙长286米，北墙长282米。面积86336平方米，除过封土所占面积，实为7049.5平方米。那么“载广”究竟要扩大到多少呢?参考相关考古资料，汉景帝阳陵陪葬墓区文臣武将及妃嫔墓园为70米见方。孝景王皇后陵园边长340.20米。唐李昞墓园最初长50米，宽30米。咸阳园寝面积本已超过了汉阳陵贵族墓和唐李昞墓，东墙接近孝景王皇后陵园。李昞墓升为兴宁陵后陵园边长360米，略大于杨氏墓园寝，而二次扩建后的杨氏陵园[图一：顺陵陵园平面示意图(采自《渭城文物志》115页图一五)]实测南北长1264米，东西宽866米，面积1094624平米，是原来的15.3倍，是兴宁陵的8.9倍。
　　“属以图书河洛，龟负凤衔”阐明咸阳园寝扩建实施方案不是盲目的随心所欲，也不是模仿传统的帝后陵寝格局，而以“图书河洛”为模式。由于时代久远，加之科技的进步，现代人对河图已经很陌生。
　　“图书河洛”又称“河图洛书”，简称“河洛”，是古代关于《周易》卦象来源及《尚书·洪范》“九畴”创始过程的传说。《易·系辞传》中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古代统治者把河图洛书视为传国之宝，如齐桓公九合诸侯，不甘居于臣，周王赐胙而不下拜，宰相管仲劝他说：“昔人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现者，虽曰受命，无乃失诸乎!”管仲认为齐桓公未掌握自然规律，不能兴利除害，在人民群众中没有威信，难服天下，恐其终会失败，最终管仲改变了受命的打算。可见古人对河图、洛书的确很重视。原始的河图、洛书应当是人们在实践中长期积累的对天文、历象、节气、人文、地理的认识，用图形来表示，上古时期也可能人人都懂。另据古代神话传说，伏羲时期，有一匹龙马出现在黄河上，形状像马，高八尺五寸，身有龙鳞，骨骼生翅，能在水面上行走，背上旋毛如星点，积为龙图，又叫“河图”。古代河图上的黑白点，由此而来。又大禹治水时有一神龟出现在洛水，背上有裂纹，积为洛书，古代洛书上的黑白点由此而来。古人认为最早的易卦—数字卦图形是伏羲氏根据“河图”画出来的[10]，再由周文王进一步的发展与演变，创立了新的八卦次序与方位。今人考证认为黄帝时代还没有大禹与洛书，八卦起源的说法缺少根据。“河图”与“洛书”应该来自《周易》八卦。
　　原始的河图洛书是图画与数的结合，○和·是抽象符号，也代表实物，○表示太阳、月亮等，是阳性，光明的代表；·表示黑夜等，是阴性，黑暗的代表，每一组又是一个数。最早之数皆始“一”而终“九”，后随着自然数研究的进展，把河图之数充实到“十”。河图的数理是表示天地阴阳相合的自然数，孤阴不生，孤阳不长，必须天地二气交感方能生生不息。
　　河图中白点一、三、五、七、九为奇数，代表阳，又代表天，称“天数”；黑点二、四、六、八、十为偶数，代表阴，又代表地，称“地数”。天数相加是二十五，地数相加是三十。天地之数相加为五十五，因此古人称“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这十个数天生地成，地生天成，无穷无尽。正如《系辞》中说：“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洛书以五为中心，一、三、七、九这四个天数(奇数，阳数)位居四个正方，代表东、南、西、北和木、火、金、水；二、四、六、八这四个地数(偶数，阴数)位居四隅，成为八位，对应于八卦。不论横排竖排还是对角线斜排，三个自然数的和是十五，总数为四十五[11]。
　　河图与洛书的相互关系可看作是古代的天文气象、地理方位图。流传下来的河图洛书图形很多，常见有两种：一种是二者合在一起，河图圆形象征天，洛书方形象征地，形成“天圆地方”宇宙图；另一种二者都是方形。无论圆形或方形，里面均配置五方、五行，若将中央“土”换成“太极图”，又与“九宫图”相同。(图二：河洛图采自《泾渭稽古》1996年2期31页)
　　“凤衔”也是一个典故。传说黄帝在祭天时感动了上苍，有彩色凤凰衔着玉匣落在轩辕土丘上，玉匣里面藏着“天篆文册龙甲神章一十八籍”，包括除奸、绝邪、灭叛、安邦等内容。
　　从光宅元年起，武则天的一切活动都带有明显政治色彩，都在于巩固武周政权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为此，她背弃以前下制的《外戚诫》，频繁大搞武氏崇拜，“封建”亲戚，广树“宗枝”，以彰显武氏宗族，提高武氏的社会地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除了政治手段，还需要神灵、瑞符应验。在顺陵陵园修建上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通文史”的武则天深知“以古为镜”、“借古鉴今”的道理与作用，前朝帝王中凡有重大活动不乏符瑞的先例，周武王渡孟津，有白鱼跃入舟中，目下赤文成字，言纣可代……唐太宗即位时有林州献瑞石，白石黑字，贞观二十年陕州曾出现带有“李君王”3字的青石。太宗在位23年，祥云、凤凰、甘露、嘉禾、白雀、玄圭、麒麟、独角兽、毛龟等多达180多次。由此，武则天想到了神奇的河图，可是要在此时再出现河图是不可能的，所谓“天授圣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她授意武承嗣伪造的，垂拱三年(687)由康同泰献上，诡称出自洛水。这个假造的“洛书”不像上古的“河图”，上面没有黑白点，而是凿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8个字，消息传开，颂声四起，大获成功，武则天命名该石为“宝图”，随即在众朝臣的簇拥下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拜洛受图”仪式。“玉辇金舆，具巡河而拜洛”指的就是这件事。
　　“龟负凤衔”只是一种假托或颂辞，仅见于在武则天受图过程中太常的《大享拜洛乐》几句唱词：“升歌荐序，垂弊翅诚。虹开玉照，凤引金声。”又李峤赞诗：“七萃銮舆动，千年瑞检开。文如龟负出，图似凤衔来。”碑文中以“凤衔”取代龙马，以“宝图”象征河图，实际“宝图”有字无图，“河洛”无字有图。为了把宝图与河洛联系在一起，证明宝图的出现和河洛一样都是天意，在拜洛水、纳宝图、御明堂、受朝贺后，给自己加“圣母神皇”，命宝图为“天授宝图”，洛水为“永昌洛水”，封其神为“显圣侯”，出图的小潭曰“圣图泉”。经过这样一番大造舆论，使人们相信出自洛水的宝图是“天”的旨意，顺义陵的扩建按照河洛图规划施工，上承天意，下随人愿。
　　顺陵陵园的扩建工程与营建洛阳明堂同时动工，垂拱四年(688)十二月二十七日竣工。“窗达方圆，云攒雾矫，合宫重屋，既布政而严禋”指明堂，据《资治通鉴》《旧唐书》《唐会要》等记载，洛阳明堂由上、中、下三层组成，其气势之宏伟，工艺之高超，古来罕见。永昌元年(689)正月四日武则天“布政于明堂，颁九条以训百官”，二月十四日，追尊武氏祖考，武士彟为周忠孝太皇，杨氏为忠孝太后。有了“太皇”、“太后”这个尊称，又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宝图”和“即以女身，当王国土”的《大云经》，武则天怎能“不顺天，不应人”呢?载初元年(689)，九月九日武则天登基，“武周”取代了“李唐”。天授元年(690)自称“圣神皇帝”，给杨氏上尊号“先天太后”，“追尊曰孝明高皇后，陵曰顺陵。”自文明到天授，7年的由墓升陵和4年的扩建陵园落下帷幕，也圆满成就了她当皇帝的梦想。长寿二年(693)“后位之上，又加无上二字”，称“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同年武则天下制“改顺陵曰望凤台”。既然武则天已自觉废了“陵”名，为何会有睿宗、玄宗两次废陵名呢?恐怕主要是陵园建制和高皇后碑存在的原因，所幸的是在两次废陵名中，没有损毁或改变陵园形制以及石雕、石碑，算是给女皇和她的母亲杨氏留了点面子，使延续了1300多年的顺陵陵园至今依然保持原貌，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历史文化遗产，这也算得上是他们的一点功德。
　　从外观上看，扩建后的顺陵陵园同秦、汉、唐封土陵格局大体相似，除内城东、西、北三面未辟门和立石狮，内外城乳阙、石雕不在一条轴线上、无寝庙之类的礼仪建筑外，也颇似乾陵两重城垣格局；然而如果将顺陵陵园同河图洛书联系起来，从征象到体象果然体现出二者之间对应或演绎的关系。外垣像河洛外面相连的黑白点，内垣像里面相连的黑白点，门阙像四面中间的黑白点，角像四隅，神道前面的门阙像河图中相连的两个对称黑点。杨氏墓靠近内垣中心白点位置(“土”的范围)，方锥形封土表示“天圆地方”。从四象综合图来看，墓冢不在内垣中心，而是略偏向西北。《易传》认为“乾”与“坤”在八卦中占特别重要的位置，是万事万物的最初本源，在河图洛书或九宫八卦中表示方位均从西北开始。“乾”六宫属白金，在西北方，“乾”又为大，为上。杨氏墓偏离陵园中心点，摆在九宫中乾六宫位置，既避开天盘、人盘的遮盖[12]，又符合“无上”的含意。
　　武则天从小受母亲影响，一直尊崇佛教，又在感业寺有过四年的青灯黄卷比丘尼生活，有相当的佛学造诣。当皇后之后，继续事佛。佛家也承认河图中所说的某些基本要素，但在顺陵陵园扩建中，看不到与佛教有任何关系，或者说是完全脱离了佛教，回归到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化理念上来。大概是因为河图洛书源远流长，包罗万象，含义深广，既有可操作性，又有科学性和强大的说服力，而八卦五行又为人们所熟悉和常用。所以说把河图洛书用在陵园修建中，不是武则天的突发奇想，而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河图是形式，宝图是内容，两者相辅相成，既达到陵园工程让人心悦诚服，又同她登上皇位默契配合。比起佛教和神话来，更有发挥实用的意义。
　　顺陵方锥形封土有可能出现在二次陵园扩建期间，等级高于唐初贵族圆锥形墓，陵园规整宏阔，又有博大精美的石雕和高耸的华表陪衬，在洪渎原上与汉唐诸帝后封土陵墓交相辉映，在皇家外戚墓中独一无二。对武则天来说，最终达到了尽孝和正名受命的目的。单从这一点，我们再一次看出武则天的聪明才智和她的政治魄力。顺陵的修建虽然正值她即将以女皇登上政治舞台的关键时刻，但毕竟杨氏不同于汉高祖、唐高祖的父亲，她也不比刘邦和李渊，要超越这个界限，就必须赋予陵园工程一种特殊的文化内涵，只有巧用河洛，才可僭越礼法，征服人心。除了她，没有第二个人敢于突破传统礼法，超越封建贵族等级。杨氏陵园的建制过程和变化充分反映了女皇武则天的身份地位及权力，也只有她才有这种胆识和气魄，表现了她不受传统礼制约束的独特个性。
　　从临朝称制到登上皇位，从升墓为陵，改顺义陵为顺陵，从按照河图洛书修建陵园，武则天都贯穿了一个字——“顺”，即“孝”的意思，也表明她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应天”、“顺人”。
　　高皇后碑文一开始就从河洛的精义导入正文。河图每一方为两个数，如六与一、二与七，三与八、四与九，五与十，两数之和皆为阳，表示天地阴阳相互作用，不可分离。“臣闻二仪合德，中黄承太紫之庭；两曜齐明，玉兔俪金乌之象。是以九霄高映，星躔垂婺女之精。”阴阳交合谓之“太极”，也就是“合德”的意思；分之谓“两仪”，两仪就是天和地，天在上为阳，地在下为阴，在八卦中又叫阳爻阴爻；太阳为阳，月亮为阴；高宗朝，皇帝是阳，皇后是阴；李姓为阳，武姓为阴；李唐与武后就像太阳与月亮；高皇帝(武士彟)是阳，“勋兼竹帛”，“备历文武”，高后(杨氏)是阴，“道洽埙篪”，“实资阴助”。阴阳相抱，交感互生，这是宇宙间的规律，也是人世间的道理。万物中人最宝贵，人群中女性占有重要的地位。杨氏功德无量，“位冠椒宫”，故此，依照河洛布局修建陵园更能突出杨氏秉天地之气而生，与天地万物相通，仁义之理也就在其中了。武周取代李唐，女皇当政同样是“恭天承命”，符合天理的。
　　顺陵是女皇帝为母亲修建的唯一一座陵园，对李唐来说，开创了皇帝外戚称陵、设置两重陵园的先例，即使后来继位的皇帝外戚，没有一个能做到这一点；弘农杨氏中西晋做了皇后的杨艳、杨芷，她们的父母也未有这种殊荣。对武氏来说，武则天办了他们家族中男人们办不到的实实在在的大事，也只有在武则天时期，武氏家族才由“寒门”成为望族。尤其高皇帝昊陵、高皇后顺陵的出现，是武氏家族最辉煌、最兴盛的阶段，尽管是短暂的，也足以使他们感到荣耀和骄傲。长安二年(702)六月，为杨氏立墓碑是她有生之年最后要办的一件事。神龙元年(705)武则天去世，7年后，玄宗最后一次废陵名。顺陵名称及陵园建制的变化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李武两个贵族集团之间的利害冲突和政治斗争，“废陵”则标志着女皇和她的家族在政治上彻底走向衰落。
　　当代学者认为陵寝“是按照帝王生前所居的宫廷格局设计的，又是按照当时礼制的需要而规划的”[13]。其实正如荀子所说：“故圹垅，其貌象室屋也。”[14]方形或长方形的两重陵园很像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古人对墓地很讲究，唐朝也不例外，乾陵的选择和营建都是经过占卜才确定动工的，未知是否按照什么格局设计规划的。顺陵陵园二次扩建是在原咸阳园寝墓园(内城)外增加了外城，未见围墙墙基，以朱雀门外一对乳阙及东、西、北三门石雕为界，实际仍是唐初两重陵园的格局，只是武则天出于政治的原因，独出心裁，在内涵上融入了河图洛书，使顺陵有了别具一格的神秘文化色彩，也为我们研究古代陵墓制度史提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
　　注释
　　[1][2][3][6](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239，中华书局1983年，第2421—2422页。
　　[4]《旧唐书》卷8《睿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155—156页。
　　[5]《旧唐书》卷8《玄宗上》，第171页。
　　[7]高皇后碑：“即以其年(永徽六年)十一月册拜代国夫人”；“显庆五年十月，转拜荣国夫人，寻改封酇国夫人”；咸亨元年八月“改封卫国夫人”，九月“下制赠鲁国太夫人，谥曰忠烈”，十日后“下制赠太原郡王妃”；文明元年“圣上临朝，其年九月，追尊先妃曰魏王妃”。《全唐文》卷239，第2417页。
　　[8]《全唐文》卷96《改元光宅敕文》，第994页。
　　[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王世和执笔：《唐顺陵勘查记》，《文物》1964年第1期，第34—39页。
　　[10][12]奇行编著：《增补奇门遁甲白话精粹》，第三节《奇门遁甲的使用工具》，中国文学出版社，第13—17页。
　　[11]田合禄：《八卦与河图洛书破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页。
　　[13]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页
　　[14]北京大学《荀子》注译组：《荀子新注》，中华书局1979年，第323页。
　　(张延峰，咸阳博物馆，文博馆员)

乾陵文化研究（七）/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