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姚崇夫人刘氏墓志的几个问题
高文文
姚崇(650—721)，本名元崇，字元之。祖籍吴兴(治乌程县，今浙江湖州南15里)[1]，因世代在陕做官，遂为陕州硖石(治硖石坞，今河南陕县东南52里硖石乡)人。历任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三朝宰相，有“救时宰相”之称。其为政以公，为开元盛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深受后世史家的褒扬。关于姚崇本人，传统史料中多有记载，尤其是姚氏任职中央以后，史书中记载的颇为详细。但这之前姚崇的活动情况及其家人的相关信息史料中记载则较为简略。本文试以姚崇妻刘氏墓志[2]为主，结合《姚崇神道碑》、两《唐书·姚崇传》、长子姚彝的神道碑等相关史料，就姚崇入职中央以前的任职情况及其诸子做适当分析，以期对姚氏家族研究多有裨益。不当之处，敬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一 姚崇夫人墓志录文
《全唐文补遗》中有刘氏的墓志铭文[3]，全文如下：
大唐开府仪同三司紫微令梁国公姚公夫人沛国夫人刘氏墓志铭并序
左补阙许景先撰
夫人讳□，彭城人也。先汉楚元王之后，夫受氏命历，开阶胙土。曾遘与极天齐峻，封盟比长河不绝。规模宏远，世纪可祥。曾祖乾宗，唐平坊二州刺史、洪州都督、宜春县开国公。祖绍策，唐云融吉颍四州刺史、藁城县开国公。父君颍，华州参军、郴州平阳县令。并降灵台岳，联华国图。立德成于懋官，盛业称其可久。夫人服柔谦之训，降明淑之灵。含纯嘏以内融，伉贞婉而特立。始则内资姆教，欎为妇道之宗；终亦作配国祯，式规王化之本。时梁公迹沦吏隐，望属苍生。盤桓利居，始膺招賁。夫人躬浣濯以立素，率纮组以底勤。怡顺而傍睦宗姻，尸斋而肃恭祭祀。方将贻训彤管，传经后师，而景命不融，与善冥昧。闭虹光於厚穸，墜瑶华於早春。以垂拱元年八月四日，终于郑州官舍，春秋三十四。时以圣历元年十月廿三日，权归殡邙山，礼也。夫人慈敬冲谦，秉心泉塞。正词以直道，柔色以承颜。进止合环佩之声，内悬有挥揓之别。幽世永绝，遗范尚存。呜呼哀哉!今开府梁公，寅亮百揆，出入四朝。若伊尹之保成汤，周邵之佐文武。功铭彝鼎，绩柬帝心。乃下制追封沛国夫人，以开元五年岁次丁巳二月壬申朔十三日甲申，改葬万安山南大茔，礼也。永怀异室，载卜幽埏。爰加相国之封，乃锡侍中之膊。虽金铉之贵，礼隔於终天；石窌之荣，义光与殁世。长子故光禄少卿彝，克绍丕训，不幸早亡。次子太子中舍异，文艺温恭，时推孝友。悲口泽而日远，怀蓼莪而罔极。门人尽饰，復见吊荣。假葬有称，还遵正礼。铭曰：
懿兹邦爰兮，厥德自先。内循姆训兮，明淑惟贤。舄服副笄兮，不偕永年。夫贵妻尊兮，封邑乃传。哀荣备礼兮，永闭终天。[4]
二 姚崇前期任职情况考
志文中说刘氏“以垂拱元年八月四日，终于郑州官舍，春秋三十四”。也就是说，垂拱元年(685)刘氏死于其夫姚崇所任职郑州(治管城县，今河南郑州)官衙内。按姚氏曾五迁夏官郎中，这之前一直是在地方任职。那么，姚崇是在何时出任郑州[5]的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姚氏入职中央前的相关史料：
《旧唐书·姚崇传》：“元崇为孝敬挽郎，应下笔成章举，授濮州司仓，五迁夏官郎中。时契丹寇陷河北数州，兵机填委，元崇剖析若流，皆有条贯。则天甚奇之，超迁夏官侍郎，又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6]
《新唐书·姚崇传》：“崇少倜傥，尚气节，长乃好学。仕为孝敬挽郎，举下笔成章，授濮州司仓参军，五迁夏官郎中。契丹扰河北，兵檄丛进，崇奏决若流，武后贤之，即拜侍郎。”[7]
《姚崇神道碑》(以下简称《神道碑》)：“弱冠补孝敬挽郎，又制举高第，历佐濮、郑，并有声华。入为司刑丞，天授之际，狱吏峻密，公持法无颇，全活者众。进夏官员外郎郎中侍郎，朝廷曰能，遂掌军国。”[8]
关于这一时期的姚崇，两《唐书·姚崇传》的记载相类似，《神道碑》中的信息则相对多一些。所以，笔者在此以《神道碑》为基础，重新勾画一下姚氏年轻时的一些任职情况。据《神道碑》所载，姚崇20岁，即咸亨元年(670)，以门荫补孝敬挽郎。后又制举高第，即下笔成章举，时间当在仪凤二年(677)[9]。随后授濮州(治鄄城县，今山东鄄城北旧城镇)司仓参军、郑州佐官。天授年间(690—692)入朝任司刑丞。
从上面看，姚崇任地方官的时间当在仪凤二年(677)至天授元年(690)之间的13年内。按照唐朝“凡居官必四考”[10]的规定，姚崇在地方上做官的时间应该为12年，也就是说，天授元年(690)姚崇应该已经升为司刑丞，其任地方官的实际时间为仪凤二年(677)至载初元年(689)的12年。我们看姚崇任地方官吏的时间很长，且只有两个职位，即濮州司仓参军和郑州僚佐。刘氏志文中说：“时梁公迹沦吏隐，望属苍生。盤桓利居，始膺招賁。”前两句比较好理解，是说姚崇当时正担任一些不起眼的小官，默默地注目着天下百姓。后两句则是与《周易》相关。“利居”应指利居贞，利于静居守持正固之意；“賁”为六十四卦之一，离下艮上，象征着可以有小利，且可以有所往的意思。也就是说姚崇在这些小官的职位上尽职尽责，并有一定的起色。这正和姚崇12年地方官吏任职史相契合，也应验了《神道碑》中“历佐濮、郑，并有声华”的说法。按前面刘氏墓志说垂拱元年(685)姚崇就职于郑州来说，姚氏任濮州司仓当在仪凤二年(677)至垂拱元年(685)八月以前，而当郑州僚佐的时间至少在垂拱元年(685)八月至载初元年(689)之间。
至于其在郑州所任的官职，笔者推测当为录事参军事，或者仍旧是司仓一类的判司，但以录事参军事的可能性较大。唐前期将州分为上、中、下三等，又按其地位轻重分为京、辅、雄、望、紧若干等。各州官员的品阶也因各州的等级不同而不同，一般来说，辅、雄、望、紧州的官员品阶与上州同。濮州为上州[11]，郑州为雄州[12]，首先，这两个州的官员品阶是一样的。上州的司仓参军官阶为从七品下[13]，也就是说，姚崇最初任职的濮州司仓参军一职是从七品下的职事官。而姚氏在进入中央以后所担任的官职品阶依次是：司刑丞，从六品上[14]；夏官员外郎，从六品上；夏官郎中，从五品上；夏官侍郎，正四品下[15]。姚崇的官阶是逐级上升的，其刚入朝时仅为从六品上的司刑丞，与初任的从七品下的濮州司仓参军在官阶上差的不太大。郑州的官职恰在这两种官职的品阶之间。据《唐六典》记载，唐代上州的佐官：别驾从四品下，长史从五品上，司马从五品下，录事参军事从七品上，其余判司从七品下[16]。按照我们前面所推，别驾、长史、司马的品阶都高于司刑丞，而录事参军事的官阶正好介于司仓参军和司刑丞之间，因此，最大的可能是，姚崇在郑州出任的是录事参军事一职，或者像其在濮州一样，仍供职于从七品下的司仓参军一类的职务，但前者的可能性较大。
三 关于姚崇的子嗣问题
关于姚崇的子嗣，两《唐书·姚崇传》、《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资治通鉴》中均载其有三个儿子，即姚彝、姚异、姚奕：
《旧唐书·姚崇传》：“崇长子彝，开元初光禄少卿。次子异，坊州刺史。少子弈，少而修谨，开元末，为礼部侍郎、尚书右丞。天宝元年，右相牛仙客薨，彝男闳为侍御史、仙客判官，见仙客疾亟，逼为仙客表，请以弈及兵部侍郎卢奂为宰相代己。其妻因中使奏之，玄宗闻而怒之，闳决死，弈出为永阳太守，奂为临淄太守。”[17]
《新唐书·姚崇传》：“三子：彝、异、弈，皆至卿、刺史。”[18]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姚崇三子：彝，邓、海二州刺史；异，大理卿；奕，永阳郡太守。”[19]
《资治通鉴》：“崇子光禄少卿彝、宗正少卿异，广通宾客，颇受馈遗，为时所讥。”“是时均、垍兄弟及姚崇之子尚书右丞奕、萧嵩之子兵部侍郎华、韦安石之子礼部侍郎陟、太常少卿斌，皆以才望至大官。”[20]
但《神道碑》和《刘氏墓志》却分别记载了他们的两个儿子：
《神道碑》：“子异、子弈。”[21]
《刘氏墓志》：“长子故光禄少卿彝，克绍丕训，不幸早亡。次子太子中舍异，文艺温恭，时推孝友。悲口泽而日远，怀蓼莪而罔极。”
仔细分析上面的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姚崇确实是有三个儿子姚彝、姚异、姚奕。《刘氏墓志》中只记有前两子，那么可以推测长子姚彝和次子姚异当为刘氏所生，而《神道碑》中所提到的少子姚奕则应该是姚崇的另一位夫人郑国夫人郑氏所出。下面我们就详细考察一下姚氏三兄弟的生平及所任官职。
长子姚彝，两《唐书》无传，其事迹多附于父亲姚崇之后，有神道碑[12]一通存于世。根据此神道碑，姚彝死于开元四年(716)八月廿六日，春秋卌，其生年当为仪凤二年(677)。按照前面所推，彝的生母刘氏生于永徽三年(652)，那么刘氏在生长子姚彝时，已经是25岁，姚崇也有27岁。如果说，这之前姚崇夫妇没有孕育过其他孩子的话，那么姚氏夫妇的生育年龄在唐朝而言实属晚育。关于姚彝的官职，其神道碑依次记为：太子通事舍人，都水使者，延州司马，齐州□□，陇右长史、未到官又转泽州，虢县开国子、食邑四百户，邓州刺史、兼检校商州运漕，海州□□，光禄少卿，正议大夫。但史书中大部分载为光禄少卿，只有《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记为“邓、海二州刺史”。这样来看，《姚彝神道碑》中“迁海州(下剥落)”当为“迁海州刺史(下剥落)”。
次子姚异，同其兄长一样，史书中留下的记载也是比较少。根据前面推断，彝、异为同母所生，且彝生于仪凤二年(677)，刘氏死于垂拱元年(685)。这样来看，异应该出生在仪凤二年(677)到垂拱元年(685)之间。姚异生平文献中少有记录，最多的就是与其兄长一起接受宾客的馈赠而饱受非议。从上面所录材料来看，姚异的官职分别为坊州刺史(《旧唐书·姚崇传》)、大理卿(《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宗正少卿(《资治通鉴》)、太子中舍人(《刘氏墓志》)。至于顺序，由于资料的缺乏，实在是不好排。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姚彝神道碑》最后一行写到：“弟正议大夫太子中舍人上柱国虢县开国公□建”。据《授堂金石跋》中考，空缺处为彝三弟奕[23]，即姚彝的神道碑为其三弟姚奕所建。笔者认为不妥，其一，根据《刘氏墓志》载，次子姚异的官职为“太子中舍”，即太子中舍人。且刘氏墓志为开元五年(717)二月十三日，刘氏改葬万安山时所作，上面记录的子嗣官职，应为当事人的适时官职。而姚彝的神道碑建于开元五年(717)四月二十七日，落款处立碑人的官职同样也是“太子中舍人”。同一年的二月和四月，母亲的墓志文和兄长的碑文中官职相吻合，这个人肯定是次子姚异，而不是少子姚奕。其二，彝与异本是一母所生，没有道理越过同母弟而由异母弟为之建碑。其三，三子姚奕曾经担任过“太子舍人”一职[24]，但《姚彝神道碑》中建碑人的职务为“太子中舍人”。唐制，“太子中舍人”与“太子舍人”同隶属于太子右春坊，“太子中舍人”，正五品下，为太子右春坊长官右庶子的副职，掌侍从左右，献纳启奏，宣传令言；“太子舍人”，正六品上，掌侍从，行令书、令旨及表、启之事[25]。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官职，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最重要的一条，姚奕在被授予太子舍人的制中明确说道：“黄门：中散大夫、行鸿胪寺丞、上柱国、夏县开国公姚奕，循环礼舆，衹若谦柄，清白为事，文章著名。宜升景倩之才，更拜当时之秩。可行太子舍人，散官勋封如故。主者施行。”[26]可见，姚奕在被授为太子舍人之后的官职明确为“中散大夫、行太子舍人、上柱国、夏县开国公”。这跟《姚彝神道碑》中建碑人的职务“正议大夫、太子中舍人、上柱国、虢县开国公”完全是两个概念。因此，《姚彝神道碑》建碑人名字空缺处当为“异”而不是“奕”。看来姚异在开元五年(717)的官职确定为“正议大夫、太子中舍人、上柱国、虢县开国公”。
少子姚奕，生卒年不详。但其生平履历较两位兄长而言，还是比较详细的。《旧唐书·姚崇传》：“弈少修谨。始，崇欲使不越官次而习知吏道，故自右千牛进至太子舍人，皆平迁。开元中，有事五陵，有司以鹰犬从，弈曰：‘非礼也。’奏罢之。请治剧，为睢阳太守，召授太仆卿。后为尚书右丞。子闳，居右相牛仙客幕府。仙客病甚，闳强使荐弈及卢奂为宰相，仙客妻以闻，闳坐死，弈贬永阳太守，卒。”[27]前录《新唐书·姚崇传》载其：“开元末，为礼部侍郎、尚书右丞。”结合苏颋的《受姚奕太子舍人制》，我们可以明确的排列出姚奕一生的履历：右千牛——中散大夫、行鸿胪寺丞、上柱国、夏县开国公——中散大夫、行太子舍人、上柱国、夏县开国公——睢阳太守——太仆卿——礼部侍郎、尚书右丞——永阳太守。
注释
[1]本文所有古今地名的对译，皆以史为乐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为准，如有特例，笔者会在注释中说明。
[2]对于姚崇夫人刘氏墓志的研究很少，李献奇、周铮、王木铎《唐姚崇夫人刘氏墓志考述》(《河洛春秋》2003年第1期，第46—50页)认为姚崇夫人刘氏卒于郑州官舍，后归葬洛阳邙山，终改葬于姚氏祖茔。此墓志对姚氏葬地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也具有一定的书法价值。毛阳光《<唐刺史考全编>再补订》(《文献》2007年第2期，第53—65页)根据墓志中刘氏曾祖刘乾宗任平、坊二州刺史，洪州都督；祖刘绍策任云、融、吉、颍四州刺史，分别将二人补入。并认为刘乾宗刺三州时间约为贞观中，刘绍策刺四州时间约为高宗时。
[3]以下简称《刘氏墓志》。据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新版唐代墓志所在综合目录(增订版)》(《明治大学东洋史资料丛刊5》，东京：汲古书院，2009年，第107—108页)记载《刘氏墓志》现存于《全唐文新编》、《全唐文补遗》及《河洛墓刻拾零》三书中。
[4]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全唐文补遗》第八辑，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5]关于姚崇任职郑州，两《唐书》、《资治通鉴》等中均无记载，《全唐文》所保留下来的《姚崇神道碑》中，也只是有“历佐濮、郑”几个字。姚学谋、刘凤婷《两<唐书>传、表中有关姚崇史料考证》(《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第84—89页)一文中，对此问题略有提及，认为姚崇于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前后在郑州任州刺史的佐官，至于任何职，尚待考证。
[6][17]《旧唐书》卷96《姚崇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21页、第3029页。
[7][18][24][27]《新唐书》卷124《姚崇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381页、第4388页。
[8][21]《全唐文》卷230《张说》第十《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赠扬州刺史大都督梁国公姚文贞公神道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27页、第2328页。
[9](清)徐松：《登科记考》卷2，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6页。
[10]《新唐书》卷45《选举志下》，第1173页。
[11]《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第1441页，《新唐书》卷38《地理志二》，第993页。
[12]《新唐书》卷38《地理志二》，第987页，《通典》卷33《职官十五》，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09页。
[13][16]《唐六典》卷30《上州中州下州官吏》，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45—746页。
[14]《唐六典》卷18《大理寺》，第502页。
[15]《唐六典》卷5《尚书兵部》，第150—152页。
[19]《新唐书》卷74下《宰相世系表四下》，第3172—3176页。
[20]《资治通鉴》卷211唐玄宗开元四年十一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723页；卷218唐肃宗至德元年七月甲子条，第6982页。
[22]根据黄明兰、朱亮《洛阳名碑集释》(朝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156页)、李献奇《唐姚彝神道碑考释》(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编，李献奇、黄明兰主编：《画像砖、石刻、墓志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46—250页)，姚彝神道碑在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北，万安山南麓，碑文残缺严重。录文在《宝刻类编》《通志·金石略》《中州金石记》《金石萃编》《河南省文物志》《洛阳新获墓志》《全唐文》中有载。本文所引姚彝神道碑内容以《唐姚彝神道碑考释》为主。
[23](清)武亿：《授堂金石跋》金石二跋卷2，《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2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19124页。
[25]《唐六典》卷26《太子右春坊》，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70—671页。
[26]李希泌主编：《唐大诏令集补编》(上册)卷12，苏颋《受姚奕太子舍人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82页。
(高文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乾陵文化研究（六）/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