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昭陵是一代明君唐太宗的归宿之地，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东北海拔1188米的九嵕山上，总面积达三十万亩，是关中唐十八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这座陵园有雄伟的地面建筑和宏丽的地下宫殿，还有星罗棋布的陪葬墓。其陪葬墓数量之众多，规模之宏大，在古代帝王陵墓中是绝无仅有的。
　　据我所知，昭陵陪葬墓分布于昭陵的东南方向，是一个庞大的陪葬墓群。关于昭陵陪葬墓的数量，文献中有不同的记载：两《唐书》记载74座，《唐会要》载155座，《长安志》记载166座，《文献通考》载174座，《关中陵墓志》载130座，《礼泉县志》载203座，《历代陵寝备考》《陕西通志》等书所载则为160余座。1977年，昭陵文物管理所对昭陵陪葬墓进行考古调查，称昭陵有陪葬墓167座，其中可确定墓主姓名、身份和入葬时间的有57座。后来昭陵博物馆与煤炭部航测遥感中心合作，运用航测和实地勘查相结合的方法，确定陪葬墓数为188座，其中可以确定墓主的陪葬墓有62座。从现存封土情况来看，昭陵陪葬墓有四种类型：第一类依山为墓。魏征墓和韦贵妃墓即是如此。第二类是覆斗形墓。如太宗第五女长乐公主墓和太宗第二十一女新城公主墓。墓前均存有石人、石羊、石虎、石望柱。墓的南北两面有土阙。第三类是圆锥形墓葬。此类陪葬墓所占比重很大，文武大臣墓基本上都是这种形制。第四类是山形墓。此类陪葬墓的数量不多，目前只发现李勣和李靖墓。据文献记载还有李思摩墓和阿史那社尔墓。李靖墓像征阴山、积石山，现存形状略如起伏的山岭，中间有一主峰，两边各一缓丘。冢前立有石人、石羊、石虎、石碑。李勣墓像征阴山、铁山、乌德鞬山，同样在墓前有石人、石羊、石虎、石碑。这种特殊形状的墓葬封土，是对有特殊功勋重臣的特殊奖赏。无论哪种类型的陪葬墓，在墓前都树有墓碑，在墓中都埋有墓志。这些墓碑和墓志都是极为重要的资料，对于了解墓主人的生平事业，对于认识唐代前期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都有重要的价值。
　　学术界对昭陵碑石关注较早。宋赵明诚《金石录》、陈思《宝刻丛编》，明赵崡《石墨镌华》、于奕正《天下金石志》，清王昶《金石萃编》、孙星衍《寰宇访碑录》、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毕沅《关中金石记》、毛凤枝《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以及武树善《陕西金石志》等书均有所著录。至于清代学者阮元的《大清防护唐昭陵碑》、孙三锡的《昭陵碑考》和近代学者罗振玉的《昭陵碑录》则是有关昭陵碑刻的专著。这些著作著录或研究的昭陵碑石，基本上都是树立在昭陵陪葬墓上石碑。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对昭陵陪葬墓进行了普查和勘探，并对若干陪葬墓进行了科学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其中包括数十方埋在墓道中的墓志。1993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张沛编的《昭陵碑石》，再次引起学术界对昭陵碑石的关注。一些学者开始利用昭陵碑石进行学术研究，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如陕西师范大学的牛致功教授利用昭陵碑志撰写了《张士贵墓志所反映的问题》(《人文杂志》1988年第4期)、《李勣墓志铭的有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6期)、《安元寿墓志铭中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后编成《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2)和《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三秦出版社，2006)两书，在学术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显然，昭陵碑志确实是具有重要价值。然而，昭陵碑志毕竟是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人撰写的作品，碑志铭文用典不少，涉及人物、事件、制度更多，利用起来有较大的难度。这就需要有人对昭陵碑志铭文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注释。
　　昭陵陪葬墓的墓碑和墓志大部分都珍藏在昭陵博物馆中。因此，昭陵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具有研究这些碑志的优越条件。该馆的前任馆长孙迟先生、孙东位先生、现任馆长张志攀先生，以及张沛先生、胡元超先生都在昭陵碑志的保护和研究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其中胡元超先生先后出版过《唐太宗与昭陵》和《昭陵文史宝典》等著作。近十年来，他在张志攀馆长的支持和帮助下，对珍藏在昭陵博物馆的唐代墓志进行了仔细勘察和反复探讨，最终写成了《昭陵墓志通释》一书。三秦出版社的贾云先生请我为这本书写个序。我翻开厚厚的书稿，立刻被书中精美的图片和优美的文字所吸引，马上意识到：这就是人们所需要的著作。
　　《昭陵墓志通释》收录了42方昭陵墓志。这42方墓志铭的主人公，既有为大唐帝国立下赫赫战功的忠臣良将，如尉迟敬德、程知节等，也有后宫佳丽、帝室千金或大臣之妻，如韦贵妃、新城公主、尉迟敬德夫人等。大抵男女各占一半。男多是宗室成员或朝廷命官。女的多是公主、妃嫔或达官妻室。绝大多数墓志铭内容丰富，书法精美，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胡先生在编写本书时，采用了图片、录文、注释、翻译相结合的体例，图文并茂，令人爱不释手。全书分为42部分，每部分注解一方墓志，先向读者展示精拓图片，然后分段录文、注释，最后将志文译成白话文。图片精美清晰，保存了墓志的实态。注释翔实、准确，旁征博引，如数家珍。译文也在信、达、雅上也下了很大的功夫。通读全文，我认为这部书有三大优点：一是资料丰富。图片、录文，相得益彰，可信度极高。二是注解翔实。注释内容超过原文数倍乃至数十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三是译文通畅，可供广大文史爱好者阅读。
　　在撰写序言的过程中，我曾向牛致功教授提及此书。牛先生很高兴，说他知道胡元超先生为撰写此书几易其稿，还多次拿着稿件向他请教。我问他对此书的出版有什么看法，牛先生说：“《昭陵墓志通释》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这部书的出版，不仅为我们研究唐代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而且有助于文史爱好者了解贞观时期的君臣关系和博大精深的唐代文化。”听了牛先生的话，我更坚定了自己对此书的看法。
　　(王双怀，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乾陵文化研究（六）/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12