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张说是在唐高宗、武则天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位重要人物，被称为“开元宗臣”。他集诗人、政治家光环于一身，“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1]，为唐代前期的繁荣作了很大贡献。多年来，史学界对张说在文学史上的贡献研究颇多，但对其在政治史上的贡献研究相对较少，这与他在初盛唐时期政坛上的重要地位有些不太相称。本文拟从政治史方面谈谈张说的历史贡献，不当之处，敬请方家不吝指正。
　　一 政治上的作为
　　张说自垂拱四年(688)入仕，历任太子校书、左补阙、右史、内供奉、凤阁舍人、兵部员外郎、工部侍郎、兵部侍郎、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官至中书令，封燕国公。在唐代政治舞台上活跃了四十余年，表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
　　1.勇于进谏
　　直言进谏是封建王朝对它的各级官吏的基本要求，也是每个正直、有责任心的官员的基本义务。张说毕其一生，不管身居何职，也不管那位皇帝在位，他都能衷心奉上，直言进谏。
　　久视元年(700)夏天，武则天在三阳宫避暑，至深秋仍流连不返，朝臣们急于汇报工作，但却没人敢要武则天回宫。只有张说毅然上书规劝。在《谏避暑三阳宫疏》[2]中，他从地理、人情世故、劳作、圣体安全等四个方面规劝武则天尽快回宫处理朝政。谏书条理清晰、言辞恳切，很有说服性，但“疏奏不省”[3]。武则天虽然没有接受张说的劝谏，但还是很欣赏张说，认为他敢于秉公直谏，可以重用。长安初，张说升迁右史、内供奉，兼职考功贡举事，又擢拜凤阁舍人。
　　唐代自则天末年以来，每年冬季都要做一种泼寒胡戏[4]，中宗李显也曾登楼观看。712年冬，因有蕃客入朝，又作此戏。张说以为有失大国体统，遂上书谏止：“臣闻韩宣适鲁，见周礼而叹；孔子会齐，数倡优之罪。列国如此，况天朝乎。今外蕃请和，选使朝谒，所望接以礼乐，示以兵威。虽曰戎夷，不可轻易，焉知无驹支之辩，由余之贤哉?且泼寒胡未闻典故，裸体跳足，盛德何观；挥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鲁礼，亵比齐优，恐非干羽柔远之义，樽俎折冲之礼。”[5]从此以后，这种胡戏慢慢地就绝迹了。
　　睿宗时，太平公主与太子李隆基争权不休。太平公主指示巫人放出谣言：“根据天相，五日之内，必有乱兵入宫!”睿宗赶紧召集大臣商议此事，众人都知道这是太平公主危言耸听、妖言惑众，意在诬告太子谋反，动摇太子地位，但都明哲保身，不愿得罪太平公主而将谎言揭穿，唯有张说直言不讳。他说：“此是谗人设计，拟摇动东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觎路绝，灾难不生。”[6]睿宗这才恍然大悟，立即下旨让太子监国。
　　有唐一代，吐蕃都是唐王朝的心头大患，它时而与唐通好，时而与唐为敌，不时侵扰唐边境地区，唐政府不厌其烦。玄宗时，吐蕃“自恃强大，致书用敌国礼，辞指悖慢，上意常怒之”，意欲征讨。张说上疏谏曰：“吐蕃无礼，诚宜诛夷，但连兵十余年，甘、凉、河、鄯，不胜其弊，虽师屡捷，所得不偿所亡。闻其悔过求和，愿听其款服，以纾边人。”[7]但玄宗不从。开元十五年(727)，吐蕃再次犯边，攻陷瓜州，河西节度使王君*战死，张说再次上表，以所获巂州斗羊为喻，讽谏玄宗改变策略，息兵止战。表曰：“臣闻勇士冠鸡，武夫戴鹖，推情举类，获此斗羊。远生越巂，蓄性刚决，敌不避强，战不顾死，虽为微物，志不可挫。伏惟陛下选良家于六郡，求猛士于四方，鸟不遁才，兽不藏伎。如蒙効奇灵圃，角力天场，却鼓怒以作气，前踯躅以奋击。趹若奔云之交触，碎如转石之相叩，裂骨赌胜，溅血争雄，敢毅见而冲冠，鸷狠闻而击节。冀将少助明主市骏骨、揖怒蛙之意也。若使羊能言，必将曰‘若斗不解，立有死者’。所赖至仁无残，量力取劝焉。”[8]玄宗览表，深悟其意，赏赐张说绢及杂彩一千匹。
　　2.协助翦除太平公主集团
　　太平公主在唐史上非常有名，她是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的女儿，又是中宗李显和睿宗李旦的妹妹，还是玄宗李隆基的姑姑，特殊的身份使她在当时贵极一时。睿宗在位，她更是“权倾人主”[9]。史载，“公主每入奏事，坐语移时，所言皆听。荐人或骤历清职，或至南北衙将相，权移人主。军国大政，事必参决，如不朝谒，则宰臣就第议其可否”[10]，“宰臣七人，五出其门，文武大臣，大半附之”[11]。对此，时为太子的李隆基如鲠在喉，常思除之。但又由于羽翼未丰及各种顾虑，迟迟下不了决心。当时很多大臣也都向玄宗出谋，铲除太平公主，但玄宗却以怕惊动太上皇而犹疑不决。就在这时，被太平公主以不附己而罢知政事、分司东都的张说知“太平等阴怀异计”，从洛阳秘密派人送给玄宗一把佩刀，意思是让玄宗当机立断，斩割私情，起兵诛杀太平公主及其党羽。“玄宗深嘉纳焉”[12]，遂与岐王范、龙武将军王毛仲、内给事高力士等定计于开元元年(713)七月三日起兵，一举翦除了太平公主集团。
　　唐玄宗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矛盾和斗争虽说是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但总体来说，李隆基最后的胜利及此后的政策还是结束了自武则天晚年以来十余年的政治混乱和社会不稳定局面，为唐王朝走向鼎盛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诛杀太平集团这件事是值得肯定的，因而，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张说，应该也是值得肯定的。
　　3.助兴礼乐，倡封东岳
　　自西周开始，中国就进入了以礼乐为标志的理性文明阶段。历代统治阶级都非常重视礼乐制度，提倡礼乐治国，其目的就是用礼来区分等级，用乐来调和人际关系，从而达到君臣和敬、父子兄弟相亲、社会和谐有序的效果。张说作为封建正统文吏的代表，在推动开元时期礼乐制度建设上可谓不遗余力。
　　开元十年(722)，玄宗自东都回京，顺便行幸并州(治所今山西太原)。张说向玄宗建议说：“太原是国家王业所起，陛下行幸，振威耀武，并建碑纪德，以申永思之意。若便入京，路由河东，有汉武脽上后土之祀，此礼久阙，历代莫能行之。愿陛下绍斯坠典，以为三农祈谷，此诚万姓之福也。”[13]玄宗听从了他的建议。事后，张说取代张嘉贞当上了中书令。这年四月，玄宗下诏，褒奖张说：“动惟直道，累闻献替之诚；言则不谀，自得谋猷之体。政令必俟其增损，图书又藉其刊削，才望兼著，理合褒升。考中上。”[14]
　　封禅是中国特有的敬天思想的产物，就是指封建帝王在泰山隆重进行祭天祀地的一种活动。它是享有天命者，为国家之昌盛感谢上天而举行的一种盛大仪式。它不是每个帝王都可以举行的，通常只有在天下大治、社会安定的时候才行。因此，泰山封禅应该是每个封建帝王心中的愿望，唐玄宗自然也不例外。史书没有记载他什么时候有了封禅的想法，只说是张说向玄宗“首建封禅之议”[15]。对此，玄宗应该很高兴。开元十三年(725)，诏命张说等人撰写《东封仪注》。张说很认真，删削并改正了许多旧仪中不合时宜的条文。三月，张说草成封禅仪献上；八月，张说“议封禅仪，请以睿宗配皇地祇，从之”[16]；十一月六日，玄宗车驾至泰山下。十日，“上祀昊天上帝于山上，群臣祀五帝百神与山下之坛”；十一日，“祭皇地祗于社首”；十二日，“上御帐殿，朝觐，赦天下，封泰山神为齐王，礼秩加三公一等”[17]。封禅完后，张说还写了《大唐封祀坛颂》[18]以纪圣德。在整个封禅过程中，张说的作用应该说是不可或缺。从建议封禅到撰写仪注，从编制议程到确定仪式，事无巨细，亲历亲为，此外，东封时边境的安全问题他也予以周全考虑。据《资治通鉴》记载，张说“以大驾东巡，恐突厥乘间入寇，议加兵守边，诏兵部郎中裴光庭谋之”。裴光庭认为，四夷之中，突厥势力最大。因此他建议，遣使去突厥，让他们派人随同封禅，其他夷狄看突厥如此，必定效仿，这样，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张说听后，说：“善，说所不及。”[19]封禅虽然说是封建统治阶级好大喜功的一种表现，在经济上劳民伤财，但考虑到它作为一项国家大典，通常是在天下大治、日月有暇的时侯举行的，因而还是可以接受的，而它对振奋民心、弘扬国威、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更是不容小视，因而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这次封禅，体现了唐玄宗十几年统治卓越的成就，也体现了张说杰出的组织才能。通过封禅，可以说，玄宗和张说君臣都达到了人生的巅峰。
　　总的来说，张说向玄宗建议祭祀汉武脽上后土和泰山封禅，是中国传统礼乐治国思想的表现，也与他崇道尊儒的一贯思想是一致的[20]，虽然主观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客观上也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
　　二 军事上的贡献
　　唐代至武则天时，随着大批开国元勋的相继老逝，朝中才兼文武，能够出将入相的大臣已经不多了，而张说却是这样少数的人才之一。他从仕武则天到辅佐唐玄宗，前后三度从戎，“驱貔虎之师，獯戎之臂”[21]，充分展示了自己军事方面的才能，同时也为这一时期边境的安宁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倡导屯田
　　开元六年(718)二月，张说任荆州长史。不久又迁任右羽林将军，兼检校幽州都督。幽州地与奚、契丹接壤，为北方重镇。这一年契丹首领李失活死，大臣可突于争权，发生了内乱。唐朝派兵镇压，结果失利。张说上表，陈述利害，说：“臣熟闻幽州兵马寡弱，卒欲排比，未可即戎，城中仓粮，全无贮积。”[22]因此，他请求加强战备，以防止边患。
　　在此期间，张说考虑到“国储未赡，边军未息”，为了“静人业农”，他上表请求屯田：“臣闻求人安者莫过于足食，求国富者莫先于疾耕。臣再任河北，备知川泽。窃见漳水可以灌巨野，淇水可以灌汤阴，若开屯田，不减万顷，化萑苇为粳稻，变斥卤为膏腴，用力非多，为利甚博。”因此，他希望朝廷“不失天时，急趋地利，上可以丰国，下可以廪边，河漕通流，易于转运，此百代之利也”[23]。屯田既可增加国库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又方便了水利交通，是一项很有益的措施。
　　2.安抚契丹、党项等少数民族
　　开元七年(719)，张说检校并州大都督长史，兼天兵军大使，摄御史大夫，兼修国史。他再次上表论奏边事[24]。他认为，对周边少数民族非到迫不得已，不应用兵，对他们应该实行安抚和睦政策。
　　开元八年(720)，张说担任天兵军节度大使。天兵军常驻太原，紧挨着的是朔方军，驻扎在今宁夏的灵武一带。这两军都驻扎在当时胡汉交界地区，所以境内有很多投降的少数民族部落。这年秋天，朔方军大使王晙怀疑原突厥降户勾引突厥，谋陷军城，所以将他们诛杀殆尽。此事引起了张说管辖下散居在大同、横野军附近的拔曳固、同罗诸部的恐惧不安。为了平息事端，张说让副使李宪看家，自己只率二十个骑兵，持节去各部安抚。白天给他们讲政策，做思想工作，晚上还和他们住在一起。李宪“以虏难信，不宜涉不测”而写信劝张说回还。张说回复说：“吾肉非黄羊，必不畏食；血非野马，必不畏刺。士见危致命，此吾效死之秋也。”[25]拔曳固、同罗诸部都被张说的所作所为所感动，于是都安定了下来。
　　开元九年(721)四月，原突厥降将康待宾诱使诸降户反叛，一时攻陷了兰池六州。康待宾又暗中与生活在宁夏的党项通谋，攻破了银城、连谷，还占据了粮仓。玄宗急忙诏令王晙率兵讨伐，并令张说知经略。张说率马步兵一万人出合河关(今山西兴县)袭击，康待宾等大败而逃。张说率军乘胜追击，当追到骆驼堰时，党项部反戈。那么怎样处置这些先有过后有功的党项人呢?讨击大使阿史那献以为党项反复无常，请全部诛杀。张说不同意这种滥杀的做法，他说：“先王之道，推亡固存，如尽诛之，是逆天道也。”[26]于是奏请设置麟州，以安置党项余众。这年九月，张说召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开元十年(722)，诏命张说为朔方节度大使，并去朔方巡视边防，处置兵马。这时，康待宾余党庆州方渠降胡康愿子反叛，自立为可汗，劫掠牧马，西渡黄河出塞。张说率兵追讨，至木盘山擒获了康愿子，并俘虏三千多人。为了防止这一带的突厥降户再次骚乱，张说议请将居住在河曲六州的降胡五万余人强行迁往中原的许、汝、唐、邓、仙、豫等州(今河南汝州、许昌、汝南、邓州、泌阳一带)安置。张说因此功获赐实封二百户[27]。
　　3.精简边兵
　　张说历经边镇数年，熟知边防事宜。当时沿边镇兵多达六十多万，一方面使军供成为问题，另一方面冗兵过多，不但人浮于事，而且给了他们杂使营私的机会。于是，张说以时无强敌，用不了那么多兵士为由奏请玄宗精减兵员，罢免二十万，让他们回乡务农。玄宗对一次性裁减这么多士兵有些犹疑。张说解释说：“臣久在疆埸，具悉边事，军将但欲自卫及杂使营私。若御敌制胜，不在多拥闲冗，以妨农务。陛下若以为疑，臣请以阖门百口为保。”[28]张说入情入理的分析以及诚恳无私的态度最终使玄宗消除了疑虑，接受了建议。
　　4.改造府兵
　　张说任兵部尚书期间，还着手对府兵进行了改造。当时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等诸卫府兵，自十八岁入伍，到六十岁才免役，而对其家庭又不减免各种杂徭，因无壮丁，这些兵士之家遂至渐渐贫弱，所以当时兵士逃亡者很多。先天二年(713)虽然有所改革，规定二十五岁入伍，五十岁放免，屡次征镇者，则十年免役。但实际上徒有此令，并未能真正付诸实施。因此这时府兵之法日渐破坏，番役更替大多不能按时进行，卫士逃匿，宿卫之士根本无法得以保证。鉴于这种情况，张说建议：“请召募壮士充宿卫，不问色役，优为之制，逋逃者必争来应募。”玄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同意募兵。仅仅十几天，就得到精兵十三万人，“分隶诸卫，更番上下。兵农之分，从此始矣”[29]。
　　张说针对时弊提出的屯田、精减边兵、改革府兵等建议，一方面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值得肯定。另外，其对契丹、党项等边疆民族的安抚政策也基本上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有利于各民族和睦相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而张说的文韬武略由此可见一斑。
　　三 对集贤(丽正)书院的贡献
　　唐玄宗统治前期，经济繁荣，政治升平。好大喜功的玄宗为粉饰文治，于开元十一年(723)特置丽正书院，聚集当时文学之士，或修书，或侍讲，以张说为修书使，总领其事。开元十三年(725)四月三日，玄宗召集中书门下重要官员及礼官学士等，宴于集仙殿。席间，玄宗因与张说及诸多英才贤俊欢聚，高兴非常，遂将集仙殿改名为集贤殿，并下制：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书院官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以张说为知院事，掌管书院日常事务。玄宗还欲授张说大学士称号，但张说坚持不受。其后，根据需要，书院又配备了一些其他官职，至此，书院体系逐步完备。另外，书院还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对从事撰集文章、修理典籍的学士按月终、岁终进行内、外考核，并依据每个人的勤绩和政绩，由修书使进行登记，上奏朝廷，分别加以褒贬。修撰、校理、留院、检讨诸官，也都依照每个人的学识水平和工作状况，或兼或留，酌情而定。
　　唐玄宗崇儒重道，他下制建立书院，一方面是依据历代传统，保存优秀的历史文化典籍；另一方面，是想以史为鉴，更有效地实施自己的统治。正因为如此，丽正书院才得以在皇帝的诏令下，最大限度地收藏全国古今各种图书、资料、典籍，择聘一流学者对其进行校勘、辨证、研究。通过细密地考订和深入探究，一些是非、曲直、真伪、正误得到了澄清和确定，一些有益的成果在完善国家典章制度、应对皇帝咨询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说，丽正书院是唐王朝设在东都的一所规模最大、贮书最多的国家图书馆，也是一座人才济济、水平最高的国家学术研究中心。学者们在整理图书、尤其是在选评当时文人著述的过程中，对那些确有真知灼见、有真才实学的能人贤士，及时向朝廷举贤推荐，使他们脱颖而出，对有利于治国安邦的建议，有益于社会发展的著述，学者们也申报朝廷，予以采纳、推行。从这里可以看出，丽正书院又是一个参与国家政务的高级“智囊团”，选拔干部的“人才信息库”。书院所负有的“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考其学述而申表之”[30]等职责，表明了书院所具有的校勘、藏书、修史、研究、参政、荐贤等诸多功能。
　　洛阳集贤(丽正)书院诞生并发展于“开元盛世”，为唐王朝保存民族文化典籍、开展图书学术研究、举荐经世致用人才、繁荣封建社会经济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虽然它不是后来意义上的那种聚徒讲学机构，但它孕育了以后渐起的各类书院“培养人才”、“研究史籍”的学风，奠定了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群星璀灿的基石。张说作为大学士、知院事为书院体制的完善及其健康发展做出了卓绝的贡献。
　　四 监修国史和编撰大型类书
　　张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32]，他与许国公苏颋“以文章显，称望略等”，并称为“燕许大手笔”[33]。在开修文馆、办书院、置学士、修史书等方面，他孜孜以求，掸精竭虑。他身居宫廷显位时主持编修国史，在戎马征程中仍兼修国史，甚至被人诬陷、停职罢政后，还不忘专修国史。可以说，无论仕途怎样坎坷，张说始终没有放弃过开馆修史之任。
　　除监修国史外，他还参与修撰了《三教珠英》、主持改撰了《开元五礼仪注》、主持编撰了《大唐六典》等。他还奉玄宗之命，与他人一起类集要事，为诸王子习读而编写了《初学记》30卷。可以说，张说为唐国史的修撰和其他史书的编写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倾注了毕生的心血。
　　开元十八年，张说患病，玄宗每天都派中使去询问病情，并亲自手写药方赐给他。十二月，张说因病辞世。玄宗十分悲痛，于光顺门举哀，特例罢除十九年(731)元正日朝会，并发文悼念张说，赞其“弘济艰难，参其功者时杰，经纬礼乐，赞其道者人师。式瞻而百度允厘，既往而千载贻范。台衡轩鼎，垂黼藻于当今；徽策宠章，播芳蕤于后叶”[34]。另外，他还为张说亲制神道碑文，御笔赐其号“文贞”。
　　五 贬谪及下狱
　　作为政治家，张说一生都处在政治漩涡中。早年由于不肯屈附张易之兄弟陷害魏元忠而被贬钦州，开元元年，居相位不久，又因姚崇，出为相州刺史。分析两次贬谪的不同原因，可以看出张说性格的复杂性。
　　长安初年，麟台监张易之与其弟张昌宗“权宠日盛，倾朝附之”，魏元忠奏武则天：“臣承先帝顾眄，受陛下厚恩，不徇忠死节，使小人得在君侧，臣之罪也。”[35]武则天听后很是不悦。张易之和张昌宗也因而怀恨在心，寻机报复。一次，他们趁武则天身体不适，诋毁魏元忠与司礼丞高戬曾说过“主上老矣，吾属当协太子而令天下”的话，则天疑惑不信，命令张昌宗与魏元忠于殿前参对，但两人各执一词。张昌宗于是让魏元忠的部下、时任凤阁舍人的张说来执证元忠。张说假装应允，但至御前却大声说，我没有听魏元忠说过反对陛下的话，这只不过是张昌宗逼我做伪证罢了。武则天于是心知肚明，但她又不愿张昌宗兄弟难堪，就骂张说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并将他流配钦州，而魏元忠却因此被免除了死罪。
　　返回来看，张说对这件事的处理，应该说很有策略，因为如果不事先假装答应，他应该没机会在殿前为魏元忠等作无罪辩护的，魏元忠和高戬很可能因此被杀。所以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张说不事权贵、不畏权贵的高尚品质和善于斗争的政治智慧。虽然因此被贬谪，但也为其在朝臣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为其人生增添了光辉的一笔。
　　开元元年(713)十月，玄宗欲召回同州刺史姚崇为相。张说因与姚崇不和[36]，暗中指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弹劾姚崇，玄宗不予理睬。张说又让殿中监姜皎向玄宗建议，任命姚崇为河东总管，以阻止姚崇入相。玄宗知是张说的计谋，仍然不听，坚持任命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姚崇任相后，张说就私自到岐王李范家申述诚意。姚崇知道后，告发此事[37]，张说被贬为相州刺史，充河北道按察使。
　　这次被贬谪是官场争权夺利斗争的结果，反映了张说随着权力的增长，私心开始膨胀，欲以己之势力排挤异己，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虽然这在政治斗争中无可厚非，但也由此看出其性格上的某些缺陷或者是说人性的一些弱点。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张说“有才智而好贿。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至于叱骂”[38]，所以与同僚的关系不甚融洽。开元十四年(726)二月，玄宗召回河南尹崔隐甫，欲授其要官，张说却认为他不通文学，奏请任其为金吾大将军，建议任命和自己关系密切的前殿中监崔日用为御史大夫。但玄宗拒绝了他的意见，仍以隐甫为御史大夫，而隐甫心里也因此很怨恨张说。御史中丞宇文融，曾建议普查天下逃户及籍外占田，并设置劝农判官十人，分行郡县督责检查，但张说担心此事扰民，所以多次从中阻止。后来，宇文融又请求吏部设立十铨，与苏颋等分管选举，“融等每有奏请，皆为说所抑，由是铨选失序”[39]。宇文融愤怒已极，于是就联合崔隐甫、御史中丞李林甫等共同弹劾张说，说他“引术士占星，徇私攒侈，受纳贿赂”。玄宗听后十分恼怒，当即敕令源乾曜、崔隐甫及刑部尚书韦抗等于御史台鞫审张说。鞫审结果，“事颇有状”。张说在狱，玄宗派高力士去探看，张说蓬首垢面，坐在草地上，使用的是瓦器，吃的是粗食。高力士将此情况报告给玄宗，并说：“说往纳忠，于国有功。”[40]玄宗听后也于心不忍，最后仅罢去其中书令职务，仍命在集贤院专修国史。开元十五年(727)正月，崔隐甫与宇文融唯恐玄宗再进用张说，一再上言诋毁他。于是“各为朋党”，相互攻讦。玄宗疾恨朝臣朋比为奸，于是令张说致仕，免崔隐甫官，贬宇文融为魏州刺史。
　　张说与崔隐甫、宇文融等的矛盾其实更多的是因为政见的不同，但崔、宇等却公报私仇，联合起来弹劾张说，使其遭受牢狱之辱，虽然所弹之事，有虚有实，但这件事本身应该说很不道德的，但官场也许就是这样一个你死我活的战场，而张说，也最终为其好贿、太过强势的性格付出了代价。
　　综上所述，开元宗臣张说文韬武备，才华横溢，重然诺、敦义气，办事干练[41]，功勋卓著，不愧为开元宗臣。虽然也有一些性格缺点，如个性太强[42]、贪财好贿[43]、好面子[44]等，但瑕不掩瑜，他仍然是开元之际一代名相，为开元盛世局面的形成立下了不朽功勋。
　　注释
　　[1][3][5][6][8][12][13][14][21][25][26][28][32][34][39]《旧唐书》卷97《张说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51—3057页。
　　[2]张说：《谏避暑三阳宫疏》，《全唐文》卷223，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256页。
　　[4]泼寒胡戏：由西域康国传入的一种乐舞。又名乞寒胡戏，鼓舞乞寒，以水交泼为乐。原在十一月举行。长安末年，改为冬季举行。参见《新唐书》卷221《西域传》下。
　　[7]《资治通鉴新注》卷213，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153页。
　　[9][10]《资治通鉴新注》卷209，第7019页。
　　[11]《资治通鉴新注》卷210，第7054页。
　　[15][16][17][19]《资治通鉴新注》卷212，第7139—7143页。
　　[18]张说：《大唐封祀坛颂》，《全唐文》卷221，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233页。
　　[20]张说负责集贤院院事。当时中书舍人徐坚认为集贤院学士多名不副实，但朝廷对他们的待遇却很优厚，所以建议罢免。张说说：“自古帝王功成，则有奢纵之失，或兴池台，或玩声音。今圣上崇儒重道，亲自讲论，刊正图书，详延学者。今丽正书院，天子礼乐之司，永代规模，不易之道也。所废者细，所益者大。”(《旧唐书·张说传》)从这里，可以看出张说与玄宗一样，也非常崇儒重道。
　　[22]张说：《论幽州边事书》，《全唐文》卷224，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257页。
　　[23]张说：《请置屯田表》，《全唐文》卷223，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253页。
　　[24]参见张说《并州论边事表》，《全唐文》卷222，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241页。
　　[27]据《旧唐书》记载，张说因此功获赐实封二百户，而据《新唐书》记载，张说因此功获实封三百户。今从《旧唐书》。
　　[29]《资治通鉴新注》卷212，第7129—7130页。
　　[30]《唐六典(全译)》卷9《中书省》，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6页。
　　[31]《资治通鉴新注》卷212,第7134页。五房：指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
　　[33]《新唐书》卷125《苏瓌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402页。
　　[35]《旧唐书》卷92《魏元忠传》，第2952页。
　　[36]姚崇为什么与张说不和呢?姚崇与宋璟是开元时期最著名的宰相之一，新旧《唐书》对其评价都相当高，史书说姚崇“少倜傥，尚气节，长乃好学”。属于性格豪爽，有节气那类人。张说也是开元时期的宰相，名气仅次于姚崇和当时另一位宰相宋璟。史书说他“敦气义，重然诺，于君臣朋友之际，大义甚笃”。其为人相当不错的。那么，都是崇尚节气的人，怎么就互相攻击呢?姚崇与张说在武则天当政时都得到了重用，两人在当时都比较有名气，并相继为玄宗上位出了不少力气。在睿宗时，两人相处还很和谐的。《资治通鉴》记载：上(睿宗)谓侍臣曰：“术者言于五日当有急兵入宫，卿等为朕备之。”张说曰：“此必谗人欲离间东宫。愿陛下使太子监国，则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张说所言，社稷之至计也。”上悦。姚元之就是姚崇，里面姚崇还支持张说，可以看出，当时两人是没有什么矛盾的。到了开元初期，张说为左丞兼中书令，而姚崇为同州刺史，地位低于张说。开元元年(713)，玄宗打算任命姚崇为宰相，张说知道之后心生妒意，便指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弹劾姚崇，玄宗没有听。张说又指使殿中监姜皎上言玄宗说：“陛下不是要找人担任河东总管吗，臣已经找到了。”玄宗就问是谁，皎回答说：“姚崇文武全才，可担当其任。”玄宗一听就明白了，说：“这肯定是张说的意思，你敢欺骗我，罪当死!”皎吓得当即叩头认罪。不久，玄宗就任命姚崇为宰相，张说害怕姚崇报复他，就去找玄宗的弟弟岐王寻求支持。这事被姚崇知道了，予以告发。张说因此被贬为相州刺史。后来姚崇因下属犯法向玄宗求情，从宰相位置上被贬了下来，而张说因为苏颋(另一名相)的帮助，重新得到玄宗重用，在开元十七年，又当上了宰相。姚崇与张说两人之间矛盾的由来，史书在这件事情是倾向于批评姚崇，说他“资权谲”，意思就是喜欢搞些小动作。笔者觉得，这不能说明孰是孰非，这种矛盾在那时来说还是相当缓和的，仅是互相说几句坏话，并没有上升到“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那种斗争，这也说明姚崇与张说心胸还是开阔的，并非真正的小人，之所以有矛盾，妒才而已，毕竟一山不容二虎，姚崇与张说皆为当时贤相，无论谁上位，开元一样盛世。
　　[37]唐玄宗时，“禁约王公，不令与外人交结”(《旧唐书》卷95《睿宗诸子》)。张说到岐王李范家应该是触犯了这条禁令而被姚崇予以告发的。
　　[38][40]《资治通鉴新注》卷213，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149—7150页。
　　[41]睿宗时，张说迁任中书侍郎，兼雍州长史。景云元年(707)秋，焦王重福在东都构逆而死，留守捕系支党数百人，考问审讯结构之状，但经过很长时间都没有结果。睿宗让张说前往按察其狱，只一夜工夫，张说就捕获重福及张灵均、郑愔等主谋，彻底摸清了他们勾结构逆的情状，其余那些被冤枉捕系者，全部予以释放。睿宗因之慰劳张说曰：“知卿按此狱，不枉良善，又不漏罪人。非卿中正，岂能如此?”(《旧唐书·张说传》)
　　[42]其实严格说，这不能算是缺点，因为历史上很多成就大事的人，个性都很强，锋芒毕露。因为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要有坚强的意志以及自己独到的主张，并能坚持不懈。
　　[43]关于张说贪财喜受贿赂，史书多有记载，但却都没有具体事例。只有唐代笔记史料《明皇杂录》记载的一个关于姚崇与张说的故事似乎可以间接说明。故事是这样的：姚崇病重，告诫几个儿子说：“张丞相素与我不和，恐会加祸于你们。不过他好奢侈享受，尤其喜欢美服珍玩。我和他同事过，我死后他必然会来吊唁，你们可以陈列我所有的贵重器物在厅前，如果他不看这些东西，你们要迅速料理后事，因为他恐怕会迫害姚家；如果他看上了，你们就不用担心了，你们将这些宝物立即送给他，并藉此请他撰写碑文，并准备好空白的石碑，一得到他的文章之后，马上刻于碑上，并把文章进呈皇上。张丞相对此事一定会后悔。如果他回头要原来的碑文说修改，就引领他去看刻好的石碑，同时告诉他已奏呈皇上了。他也就没有办法了。”不久，姚崇病逝,张说果然前来吊唁，他很喜欢陈列于厅前的宝物，一再赏玩，姚崇的儿子按父亲的嘱咐把宝物送给了张说，并请他撰写碑文。几天后张说把写好的文章送了过来，文章写得非常好，称赞姚元崇“像撑天的八根柱子之一，应该列在高超明智的贤人行列中，虽然岁月流逝，一切成为过去，但他的教化政绩功劳永存”。但没过几天，张说又派人来索要碑文，说是词句没有考虑周密，需要拿回去修改。姚崇的儿子便带来人去观看已经刻制完成的石碑，并告诉他已经将文章禀呈皇上看了。来人回去向张说作了汇告，张说悔恨不已，拍着胸脯说：“死姚崇犹能算生张说，我今天才知道自己的才能比不上姚崇啊!”
　　[44]《资治通鉴》记载，著作郎吴兢编撰《则天实录》，其中有“宋璟激张说使证魏元忠事”，张说修史时看到了，感觉很没面子，多次私下请吴兢对此略作改动，但吴兢都没答应。关于这件事，在《旧唐书》卷96《宋璟传》中是这样记载的：长安中，幸臣张易之诬构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顺之言，引凤阁舍人张说令证之。说将入于御前对覆，惶惑迫惧，璟谓曰：“名义至重，神道难欺，必不可党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缘犯颜流贬，芬芳多矣。或至不测，吾必叩阁救子，将与子同死。努力，万代瞻仰，在此举也。”说感其言。及入，乃保明元忠，竟得免死。
　　(李青峰，陕西乾陵管理处，文博馆员)

乾陵文化研究（六）/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