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铁券是中国古代帝王赏赐给勋臣或重臣的一种带有盟约性质的信物，自西汉肇始后，为后代统治者所效仿，铁券在唐代得到充分发展。由于史料文献中有关铁券的记载多为只言片语，在研究唐代铁券制度演变过程中，发现有些记载不详或是讹误，因此，对这一部分有必要进行深入考证。
　　一 侯君集铁券考
　　侯君集获唐太宗赏赐铁券出自《册府元龟》卷522《宪官部·诬誷》，该条史料记载，御史中丞姚庭筠为构陷魏元忠，上奏唐中宗，言：“臣闻贞观中兵部尚书侯君集有社稷元勋蒙赐铁券，后与太子承乾谋反，法司断以极法。太宗临朝谓群臣曰：‘君集有功于国，朕将乞其性命公卿等，许我乎?’于时群臣争进皆云：‘君集拟倾危社稷，天地不容，请处斩之，以明大法。’太宗涕泣与诀，令依国典斩于四达之衢以谢天下。”[1]《唐文拾遗》卷18《请诛魏元忠奏》也有相同的记载，仔细查询两《唐书》《资治通鉴》《全唐文》《唐大诏令集》《唐会要》等史料文献均不见唐太宗一朝颁赐过铁券的史实记载，唯有《册府元龟》中有侯君集获赐铁券，而《唐文拾遗》也是援引这条材料。显然，这是一条孤证，笔者认为这则史料真实可信性值得推敲和商榷，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唐建国之初铁券颁赐历史。唐高祖李渊为巩固初建政权，曾利用铁券来笼络建国功臣或是招抚敌方将领。史载，高祖为了攻下河东，曾在武德元年(618)赐隋将河东通守尧君素铁券，许以不死[2]。且时东突厥势力不断扩大，北方众多割据势力都依附于突厥。突厥不愿意坐视李唐政权日渐强大，经常联合依附的割据势力不时南下入侵。这严重威胁到李唐王朝初建政权的稳定。为消除边患，唐高祖曾利用苑君璋与突厥之间的矛盾，“遣使赐以金券”[3]。之后，唐高祖这种利用铁券巩固政权的方法的确一直被唐代后来很多的君主所沿袭。但仔细遍寻史料，并未见唐太宗颁赐过铁券的记载。
　　侯君集，唐初名将，早在李世民为秦王之时，屡立战功的他就被李世民视为股肱。在玄武门之变中，侯君集也是幕后主谋之一。李世民即位后对其进行了重赏，先后为左卫将军、右卫大将军、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参议朝政，时人多赞誉。在贞观十一年(643)，被封为陈国公。一生获得极显的荣耀，后因参与太子李承乾谋反被杀。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侯君集名列第十七位。从这排名来看，侯君集的功劳在唐太宗心目中不是最大的。况且，唐太宗为政期间并没有给任何功臣赏赐铁券，不可能独独赏赐铁券给侯君集。
　　第二，我们从姚庭筠说这段话的背景和目的来分析。魏元忠，在中宗为太子时，曾为检校太子左庶子。后参与神龙元年(705)的政变，在拥立中宗复位中建有殊功，故中宗即位后，魏元忠特承宠荣，被委以宰相，参知政事。时武三思与韦后勾结预谋夺权，太子李重俊不甘心受制，兵变诛杀武三思，元忠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人皆暗中预谋此事。且魏元忠子升也参与此事，后为乱兵所杀。李重俊兵变失败后，韦武势力利用这次事件共同诬陷魏元忠与太子通谋，欲图除掉魏元忠。《旧唐书》卷92《魏元忠传》载：“是时，武三思之党兵部尚书宗楚客与侍中纪处讷等又执证元忠及升，云素与节愍太子同谋构逆，请夷其三族，中宗不许。元忠惧不自安，上表固请致仕。手制听解左仆射，以特进、齐国公致仕于家，仍朝朔望。楚客等又引右卫郎将姚庭筠为御史中丞，令劾奏元忠，由是贬渠州员外司马。侍中杨再思、中书令李峤皆依楚客之旨，以致元忠之罪。”可见，姚庭筠为宗楚客之党羽，他利用侯君集与太子图谋不轨而被太宗挥泪斩杀的例子大做文章，希望中宗效仿太宗，严惩勋功魏元忠，而在这种背景下，姚庭筠言辞的真实性要值得我们认真分析。魏元忠最终遭到武三思党羽的陷害，被贬岭南，最后死于流放的途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侯君集获赐铁券只是出自姚庭筠之口，并无其他史料佐证，关于侯君集获赐铁券的说法是不足信的。
　　二 中宗颁赐铁券考
　　神龙元年(705)，以张柬之为首发动了“五王政变”，中宗复位。但中宗才能平庸，自他登基后，朝政中五王与韦武势力一直水火不容。为缓解二股势力的矛盾，同时也为了褒奖拥立他复位的功臣。在神龙元年五月，中宗“以张柬之等及武攸暨、武三思、郑普思等十六人皆为立功之人，赐以铁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4]。而《新唐书》卷4《则天皇后本纪》云：“张柬之、崔玄暐及左羽林卫将军敬晖、检校左羽林卫将军桓彦范、司刑少卿袁恕己、左羽林卫将军李湛、薛思行、赵承恩、右羽林卫将军杨元琰、左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职方郎中崔泰之、库部员外郎朱敬则、司刑评事冀仲甫、检校司农少卿兼知总监翟世言、内直郎王同皎率左右羽林兵以讨乱。”从上述两则史料中可知，明确记载有15人参与了此次政变。但究竟有哪16人获赐铁券，需要仔细考辨。
　　《新唐书》卷120《五王传》中记载：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崔玄暐、袁恕己五王与杨元琰“皆以铁券恕十死”。而出土的《杨执一墓志铭》铭文中也记载，杨元琰赐铁券，恕十死[5]。《新唐书》卷110《诸夷蕃将》载李湛，“义府最幼子，……武后徙上阳宫，留湛宿卫。顷之，复为右散骑常侍，赐铁券。”术士郑普思、尚衣奉御叶静能“皆以妖妄为上所信重”，故以自己的小技博得中宗的喜好而窃取大位。墨敕以郑普思为秘书监，叶静能为国子祭酒[6]。而在《资治通鉴》卷208神龙元年五月条中只是记载郑普思获赐铁券，并没有说叶静能也获赐铁券。因此，叶静能是否获赐铁券不明。
　　据上述材料所记载，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崔玄暐、袁恕己、杨元琰、李湛、武攸暨、武三思、郑普思等10人是明确记载获赐铁券。那还有哪6人获赐铁券呢?通过史料分析，在这次政变中还有几个非常的重要人物。
　　王同皎：《资治通鉴》卷207神龙元年正月条载，政变前，张柬之命王同皎与李湛等人前往迎接太子李显。起初，李显不敢应命，犹豫不决。紧要关头，王同皎“讽谕切至”，才使李显就驾。“同皎扶抱太子上马，从至玄武门，斩关而入”。后以功授右千牛将军，封琅邪郡公，赐实封五百户[7]。
　　李多祚：《新唐书》卷110《诸夷蕃将·李多祚传》中载“代为靺鞨酋长”，张柬之在谋划诛杀张易之、张宗昌之前，为了增加军事力量，确保逼宫成功，暗中策动掌管北门守卫近30年的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他对李多祚将军说：“唐代历次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悉决玄武门及宫城北门军事之胜负，而北军统制之权实即中央政柄之所寄讬也。”[8]事实上，正因为李多祚的加入，才使五王政变获取成功变为可能。故而中宗复位后，封李多祚为辽阳郡王[9]。《册府元龟》卷129《帝王部·封建》也记载：“中宗神龙元年正月封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为辽阳郡王，食实封八百户，以诛张易之兄弟功也。”王同皎、李多祚是直接参与政变的谋划和执行者，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他们后来得到的封赏便能验证，据此推测，这二人获赐铁券毋庸置疑。
　　《资治通鉴》卷207神宗元年正月条载，张柬之、崔玄暐、桓彦范与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人，率左右羽林兵五百余人至玄武门。《新唐书》卷191《忠义上》中记载薛思行、赵承恩二人在政变前皆为禁军首领，都参加了该次政变，所以，中宗即位后，仍令二人担任禁军首领的重任，还得到高官爵位的封赏，薛思行迁为左卫将军、河东郡公；赵承恩也擢升为冠军大将军、左羽林军大将军、光禄卿、天水县公。据此推测，二人因功获赐铁券的可能性较大。
　　薛季昶：神龙初，因参与诛张易之兄弟建有勋功，后加银青光禄大夫，拜户部侍郎。二张被诛后，洛州长史薛季昶劝谏张柬之、敬晖诛除三思等人，曰：“二凶虽除，产、禄犹在，去草不去根，终当复生。”[10]其是否获赐铁券不明。
　　袁恕己是相王李旦的司马，政变中“从相王统南衙兵备非常”[11]，可知，相王李旦也参加了此次政变，后中宗封其为安国相王。但袁恕己、相王是否获赐铁券亦不明确。而崔泰之、冀仲甫、翟世言三人在两《唐书》中并无个人传记，只是《新唐书》卷4《则天皇后本纪》中涉及到，《资治通鉴》也无其事迹记载，故具体情况不明。
　　朱敬则：《新唐书》卷115《朱敬则传》中载，政变前，“(张)易之等集名儒撰《三教珠英》，又绘武三思、李峤、苏味道、李迥秀、王绍宗等十八人像以为图，欲引敬则，固辞不与，世洁其为人。出为郑州刺史，遂致仕”。《旧唐书》卷90其个人传记中均没有涉及他在政变中或是政变后的相关情况。只是记载他在神龙元年出为郑州刺史，不久以老致仕。但据《新唐书》卷4《则天皇后本纪》记载，朱敬则为户部员外郎，与两《唐书》中记载他在神龙元年初出任郑州刺史，不久致仕，史实颇有出入，据此，笔者认为朱敬则应没有获赐铁券。
　　综上分析，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崔玄暐、袁恕己、杨元琰、李湛、武攸暨、武三思、郑普思等十人是史书中明确记载获赐铁券，王同皎、李多祚二人虽在现有的文献史料中没有记载，但依据他们的实际功绩以及后来的封赏，应该与五王等人同时获赐铁券。薛思行、赵承恩二人因以禁军首领身份参加，获赐铁券的可能性较大。而相王、薛季昶、朱敬则、崔泰之、冀仲甫、翟世言等人情况不明。
　　三 护蜜国护真檀、颉里匐铁券考
　　《文献通考》卷337《四裔考》中载：
　　护蜜者或曰达摩悉铁帝，曰护偘。元魏所谓钵和者，亦吐火罗故地。东南直京师九千里而赢，横千六百里。……显庆时，以其地为鸟飞州。王沙钵罗颉利发为刺史。地当四镇入吐火罗道，故役属吐蕃。开元八年，册其王罗旅伊陀骨咄禄多毗勒莫贺达摩萨尔为王。十六年，与米首领米忽汗同献方物。明年，大酋鸟鹘达于复朝。王死，册其从弟护真檀嗣王。二十六年，身入朝，宴内殿，拜左金吾卫将军，赐紫袍、金带。天宝初，请绝吐蕃，赐铁券。八载，真檀来朝，请宿卫，诏可。授右武卫将军，久乃遣。
　　按这则史料记载，应是护真檀获赐铁券。然《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传》中则记载：
　　护蜜者，或曰达摩悉铁帝，曰镬侃，元魏所谓钵和者，亦吐火罗故地。东南直京师九千里而赢，横千六百里，纵狭才四五里。……显庆时以地为鸟飞州，王沙钵罗颉利发为刺史。地当四镇入吐火罗道，故役属吐蕃。开元八年，册其王罗旅伊陀骨咄禄多毗勒莫贺达摩萨尔为王。十六年，与米首领米忽汗同献方物。明年，大酋乌鹘达干复朝。王死，册其从弟护真檀嗣王。二十九年，身入朝，宴内殿，拜左金吾卫将军，赐紫袍、金带。天宝初，王子颉吉匐请绝吐蕃，赐铁券。八载，真檀来朝，请宿卫，诏可。授右武卫将军，久乃遣。
　　这则史料中与《文献通考》所述内容基本无异，只是在描述“天宝初，请绝吐蕃，赐铁券”时，多了“王子颉吉匐”几个字，明确记载是护蜜国王子颉吉匐因“请绝吐蕃”而获赐铁券。到底是谁获赐铁券呢?再据《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元年九月条载：“护蜜先附吐蕃，戊午，其王颉吉里匐遣使请降。”《唐大诏令集》明确记载唐玄宗在天宝元年颉吉匐“献诚款，潜托归怀”而得到玄宗的褒奖，赐其铁券。其券文云：
　　维天宝元年岁次壬午九月癸卯朔十六日戊午，皇帝若曰：咨尔护蜜王子颉吉里匐，夫藩捍所寄，唯信是从，节义可称，虽远无隔。卿之先代，常附国朝，通使有恒，书译相次。自卿父继立，近阻强邻，被制凶威，有乖夙志。今遂能献诚款，潜托归怀，自非心悟远图，何以克存先意?念此诚恳，嘉尚尤深。今赐卿丹书铁券，以旌忠孝。长表信义，永传子孙，日月同明，山河齐久。可不美欤?可不慎欤![12]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推断，应是护蜜国王子颉吉匐因归降唐朝而获赐铁券，并非护真檀，《文献通考》中应是记载遗漏“王子颉吉匐”以致出现舛误。
　　四 代宗颁赐铁券考
　　《旧唐书》卷11《代宗纪》云：宝应二年秋七月“戊申，群臣上尊号曰宝应元圣文武皇帝，御含元殿受册。壬子，御宣政殿宣制，改元曰广德，大赦天下，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安禄山、史思明亲族应在诸道，一切原免不问。……功臣皆赐铁券，藏名太庙，画像凌烟阁”。这里的“功臣皆赐铁券”记载含糊，没有具体指明哪些人获赐铁券，故结合相关史料对此进行进一步考证。
　　《册府元龟》卷20《帝王部·功业二》载：
　　(宝应)二年正月，贼为范阳节度使李怀仙于莫州生擒之，送款来降，枭首至阙下。代宗以帝大勋，特拜尚书令，元帅如故。郭子仪、李光弼等二十四人并赐铁券，图形凌烟阁。
　　而《册府元龟》卷88《帝王部·赦宥第七》中载：
　　广德元年七月壬子，御宣政殿下诏曰：……河北副元帅怀恩宜兼太保，仍与一子二品官，一子四品官并阶，更加实封五百户。河南副元帅光弼与一子三品官并阶，更加实封三百户。幽州节度使怀仙与一子三品并阶，加实封二百户。李抱玉、郭英乂、辛云京、侯希逸、田神功、孙志直、白孝德、令狐彰并各与一子五品官并阶，加实封二百户。李宝臣、薛嵩、田承嗣、张献诚等各与一子五品官并阶，仍加实封二百户。鱼朝恩寄崇师律，程元振勋高佐命，各加实封二百户，仍与一子五品官并阶。仆固玚、高彦崇、浑日进、李建义、李光逸、杨崇光、李怀光、张如岳、白元光、温如雅、拓拔澄泌、高晖、卢钦友、成惟良、曹楚玉等，各与一子五品官，加实封一百户，仍各赐铁券，以名藏大庙，画像于凌烟之阁，并寇难已来将相勋业高者，其名籍图画亦准此。
　　第二则史料中记载获赐铁券一共有32人，比《册府元龟》卷20中所记载24人多出8人。再据《册府元龟》卷131《帝王部·延赏第二》中记载：
　　广德元年七月，上尊号，大赦，改元。制：河北副元帅仆固怀恩宜兼太保，仍与一子三品官，二子四品官。河南副元帅李光弼与一子三品官，幽州节度使李怀仙与一子三品官，李抱玉、郭英乂、辛云京、侯希逸、田神功、孙志直、白孝德、令狐彰各与一子五品官。李宝臣、薛嵩、田承嗣、张献诚等各与一子五品官。鱼朝恩寄崇师律，程元振勋高佐命，仍与一子五品官。仆固玚、高彦崇、浑日进、李建义、李光逸、杨崇光、李怀光、张如岳、白元光、温如雅、拓拔澄必、高晖、卢钦文、成惟良、曹楚玉等，各与一子五品官，加实封一百户。仍各赐铁券，以名藏太庙，画像于凌烟阁，并冠难已来将相勋业高者，其名籍图画亦准此。
　　这则史料记载人数与《册府元龟》卷88中相同，皆为32人。只是其中“浑白进”、“拓拔澄必”应为“浑日进”和“拓跋澄泌”之讹误。
　　《册府元龟》卷133《帝王部·褒功第二》亦载：
　　(宝应)二年七月，上尊号，大赦。河北副元帅怀恩、河东副元帅光弼、幽州节度怀仙、李抱玉、郭英乂、辛云逸、田神功、孙志直、白孝德、令狐彰、李宝臣、薛嵩、田承嗣、张献诚、鱼朝恩、程元振、仆固玚、高彦崇、浑日进、李建义、李光逸、杨崇光、李怀光、张如岳、白元光、温如雅、拓跋澄泌、高晖、卢钦友、成惟良、曹楚玉等，各赐铁券，以名太庙，尽画像于凌烟之阁。并寇难已来，将相勋业多者，其名籍图画亦准此。
　　这则材料记载获赐铁券人数为31人，较《册府元龟》卷88、《册府元龟》卷131中则遗漏了侯希逸。另外，这则史料中的“辛云逸”应是“辛云京”之讹误。同为《册府元龟》一书，但不同卷数所记载获赐铁券人数有所差异。
　　上述史料中记载皆有所遗落，在《册府元龟》中几则材料都未能提到雍王李适曾获赐铁券。据《唐会要》卷1《帝号上》记载：“德宗神武孝文皇帝讳李适。……广德元年，拜尚书令，元帅如故，实食封二千户，赐铁券，图形凌烟阁。”
　　综上所述，代宗在广德元年(763)颁赐了大量的铁券，目前文献史料中明确记载有34人获赐铁券。其人员具体名单如下：李适、郭子仪、仆固怀恩、李光弼、李怀仙、李抱玉、郭英乂、辛云京、侯希逸、田神功、孙志直、白孝德、令狐彰、李宝臣、薛嵩、田承嗣、张献诚、鱼朝恩、程元振、仆固玚、高彦崇、浑日进、李建义、李光逸、杨崇光、李怀光、张如岳、白元光、温如雅、拓跋澄泌、高晖、卢钦文、成惟良、曹楚玉。
　　五 拓跋思恭铁券考
　　拓跋思恭是唐朝末年党项族的首领，曾得到僖宗赏赐的铁券。《西夏书事》卷3中载，宋太平兴国七年(982)九月，权知夏州事李克文入朝，“克文性恭顺，……抚安蕃族，以待朝命。太宗遣使召之，克文应诏挈其家属入京，以唐僖宗所赐其祖思恭铁券及朱书御札献。太宗宴之崇德殿，嘉奖备至，授澧州刺史，赏赉无算”[13]。通过这则史料可知，拓跋思恭虽为少数民族，却能忠心效命于中央，在皇权日益衰微的情况下尤显可贵，所以，唐僖宗赏赐铁券以示恩宠。然两《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史料典籍中都没有拓跋思恭获赐铁券的相关记载。
　　拓跋思恭为党项族的平夏部人，据《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上·党项传》记载，天宝末，平夏部有战功，被擢为容州刺史、天柱军使。其裔孙拓跋思恭在咸通末窃据宥州，自称刺史。黄巢起义后，率军参加平叛。史载思恭“与鄜州李孝昌坛而坎牲，誓讨贼，僖宗贤之，以为左武卫将军，权知夏绥银节度事。……更与郑畋四节度盟，屯渭桥。中和二年(881)，诏为京城西面都统、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俄进四面都统，权知京兆尹。贼平，兼太子太傅，封夏国公，赐姓李。嗣襄王煴之乱，诏思恭讨贼，兵不出，卒”。从这则史料中，我们可知党项族拓跋思恭发家由来，唐末，中央集权在藩镇割据势力中风雨飘摇，黄巢起义后，思恭虽为蕃族，却率骁勇部众援助唐朝，在镇压黄巢起义中立下汗马功劳。此时，铁券仍然是统治者维护和巩固统治政权的圭臬。据史料记载，僖宗曾多次颁赐铁券，故余兹认为虽然两《唐书》《资治通鉴》等史料典籍未曾有拓跋思恭获赐铁券的史料记载，但结合上述这两则史料，《西夏史书》中记载拓跋思恭获赐铁券应是真实的，可信的。
　　有唐一代，统治者出于种种目的颁赐了大量的铁券，铁券在唐代的政治生活中具有浓厚的政治性功能，因此，对史料文献中铁券记载有遗漏或是舛误的考辩，对进一步深入了解唐代铁券史和唐史是必要的。
　　注释
　　[1](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522《宪官部·诬誷》，中华书局1960年，第6238页。
　　[2](唐)魏徵：《隋书》卷71《诚节·尧君素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655页。
　　[3](后晋)刘昫：《旧唐书》卷55《刘武周附苑君璋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255页。
　　[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8神龙元年五月条，中华书局1976年，第6590页。
　　[5]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473—1475页。
　　[6]《资治通鉴》卷208神龙元年三月条，第6589页。
　　[7]《旧唐书》卷187上《王同皎传》，第4878页。
　　[8]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见《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13页。
　　[9](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1O《诸夷蕃将·李多祚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125页。
　　[10]《资治通鉴》卷208神龙元年二月条，第6586页。
　　[11]《新唐书》卷120《袁恕己传》，第4324页。
　　[12](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64《赐护蜜国王子铁券文》，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353页。
　　[13](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起宋太祖建隆元年尽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条，北京：北平文奎堂影印，1935年。
　　(洪海安，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乾陵文化研究（七）/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