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遂良的人品与书品
侯立新
褚遂良(596—658)，字登善，唐钱塘(今杭州)人。唐朝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隋大业末年，随父居陇右。薛举起事后，任通事舍人，后又随父入秦王府任铠曹参军。贞观十年(636)，自秘书郎改起居郎。十五年，任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十八年，任黄门侍郎，参综朝政。二十二年，任中书令。太宗病危，将太子托付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由遂良起草遗诏。高宗即位，封遂良为河南县公，进而晋为河南郡公，后世因称“褚河南”。后因内争，出为同州刺史。永徽三年(652)召回，任吏部尚书，监修国史，旋为尚书右仆射，知政事，执掌朝政大权，遂到政治生涯顶峰。六年，高宗立武则天为后，遂良叩头流血劝阻。武则天立，屡被贬。显庆三年(658)，卒于官。褚遂良在政治上是个悲剧人物，但他的人品和书品却值得称道。本文拟就其人品与书品略陈管见，希望加深对褚遂良其人其书的认识。
一 褚遂良的人品
史书记载，褚遂良为人率直鲠亮。早在秦王府做铠曹参军时，李世民对他就有很好的评价。《旧唐书》卷105载，李世民曾对长孙无忌说：“褚遂良鲠亮，有学术，竭诚亲于朕，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1]
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在门下省设立起居郎二人。贞观十年(636)，曾为秘书郎的褚遂良又出任起居郎一职，专门记载皇帝的一言一行。《旧唐书》卷80载：
(遂良)迁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太宗尝问曰：“卿知起居，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遂良对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鉴诫，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2]
唐太宗想亲自征讨辽东，褚遂良也敢于冒太宗之独断而直言反对，《旧唐书》卷80载:
时太宗欲亲征高丽，顾谓侍臣曰：“高丽莫离支贼杀其王，虐用其人。夫出师吊伐，当乘机便，今因其弑虐，诛之甚易。”遂良对曰：“陛下兵机神算，人英能知。昔隋末乱离，手平寇乱。及北狄侵边，西蕃失礼，陛下欲命将击之，群臣莫不苦谏，陛下独断进讨，卒并诛夷。海内之人，徼外之国，畏威慑伏，为此举也。今陛下将兴师辽东，臣意荧惑。何者?陛下神武，不比前代人君。兵既渡辽，指期克捷，万一差跌，无以威示远方，若再发忿兵，则安危难测。”[3]从这些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褚遂良为人的率直鲠亮。
当然，最能看出褚遂良这一性格特征的，是他在是否立武昭仪为皇后的态度上，也正是他的率直鲠亮，最终导致了他晚年走向了悲剧的深渊。公元640年前后，只有十几岁的武则天进入后宫，成为唐太宗的“才人”。她的美貌与才情不仅得到了年老的太宗的喜爱，同时也得到了年轻的太子的爱恋。唐太宗死后，公元654年左右，曾经一度削发为尼的武则天成为李治的妃嫔，并被封为“昭仪”，得到唐高宗的宠信，也得到一些大臣的支持。公元655年，在是否立武昭仪为皇后的斗争中，褚遂良与长孙无忌义无反顾地反对任何废黜王皇后的企图。《旧唐书》卷80载：
六年，高宗将废皇后王氏，立昭仪武氏为皇后，召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及遂良以筹其事。将入，遂良谓无忌等曰：“上意欲废中宫，必议其事，遂良今欲陈谏，众意如何?”无忌曰：“明公必须极言，无忌请继焉。”及入，高宗难于发言，再三顾谓无忌曰：“莫大之罪，绝嗣为甚。皇后无胤息，昭仪有子，今欲立为皇后，公等以为何如?”遂良曰：“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伏事先帝，无愆妇德。先帝不豫，执陛下手以语臣曰：‘我好儿好妇，今将付卿。’陛下亲承德音，言犹在耳。皇后自此未闻有愆，恐不可废。臣今不敢曲从，上违先帝之命，特愿再三思审。愚臣上忤圣颜，罪合万死，但愿不负先朝厚恩，何顾性命?”遂良致笏于殿陛，曰：“还陛下此笏。”仍解巾叩头流血。帝大怒，令引出。[4]
武则天与王皇后之间的争斗，以武则天的胜利而告终。武则天终于在公元655年被册封为皇后，与此同时，褚遂良也被新皇后赶出朝廷，到潭州任都督。第二年，武后的儿子李弘(652—675)被立为太子。新册封的皇后，不失时机地向反对她的人进行打击报复，王皇后与萧淑妃被残忍地害死了。公元657年春，褚遂良被调到离京师极远的桂州任都督。同年，武则天则与许敬宗、李义府一起，诬告中书令来济、门下侍中韩瑗与在广西的褚遂良共谋反叛，晚年的褚遂良又一次被贬，流放到爱州。绝望之中的褚遂良，致信唐高宗，向他诉说了自己曾为高祖与太宗效劳，坚决支持唐高宗继位等事。公元659年，褚遂良在流放之中死去，终年63岁。伴随着他的率直鲠亮，他走完了人生中最后一刻。
二 褚遂良书品
褚遂良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合称“欧虞褚薛”，为初唐书法四大家，其少既服虞世南，长则仰慕王羲之，楷书如美人婵娟，似不胜罗绮，其书法将二王与六朝碑版熔为一炉，独树一帜，张怀瓘《书断》云：“褚遂良善书，真书甚得媚趣，若美人婵娟，似不任乎罗绮，增华绰约，甚有余态，欧虞谢之。”[5]《唐人书评》云：“褚遂良书，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
褚遂良书风的最直接渊源是王羲之书风，米友仁《跋雁塔圣教序》云：“褚书在唐贤诸名士书中为秀颖，得羲之之法最多者。真字有隶法，自成一家，非诸人可以比肩。”[6]朱长文《墨池编》云：“遂良书多法，或学钟公之体，而古雅绝俗；或师逸少之法，而瘦硬有余。至于章草之间，婉美华丽，皆妙品之尤者也。”[7]
褚遂良书风的形成除了其个人的审美意趣因素而外，和有唐一代的审美风尚以及大唐国君李世民的爱好是分不开的，唐太宗在《晋书》卷80中赞誉王羲之书法道：
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必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8]
作为《晋书》主编之一的褚遂良，自然对这一赞誉刻骨铭心。
《唐会要》卷35载：
贞观六年正月八日，命整治御府古今工书钟王等真迹，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至十年，太宗尝谓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与论书。”徵云：“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即日召命侍读。尝以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当时莫能辨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一无舛误。[9]
在贞观六年(632)正月初八，太宗下令整理内府所藏的钟繇、王羲之等人真迹，褚遂良作为侍书参与了这次整理活动，众多的王羲之真迹，使他大开眼界。也正因为如此，在书法上，他也不可避免地会卷入了对王羲之书风崇拜的时风之中，并持续地沉醉其中。对一代帝王的无比崇敬和忠诚，自然也显现到其毕生的终极审美追求和书法实践中。“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自然也成为晚年褚遂良的书风的显著特色和写照。
然而，褚遂良对王羲之的书风却不是死摹硬套，与其说是专心致志地恪守着王羲之的规范，不如说他是尽情适性地演绎着王羲之的规范，一方面他把自己纳入到王羲之的书风中去；另一方面却又仍然顽强地露出他自己的趣味，最终成就了他的个人书风。难怪米芾在《兰亭叙》褚遂良摹本上再三作跋，赞誉道：
虽临王书，全是褚法。其状若岩岩奇峰之峻，英英秾秀之华。翩翩自得，如飞举之仙；爽爽孤骞，类逸群之鹤；蕙若振和风之丽，雾露擢秋千之鲜；萧萧庆云之映霄，矫矫龙章之动彩。九奏万舞，鹓鹭充庭，锵玉鸣珰，窈窕合度，宜其拜章帝所，留赏群仙也。[10]
并进一步分析说：“至于‘永和’字，合呈其雅韵，‘九觞’字备著其真标；‘浪’字无异于书名，‘由’字益彰其楷则……信百代之秀规，一时之清鉴也。”[11]米芾给予褚遂良以极高的评价，像这样的品评古代书家，在米芾那里，除了褚遂良以外，是没有第二人的。
褚遂良的一生创作了《伊阙佛龛记》《孟法师碑》《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等大量的书法作品，最能代表褚遂良书风的当属《雁塔圣教序》，这也是他最著名最成熟的作品。作品共有两块，立于永徽四年(653)。《序》书于十月，全称《大唐三藏圣教序》，李世民撰文；《记》书于春二月，全称《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记》，李治撰文。褚遂良时年58岁。《雁塔圣教序》是褚遂良一生最为得意与最为精心之作。从中既可以看到钟繇、王羲之楷书那种明显的隶意，又可以看到北魏楷书的劲健多姿；既可以看到欧阳询楷书法度结构的严谨，又可以看到虞世南楷书超逸的文化品味。我们在感受领略他的华美笔意的同时，不难强烈地感受到其流美飘逸的审美意趣和风格特征。
三 褚遂良其人其书观想
欧阳修《集古录》云：“颜公忠义之节皎如日月，其为人尊严刚劲，象其笔划。”又云：“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12]
朱长文《续书断》云：“鲁公可谓忠烈之臣也，……其发于笔翰，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扬子云以书为心画，于鲁公信矣。”[13]
刘熙载《艺概·书概》云：“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14]
中国传统书论认为，书法作品是人的性格、才学、情志的表现，也是一个人崇高人格的表现。也就是说，作品之风格必须以人为旨归，必须与人达到高度统一，即所谓“风格即人”。
有意思的、也是值得人格外注意的是，褚遂良这一遒美飘逸的书风特征，却和率直鲠亮的褚遂良其人的性格特征却是不尽相同的、不尽统一的。
“风格即人”不禁让人想起“人品即书品，书品即人品”、“心正则笔正，笔正则心正”等中国传统书法美学命题。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他的成就既是必要的，也是终极的。《资治通鉴》卷203云：“士之志远，当先器识而后才艺。”[15]人品是成就书品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但不构成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在书艺与道德这一层面上，书艺与道德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有关系，比如说褚遂良书法之“遒美”或许与其为人的“鲠亮”有着某种对应关系；但同时，书法作为艺术又具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书艺与道德两者之间又未必是完全统一、契合无间的，或许以书观人、以书判人只能得其品格之粗略和大概，正如苏轼《题鲁公帖》所云：
观其书，有以得其为人，则君子小人必见于书，是殆不然。以貌取人，且犹不可，而况书乎。吾观颜公书，未尝不想其风采，非徒得其为人而已。凛乎若见诮卢杞而叱希烈，何也?其理与韩非窃斧之说无异。然人之字画工拙之外，盖皆有趣，亦有以见其为人邪正之粗。[16]
至此，对褚遂良的“率直鲠亮”和“遒美飘逸”似乎便有了更为明确、合理的认识，在他那里两者既有相合又有相悖，“率直鲠亮”更多的是言其人，是从道德层面而言的，从中我们感受到更多的是其“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的人格力量；“遒美飘逸”则更多的是言其艺术，是从审美层面而言的，从中我们感受到更多的是其“华美绰约”、“劲健超逸”的艺术魅力和审美境界!
注释
[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05《长孙无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020页。
[2][3][4](后晋)刘昫：《旧唐书》卷80《褚遂良》，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30页、第2733页、第2738页。
[5]张怀瓘：《书断》，《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192页。
[6]米友仁：《跋雁塔圣教序》，见季伏昆《中国书论辑要》，江苏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475页。
[7]朱长文：《墨池编》，见季伏昆《中国书论辑要》，江苏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476页。
[8](唐)房玄龄等：《晋书》卷80《王羲之》，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08页。
[9](宋)王溥：《唐会要》卷35《书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54页。
[10][11]米芾：《褚临黄绢本兰亭序跋赞》，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12]欧阳修：《集古录》，见刘遵三《历代书法家述评辑要》，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59页。
[13]朱长文：《续书断》，《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324页。
[14]刘熙载：《艺概·书概》，《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715页。
[1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3《唐纪十九》，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08页。
[16]苏轼：《题鲁公帖》，见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1)》，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627页。
(侯立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乾陵文化研究（六）/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